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黄文治：徐向前、徐立清1958年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绝密”谈话 进入专题 ： 徐向前 徐立清 鄂豫皖苏区    ● 黄文治       2009年7月份，我本人曾有幸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近代史暑期班，培训期间也曾借此机会去湖北省档案馆寻访鄂豫皖苏区史的一些未刊档案及资料，记得当时自己的确收集到一些手头未有的东西，比如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六篇《郑位三谈话录》等珍贵资料，这些东西不但能查阅而且还能复制出来。但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当我抽调《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情况》这份档案时，管理人员给我的答复却是，这份档案文件是“绝密”文件，因此不能同意查阅。虽然当时自己也反复说明来意并通过管理人员向其馆长请示，亦未得到满意解决，最后只得悻悻然离开。          时隔一年之后的2010年暑假，经麻城党史办李敏老师帮助，我有幸到麻城党史办去查阅鄂豫皖苏区史的资料。记得当时李敏老师听说我要去查资料，帮我准备了很多东西。李老师这辈子基本上都是无怨无悔地扎根于深入调查、研究地方史、党史等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她是中国当代真正的地方精英。在她的帮助下，我有幸翻阅了党史办库房里所有书籍与资料，然而更加幸运的是，其间我发现了徐向前元帅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绝密”谈话的复印件。非惟如此，我还查阅到徐立清部长的《访问徐部长谈话记录》等未刊资料。兴奋之余，亦未忘记复制了一份带回来拜读、研究。          这两份谈话录，都是由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1958年11月份先后采访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之后成稿的，成稿时间比较早。          徐向前元帅，作为亲历者，其一生关于鄂豫皖苏区史写过很多单篇回忆文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曾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过三卷本的《历史的回顾》回忆录，2005年更名为《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在解放军出版社得到再版，也有大篇幅涉及鄂豫皖苏区史。就这篇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录而言，尺度较大，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比较中肯，这里全文收录：               徐老：在“七大”以前，很多老干部都到延安去了，利用休息时间开过会，座谈过，组织过人写材料。因为这是历史问题，人逐渐要老要死，不把它搞出来，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写了一些材料，但是写的不多。那个时候大家笔记也没有，文件也没有，就是凭脑子的记忆，大家也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不大完全。当大家分头写出来这些材料之后，我病了，大病一场，病了二、三年，病好之后，日本投降了。这时候写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不是正确，好不好，我在延安时把它油印了一下，分批保存下来，一直带到北京。但是因为我常常有病，工作一个时期又垮下来了，所以有些材料没有再好好修改。最近大家都忙于别的工作，所以那些材料还是放着。          去年“八一”建军节时发动大家写文章，那些都是军事方面的东西，是短篇的战斗故事，或者是一个时期内的一些东西。写军事上打仗的事多。地方上的活动、游击战争、群众运动这方面写的很少。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这些作为一般的描写是可以，但是太笼统了，这些东西记住的不多。老实说，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要找笼统的说还可以，具体的说就不行了，回忆不起来了。亲手搞过的事情，印象很深的还记得，印象很浅的就记不起来了。          在鄂豫皖那个地方，原来有一批很优秀的同志被杀了。他们究竟有些什么罪名，究竟是不是反革命，我们都不知道。周维炯、许继慎这些人都是陈昌浩逮捕的。“七大”以前在延安时找到了一个同志，他当时在保卫局看押犯人。我们问他：究竟张国焘为什么审讯这些人。被擒的有我们军队里的师长、军长，地方上的有县委、区委的干部。有些区委的同志我不大认识，但是县委的同志我都完全认识。因为常找他们要饭吃，都很熟悉。这些同志在一起都很好，以后不在一起了，当作反革命杀掉了。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在延安的时候我们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找到这个看押犯人的人问了一下。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许继慎的口供是：“你说我是反革命的，我就是改组派”。当时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已经开始肃反了。那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信给许继慎，我们把信交到了军部。我们没有办法弄清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我们怀疑，也有人曾经讲过这个人（指许继慎—引者注）比较复杂，要注意些。但是这个人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革命活动。这个人打仗还是好的，打得不错。我们就想到肃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说：搞了半天也没有证实许继慎就是一个反革命。抗日时期在延安国民党的特务冷欣对陈毅同志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上了国民党的当，我们分析在那种环境下，他仍然坚持斗争，证明许不可能是反革命。          杀了这样多的人，今天我们说究竟哪个是反革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整理这个材料。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家庭成分虽然不好，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是在那种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可能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一天到晚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们想了很长时间，很难考虑这里面有反革命。这里主要是主观主义，逼供信加上教条主义。许继慎这些人，他们有时候喜欢讲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劝过他们不要再这样讲。因为这个事情，张国焘很讨厌他。          我们在军队里作过一次调查。我们有五个师，再加上地方干部有六、七个师，师一级的干部没有剩下来几个。现在只有倪志亮、王树声还在，地方上也杀了一批。          反四次围剿以前，地方上在反对富农路线，也是杀。有一个时期苏区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分子张国焘的口号。本来那里就有“左”的倾向。以后去了“洋包子”陈昌浩、张国焘、沈泽民三位大将，去了没有多久就开始搞肃反。鄂豫皖的肃反有很惨痛的教训。          这样的肃反削弱了革命力量，使群众离心，把真正和群众有血肉关系的干部杀掉了。讲起全部历史过程就很复杂，讲不完。开始游击战争搞起来了，经过扫荡之后，部队慢慢的扩大了，以后张国焘他们到了鄂豫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打了一些比较大的胜仗。这个时候，一个肃反，一个是“左”的政策，肉体消灭富农，不是搞统一战线。说是反富农，实际上不是反富农，而是把贫农也反了。开始就“左”，以后更“左”，在内部大搞肃反。          再就是对军队不注意休整。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干的很疲劳。我们部队的干部真是想休整，半年多来就在战争中生活，紧张的很。但是他们不同意，接着四次围剿就来了。对粉碎三次围剿不是很彻底，但是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好好休整。扩大苏区，那么四次围剿来的时候，利用群众的力量，利用敌人的盲目，利用我们的各种有利条件。那么四次围剿是可以粉碎的。以后我们在延安交换意见的时候，大家认为四次围剿还是有条件粉碎的。我们只要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把一路彻底击溃，消灭他的主力，使他溃不成军，不能够马上作战，然后我们再打第二路，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三、四次围剿我们没有争取做到这一点。这主要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有关。          调查员问：一、二、三、四次围剿，下面的说法不一样，哪个算第一次？          徐老：徐夏围剿不算第一次围剿，在鄂豫皖只有四次围剿最清楚。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他要各个击破，先打湘鄂西，再打鄂豫皖，然后打中央苏区。鄂豫皖地区在津西、京汉、陇海路之间，距离武汉近，对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威胁很大。粉碎三次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不小的，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围剿。第一次围剿时是三个地方的敌人，河南是利用一些土匪，以后主要是西北军的一些部队。湖北是利用夏斗寅，再就是河南的部队调一些到湖北。安徽是陈调元，他们有的时候两面都来了，东面、西面都来了，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具体情况，但他们是有配合的。所以我们说第一次反围剿是安徽打了陈调元，河南打了吉鸿昌，以后活捉了岳维俊。第一次围剿被粉碎。第二次围剿比较清楚。我们过去研究这个东西时不很明显，有的时候它是几个方面都来，有的时候从一个方面来。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有时敌人进攻的快，很快就来了，中间没有间隔，不很明显。我们写材料时把这个东西区分了一下。但是当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好好的总结这个东西。          调查员问：那时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贯彻的怎么样？          徐老：那时候各个地区是分割的，各个区互不联系，一些文件都是经过上海中央来的，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能到达鄂豫皖，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到了上海就认为它是错误的，当然就到不了我们那里。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一些情况呢？有时找到一些报纸看到一些东西。那时上海经常派人来到鄂豫皖，而这些人也不是有意识的作介绍，而是有时谈一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毛主席一个报告一下就贯彻下去了。那个时候都依靠自己。那时主席的指导思想，在张国焘来了之后更不讲这些东西了。那时看到苏维埃工会组织法、军事政治工作条例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上海来的。没有根据我们军队的特点，完全搞的是苏联的那些东西。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是可以的，但政治委员有权逮捕指挥员，对这一个点我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军队的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指挥员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并不比政治委员低。在苏联军队中有不少军官是些白军，须要拿着枪逼着他打仗的。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为什么非要把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对立起来呢？这就是把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东西一定要搬到我们这里来。对这一点我很不同意。那个时候上海的中央都是反毛主席的，不可能把毛主席的东西给我们搞来。          1930年初，许继慎派到鄂豫皖来了。那时正是李立三路线时期，派了军长、政治委员全套人员来，直接归上海指挥。他们把地方党和军队分开，规定前委直接归上海领导。前委和特委研究工作要开联席会议，真是自找矛盾。他们把鄂豫皖原来的人马都换下来。开始许继慎搞得不坏。但是过一个时期又从上海派邝继勋来。原来的人又将了一级，我搞参谋长，许继慎搞师长。所以，如果说上海中央对鄂豫皖地区有帮助的话，就是派了一批干部去，换下来那些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像戴克敏、曹学楷这些县委以上的干部，我们在一起搞的比较久。这些“土包子”他们和群众是有紧密的结合的，由这些人掌握政策不会搞出那么大的肃反。四中全会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搞肃反，不是搞有真凭实据的肃反，而是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逼供信，结果肃反扩大化了。          四次围剿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打仗紧张的时候，我要警卫员把袜子送回家补好，准备走很多路。警卫员回来后说：把我老婆（程训宣—引者注）抓起来了。到了延安后我问他们（指周纯全—引者注）为什么抓她？她有什么罪过？他们说：没有什么罪过，就是为了找我的材料。他们就是主观的拉人来找口供，拉去问是不是反革命。