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

新獨立觀察:一座叫朝鲜的集中营

朝鲜不是一个有监狱的国家,而是一座有国家的监狱。所谓的国家机器的设立,无非是为了更持久,更高效地管理这座超级监狱罢了。褪去”人民共和国”的画皮,这座”朝鲜民主主义集中营”是当代民主集中制最权威的诠释,它也代表了现代文明世界一个溃烂的脓疮。   示范监区   去朝鲜”旅游”的人与其说是观光,毋宁说是”探视”,窥探这座神秘监狱的管理和生活方式才是其真正目的。不少人还可以忆苦思甜,从中收获某种特殊的优越感和心理安慰,即便在一些自身也需要悲悯的人身上,也是如此。   进入这个高度集中的集中营,游人首先被收缴一切通讯工具,并且只能在指定的”监区”范围内活动,通常去不到平壤以外的其他地方。这里基本是个没有笑容,也没有信任的世界。朝鲜人绝少敢于同陌生的”监外来客”进行沟通,因为惧怕招来便衣,街上也不会有三五成群的朝鲜人在一起交流的场面,大致可以领略到”道路以目”的真正含义。所有的朝鲜人胸前必须佩戴领袖像章(未成年人佩戴团徽或队徽),无处不在的金日成像章近日已”升级”为父子双人版,这是当地人与游客最明显的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宣称佩戴领袖像章是无上的光荣,但这种标识更现实的作用显然是方便于管理,其意义类似于纳粹时代犹太人胸前的大卫之星,没有哪个朝鲜人胆敢轻易放弃这份”荣耀”。   作为唯一的对外窗口,平壤似乎一切都事关国体形象。这座城市不但禁绝残疾人,甚至营养不良的瘦弱者都被屏蔽在外,因为火车站往来的人群参差不齐,游人禁止在其周围摄影,居民上街更有专人检查衣着是否得体。若非根正苗红的核心阶层,绝无可能在平壤居住。不过,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幸运儿也担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一是充当保卫领袖和军事目标的”人肉盾牌”,二是作为大型集会或老朋友到访时夹道欢迎的”人肉道具”,每逢政治需要,数十万居民便倾巢而出,或载歌载舞,或歇斯底里,尽显团结向上的精气神。平壤的市政建设投入不菲,道路宽敞且绿化率高,咋看之下并不比欧洲的城市逊色。到处是地标建筑或大型雕塑之类的形象工程,连用于唱红的体育场都属世界一流。每年在这里进行10万人表演的”阿里郎”艺术节,其气势之恢宏磅礴,完全秒杀薄记的红歌会。   尽管当局对面子的爱护达到了痴迷甚至病态的地步,但这也纯粹是金氏一手意淫出来的”大国盛世”,无论是被引导的宾客还是被幸福的民众,没人相信这幅景象就是真实的朝鲜。恰恰相反,正是这座外表光鲜的城市映衬出极权主义的邪恶:它一方面集中了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保平壤”,却只允许极少数用于”活体展示”的精英阶层居住,另一方面又把绝大部分的人口牢牢栓在贫苦的农村,即便是饿殍遍地的大饥荒时代,也绝不允许饥民逃荒进入城市。平日里除了组办大型活动,偌大的城市总是行人稀疏,车马寥寥,整洁宁静的路面却透着几分诡谲与阴森。重金打造的这张”国家名片”,其背后代价实际上是三代朝鲜人的累累白骨。从某种角度来看,平壤是一座充满罪恶的城市。   狱中狱   2010年,朝鲜当局为了昭示新主的”大度恩德”,一次性赦免了15万名囚犯,占到羁押人数的30%,也就是说,在人口2000余万的朝鲜,大约5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受到专政机器的关押。   朝鲜用于惩戒、羁押和政治迫害的场所没有统一的名称,一般为强制收容所、管理所、教化所、集结所、监狱、劳动锻炼队、拘留场等,名目繁多的”狱中狱”都是强化金氏法西斯统治必不可少的暴力工具。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150多万人在这些人间地狱中被折磨致死。犯人最常用的罪名有:对领袖大不敬罪、发表叛国言论、叛逃出国、收听敌台等等。   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监狱,不可避免会有各种越狱的尝试,或曰脱北。作为”典狱长”的历代金太阳们对此深恶痛绝,越狱未遂的脱北者通常难逃一死。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不幸的人都是被铁丝穿过锁骨,连成一串押走的,大概是为了警示沿途观众以儆效尤,不但如此,脱北者家属甚至没有举报的朋友邻居都会受到株连。当局鼓励所有民众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以便将反革命犯罪通通消灭在萌芽状态。杯弓蛇影的独裁者甚至对人际关系融洽的”和谐社会”都充满恐惧,朝鲜规定一般人下班后要进行主体思想的学习,然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不但要自我检讨,同时还要揭发别人的问题,这种”批评帮助”往往会上升为人身攻击并引发打斗情况,而这正是领袖希望看到的景象,一群群互相算计的乌合之众是绝无可能联合起来推翻他的。媒体还大力赞扬那些勇敢告发父母的”小英雄”,并给予特殊的物质奖励。严酷扭曲的人际环境,加上无孔不入的政治警察,使得朝鲜人个个噤若寒蝉。   高层方面的生态环境同样恶劣,金氏朝廷先后对苏联派、延安派、甲山派等多个党内派系进行大规模清洗,大约有10万名党员被肉体消灭。