陈彦

南方人物周刊:铁轨之上,国有殇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运行到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站间,发生颠覆事故 1997年4月29日,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列车经过京广线岳阳县荣家湾火车站时,与停在4车道的818次客车追尾相撞,造成58人死亡,290多人受伤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实习记者 何赟 发自北京 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温州。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近40人遇难身亡,约200人受伤,以“和谐”号命名的动车组及其背后的铁道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拷问、责骂甚至咆哮。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早在2002年,曾任铁道部安全监察司重要职务的吕正清就总结过: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到64.6%。 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建国初到“文革”:从稳定到混乱 中国铁路系统的框架在1949年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在战火硝烟中,铁路系统功用受损严重,因此建国后,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便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抢修既有线路。至1950年代初期,中国铁路逐渐复苏,也日渐面临严峻挑战:设备陈旧、职工素质不高、规章制度丧失,这直接导致运输秩序的混乱、行车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1950年1月23日,津浦线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冲突,死伤62人,这是新中国第一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与现今庞大而冗杂的铁路系统相比,那是一切都等待规整的时代,灾难性的事故成为制度革新的催化剂。此次事故后,铁道部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设备运用、质量检修专门制定了相关执行规则,对行车安全亦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一系列的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出台,旨在提高人员素质。安全形势就此得以好转,重大、大事故由1952的332件,减少到1957年的200件。彼时,正值实施首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运量和行车密度大幅增长。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走向高潮,也将刚刚起步的铁路安全标准机制推向荒芜。“大炼钢铁”与“超英赶美”的狂热蔓延到铁路系统,超载运输、超负荷运输、超既定密度运输成为常态。资料显示,1960年的特大、大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近3倍。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管理的混乱。事故频发的年代里,完整细致的案例卷宗甚至成为奢想。铁路部门随后又发动了极富时代特点的群众性运动——“安全正点、四爱(爱车、爱路、爱设备、爱货物)立功”,以运动代替整改,口号冲天。 半个世纪后,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跃进”,刘志军的高铁计划终于让中国在5年内真正实现了“超英赶美”,可“运动便会流血”的预言似乎并未改变。 “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铁路成为红卫兵们狂欢的舞台。全国人民大串联,激昂的群众扒上火车就去远方寻找“同志”。在运动化的喧嚣中,铁路建设基本没有推进,铁路职工反倒也成为了运动的一分子。混乱的行车管理、惊人的超载量、和全国失控的社会状态,不可避免地制造了1969年铁路特大大事故达964件之巨的惨痛局面。动荡的10年,悲剧接连不止。 动荡过后,惨烈并不随之戛然而止。 1978年12月1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杨庄事故”,让上百位旅客魂断中原。那是一列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列车,在陇海线杨庄车站内与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拦腰相撞,死亡人数达到106人,重伤47人,客车报废3辆。这是建国以来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列车事故,也是中国铁路在“文革”结束后为这10年混乱支付的最昂贵的一笔账单。最终,该事故的责任人被认定是两位打瞌睡的司机和调度员。真相几何,不得而知。铁路系统独有的森严司法系统只能让普通百姓远观这个铁轨上的密闭王国。 如今,在距离杨庄车站不足200米处的铁路北沿,一块青石砌成的纪念碑掩映在松林间,上面镌刻着“沉悼念1978年12月16日杨庄事故遇难旅客”。每年前往祭奠的,除了死者家属外,再无其他。不断提速的中国列车从距离纪念碑不远处的铁轨上飞驰而过。 80年代:安检缺失、热情高涨 1980年代,改革开放闸门开启,列车成为重新燃起的“中国梦”的缩影与见证。在燥热缓慢的车厢中,动辄几天的旅途隐藏着种种趣味,或者危险;几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在此上演,其中不乏惨剧。 80年代早期,中国铁路接连发生多起车厢着火或爆炸的安全事故。彼时,登车安检无从谈起,危险物品的携带成为最大安全隐患。1984年5月14日,济宁开往三棵树的117次旅客列车在深山线房家和大红旗间,因旅客吸烟引起列车火灾,造成6人死亡。这是数十起类似事件中的一起,其他甚至还包括了故意携带炸药上车。拥挤的车厢,埋藏着不安。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由于列车颠覆,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该事故也是外籍旅客伤亡最多的事故,造成日本旅客死亡27人、重伤9人、轻伤28人,其中除一名教师外,都是16岁以下的中学生。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不久,丁关根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再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革”后尚未稳定的80年代,中国铁路缓慢发展。人均拥有铁路长度持续增长,铁路覆盖面更加广泛。尽管事故时有发生,但出行的方便和较为稳定的秩序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当时火车跑得的确不快,与现今动辄打破世界纪录的和谐号高铁不可同日而语。可绿皮车低廉的票价和远方的想象,却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背井离乡,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90年代:“铁老大”初现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与内陆地区的鸿沟愈发明显,一场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迁徙浪潮席卷全国。价格低廉、运能优势明显的火车成为实现迁徙的最重要载体。蜿蜒的铁轨,隆隆的列车,寄托着彼时无数国人对机会的渴求和对财富的向往。 中国铁路运输供求矛盾开始激化。“春运”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一票难求”成为媒体长期使用并长期有效的描述语言;“铁老大”成为人们对规模巨大、政企不分、半军事化管理的威权机关充满怨愤与无奈的嘲讽。与此同时,铁路运输的安全状况亦呈现出不稳定趋势,那段时间,铁路部门官方工作报告的原话为“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 1990年7月27日8点,2523次货物列车与848次货物列车,在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梅集线通沟至干沟间发生正面冲突,造成2523次机车l、2、15、19位车辆脱轨,16、17、18位车辆颠覆;848次重联机车颠覆,机次1位车辆脱轨,报废机车4台,货车报废1辆;机车乘务员9人死亡,重伤3人,中断正线行车达25小时15分。 一年后的6月13日,由北京开往苏州的109次客列车,运行至津浦线新马桥至曹老集间,与前行的1329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109次列车副司机当场死亡,列车乘务员和旅客28人受伤,中断行车超过18个小时。灾难仅仅过去两个月,8月18日,由武昌开往广州的247次列车运行至京广线大瑶山隧洞时,因列车人员误判前方发生火灾而拉阀停车,旅客纷纷下车和跳车,正遇邻线通过列车,造成数十名旅客伤亡。 那段时期,中国铁路几乎年年有大灾。1992年3月21日,211次旅客列车在浙赣线五里墩车站冒进、冒出信号,与进站的1310次货车相撞,造成旅客死亡15人、重伤25人、中断行车35小时。