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關於也斯的一點可能佚失的記憶 文/ 許迪鏘（香港作家，資深出版人） 綜合性文藝刊物《大拇指周報》於1975 年創刊，「大拇指」是西西想到的名字，也斯寫的發刊詞，話說得平實親切，是典型的也斯語調： 豐子愷說過：在一雙手中， 大拇指的模樣最笨拙，做苦工卻不辭勞；討好的工作和享樂未必輪到它，做事卻少不了它一份。它的用途很多：流血時要它捺往，吃果子要它剝皮，進門要它撳鈴。現在的們要辦一份刊物，做起事來；就會發覺：如果要止住血、如果要享用果實、好果要與別人溝通、到最後還是得用自己的手。借用「大拇指」的名字，不過是以此看勉吧了。 《大拇指》創刊初期的編輯可謂「一時俊彥」，文藝版是也斯和吳煦斌、藝叢版是西西、學生版是張灼祥、書話版是何福仁、音樂版是何重立、電影版是羅維明、舒琪。我大概在1976 年初加入，當時大拇指「社址」是張灼祥和鍾玲玲在旺角大大百貨公司（今聯合廣場）樓上的家，我仍記得初見也斯時他對我說的一句話：寫得幾好丫，多寫。這句他一生中說上不知多少千百遍的話，我無知地信以為真，一寫，就是三十多年了。 也斯的文學視野相當廣闊，1972年他與幾位友人合辦《四季》，出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當時譯馬蓋斯）專輯，應是最早推介這位後來獲得諾獎的拉美小說家的中文刊物，《大拇指》第四十八期（1976 年11 月26 日）也登過吳煦斌譯的加·馬短篇《大翼老人──給孩子看的故事》。《大拇指》甫創刊，第二期便出了是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意大利詩人蒙德萊的特輯，也斯寫了詳細和紮實的蒙德萊評介。 也是在他的早年，也斯已開始關心香港文學和文化的過去與現在，據去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的介紹，也斯1975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開「香港文學」課程，我在1976 年中上過他的課，記憶中是由二三十年代一直說到當下，有許多名字我是首次聽聞。這樣的課程，對像我這樣的學生來說無疑是eye opener，也許因為受歡迎的緣故，開了許多屆。受了也斯的感召，有的學生在課程後成立了讀書組，在也斯引導下閱讀更多香港、台灣和大陸的文學作品。這些學生包括馬康麗、李孝聰、陳敬航、盧德儀（小藍）、凌冰、阮妙兆、陳仕強、范俊風、朱彥容等。他們後來先後加入了《大拇指》當編輯，在也斯1978年離港赴美深造後，接手文藝版的編務，延續了文藝版務實、開放的傳統。 除了廣泛閱讀、辦刊物，也斯在文壇上的活動也相當多。每有台灣、大陸，以至世界各地的作家來港，他大都會盡力聯繫。後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格拉斯，1978 年初來港，也斯與他一同遊過香港郊區，並寫成《與葛拉軾遊新界──葛拉軾印象記》長文，發表在《大拇指》第七十八期（1978年5 月1 日）。 也斯出了名的愛與不同的媒體合作，攝影、繪畫、舞蹈、裝置藝術、音樂，與幾乎每一個藝術範疇都有重疊的足跡。他也寫過一個劇本《老鼠》，曾在1977 年8 月9 日和10 日在香港大會堂高座演奏廳演出，參與演出和幕後製作的都是《大拇指》的同人，我也演其中一角，是齣短劇，大概三四十分鐘左右。當年的《象牙塔外》曾出過一篇劇評。 也斯愛遊歷，愛香港的鄉郊，與幾位年輕的《大拇指》同人遊過香港大大小小的山嶺。我則參加過一次大嶼山分流的露營，頭一次看到流星。在年輕的歲月裏，帶着矇矓的憧憬在文學的路上行進，儘多樂趣，並不孤單。 當然，隨時間的遷移，難免有種種人事紛擾、離合聚散，也斯〈茶〉的最後幾句：「茶香中總有苦澀呢／杯底的茉莉瓣／或聚或散成圖」，我們如今體會尤深了。 經歷 由濃而淡 逐一 咀嚼 如今 逐漸 愛苦澀的 清新 包容 種種 破碎 不知秩序 『沙律』 按：兩張附圖的實物， 均來自前年去世的《大拇指》同人楊懿君的遺物。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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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右）與美國詩人Gary Snyder 合照 文/ 臧棣（詩人，詩歌評論家，北京大學教授） 蟬鳴是麤筆濃墨間的青綠點拂 等待中肌膚一陣清涼 因為雨滴濺到身上 而發現了那溫暖 『雷聲與蟬鳴』 出於一種曖昧的習慣，生活在大陸的作家和詩人特別喜歡稱香港為文化沙漠。