如果说不是就不行，如果说是，就把你挂上钩了。你说我老婆有什么呢？她的兄弟在我们的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也被杀了。她家里弟兄四个，有三个参加了革命。她进去后究竟受什么刑法我不知道。大概她没有什么口供，如果供了，也就把我连进去了。所以鄂豫皖那个地区真是多灾多难。那个地方的群众很好。我到过的苏区有四川、陕北、海陆丰、鄂豫皖，但是要数鄂豫皖地区的群众最好，革命最彻底。为什么呢？就是本地干部，土生、土长，和群众有血肉的关系。那么按照他们看来，外地干部应该可靠了，但是也不行。统计一下，就是连莫斯科回来的人，也没剩下来几个。上海中央派去的人，有不少也被杀了。被杀的名单里，主要的人我还记得，次要的人我就想不起来了。在延安的时候搞烈士簿，我们凑了一下，那些材料我没有带出来。前一个时期安徽来信了解许继慎的材料，我写了一些，但是有些东西记不清了。有些同志的确是为革命忠心耿耿，如果是被敌人打死了也值得，但是被自己当作反革命杀了。          调查员插话：我们下去调查的时候，一些家属一定要我们向上面反映，恢复他们不是反革命。          徐老：恢复是没有问题的。          调查员插话：周维炯的家属现在地方上还是被当作反属看。          徐老：这是不对的。在豫南，周维炯和地方党结合起来搞暴动。有周维炯、肖方、漆海峰（这个人被我们枪毙了），还有一个漆德伟太软弱了，中央没有办法处理他，以后送到中央苏区，在路上牺牲了。肖方这个人我的印象不太深。周维炯，许继慎是陈昌浩逮捕的，这个我知道。周维炯这个人有毛病，但是打仗很勇敢，人很聪明，就是有一点英雄主义。我是1929年5月端午去的。以后听说，徐其虚到了豫南之后和他们联系想把鄂东北与豫南统一起来。徐其虚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可是派他做三十二师党代表，周却把徐枪毙了。再以后又派吴光浩去，被屯家堡民团逮捕，在半路上牺牲了。又派刘英，郭述申同志到鄂豫皖，一个搞军队工作，一个搞党的工作。这些人去的时候周又想整他们。刘、郭知道后就跑掉了，没有整到。周维炯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在旧社会流氓习气很多，但这个人并不是反革命。把他抓去之后，也没有问出口供，他只是说：“老子再过二十年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表现的很坚决。据看犯人的人讲，这些人是被绳子勒死的。应该肯定周维炯搞革命工作有功劳。以后做师长、副师长作战很勇敢，就是作风不好，再一点就是党性不纯。在1929年中央决定我们这里三十二师和三十一师会合。他们在山里活动范围小一些，弹药缺乏。我们给他们一些枪、子弹。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打一面，我们打一面。我们对其也是不大放心，一方面要配合，按照党的原则谈问题，一方面我们思想上也有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子弹上好，带着枪，怕这些人乱搞。如果他们乱搞，我们就不客气。那时山区很困难，他们来之后，给他们子弹、枪，配合行动。这些地方还是不错的。我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服从军部指挥，以后打仗中没有看出来什么。以后鄂东北三十一师改编成为第一师，到豫南，没有看出来周维炯有什么变化，他是服从指挥的。以后一、二、三师互相调配了一下，第一师人多枪少，二、三师人少，战斗作风差一些，把我们第一师的调了一部分到那边，他们那边又调了一些到我们这里。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平衡发展。在这期间，周维炯都没有什么，所以不能说这个人是反革命，他的家属不应该按照反属待遇，而应该按照烈属待遇。1929年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他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暴动，应该受到高级干部烈属待遇，受普通烈属的待遇都不应该。           周维炯和漆德伟是姑表兄弟。漆是一个大地主，他的成分不好。李梯云和肖方是亲戚。我对李梯云的印象比周维炯好。估计李在那种肃反的情况下不会在了。如果还活着的话，可以说是虎口脱生。有这些人在，豫南的工作就好搞多了。我对这些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了解，你们还可以找徐立清同志谈一下。          调查员问：豫南这方面的材料不好写，周维炯、肖方这些人都没有了。还有个王孝亭当时成立了一个三十四师，他是师长。          徐老：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到过这些地方。          调查员问：当时有没有三十四师？          徐老：我们只有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不记得有三十四师。是不是由地方上搞起来的，就不清楚了。          调查员问：红三十四师1930年春成立起来后不久就失散了。它曾经和三十二、三十三师配合打过仗。          徐老：那时候已是第一军了，1929年以前是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1930年春就改成一、二、三师，那么在30年春怎么会跑出来三十四师呢？这个就不清楚了。          你们三个地方搞协作这样很好，因为过去它就是一个整体。关于地方上的情况，位（郑位三）老了解的多一些，军队里的情况我了解的多一些。过去在延安时用了二分之一的时间搞这方面的工作。搞了之后总觉得不像个东西。反正作为一个材料还是可以，你们拿去看看，这上面有些东西在群众那里是调查不到的。但是这里面有些提法是不对的，有些观点还要修改。          调查员问：四川方面的情况徐老是不是能谈一些？          徐老：四川方面的材料写了一个东西，比鄂豫皖的材料写的还要好。二十八军方面的材料，有些观点很不负责任，只是作为材料参考。          1958年11月21日。                    徐向前元帅这份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随兴谈话录，基本围绕的是肃反、反富农、反围剿等问题来谈的，而肃反是重头，正因为此，它在档案馆才享有了“绝密”之待遇。          相较徐向前元帅，徐立清部长关于鄂豫皖苏区史却着墨颇少。《访问徐部长谈话记录》一文，是在徐向前元帅指引下，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随后采访徐立清部长后才成文的，这也是笔者唯一见到的徐立清部长谈及鄂豫皖苏区史的资料。徐立清部长谈话录的全称为《访问徐部长谈话记录—谈豫南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其因1950年10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第三、第二副部长，因此调查员呼其为“徐部长”，应该说徐部长的谈话有关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及肃反谈的要详细些：                    徐部长：在北京了解鄂豫皖方面情况多一些的，第一是位老（郑位三—引者注），第二是徐向前同志，第三是徐海东同志，第四是王树声同志。这些同志了解的比较多一些。          有些情况我不太了解，因为我没有参加暴动，暴动之后才去红军的。地方工作也没有参加。军队工作现在有很多东西记不起来了。最近病了几年，搞得记忆力非常坏。过去也没有什么文字的东西，搞了一些文字的东西，就在一个麻袋里装着，丢了好几次。现在什么文字的东西都没有了。有些东西有印象，但是记不清楚，也不具体了。          关于鄂东北方面，现在人多，材料也比较具体。材料少的是商城、固始、光山、罗山这是在一起的。商城一代和皖西北的材料少一些。少的原因主要是那个时候参加暴动的老人，过去肃反时都杀了。在豫皖一带，不要说是领导暴动的，就是参加暴动的人，现在我知道的也没有几个。有个别的人，现在岁数大了。脑子也不清楚了。所以，豫皖方面的材料更少了。          在鄂豫皖参加军队的人还是不少，我知道的人还有好几十。但是，这些人都是以后参加军队的，都是在1930年左右参加的，那个时候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对鄂豫皖的情况就了解的很少。          还有周纯全同志可能了解一些情况。苏井观，他是潢川人，以前在北京、天津念书，学医的。在28年到了鄂豫皖，就在红军里，一向在红军里搞卫生工作。          你们需要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出一些题目，我们把情况凑一下。          调查员问：我们在金寨调查了一个多月，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很少，我们想请徐部长把这个地方暴动之后党组织的情况、武装斗争、军队编制的情况谈一下。还有这个地区的行政区划也不清楚。那个地方是豫南党委领导还是属于皖西北党领导，也没有搞清楚。我们最近在中央秘书局看了一些材料。从材料上看商城好像是归皖西北，但是在下面调查时，他们都说商城归豫南。从材料上看，有一个党委领导同志叫方英的，他在报告中说归皖西北。这个区划我们不清楚。          还有，有的材料上说十二师在豫南、皖西北叫做三十三师。但是方英的报告中十二师在皖西北，师长是肖方。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十二师的师长是周维炯。          徐部长：1931年以后才成立了党委，以前是特委。十二师的师长是肖方。          开始时的情况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暴动的时候我没有参加。我记得情况是这样的：          暴动以前的大体情况知道一些。在商城这一带，在大革命的时候搞过农会。农会搞了三个月就失败了。大概是27年的5月到8月这个时间，公开成立了农会。当时是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多少人，什么人负责，现在搞不清楚了。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十五、六岁，正在念塾书，有一个洋学堂的洋学生和我们谈过一次话，意思是要介绍我们入党。他讲得一句话对我印象最深，就是要土地革命。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所以，那时有党组织，但是什么人搞，就不清楚了。          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在我们那里也杀了一些人。杀的这些人不是主要负责人，而是打菩萨的那些人。那个时候打菩萨是最不得人心的。大革命失败之后，周维炯、漆德玮不在那里，而在武汉军校学习，估计他们是在那里入党的。武汉失败之后，他们回家了，就进了民团，这主要是漆德玮的关系，因为他的家庭是土豪劣绅，他的伯父是漆二老爷，他父亲是漆五老爷。由于这个关系，他们进了民团。漆德玮做了中队长。周维炯和漆德玮是亲戚。因为这个关系，周维炯也进去了。大革命失败之后，主要负责人还是周维炯、漆德玮。          到了1928年，虽然党没有公开活动，但是还是有秘密的活动。我记得老百姓叫作黑杀党。活动的办法就是晚上出去到处贴标语。由商城到金家寨，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最坏的土豪劣绅，我们一个晚上就把他一家都杀掉。这是1928年的情况。          1929年2月27日晚上暴动了。这个暴动主要是民团。这个时候民团住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晚上暴动的。在暴动之后，我记得大概是4月间就在南溪、丁家埠一带活动。开始的口号还是打倒土豪劣绅，也没有分土地，也没有成立苏维埃。这个时候成立了赤卫队、少先军。4、5两个月就在这一带，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在暴动之后，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那个时候叫三十二师。开始暴动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大队，好像是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三个大队。暴动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长，叫关云山在固始附近起义了。本来，我们给他钱让他回家，但是他没有要钱，他的六七十人全部参加了红军，改成九十八大队，关云山当大队长。这个时候周维炯领导三十二师。这是五月间的情况。          到了6月间，夏斗寅部从麻城经过。三十二师就到了光山和三十一师会合了。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是两个地方的，互相不大了解，不太团结。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三十二师引起来的。开始暴动时，派徐其虚领导参加暴动，暴动之后成立了三十二师，由徐其虚做党代表，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就把他杀了。为什么杀，就不清楚了。杀了之后，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会合时，就问徐其虚为什么被杀了，三十二师说他是反动派。结果三十一师不满意，这样搞的就不团结。三十二师就回来了。夏斗寅的部队走了之后，就剩下了民团。这一次三十二师回来之后，苏区就有扩大，打开了金家寨，以后打到燕子河、霍山、英山，在这里打了胜仗后又回来了。          到11月间就打商城。那时商城有一个民团，和一个豫南的军阀任应歧。打商城时，参加的部队不过一、二百人，都是化装进去的，有卖油条的，有卖柴的。卖柴的就带着长枪，卖菜的就带着短枪，很快的就把民团和任应歧部杀掉了。商城打开之后我们占了三个多月。          商城打开之后，有一段这样的事情：（中央—引者注）派了郭述申到那里去，那时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不团结，他们计划要杀他，他听说之后就跑了。          调查员问：那个时候的商城归哪里管？          徐部长：我记得归皖西北管。凡是属于皖西北的是一个党委，不记得有两个党委。这个情况苏井观可能知道一些，因为他在这一带住的很久。          调查员问：我们在下面了解，三十二师到了鄂东北之后，位老主持的一次会斗争了一个漆海峰，把他杀掉了。          徐部长：这是以后的事情，是30年初的事情。30年1、2月间，我们把商城放弃了。那时红军又回到了金家寨一带。就向六安、霍山一带行动。我记得这时在这一带已经有一些武装暴动了。到3、4月间，三十二师又改了漆姓，周维炯就走了。他到了霍山又成立了两个大队，一个是一0六，一个是一0七。六安这里还有一个毛正初，是一个青红帮，也有一些武装，也改变成为红军。以一0六、一0七两个大队为基础，又在六安成立了三十三师。30年4、5月间成立了三十三师，周维炯做师长。          三十三师成立之后，三十三师和三十二师一起行动，打了霍山、英山，以后又到了罗田。这个时候，肖方就来了，以后六安的暴动他就参加了。三十二、三十三师就在霍山、英山、麻城、滕家堡一带。          快到7月时，许继慎来了。这时成立了工农红军，许继慎当军长，他是中央派去的。