而1993年,铁路又发生两起特大运输事故:4月13日凌晨,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分局富拉尔基车站在调度车辆作业中,机车车辆冲出牵出线土档,将原信号楼突出部分刮倒,造成在室内休息的8名职工5人死亡、3人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3个月后的7月10日,北京开往成都的163次旅客列车,运行至京广线新乡南场至七里营间,又与前行的2011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乘务员32人死亡、7人重伤、4人轻伤;旅客8人死亡、2人重伤、35人轻伤,中断京广线正线行车超过11个小时。 事故频发,民怨迭起。为此,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韩杼滨在1994年提出,用长达一年的时间“严肃整顿干部作风、严肃整顿职工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严肃整顿规章制度,严肃整顿班组管理,努力提高设备质量”。次年,铁道部又向全路印发了《关于围歼旅客列车事故和实施意见》(简称24条),制定了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十大干线建设安全标准线的实施方案。到1996年,中国铁路全路行车重大、大事故降至10件,事故率为0.006件,创下了20世纪中国铁路安全行车的历史最好水平。 90年代末:故意破坏造成重大事故 好景并不长。1997年4月29日,荣家湾事故的发生,成为继杨庄事故以来,中国铁路最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一场灾难,126条生命魂断铁轨。目击者在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彼时的湖南岳阳荣家湾车站,血流成河”。 这是一列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荣家湾时,与停在该站由长沙开往茶岭的818次旅客列车追尾相撞,324次列车机后1至9位全部颠覆,10至11位脱轨;818次列车机后15至17位颠覆。 324次列车全列编组共17辆,由司机李建文、副司机陈勇和长沙列车段运转车长谭列军担任值乘,郑州客运段执行客运乘务。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工区信号工郝任重当日在12号道岔电缆盒整理配线作业时,瞒过车站值班员,将12号道岔XB变压器箱内1号端子电缆线甩开,致使12号道岔在反位时不向定位转动;又擅自使用二极管封连线,将l、3号端子封连,造成12号道岔定位假表示,破坏了12号道岔与Ⅱ道通过信号的联锁关系。 列车10点42分通过黄秀桥车站后,荣家湾车站值班员曾海泉旋即要求信号员李满娟办理324次列车Ⅱ道出站信号。这时,李建文见进站信号绿灯亮起,便径直将列车驶入站内。行至12号道岔处时,李猛然发现进路不对,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已回天无力。这是中国铁路运输历史上罕见的,在生产过程中故意破坏、违章作业造成的责任事故。 4个月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处郝任重无期徒刑,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维修工区区长吴荣忠有期徒刑15年。 一年后,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铁道电气化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傅志寰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他是继丁关根之后,第二位技术背景出身的铁道部最高领导,并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运输科学院院士。此前,中国的铁路首长多为军队出身,带有浓烈的作战指挥色彩。 傅志寰主政铁道部后,当年12月下发《关于全路运输安全“强基达标”的意见》。《意见》对行车主要设备质量、行车主要工种人员责任提出了量化的具体标准。但是,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并不足以庇佑苍生。意见出台半年后,武昌开往湛江的461次旅客列车,运行至衡阳北和衡阳车站间即发生脱轨,造成9名旅客死亡。舆论一片哗然。 资料显示,傅志寰任上共发生过两起重大运输事故,是历届铁道部长中经历事故最少的一位。他直接处理的另一起事故发生在2001年4月20日清晨,由北京发往齐齐哈尔市的K47次特快列车在黑龙江省安达市车站内发生颠覆,导致两人死亡。 人祸的顽症 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吕长清曾在铁道部安全监察司任职,他与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的李文耀共同合作研究过2002年以前中国铁路运输事故问题。吕长清分析认为,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64.6%,其中又以工务、机务部门最多,两者合占59.6%,设备原因占9.2%,自然灾害占13.8%,社会治安等因素占12.3%。“五十多年来,对铁路形象损害大、社会影响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并且其损失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加大。在历史上,对铁路、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其原因几乎全是违章违纪所致,这是几十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尚未有高铁投入运营的时代,吕正清和他的同事便已公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964年10月,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标志着铁路高速列车技术的突破,翻开了世界铁路史的新篇章。令人称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干线’的里程在不断延伸,速度也有所提高,但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高速列车运行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为零,正点率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当然,这与日本铁路员工的遵章守纪也是紧密相连的。” 对日本新干线褒扬的声音发出不到一年,引领中国高铁时代的人物便粉墨登台。而中国铁路亦驶入一段多事之秋,影响至今。 21世纪:刘志军时代的“大跃进” 2003年,普通养路工人出身的刘志军爬上了他权力人生的顶峰,成为可以在200万人之众的铁道王国里呼风唤雨的一部之长。刘志军任上,中国实施了第五次和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以“和谐”命名的动车组列车和主要城市间夕发朝至的直达列车开始运营,青藏铁路的建成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他提出了著名的“铁路跨越式发展”思路,高铁进入实质性建设和运营阶段,最高时速达350公里的世界纪录列车开跑中国,他因此成为建国以来最具建设政绩的铁道部长,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同时,他也让中国重回铁路事故频发的时代,铁道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降至历史最低谷。死伤严重的胶济铁路事故,让有关“部长引咎辞职”的呼声甚嚣尘上。 刘志军在部长任上遇到的首起事故发生在2005年7月31日晚上8点。西安开往长春的K127次旅客列车,在长春至大连的长大线新城子至新台子间与一列货物列车发生追尾,6名乘客死亡,30人受伤。次年4月11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T159次列车,行至广铁集团管内京九下行线林寨站至东水站间,在信号故障情况下,司机个人认为防护区间没有列车,盲目开行,最终与正在停靠的武昌开往汕头的1017次列车相撞,两位铁路职工当场死亡,18位旅客受重伤,1017次列车最后4节车厢随即脱轨。彼时,T159次副司机正在睡觉,而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故障发生情况下必须双司机值乘。 刘志军时代,铁路大事故发生周期由一年缩短至半年。1017次列车事故余音未绝,2007年2月28日凌晨,由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5807次列车再爆惨剧。这趟列车行至南疆铁路珍珠泉至红山渠站间,因瞬间大风造成该次列车车辆脱轨、3名旅客死亡、34人受伤。 而众怒到达极致的两起事故,均发生在胶济铁路。2008年1月23日晚上8点48分,北京开往青岛四方的动车组D59次列车运行至胶济线安丘至昌邑间时,发生重大路外交通事故,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这是中国首起动车组列车重大事故。 胶济铁路已有百年历史,由德国殖民者在山东省境内强行建造,并由此爆发“巨野教案”。事实上,在2007至2009年间,该路段共发生重大事故多达5起,频率之高、状况之严重、影响之恶劣,为中国铁路历史上所罕见。其中以2008年的“4·28”特别重大列车相撞事件最为惨烈。 是日凌晨4时41分,T195次北京至青岛四方的列车与5034次烟台至徐州的列车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附近路段相撞。事故造成72人死亡、近500人受伤,其中重伤51人。7分钟后,济南铁路局颁布紧急救援命令。