很多時候，受制於禮節或場合，嘴上不說，但心裏卻會不自覺的這麼想。這種將香港作為一種文化沙漠的習慣性想像，似乎頗能平衡一種跨語際背景下的文化自卑。因為曖昧，它幾乎是一種有趣的惡習，同時，它也是一種快速消費的自我偏見 。在觀察和談論香港的詩歌時，由於缺少交流，缺少細心的閱讀，人們多多少少會陷入這種沙漠的邏輯之中。比如，在評價香港詩人，他們的特色，他們在詩的寫作中顯示出來的獨特或優異，往往被人們不自覺歸入到他們和沙漠之間的對比之中。這種對比釀造了一個別具風味的批評潛台詞：在那麼沙漠的文化環境裏，這些作品還算過得去吧。 記得十年前，我曾和朋友談起香港詩人梁秉鈞，他們的評價就帶有那種沙漠潛台詞的痕蹟：相對於香港的詩歌荒漠，梁秉鈞算是一個綠洲吧。但也就是綠洲而已，不會顯得像芳草萋萋的一望無邊的草原。要知道，這種評判也不完全是帶辱沒性質。它受到那種曖昧的習慣的薰染，但還算是一種認可。 朋友們的評價和我有很大的差異，我的評價是梁秉鈞是一位大詩人：不僅是香港詩歌中的標誌性的人物，而且是當代漢語詩歌中的標誌性的代表詩人。 當代漢語詩歌的寫作或多或少都同一種意識形態的寫作模式有關。這種意識形態的寫作有很強大的現實邏輯和歷史依據，非常複雜，其本身也不能簡單地以好壞來論。當代寫得比較出色的詩人，也都喜歡從不同側面和不同角度強化當代詩歌中的這一意識形態寫作的模式。特別地再申明一下，這本身並不好以對錯來反思。但在我們對梁秉鈞的詩歌的觀察中，它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 梁秉鈞的詩歌，可以說對這種詩歌寫作模式進行徹底的顛覆。這種顛覆，甚至可以說是一次詩歌寫作的變革，但梁秉鈞卻進行得很低調。他並不是簡單地或複雜地反對這種意識形態的詩歌模式，他也不希圖對這種意識形態詩歌模式進行重新改造。作為一個詩人，他只是從生活的經驗入手，將自己的詩歌寫作與這種意識形態詩歌寫作的模式拉開了距離。他有很好的理論素養，但這還不是他令人欽佩的地方，他真正令人欽佩的是，他有很好的詩人的見識。當代很多詩人也許能把詩寫得不錯，談起詩歌和文學來也不乏想法和思考，但卻很少能將他們的想法和思考上升為一種詩人的見識。 說起他的詩歌的本源，梁秉鈞只是低調地談及，他確實有意把我們的傳統中的詠物詩作為他的一個重要的詩歌興趣。這確乎是一種特異的詩歌志趣。因為在當代，大多有才華的詩人都想寫出能說服歷史的政治詩，但梁秉鈞卻只想寫一種積極的詠物詩。 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有意迴避詩歌和政治的關係，或者他的詩歌裏缺少對政治和現實的敏感。相反，他對許多重大的詩歌主題都有深入的思考，和精當的判斷。他關注東西文化衝突中的身分困境，現代與古典的分裂中的傳統的失落，但是，最為難得的是，在同樣的歷史境遇裏，他為我們共同面臨的這些問題，確立了一個詩人的角度。他不是從意識形態的反思出發，而是從生存的見識出發，更難得的，是從生活的體驗出發，尋求應對這些變遷和困境的詩歌的方法。是的，提供一個詩歌的方法，或者顯示詩歌作為一種方法；某種意義上，梁秉鈞確實做到了。 就文學成就而論，我覺得，他最令人難忘的成就是，為我們面臨的文化難題和轉型困境提供一個詩歌的方法。在這詩歌的方法中，梁秉鈞着重強調了，詩的語言作為一種生存景觀必須恢復對「物」的重視——對物的細心體會，對物的必要而強烈的想像。為此，他寫了大量的和食物有關的詩歌，並半真半假地意味深長地聲言，面對我們所處的複雜的生活情境，「只能以胃口檢驗真理，以嘴巴細味咀嚼複雜人情」。在梁秉鈞看來，對物的興趣，能激起我們最深邃的身分意識——一方面我們是生活在現代的人，不斷地奔波於各種變遷之中；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能是沒有時間的只生活在空間的人，所以，混雜的狀態和融合的過程，不是我們的災難，而是我們的獨特的機遇。他的詩為我們的詩歌文化重新樹立了一個信念：無論歷史如何變遷，物，依然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傳奇。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南方周末》新年社論遭篡改、媒體人的新聞道德遭強姦，再次提醒所有媒體人士，中國沒有《新聞法》。