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文/周澄 新一波糧食問題若真在 2013年來襲，東非、海地等發展中地區的政局、人民生活，以至公共衞生、健康等都必遭受嚴重衝擊。 2012年 10月，聯合國向國際社會警告，越趨頻密的極端氣候現象嚴重影響糧食出口國的農產儲備，全球在 2013年很可能面臨繼 2008年以來又一波糧食危機。糧價上漲，亦會加劇受影響國家的社會不穩。2010年，導致爆發「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正是糧食等必需品的物價通脹。根據當時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統計數字，部分主要農產品（如小麥、粟米）的價格就曾迫近 2008年導致全球 25個國家出現社會動盪的水平。有專家亦指出，氣候持續反常、人口增長、水資源短缺等因素將會刺激市場炒賣農地、糧價激增、供求失衡等現象，糧食供應勢將取代石油成為更迫切的地理政治問題。 事實上，近年來聯合國已經屢次作出類似警告。2011年年中，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等東非國家經歷60年來最嚴重旱災，並陷入大饑荒，卻引來不少跨國投資者藉機買入大量土地。2008年，加勒比海國家海地因糧荒爆發大型示威，一直未能走出困局之際，2010年又發生嚴重地震，至今仍然受困於國際援助不足、重建進度緩慢。新一波糧食問題若真在 2013年來襲，東非、海地等發展中區域或國家的國內施政、人民生活，以至公共衞生、健康等都必遭受嚴重衝擊。 全球糧食危機遠近因 全球糧食問題不能歸咎於單一原因，氣候災害、石油價格波動、新興國家需求增長和生化燃料的生產都是明顯的外圍因素，加上部分發展中國家尚未完善保障國內糧食穩定的機制。而專門研究反全球化論述的著名菲律賓社會學家、眾議院成員 Walden Bello曾著《The Food Wars》一書，指造成糧食問題的遠因在於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組織自 1980年代起於近百個發展中國家推行的農業政策「結構性調整」。這種急進的市場「自由化」轉向，最終令不少競爭力較低的農業國不敵傾銷而生產潰敗、轉為依賴入口；這些國家受制於債務負擔和借貸條件，無法為本國農產業作財政支持，也未能建立應對糧食危機的防禦機制。直至 2008年 10月，即農業「結構性調整」推行將屆廿年，世界銀行才於一份獨立委託評估報告中首次承認該場改革失敗。同時，近年全球市場數以億計熱錢流入商品基金和投機炒賣活動刺激短期價格也是影響糧食供應穩定的近因。 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性不足 跨國食品公司對農產品供應鏈的壟斷及有違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生產方式，也是造成全球糧食系統出現危機的原因。自去年起，關注貧窮的國際倡議組織「樂施會」於全球 17個地區的分會聯合展開名為「GROW」的糧食公義運動，呼籲國際社會與公眾關注糧食分配失衡與氣候變化問題。本年 2月底，樂施會發布「GROW」糧食公義運動旗下首份相關報告 ─「品牌背後」，針對全球頭 10大食品和飲品企業，透過量度 7項指標的整合評分，評估它們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樂施會也藉此報告，呼籲大型跨國食品和飲品企業採取重要措施，擔起企業義務，建立公義的糧食系統。 樂施會香港項目部高級經理曾迦慧指出，「現時全球有近 9億人『餓着肚皮睡覺』，其中有大多數是糧食生產者，如小農戶和農場工人」。曾迦慧說：「氣候變化威脅到他們基本收入和生存。樂施會針對這 10大食品企業進行倡議，是因為這些公司幾乎控制全球食物的供應鏈，但其透明度卻又非常低。因此，這份報告也基於它們現有的公開資料而作評分。」 在歐美地區，隨着多年以來消費者組織不斷推行運動、作出呼籲，不少跨國大型企業都定立了一定的「行為守則」，或是公開的「企業社會責任」原則。然而，曾迦慧表示：「很多公司願意作出改變，但守則往往不完善，例如有制訂減少碳排放的指標，卻沒有相關措施幫助農業生產者適應氣候變化；有些企業有回收生產用水的機制，卻缺乏評估使用水資源對當地社區的影響，又或是缺乏指引去保障女工免於同工不同酬的歧視問題。」 近年，不少國際媒體開始廣泛關注糧食危機、以至土地和水資源緊張的問題，但相關議題在中、港、台、澳等地依然為主流媒體忽略。以香港為例，「良心消費」仍未成為主流，消費者也缺乏相關資訊，無從思考消費習慣，更遑論作出改變。現時，樂施會在網上社交媒體推動「品牌解碼」資訊平台，希望能以互動和創意方式鼓勵年青消費者關注「品牌背後」的生產倫理與可持續發展理念。 品牌以外，也是地理政治問題 樂施會和很多外國倡議組織近年都提倡「具社會責任的投資」，鼓勵「股民」不要參與針對糧食、土地等必要資源的投機炒賣活動。