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缪一轮：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打黑    ● 缪一轮       读了童之伟教授的报告（《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也产生了与XUPING君同样的疑问。拜读了XUPING君此文（《掠夺》），自然也认同XUPING君的结论。     童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推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重庆高层给全社会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项剑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强烈印象。     ……          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陈明亮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XUPING君认为：          很显然，权力的这些“打黑”、“打击集资诈骗”等行动的性质，就是两个字：掠夺。          中共执政之初，在允许私营经济存活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通过三反、公私合营等手段，将它们掠夺干净。随后，又时而允许“三自一包”、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当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时就放松;而一旦经济难关过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刚实施时，不少人的最大反应是“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哪一天政策又变了，不但他们的经营成果要打水飘了，更难以预料到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我还有三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网友的指教：          一、像重庆的首富、二富、三富这样身家过亿的富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内的全部资金都是干净的、合法的吗？其管理机构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级雇员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管理、经营、操作的吗？其融资、物流、审批、通关、营销的全部规程和实际操作过程，总之，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都是诚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没有官商勾结的任何龌龊勾当，没有丝毫潜规则的斑斑劣迹，没有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卑劣违法、欺诈行为吗？     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从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够在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乃至一切细节中做到这一切，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里发家致富到身家过亿吗？反之，如果只要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政府就可以把他们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吗？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商业机构和社团吗？如果不然，我们打黑的时候凭什么只打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这一层，不打那一层？还是所有发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称的那样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就像改革开放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让所有人一夜之间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贫穷、普遍匮乏？还是有多少这样的龌龊勾当和斑斑劣迹的纪录，才能够定性为黑社会？那么这个量化标准又应该由谁、根据什么来确定？     二、这究竟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商家的问题，还是官家的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些问题不是证明了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场体制，而是畸形的病态的市场体制或者干脆叫做官家垄断体制？不是正好证明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证明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的严重后果？证明了我们的跛脚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走上了垄断的暴力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如果这些商家就是应该打击的，那么首先应该打击的不就是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滋生他们、陷他们于不义的那些官家，和这个体制？凭什么只打这些商家，而不打他们背后的官家？也许，他们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后才能够图穷匕见？莫非，重庆打黑的真正用意和目标，就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推行这个体制的官家，也就是他的上级、前任和执行他的上级和前任的路线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强只是他们一个中层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戏还在后面？大幕还没有揭开？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是比暴力土改和专政式对私改造的掠夺更加粗暴更加野蛮的暴行！因为那种掠夺多少还有一点“杀富济贫”的诚意，是对历史上帝制特权王朝留下的遗产的剥夺，而目前这种掠夺，就只能是借“杀富济贫”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导演的一场出尔反尔的骗局和丑剧——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龌龊勾当和潜规则“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以便共同进行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圈钱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随后又借打富“娼”——剥夺早期与之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商家来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总之官家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而绝无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也并非如此。一来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员组成，且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利害立场情感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都必须通过激烈的勾心斗角来博取，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也未必安全，更谈不上永远安全。最近的事变居然比人们的预期更快地证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蛮掠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重庆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暂时利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为“杀富济贫”不过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现在，连在打黑中屡立战功的王立军也不安全，不论他是畏罪潜逃，还是挟“料”自重，总之他也要逃离体制去借用外力——“敌对势力”了。（此计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强的后尘。他的结局现在还很难预料。）而他的逃离又必然加速薄公子的危机的到来，即使不是灭顶之灾（因为毕竟身价不同，自有其特殊的护官符），至少也是春秋大梦的美梦破灭。