他带着上面的人到了金家寨。这个时候正是李立三路线统治着，决定全国红军打到武汉过中秋。中央决定成立第一军，他带着军部到了金家寨。以后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也到了金家寨和许继慎会合了。这时还成立了一个独立旅，有一百多人。          八月间，由许继慎带着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经过光山，到了红安和三十一师会合，后又到了孝感、花园，这时再打武汉不行了。所以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就顺着京汉路北上，到了信阳。信阳被打开之后，国民党虽然从武汉那里派来了铁甲军，但是，潢川、光山、罗山还是被打开了。在这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上面说的漆海峰就是在这里杀的。进去之后，把三十二、三十三师整编为一个师。因为这两个师的人少一些，三十一师的人比较多。整编以前开了一个斗争会（那个时候我们不清楚，是以后听说的），听说黄麻斗争皖西北的人，以后就把漆海峰杀了。把漆德玮送到上海去了。周维炯做三十二师的师长。          我们的三十二、三十三师到了黄麻之后，敌人占领了金家寨。这时蔡申熙的十五军还有一些人。当时群众要求打金家寨，但是他们武器少，没有打开，群众对他们不满意，他们就到了黄麻。然后我们打开了光山之后就会合了。会合的时候还有四、五百人，编到了三十二、三十一师里面去了。这时就改成第一军的第一、二师。          这个时候把漆海峰杀了。这个人不算顶好。他是三十二师的参谋长，军阀主义厉害的很，打人骂人。过去在民团里他也很有力量，暴动的时候他起了作用。这个人也不是反革命，但是他有自己的野心。漆德玮也送走了，主要是家庭成分不好。周维炯的成分好一些，所以当师长了。          整编之后，到了1930年的10月，又从罗山走了，又到黄安、麻城，打开了宋埠。这个时候就开始反立三路线。从罗山之后，就再没有向外发展，又从黄安、麻城、宋埠回到金家寨，把豫南、皖西北的苏区会合了。然后继续打霍山，但是没有打开。以后又经过金家寨，到了商城。在商城附近遇到了吉鸿昌的部队。          这时，邝继勋来了。中央决定成立第四军。邝继勋做军长，许继慎做师长，周维炯做团长。这是30年底，31年初的事情。成立第四军之后，又回到了黄麻。这时敌人把这里占了，我们打回来，又恢复了这里的苏区。以后黄麻、黄陂、光山都扩大了。过去很多地主占的寨子也打开了。把很多苏区连成了一片，把敌人的反动武装扩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扩大了，成立了十二师。在四军的时候，就叫作十师、十一师和独立师。到31年成立了十二师。          31年的夏天，张国焘就来了，陈昌浩也来了。他们来后不久，四军就南下到了英山、蕲水活动。这个时候，四军的政治委员曾中圣（曾希圣的哥哥），他们坚持要到湖北，要和湖南打成一片，张国焘就不同意。这个时候有一个路线的争论。过了一个多月，张国焘坚持要四军回来。四军回来之后，到了六安，张国焘就开始肃反了。一到六安、英山就开始逮捕一些人。这时逮捕的还不是主要负责人。我记得不久就把许继慎逮捕了。因为发现国民党给他的一封信，要他来投。这封信给了张国焘，就把他抓去了。以后部队就住下来，开始了大肃反。部队里班长以上的干部杀了一、两批，排长、连长全部都杀了。周维炯这些同志都杀了。鄂豫皖暴动的领袖都杀了。有的不只杀一批，杀一批之后，提拔一批，然后把提拔起来的又杀了。肃反搞了一、两个月，有一点文化的都被杀了，没有杀的只是个别的，平常表现非常老实的。所以，鄂豫皖的干部里，文化高的很少。在豫南、皖西北杀的更厉害。          肃反搞了一、两个月之后，红军里要增加工人成分，就由地方上调了一些工人到军队里来。只要是工人成分，都可以做干部。在这之后，就成立了四方面军。陈昌浩做政治委员，徐向前做总指挥。成立之后，就打黄安，包围了一、两个月。我们那时候还有一架飞机，用来散传单、扔炸弹，配合着把黄安打开了。赵冠英也被活捉了。这个时候的红军就多了。这时除了一个独立师、十二师之外，还成立了二十五军，包括七十三师、七十四师。          32年春，四方面军又到了豫南，打到了苏家埠。这次战役打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十师包围了苏家埠，十一师包围了□□□，包围了一个多月，那一次兵派的最多，结果把敌人大部分消灭了，少数人跑掉了。包围的敌人没有饭吃了，把树皮都吃光了。以后敌人都投降了。胜利之后，又从皖西北到了麻城。这时敌人就搞四次围剿了。这一次围剿我们事先没有很好地准备。结果我们打到麻城，敌人一下跑到红安来了。敌人有七个军，分成好几路，蒋介石亲自在武汉指挥。敌人来了，我们措手不及，很慌忙。从麻城到红安是一百多里路，可是我们半天就走到了。匆忙打敌人，消灭了一些，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跟张国焘跑到了四川。上面这些情况我记不太清楚了，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印象。          调查员问：以后三十三师有一个师长是徐百川？          徐部长：最早不叫三十三师，那个时候叫独立师。所谓师，也就是一、二百人。有徐百川，还有毛正初。这些人都死掉了。还有一个姜镜堂，共产党员，在三十三师做政治委员，也是早就被杀掉了。          调查员问：和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明显的有哪些？          徐部长：那一次斗争曾中圣之后，就不敢斗了。张国焘是主席，要人喊他万岁，不喊万岁就杀人。肃反期间，很多地方是有斗争的，但是结果都是被杀了。到四川之后还又杀了一批人。这个时候有些斗争，主要是中央派来的一些人，他们不同意到四川去，和张国焘有斗争。中央派的人开过几次会，大家认为张国焘违反了中央的路线。说张国焘不好。以后张国焘知道了，就把这些人也杀了。          调查员问：肃反是从30年开始的，扩大化发生错误是张国焘来了之后吗？          徐部长：在张国焘来以前，下面是有扩大化的。但是，大批的杀，是张国焘来了之后的事情。          调查员问：AB团、改组派当时在党组织和部队里有没有混进来？          徐部长：这个问题我看完全是扩大，这个完全是王明搬来的，哪里有这些东西，我看没有一个是真的。我熟悉的一些人，不过是成分不太好。有文化，有的是作风上不太好，更多是这样一些毛病。现在这些帽子都要去掉，都承认是烈士。在鄂豫皖许继慎这些人就弄清楚了。漆德玮、周维炯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反革命？          调查员问：笔架山暴动以前是不是有党组织？          徐部长：是有党组织的，但是不清楚是谁领导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就记得是有些学生回来了，找我们谈话。          调查员问：张国焘来了之后，很强调打通皖西北，反对截断长江的计划。从文件上看，这件事在党内有斗争。有的人主张截断长江，张国焘主张打苏区内部的敌人，我们对张国焘的军事计划应该怎么样评价？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徐部长：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人民和军队是拥护张国焘路线的，不愿意苏区有反革命。          有些情况周纯全知道的多一些。过去他在鄂豫皖做保卫局长，比现在的公安部长更有权力。所以，肃反时谁杀、谁不杀，他大体上知道一些。我们现在对他有意见，就是乱杀人，听张国焘的话。          调查员问：徐部长是在豫南、皖西北活动吗？          徐部长：我家就在商城以南。29年暴动时我没在家。29年7、8月间回去之后才参加了红军，以后就没有离开。          调查员问：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需要访问哪些人？          徐部长：人是不少，但是知道材料的不多。苏井观、张琴秋他们可以谈一谈。还有吴京天不在苏区，在河南白区。徐海东了解一些情况。因为四方面军走了之后，他在廿五军。          把鄂豫皖的党史整理出来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各个苏区的历史都是光荣的，但是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历史更光荣。从大革命起，一直到解放前，三十多年来斗争没有停止过。人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始终没有妥协过。张国焘的肃反路线杀的那么厉害，但是你杀好了，我还是革命。大家也知道说不定有一天会杀到自己的头上来，但是也没有人打算逃跑、叛变，反正是革命，死也革命。我们那个时候小，比较老实，没有被杀。          现在北京招待所住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参加革命很早，但是他的记忆力不好。有很多人和他谈起过去，他谈的都不对头，所以了解情况的人不多了。                    1958年11月27日。                    以上就是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未刊谈话录，重点都落脚在肃反问题上。不过，他们在谈话中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问题挖掘的其实并不深刻，比如徐向前元帅这个时期就认为张国焘进行大肃反与张个人品质及恩怨有关，这其实未能很好地反思党文化中的一些“左”的劣质基因。根据我这几年的研究经验来看，肃反其实与反富农是勾连的，其中的原因更多在于民众动员及政治控制方面。本文这里全引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的谈话，不仅为立此存照，保存两份珍贵档案，我亦想关于苏区肃反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我们都知道，鄂豫皖苏区革命是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展开及深入，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中共革命的地方领导群体。鄂豫皖苏区革命从1927到1932年间，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除了革命牺牲的（比如王幼安、王志仁、刘文蔚、蔡济璜、刘象明、汪奠川、詹谷堂、桂步蟾、吴干才、李梯云、薛卓汉、赵赐吾等），或内斗被杀的（如徐子清、徐其虚等），而因肃反牵连的就有许继慎、周维炯、徐朋人、戴克敏、戴季伦、曹学楷、雷绍全、陈定侯、肖方、姜镜堂、王培吾、王效亭、吴荆赤、徐百川、李荣桂、桂伯炎、舒传贤、江子英、凌柱中、罗炳刚、王秀松、曹大俊、方英等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陈明义：《陈明义关于1931年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麻城市党史办，第8页，C4-03-25）。从这些列举来看，在鄂豫皖苏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及中共肃反的赤色恐怖，最终致使该苏区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几乎洗涮殆尽，其中的缘由值得进一步深思，这里尤其要检讨中共自己的肃反问题。          关于苏区的肃反，我认为这是一种保护性革命高压手段，最初在苏区还是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这方面，徐立清部长在谈话录中就已经说白，他说:张国焘肃反，“当时的人民和军队是拥护张国焘路线的，不愿意苏区有反革命”。这能证明苏区群众最初因害怕有“反革命”而拥护张国焘的肃反政策的。而我们都知道，张国焘曾在苏俄滞留过三年左右时间，他深谙苏俄肃反内情。1931年7月，其来鄂豫皖苏区不久，即着手成立政治保卫总局，随后各县亦相继建立政治保卫局。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还专门通过了《肃反决议案》，该决议案明确规定：“政治保卫局是肃反的主要组织”，“各级苏维埃革命团体，都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经常供给保卫局材料，特别要以阶级意识坚决的分子，来担任肃反工作”（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专题报告集）》，内部资料，1985年，第119页）。当时，张国焘正是依托政治保卫局这套组织体系，进行大规模肃反来民众动员及政治控制之目的的。          1931年10月，苏区刚好发生了“许继慎、周维炯事件”。这个事件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谈话录中也说及，因为他们不受张国焘所代表的中央控制，因此张国焘找个“反革命”借口对他们进行整肃。随后这个事件处理即迅速扩大化，其原因又与苏区早期动员模式正相关，苏区早期动员多是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动用传统“社会资本”及“日常行为轨制”发展起来的，苏区一旦大兴肃反，这些存续相连的传统“社会资本”、“日常行为轨制”及后来革命中形成的同志式的革命关系都会成为牵累，就会造成颇多“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牵连一大片”（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61页）。因此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地方领导群体成员颇多都受到这个事件的牵连。当时苏区正盛行反富农，在处理的过程中，这个牵连一大片的轰动事件又跟苏区的反富农政策勾连起来。张国焘也即刻抓住了这个契机而见风使舵，他的见风使舵方式就是扬言苏区破获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组织，然后借力打力进行大规模审查、标签化定罪，而带有原罪感的富农，其贱民身份即马上弥补了反革命组织与成分论之间的断链，而从成分上寻找反革命定罪的理由与线索即成理所当然。我们可以从张国焘1931年11月份底给鄂豫边特委的指示信中看出端倪，他说：“淘汰富农地主成分及一般党内异己分子，与坚决开展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应当成为目前最迫切的工作”（《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1931年11月24，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37页），因此“要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和扩大苏维埃机关内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反富农和淘汰革命异己分子的斗争”，对那些“即使自身没有加入反动组织，他们也有千条线索与地主富农阶级及反动派别联系起来，成为反动活动的基础”，而那些“凡是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没有一个好的成分”（《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1931年11月24，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40页）。