金正日对部下的一句警告广为人知:没有我的信任,你们只是一堆行尸走肉!2012年2月,金正恩处决了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和一线军团长等十余名将领,理由是他们在哀悼金正日期间有酒色行为。正是这种告密成风、动辄得咎的窒息氛围,使得朝鲜上下如履薄冰,人人自危,唯一的自全之道就是寡言少行。朝鲜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和赞美全能的领袖,一般情况下很少工作。   万民的天   2007年,美国的宗教研究网站”adherents.com”发布世界各大宗教的排行榜,拥有近2千万信徒的金日成主义(即”主体思想”)荣登世界第十大宗教。   太祖金皇帝的叔叔原是平壤一个基督教牧师,这位”万民的天”深知信仰的力量,”解放后”的朝鲜全面取缔了基督教,一百多万信徒或接受改造或发配流放,但基督教的图像崇拜和宣讲布道的方式,却被他运用于自己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最后连源于耶诞的公元纪年也被他本人的”圣诞”所取代,成为朝鲜特色的”主体纪年”。   在朝鲜,所有的家庭必须供奉金日成父子的圣像,这一对”圣父圣子”拥有上千个封号,其画像被赋予某种神性,定期有负责公共标准的人上门检查其清洁状况,污损领袖画像的罪名足以使任何居民家破人亡,哪怕只是报纸上的画像。如果不出意外,”三位一体”的全家福将会是未来供奉的对象。忠顺的朝鲜人被告知,发生灾情时首先要抢救的是领袖的画像,其次才是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官方的喉舌高度评价那些火灾洪灾中为保全领袖画像而献出生命的”英雄”,称之为”闪烁人性光辉的故事”。   当局不厌其烦地宣讲有关领袖超自然的”神迹”,例如遇到狂风恶浪的水手唱起赞美金日成的红歌,海面奇迹般地恢复平静,又如金正日死后,自然界出现的各种异象等等。至于捡起小石子打落美帝的卫星,更是名扬国际的惊世传奇。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一些朝鲜人信了。   有幸沐浴在金太阳的和煦春风下,子民们需要时刻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在朝鲜,不但每一寸阳光都属于金家的私产,就连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伟大领袖的恩赐,更不用说一切的成就与收获了。一位民间女子成功诞下了三胞胎,在媒体面前都不忘归功于无所不能的金将军,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大概就是东方版的”圣灵感孕”了。   既然是传播信仰,作为福音的思想体系当然必不可少。所谓主体思想,字面上理解即”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至于具体的教义则不适合心智健全的人群去研究(新中国的北京大学是个例外)。劳动党的标志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邪教组织的性质:交叉向上的铁锤、镰刀和毛笔,寓意工农与知识分子的联合,实际上是马恩列斯毛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交配,孕育出这种非驴非马的畸形体系。后者所提倡的”忠孝”之道,在官方组织的两次哭丧大赛中可以略见一斑。此外,朝鲜23个”法定节假日”中有18个来自金氏家族成员的生辰死忌,据说也是儒家忠孝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种超强的文化传播效果,足以令美国的孔子学院无地自容,羞愧致死。   全世界都在羡慕我们   2012年6月11日,一干《人民日报》女记者以《朝鲜的未来,在关爱中成长》为题,用满怀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朝鲜的梦幻之旅,其中特别写到一日5餐并有营养师负责调配营养的幼儿园生活,简直超越了传说中的和谐社会,堪称天上人间。只是,这份靠”放卫星”营生的报纸现在也仅存娱乐大众的价值了。6月12日,就在刊载这篇奇文的第二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发布了朝鲜形势最新报告,称其境内有1600万人严重营养不良,数百万儿童没有发育所需的食物、药物或者医疗,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朝鲜自1957年就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现在的口粮供应为人均每天100克左右,比一包方便面多不了多少。大城市的情况当然好一些,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人们靠配给无法维持生命,只好去挖野菜,扒树皮。一些农奴甚至还练就一项特殊技能,从牛粪中提取出玉门粒来。朝鲜专家则出来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一天吃两餐为佳,野菜更是有利于健康的营养食品。   一个朝鲜人的出身决定了其一生命运,不同出身的家庭在食品、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各方面条件有如天壤之别。