所有这些，本来都是官家自身的逻辑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只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罢了，与我们普通公民几乎无关；这里面，既没有我们的过错，也没有我们的功劳。受益受害，我们都是完全被动的，毫无发言权的。打黑维稳，难免伤及无辜，却又绝对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们自己的内讧和内乱。          当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最善良的人们的质疑时，这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人们要问，现在这个体制还会安全吗？也许这正是体制根本变革前夜的征兆？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打黑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契机？     其实契机一再闪亮，并且一直存在，关键还是我们上上下下是否抓得住！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打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5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道术将为天下裂”，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人民日报》在去年一组颇具影响力的评论中曾提出：“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 　　著名学者、《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先生最近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他认为，“八种思潮的诞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逐渐扩大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如《人民日报》所说：“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 　　张明扬 　　近三十年来，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式微是否有一些“走上历史舞台”式的标志性事件? 　　马立诚：比如1977年和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上舞台的标志性事件。至于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畅销，是民族主义从上层圈子里走到底层大众的标志性事件。民粹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像2004年网上爆炒“富人原罪论”，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也含有民粹主义因素。如今，这八种思潮方兴未艾，看不出哪一种思潮式微。比如有些左的东西，前一段有人说，没人信这些东西了，但近年来它的声音走高，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至于自由主义，也有人说进入低谷，但自由主义韧性极强，它的影响仍然很大，特别是在经济学界。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对话与交流中，各种社会思潮有可能找到共识吗? 　　马立诚：各种思潮有共同点，就是都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都希望民众更加富裕，国家更加繁荣，都期待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升道德水准。换句话说，这些思潮都有很浓厚的问题意识，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登台亮相的。但是，怎样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达致上述目标?各种人想法就不一样了。大家各自开出药方，都觉得自己这个药方好。按照我个人的分类方法，是八种药方，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分法。这些思潮的诞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逐渐扩大有关，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不同的声音，互相讨论，互相沟通，取长补短。最终从这些不同的思想里，寻找到一条对中国今后发展有利的道路。 　　说到具体问题上来，各种思潮之间的分歧就很大。可能是某两种、某三种思潮对解决某一个问题有共识。比如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主张将改革往更深层次推进，这是这两种思潮的共识。民粹主义思潮和其他一些左的思潮里边都有一些人主张通过运动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自由主义反对这样的主张。各种思潮有部分重合，也有很多争论，基本上是一种博弈关系。 　　您怎么看待左右分野的观察角度?有人提出“超越左右”，能够做到吗? 　　马立诚：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中国的左右之分，和国际上划分左右的标准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相反。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中国，自由民主是一个轴，以这个轴来区分左和右。汪晖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中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19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关于超越左和右的问题，的确有人提，但是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上来看，比较难。因为基本的问题摆在那里，绕不过去。随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超越左右的因素就会增加。举个例子，比如美英法等国，不同党派的政策都在向中间靠拢，这就是超越左和右。在他们那里，左和右不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共和民主的问题，而是争论怎样对待移民，怎样看待政府干预程度，怎样确定税收政策，在这些问题上区分左和右，左和右的区分在淡化。 　　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中国自由主义已经基本丧失了自我更新和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一些老问题在炒冷饭，实际是否如此? 　　马立诚：实际上，近年来左的东西分贝有所升高，结合民粹主义崛起再度发威，这是最热闹的风景。看看某些网站，就可以知道它的热度。 　　当然，围绕自由主义的论争也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有些理论是从发达国家新左派理论横移过来的，这就是沈昌文先生所说的“邮差论”。但是，发达国家的新左派除了反对资本、摒弃市场、批判资本主义、指责跨国公司掠夺、不赞成西方中心论之外，还强烈批评本国政府，要求扩展民主，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而中国的只取了前一半。非但如此，近年来有些人还陷入国家主义，这就使人摸不着头脑了。围绕自由主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实现法治、人权、自由、民主，要不要推进改革，以及是否尊重市场的力量，是否应该减少政府干预等问题上。 　　自由主义既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基本主张，是尊重个人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宽容异己，保护私人产权，尊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建立法治、自由、民主的体制。在中国传播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炒冷饭”吗?不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差不多等于零。因此，传播这些主张，不但不过时，反而还有点超前呢!这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的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缘故。晚近以来，发达国家思想家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提出平等与公正的主题，中国很多学人也接受了，并且有很多实践，这也是一种接轨。 　　尽管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想的包容度在提升，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鲜少宽容的雅量。您怎么看待当下与未来各种思潮的共存?《人民日报》也曾发表过影响很大“包容异见”的评论，但好像即使在知识分子内部，也缺乏此种“宽容”。 　　马立诚：中国社会自由与理性还是有所缺失，加上“文革”遗毒犹存，暴戾之气弥漫，再加上整体的大环境不理想，所以缺乏宽容的雅量。