这样，肃反内容即发生转向，转移到落脚到唯成分论上来进行“无限上纲”，认为成分不好的分子必然趋向反革命。职是之故，肃反、富农贱民身份及反革命罪三者之间即相互牵连、验证。如此，革命队伍中，成分不好的都要受到审查、清洗与整肃，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及血腥泛滥，也就在所难免。          据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张国焘肃反审查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58页）。第一种人被审查，有残酷的武?斗争必然招致的疑神疑鬼有关，不用讨论。第二种人被审查，是唯成分论，与反富农政策有关。笔者这里可举两例反映概貌：据从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周希汉将军回忆，他参军时，还是个十五岁的红小鬼，但其刚参军即碰上张国焘整肃富农，他因被划为富农出身，遂被开除军籍，还好后来有贵人作保，才免于罹祸（周希汉纪念文集编委会编著：《周希汉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900页）。周希汉将军还算是幸运的个人，而当时整个英山县委组织就不那么幸运了，据文史专家陈克非整理资料记载，当时整个英山县委组织都被定成地主、富农成分而被打成“第三党”，并受到全盘整肃（中共英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英山革命史资料（3）》，内部资料，1986年，第7、141-148页）。第三种人被审查，同样也与反富农政策有关，因为在乡村，能够读得起书的基本都是富裕家庭子弟，他们之中颇多后来都成为鄂豫皖苏区地方精英党员，有主见，有地方经验，但他们地方及富农意识也很浓厚。关于知识分子的审查，张国焘在苏区曾多次强调“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页），因此张国焘对他们的审查、清洗与整肃，则更为严格，这无疑会造成颇多反智主义恶果。关于这种恶果的史料颇多。据韩熙型撰文说，张国焘肃反整肃知识分子，使整个苏区找不到能够写得出清楚文句的秘书，一个简单的条子都要书记自己写，有的游击区和区委无一人识字（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7页）。这不免有点夸张，因为就笔者所见，当时苏区确实还存在颇多因恐惧等原因而假装不识字的人。从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董洪国将军就说，他识字、写字都没问题，但却因张国焘肃反整肃识字的人而恐惧、害怕，因此也就装着不太识字，连写个请假条，也错字连错字（董洪国：《从铁匠到将军——革命艰苦历程》，内部资料，麻城市党史办藏，1990年，第70-71页）。另外，据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烈士的夫人杨文局回忆:当时“为了避免嫌疑”，苏区“不少同志装聋作哑，有的本来是知识分子，却装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文盲；有的本来写得一手好字，却故意装作不懂得怎么握笔的大老粗”（杨文局：《红色的好管家》，《星火燎原（5）》，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0-301页）。笔者这里难以统计这种假装、隐藏之人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这甚至会降低苏区领导及红军作战、指挥水平。关于此点，建国后徐向前元帅、倪志亮将军有深刻总结，他们说“由于这一肃反，使红四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学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又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的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还造成了极端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变为一支愚蠢的军队”（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史》，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1年9月，第21页）。          或许张国焘当时还不太清楚如此肃反会招致多种恶果，但他想要达到的效果却非常明晰。          张国焘肃反，进行大规模审查、整肃，轻则清洗，重则杀头，确切地说用了不少反人伦、人质等极端杀手锏。而最终达到的效果，据陈昌浩内部通告讲肃反“淘汰了大批反革命的分子——富农（约二千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77页），而在其另一份报告中他又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1931年11月22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本，第129页）。这还只是个模糊的数字通告，实际情况，比这残忍的多。当时苏区肃反，“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史》，《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1年9月，第21页）。据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原华东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部长常毅将军回忆说：“张国焘在军队和地方上大量逮捕和杀害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革命初期有文化的领导人。他们不少都是成份不好、后来背叛家庭参加革命的学生，却以AB团、第三党、改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了”（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5）》，内部资料，1991年，第108页）。如此，人的性命一旦被视为建构美好社会图景及捍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工具及原材料时，造成太多覆盆之冤即在所难免，革命即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          但是，事情发展的逻辑却并非如此简单。应该说，全面肃反过程中，“淘汰”与“引新”又是并举的。当时，在张国焘肃反乱贴标签、大搞逼供信面前，苏区党上层领导人及红军将领都难以、也不可能避免、逃脱被杀的命运，同时这股风潮也波及到地方。1931年10月，当鄂豫皖苏区肃反正紧锣密鼓之时，张国焘及中央分局就为肃反曾致各县一封很长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努力告诫地方党：肃反主要是“淘汰异己分子”，而“异己分子内容主要的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而采取的方法是“在党员中选择工人雇农成分、政治坚定勇敢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支配他们特殊的工作，就是去查察党员中异己分子和反动分子，用种种法子刺探反动活动的内容来将他们的秘密活动发现，和将一切异己分子驱逐出党去”，并且“要在群众面前去开除他的党籍，对群众说明他的罪恶，并且让群众参加意见”，目的是“好让党员群众都了解这一斗争来积极参加”（《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示信》，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99-400页）。应该说，地方肃反带来不少受益者，他们文化水平及判断力都很有限，但他们因为政治忠诚及自己的积极勇敢而获选拔、重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他们肯定会不遗余力地蛮干，因为只有这样，才会配得上领导的信任，而领导才会肯定其是个好党员、好干部。此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于要让更多的党员群众参加肃反大会，无非是增加同仇敌忾之心，亦与民众动员有关。职是之故，地方上肃反就更简单化、扩大化，杀的人也就更多。不过，光杀而没有民众动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同一封信中，张国焘及中央分局又进一步强调：“要公开征求党员，在群众大会上积极勇敢的工人雇农分子，不必他有文字知识，不必他懂得多少关于党的事，不必问他是否有布置能力，只要真要革命，有好的斗争表现，可以自动要求入党，加以个别的考察，即可吸收入党”（《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示信》，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01页）。正因为如此，当时“除极少数的富农分子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真正表现了长期的忠实勇敢投降无产阶级不断反对富农以外，其余的富农分子应一律淘汰出去，绝对与对富农分子留恋的倾向作斗争”，而“大批富农流氓分子驱出之后，红军中的成分得到大的改造，大批工农干部提拔起来了”（《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78页）。所以，肃反使大批富农出身、温和而又富有有异见的地方精英党员被整肃了，替代的是更加激进、更加顺服的工农干部，这大体能够体现鄂豫皖苏区左倾化不断升级及民众再动员能力不断提升的连贯流程，但是，革命高举的理想主义色彩却在消退、渐弱。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反富农一旦与肃反浑然而成，标签化暴力及民粹恐怖就成为民众动员的必要手段。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只要革命的理想是高尚的，手段是可以非道德化或者非是非化，而富农在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里是反革命“异己分子”，通过妖魔化、污名化及标签化，然后进行民粹化整肃。当富农成为反革命的阶级敌人时，肃反手段的暴虐性必然取代保守性，反富农形成标签化暴政也就在所难免，而这又会侵蚀革命理想的道德幌子，但只要非理想化的目的达到，必要的阵痛是必须承受的。因此，为民众动员而反富农，而反富农利用富农标签进行肃反，遂通过剪除“异己分子”达到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及政治控制。这样，某种程度而言，不但彻底整肃富农及富农出身的地方精英党员，还达到了树立张国焘所代表的党中央的权威及控制力，而这种权威控制力的增强，反过来又会反作用民众动员的力度与效果。可见，反富农、肃反、民众动员及加强权威权力，几者之间，无形中又具有了某种微妙系络。          历史真相其实是有正面、侧面及背面的，透视徐向前元帅及徐立清部长谈话录背后的历史机密，我们或许应该对党文化及其其间的左稚基因做更深层次的反思与警惕。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邮箱：huangwz80#gmail.com（#=@）。    进入专题： 徐向前 徐立清 鄂豫皖苏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5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重庆打黑局长受聘北邮兼职教授 （财新网，2011年12月4日）     12月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被北京邮电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在聘任仪式暨学术报告会上，校长方滨兴发表致辞并为王立军颁发聘书。随后，王立军为北邮师生作了学术报告。 王立军副市长是博士吗？ （伍雷，作者新浪博客，2012年2月2日） 　　 关于王立军先生是博士的报道： 　　【1】影响最广泛在百度百科有专门词条，虽然百度百科并无证据证明王立军自己杜撰，但鉴于该百度百科的广泛影响，以及该王立军词条就王立军介绍之详细，我们深信，关于王立军博士学位的影响是广泛的。 　　【2】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官方网页上，2011年12月4日，王立军被北京邮电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校长方滨兴发表致辞并为王立军颁发聘书。在方滨兴校长的致辞中明确称：“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授予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博士为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从而为我校人文学院的学科发展增加动力的源泉”，“ 我们今天聘请王立军副市长做我们的兼职教授，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拥有”铁血警魂“的警界铁腕，更主要是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学术专家。他在刑侦、法学、心理学、现场勘查学、法医学、颅面鉴定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建树，他甚至有着41项已获授权的专利。特别是，作为法学博士，立军教授是第二届国际法庭科学大会主席、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研究所刑事鉴定专家、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所的研究员”。 　　鉴于方滨兴校长致辞时王立军先生必定在场，那么，在这样一个学术上非常庄严的时刻，方滨兴校长两次提到王立军先生为博士，但未见王立军更正。基于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立军认为自己博士学位不容置疑。 　　随后，针对上述新闻，包括新华网、人民网、新闻晚报、北京晚报、凤凰网等做了大量报道。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成都晚报报道的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欲晓教授说：“王立军教授作为中国公安战线的杰出代表，在保护人民、维护社会安定、保卫国家安全中所做出的贡献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道风景，北邮将永远铭记这个丰富的夜晚，深刻的夜晚，光明的夜晚”.