这起事故的伤亡人数,为建国以来铁路交通事故中最多,死亡人数也是近10年来所未有。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次日宣布,这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表示:“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事发列车T195次严重超速,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路段,实际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31公里。”而事故调查组副组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直接表态:“这本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责任事故。” 铁道部随后以电报形式向全路通报了事故经过和具体原因。据电报表述:“济南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用文件代替临时限速命令极不严肃。济南局《关于实行胶济线施工调整列车运行图的通知》,即154号文件,23日印发,距实施的时间28日0时仅有4天。如此重要的文件,却在局网上发布,对外局及相关单位以普通信件的方式由列车传递,而且把北京机务段作为了抄送单位。文件发布后在没有确认有关单位是否接到的情况下,4月26日又发布了4158号调度命令,取消了多处限速命令,其中包括王村至周村东间便线限速的4240号调度命令(154号文件对该地段限速80km/h的条件并未取消),导致各相关单位在没有收到154号文件的情况下,根据4158号命令,盲目修改了运行监控器数据,取消了限速条件。”这份致命的154号文件当时是以车递平信的方式发送,惨剧发生后,该文件仍不知所踪。 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铁道部就地免职,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耿志修、铁道部总工会副主席徐长安分别提任济南铁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因这起事故变动职务级别最高的官员是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他于汶川地震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一年后改任上海铁路局局长,2010年5月又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这次甬温特大动车脱轨事故后,他再次被调至上海铁路局任局长。 事故发生后,第一调查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超过80%的民众认为:铁道部长刘志军应就胶济铁路事故引咎辞职。“部长下台”的中国民意还被外国网友转发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私人博客上,王就此回复“这位外国朋友,您有点偏激”。针对网民“铁道部应为处理胶济铁路事故打几分”的问题,王勇平说“功过自有评说”。 一年后,国务院给予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记大过处分,给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记过处分。处分决定下达仅一个月,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长沙开往深圳的K9017次列车在郴州站与刚启动出站的K9063次铜仁到深圳西方向客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造成3人死亡、六十余人受伤。 今年春节刚过,正凭借世界第一的高铁政绩疾驶在仕途上的刘志军突然“脱轨”,他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免去党政职务。两个月后,新任部长盛光祖宣布:中国高铁降速。 而就在铁道部以京沪高铁全面建成通车,各项水准“领先世界”的奇迹向执政党建党90周年献礼后不久,“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 此刻,盛光祖和铁道部要做的,恐怕不是一句道歉那么简单。 (实习记者刘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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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版麻省理工”的迷思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孟买、新德里 实习记者 肖斯予 最大文盲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 2011年4月9日是个周末。对于数量庞大的印度高中毕业生家庭而言,印度理工学院(IndianInstituteofTechnology,IIT)招生考试(JEE)的举行,令这一天充满刺激、悬念以及莫大的希望。因为,它有可能让孩子完成命运的变革、阶层的跃动、精英的养成,而且并不需要任何关系和贿赂。在印度,这种绝对的公平屈指可数,甚至是唯一的。 印度理工学院在中国尚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很多人无法想象,文盲率高居世界首位、高等学校入学率仅12%的印度,会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新闻60分》曾为IIT制作过一期专题。印孚瑟斯公司主席穆尔蒂在接受访问时说,他的儿子原本也希望进入IIT学习计算机科学,但终究无法通过变态的JEE考试,不得已进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这是一所享誉世界的常春藤名校。而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印度学生则哭笑不得地介绍了类似的经历。主持人赖丽斯还特意为美国观众做了这样的一段解释:“印度理工学院可能是你所不熟悉的最重要的学府。它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把哈佛、麻省理工与普林斯顿相加后在美国的地位”。如果你看过以IIT为故事背景的印度电影《三个白痴》,就能对这所学府在印度的崇高地位、绝对自由的学术氛围、特立独行的教学方式和天才学生有更深的理解。 美国政商界对IIT普遍垂青的根源出自硅谷,近20万的印裔高科技移民成为这部“世界电脑”最为关键的部件之一,而他们大多毕业于这座学府。美国驻印度前大使约翰曾经调侃道:这是一块叫作硅谷的印度殖民地。在硅谷新近成立的2000家IT企业中,有40%由印度人创建,其中半数的创建人为IIT校友。2003年1月,在硅谷的IIT毕业生庆祝母校五十华诞,比尔·盖茨发表演讲时称赞:“IIT是改变世界的神奇学府。因为相较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哈佛、耶鲁、牛津、剑桥,IIT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年轻。” 同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教育路径。后者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和可观的经济投入用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并启动实施以“985工程”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而印度一开始就在举全国之力,推动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织梦行动”,丝毫不去顾及那些与日俱增的文盲数量。 尼赫鲁一直不讳言,IIT是自己一个华丽的梦想。这位自幼接受英式精英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印度开国总理,希冀IIT培养出具有世界水准的工程师,并能成为一针催化剂,用以重塑这个垂头丧气、喑哑沉沦的国家。五十多年后,尼赫鲁大学现代印度研究中心教授姆丽杜拉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评价,尼赫鲁是个近乎疯狂的理想主义者,将这个国家与刻板成见的社会主义死死捆在一起。为了向世界快速证明印度的复兴,他运动式地发起一些高大的、不切实际的工程,盲目追求“世界一流”。但是不得不承认,IIT已经成为“尼赫鲁式遗产”中少数的成功样本。它阴差阳错地促进了这个国家在若干年后一跃成为软件强国,科技实力位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印度每年培养的工科毕业生数量达到100万人,美国或欧洲则不足10万人,而IIT的毕业生成为其中的带头人。在校方提供给本刊的著名校友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串名字和闪亮头衔:拉贾·古普塔(麦肯锡咨询公司前总经理)、尤曼格·古普塔(甲骨文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维克特·梅利滋(花旗集团前副主席)、拉科什·甘格沃(美国航空公司前总裁)、阿伦·萨林(沃达丰公司首席执行官)、阿维·马努德(高盛合伙人)、阿伦·纳特瓦力(贝尔前总裁)等。 IIT的第一处校址,被定在距离加尔各答120公里的一座小镇的监狱废墟上,这里曾经羁押过多名积极投身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民主人士,其中两名遭到枪杀。尼赫鲁强调,这处囚牢象征着印度的屈辱过往,IIT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将为印度带来光明和光荣,而人才永远是强国之本。 