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

“惊人”是一个容易被滥用的词。然而，国际媒体、中国大陆公众，甚至大陆官方在形容当今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是常常不得不用“惊人”一词。例如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是惊人的；食品安全状况是惊人的；大款对高档奢侈品的购买力是惊人的；在号称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财富集中的速度和幅度更是惊人的。而2011年10月12日，中国大陆又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个令人震惊、愤怒、难以言说的惊人。 当日下午，广东佛山南海黄岐镇广佛五金城发生一件惨案，一个两岁女童在路中央被卷入车底，客货车撞人后，不但没有停下来救人，反而明知撞倒人后，仍然继续急踩油门，令后轮再辗过重伤女童。垂死女童在地上挣扎，途人无动于衷，总共18个途人路过，都对重伤者视若无睹，另一架货车经过，更是完全不避，直开过去，令重伤女童再次受创，伤上加伤，到最终才由拾荒妇拖起,。但一切都变得太迟，女童最后更因伤重而告脑死亡。 据法国广播电台网络报道，有关的报道和现场实况录像在通过互联网传开，显然让报道这一事件的西方媒体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包括法国在内的法语国家新闻媒体转载法新社的报道，题目是“一个小女孩被两辆车碾压，大众不管不问。”瑞士法文报纸《晨报》在发表这篇报道的同时，还配发来自中国大陆的录像，并在录像链接图像下面配有这样一番解说和警告：“过路人对受重伤的女孩完全视若无睹。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激起愤怒。请注意，此录像包含一些画面，有可能激起反感。” 请注意“此录像包含一些画面，有可能激起反感”的说法，其法语原文是：Attention, cette video contient des images pouvant choquer。其中的“pouvant choquer翻译成“有可能激起反感”显然是一种很无力、很无助翻译。这里的关键词是choquer，标准翻译是“导致反感”，即相当于英语当中的“offend”；然而在英语和法语中，这种反感不是一般的反感，而是指由惊恐、惊骇、震惊而导致的令人毛骨悚然、令人发指、令人撕心裂肺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厌恶和反感。因为，一个两岁的女孩路上被车撞倒，假如有一个人从她身边路过不管不问，可以有很多解释：那个人或许是没看见，那个人或许是特别胆小，那个人或许是个坏人或许是个精神病等等；有两个人从她身边走过不管不问，合理解释就会大幅度减少。假如三个人从这样可怜的女孩身边走过不管不问，已经难以找到别的解释。然而，闭路电视录像显示，两岁的女孩小悦悦被汽车撞倒、碾压、躺在血泊中，至少有18个人从她身边经过，但他们都不管不问、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小悦悦被撞、被碾、被无视的监控录像记录清晰地显示，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冷漠和残忍已经高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令人发指、令人撕心裂肺的程度。 喜欢进行数量化研究、以数字说明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设计一个各国冷漠和残忍度试验：把一个满身血污的十分逼真的假娃娃放在某一国家路上，看到底是第几个过路人会对她伸出援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由此得出的数字越高，即表明该国的残忍度越高。在这个所谓的“令人反感”的残忍度数字指标上，中国大陆要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18个路人已经为此做了极端的证明。一些敏感的中国大陆人也已经得出结论，演员袁弘通过新浪微博发表评论说：“看完这段视频，被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击倒在地。连续18人，这自卑的腰杆怕是再多18个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也挺不起来的。” 面对如此残忍的画面，西方媒体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只能简单地复述事件，描述那段惨不忍睹的录像画面。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发表有关小悦悦的报道，也提出了18这个令人惊骇的数字：“这是一条让千百万中国人深深不安的新闻报道。它向人们提出了若干令人不安的问题：30年来专心致志的经济发展是否只是留下一种道德真空？……让千百万普通中国人对中国的走向感到困惑的，不是撞人事故本身，而是接下来发生、也可以说接下来没发生的事情。闭路电视显示，从小女孩身边经过的人不下18个。小女孩清清楚楚地倒在路上，血流进水沟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她。” 见死不救只属道德问题，而非法律责任，对中国大陆人来说，这没有甚么大不了；可如果意外发生在法国，事情将会向完全可同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国的法律下，见死不救乃属刑事责任，每一个国民，都有法律责任去救护伤者，上述情节令中国大陆人震惊，在欧洲却只会更加惊天动地，因为重视人权的欧洲，不但伤人者有罪，这18个见死不救的途人都同时犯了法，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国这种法律观点或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更应该想想，为何人家的法律竟和我们有如此大的落差？