當一個國家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信誓旦旦地說，「在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也充分發揮了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作用」時，身穿制服的警察們正拿着相機和攝像槍拍攝南方報社大厦門前的聲援者。如此南「槍」北調，也只會發生在世界第一荒誕大國裏。 面對如此現實，公民和媒體不能只期盼政權恩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南周事件和過去 25年來兩次媒體的「春天」都是由抗爭得來的。上世紀 80年代末，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經濟學周報》和《新觀察》通過「打擦邊球」戰術，不斷拓寬新聞自由的空間。1989年北京之春，全國媒體，包括中央級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等開始大膽地講真話，編輯和記者們甚至走上街頭遊行，宣稱從此拒絕講謊言。2008年全國媒體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群體崛起，頂着禁令掀起了「媒體大地震」，把「及時、公開、透明」的新聞標準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儘管新聞界經歷的「89之春」和「08震撼」最後都被黨國的「倒春寒」肅殺，但都留下了實踐新聞自由的寶貴經驗。具體說來有如下幾點： 第一，有意外突發事件，就有新聞；有大事件，就有大新聞。新聞界儘管有主體意識和部門利益，但媒體畢竟還是一個聯繫社會各界、各個層面和各個事件的中介。新聞從業人員搶新聞的「伊德」（本我，id）似的本能衝動要衝破外界的壓抑，必須要有大事件發生。 1989年幾千名學生絕食和 2008年汶川地震，使新聞界集體無意識地像發狂的野馬，掙脫了「黨的喉舌」的繮繩；重心傾斜從「黨的路線」滑向「群眾路線」；從弘揚主旋律、歌頌「偉光正」位移到唱多旋律、為民眾發聲。 突發事件總是不可避免，大事件也可以製造，所以，新聞自由的勃現和新聞管制底線的突破就會有機會。關鍵是人們要準備好利用突發事件，下决心製造大事件。 第二，黨國新聞控制體系的官僚運作總是比突發事件要慢一拍，時間差就是自由之窗。由於官場上人人自保、相互推諉，任何一點危機都會牽扯進上級領導，都需等上級領導拍板。而黨國「九龍治水」的决策機制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政治現實都讓統一、快速的决策變得不可能。 媒體若能打好時間差，推動透明和自由，就可能掀起更大的民變。1989年全國民主風潮的出現和 2008年公民社會的崛起都與媒體的貢獻分不開。 第三，當突發事件還只是針對具體部門或地方層級時，黨國中央總是慣於玩「聖上英明、奴才混蛋」的雙簧，把下級部門或領導人當「保險絲」燃燒掉。這時就有新聞自由、媒體監督的空間。在四川震區我就觀察到，地方媒體早早守規矩，中央媒體卻能更有力地監督地方政府和揭露地方政屙。只有當中央統一令下之後，中央媒體才會鳴鑼收兵。在當今中國，如果一個地方的民變持續時間愈久，媒體的運作空間就會愈多，引發燎原之火的可能性就愈大。 第四，與其空盼，不如實踐；行動總是勝於言論。做事就是行使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儘管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被竄改了，但媒體人的抗議行動發出了更强大的聲音、傳遞了更尖銳的訊息。重要的是要有艾未未體現出的精神：騎着馬兒動起來！ 第五，法律的重要性遠遠不及民俗鄉輿；如果公民意識提升，大家自破心獄，即便沒有《新聞法》、《記者法》，人民也會自由。在烏鎮，人民自由了。在南方報社門口，所有聲援者自由了。年輕人敢於在警察們相機前擺 Pose之時，他們就已自由。所有旁觀者也獲得了爭自由、捍人權的勇氣。 自由不是賜予的。自由就在心裏，自由就在嘴上，自由就在腳下，自由就在街頭！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15歲的占海特生於廣東珠海，10年前，她隨父親占全喜來到上海。2012年，占海特從上海的初中畢業，卻沒能和其他同學一起升入當地的高中就讀，而被卡在戶籍上——在戶籍登記表上，占海特是江西九江人——儘管她從來沒有在那裏生活過。根據政策，占海特只能報考上海的職業中學，3年後參加上海高職院校的錄取考試。希望到普通高中就讀並參加高考的占海特，因此失學在家。 