在不算长的时间里,IIT形成了一个大学联盟,它拥有7座校园,分别位于德里、坎普尔、卡哈拉格普尔、马德拉斯、孟买、瓜哈提和卢克里。2000年《亚洲周刊》评选亚洲最佳理工学院时,印度理工学院以7所分校中的5所占据了前十强的“半壁江山”。2006年《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印度理工学院名列前50名,工科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商业周刊》将IIT毕业生称作“印度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而IBM、惠普、甲骨文、微软、思科等著名企业更在IIT设有专门办事处,以便最快速地招揽优秀人才。 精英唯一缺失的是对自己国家的担当 在JEE考试进行的前一天,我受IIT孟买分校校长德旺教授的邀请,走进位于普威湖和维拉尔湖间这片绿色葱茏的校园。IIT孟买分校是7座校区中最具国际声誉的一所,多年来在众多世俗的评价体系中蝉联第一。 它位于以美丽港湾、林立的银行和炫目的宝莱坞电影而著称的“印度第一都会”孟买市郊,远离繁华,甚至没有一扇真正意义上的校门。用木头和脚手架搭起来的出入证件检查站,便是这座被称为“百万富翁制造工厂”的著名学府官方定义下的“主校门”。整个大院被高耸的围墙圈住,进出有森严的登记制度。校园内几乎没有一座宏伟气派的楼宇,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灰色建筑为主,朴素,甚至可以说简陋。IIT的教授对我说,大学是这些准精英们过上舒适生活前最后的炼狱所。“我们并不需要辉煌的大楼来装点什么。不过,里面的实验室,一点不比别的国家差。” 这里更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宁静小镇。1961年,印度以国家立法的高度制定《印度理工学院法》,该法规定:不允许任何机构和个人干涉理工学院行使独立治校的权力,并且绝对禁止理工学院与商业有任何牵连。IIT马德拉斯分校前任校长印德来桑详细地介绍说,多年来,IIT的主要财源来自中央政府,学生的学费至今停留在建校时的水平。1990年代,学校从学费中收回的教育成本仅为5%,现在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并不重视高等教育,25年前发布的《高等教育状况报告》指出:“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堪称知识和社会的贫民窟。”直到现任总理辛格上台,情况才有所扭转;他本人也是一位学者。 但是,即便在最艰难的印度经济危机时代,中央政府对于理工学院的慷慨支持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孟买分校生物工程系教授罗赫特说,实在不知道这对于国家而言是悲剧还是福音。印度在复兴的过程中,一直浸淫在各种艰难中,难以阔步向前——包括贫穷、疾病、慵懒、无序和迷信。很多时候,政府不顾一切地举全国之力,进行着这项超前的博弈,它的确造就了IIT的今天,却无法改变印度大面积存在的愚昧和基础教育普及率低下。后者直接成为国家前进的羁绊。几天以后,在印度另一所著名学府德里大学的校园里,人文学院二年级的几位学生阿瑟夫、达伍德和萨米特与我席地长谈。他们抱怨,IIT就像是被供奉起的一尊神像,任凭人间众生如何陷于水火,它的金身总是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对此,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感同身受。他在公开接受访谈时厉声喝斥——IIT遗世独立,身在其中的年轻学子对院墙外穷困落后、腐败当道、政治低效、性别及种姓歧视盛行、宗教矛盾激化等问题充满漠视。而从跨出这个校门的那一刻起,很多人随即就会头也不回地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饱受欺压的弱势种姓家族长大的少年,IIT是他们的避风港,也是直升电梯。 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并不否认这个事实。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来自加尔各答的阿维克、来自孟买的瓦伦丁以及他们的同学都向我证实,毕业后的最佳选择是去麻省理工或普林斯顿深造,最后留在硅谷,或者闯荡华尔街江湖。美国梦,是这些印度精英们最具共鸣的话题,和一切奋斗的动力。原因依次为“富足的物质生活、公平自由正义的社会环境、充满机会和希望”。 就连孟买分校最著名的校友之一、印度IT业的领袖尼勒卡尼也在慨叹:这样完美的教育唯独缺乏一点,那就是对自己国家的关注与担当。 “也许时间可以变革一切,我们只有50岁,在世界大学家族中还算是婴儿。中国的大学也一样。当然,顶层制度设计也很重要。虽然这个国家如此眷顾我们,但体制的更大层面的优化依然必需。只有国家各方面在接近美好,我们的学生才会心甘情愿地留下。”德旺校长对我说。 他的办公室在中央主楼的二层,底下是一排教室。在他每天上下班必经的楼道上,摆满桌椅,学生和教员可以坐在那里讨论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拉住校长。第一排桌子底下还趴着慵懒的流浪狗。这天晚上,理工学院的一些学生将参加抗议政府腐败的绝食行动,还有一些年轻人将对一些国家政策展开异见性辩论。 校长为此感到高兴,他觉得好的改变正在发生。 (部分内容参考以下文献:RohitManchanda著《Monastery,Sanctuary,Liboratory:50yearsofIIT-Bombay》,IITB编《IndianInstituteofTechnologyBombayInformationBooklet》,BipanChandra及MridulaMukherjee著《IndiaSinceIndependence》,南丹·尼勒卡尼著、许效礼等译《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桑迪亚·德布著、黄永明译《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一并致谢。)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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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高度自治、绝对民主是大学之魂” 对话IIT孟买分校校长德旺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孟买 实习记者 肖斯予 应试有弊端,但公平可以弥补一切 人物周刊:所有关于IIT的信息都在向我传递,你们每年只会招收、也能够招收到全印度最优秀的青年人前来深造。“最优秀”是个模糊的概念,您心中最优秀的生源是什么样的? 德旺:“最优秀”有很多评判方式,没有唯一的标准。但在IIT,我们所感兴趣的是那些天资聪颖,在数学、物理、化学方面已经展现出相当学习能力和非凡才华的学生。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应当是天才。 人物周刊:仅凭借JEE这项全国统一考试,能否实现你们对于招生质量的预期? 德旺:JEE确实是我们目前能够相信并依靠的唯一招生形式,这项制度开始于50年前,从那时起,我们关注的就是天才学生。JEE是被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各界给予它巨大的关注。历史证明,JEE为我们带来了众多优异的生源。当然,它并非完美无缺。 人物周刊:但您一定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考试都是可以培训的。据我所知,JEE考试培训在印度如火如荼,并已成为一条庞大的产业链。很多学生为JEE付出3年甚至5年时间。您是否承认,JEE的存在,已经让印度高中生全面陷入应试教育? 德旺:我承认,JEE的培训现在非常流行,甚至绝大多数能够进入IIT的学生都曾参加过此类培训。我也知道,学生们为了通过JEE考试,将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学生为此失去了阅读课外书或看电影的闲暇。但我相信这是暂时的,根据我调研的情况,上培训班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学生本身很优秀,那么培训班可以帮助他变得更加杰出,但培训班不可能将一个原本落后的学生变成尖子生。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改革招生方式,让招生更加多元化?中国高考的残酷想必您早有耳闻,这项制度虽然确保了相对的公平,但也愈发呈现出它的弊端;中国的一些知名大学已经着手进行小范围的改革。 德旺:我认为这种改变正在慢慢发生,相关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目前尚不能找到足以彻底替代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更好招生方式。中国也是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太少了,因此在争夺这些优质资源方面必然存在极其激烈的竞争,甚至只有1%到2%的学生可以进入IIT。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校区和师资,更多的实验室与宿舍,学生的压力就会小很多,竞争也不至于这么白热化。但是,如你所知,今年仍然有超过40万的学生申请进入IIT。因此,只有考试是最公平的。 人物周刊:公平,是目前制度设计的最重要考量。 德旺:是的,不得不如此。作为校长,我不能把自己的儿子或我朋友的儿子弄进学校。事实上,很多IIT教授的孩子都无法进入学校。印度总统、总理也不能走这个后门。JEE考试是非常公平的,也正是它的公平,JEE在民众中备受尊重。除非你足够优秀,并且足够努力,你才会有机会进入学校,不能运用金钱或是其他影响力去帮助你通过考试。在当下的印度,公平是弥足珍贵的。