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

  作者：李湘宁 来源：《财经》杂志 2011 年第 18 期 来源日期： 2011-8-13     　　 2011 年 7 月 19 日上午，“天堂” 苏、杭的两位前副市长——许迈永与姜人杰，在同一天被执行死刑。   　　据司法判决，两人均折戟于城建领域，且犯罪金额巨大，单受贿一项，金额都超过亿元。   　　这不过是豹之一斑。近半年以来，亿元巨贪接二连三： 4 月，山东省日照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总额达 1.6 亿元，获罪无期； 5 月，中华全国供销总社财务部预算处原处长刘林祥因挪用公款 3.96 亿元，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到 6 月，昆明市土地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陆锦昌因挪用公款 2 亿元、受贿 4750 万元，被判无期。   　　从地方大员到科级小吏，涉案金额过亿元的落马官员越来越频繁出现。中国贪腐是否渐入“亿元时代”？《财经》记者梳理公开的司法判决，获得 48 名贪腐过亿元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样本（略图表：“亿元贪腐官员”清单）。当然，由于司法信息不透明，司法审判过滤犯罪金额等原因，该样本难以涵盖全部。   　　以审判时间为参照， 2000 年以前此类案件仅六起，这一数字与 2001 年至 2005 年间相同。 2006 年至 2010 年井喷出现，平均每年就发生六起， 2011 年上半年刚过，已有五起案例。   　　 1997 年修订通过的《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升至 5000 元，这一数字保持至今。现实正在不断考验法律准绳。“亿元贪腐官员” 作为落马官员的典型，其样本折射出官员腐败在领域、手段及案发后量刑上的流变与趋势，亦可为反腐者鉴。而逐年上升的官员巨额贪腐数字背后，既关乎经济的迅猛发展，更有监管缺失、犯罪手段迭新等原因。   　　 贪贿高发地   　　这 48 人的样本中，“中行开平案” 主角许超凡与许国俊 2009 年在美国获刑，涉及洗钱罪、跨国转运盗窃钱款罪、伪造护照和签证罪等罪名。统计表明，另 46 名在中国接受司法审判者中，被判处挪用公款罪者有 41 人，受贿罪者 28 人，贪污罪者 23 人。   　　其中，仅贪污受贿一项即上亿元者，就有四人，分别是许迈永、姜人杰、王成明与陈同海。无独有偶，他们都是靠在房地产、城建工程等领域长袖善舞，寻租谋利。   　　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十数年高歌猛进，房地产业由此成为权力寻租市场的一块沃土，握有相关审批权的部门、官员遂成为寻租热点。       　　据判决书， 1995 年 5 月至 2009 年 4 月间，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土地、工程等领域，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45 亿余元。此外，他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 7100 余万元。   　　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李宝库是许迈永的行贿者之一。在许迈永的“运作”下，其拿到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 102 亩土地的使用权，由此李宝库许诺送给许迈永 2000 万美元，并于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7 月先后八次将共计 830 万美元汇至许迈永的指定账户。   　　许氏深谙土地市场设租之道，从项目开发权竞标、土地使用权出让、拆迁、招拍挂、退税优惠到返还土地出让金，乃至变更土地用途、配套设施承建、转让股权等，几乎每个流程皆被开拓出敛财之机。他还先后收受了汉帛（中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高志伟贿款 2000 万元、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兴良贿款 2500 多万元。   　　姜人杰案情与此相类。作为苏州市副市长 , 姜人杰分管城建、规划、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 共计人民币 10857 万元、港币 5 万元、美元 4000 元，其中多笔受贿与其在“批地”“征地” 以及转移土地用途做房地产开发有关。   　　在震惊中外的上海社保案中，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王成明则通过设租于地方政府工程建设，低价得手“南郊别墅”，再通过股权转换，谋取差价 3 亿元。   　　