可见，作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等院校–北京邮电大学，聘任王立军博士作为兼职教授，对内对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3】在王立军担任会长的“国际颅面鉴定协会”的网站上，关于王立军的介绍也是“法学博士” ，鉴于国际颅面协会的秘书处设立在重庆市公安局，该法学博士的介绍我们认为是权威的，是得到王立军本人认可的。 　　但是，至今为止，我们无法搜索到到王立军博士学位的相关信息。关于王立军的学位介绍，显然，最权威的出处是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网站：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该网站关于王立军学位的介绍如下：省委党校研究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2001.10-2002.10  美国加州大学MBA远程教育学院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因此，我的初步结论是，至少在发生上述学术聘任之前，王立军先生还不是博士。对此的错误宣传，媒体以及王立军本人以及聘任王立军的大学，应当承担责任。     【后记】王立军红得发紫时，多间学术机构争著向他献媚，向这位实际只是中学毕业生的警察献上了博士生导师、研究中心主任之类的学术头衔。防火墙之父方滨兴所领导的北京邮电大学也赶在2011年12月4日给王立军发了「兼职教授」聘书，并召开隆重的发聘仪式。方滨兴致词时讚「王立军教授」既是铁血警魂又是温文尔雅的学者 ，还两度称王立军是「博士」（虽然王没有博士学位）。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等官方媒体作了大幅报导。 　　但想不到仅两个月这个铁血警魂竟因叛逃美国领事馆被押往北京而身败名裂，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彭立讽刺说，这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尷尬的北邮已悄悄删除了该校官网上有关图片和新闻。网友调侃说，王立军与邮电通讯风马牛不相及，北邮忙不迭的奉上荣衔。王立军刚被审查几天，不过是在美领馆借宿一夜，北邮忙不迭的就把人家删了。 我所以知道的王立军 （快乐江风，作者红豆博客，2012年2月9日） 　　中文名： 王立军 　　别名： 乌恩．巴特尔 　　国籍： 中国 　　民族： 蒙古族 　　出生地： 内蒙古阿尔山 　　出生日期： 1959年12月26日 　　职务： 重庆市副市长 　　毕业院校：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 　　主要成就： 打黑除恶，维护治安 　　代表作品： 2004年国际颅面法医鉴定协会论文集 　　王立军同志于1976年7月参加工作，1983年入警，198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警官大学1985年交通管理工程系学员，东北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党的十四、十六大代表，博士、教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当选重庆市副市长，分管经济领域工作。2012年2月，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科教文体工商等工作。2月8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简介概述 　　王立军风采，男，蒙古族，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乌恩意为“真实”，巴特尔是“英雄”，整个名字的意思是“真英雄”。与王立军有过近距离接触的重庆警界人士描述，王立军外表温文，但内里铁腕，铁面无情作1风曾一度让重庆警界震慑，广大干部群众赞誉其为“打黑英雄”、“公安楷模”;研究专长为国际刑事鉴识、现场心理学、刑事侦查学、法医学、法学等，是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多所学校的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士生导师。曾获得“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市人民卫士”、“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等多种荣誉称号。并有著作5部，主持科研课题18项，主持研发156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5项，并多次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论坛发表学术演讲。 　　职务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总警监警衔） 　　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中国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 　　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 　　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西南大学-重庆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特聘专家、教授履历　　1976.07–1978.04，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林业局天池林场知青； 　　1978.04–1981.03，解放军00419部队文书、秘书、调度； 　　1981.03–1982.12，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林业局职员； 　　1982.12–1984.04，辽宁省铁法市（县级）商业局职员； 　　1984.04–1987.08，辽宁省铁法市（县级）公安局交警大队内勤，治安队队长； 　　1987.08–1992.02，辽宁省铁法市公安局晓南派出所副所长、所长兼联合刑警队队长，大明派出所所长兼联合刑警队队长（1988.07 辽宁省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政法专业毕业）； 　　1992.02–1992.09，辽宁省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2.09–1994.07，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干部学院管理专业学习； 　　1994.07–1995.09，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1995.09–1998.05，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刑警队、巡警支队队长（其间：1993.08-1996.07 辽宁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8.05–1999.12，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1999.12–2000.08，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2000.08–2002.07，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长、党组书记； 　　2002.07–2002.12，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2002.12–2003.05，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副厅级）； 　　2003.05–2004.11，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副厅级）； 　　2004.11–2008.06，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06.11 聘为教授、研究员，2004.09-2006.04东北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EMBA）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得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8.06–2009.02，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常务，正厅局长级，2008.09 起兼重庆市委政法委委员）； 　　2009.02–2009.03，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2009.03–2009.07，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9.07–2011.5，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2 　　2011.5–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2011年1月14日上午，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并补选王立军为重庆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确认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立军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 　　2011年5月27日，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现为副总警监警衔。 　　2012年2月2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教育、科技、环保、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等工作。 　　工作分工 　　分管的工作：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工作。 　　分管的部门(单位)：市教委、市科委、市环保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体育局、市民防办、市园林局、市政府参事室、市文史馆、市志办、市教育考试院(市招生办、市自考办)；联系市科协。 　　成就及荣誉荣获荣誉 　　长期致力于学术课题研究和行政管理，奋战锋线多年，历经坎坷，几地任职，率员打击有组织犯罪并破获大量重案，1997-1999年两次被国际司法组织授予“打击有组织犯罪”和“犯罪心理学”成就奖，从警20多年来，他曾多次英勇负伤，荣立一等功六次、二等功十余次，先后被授予公安部一级英模、二级英模（两次）、全国英雄模范、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五四”青年奖章等数十项国家级功勋荣誉；先后被评为铁岭市优秀共产党员、铁岭市十大杰出青年、铁岭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十大杰出青年、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标兵、辽宁省廉政标兵、辽宁省特等劳模、辽宁省“十大杰出执法者”、全国政法战线优秀科所队长、重庆市人民卫士等荣誉称号，被全国各大媒体评选为“2009年中国十大法制人物”、“2009年十大责任公民”、“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之首等荣誉称号。 当选中共“十四大”“十六大”代表。从东北到重庆后，针对重庆黑恶犯罪的新特点，他以卓越的组织指挥，创造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打黑“重庆经验”，赢得了人们的充分赞誉。国务院法制办两次到重庆市公安局开展调研，全国“打黑办”组成调研组专程来渝挖掘典型经验。 　　1991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1992年1月当选“中国十大杰出民警”； 　　1993年再次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同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95年被国家人事部、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称号，同年5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参加了全国劳模报告团和全国公安劳模报告团，被誉为“铁拳局长”、“打黑勇士”； 　　1996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命名为辽宁省“十大杰出执法者”； 　　1997年荣获辽宁省首届“五四”青年奖章； 　　1999年5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参加了全国公安英模代表大会； 　　2000年5月，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2009年被评为“2009年中国十大法制人物”、“2009年十大责任公民”、“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2010年2月28日，在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总结表彰大会上，王立军被重庆市委、市政府授予“重庆市人民卫士”荣誉称号。 　　2010年6月，国家公安部充分肯定重庆市公安局在打黑除恶斗争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并通报全国嘉奖。 　　2010年被评为“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之首 　　他曾受到了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的事迹在建国五十周年“辽宁劳模展”中展出，并被辽宁展览馆永久收藏。多年来他的事迹在全国几十家新闻单位及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电视台及报界都曾做过多次报道。 　　2010年，李长春、习近平、周永康、孟建柱等中央和部委领导视察重庆，充分肯定了王立军局长的工作，对重庆打黑除恶、交巡警警务改革、校园警察等一系列工作给予高度赞许。 　　