改革開放 30多年後，中國人在最基本的權利——如遷徙權和受教育權——領域，仍然面臨着重重障礙。 教育平權 30多年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導致數以億計中國人的戶籍與常住地分離，其中絕大多數是從中西部農村流入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對經濟學家來說，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紅利」，也即大量年輕的勞動人口從農業進入工業部門。為了改善生活，兩代外來務工人員忍受低工資和不完善的勞動保護制度。他們是「中國製造」的製造者，也是中國之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比較優勢」 所在。但 30多年後，中國的 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在官方孜孜於追求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時，外來務工人員卻發現自己瀕臨夢醒時分：他們建設了城市，卻沒能成為城市的一分子，如今子女也無望改變這個現實。 「平等」一詞在中國《教育法》中出現過 4次，如第九條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又如第 36條規定，「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但這些法律條文猶如華麗的幕布，遮蔽了現實這醜陋的後台。在由戶籍制度造成的實際上的權利等級制下，受教育權受限不過是其表現之一罷了。 為爭取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權，外來務工人員的抗議已經持續多年，並在 2012年變得尤為激烈。在這一壓力下，中國教育部於 2012年 9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在 2012年 12月 31日之前出台辦法，明確隨遷子女參加中考和高考的政策。 在北京、上海這兩個中國最大的城市裏，此通知激起了擁有本地戶口居民的强烈反對。他們擔心，自己的 子女在中考和高考時要面對更多新增考生帶來的激烈競爭。擔心帶來了對立情緒。在政策遲遲未能出台的情况下，2012年 12月 8日，占海特隨父親占全喜前往上海市政府所在的人民廣場地區，和其他非戶籍家庭一起參加「親子活動」，並展示寫有「權利公平、規則公平」字樣的標語。上海警方隨後以占全喜涉嫌「妨礙公務」為由，將其拘留了 5天。 12月 31日，除青海、西藏和海南，其他 28個省份都公布了各自的異地高考政策。教育資源最多、外來人口最多、從而最受關注的北京、上海和廣東 3地中，只有廣東承諾了解决異地中高考問題的時間表。北京和上海重複了現行政策，沒有任何突破。 占海特的希望落空了。 戶籍制度 10年前，媒體和法律人士因「孫志剛事件」而引爆的要求取消戶籍制度的努力，如同碰上了一堵無形的大牆。10年後，占全喜父女和幾億中國人要求平等權利的努力，再次在戶籍制度前受挫。而且，建立在戶籍制度上的權利等級制不但沒有消除，反而發展出更精細的形態，居住證制度就是一例。 以上海為例，隨遷子女的受教育權限已演變成居住證制度的一部分。居住證分ABC 3 類，並由此形成一個由戶籍和不同類型居住證構成的權利等級。對隨遷子女來說，他們的受教育權取决於父母持有的證件類型。持A 證的居民子女可在上海參加中考和高考，持C 證居民的子女則被排出在此權利之外（B 證針對外籍人士）。 上海有1000 多萬外來人口，官方數據顯示，其中三分之一在上海定居5 年以上，另外三分之一準備在上海定居。復旦大學一項調查則說，近45% 的外來人口家庭是携子女在滬定居，且他們絕大多數都持C 證。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映芳表示，各地城市目前普遍用「戶口」及「居住證」來分門別類地吸納一部分外來人口，同時排斥其他人群。這類制度的本質，其實是把國際移民的標準和手段用於國內。只有你擁有符合當地需要的學歷、專業，或和本地居民結婚，才可能獲得戶口或居住證。否則，即使你在城市裏生活了一輩子，也無法享受某些福利和公共服務。 儘管缺乏學歷、沒有特殊技能，外來人口對城市生活來說仍不可或缺。2010 年11 月15 日，上海一棟高樓發生火災，造成58 人死亡，死者除了以中老年人為主的本地居民，還包括多位外地保姆。