此前《财经》报道 120 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样本（参见《财经》 2010 年第 22 期“高官贪腐录”）中，涉及房地产业者亦占足四成。   　　此外，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 1.9573 亿余元，截至目前亦为受贿金额之冠。作为国有垄断企业，由于占据更大资源，同时内控松散，导致“一把手”一言堂的局面。其通过公司向汉思能源 (00554.HK) 董事局主席戴伟购买混油，并与之联营收购、共建油库等方式，收取戴伟贿赂港币 1.766 亿元，亦是单笔贿赂之最。   　　 高官家族生意   　　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是改革开放以来继陈希同之后，第二位因贪腐落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8 年 4 月 11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陈良宇有期徒刑 18 年。   　　根据陈良宇判决书，其除了被认定受贿 239 万余元，还有三笔资金过亿元的灰色账目记入滥用职权罪。其一，帮助年轻富豪张荣坤获得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9.35% 的股权，给国家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 3.206 亿元；其二，帮助弟弟陈良军在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开发土地，以转让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的方式将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变相倒卖，非法获利人民币 1.18 亿元；帮助其子陈维力所在公司的关联公司获得 10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用于偿还贷款和收购企业股权，使巨额社会保险基金处于重大风险之中。   　　在陈良宇位高权重时，父母、妻儿、胞弟皆因裙带关系获利。在其获罪一年后， 2009 年 8 月，他的儿子陈维力因同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陈维力挂名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一职，不实际工作，获取“薪酬” 总计 352 万元。   　　陈维力还倚赖穿针引线，使得上海市社保局在 2004 年 12 月违规批准 10 亿元贷款给华闻控股所属企业，并由此挂名年薪百万元之虚职。   　　陈良宇四项受贿事实中，还有两项与家人直接相关：妻子黄毅玲挂名于上海 MWB 互感器厂，领取“工资” 43 万余元；上海新黄浦集团原总裁吴明烈给陈父购买一套 139 平方米的住房。   　　而在姜人杰案中，其子姜荑也成为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姜人杰被认定的多笔贿款，都由其儿子姜荑，以及姜荑实际控制的福海拍卖行收受。 2006 年姜人杰受审时，“新型受贿” 尚无认定标准。 2007 年 5 月 29 日，中央纪委下发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认定家属收钱视同本人受贿 ; 同年案发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案判决也有例在先。此后判决的姜人杰案不仅认定了上述巨额贿赂，还被判处极刑。   　　值得一提的是，自上述中央纪委发布该文件后， 2007 年 7 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情妇（夫） 等在“权 – 钱 – 色” 腐败链中扮演枢纽角色的“特定关系人” 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2009 年 10 月，《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 四 ) 》公布，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扩大了受贿罪主体，裙带犯罪有法可依。   　　 挪用公款路径   　　挪用公款者成为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占到 48 人中的 39 人。相比贪污受贿者多位高权重，这些人中不乏处级、科级甚至科级以下干部，可谓“官小而巨贪，少贪而多挪”。   　　他们或为地方、部门的一把手，如东莞市塘厦镇原镇长李为民；或为直接的财务管理人员，借财务管理漏洞渔利，如扬州市公路建设处财务科原科长王勇、中华全国供销总社财务部预算处原处长刘林祥等。   　　