你也知道,对于很多贫民和低种姓家族的孩子而言,公平进入IIT读书并最终成为高薪的工程师,几乎是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 人物周刊:培训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这种公平性。对于大多数印度家庭而言,参加培训所需的费用十分高昂。对于培训,校方在试题设计上有何应对措施? 德旺:我赞成你的说法。所以我们会对试题的编写提出要求。我们关注的是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将尝试没有确切答题标准的出题模式。我们期盼学生能够具有分析性的思维,能够有不一样的见解。因此在考试中,我们会要求学生给出尽可能多的信息,便于阅卷者不仅仅能够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还能体会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实践能力。 绝不量化评判教员 人物周刊:相比欧美那些建校长达数百年的著名大学,IIT用50年的时间赢得世界的瞩目。IIT在较短时间获得成功有何经验可供分享? 德旺:首先,办第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拥有第一流的教师和学生,必须做到人才云集、充满竞争。其次,我们必须享有足够大的办学自主权,教师与学生要保证绝对的独立自由,这种自由甚至能体现到许多微小的地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教师和学生可以做一切他们想做的事情。独立自由是大学的灵魂。 人物周刊:在“人才云集、充满竞争”的IIT校园,您以何种方式或标准评价您所聘任的教师们? 德旺:我们并不专注于他们每天的工作可以带来什么具体成果,教育不是个可以量化的行为。我们对老师的评判方式也并不固定,通常是在他们职位晋升的时候给予必要考评。学校有一些最基本的标准去衡量老师的科研与授课。但我们并不太关注一个老师到底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因为我们知道如今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你可以轻易地通过不同途径发表很多篇论文,但很多论文的发表对于学校和学术界,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一个教师即使发表了很多论文或是得到了很多奖项,也不能说明他就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真正重要的是,这些老师正在进行的研究能够给学校、给学生、给社会带来什么贡献。目前,评价教师的确变得越来越艰难,尤其是我们拒绝采用量化的方式进行评价。所以现在,我会邀请同事、同行、专家组建一支尽可能多元化的团队,在需要的时候共同对教师进行多个角度的评价。 人物周刊:发表论文数量和获得奖项数量,是最方便开展教师评价的方式。在中国,这种方式相当盛行。 德旺:如果采用这种评价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刺激整个学术系统,每个人都想发表更多的论文、赢得更多的荣誉。当然,我不排斥论文和奖项;我也要求我的老师们去做更多高质量的研究、写更多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这些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研究成果,必须是真正能对公众和学术界产生阅读裨益的,是可以与公众和学术界进行交流讨论的,这才是发表或出版的意义所在。发表或出版是一种学术成就,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这份荣誉,所以要使这项行为神圣起来,不能随便或片面追求。研究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研究本身。还有一点,在IIT,任何学术腐败或学术欺骗行为一旦被发现,学校会采取十分强硬的措施,造假者将付出惨烈的代价。这近乎于冒险行为。 法律捍卫治校自由 人物周刊:IIT各校区的校长如何产生,你们拥有怎样的权力? 德旺:IIT直属于中央政府,总统是IIT的视察员,国家人力资源部部长是各校区事实上的行政长官,但他仅行使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学校的教学科研事务。校长由学校成立的选举委员会在国家人力资源部指导下公开组织选举产生,任何一位教授都可以参选,最终由国家任命。事实上,校长并不具有很大权力。因为在IIT,权力是相当分化的。在行政方面,我们设立不同的部门分别负责主管各自领域的事务,在学术方面我们建有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很多有关教学科研的重要决议必须经过它的讨论通过。学校的多个专门委员会彼此独立,并具有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以自己部门的名义决定很多事情。校长其实是个协调人,有时也需要我们出面与政府进行必要沟通。教授治校是学校管理的最重要共识。 人物周刊:校长由国家最终任命,是否会导致校长与政府关系亲近,从而令行政意志具有影响学校管理的可能? 德旺:每一位IIT校长的任期只有5年,5年后我将回到系里继续执教,所以校长在IIT是暂时的,只有教授是终身的,任期满后,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学术研究立命。这是校长与官员本质的区别。所以,校长必然会回到学者的位置上,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就不会有人做出愚蠢的事情,抛弃学校的学术自由去迎合政府。事实上,印度是立法保护理工学院的绝对自由的,任何干预学校事务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在担任校长期间,我会具有崇高的地位,比肩国家人力资源部的秘书长;一旦卸任,我就是纯粹的教授。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向我强调,国家以立法的高度来保障印度理工学院的治校自由。 德旺:这是不容忽视的、太过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印度理工学院法》是印度最成功的法律之一,它以法律的名义规定,这所国立大学享有绝对的、不准触碰的、完全的办学自主权。政府官员的权力,只是依法决定当年对理工学院的财政拨款,而且不能干涉我们如何使用这笔拨款。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自由和自主,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人愿意不断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了。在面临决策的时候,我们不必去请示官员,这也使得我们可以很快速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 世界一流大学要解决人类发展问题 人物周刊:您如何定义“世界一流大学”? 德旺:要具备世界一流的老师和世界一流的学生,也需要讨论和传授居于世界前沿的知识。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与其他大学区隔开的重要考量要素。我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吧。他们并不总是试图去摘取各种顶尖奖项或让更多教员的文章被权威杂志发表,他们绝不会总是盯着这些东西。他们在努力开展教育,在努力解决美国的各种现实问题,比如能源危机或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想法出现,之后一些人变得杰出,被世界所熟知并赞赏。世界顶尖的学府,必须要承担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责任,问题被解决的时候,也就是你被世界认可的时候。这时,奖项什么的也就随之而来了。不是说诺贝尔奖不辉煌,不重要,而是说你决不能仅仅想着“我做这项实验为的是诺贝尔奖”。 人物周刊:在你心目中,IIT是否能算世界一流;而在中国,有没有你所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 德旺:我自认IIT可以比肩世界一流了。尽管我们同哈佛、麻省这些老牌名校尚有很大差距,但你来看看我们教师和学生的质量,应当毫不犹豫作出判断。其实,中国的一些学校,比如北京大学,在很多评价尺度上早已经算世界一流。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也相当著名。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为什么不能是世界一流?当然,我说了,差距非常明显。这里面有时间和体制问题。我们都有很长的路要走,牛津大学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年轻的麻省理工也超过了151岁。 总理都不可以对学生说“不” 人物周刊:您多次提及自由。除了学术自由,IIT的师生还享有哪些自由? 德旺:他们可以说、可以做他们希望的一切。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以及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理工学院的学生自行选举和组织各种团体,他们自由表达观点,开展活动。任何人都不会去阻拦。有时候,他们会在校园组织抗议活动、游行以及辩论,这些都是可以的。 人物周刊:学校不去干涉青年学生的思想,以及政治立场。 德旺:不会。我们崇尚开放,鼓励表达。事实上,你也无法干涉。互联网这么强大,大家早已经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很多自由。你能去管控大家用facebook、用twitter吗?怎么阻止?自由与民主对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他们在大学要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然后作出判断和决定。 人物周刊:开句玩笑,他们对您也可以表达抗议、反对。 德旺:我也开句玩笑,他们完全可以对总理阁下表达抗议、反对,而总理却不可以对他们表达任何的不满。因为这个校园里,任何人都可以对总理投反对票,并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日后都有成为印度总理的无限可能。难道不是这样吗? (鸣谢印度理工学院孟买校区公共关系部及贾娅女士、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国立新加坡大学唐晓娟为本文采写提供帮助)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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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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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田园将芜,胡不归?