你看某网站的文章，上来就扣帽子，铺天盖地乱骂，恨不能“再踏上一万只脚”;还有民间思想论争中大为流行的“站队”，这就是“文革”派头。某些老左派的文章尤其具有这种特点。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辩论都如此。总的来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辩论，相对来说文明一些，比较注重逻辑。现在很多人都说，老左派的文章看不下去，也不愿意看。人们对那些以鸣鞭为能事的文章感到厌烦了，这是进步。最近有人在媒体上挑动地域矛盾，遭到很多网友和学者的抵制与批评，这表明中国社会氛围向宽容的方向慢慢发展。 　　中国的思想辩论氛围的确有很大问题，但其实不文明的不光是知识分子，中国整体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有待提高。但我还是认为，中国这些年来的思想论争环境还是进步了不少，比如说我这本书能够出版，能够公开来谈论中国的各种思潮各种主张，放在以前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当下持不同意见的人固然有剑拔弩张的一面，但其实很多时候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还是可以进行理性沟通的。比如说一份很有影响力的主张自由主义的杂志前不久开了一个会，也请了张木生，他还做了讲话，也都挺好的。我最近也碰到好几次张木生，照样也挺热情地打招呼握手，我看这一点比以前还好了不少呢。 　　我注意到，您在书中评介各种社会思潮时多是持平之见，甚至对一些左的主张都表示出了一定的宽容，认为他们“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反倒是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评价不是很高。 　　马立诚：我在书中也谈到了民族主义有凝聚作用，但对当前膨胀的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一是因为当前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虚假成分，是操作出来的，带有表演性质。秦晖说，前几年，一些人白天向美国使馆扔石头，晚上加紧复习GRE，以便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北大一位女生，在公开场合刁难克林顿总统，以示自己爱国，后来嫁给美国人，又在人前炫耀自己的美国绿卡，到底哪个是真的?北京有一位著名的日本问题学者，在东京出书批判我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说新思维是“向日本右翼投降”，从而抢得“爱国”先机，还因此升了官。殊不料，经有关部门调查，该学者竟是一个日本间谍，不久前被判了刑。凡此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决不是个别案例，这说明了当前民族主义的怪现状。二是膨胀的民族主义有演变为歧视其他民族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危险，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加剧了中国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是我们心里都清楚的。至于民粹主义，则是压制个人权利的无序的动乱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现今的民粹主义也可能会打着民主的旗号出现，但结果只能是民粹民主，绝不是中国的福音。 　　高全喜先生在书后所附的文章中也指出，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主张用自由主义驯化民族主义，“自由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方向”。 　　马立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启蒙模式的民族主义。它是多元的，开放的，它的核心不是“民族精神”这一类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每一个人，尊重该民族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我们这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威权民族主义，它剥夺了其成员的个人意志，对不同意见实施打压。这一点，从轰动一时的所谓“评汉奸”活动可以看出其中端倪。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威权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操弄出来的，以批判自由主义为己任。在这种情形下，用自由主义来融合和驯化就很难。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做些工作。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 　　各种思潮也有合流的趋势，比如民粹主义和一些左的东西近些年的互动就很多，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个话题上找到了不少共同语言，您怎么看各种思潮的合流? 　　马立诚：民粹主义思潮和左的东西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革”就是民粹大爆发，所以它们合流并不奇怪。民粹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多问题上目前也在合流，因为它们都抵制西方。但并不是八种思潮都能够合流，比如自由主义和左的东西就无法合流。这是正常的。十三亿人，包括多少阶层、群体和派别?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派别，解决各种问题的思路怎能都一致?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各种阶层、群体、派别又合作又斗争又互助又竞争的多元共存史。只有到了人类毁灭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才能完全一致，就是“无”。所以，只要受教育的人多了，中间阶层成长起来了，有一个宽容的环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像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人们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各种思潮辩论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思想解毒剂。总之，倡导更多的共识，但也不必刻意求同。 　　您在书中做出了中国民粹主义抬头的判断，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社会对民粹主义的危害性还是估计不足，网络上微博上基本还是民粹主义当道，您在书中提到的“炮轰茅于轼”事件和“邓玉娇案”无不展现了民粹主义涌动的暗流。 　　马立诚：邓小平在二十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曾经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我想这个判断在当下仍然很有指导性。近年来，有些网站上要求用我们熟悉的运动方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吁求不断升温，这是左的东西膨胀的标志。 　　为什么民粹主义抬头?这与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有关。比如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司法不公，还有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等等。这些问题刺激了民粹主义再度崛起。民粹主义的基础，是底层弱势群体。他们在各方面受到挤压，生活比较困难，有很多难题解决不了。弱势人群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操纵。 　　用民粹的方法解决社会不公，往往带来更多问题。比如经济上用暴力没收私有财产，分给弱势群体。现在看来教训很多，这样做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不能推动科技创新，结果还是贫穷。所以民粹主义解决问题的负面影响很大，但是它可以逞一时之快。 　　从民间角度而言，民粹主义目前的确是影响最大的潮流。比如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穷人的主张就是对的。仇恨富人，仇恨精英，这个趋势比较猛烈，这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中国吃了不少民粹的亏。 　　您在书中提到一些人近年往国家主义(您认为国家主义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方向转变的趋势，您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作者：缪一轮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4 14:24:51 阅读量：358次     读了童之伟教授的报告(《 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 》)，也产生了与XUPING君同样的疑问。拜读了XUPING此文(《 掠夺 》)，自然也认同XUPING的结论。 　　