今年初，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下称中通建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刷新了北京市职务犯罪金额“新高” ——因挪用公款 5.8 亿元及受贿 100 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司法材料，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老板马连龙在行贿后，要求董跃进把应当直接支付给中通建公司的货款截留到其所有的公司，再转回中通建公司，以此增加其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达到增大银行授信额度的目的。   　　董跃进默许后未经单位领导同意擅自作出决定，半年多时间内，有 5.8 亿余元公款进入马连龙公司账户，案发后至今尚有 1300 万余元未归还。   　　其他案例则与此案类似。在挪用公款去向上，或炒股、或放贷，亦不乏出境豪赌者，诸如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河南省安阳市委原副书记李为民、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等人。   　　此类案发，一方面，凸显出国企、行政系统等内控不力。中通建公司本有财务规定，但由于总经理李瑞在受贿后放任，使得监管失效，董跃进实际拥有了对外签订合同、开具信用证的决定权 ; 另一方面，民企频频行贿，直接反映出目前民企融资艰难的现实。   　　在 48 人的样本中，金融系统内国家工作人员有 16 人 ( 银行 12 人，信托公司 4 人 ) ，占到了三成多。此外政府官员 14 人，国企官员 12 人，研究院等事业单位 4 人。其中银行系统内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的现象较多，且动辄上亿元，案例包括中国银行开平案（涉及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三人），以及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冯伟权、池维奇案等，皆因金额之大而轰动一时。   　　不过这十二宗案件多集中于本世纪初以前， 2007 年后，未见到银行系统内相关个案。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司绍寒告诉《财经》记者：“银行工作人员为谋取私利，直接挪用银行资金已经成为一种‘不入流’的犯罪手段。近年来金融管理开放，银行系统内部在制度设计、资金管理、信息技术管控等方面建设不断加强，银行工作人员坚守自盗得到有效的遏制”。   　　他同时解释，但资金面紧张、信贷额度分配不公、金融服务低效等因素仍容易诱发金融犯罪，银行工作人员大多通过其他方式将资金转移出银行体系，其犯罪行为大多被科以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纪秩序罪” 中的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等罪名。   　　 量刑标准与趋势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过勇分析认为，随着中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挪用和贪污犯罪会减少，但受贿比例会逐步增加，“这一点或与打击行贿人力度畸弱相关”。   　　尽管《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了行贿罪的量刑标准，情节特别严重的甚至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但以陈同海案为例，其六大行贿人无一遭受刑事追究。   　　 7 月 19 日，最高法院称将下发关于依法从严惩处行贿犯罪的规范性文件，对行贿犯罪的打击重点、定罪量刑标准等作出具体规定，意图“从源头上遏制、预防受贿犯罪和各种渎职犯罪的重要环节”。   　　对样本的统计表明，在 48 人中，除去许超凡、许国俊在美国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25 年、 22 年外，余下 46 人中， 17 人被判处死刑， 9 人立即执行， 8 人缓期执行 ; 无期徒刑 16 人 ; 有期徒刑 13 人，且均在 10 年及 10 年以上。   　　作为情节最为恶劣的职务犯罪，贪污腐败上亿者多被处以死刑判决，并不难于理解。而从时间分布上来看，案件数量并未有明显的频率变化。   　　许迈永、姜人杰被执行死刑当日，最高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 将从多个方面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 一是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严重职务犯罪，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手软。”   　　以此可见，城建、交通、土地等领域的职务犯罪将长期处于高压打击的范围。       　　另一方面，统计中挪用公款罪畸多，既有“贪贿上亿难，挪用上亿易”的现实原因，也不乏立法因素。