2011年3月,艺术家欧宁主编的文学双月刊《天南》正式出刊。在这本共202页的创刊号上,欧宁出人意料地用113页做了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主题。”欧宁说。“亚细亚故乡”包含“介入”、“纪事”、“记忆”、“影像”、“超现实”五个栏目共11篇文章,内容涉及印度反水库运动、清迈艺术家介入乡村试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与日本乡村的关系、台湾乡土变迁以及中国当代乡村建设者群像等内容。 “这实际上是我五年来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欧宁告诉南都记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向读者介绍这些在亚洲乡村进行的各种尝试,“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专题,就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过度发展,整个社会开始追怀过去生活的那个时代”。 拍摄广州三元里城中村,让欧宁发现农村与城市在中国现实中的纠结。 引子 2010年12月,清迈,艳阳高照。冬天对于这个泰国北部城市而言,并不意味着萧瑟,相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从清迈到圣东巴县半湄乡的公路上,一辆皮卡疾驰而过,震得公路两旁的稻穗摇曳不止。欧宁坐在皮卡的后斗,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半湄乡的“土地计划”。中国艺术家林一林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将在那里展出。 前排留着山羊胡子的司机正是“土地计划”的创办人卡明,他说着一口泰国口音的流利英语。半小时后,皮卡在一块水田边停下,植物蓊郁合围。卡明从驾驶室跳下来,大声欢迎欧宁来到他的“土地”。欧宁也迫不及待地下了车,透过一片竹林向里面张望,“这一瞥,真有点儿像个外来者探寻桃花源感觉,不知迎面展开的是何种天地”。 欧宁所期待的并不是全是林一林的展览,他更大的兴趣在于追访“土地计划”的过去。“土地计划”由泰国艺术家卡明、里尔克利特于1998年创立,他们合伙买下圣东巴县半湄乡的一块土地,提出“无产权”的实验主张,将土地开放给所有人。“土地计划”的开放性吸引了很多人到此短暂居住,他们在这里创作、灵修、有机耕种……慢慢的,“土地计划”成了一个艺术家公社。 卡明和里尔克利特还受到泰北农民“佛教农业”思想的影响,反对农业现代化大生产和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的耕种方式,主张在保留小农经济的同时,像领会生命一样去领会农业。 根据“佛教农业”的理论,卡明和里尔克利特得到土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四分之三的土地挖掘成池塘,并沿着池塘种了各种植物。基本设备完善后,他们开始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前往“土地计划”进行一系列微型建筑实验。他们为艺术家在池塘周围提供2米×4米的面积作为建筑用地。这一实验吸引了包括法国建筑师朗索瓦·罗什在内的大量艺术家。一时间,“土地计划”上建起了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的小房子。 欧宁对“土地计划”所实践的农业思想,特别是艺术家们建造的各种小房子很感兴趣。但寻访下来,实际情况让他非常失望。欧宁发现,大多数外国艺术家并没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很多项目和当地文化是完全脱节的;很多房子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已经荒废;更为致命的是,在“土地计划”以往的项目中很少能见到当地农民的身影。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封闭的艺术家的乌托邦。它所探讨的东西,它的意义很有限。”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土地计划”的意义仅限于艺术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术馆展览的反动,希望能够将艺术还原到生活中。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土地计划”的社会影响几乎没有。“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他们应该把自己敞开,向农民敞开,跟农民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欧宁有些惋惜地对南都记者说。 欧宁对农村的关注始于2002年。当时威尼斯双年展邀请由他牵头的缘影会参展,主题是“紧急地带”,要求缘影会能关注亚太地区城市化对人的影响。在欧宁的带动下,缘影会选择了广州三元里城中村作为拍摄对象。“当时我们发现很多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完全纠结在一起。”欧宁说,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很多城市问题需要追溯到农村才能解答。“开始看很多乡村方面的书,也花了很多时间跑去云南、河北等省。” 对清迈的失望,让欧宁更坚定了自己对农村介入的看法,他说,自己更欣赏晏阳初在乡村建设中的方法,“他是在收缩自己,把自己不断地往内收,然后让农民的主体显现出来。” 这实际上是欧宁对艺术家身份的反叛,让他实现这一转变的契机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或者说,是晏阳初。 翟城村 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 2009年12月,河北定县翟城村,已挪作幼儿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5年深圳建筑双年展上,欧宁认识了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当时谢英俊已经在晏阳初乡建学院进行建筑实验。 通过谢英俊,欧宁知道了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基本情况,进而接触到晏阳初的理论。 晏阳初,1890年10月生于四川巴中,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是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早在1923年,晏阳初就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在于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首先教农民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强国救国。他从1926年开始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翟城村全力以赴开展乡村建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离开。 “看完晏阳初的传记,整个人都被征服了,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欧宁有些兴奋地说,晏阳初从1930年就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国民素质问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问题,所以这条路子是对的。 “在晏阳初看来,平民建设或者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如果农民没有自主性,他永远都是自卑的,永远都被人看不起的,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这也使得他们非常容易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像农村的耕种方式,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农民普遍喜欢在种地、种庄稼时使用化肥。化肥虽然能增加产量,但对土壤的破坏特别严重。当有知识分子下乡去推广有机耕种的时候,往往会跟当地农民的观点产生很大的冲突,但那(有机耕种)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东西。