也有部分基金公司特別開設了倡議部門，出於社會市場倫理、可持續發展理念等考慮，對不同的投資組合作出社會評估與篩選。 未來一年，假如糧食供應與生產失衡持續、氣候依然反常，預期糧價與相關的氣候與水資源問題，將有機會影響落後地區的社會動盪，甚至影響正值轉型期的國家的政權穩定。 圖表說明：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是衡量一攬子食品類商品國際價格月度變化的尺度， 由5 個商品類別的價格指數（含55 種價格）的加權平均數構成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余聲 攝影/林沖 2013 年3 月3 日，人民大會堂穹頂紅星閃耀，被中共政權指定為13 億中國人代表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赴京參加兩會這一年一度的儀式性政治大典。但一些國人的夢想，始終游離於宏大壯美的「中國夢」之外。去年7 月，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刊文指美國將利用「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干擾中國崛起。一部分人就此被從「人民」中剔除。本刊人物版推出「新黑五類」系列，為你講講這群在紅五星照耀之外的人，如何在對自由、公義和愛的追求中，一不留神，就站在了「人民政權」的對面。 賈靈敏評價自己「對生活奢求不多，愛花愛藝術」。 即使身居窩棚，她仍然保持用鮮花妝點「家」的習慣   「我家被强拆了。當時現場有警察、有區領導、還有各級幹部，到最後竟然沒有人敢說是他們拆的？！」賈靈敏憤怒了：「難道我家是被强盜拆了？是被流氓拆了！？」 「我是個老師，一直活在自己特別單純的夢想中。我教學生們語文、畫畫，我告訴他們天是藍的、樹是綠的、花是紅的，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我自己也真的這麽認為。」 大顆的淚珠不停地從她的臉上滾落，坐在廢墟上的賈靈敏身上已經澆了汽油，手中緊緊攥着一個打火機： 「他們摧毀了我的房子，摧毀了我的家！更重要的是，他們用惡摧毀了我對未來的希望、摧毀了我對生活的夢想——那肥皂泡一樣美麗的夢想！」 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嵩山路與政通路交匯處，曾經的齊禮閆村幾乎完全消失，新修的馬路寬敞潔淨、多座高樓正在拔地而起。繁華背後，人們看不到的是，在馬路邊高樓下，還有一片被廣告牌圍起來的廢墟——這裏曾是賈靈敏的家、後來又有一個佇立了近 800天的窩棚。 2012年 8月 25日中午，窩棚消失了。而代替它坐在廢墟上的，是被稱為「河南第一釘子戶」的賈靈敏本人。 這天之前，她已經為自己的家奮鬥了 2年 8個月。但賈靈敏說，自己根本沒想過成為釘子戶，是被村裏以及街道辦事處負責拆遷的幹部硬生生逼到這個地步的。 「我被當成了鬧事的頭兒」 2009年 12月 1日，齊禮閆村裏突然貼出了城中村拆遷改造指揮部的拆遷通告。通告規定，村民必須在一個月內搬遷完畢。「拆遷是否經過立項？」「為什麽這麽急？」「拆遷補償的具體內容是什麽？」毫不知情的村民們向村裏負責拆遷的幹部詢問，卻沒有得到明確的解釋和回覆。對未來充滿憂慮的村民們於 12月 4日阻斷了附近的幹道嵩山路。 作為一名老師，賈靈敏並不認同村民們的堵路行為，她首先想到的是法律。當天正好是法制宣傳日，賈靈敏來到省人民會堂，向司法官員和律師諮詢與拆遷相關的法律知識。她不但學習了很多政府關於拆遷安置的法律法規，更獲悉，齊禮閆村的改造項目並沒有立項，也沒有發改委的批文，拆遷是違法的。 賈靈敏匆匆忙忙趕回村裏，對村民們說，堵路也是違法的，但村民可以根據物權法，堵住自家門，不讓拆遷辦的人進。隨後，綜合村民們的訴求，賈靈敏歸納出幾份書面的申訴材料，內容包括：要求了解回遷房的戶型、出示公攤面積所依據的法律文件、告知安置房的容積率，弟兄幾個一個土地證的怎麽算、出嫁閨女一直在本村生活怎麽算、沒有房子但一家幾口戶口在本村的怎麽辦，佔地工問題、轉大齡的問題、獨生子女問題……並且要求拆遷方出示立項文件和相關批文以及拆遷手續。 村民們在材料上簽了字，遞交給淮河路辦事處書記李華民等人。 村民們堵路、遞交材料，更多的是對村幹部的黑箱作業不滿，想了解更多關於拆遷的信息，並不想與政府作對。所以，當拆遷補償方案正式公布後，儘管明知本村的拆遷沒有立項也未獲得發改委審批，絕大多數村民還是接受了現實，按照政府的要求兌付了拆遷補償款，搬離家園。 賈靈敏一家，也在高高興興地收拾家當，準備喬遷新居：「我當時想，城中村改造是好事啊，大家怎麽樣我就怎麽樣。」出乎意料的是，拆遷辦拒絕與她家簽訂拆遷協議，更不兌付拆遷補償款，理由是她家沒有獨立的農村宅基地土地使用證。 賈靈敏家的房屋與她丈夫的哥哥家共用一張土地使用證，同樣的情况全村有約 500戶，其他人都順利辦理了拆遷手續，獨獨卡住了她家。賈靈敏明白，這是對她執筆寫申訴材料的報復，「我被當作了鬧事的頭兒」。 