学术成果 　　王立军还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东财MBA学院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现场技术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及2004-2007年度学术课题项目负责人（第十一届学术会议执行主席），2009年首届法医人类学个体识别技术应用国际专题研讨会主席，2011年第二届国际法庭科学大会主席，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被德国警察学院、乌克兰政治学院等5所国外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2010年12月18日国际著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在重庆聘请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为“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特聘专家、教授。“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目前已发展为现代一流的、闻名于世界的一级警政机构，可承办世界各国重案。这也是全美唯一获得美国刑事鉴定学会认证、具有国际水准的刑事鉴定机构。李昌钰博士表示，他对奋战锋线多年几地任职、率员打击有组织犯罪并破获大量重案、在刑事科学领域造诣深厚的王立军教授非常钦佩与赞赏，愿与王立军教授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与刑事鉴识科学高端领域的发展。 　　王立军主要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中国人颅像重合法鉴定标准年龄差的研究》《刑事案件现场勘查数码记录处理系统的研究》《应用耻骨联合X光片判别经产生育的研究》《犯罪心理学在司法刑事侦查中的应用》《多排螺旋CT测量和标识颅面软组织厚度的法医学评价》《现场物证与重建犯罪现场和犯罪心理分析》《中国北方汉族青年恒前牙牙体硬组织解剖学特征的初步研究》《颅面复原技术在焚尸、食人案件中的应用》等数十篇论文，主编了《2004年国际颅面法医鉴定协会论文集》，《痕迹检验与侦查破案》《刑事录像学教程》两部专著被用于相关大学的教学。 　　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研究》，《车辆爆破现场重建研究》，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其“光华科技创新特别贡献奖”。目前主持亚太地区《无创伤解剖》重大课题研究，与东北财经大学合作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等。在重庆的功绩　　1、综合治安整治 　　为切实维护全市社会稳定、确保奥运安全，打造“平安重庆”，重庆公安机关于2008年7月10日启动25年来最大的夏季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截止10月20日共为期80余天的整治行动中，重庆市公安机关破案、打击等10多项业务指标连创历史新纪录。 　　2、突袭清剿黑枪 　　2009年1月8日，重庆公安局调集上千名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在装甲运兵车、指挥车和警用直升机的协同配合下，对地处渝、湘、黔交界地区的多个地下兵工厂及制枪窝点展开大规模的集中清剿和围捕。战役历时21小时，共抓获制造枪支犯罪嫌疑人数十名，摧毁4个地下兵工厂和10余个制枪窝点，缴获仿制式成品枪支58支、半成品枪支6支。据悉，这是重庆公安有史以来最大的缉枪行动 　　3、破积案、追逃犯 　　从09年3月21日至9月20日，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以“破积案、抓逃犯”为主要内容的“跨区域集约攻坚破积案、追逃犯联动战役”。“这是一次打破警种、打破地域、打破常规、打破惯例的重要战役,对近10年来的积案和逃犯实施联动攻坚，破获积案2.3万多起，其中命案积案354起，超过前5年破命案积案总和，全面拉动和提升了社会平安指数，取得了公安传统警务模式的历史性突破。 　　4、阳光警务平台 　　重庆警方注重打造阳光警务平台，目前重庆已经建立了信息警务调控中心，集中研发了集群众报警、投诉、查询、监督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阳光警务查询监督信息系统，建成广布社区、街道的终端机3000台。依托阳光警务平台推进信息警务调控中心建设，能为准确研判治安形势、精确指导破案打击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5、打黑除恶 　　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指示，以侦破江北区爱丁堡黑社会团伙持枪杀人案为突破口，重庆警方6月提前启动了打黑除恶战役，从集约3000余名到现在7000余名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从最初成立14个重点专案组发展到目前的232个专案组，采取多种举报形式获取黑恶势力有效线索，充分利用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向黑恶势力发起凌厉攻势，斗争取得决定性全线突破，黑恶团伙头目和骨干分子无一漏网，从中破获刑事案件1907起。 　　6、交巡合一改革 　　交警巡警合一的警务模式。”交巡警合一，并不是将交警、巡警部门简单合并，而是要实现'1+1> 2'的效能。变原来的110接警多级移交制为交巡警一级处警制，变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为24小时全天候巡逻防范机制，从而增强有限警力的复合型功能。同时，重庆警方还致力提高警情处置指挥调度系统的质量效能，将原有的110、122两个接警系统整合，集约具有丰富经验的顶尖级人才，建设接轨国际先进水平的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提升直辖市公安指挥中心作战效能。警方在重庆40区县的主要路段设有300个交巡警平台，市民可直接到这些平台报警，8000名交巡警昼夜循环，数百辆新型巡逻警车、摩托车穿梭街头。主城11区每天上千名交巡警24小时在岗，按照“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信息、第一处置”的要求，主城区任何一个地点，警方将能够在3分钟内集中6至8台巡逻车、24至32名警力，出警、处置、施救等全面达到欧美警务水平。 　　7、警营文化沙龙 　　为提升民警的文化素养，重庆警方大力倡导警营文化建设，建成了主题文化沙龙和文化长廊，大大丰富了民警的业余文化生活，体现了重庆警方“从优待警、文化育警”的理念。 　　8、警察英烈救助基金 　　王立军时刻关心民警健康，最大限度爱护民警。当得知重庆渝中区打黑民警韩新忠病倒在岗位上，他专程前往医院看望慰问，与医生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直接筹划创立了全国最大规模和最高补偿标准的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解决了打黑民警的后顾之忧，受到公安部的高度赞扬。，“金色盾牌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由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起设立，首批募集捐款上亿元，是全国最大的英烈救助基金。警察英烈基金大幅提高了公安民警的优抚和救助标准，救助范围包括重庆市3万多名公安民警，武警、消防、警卫局、边防四大现役部队官兵，以及民航、铁路等专业公安机关民警。警察英烈救助基金补偿标准创建国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之最，受到公安部赞扬并在重庆召开现场推广会。 　　9、创立“校园警察”制度 　　针对外地接连发生的校园恶性案件，重庆市警方组建“校园民警”，及时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公安部充分肯定重庆市警方维护校园安全行动快、措施实、力度大。 　　重庆公安局针对新形势下校园犯罪特点和趋势，为确保全市518万余名中小学生、幼儿的人身安全，构建以“校园民警”为主体的安全保卫体系，建立起警方与学校联动的校园安全管理新模式，已先期派驻“校园民警”5900名，加上各区县校园安保支、大队民警460人，共计投入警力6300余人。教育系统原有的5万余名保卫保安人员，符合基本条件的，全部继续留用并收归警方管理。 　　社会评价 　　【网友对王立军局长的评价】 　　我老家是铁岭的，几乎每年都回去，我是亲身体验到王立军给铁岭人民带来的平安，亲耳听到普通百姓对他的赞赏，对他的’英雄事迹’的传诵，我敢保证，他到哪当公安局长，哪的 治安就会根本好转！他是铁岭的自豪！ 　　我家就是辽宁锦州的，王立军来锦州后首先将交警和巡警整合为交巡警，公安局机关大部分警力充实到一线（交巡警、派出所、刑警队）；原公安局局长朱良（当时已经成为营口市副市长）因包庇黑社会被判七年，防暴支队支队长李火，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杜文立等7名警察高官也因包庇黑社会，并与黑社会一起在钢屯开矿，被判刑；锦州一名黑社会（名字忘记了）是人大代表，犯事被查处；锦州一个杀害3名妇女的大案，凌河公安分局10多名警察失职被撤职或调离岗位。王立军来锦州前，锦州的黑社会多，骑摩托车抢劫的多，入室盗窃的多，王立军来锦州后，这些情况基本都消失了。王立军是为数不多活着的一级英模。这样的官要是多几个我们的社会就太平了！！ 　　一个公安局长的传奇故事.我衷心喜欢这样的领导,他是国家的荣耀,人民的楷模.我向王局长敬礼！代表湖南人民向您慰问：领导您好！您不用怕，我们会支持您坚决打击黑恶势力，查处一切涉及黄、赌、毒、打、砸、烧、抢、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您是继河南女交通局长之后的英勇人物，有关您的为人和传奇故事广为人知，家喻户晓。您所到之处，政通人和，英雄造势。为了更好的做个表率，特请张艺谋根据您的先进事迹拍一部群众喜爱的警匪大片《人民公安–王立军传奇》。 　　王局长，很多年就看到过您的事迹，您的正直果敢是我非常崇拜的，祝您工作顺利，要注意自身安全！ 　　我们锦州的好干部，锦州就是有了他，才变的宜居，永远支持！ 　　这么大的国家出个英雄局长，不稀奇吧？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出色的表现自然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期许，他本人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两次被评为“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当地群众也抬着自制的巨大扁额，敲锣打鼓地来到市局，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那面巨大的牌扁上，赫然写着三个金色大字–“王青天”。 　　讲话稿热传网络 　　近日来，一些网站流传据说是重庆市公安局长的一篇关于“民警维权工作”的讲话稿，内容提及要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并称之为“双起”。该讲话内容一时引来众多议论，“双起”一词更是成为网络热词。 　　网络流传的王立军讲话时间是10月16日，网帖表明该讲话是“在（重庆）市（公安）局党委2010年第22次会上的讲话”，此次党委会“专题研究民警维权工作”。上海《新闻晨报》昨日消息称，从有关方面获悉，王立军确实做了“民警维权工作”的讲话，并讲了“双起”的内容。 　　在这次讲话中，王立军称：“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如此强硬的表态立刻引发了网络的热议。经济观察网针对此事的一篇评论表示，新闻报道是否“歪曲事实真相”，既可能有正确的判断，也不排除有分析中的偏差，或情绪化的误解，甚至是“欲加之罪”式的构陷，比如近年来的多起帖案。其次，民警的利益与新闻媒体的使命之间其实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比如，在重庆打黑过程中，媒体的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减轻了民警的办案压力，增强了民警的打黑信心，最大地维护了民警的权益。 　　12月18日，美国著名犯罪鉴定专家李昌钰飞赴重庆，在重庆市公安局给重庆警察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会。据了解，李昌钰此次来渝，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聘请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担任自己的研究所教授。 　　重庆打黑英雄王立军，首次亮相全国人代会 　　3月6日，重庆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的审议一结束，一个身材高大、戴着黑框眼镜的代表立刻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他佩戴着的红色代表证上写着：全国人大代表王立军。 　　被称为“打黑英雄”的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是首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全国“两会”上公开亮相。 　　面对记者的围堵，王立军代表侃侃而谈。“您如何看待媒体的监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提问，王立军不假思索地答道：“记者监督很好，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记者的监督，那么公平正义谁来代表？媒体的这种正义性是任何制度不可以替代的。” 　　打黑是不是一场运动？重庆是否进入“后打黑”时代？对此疑问，王立军代表说，“打黑除恶是中央和国家的统一要求，也是我们作为警方，包括中国的政法系统坚持不懈的一个做法，所以重庆不存在’后打黑’时代的说法。”他强调，“打黑除恶是我们公安系统应对暴力犯罪和严重犯罪的一种工作模式和平台，并不意味着有什么运动、一个时期的说法，打黑除恶要保持常态化。” 　　对于作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的感受，怎样履职，王立军代表说：“代表首先是属于人民群众和社会对我们的一种信任，作为代表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和人民至上，想到人民的事，多探讨民生、民本的话题，我作为警界代表中的一员，会多关注探讨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增强社会安全指数的工作，这是我经常想到的。” 　　对于有记者问，在打黑过程中是否遇到压力、打招呼的情况？王立军代表朗声道：“如果说我有压力，我感到人民群众对我的期待是我最大的压力。我要求自己必须做好，作为代表履行好职责，这就是我的压力，剩下我没有压力。”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博导，王立军对于无创伤解剖、刑事现场鉴定、社会心理和犯罪心理及现场心理，都在进行研究。繁忙的工作之余如何分配自己的研究时间，王立军表示，“我会尽一切可能，处理好工作和研究的关系。” 　　