这种差距显示了一点，就是大陆不但是制度上差了近百年，社会文化更有绝大的差距，辛亥革命一百年了，究竟中国大陆人本质上没有改善，还是和人家越差越远。这绝对是反面教材之最，这种国民，情何以堪？！ 从有文字的历史开始以来，中国人传统上就讲究尊老爱幼，扶助弱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见义勇为”是检验一个人是好汉还是孬种的最终尺度，而出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则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有基本人性的最终尺度。尽管大陆政府与民间批评者对当今中国大陆很多问题观点冲突，看法相左，但双方也有一些共识，其中包括认为在当今的“新中国”或“新时期的”中国大陆，“见义勇为”和“恻隐之心”成为濒危物种一样的稀缺物，甚至濒临灭绝，就像小悦悦的录像显示的那样。而这位女童小悦悦，说明了在所谓“新中国”，人命是如何的卑微，如何的不值一哂；这件惨案只不过是一件交通意外，类似意外几乎天天都在中国大陆发生。 这段影像告诉了人们， 在一个法制不健存的国家，人为了自保，最终会连人性都失去，会令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熟识中国大陆国情的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自保，不强出头；公安警察破不了案，多事的你往往会成为勒索的对象，更甚者如果撞人司机乃高干子弟，随时把你拖累成为撞死人司机的替死鬼； 除此以外，不合情理的法律，也令撞人者为了利益，宁杀人赔少些，好过伤人而赔多些；在中国大陆，车死人只须赔几万，车伤人却往往十倍百倍之，这种制度下变相鼓励杀人，发生意外后，不是第一时间照顾伤者，而是担忧伤得不够，于是停下再踩油，在外国黑色电影的荒谬情节，却每天都在中国大陆发生。所以即使有人良心未泯，每一个国民，都不得不变成冷血的途人。在这种国度生存，要不清醒而痛苦，就只有选择变成魔鬼的同路人。 为什么在享受着官方所说的史无前例的盛世的中国，“见义勇为”和“恻隐之心”却史无前例地缺乏？批评者认为， 这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这是中国大陆体制始终一贯地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无情打压胆敢“见义勇为”或坚持“恻隐之心”人所造成 。但官方对批评者多年来提出的这些批评从来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或辩驳，而是要么使用一种同义反复的说法，坚持说中国大陆当今社会呈现出的种种令人惊骇的不道德甚至是非人道的现象是道德败坏的结果；要么则归咎于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的糟粕。然而，官方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糟粕特别容易感染当今中国大陆。 小悦悦的惊人惨剧，在许多大陆公众泛泛而论当今社会道德水平低下、人性泯灭的同时，也有网民指出，“不是人心冷漠，是现实让正义者的心冷漠。”而与此同时，官媒又开始进行所谓“大灾面前有大爱”式的正面宣传，即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力图展示中国大陆依然是一个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道德高尚的国度。比如金羊网发出的报道题目是：“小悦悦母亲：这个社会好人太多了。”报道说：“两岁女童惨遭两车碾压，十多路人见死不救。佛山女童小悦悦被碾压事件，牵动了广大市民的心。今天，小悦悦母亲向记者表示，感谢连日来人们对小悦悦的关心。虽然发生了这种不幸，但是她始终认为，这个社会好人太多了。”…… 在大陆媒体这两三年来披露出大量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而政府却一筹莫展之后，当权者执政合法性越来越得不到中国大陆人民的认同，于是温家宝总理出来讲话。温总理在2011年4月14日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提高国民素质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他还表示，必须清醒看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指出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他呼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问题是，这些人哪里去找？既然党领导一切，并且控制社会的全部资源，那么中国大陆社会的精英都在体制内，都在政府机构里 。 大陆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他的“老三篇”就鼓吹“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有雷锋的样板；但整个社会却发展成自相残杀的文化大革命。记得“最讲政治”、“最讲道德”的文革期间，就出了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刘学宝。