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中国改革进程，曾经是抵制左派的利器，而现今却已演变成当权者攫取暴利的工具。“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2007年，我在《领导者》双月刊总第18期发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其中的一个 小标题是”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提出：”当邓小平拿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书记，在’六四’大开杀戒后，专政右派大权独揽的局面就已 经很清晰了。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 取暴利的工具。” 2008年12月，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陈子明、余世存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余世存主 编的《改革之死》，陈子明写序《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陈永苗写总论《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 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籍就是《改 革之死》。 此后，王俊秀与陈永苗等人创办后改革研究所和后改革网站。该网站汇集了大批支持”改革已死”的言论。可惜现在网站已经被封闭，大家已经看不到这些资料了。 微博兴起后，”改革已死”、”后改革”的言论蔚然成风。发表此类言论的不仅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者，也有企业家、学者和体制内的干部等。个别的微博言论虽然常常被删除，但这样一种思潮的流行已经无法被完全封堵了。 我们说”改革已死”，首先是承认改革曾经活过。在19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确实有一种改革的共识，改革的结果基本上是属于”帕累托改善”，即”在 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的一种社会变革”。”六四”以后，邓小平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进入1990年代后期，”权贵”阶层初步形成，他们逐步 垄断了经济成功的机会之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出台。”改革已死”，并不是我们的一种愿望，而是人们不 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 权贵阶层从来不会自觉自愿地进行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改革。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也没有真心实意地想要削减自己的权力与特权。”非毛化”改革是体制内 外的政治反对派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尤其是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的结果。今天，即使是”党内差额选举”、”取消政法委”、”取消部党组”之类中共十三 大已经通过的政治改革措施，当权派也不会接受。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当局回到中共十三大路线，体制外的反对派和广大民众也不会感到满意。为了解决当今中 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河南省邓州市的下岗工人举行集会，支持本地独立派人士参选人大代表。 邓州市下岗工人近日在市区商业中心举行集会，抗议被邓州烟草公司辞退的不公待遇，同时对独立派人士周德才参选当地人大代表表达支持。 维权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前邓州烟草公司职工胡小青告诉美国之音，他和两百多名工人在1998年到1999年间被工厂非法辞退。此后，工厂的工作指标都被领导留给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工人们在过去的10多年里多次通过法院和上访等途径维权，但没有结果。 胡小青对美国之音说，现任的地方人大代表无法替他们说话，所以他们支持独立派人士周德才参选。他说： “周德才这个人，我们在网上看到以后呢，我们觉得他这个人比较能够伸张正义，能为群众老百姓办一些公道事。能够把群众伸张正义的声音输送到中央去。” 周德才原本是固始县农民。今年三月，他利用互联网发出倡议，呼吁维权农民和维权工人联合起来，走工农运动相结合的维权之路。 周德才告诉美国之音，他在两个多月前决定投身参选当地人大代表，目前选举仍在“造势”的过程中。他计划近期就自己的竞选纲领作出更多宣示。不过他说，当地政府并不欢迎自己的参选。 “原定的时候，他们当时是说10月中旬开始选举。10月中旬现在已经到了，现在又说要往后推迟了。他们就是在研究对策，如何阻止我们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来参选人大代表。” 河南省邓州市人大办公室一位姓王的秘书告诉美国之音，固始县是今年的关键选区。人大并非有意推迟地方换届选举，而是在等上级通知。他说： “关于河南省关键选区的这个事情，目前整个省里的精神还没有下来。我们是听上级的，上级目前一直还没有这个精神，我们也一直在等。”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分析文章指出，随着今年中国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全面铺开，独立参选人的数量比往年有显著增加。该报指出，尽管中国人大被称为“表决机器”，但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只有深入到机器内部，才能对机器的运行产生影响。 邓州市人大办公室的王姓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选举法律对于独立候选人有明确的规定，至于本地人大如何看待独立候选人参选，他们也在等上级的精神。