「就不給賈靈敏家簽協議」 她向各級政府申告甚至哀求，表明自己支持政府的城中村改造，也不是鬧事的組織者，希望相關部門網開一面，不要為難她家，但得到的是推諉和嘲笑：「當時的村主任說，就不給賈靈敏家簽協議，就要拆她家的房子。她不是懂法律嗎？去告吧！」 不簽拆遷協議、不支付拆遷補償款，拆遷辦卻天天逼賈靈敏搬家。斷水、斷電，石頭砸窗戶，煙花爆竹襲擊……種種手段使出來，倒激起了賈靈敏的反抗精神，她用泡沫塑料堵住被砸爛的門窗，在樓頂上準備了石頭，全力與拆遷方對抗。 2010年6月22日下午4時，賈靈敏在家門前與妹妹賈淑嫻通電話，看到本村兩名大學生村官走過，客氣地與他們打了個招呼。沒想到，那兩人跟她身後走了幾步後，馬上有幾名大漢衝過來，按倒賈靈敏，塞進了一輛面包車裏。 賈淑嫻在電話裏聽到了吵鬧厮打，以及一個男人說「不動不受罪」。然後電話斷了。被按在車厢地板上的賈靈敏，清楚地記得，壓着他的大漢通過電話向人彙報：「一切順利！」 面包車來到鄭州郊外的櫻桃溝。賈靈敏被押入一個名叫「滿倉家園」的農家樂裏。隨後被押到的丈夫告訴她，賈淑嫻打了「110」報警，但警察只眼睜睜地看着他被暴徒抬上車拉走。之後，拆遷人員砸開大門，將兩位 80多歲高齡的老人及其他親屬强行抬出。在鏟車和挖掘機的陣陣轟鳴聲中，房子及財物變成了一片廢墟。 「精神頽廢了，自信消失了，尊嚴感也快殆盡了。」第二天回到家的賈靈敏，瘋狂地從廢墟裏扒尋自己多年積攢的畫作，「從前自以為特別愛國、是最關心民族命運的人之一。後來發現自己不過是一小小的普通百姓，自己的命運都不能掌控，還在考慮國家大事？我愛我的家，我不想住你們的高樓大厦，不想要你們的百萬補償。我的家我怎麽就做不了主，我怎麽就成了釘子戶了！天理何在？」 家變成廢墟後，賈靈敏找到了村委會、街道辦事處、區政府，沒有單位和個人承認是他們幹的；賈靈敏又去找派出所、公安局、法院，仍然找不到拆遷方。「我家被强拆了。當時現場有警察、有區領導、還有各級幹部，到最後竟然沒有人敢說是他們拆的？！」賈靈敏憤怒了：「難道我家是被强盜拆了？是被流氓拆了！？」 確實，且不說整個齊禮閆的城中村改造既沒有立項，又未經發改委審批，屬於違法拆遷；具體到賈靈敏家，既沒有簽訂拆遷合同，也沒有安置方案，更沒有司法手續。哪個部門敢承認拆遷，就等於承認違法。 沒有任何部門「認領」拆遷行為，賈靈敏只好追着派出所以「侵害私有財產」為由立了案。然後，她在廢墟上，用殘磚爛瓦搭建一座窩棚：「我要保護犯罪現場，等待警察破案。」 廢墟上的小年夜願望 就這樣，賈靈敏成了釘子戶。她辭去教職。告別天真的孩子們，她難免感傷，但更多是無奈——她實在不知道該怎樣告訴他們現實中的不公。 專職維權。她决心要通過法律討回公道，討回做人的尊嚴。賈靈敏成為各級政府部門的常客，每天以窩棚為點，走進區政府、走進市政府，走進區法院、走進市法院，走進派出所、走進公安局，以及河南省的省級機關，北京的國務院信訪辦。她持續到法院要求立案；到政府申請行政覆議，並運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申請信息公開；到公安機關督促案件偵辦進程……官員們勸她接受現實，她與官員們辯駁法律。官員們問她要多少錢，她說家和尊嚴不是錢能買到。 她還開博客，在多個微博平台注册帳號，將自己的維權進展隨時通過網絡發布。她的堅强和對法律的執著贏得了網友的尊敬。 「我叫賈靈敏，是咱村第八村民組的村民。本人是無黨派人士，非公職人員！雖然我不在正式候選人名單中，但根據選舉法，我有被選舉的權利。希望父老鄉親們根據選舉法第三十九條，投我一票！」縣區人大換届選舉，也成為賈靈敏維權的舞台，「大家可以在『另選他人欄』填上我的名字——賈靈敏。如果當選，我承諾：代表大家，替大夥說話。」 2012年 2月 20日，鄭州市二七區淮河路街道辦事處第八選區宣布投票結果：收回的 4755張選票中，獨立候選人賈靈敏獲得有效票 475張，而上級指定的正式候選人閻載明和閻更旺分別得票 2034張和 1730張。由於無人獲得半數以上的選票，三位得票者無一人當選。另外近 500張廢票中主要是投給賈靈敏。 雖然最終未能當選人大代表，但賈靈敏通過競選活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還獲得了全國範圍內法律界和媒體人的聲援和支持。 2011年 1月 27日，農曆小年夜。賈靈敏和親人在廢墟上按照舊俗放起鞭炮，點起了煙花，吃祭灶糖。她對着攝像頭談起春節願望：希望房子問題早日解决，重新回歸普通人的生活，儘早結束「被釘子戶」的生涯。 賈靈敏目前已在窩棚裏居住超過1000 天。   「個人的抗爭，都是對自我的拯救」 政府方面也沒有閑着。 白天，常有不明身分者以拆遷辦的名義騷擾、恐嚇和辱駡。晚上，則鬼鬼祟祟者砸石頭或破壞窩棚。賈靈敏在微博裏說，這些人都是官方雇傭的城管，「就是一群法盲加無賴，一邊替地方政府和官員執行一些違法行政行為，一邊代人受過成為替罪羊。」 鄭州市二七區區長王鵬曾當面向賈靈敏道過歉，代表政府承諾給她家支付更高的拆遷補助標準。賈靈敏說，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走法律程序，查清楚到底是誰把她整成釘子戶？