童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推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重庆高层给全社会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项剑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强烈印象。 　　…… 　　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陈明亮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XUPING君认为： 　　很显然，权力的这些“打黑”、“打击集资诈骗”等行动的性质，就是两个字：掠夺。 　　中共执政之初，在允许私营经济存活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通过三反、公私合营等手段，将它们掠夺干净。随后，又时而允许“三自一包”、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当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时就放松;而一旦经济难关过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刚实施时，不少人的最大反应是“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哪一天政策又变了，不但他们的经营成果要打水飘了，更难以预料到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我还有三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网友的指教： 　　一、像重庆的首富、二富、三富这样身家过亿的富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内的全部资金都是干净的、合法的吗?其管理机构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级雇员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管理、经营、操作的吗?其融资、物流、审批、通关、营销的全部规程和实际操作过程，总之，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都是诚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没有官商勾结的任何龌龊勾当，没有丝毫潜规则的斑斑劣迹，没有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卑劣违法、欺诈行为吗? 　　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从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够在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乃至一切细节中做到这一切，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里发家致富到身家过亿吗?反之，如果只要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吗?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商业机构和社团吗?如果不然，我们打黑的时候凭什么只打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这一层，不打那一层?还是所有发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称的那样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就像改革开放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让所有人一夜之间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贫穷、普遍匮乏?还是有多少这样的龌龊勾当和斑斑劣迹的纪录，才能够定性为黑社会?那么这个量化标准又应该由谁、根据什么来确定? 　　二、这究竟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商家的问题，还是官家的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些问题不是证明了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场体制，而是畸形的病态的市场体制或者干脆叫做官家垄断体制?证明了我们的跛脚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市场经济走上了特权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如果这些商家就是应该打击的，那么首先应该打击的不就是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滋生他们、陷他们于不义的那些官家，和这个体制?凭什么只打这些商家，而不打他们背后的官家?也许，打黑主持者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后才能够图穷匕见?莫非，重庆打黑的真正目标，就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推行这个体制的官家，也就是主持者的上级、前任和执行上级和前任的路线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强只是他们一个中层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戏还在后面?大幕还没有揭开?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改革来解决?我以为，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是比暴力土改和专政式对私改造的掠夺更加粗暴更加野蛮的暴行!因为那种掠夺多少还有一点“杀(劫)富济贫”的诚意，是对历史上帝制特权王朝留下的遗产的剥夺，而目前这种掠夺，就只能是借“杀富济贫”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导演的一场出尔反尔的骗局和丑剧——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龌龊勾当和潜规则“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以便共同进行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圈钱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随后又借打富“娼”——剥夺早期与之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商家来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总之官家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而绝无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也并非如此。一来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员组成，且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利害立场情感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都必须通过激烈的勾心斗角来博取，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也未必安全，更谈不上永远安全。最近的事变居然比人们的预期更快地证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蛮掠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重庆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暂时利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为“杀富济贫”不过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现在，连在打黑中屡立战功的功臣也不安全，不论他是畏罪潜逃，还是挟“料”自重，总之他也要逃离体制去借用外力——“敌对势力”了。(此计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强的后尘。他的结局现在还很难预料。)而他的逃离又必然加速打黑主持者的危机的到来。所有这些，本来都是官家自身的逻辑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只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罢了，与我们普通公民几乎无关;这里面，既没有我们的过错，也没有我们的功劳。受益受害，我们都是完全被动的，毫无发言权的。打黑维稳，难免伤及无辜，却又绝对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们自己的内讧和内乱。 　　当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最善良的人们的质疑时，这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人们要问，现在这个体制还会安全吗?也许这正是体制根本变革前夜的征兆?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打黑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