對一個60 歲以上人口佔戶籍人口四分之一的城市來說，大量外來人口填補了勞動力的巨大缺口。而由於人口老化，上海的養老金入不敷出，從2011 年開始，300多萬持C 證的外來人口繳納的養老保險，被用於支付本地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大大縮小了養老金收支缺口，他們卻因「不符合當地產業需要」這類理由申領不到A 證，致使子女無法在上海參加中高考，豈不荒謬？ 當然，這絕非上海特有的做法。戶籍制度是中國社會管理體制的支柱之一，歧視和不公平也因此深入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 陳映芳認為，戶籍制度已突破了現代國家的道義底線。近60 年來的城鄉分割政策，已養成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對城市政府來說，這一體制為城市輸送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卻不需要提供相應的福利和公共服務。同樣，在這一體制下，農業用地不能用於工業和房地產開發，本地農民因而失去了分享城市化利益的最大的渠道，為土地財政提供了可能。地方政府也因此毫無戶籍制度改革的動力。 資源之爭 但在外來人口增加的過程中，本地居民看到的通常是資源競爭變得激烈的一面。教育領域的腐敗、財政支出不透明的現實，加劇了戶籍人口的抵抗情緒。 媒體多次報道過北京的「條子生」和「共建生」現象。前者指官員寫條子給學校負責人，指令其招收不符合條件的學生。愈是好學校，校長收到的條子愈多。「共建生」則是指公共機構、事業單位或國有企業，以「共建」的名義，向著名中小學輸送資源，換取本單位職工子女免試入學。 「條子生」和「共建生」擠佔大量重點學校的學額，讓剩餘學額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反對異地中高考的家長往往雖有北京戶口，卻沒有「關係」。對他們來說，「關係」的力量無法抗拒，為了儘量减輕競爭，戶籍制度成了最後一道防線。 有些戶籍居民還擔心，異地中高考會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影響其他民生支出。在上海，有人用「課桌還是床位」來形容這一局面：課桌意味增加教育投入，床位指財政應優先投向緊缺的養老床位。這個選擇題反映了普遍的恐慌：增加常住人口的教育投入，就會减少戶籍居民的養老投入。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恐慌是財政不透明的必然結果。財政首先要在政府自身開支、政府投資和社會福利之間做切割。如果壓縮前兩項，社會福利就能得到更多投入——教育和養老資源不但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反而會同時增加。所以，養老床位不够，首先應該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財政透明，壓縮政府開支，减少不合理的政府投資和腐敗行為造成的浪費，以增加社會福利投入。當人們糾結於「課桌還是床位」，等於認定了政府的行為是不可改變的。這是中國國情扭曲公共討論的最佳例證——放棄對政府責任的質問，轉而向更弱者開刀。 這種擔憂也反映了地方對中央的不滿：中央政府要求改革，卻要由地方財政承擔全部改革成本。中國大陸的義務教育經費幾乎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擔，而中央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不超過教育總投入的20%，而且主要花在資助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上。 一直有學者呼籲開放大學辦學權。這包括兩方面：鼓勵社會團體和私人辦學，以及大學——不管公立私立——自治。通過大學之間的競爭，愈來愈多的社會資源進入高等教育，政府就可以把資源更多地投放到義務教育上。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於教育腐敗、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以及財政不透明，爭取公共資源的競爭變成弱者之間的內戰。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