是誰無證强拆了她的房子還非法拘禁了她！對她的要求，王區長沒有回答。 2012年 4月，二七區政府發布《鄭州市二七區回應關於賈靈敏有關情况的說明》，稱賈靈敏不但提出超出標準的補償要求，還要政府一攬子解决自己的代課教師身分認定問題，以及丈夫的戶口問題等等。 賈靈敏說，這是政府故意混淆視聽，想抹黑她。因為代課教師身分認定問題和丈夫的戶口問題，都是多年前的遺留問題，與拆遷沒有關係，自己更沒有提出要一攬子解决。 8月 21日晚，正在北京看病的賈靈敏接到家人電話，有人在强拆廢墟上的窩棚。她立即撥打鄭州 110報警，電話卻數次被掛斷。與此同時，在賈靈敏家的廢墟上，制止强拆的路人被打傷，賈靈敏家中七人被强行綁走，窩棚再次蕩然無存。 緊急趕回鄭州的賈靈敏悲憤交加，感覺只能以死抗爭。 「要我們愛國。家都沒了，怎麽愛國？」8月 25日，賈靈敏把汽油放在兩腿之間，含淚訴說：她愛花愛藝術，對生活奢求不多……但她賴於生活的基礎卻沒了。她說，要用自焚讓人們看看現實的殘酷：「這是絕望的時代，個人所做的一切抗爭，其實都是對自我的拯救。現在的中國，需要有人犧牲生命！」 十多名網友趕到現場，對賈靈敏進行了長時間的勸解。最後，網友們趁其不備，一擁而上將她按倒，搶下了打火機和汽油。 在網友們的耐心勸導下，賈靈敏打消了自焚的念頭。網友們當場幫她重新搭了一個窩棚，並承諾常來看望她，共同保衛她殘留的家園。 9月 28日，村裏掛出關於齊禮閆村徵地拆遷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批前公示》，公示時間從即日起至 2012年 10月 4日，公示單位鄭州市城鄉規劃局二七分局。 已恢復了鬥志的賈靈敏通過微博嘲笑說：「房子被非法暴力强拆兩年，「批前公示」才出台，而且將公示時間定在國慶長假的前幾天，地方政府是徹底撕下臉皮耍無賴了。」 她開始更關注其他維權事件。鄭州每當有新的拆遷工地，她都要去現場宣傳相關的法律法規；政府每當有重要活動，她也會到會場外舉牌抗議。當然，換來的是更加殘暴的打壓。2012年 9月 4日，由於在河南省委門前喊反强拆口號，在警察眼前被保安暴打；11月 7日，由於十八大期間上訪，被黑保安從北京綁架回鄭州，並殘酷毆打致傷…… 2013年 3月 3日，賈靈敏的窩棚在廢墟上已矗立超過 1000天。她再次離開窩棚趕赴北京——她要向「兩會」代表和委員提交材料：「我就不信在中國找不到公平和正義！」 賈靈敏小檔案 河南鄭州齊禮閆村村民，1985年起，先後在多所學校擔任語文及美術教師； 2010年，因城中村改造，家被強拆，賈靈敏在舊家的廢墟上搭起窩棚，開始漫長的依法維權之路，期間一度嘗試自焚，目前已抗爭逾 1000天。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攝影 /楊抒懷 我們，13億人，曾共同面對非典帶來的恐懼，抗擊超級病毒帶來的死亡威脅。而他們，非典後遺症患者 ,承受了最終的痛苦，以及此後的折磨，還有絕望。北京登記有非典後遺症患者大概 300多人，中重度抑鬱症患者達到 39%，80%因病離崗，60%都出現了家庭變故。他們被社會遺忘了十年，依然在生存線上掙扎。 方渤 61歲，2003年 4月 16日入院，5月 26日出院。家中 9人患非典，2人去世。 非典之前的方渤，是一個熱愛生活的廚師，而非典之後，他變得敏感、暴躁。極端的時候，曾用還沒喝完的酒瓶子砸自己的腦袋。妻子去世，兩個女婿因為非典後遺症離開正常生活軌道，家中兩對小夫妻離婚，小女兒遠嫁東北不願再回北京。家全散了，每年的春節，他就去住院治療，因為無法面對春節的那份屬於別人的歡樂，方渤和別人聊天的時候突然說着說着就哭起來。非典之後，方渤成為非因公感染者後遺症群體的聯絡人。目前，他的雙腿股骨頭已經出現了大面積壞死。 李書元 李書元從首鋼下崗後開起了計程車。2003年，他在送兩名患有非典的乘客去佑安醫院時被感染，在確診後被單位開除，現在已經喪失勞動能力。李書元說：「這就是命，被我趕上了，指責他們，沒有什麼理由……」 非典餘劫 文 /倪志剛 一場超前劫難之後，一直在主流社會中如魚得水的楊志霞的生活偏離了軌道。由被人稱為女強人，到如今她的生活圈子萎縮成家和同命相連的那個圈子——這個圈子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身分： 非典後遺症患者。 非典消失十年之後，留下北京300多非典後遺症患者，提醒人類它們曾經的存在。骨頭壞死，肺纖維化，抑鬱症，這是非典後遺症者最共同的三大問題。 多年之後，由於免疫力下降等原因，他們中的很多人又患上其他多種病。非典後遺症剝奪了這群人的健康，也剝奪了他們創造財富的可能，剝奪了他們的社會關係甚至親情、愛情，摧毀了他們的希望。在日復一日令人窒息的生活中，曾經相愛的人甚至互相折磨、互相傷害。 患者張金萍的婆婆患病，她自己骨頭壞死又患上多種病，之後她的女兒又發病癱瘓……絕望的她數次準備自殺，強行與丈夫離婚，但在女兒癱瘓後卻堅定了生活的勇氣。還有一位母親，在巨大的生活反差中不能自己，一度把怨氣發洩在女兒身上，令女兒幾乎患上抑鬱症。