根据《刑法》规定，此罪在量刑上最高刑是无期徒刑，且并不附加财产刑，法律风险趋轻。而司法实践中，常有官员辩称自己是借用公款，同时为单位创收谋利，并未造成损失。   　　根据最高检的专项检查， 2005 年至 2009 年 6 月，全国关于职务犯罪的判决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高达近七成，这一直受到诟病。   　　目前 , 最高法院正在研究制定审理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和免刑的司法解释，生刑将愈发趋严。同时，财产刑的处罚力度也将不断加大。   　　 监管途径   　　亿元贪腐案件频发，自有其时代背景：随着 1998 年后国企、金融、房地产等众多领域的大转变，一方面是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等困境，另一方面则是国有企业、政府机关缺乏制度性的监督与制约。   　　因受贿 2661 万余元、贪污 8250 万元而被执行死刑的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仅判决书认定，即分六次累计向多家民营企业提供 35.7 亿元用于拆借资金、贷款担保和委托理财，这家现金流充裕的大型国企如同一家失控的银行，任由当家人李培英调配资金。其先后三次私自转走理财款累计人民币 8250 万元，采取降低理财利率、固定收益，多列亏空等手段做平账处理，使该款项完全脱离公司，转由个人使用或者实际控制。   　　从国家的实际操作层面来说，经过数十年探索，中国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反腐模式，即由纪委主导的，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的“三位一体” 模式。随着中央反腐败的“战略方针”正式提出，三家监督主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开展反腐工作。   　　在这种模式下，县级部门常常成为监管的末梢和盲点。由于县级部门和下属企业不分家，会计出纳一肩挑，账、钱、权一人掌管的情形时有出现。典型案例诸如河南省周口市的柳鹏飞、李亚、陈金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一案。   　　柳鹏飞任周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委书记，李亚任周口市城市信用社理事长，陈金旺曾任周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任太康县委书记。其中，柳与李又合伙经营周口瑞生科技有限公司，陈金旺实际控制周口市昶旭贸易有限公司，近水楼台，通过虚假招商，虚增工程预算等手段，三年间大肆侵吞、挪用公款上亿元。   　　 2009 年，中央纪委会同中组部、中央编办监察部、财政部五部门下发《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希望通过对县级纪委扩权、扩编方式，加大对于基层贪腐的打击力度。   　　而在国企中，巨额经济犯罪案亦难以查处：由于涉案者多为高层领导和重点岗位工作人员，犯罪形态上以利益均沾的窝案、串案为主 ; 同时挪用公款的犯罪往往潜伏期较长，多要等到资金亏空缺口无法弥补时，单位自查或审计才得以发现。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为《财经》撰文时提出三项预防之策：其一，时间前移，将反腐倡廉由侧重惩治前移至注重预防，变事后追究为事前防范；其二，空间前移，表现在参与构建国际反腐败合作框架体系，同时加强监督 “裸官” ，防止贪官外逃等；其三，手段前移，在创新预防腐败机构的同时加强社会力量参与舆论监督。   　　而纪委监察部门之外，由检察院主导的司法监督，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模式。要使反腐败取得实质成效，重构反腐的治理路径，仍需从“党内反腐” 过渡至“法治反腐”。          

贪官许宗衡被判死缓的消息令人吃惊，大家不明白一个鲸吞数亿、性糜烂以及为害一方的大贪官，罪行何以仅剩一项缩水至三千多万的受贿？他又是如何交代同伙立下了可饶恕的功劳？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莫测，真相的铁门紧锁着，大众只是觉得许宗衡有能耐让自己不死。 一项统计表明，近三年，副部级以上十八名贪官无一人被杀（五人被判无期徒刑，十二人被判死缓）。大家都明白，死缓意味着什么，这是生路的代名词：立功减刑，保外就医，提前出狱，逍遥法外。而且，他们在狱中享有一般犯人难以想象的待遇，这种待遇与入狱前的级别成正比，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的“贵宾待遇”令工薪阶层为之眼热。他们总算明白“一日为官，终身是官”的道理。 他们为什么不死？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一直萦绕在中国老百姓心头。据说，当代几个政客在推翻前任领导人后，提出了不杀“政敌”的意见。