“这就像洗了脑,被所谓的现代农业给洗了脑,他们不是被剥削,就是被洗脑,要不就是被利用。” 1923年,晏阳初前往定县进行乡村建设时,为了直接和农民打成一片,他骑着毛驴,带着家小就住进了翟城村。晏阳初提出要在农民现有的基础、已有的知识结构上进行建设,不能把理念性的东西强塞给他们。他还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去做慈善,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2007年,顺承了晏阳初乡建理念的翟城村晏阳初乡建学院停办。2009年12月,欧宁前往翟城村进行考察。 华北的冬天,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校舍早已挪作为幼儿园,由于无人料理,学院操场长满了和人齐高的杂草,荒凉萧瑟。谢英俊设计的两栋新型农村房屋也已荒废,只有校门口一排“建设乡村,开发民力”的标语还在不断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热闹。 但欧宁仍然欣喜地发现翟城村村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翟城村,欧宁住在副支书米金木家中,他发现,米金木的妻子陈彦芬和翟城村的妇女们晚饭后串门时竟然说出“绿色农业”、“留守儿童”和“多元文化”这样的词语。六十多岁的陈彦芬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床头摆满了晏阳初和温铁军的著作,经常上网学习新知识,当欧宁试着教她使用新浪微博时,竟然一教即会。 在日记中,欧宁写道,“晏阳初乡建学院外面的田地即是晏阳初当年的试验田。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这正是民力开发的结果!” 彰化 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吴音宁最大的目标,是让台湾的农民不用离开土地,就能有美好的生活。 同欧宁一起前往翟城村的还有吴音宁。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陆,走马观花的翟城之行并没让她产生像欧宁一样的感触。相比那些宏大的乡村建设议题,吴音宁可能更关心自己在彰化那几亩稻谷的长势。 欧宁在2009年担任了09深圳、香港双年展的策展人。在此次双年展中,欧宁特别设置了一个名为“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论坛。在论坛上,欧宁想邀请一些在台湾农村工作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吴音宁。 吴音宁,台湾彰化县田中镇溪州乡圳寮村人,台湾著名乡土诗人吴晟的女儿。 她早年由彰化至台北念大学,毕业后前往台中从事报纸工作。2003-2004年,台湾爆发震惊岛内外的“白米炸弹客”事件———台湾彰化人杨儒门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要求台湾政府重视台湾开放稻米进口之后的农民生计问题。杨儒门被捕入狱后,在台湾引发很大的社会声援运动,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吴音宁的关注。“直到他被抓到监狱之后我才开始和他通信,我到监狱找到他,让他给我写信。”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与杨儒门的通信引发了她对台湾农业历史和现状的进一步关注。2007年,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亲身居住在农村的经验,吴音宁出版了《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用文学手法回顾了台湾战后五十年的农业史。 正是《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让欧宁开始关注吴音宁。“吴音宁是一个写个人生回忆和细节的能手,她的观察力非常细致,你能看出她对台湾乡土的情怀非常深。”欧宁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的夏天,欧宁前往台湾彰化,终于看到了吴音宁记述的那个世界。让他没想到的是,吴音宁直接开车把他接到了田头,带他去看她用自然荒废法料理的稻田———不施肥不打农药不除草,任其自然生长。傍晚,吴音宁开车到彰化县城买了些熟食和啤酒,两人坐在田头喝酒、聊天。“正好是夏天,傍晚时到处都是蛙叫。附近有个养猪场,猪粪的味道非常强烈地传过来。空中还挂着一轮明月。”欧宁后来回忆道,不仅最原生态的乡村景观让他感动,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当地村庄的活力。“当时正好碰上寮村一个类似祭祖的活动,村里的大喇叭不断地放着各种彰化本地的歌谣。这让人能感受到这个村的公共生活非常丰富,人气非常旺。” 这些场景让欧宁有种奇妙的归乡感,植被、作物、地貌风物,这个台湾中部的临海城市让欧宁想起家乡湛江,“我觉得好像又回到我的家一样”。 走访完宜兰、彰化、台南、台东、高雄的美浓之后,欧宁发现,台湾的城乡几乎没有差距,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公共设施差别不大。“没去台湾时,我特别佩服台湾的知识分子天天待在农村,以为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艰苦。”欧宁笑着说,去了才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有钱,私家车都有好几部。如果农村都变成这样,谁不想去农村? 在台湾很多地方,农民的耕种方式并没有受到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彰化,你会发现交叉耕种的传统保护得非常好。”欧宁说,各种作物都交叉在一起,满眼都是绿色。但对于像吴音宁这样的台湾农村知识分子而言,现在的状况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大家既能享受农村的美好环境,又能够在这里很好地生活下去,拥有一份不至于让人被迫离开的经济收入。”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很大的实际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民靠务农所得非常低,这就逼迫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其次,农村地处所谓城市中央的边陲,很多污染环境的工厂都被有计划地向农村转移。“空气和土壤都被污染了,农村如何美丽?在这两点上,必须不停地去对抗,想尽办法去解决。” 台湾有社会运动抗争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们也有意识地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近一年来,吴音宁67岁的父亲吴晟一直在到处演讲,致力于组织反对国光石化在浊水溪建立新化工厂的社会运动。国光石化这个新厂距离彰化不远,一旦建成势必将影响整个彰化农村的环境。吴音宁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反对《农村再生条例》的社会运动中。 《农村再生条例》是台湾政府在2008年为把台湾耕地进一步细化切分的土地法令。该法令的目的旨在把土地单位面积变小,从而更有利于农村土地转让。吴音宁在看到这个法令时觉得非常夸张,她意识到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村土地小块的卖给城里人,让他们在农村建度假别墅,从而让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来排挤农村的生活方式。 匆忙中,吴音宁写了一份名为“农村有事发生”的E -m ail群发了出去,陆续有关心台湾农村的农民、学生、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主动联系她。“我们一起参与到反对运动中,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 台湾农村阵线虽然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它非常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在过去两年,台湾农村阵线都会举办“夏耘”学生营地,让青年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非常受欢迎。仅去年夏天在彰化组织的“夏耘”就吸引了一百多名学生参加。随着台湾农村阵线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开始参与到台湾大大小小牵涉到农村的社会议题。“但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土地争议,”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兰考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 2010年2月7日,郑州鑫苑名家社区。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在社区推销农户养的生态猪。CFP供图 梁鸿为《天南》赴河南兰考县调查。 虽然欣赏台湾乡村现状,但欧宁也明白,在中国大陆并不具备那样的现实条件。而他对中国乡建的发展状况虽然有所了解,却缺乏实地考察的经验。 2010年末,欧宁所在的现代传播决定出版一本由他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天南》。在《天南》的创刊号中,欧宁设计了一个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决定集中介绍在几个亚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乡村介入实践。 