還有一個妻子，在家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被丈夫拋棄。還有一個弟弟，每年不能去看望自己的同胞姐姐，都是姐姐把他約到外面見面。還有一個母親，自感自己過世後無法照顧智障女兒，只能滿足女兒目前任何能滿足的要求，尤其是食物，導致女兒胖到 200多斤。她令人窒息的絕望更在於，她希望自己的女兒早她先走，以免無人照顧。 「中國有句話叫『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但是我們呢？」一名患者如此發出絕望的疑問，令人不忍面對。 我們，13億人，曾經一道面對非典帶來的恐懼，曾經共同抗擊超級病毒帶來的死亡威脅。而他們，非典後遺症患者，則承受了最終的痛苦，以及此後日復一日的折磨。還有絕望。 他們被社會遺忘了十年。他們仍然在生命線上掙扎。 他們是否，還將面對這種遺忘？ 王立剛 北京市懷柔區廟城鎮人，農村戶口。2003年 3月，王立剛一家 5口在 2003年不幸感染非典。非典令他雙側股骨頭壞死，雙側股骨幹壞死，雙側脛骨壞死，再也不能幹重體力活。王立剛的妻子姜紅豔感染非典時已經身懷 8個月身孕，不得不在出院後打掉了。為了治病，他們將家裏值錢的東西全部變賣。 王英 58歲，2003年 4月 1日入院，8月 23日出院。家中11人患非典，4人去世。 入院前在街道辦事處工作。現在肺也不好，腿腳行動也不便，總有一天就動不了了。說到這裏王英很無奈：現在社會競爭激烈，孩子一個人在外面打拚不容易，老了，病了，孩子總要回來照顧你，俗話說「老人身體好，兒孫撿到寶」，「我這身體不好，會影響到孩子們的工作」。這是王英目前最擔心的事。「很多時候我都是一個人去看病，現在上醫院，我就從來不敢說我是得過非典的。有一次我去 263醫院檢查，醫生看我的片子，說我的問題主要是心肌供氧不足，導致心臟病發作。問我原因，我猶豫半天說了我得過非典，那個醫生好像就是本能的倒退一步。」 傷痛的時間囊 文/ 廖偉棠 忽然十年便過去——周耀輝這個書名，最適合形容2003-2013 的變遷。非典十年，張國榮逝世十年，中國由惶恐噤口到迷亂喧囂的十年，陳冠中的《盛世2013》已經由科幻變成現實…… 都是痛。最痛的是非典病魔中的幸存者，別人眼中的忽然十年，他們是度日如年，仿佛三千六百年在他們身上蹂躪、難去。 攝影保存記憶，自有它的惻隱之心，我們的照相機會選擇我們願意面對的瞬間，但紀實攝影要求直面他人的痛苦，而不是旁觀、甚至粉飾或消費這種痛苦。當代攝影要求的直面，更不同於傳統新聞攝影的殘酷紀錄，它要求影像本身的複雜性——複雜帶來對攝影主題和攝影本身的反思。 非典十年，我們需要從影像中獲得什麼反思？ 十年前，最震撼我們的非典紀錄，來自盧廣——這個不會錯過任何焦點的冒險家。他的影像之深刻在於彌漫其間、無所不在的冰冷，藍調子、灰調子，層層防護下洩露出來一個眼神或手勢，只證明着死神的強大。十年後，陸續也有不少關注非典後遺症的紀實攝影作品，比較矚目的是女攝影師張立潔拍攝的《非典後遺症》系列，正方形片幅裏安穩地注視着鏡頭的人，力圖掩飾自己與「常人」之間那一點隱密而沉重的界限，這組照片以其穩重從容打動了觀者，曾獲得多個紀實攝影獎，張立潔也獲得紐約國際攝影中心2009 年度INFINITY 年輕攝影師提名。 但是最近我看到、並為之動容的一組照片與張立潔的表現方式很不同，那就是湖南攝影師楊抒懷拍攝的《非典餘劫》。如果說前者是極度委婉，後者就在一樣的靜止中營造出憤懣的張力，甚至不需文字來協力。時間的凝定對於攝影來說不在話下，時間的流變則如何？楊抒懷選擇的是影像內部的乘法。 非典幸存者會領取傷殘證書，證書的影像被放大投影到幸存者背後，部分光線和陰影籠罩了幸存者。人被他的身分決定，這一殘酷定律被如此直觀呈現出來，2003 年之後，就是這一紙證書取代了他們在2003 年之前的存在認同，非典後遺症「攜帶者」帶來的未必是同情，在這人與人日益隔絕的國度，這身分成了隔絕的更佳理由，巨大的證件影像壓在人的臉上、肩膀上、背上，成為重中之重。 甚至受害者自己也與自己隔絕。細看影像中的兩張面孔，它們來自同一個人，卻已經一去不可再見尚存的神采。非典剛過的時候照的證件小照中，人還依稀帶着憧憬，甚至幸存的輕微喜悅，但十年後就只剩下滄桑、倦怠與絕望，臉上多出來的細節，仿佛十年所有的磨損都被記載其上了。更有甚者手捧亡夫亡妻的遺照，對影成三人卻不知從何說起，只覺得影像四周的黑暗在合攏，把生者與死者都收藏於小黑框裏的小小時間囊裏。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攝影師為之留存的，是這「茫茫」，如決然大氣，一拳捶擊在生命的胸口那樣的憤懣。這樣的影像不抗議，就像卡夫卡任職保險職員所繪畫的工傷殘手圖像一樣，它只是幽然作證。 楊志霞 （左 55歲）李桂菊 （中 55歲）劉秀芬 （右 49歲） 她們拿着丈夫和父母的照片一家人在一起合影。相片上的人都感染非典後去世。目前她們都患有多部位骨壞死、肺功能障礙和精神抑鬱症等非典後遺症。楊志霞說，雖然病痛一直在折磨她們，她們要堅強生存下去，平常她們幾個都在一起，知道她們得過非典後很多人都對她們很敏感。 