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才当兵一年的新任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据说他当时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为“阶级敌人”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他便认定了其中一个为企图破坏“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1967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他就一边祷念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最高指示”，一边“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用自己带来的短刀和斧头，将那家伙连砍带扎“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就又背诵著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著“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著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结果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被刘学保砍死的“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立即成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但事实真相是，被他“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李世白，是一个老实本分和勤劳的林场老工人。1967年12月17日晚上，刘学保偶然看到李世白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李世白走近一座已不通车连行人都没有的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突然扑上去用斧头朝李世白当头砍去，使李世白死于非命。之后刘学保跑到桥下河滩上，将自己带来的一个引爆雷管拉响，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接着大声呼叫“抓反革命啊！”，待有人来后他见人就说自己是如何为“保卫大桥”与“阶级敌人”李世白激烈博斗并战胜了他，最后终于保住了大桥的“英勇事迹”。他所属部队领导机关听说后，很快将这事报了上去，军报迅速组织了报道。此后刘学保不仅连升几级成为部队营级干部，还当上了兰州军区的党委委员，直至被“选”为“九大”代表，神气活现地到了北京，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与此相反的是，李世白一家突然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林场，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 当年人们就对刘学保的“英雄行为”产生过怀疑，但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些怀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重压和惩处。直到“文革”以后，当地的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经过了反复调查核实和技术鉴定，终于查明李世白确实是无辜的冤死者，刘学保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为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学保实际上是在包括军报在内的舆论工具宣传蛊惑和煽动教唆下，从一个20来岁的普通战士，变成了杀人凶犯和政治骗子。由于文革后政治伦理和文化伦理仍延续文革，刘学保似的人物至今犹存，表现在暴力和谎言上的极其残忍与卑鄙恶劣并无多大差异。所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五讲四美三热爱”；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经过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进行道德教育后，其结果仍如同温家宝所说的，整个社会充满“唯利是图、坑蒙拐骗，以及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 既然无法用道德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见问题的本质并非道德，而是政治问题。因此也有领导人在吸取文革教训之后，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例如胡耀邦。 有关道德问题，温家宝此前也有两次呼吁：2008年9月23日，温家宝在纽约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盛大欢迎午宴，在回答听众有关中国大陆食品安全的提问时，他认为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2011年2月27日下午，温家宝在新华网回答大陆网民的提问时，谈及房地产问题，他向获取了暴利的地产商喊话，要求他们应“流淌道德血液”。也有温家宝口中“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宪章”或其他改革措施，至少也得把祸国殃民、炮制豆腐渣工程的贪官污吏揪出来，以儆效尤，但他们被关进监狱，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其实，最没有“道德血液”的，就是体制内的一些掌权者。 党如果不改造体制内的道德血液，就无法挽救中国大陆社会的沉沦。不论如何“唱红打黑”，或者把孔夫子抬到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大陆的血液只会越来越肮脏。党应该去研究现在龌龊的道德血液是从哪里来的，再研究如何给他们换血。比如：“一切向钱看”的重商主义，勿过问政治，闷声去发财。首先是高官们自己要发大财，不断更新的天下天下第一贪，都是党的高级官员；其次，中 国大陆的高干子弟阶层都成为富甲一方的“红色贵族”，权力与金钱勾结，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就连业已落马坐牢的高级贪官，在监狱里都享受着特权； 比如中国档案网站提供落马贪官中几个例子：“中共上海前任领导人陈良宇，在豪华监狱里享有20平方米的单间，每日享用4餐，包括夜宵，香烟和巧克力。