将大大小小的贪官置于政治争斗失败者的角度考量，貌似人道，只不过这种悲悯之情，是以牺牲法律和正义为代价的。在不彻底追究罪恶的实用主义策略下，玩世者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些对国家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恶人，作为“识时务者”而得到可怕的宽恕。 我们为什么要罪孽深重的贪官去死呢？贪官的危害并不在于数额，哪怕那是个无止尽的阿拉伯数字，也仅仅是个钱的丈量。而且，似乎那钱也容易收回——反正贪官平时不用花钱，他们像辛勤的蚂蚁一般攒钱，是为了自己隐匿后再享用。在明白人眼里，似乎只是把属于国家的钱挪了个窝，最终还是收入国家囊中。如此说来，我们好像还应该感谢无数贪官，他们为国家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人民币。 贪官带给社会的损失却是切切实实的。贪官们拥有予取予夺的权力，在他们的属地里，个个都是暴虐之王，一言九鼎。他们谋取私利的政绩工程，同时也是敛财工程。他们对一个地方、行业的蹂躏是全方位和毁灭性的，他们所到之处，正义和公平消失了。他们指鹿为马，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好人噤若寒蝉，坏人如鱼得水。名义上是公民，实际上沦为权力依附者的员工，唯老板之命是行，一个个地方成了奴才国，法律失效，良知沦丧。这种正义的丧失，会使大多数无权又不愿趋炎附势者，失去所有可能的升迁机会，不合作者、反抗者甚至有丧失性命之虞。在一个人妖颠倒的囚笼里，他们会逐步丧失生活的信念，自暴自弃，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贪官对资源的掠夺与浪费相辅相成，他们在占有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同时，造成社会的极度不公。他们的穷奢极欲导致多数人的生活贫困和性贫穷，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示范”出一套无耻的生存术，令道德丧失，礼义廉耻尽失。 我在姜人杰二审结束仍维持一审死刑的结论后写了《杀人放火做贪官》一文，认为姜人杰虽然在苏州造孽深重，罪当诛，但应念及交代而赦免死罪，给予奖励，以鼓励更多的人自动坦白。如果不杀陈同海的理由是以其交代故，也应以同样原因不杀姜人杰；如果以腐败处陈同海以死刑，也应以同样罪名处死姜人杰，而不管他们交代如何。我不能同意安迪先生的说法，他以为姜人杰不识时务该受处罚。我以为，他总结的贪官免死三原则“自首、退赃、检举立功”，仅仅适用于一般贪官，对陈同海、姜人杰这样的大贪官甚至更大的贪官，绝不适用，否则便是纵容他们作恶。“刑罚体系的设计者们更多地考虑到了对人和对生命的尊重，更多地愿意从善良的角度看待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更愿意给人以悔过的机会”，此话大谬，如此穷凶极恶的犯罪，自他们作恶之日起，已经不配被当做人去“尊重”，也已经没有“悔过”的机会了。他们在入党做官之时，已经不同于一般人，对其要求只能比老百姓高才行。如果没有这样的原则，我们不啻于鼓励奸佞投机之贼，打压改悔坦白之心，其道德后果极其严重。 安迪先生随后在《罪与罚的逻辑——与老愚先生商榷》一文里，论定我“似乎”是主张“贪官不死就是轻判，就是对贪官的放纵”。我并没有要贪官死，而是要求平等处罚他们。所谓平等，有二个含义：一是同等罪孽的贪官应该领受同等刑罚；二是与一般公民相比，不能因为有官职而轻罚，因为与老百姓损坏或盗窃数万数十万而动辄获得死刑相比，贪官们实在是太受法律优待了。 罪孽深重的贪官，无论其如何忏悔，我们无从区分其中的真伪——这一点安迪先生也认同，但他却好像找到了一个甄别的普世标准：视其悔改的行为，如挽回损失，退赃而定，他甚至设问道：“倘若我们可以接受盗窃一万元的罪犯比盗窃一百万元的罪犯判刑轻，或者同样盗窃一百万元的两个罪犯中积极全额退赃的那个量刑轻，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贪官的时候退赃不能够成为量刑较轻的一个原因？从陈同海到许宗衡，他们的非法所得已经被追回，固然其职务的廉洁性已经被侵害、犯罪已经形成，但犯罪恶果已经被尽力消弭，在量刑时是否可以（是可以，而不是必须）考虑从轻？”如此解说，“犯罪恶果”完全可以量化为数字，似乎贪官只是贪了一点钱而已。 紧接着，安迪先生开始为贪官争取与庶民的平等处罚权，“老愚先生提出对官员们的要求应当比普通人更高的建议，但却恰恰忽略了我们呐喊多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倘若允许法律上的不平等，那么一定有人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 我看到的是对贪官的呵护，生怕误杀了误判了，重判了，在安迪先生眼里变成了他们受到不平等待遇，法律在为嗜血的老百姓而弯曲。其中的差别，细细想来，全在于我看到的是北京杨佳、辽宁夏俊峰等一干弱势群体反抗官人被迅速判处死刑，不容辩护的决绝——从重从速，要脑袋落地。而他关注的是贪官的真诚忏悔，竭力退赔。一个大贪官在他眼里比一个杀人犯要弱势得多。他由此得出陈同海、姜人杰、许宗衡等人的量刑“恐怕基本上是合适的”结论。