李桂菊 55歲，2003年 4月 15日入院，6月 19日出院。家中 9人患非典，4人去世。入院前從事業務主管工作。李桂菊，三級肢殘人士。根據北京市衛生局公布的免費治療標準，只有股骨頭壞死程度達到二期的病人才能夠進入免費治療的名單，因此，按照這個標準，家中只有李桂菊一人能夠享受免費治療。所以每次李桂菊都懇請醫生開最大量，然後回家三個人吃。 王鍵 現在的王鍵身體很虛弱，左腳抬起來已經非常困難，坐久了渾身都疼，目前身上多處骨壞死，現在靠領取低保和殘疾補助度日。 攝影師手記文 /楊抒懷 十年前非典襲來，我只是一個讀大二的毛頭小子，十年後，我已是中年已婚微胖男。十年間有太多故事，能讓人記住的東西不多。但我清晰記得當時人人自危，學校封校，出門戴口罩，大學輔導員每天給我們測量體溫，一有發燒的同學馬上隔離。 作為圖片故事，好的形式就是成功的開始，形式即內容，加上我們是異地作戰，在有限時間儘量做到完美是我面臨的最大困難。講故事和環境肖像，北京本地媒體人已做得非常好了，所以我必須找到合適的形式。這其實是一種討巧。北京太大，把這些人聚在一起太難了，來北京前兩天都沒有拍攝，一直在想用什麼樣的形式才能更好的表現這個選題。和他們聊天時無意發現他們的殘疾證，十年讓他們從一個正常人變成殘疾人，殘疾證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些證件照都拍自非典前，可以看出十年前未經歷這場災難時的神采飛揚，眼神裏還有希望。而十年後拍攝時，神采和希望都已消失，整個人暗淡絕望。北京登記有非典後遺症患者大概 300多人，中重度抑鬱症患者達到 39%，80%因病離崗，60%都出現了家庭變故。他們被社會遺忘了十年，依然在生存線上掙扎。 楊抒懷小檔案 1983年生，《瀟湘晨報》首席攝影記者。喜歡關注普通民眾生活。曾獲2010年金鏡頭年度圖片，2012年「亞洲十佳先鋒攝影師」。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1983 年出版的《香港Xiang Gang》合輯是香港獨立音樂寥寥可數的黑膠唱片出品之一， 因為收錄了Beyond、劉以達早年罕有作品之關係，目前已被高價炒賣 文/ 袁智聰（樂評人） 攝影/ 鍾卓明 D.I.Y/ 自己幹，要啟動夢想，你大可自己來，而非依賴財團政府大機構。原來80 年代，香港獨立音樂面對主流唱片工業，曾以低成本、有限器材、Lo-Fi 美學，帶起卡帶自資出版風潮。這既是本港獨立音樂「史」重要現象，也為今日啟發獨立自主新靈感。每逢遇上甚有潛質的本地年輕獨立樂隊，我總會鼓勵他們說：「把作品灌錄下來並且出版吧，這是對你們的音樂的一個紀錄，為自己的作品作出整存紀實。」這番話，大抵我已活像老頭子般說了許多年了。 然而，香港從不是有如外國獨立音樂圈般有着完善健全的體制，正如在圈中缺乏一眾持久性地致力發掘與提拔新晉獨立樂團/ 樂手的獨立唱片廠牌之存在，為樂團/ 樂手們灌錄與出版唱片。也就是因為「香港缺乏獨立唱片廠牌」的先天性因素，香港獨立樂隊立心要製作與出版唱片，除了被動地「等伯樂」、「等機會」之外，不少樂團亦早已懂得不假外求的道理，選擇自掏腰包的D.I.Y. 自資出版形式。 過去10 年間， 獨立樂隊要進行自家錄音，以及發表作品——無論是出版實體CD、低成本地燒錄CDR，抑或提供音檔下載、作網上streaming，在技術上已沒有什麼大困難。但是回到香港獨立音樂萌芽階段，D.I.Y. 自資出版卻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事。 香港獨立音樂的歷史——當年仍被喚作「地下音樂」，始於1980 年代初中期，當時仍是黑膠唱片與卡式帶時代。但是從前香港的獨立樂隊，絕大多數都只會自資出版卡式帶。尤其是經過黑鳥的《東方紅/ 給九七代》與《宣言》、Beyond 的《再見理想》等卡帶專輯取得相當不俗的迴響後，本地獨立樂隊自資出版卡帶也蔚然成風。 所以要追溯1980 年代至1990 年代初香港的獨立音樂歷史，那可以稱之為「卡帶紀元」，本地獨立樂隊的作品，都記載在一卷卷包裝平實簡約的卡帶裏——縱使在這段歲月裏所發表的，不過是只有不夠30 盒的出品而已。自資發行卡式帶，彷彿是早年香港獨立音樂的一股自主精神。   （上）The Martyr 在1990 年出版的《Secret》，包裝設計精美，在香港自資獨立音樂卡帶出品中已是最「豪華」的 （左）折衷主義多媒體樂團The Box「盒子」嚴選他們多年來演出過的作品灌錄成《盒子第一盒》 （下）黑鳥1986 年的《宣言》卡帶專輯及其刊載歌曲文案注釋及歌詞的冊子 為什麼是卡式帶？ 1980 年代是香港主流唱片工業的黃金年代，唱片銷售量高企。畢竟相對於21 世紀的今天，那時仍是個純樸的時代，大眾的娛樂不算多，人們喜歡聽歌，便自自然然會去買唱片，所以才會發生譚詠麟1985 年專輯《愛情陷阱》面世時出現樂迷排長龍、等候唱片店開門搶購之現象。 可是在所謂「80 年代樂隊熱潮」在1986 年間爆發之前，普遍主流樂迷對搖滾樂的認識不深並興趣不大，更莫論是非主流的獨立音樂。