每月开销为6000元，是上海人每月平均收入的两倍。成都贪官马建国在被监禁刑期，被允许参加私人宴会，回家就寝，在狱中不受限制地使用手机。安徽贪官曹小明被判刑后，仍允许继续领取6个月工资。”在中国大陆，牢里贪官都比老百姓舒服！ 今天中国大陆，有的人很有权，有的人很富，有的人很有知识，有的人很有名气。可他们普遍都没一样东西——良知 。因此，当官的鱼肉百姓，有钱的为富不仁，有知识的助纣为虐，有名气的麻木不仁。活生生使这个社会堕落成非人的人间：0.3％的人控制着86％的财富，3000名亿万富豪中有2895名是高干子弟，官员家属96％移民国外，民众3千万人无家可归，上访冤民突破一个亿，2000万小孩没学上，……；可余秋雨之流还在说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梦”！ 历史上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一些国王为发财通过对外贸易取得顺差，积累贵金属，实行重商主义，但任谁也不敢祸乱国计民生不敢以发大财为号召。后来，重商主义还是被欧洲经济学界权威亚当斯密批判为“人为的反自然的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到18世纪被自由贸易所取代。而中国大陆居然在把探讨大国掘起的时间定到从15世纪开始，借用重商主义名义；事实上“重商主义”和“闷声发大财”不是同一个概念，发大财只能得自暴利，必然伤害民众。比如日本军阀财阀土肥原贤二在中国东三省造成多少万人坑，都是强力剥削和暴力镇压的铁证。以暴力保护暴利这种连环套结构，就是从日寇特工头目土肥原学来的“重商主义”。这种暴力与暴利并驾齐驱的双暴连环体系，对中国大陆民众的伤害，“18个令人惊骇的数字”还只是开始……。 人们欣赏着“大国崛起”，容易忘掉现实，冤死的何止一个小悦悦！其实，从枪杀17条人命的河北定州、广西博白、贵州瓮安、湖北石首，到广东新塘……，人们对“打死人白打”都很无奈，只能用“躲猫猫”、“俯卧撑”、“打酱油”的讥刺来表达愤悲，这长长的一条死亡逻辑线，串连着平均每年20万起暴力镇压事件。而比如今年温州7．23动车埋人事件，危害的不仅是农民，也囊括了大陆贫富各个阶层，谁都在这个圈里：买动车车箱不买安全控制系统，省下钱就为闷着声发大财，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一个副总工程师在国外存入美元28亿！ “重商主义”还有配套措施，对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有打有拉： 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出卖下岗工人，收买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豢养暴力机构：踩低农村，发展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 。…… 这里有许多悖理之处 :1、以快速发展之名来选择，而德国与日本正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的民主政体，才走上快速发展之路。为什么不走二战后德、日真正快速发展之路?!2、15世纪以来发展成功的大国并不少见，为什么单单选择发动侵略战事双双惨败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3、为什么不走人民幸福的民主之路，专门选择草菅民命，让人民来承担核灾难的二战前日本亡国之路?！说白了，是既得利益，需要以暴力保护“重商主义”之暴利 。 暴力保护“重商主义”之暴利，目前已进入“四个现代化”： 1、法律工具化或玩具化：首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 ，从此欲加之罪，不患无词；2、 警察军事化或战斗化：以适宜对民作战的武器配畚，强化警察镇压民众力度 ，逐步建立不同档次，不同名目的武装警察、防暴警察、特殊警察、便衣警察、网上警察、城管部队，训练近战:拚刺刀、擒拿、格斗，也有钢管、狼牙捧，以城市工人、市民为对象；城管与军警结合：视抗议规模，灵活变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3、“维稳”手段科技化 ：购进美国高科技，建立金盾工程，居民楼内外与上下多设摄家镜头，仿满洲国的良民证，把居民圈起来，进“屯落”，出入检查；街道干部与户籍警、雇用农民与讯息员举报结合，不留空隙“三不管”，居民证全息化，电子化，全民全档电子化，普遍掌控居民信息； 4、权贵专政网络化 ：广设6张网: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惕协作网——实现对社会动态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严控。…… 在国内，“重商主义”这样对内： 你摆摊，叫破坏市容；他们砸摊，叫整顿市容；他打你，叫执法；他们打你，叫联合执法；你跑，叫畏罪潜逃；你不跑，叫妨碍公务；你抵抗，叫抗法；你反抗，叫暴力抗法；他们打死你，叫围攻执法人员导致心脏病发；你防卫，叫故意杀人；你含冤，叫社会不稳定因素，你上访，叫精神病……。在海外，“重商主义”这样对外：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 ……。 总而言之，不论他们如何为所欲为，统统都是“主权”和内政，不容置喙。 “重商主义”和权贵专制主义是孪生儿。在这对双胞胎的毒害下，中国大陆的人们就变得越来越冷血 。目前，中国大陆正在努力“文化大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但执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符合世界潮流的政治伦理的话，就不可能有先进文明的文化伦理，文化大革命在当年也是一种文化大发展，“就是好，就是好”；其发展结果，全世界都已经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