改任副市长 　　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发布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科教工作。 　　昨日下午，记者从重庆市政府公布的市政府领导分工获悉，王立军具体分管的工作为：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工作。 　　据了解，王立军于去年5月27日当选重庆市副市长。曾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他，素有“打黑英雄”之称，据称他身上大小伤达二十多处。 2012年02月08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上午发布，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曾全票升任重庆副市长 　　曾全票升任重庆副市长 　　重庆市政府昨日公布的市政府领导分工显示，王立军分工变动前分管的工作为：公安、国安、司法、人武、信访、政府维稳工作。 　　2011年5月27日，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王立军以54票赞成满票当选重庆市副市长。 　　出生于1959年的王立军当过知青、部队文书、职员、民警、派出所所长，曾任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2008年6月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副书记，2009年3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对于王立军，重庆市政府给出了一个约800字的“官方评价”。评价称其“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 　　“不足之处是，工作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黑社会曾出500万买其人头 　　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王立军是中国公安界仅有的几位还活着的一级英模之一，身上有20多处伤。早在东北期间他就是公安系统出了名的“打黑局长”。因打黑太狠，黑社会曾出价500万买其人头，并派杀手半路打黑枪。因做事很有个性执法不讲情面，他曾被同僚排挤、诬告，多次接受调查，甚至当过18个月的被告。 　　事实上，王立军的“打黑”和“铁腕”，早已被世人所熟知。2008年6月，王立军赴任重庆后掀起的打黑风暴，赢得了民众高度赞誉，称其为“打黑英雄”、“公安楷模”。 　　相关资料显示，从2009年6月起，在王立军的带领下，重庆警方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打掉了黑恶团伙近300个，抓获约3000名涉黑嫌犯；曾在当地呼风唤雨的陈明亮、龚钢模、黎强、王天伦等“黑老大”纷纷落网；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被关进大牢。2010年3月，在王立军的部署下，重庆市公安局所有处室、各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的派出所，从副科级到副局级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 　　因为打黑功绩卓著，王立军在2011年1月14日被补选为重庆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双起论”讲话稿曾热传网络 　　2010年底，王立军的“双起论”讲话稿成为争议话题。 　　当时，王立军在重庆市公安局党委第22次会上讲话称，要“专题研究民警维权工作”，提及要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被称为“双起论”。在这次讲话中，王立军称：“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王立军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双起论”的合法性。他说，这是一种理性维权，改变过去警察用公权力或自身行政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警察把自己和媒体、以及需要维权对象放在一个平台上，这应该是法治的进步。同时，他肯定了社会媒体存在的正义性。 　　2011年12月4日，王立军被北京邮电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在受聘仪式上，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指出，王立军教授不仅是一个“铁血警魂”的警界铁腕，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 　　王立军超负荷工作，接受休假式治疗 　　新华网北京2月8日电8日上午10点54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相关阅读：打黑英雄王立军角色转换引热议 　　2月2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重庆市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这条微博迅速引发了热议，2小时内评论即达数千条。同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发布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和工作需要，经市政府同意，对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工作进行了分工，王立军最新分管的工作是“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工作”。

    从迄今为止已经积累的打黑案例及相应评论来看，可将打黑按法律特征区分为治安手段与社会管控方式两种类型。分析两种不同类型打黑的联系和差别，尤其是差别，对于公正合理地评价打黑现象至为重要 　　重庆近来发生的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由王立军亲自执行的打黑，在社会上引起较多争议，有关议论大体可分为基本肯定与有所质疑两个方面。 　　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强调打黑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的必要性和打黑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否认或忽略其中“黑打”现象（即公权力组织采用违宪违法方式打黑的做法）；持质疑意见的一方承认其必要性与实效，但着重批评公权力组织的种种“黑打”行为。 　　抽象肯定或对其抽象否定重庆打黑，都是片面的，要公正评价并正确看待，就不能笼统抽象地谈论，而应该实事求是对其各种行为按不同类型做具体分析，以是否符合宪法为根本标准。 　　从迄今为止已经积累的打黑案例及相应评论来看，可将打黑按法律特征区分为治安手段与社会管控方式两种类型。分析两种不同类型打黑的联系和差别，尤其是差别，对于公正合理地评价打黑现象至为重要，亦是客观评价应该遵循的一条技术路径。 　　——作为维护社会治安手段的打黑，可简称为治安型打黑，即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合法正常地行使职权，适用刑法第294条追诉黑社会性质犯罪行为的职能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往往深得人心。 　　——把打黑作为社会管控方式运用则是另一回事。社会管控型打黑是指公权力组织或打黑主事者将刑法第294条做极端化的扩大运用，以致追诉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活动转化成了对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控制的一种基础性方法或策略。简言之，社会管控型打黑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第294条做扩大运用为基础，对社会进行管控的方法或策略。由于存在对法条的滥用，其本身具有“黑打”的性质。 　　社会管控型打黑存在两面性：一方面，这种方式造成公安部门权力的急剧扩展，既侵害公民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又挤占其他国家机关或部门的职权；另一方面，该方式对于公民来说仍然会具有防御个人或非公权力组织侵害其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效用。 　　衡量重庆有关公权力组织过去近十年实施刑法第294条等条款的情况，可以做两点评估：首先，重庆十余年来，积极致力于打黑，维护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秩序，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免受来自个人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侵害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重庆的打黑原本属于治安型打黑范畴。 　　其次，最近三年来，重庆的公权力组织由于法治观念薄弱，违法运用暴力，借重打黑和刑罚追求社会管控效果的情况日益明显，因此，从2009年成立上百个专案组、大规模集中抓捕、秘密关押嫌疑人时起，就从总体上开始蜕变为以“打黑”为标识的社会管控方式了。虽然这有治安效能，但相对于社会管控来说已经是其次要的和附属的方面。 　　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调整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这为我们实事求是检视重庆过往的教训创造了条件。 　　摒弃运动式与全权型打黑 　　中国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各级各类公权力组织如果尊重和严格实施宪法和法律，真诚努力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自然和谐、稳定。 　　但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公权力组织违反宪法和法律相关规定，把违法办事当作了办事的“法宝”。 　　从形式上看，治安型打黑是由公安、检察机关负责的实施刑法有关条款、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行为，不需要采用运动的形式，也不表现为整个公权力组织的施政方略；而社会管控型打黑通常表现为整个公权力组织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运动式执法或施政方略，打黑进而可能成为公权力组织和权力人士进行社会管控时有意加以利用的一种抓手或杠杆。 　　在重庆，打黑以大规模集中抓捕著称,如2009年“利剑行动”，仅四小时抓获631名嫌疑人；“利剑2号”行动一晚抓获近900人；“利剑3号”行动，一晚“出动各类警力2.5万人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919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运动式执法。犯罪嫌犯大都关押在非法定秘密场所，一些人获得律师帮助等法定权利被剥夺。此后的侦办过程缺乏透明度，有些秘密羁押地点没有律师进入过。 　　社会管控型打黑，往往特别追求对社会的威慑效果。当年抓捕李庄时，派三五个人足矣，但据李庄回忆：“在重庆机场的飞机舷梯下，王立军带着上百名防爆警察迎候，飞机被几十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包围，防爆警察分列三路纵队，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清一色佩带微型冲锋枪。”李庄被押上警车直奔看守所，“从机场到看守所几十公里路途全程戒严”。 　　重庆采用了“文革”时盛行的全权型专案组体制，这种体制容易破坏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刑事司法制度。公安部门成立的专案组，应该只负责侦查阶段的工作，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后，依法专案组无权再干预检察、审判阶段的事务。但数十年来，尤其在“文革”和历次运动中，为适应运动式执法的需要，发展出了一种全权型专案组体制。 　　据华龙网报道，重庆这种专案组最多时达到329个，这些数量庞大的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公安部门等公权力组织成立的专案组，不仅负责侦查阶段的工作，也干预乃至主导检察、审判机关的活动。这种体制本已被弃用多年，因为其对宪法、法律规定的刑事司法体制破坏极大，应该废止。 　　人身权必须保障 　　中国刑事司法传统中存在一些落后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虐待嫌犯，进行刑讯逼供。这类做法不仅严重侵害公民多项基本权利，也严重败坏司法声誉。 　　重庆方面否认打黑过程中发生不少刑讯逼供，但是，已经披露的诸多信息显示，虐待、刑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比较严重。北京律师朱明勇在网上公布、后又以光盘形式传播了樊奇杭被刑讯逼供的多媒体视频资料，以及被重庆两审法院判处死刑的被告樊奇杭给最高法院的亲笔信扫描版都披露出来。从这些音像资料中，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四个方面的情况： 　　1.录音显示，重庆警方专案组人员在被告庭审阶段行为强横。人们可以听到，朱明勇律师和李庄律师去会见被告樊奇杭等人，在看守所门口和侦办此案的警方专案组人员发生了激烈争吵，其对话内容表明：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警方剥夺了被告获得辩护或律师帮助的权利；检方和法院接触被告的过程没有离开侦查方专案组人员的监视；办案人员违反刑诉法和律师法，侵犯被告和律师合法权利，同时他们妨碍检察院、法院依宪法和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的情况明显。 　　2.录像清楚地展示了被告樊奇杭关于自己遭受残酷刑讯逼供的自述，他的讲述配以手腕部、头部和舌部伤痕清晰可见的照片。在铁护栏后，被告樊奇杭诉说：警方办案人员将其铐上手铐吊起来脚尖点地、最多连续吊五天，手铐嵌进肉里；不堪折磨的他两次撞墙自杀，曾咬下一截舌尖自残，其舌尖被咬掉的伤痕清晰可见。 　　3.从视频展示的案情看，法院认定樊奇杭指使张孟军杀人的证据自相矛盾。 　　李庄的前助手马晓军，也转述了龚刚模对自己遭受严酷刑讯的陈述：“是在八天之内发生的。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上，但脚跟够不着” 　　在消除这种暴力方式造成的不良后果方面，有必要做这样几件事：对重大案件的真相做必要调查，宜由中央有关机构成立调查组；根据调查结果做出相应善后处理；对涉及渎职或职务侵权行为给予追究。 　　