當其時香港的獨立音樂，對於聽開「流行歌星」的普羅大眾來說，簡直是猶如另一個星球的東西——他們的姿態跟流行音樂背道而馳，缺乏主流媒體的報道，在一般唱片店看不見他們的作品蹤影，也是因此總予外界一個相當「地下」的印象，甚至視作洪水猛獸。 沒錯，那是黑膠唱片與卡式帶時代( 新唱片的廣告上皆會有「唱片盒帶 現已上市」之字眼)，但何以獨立樂隊只有選擇自資出版卡式帶呢？原因只有一個——出版卡帶比出版黑膠唱片便宜得多。因為印製黑膠唱片，要先做一個唱片金屬模(metal stamper)，對獨立樂隊來說是一筆昂貴的開支，而且印製黑膠唱片的成本亦較高。所以對當時的獨立樂隊而言，要自資出版黑膠唱片可謂是奢侈的事，故此只有退而求其次，選取卡帶的形式。 然而在那些年香港的獨立音樂卻並非全無黑膠唱片出品，最經典的毋庸置疑是由郭達年的《結他雜誌》在1983 年出版的《香港Xiang Gang》合輯，那是為他們舉辦的兩屆《Player Festivel》音樂比賽的五組得獎及優異音樂單位所灌錄的作品， 包括Beyond、劉以達、包以正、Powerpak和Ancient 等等；1984 年亦有馮禮慈、許素瑩所組成的蟬自資出版的專輯《大路上》，唱片監製是郭達年。較後期也有工業噪音實驗樂手Xper

文 /方駿 因為 SARS時期的作為 ,加上廢除收容審查制度，當時剛上位的中央得到了許多讚頌和期許，甚至被冠以「胡溫新政元年」的美名。 北京人有個說法，對重大事件都用「鬧」來形容，比如鬧日本鬼子、鬧紅衛兵，如果你在今天讓他們回憶十年前，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鬧非典」，而其中記憶最深刻的很可能是每天守在電視機前，收看每日疫情通報會。其中，2003年 4月 20日的數字公開和張文康、孟學農的免職，無疑是最讓人震撼的事件。 因為 SARS時期的作為——公開信息、走進民間、問責高官，加上廢除收容審查制度，當時剛上位的中央得到了許多讚頌和期許，這一年甚至被冠以「胡溫新政元年」的美名。但其實就在這一年底，黨國就恢復了其本性——因為報道「非典重現」，加上對孫志剛事件秋後算帳，《南方都市報》遭到整肅。 10年後的今天，在紛紛議論「習李新政」之際，回望當年的「胡溫新政」，似乎只剩下朦朧的背影。可是中國當局是否從 SARS中得到教訓？ 遺產：名存實亡的信息公開 SARS十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原來幾乎破產的公共衛生體系，因為 SARS而得到重視，獲得了巨大發展——在此之前，市場化主導了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盈利成為醫院的首要目標。但是 SARS讓政府和社會意識到，空氣中傳播的病毒並不止步於富貴之前。 但「非典」帶來的損失，和公共衛生體系無關——非典爆發最嚴重的，恰恰是衛生體系最發達的北京，更和醫療技術無關——曾被寄予希望的特效藥和疫苗，至今也沒有誕生。在其他地區已經對 SARS有了應對經驗之後，北京仍會控制不了疫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當局對疫情的隱瞞，不僅導致了社會上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也給自身的決策帶來了嚴重誤導。 一位朋友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4月中旬，他得到傳言，政府要公布真實的感染人數，「高的嚇人」，回家後告訴他的父親——一位重要部門的正部級高官，結果被訓斥：「我在中央都不知道，你哪來的謠言？」 固然這位高官並非衛生系統人員，但他都被完全蒙蔽，中央政府是否又會得到完整信息？就是在衛生系統內部又如何？正如接受訪問的專家所說：「誰的意見和它一致，誰是專家，不一致的聲音就會被埋沒掉了。」這種機制既能導致隱瞞和忽視，也能造成過度反應（詳見後文專訪）。 相比之下，在香港和台灣，雖然疫情爆發初期也存在決策混亂和拖延公開，但是自由的媒體扮演了強力監督的角色，使得政府無法一手遮天，決策體系也很快回到了正常的軌道上。 2003年 5月 9日，SARS正烈的時候，國務院就公布施行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四年後，2007年 4月，國務院又出台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是十年過去，重大疫情的公開又做得如何呢？今年 1月 30日，律師董正偉向環保部申请政府信息公開，要求公開全國土壤污染調查數據信息，結果竟被告知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既然腳下的土壤可以成為秘密，空氣、水、病毒又何嘗不能？ 港台：被系在中國戰車上 瞞報疫情，受損的不僅是中國政府自己。回想當年，雖然廣東省衛生廳曾在 1月 23日就發出通知，要求各巿衞生部門高度重視疫情，卻沒有正式向港方通報。直到 4月 20日後，廣東省當局才開始與港澳衛生部門建立正式的報道機制。