为了完成这个策划,欧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梁鸿用“当时就震惊了”来描述她听到“亚细亚故乡”这个词的感受。她说,这词激发了她对乡村大地强烈的情感认同。同时,梁鸿也意识到,这是将她的想法变成行动的契机。出于时间和写作的考虑,梁鸿最终决定选择温铁军团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温铁军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并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实践中。他曾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涌现出包括邱建生、何慧丽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主力干将。 在温铁军团队中,与其他乡建人士相比,何慧丽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她原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从2003年开始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做副县长。凭借她浓郁的官方色彩,何慧丽推出了一系列乡村建设的举措,在兰考搞得热火朝天。 2011年初,农历大年二十三上午11点,梁鸿抵达黄河边上的兰考县城。何慧丽下乡了。让梁鸿有些诧异的是,一下车,何慧丽就安排她去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在中午的饭局上,何慧丽也主动提起了焦裕禄。“她说,焦裕禄是真正具有乡村建设精神的人,为了改变盐碱地的状况,他一直在农村呆着,做调研,搞实验,最终,才找到了泡桐这条路……如果真是为了政绩而做,是不可能这么深入的。”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这样写道。 实际上,不断深入农村也是何慧丽对自己的要求。“她是一个真正在农村里做、农村里跑的人。”梁鸿告诉南都记者。 正是由于深切认识到农民的实际需要,何慧丽实行的乡建措施比其他人更为具体、实际。她在兰考大力推广合作社,让农民以村为单位实现组织化。 梁鸿说,何慧丽做的农村组织化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城乡互动”,“就是让城里人到乡下来认购农产品。农民保证产品的纯天然,而城市人则付给更高的价格,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梁鸿在兰考南马庄目睹了一次认购生态猪的过程。这些生态猪是南马庄合作社饲养的,每头猪都有自己的认养人。“这些人大多是何慧丽这两年争取来的。”梁鸿说,这些猪都用纯天然食物喂养,农户每天都记录下猪的情况,以保证纯天然喂养,同时也便于成本核算。这些记录在交猪时要一并交给认购者,而认购者要按市场价的一倍买下这头猪。 当天的认购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何慧丽要求农户将记录本交给认购者时,农户却拿不出来。他告诉何慧丽,记到一半就没记了,猪每天都是吃了睡,睡了吃。这让何慧丽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没有办法,而认购者也并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梁鸿看到了整个过程,“我有一种特别的矛盾和难过,大家似乎有一种赞助和施舍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和农民进行合作,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乡村经济和合作社的话,肯定是无法长久的。” 梁鸿的担心也是何慧丽一直纠结的问题。但对何慧丽而言,让她更为焦虑的是自己不同身份的博弈。“会有人觉得你干吗不好好当官,天天往农民那里跑什么跑。”梁鸿说。 何慧丽刚到兰考时,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个怪人,哪有干部天天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然后还去办合作社的。而随着何慧丽的影响不断加大,她对于自己是否还应该继续走下去也心存疑虑。“她也有考虑是否该回到书斋。”欧宁说。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在兰考县二里寨村合作社,欧宁和梁鸿见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绝对骨干力量——— 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孩子都是“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成员。 “二里寨是仪封乡非常偏僻的一个村庄,就在黄河古道上。风很大,走在村庄里,能感受到不远处黄河水的寒意……支教学生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一个两间的平房。墙上石灰斑驳,露出的内墙体灰黑潮湿,地上只是铺一层水泥,从地上走过,一阵寒气从脚底升起……学生们就在水泥地上打地铺,下面铺着一层稻草……”梁鸿在文章中记下了学生住处的样子。 据梁鸿了解“三农发展研究会”就是大学里关注三农问题的学生社团,全国多所大学都有。“这群学生非常朴素、简单,你见到他们,真的会流眼泪。”梁鸿说,“但这也是乡建人一个最大的特点——— 不认为自己悲,不认为自己苦。” 欧宁说,在拍摄志愿者宿舍时他一边拍一边流泪,但他不赞同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进行乡建。“我觉得内地的乡建人士往往都不够开放”,欧宁说,随着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逃离城市,向往田园。但是乡建工作者却有意地抗拒这些人,觉得他们不理解农村,是一种小资情调。“乡建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快乐地在农村工作。乡建应该向全社会敞开,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力量才能都投入进来,乡建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在梁鸿、欧宁告别学生们时,天黑了,学生们开始烧火做饭。“用砖头垒的灶,上面放着一个大锅,里面熬的是白菜,屉里放着一大堆馒头,因为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上。” 尾声 清迈的傍晚,夜色将延绵起伏的稻田、竹林、香蕉和油菜花吞噬。听着被风吹得呼呼响的稻穗声,欧宁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广东省遂溪县下六乡。在泰国、在台湾、在翟城村、在兰考县,故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自己脑海中。 那就像一种召唤。欧宁曾在《致母亲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村大多数都像下六乡一样,人去地空,面临破产的边缘,它们有的向城市奉献土地,有的则输送劳动力,但都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在此时走向农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去选择大多数人急于抛弃的生活,但我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 对于欧宁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吴音宁感同身受,“我觉得欧宁和我,和大多数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类似。我们都是在村里面念书比较好的小孩。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农村,上大学,去城市工作。”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离开农村是时代发展的脉络,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自主选择的空间,“所以我又回到了农村。”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很大差别,欧宁说,我们比台湾离开农村要更为迫切和坚决,切割得也更为彻底,他们还在奋力抗争,而我们的故土早已凋零。 写完《中国在梁庄》后,梁鸿对乡村的没落非常绝望,也不知道能为它做些什么。但经过这一系列的考察,梁鸿开始对乡村建设充满了希望。“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它已经在慢慢地扩大影响。”梁鸿告诉南都记者,不管它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我觉得只要在做,只要今天撒下一颗种子,明天撒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慢慢生根发芽。而她自己也将参与到各种建设农村的实际行动中去。 何慧丽则说,她对农村从未失去信心。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实习生 邵英杰 原文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7/5d/75d33f05e175dad8/Blog/df6/a445b5.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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