此外，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按照宪法、律师法的规定和精神，律师是受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包括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而不应该是与侦查部门和公诉人站在一边的。但是，在重庆打黑运动中，当地公权力部门利用职权以多种形式压迫律师与侦查部门配合，与检控方站在一起。这是非常不妥当的。 　　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直接妨碍了公权力人士实现其所追寻的目的，因而被公权力体系视为异己。结果是，律师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服务和辩护质量愈高愈强有力，其遭受的敌视就会愈严重。赵长青、李庄在重庆代理案件时的遭遇，在这方面提供了生动的解说。 　 　财产权处置应有程序 　　从重庆的打黑行为可以观察到，那里施行了一项主要涉及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刑事司法政策，而对这些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涉黑资金处置存在着不透明、缺乏外部监督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对私有产权的侵害时有发生，其直接后果是，可能存在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相应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财产的现象。 　　重庆第一大私营企业家、“身价数十亿元的地产富豪”彭治民因涉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身价第二的私营企业家、拥有“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接管；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不仅重庆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倾家荡产，还有一批排名前列的重庆企业家在打黑中也被没收全部资产，但这些资产的处置存在瑕疵。 　　2010年9月《重庆日报》报道，重庆“打黑”共摧毁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364个，查扣涉案资产29亿元。不过，涉黑资产的处理近乎“密不透风”，即使是当事人亦难明就里。 　　据《财经》记者调查，在查封和扣押环节，作为主导者的公安机关缺乏外部监督；在执行环节，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财产刑执行，涉黑当事人和亲属的合法财产权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有的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使得在这场“打黑”运动中，如何保护当事人“财产权”成为待解之题。 　　2010年最高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强调，财产刑由第一审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20条规定，没收财产的判决，无论附加适用或者独立适用，都由法院执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但在2010年，重庆市高级法院下发通知规定，在“打黑”资产的执行中，除现金由一审法院执行外，相关不动产、股权执行均转由重庆市公安局负责。在现实情况中，虽然包括公安部门在内的政法机关早已启动“收支两条线”改革，但在不少地方，按比例返还收费和罚没收入，仍是普遍现象。 　　重庆积累资产最多的一批私营企业家被定罪判刑，他们所属企业财产被处理的具体方式及其具体归属，或许是打黑型社会管控方式的直接展现，遗憾的是，当事人及公众对这些处理方式细节的知情权却被漠视。 　　从客观结果上说，破坏法治，对投资环境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重庆在硬件方面的建设有目共睹，但是制度环境上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当地不少私营企业家进行海外移民和将私有企业资产转向海外，同时也使徘徊的潜在投资者远走高飞。也就是说，社会管控型打黑，既不能从法治上依法治理社会，因为其有违反宪法之举；也因其增加了制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商业活动的风险加剧。 　　法权平衡不能打破 　　根据宪法，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部门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在重庆的社会管控型打黑中，恢复了一些早年采用过的公检法三家变相合署办案的违宪做法。三家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约，变相合署办公，甚至搞“大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未审先定，让审判走过场。例如李庄案在庭审过程中透露出来，审讯时有警员说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 　　突破法治底线，破坏法治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法院不得不放弃应有的独立性，放弃对侦查、检察机关的制约，间接或直接配合公安部门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起诉，给被告定罪科刑。其中后一种做法是违反宪法的规定和精神的。宪法第123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权力集中到了危险的程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而在推进这一管控方式的地域的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是，权力主要集中于个人，人大等制度上的权威组织较少发挥作用。无论从党委集体领导角度看，还是从人大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角度看，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意味着维持宪法、法律实施所需要的法权平衡完全被打破了。 　　推行社会管控型打黑，还会造成十分明显的“寒蝉效应”。 　　所谓“寒蝉效应”，是指民众害怕因为言论遭到公权力组织或权力人物施与的刑罚或其他形式的惩罚，从而不敢或不再发表针对公权力组织处理公共事务的批评性言论，就像蝉在寒秋必然噤声一样。 　　由于黑社会定义模糊，惩治黑社会犯罪极易进行株连，以及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行为制约不足，社会管控型打黑容易形成“寒蝉效应”。 　　重庆曾把可能在审判时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被告证言的证人秘密关押起来，如李庄律师的助手马晓军律师和他妻子被非法拘禁等；还曾把被追诉人家里有发声能力的家人抓起来，使其家族在其丧失人身自由期间无法为其申辩，如文强的儿子、樊奇杭的姐姐、李俊家的多名亲属。此外，重庆市民方洪发讽刺微博被劳教一年，方洪的儿子、妻子、女儿相继“被失踪”，律师因而无法介入。 　　“寒蝉效应”下的“多数人”应该明白，他们的“安全感”有所增强，是以牺牲虽占少数但绝对数很大的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更重要的是，按这种方式，“多数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被非法剥夺的“少数”。 　 　以改革方略解决问题 　　客观地评价，重庆的过去几年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出矛盾。首先，重庆意识到社会贫富差距在增大；其次，重庆意识到社会官民对立在加剧，普通百姓对于为官者阶层中存在的媚上压下、贪污腐化、享有种种特权的现象痛恨，在不少普通百姓中产生了仇官仇富的情绪。 　　面对中国社会的上述病症，重庆开了三剂药方：“唱红”“打黑”“共富”。有学者曾说，重庆是把对了脉，开错了药方。因为重庆看到了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背离历史潮流，不是用往前走而是用向后退的办法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唱红”，其实肯定的主要是一些传统因素，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贬低或否定了符合国情的有价值要素。比如，在现行基本经济制度中，只有公有制、按劳分配是“红”，私有制经济和按资本分配是“黑”，唱“红”不可避免会打倒“黑”。这不仅是理论逻辑，也是重庆过往几年出现的事实。 　　至于“打黑”,这顺应了一些普通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态。“打黑”如果依法办事，不伤及无辜，当然是好事；但如果“黑打”，后果就完全不同了。 　　至于“共富”，那更是好主张，所有中低阶层都会拥护。但是，重庆在这方面也出了问题：在理论上，他们没有说清楚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将面临共同富裕的命题并寻求解决之道，而不可能以激进的方式一蹴而就实现共同富裕；在实践中，他们变相地在新时期用明显具有“黑打”嫌疑的方式搞“打土豪分田地”，从而背离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实际上，重庆社会管控型打黑之深层实质，是以权力意志和强力部门的结合为基础来形成与宪法规定的方式不同的财富分配或再分配方式。 　　要解决好中国现有的、重庆已经注意到的主要社会问题，只能走与重庆过去几年运动方向相反的路，即不是往后退，不是在历史已经证明失效的武库中寻找武器，而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大步向前走，建立适合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公权、保护私权的法治格局。我以为，其中最紧要的是做三件事： 　　1. 逐步实行直接的、竞争性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国家机关重要公职竞争性选举制度； 　　2.以实现审判独立为核心目标,采取重大措施提升国家审判机关的政治法律地位和审判公信力,同时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情况； 　　3.推进一系列改革以推进共同富裕，包括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公民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自由竞争，创造财富；同时，政府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利用公共财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合理进行收入再分配；还有政府应适度放松社会组织管理，鼓励民间慈善和公益行为，实现公民互助，以改革使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资料 　　重庆纪事 　　2月2日，重庆新闻办通报，王立军被免去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其副市长分工亦随之调整，王脱离工作28年的警界。 　　2月8日，重庆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次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证实王立军曾到达总领馆并在其要求之下与美方人员会面，且最终自愿离开。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回应称，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当晚22时58分，新华社援引外交部消息称：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进行调查。 　　3月2日，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 发言人赵启正表示，“王立军目前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已经请假不出席这次会议”，并再次强调“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 　　3月5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王立军目前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全面深入调查后，中央将会严格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3月10日，适逢重庆代表团开放，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回应称：“完全没有料到，很痛心，我应负用人失察之责。” 　　3月14日，温家宝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3月15日上午，重庆渝州宾馆礼堂，中央组织部在重庆领导干部会议上宣布：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何挺、王立军的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出席并讲话称，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中央十分重视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这次市委主要领导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慎重研究决定的。 　　当天10时50分，新华社以“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调整”为主题，向全球通报了这一消息。 　　3月23日，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何挺为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副市长、公安局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