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的是，当主张对陈同海们杀无赦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使社会公众过得更好，还是仅仅为了享受杀戮的快感？”可以找出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解脱那些多如牛毛、罪孽深重的贪官，但你如何同时让反抗暴虐的民众免于死刑的威胁？我们要求享受平等的“杀戮的快感”，这有错吗？ 相关日志 2011/05/13 — 许宗衡受贿案大缩水 江系反扑团派 (0) 2011/05/13 — 苹果日报揭秘：许宗衡替哪位中央领导坐牢 (0)

贪官许宗衡被判死缓的消息令人吃惊，大家不明白一个鲸吞数亿、性糜烂以及为害一方的大贪官，罪行何以仅剩一项缩水至三千多万的受贿？他又是如何交代同伙立下了可饶恕的功劳？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莫测，真相的铁门紧锁着，大众只是觉得许宗衡有能耐让自己不死。 一项统计表明，近三年，副部级以上十八名贪官无一人被杀（五人被判无期徒刑，十二人被判死缓）。大家都明白，死缓意味着什么，这是生路的代名词：立功减刑，保外就医，提前出狱，逍遥法外。而且，他们在狱中享有一般犯人难以想象的待遇，这种待遇与入狱前的级别成正比，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的“贵宾待遇”令工薪阶层为之眼热。他们总算明白“一日为官，终身是官”的道理。 他们为什么不死？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一直萦绕在中国老百姓心头。据说，当代几个政客在推翻前任领导人后，提出了不杀“政敌”的意见。将大大小小的贪官置于政治争斗失败者的角度考量，貌似人道，只不过这种悲悯之情，是以牺牲法律和正义为代价的。在不彻底追究罪恶的实用主义策略下，玩世者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些对国家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恶人，作为“识时务者”而得到可怕的宽恕。 我们为什么要罪孽深重的贪官去死呢？贪官的危害并不在于数额，哪怕那是个无止尽的阿拉伯数字，也仅仅是个钱的丈量。而且，似乎那钱也容易收回——反正贪官平时不用花钱，他们像辛勤的蚂蚁一般攒钱，是为了自己隐匿后再享用。在明白人眼里，似乎只是把属于国家的钱挪了个窝，最终还是收入国家囊中。如此说来，我们好像还应该感谢无数贪官，他们为国家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人民币。 贪官带给社会的损失却是切切实实的。贪官们拥有予取予夺的权力，在他们的属地里，个个都是暴虐之王，一言九鼎。他们谋取私利的政绩工程，同时也是敛财工程。他们对一个地方、行业的蹂躏是全方位和毁灭性的，他们所到之处，正义和公平消失了。他们指鹿为马，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好人噤若寒蝉，坏人如鱼得水。名义上是公民，实际上沦为权力依附者的员工，唯老板之命是行，一个个地方成了奴才国，法律失效，良知沦丧。这种正义的丧失，会使大多数无权又不愿趋炎附势者，失去所有可能的升迁机会，不合作者、反抗者甚至有丧失性命之虞。在一个人妖颠倒的囚笼里，他们会逐步丧失生活的信念，自暴自弃，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贪官对资源的掠夺与浪费相辅相成，他们在占有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同时，造成社会的极度不公。他们的穷奢极欲导致多数人的生活贫困和性贫穷，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示范”出一套无耻的生存术，令道德丧失，礼义廉耻尽失。 我在姜人杰二审结束仍维持一审死刑的结论后写了《杀人放火做贪官》一文，认为姜人杰虽然在苏州造孽深重，罪当诛，但应念及交代而赦免死罪，给予奖励，以鼓励更多的人自动坦白。如果不杀陈同海的理由是以其交代故，也应以同样原因不杀姜人杰；如果以腐败处陈同海以死刑，也应以同样罪名处死姜人杰，而不管他们交代如何。我不能同意安迪先生的说法，他以为姜人杰不识时务该受处罚。我以为，他总结的贪官免死三原则“自首、退赃、检举立功”，仅仅适用于一般贪官，对陈同海、姜人杰这样的大贪官甚至更大的贪官，绝不适用，否则便是纵容他们作恶。“刑罚体系的设计者们更多地考虑到了对人和对生命的尊重，更多地愿意从善良的角度看待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更愿意给人以悔过的机会”，此话大谬，如此穷凶极恶的犯罪，自他们作恶之日起，已经不配被当做人去“尊重”，也已经没有“悔过”的机会了。他们在入党做官之时，已经不同于一般人，对其要求只能比老百姓高才行。如果没有这样的原则，我们不啻于鼓励奸佞投机之贼，打压改悔坦白之心，其道德后果极其严重。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