香港衛生署可以毋須繞經國家衛生部，直接從廣東省衛生廳取得列在通報名單上傳染病的資料。 2005年 10月 21日，廣東、香港、澳門三方簽署了 ，規定「如三地或其中兩地之間發生跨地區傳播或擴散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相關各方除會第一時間通報有關疫情或事件信息外，並會立即啟動應變機制」。但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批評，隨着 SARS疫潮遠去，粵港疫情通報機制已經名存實亡。「近年已經沒有人再提這個機制，衛生署也很久沒有發放從粵方取得什麼傳染病的資料，通報機制是否仍然暢通，外人無從知曉。」 甚至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也承認，無法確定內地「在地方層面的醫護單位能否及早辨認疑似病例」。 在大陸和台灣方面，2010年的第六次「江陳會」簽訂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其核心內容包括建立兩岸傳染病疫情信息通報機制，加强檢疫防疫措施和對重大傳染病疫情的處置。但是由於更複雜的因素，這一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 2003 年6 月18 日23 時， 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主任陳薇 在觀察干擾素對抗SARS 病毒的實驗結果 隱憂：流動的人群 說到 2003年，除了 SARS之外，還有兩件給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50萬人七一大遊行，以及自由行（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的開啟。其實這三者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SARS中董建華政府應對失措是激發50萬人上街的原因之一；而刺激因SARS衰退的旅遊業，以及挽救低迷的民望，是香港政府迫切要求開放自由行的主要目的。 十年自由行，在給香港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爭議。但就防疫而言，十年內增長四倍的跨境旅客人數無疑大大增加了跨境疫情防控的壓力。2012年每天經過陸路口岸往返深圳和香港的人次就超過 50萬，其中過半數都經過羅湖口岸。醫務會會長謝鴻興醫生指，這是個很大的隱憂：「人口的大量流動令到疫症的擴散速度快了很多。」 2003年，這一年春節剛剛啟動的台商「春節包機」首航，還只限於春節期間（2006年擴大到四大傳統節日），所以無論是最早感染的返鄉台商，還是後來入境的港人，其實都是從香港轉機進入台灣的。但在 2008年兩岸直航之後，無論是台商、台幹、台生，還是大陸遊客，都可以便捷的來往於兩岸之間，人數也急劇上升。 相對有利的一點是，兩岸絕大多數的來往都是通過航空，所以只要在機場加強防範，理論上可以堵截住疫情。 除了香港、台灣，和大陸交往激增的還有依靠賭場發達起來的澳門。2011，珠海拱北口岸的過關人流突破了 9000萬，超越羅湖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口岸。 衝擊：如果 SARS重來 香港，澳門，台灣，都已經在經濟上如此依賴於大陸，一旦再次發生類似 SARS的危機，他們的經濟也會損失更大。以香港為例，即使可能，又如何想像關閉與深圳的口岸，暫停大陸遊客？ 我們將會看到：酒店空空，店舖關門，街道絕踪，香港真會變成一座死城。 甚至，在大陸內部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危機。上海的社會家蘇平（化名）曾經研究發現，當年因為躲避 SARS而回家鄉的農民工，有一些便在家鄉發現了謀生機會而不再返回。「如果今天又發生類似非典的衝擊，這種趨勢有可能更明顯，因為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機會比過去更多了」。 她說，因為十年來一直沒有解決外來務工人員落地生根的問題，他們已經高度適應流動的生活，一旦發生疫情危機，失控的可能性更高。 而且，城市的公共衛生支出雖然已經提高很多，但在外來人口方面還相對薄弱，特別是對於那些沒有「單位」的流動人口。 經濟角度看，在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這裏的企業已經高度依賴外來勞動力，所以這種衝擊將會對經濟構成重大挑戰。——外來人口逃亡，工廠停工關閉，旅遊商業蕭條…… 面對這樣的危機，政治改革停滯的中國，以及被綁在中國經濟戰車上的港澳台，是否準備好了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