他说： “新的《代表法》都有明确的规定，把你说的这些独立的个人或群体放到一块儿。各个省有各个省的规定。这都是上边，上边一条令，下边执行就行。现在上边的通知还没下来，我也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9月28日，广东佛山农民维权人士郭伙佳赢得佛山南海区的人大代表选举，成为今年中国首个当选基层民意代表的独立派人士。但有报导说，郭伙佳当选后立即遭到当局监控。 河南邓州的独立参选人周德才告诉美国之音，他对于一些独立参选人被骚扰和监禁的报导有所耳闻，但自己参选的决心不会动摇。他说： “我现在是公开出来要和政府挑战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每个人都被他吓倒。我们要推动中国民主，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害怕。我公开站出来，政府越是这样搞，我越是要挑战。”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在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采访时说，尽管今年中国基层人大选举独立派参选人数量多于往年，但人们不应对此过于乐观，因为基层民意代表在中国立法程序中的决策权非常有限。 前邓州市烟草公司职工胡小青告诉美国之音，包括他在内的一百多名下岗工人计划近期在邓州市区举行更多集会，表达他们对不公待遇的抗议和对周德才参选的支持。

备受关注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时间星期五是最后一天。最近才刚刚出狱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为此提交意见，认为刑诉法修正案中的几条是“克格勃条款”， 应该删除。 在从8月30号开始历时一个月的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时间中，尽管中国多家官方媒体想法设法大合唱般地表示 “刑诉法修正案有进步”，但 质疑的声音和意见越来越多。在众多质疑声中，胡佳形象地将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秘密拘捕”和“强制失踪”的几条称为“克格勃条款”，应当予以删除。胡佳为此表示： “因为‘克格勃’是来自于前苏联的秘密警察系统，它是一种赤色恐怖下的强迫人失踪然后流放。这套系统被社会主义国家都很好地继承下来了。那么，现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几乎是硕果仅存的、而且是一种大的管辖范围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的国内安全保卫系统，也就是政治警察系统它和克格勃有许多相像的地方。所以说我把它称为克格勃条款。” 胡佳认为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三十条、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九条是将“侵犯公民权利的非法行为合法化，使实体恶法在程序恶法支持下如虎添翼，贻害无穷”，因为条款中的“无法通知”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将导致国家执法机关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受害人或嫌疑人家属，使目前实际已经存在和实行的“秘密拘捕”和“强迫失踪” 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然而，北京“后改革思想网”总编、律师陈永苗表示，这次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只是中国政府的一次试探不见得能通过，不见得能实施： “如果说它不是一个试探，而是一定要强行实现的话应该是政治局通过，而且会通过人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一致通过。当然你可以看到中央的意思可能会在两可之间，如果反对的人很少那可能就这样通过了。如果说反对很多的话这个条款应该说在明年两会通过不了。”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星期五就要结束。那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究竟是支持者多还是反对者众？胡佳为此表示： “支持政府这种观点的人占10%。大部分的公众和法学方面的专才们他们对这个条款要么是表示担忧，要么是表示反对的。我觉得大家还都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判断。认为如果这条法真正实施的话会加剧恐怖，它不是说给某一类人而是给所有人的头上悬上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有可能降临在你的身上。” 在许多法律学者眼中，刑诉法一向有“小宪法”和“宪法适用法”之称，是体现保障人权的程序法。如果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被通过实施，著名刑辩律师张培鸿认为那将是中国“警察系统的全面胜利”。为此，陈永苗律师表示，草案一旦通过实施，“秘密拘捕”  和“强制失踪”原本已经严重的问题在地方层面会更加严重：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对维权律师和媒体记者层面的适应上面地方政府就可以用这个条款。中央对这种层面我觉得都要长期看，该扩大还不大。扩大的概率应该是在地方政府对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对上访者、对维权律师、对媒体记者的控制可能范围更大吧。” 胡佳呼吁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积极提出自己对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克格勃条款”的反对意见，促使中国政府三思而行， 不要让目前仍然被“失踪”的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那样的事情一再重演。中国天涯社区网站“法律论坛”中有网友留言：“为了我们子孙不再生活在公安治国的社会里，请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