家庭成份要追溯到前三代,分为核心阶级、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三大类。就食品而言,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核心阶级基本能够满足温饱,居住平壤的市民大体上属于这个群体;约占人口一半的动摇阶级则视经济形势而定供应口粮,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如果不幸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敌对阶级, 那就注定一生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了。   应该说,划入核心阶级的群体中,不排除一部分人从心底拥护这个体制,正如在一个向民主转型的社会依然有人怀念暴政独裁一样。作为等级社会制度的”精英阶层”,尽管自身卑微可怜,但却可以从周围其他人更加不幸的遭遇中找到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和另类的满足感,久而久之甚至形成虚幻的幸福感。有一首唱得很响的朝鲜红歌叫《全世界都在羡慕我们》,的确,肉票是如此热爱绑匪,但凡有领袖出现的地方,镜头面前的朝鲜人总是幸福到泪流满面,无法自持。这项独特的”感恩”方式,相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体验得到。无论表达何种感情,温顺的朝鲜人总是选择了眼泪,不知道是不是隐喻了这一民族的悲苦宿命?   再苦不能苦了枪杆子   1995年1月,金正日视察某哨所时提出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正式提出了”先军政治”的概念,并很快确立其压倒一切的地位。事实上,大流氓金日成从来视枪杆子为命根子,军费预算一直占到GDP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只是到了极品流氓金正日的手上,这项残民以逞的政策叫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理直气壮了。   为了使军队死心塌地效忠于己,金正日调整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次序,将军人置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3大阶层之前,以突出军人的社会地位。”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人均GDP全球垫底的朝鲜,却豢养了一支110万的私人军队,世界排名第四。金正日多次强调:要视军事为第一国事,国家财政再困难,也要优先保障国防费用的支出,所有资源优先满足军队的需要。毫无疑问,军人阶层在朝鲜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和各种物质上的实惠。   经济上穷困潦倒的朝鲜一直在从事与其实力远不匹配的高端武器研发。近四十年来,朝鲜的原子弹计划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在06和09年分别进行了两次核试验;耗资数亿美金的”光明星”卫星计划屡败屡试,不撞南墙不回头。不难想象,如果其军费支出维持在正常水平的话,节约出来的钱可以解决多少民生问题。   除了核武,朝鲜还拥有全球排名第三的化学武器,数量大约为2500吨至5000吨,种类涉及芥子气、光气、沙林等多种致命毒气或毒剂,这不但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对于被金家绑架的所有朝鲜人质也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得以推行的前提,是让民众时刻生活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妄想症之下,心甘情愿为”国家主权”和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作出个体的牺牲。   共产主义天堂   政治宣传上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金氏的宫廷生活中却被不折不扣地早早实现了。前酋首金正日个人的花费就占据了整个财政预算的20%,即使在朝鲜的”困难时期”,其生活质量也没有丝毫降低。金正日喜欢带Omega手表,坐奔驰S600 Guard轿车,皮鞋只穿意大利的Moreschi,一套人民服的Scabal布料就值1200美元,喜欢喝法国Perrier瓶装水和Martell Cognac干邑白兰地,此外,自诩电影艺术大师的他收藏了2万多部电影,而号称世界最大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也不过是3万个电影拷贝;金正日的私人酒窖内还收藏了上万瓶法国名酒,并且经常用名表等奢侈品赏赐手下要员。这位人民的”慈父”消费能力如此强悍,以至于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中针对他规定了奢侈品的禁运。   娱乐休闲方面,金氏父子都组建了各自专属的私人文工团——欢乐组,金正恩的生母高英姬即是从欢乐组中脱颖而出的新贵;金正日还经常派人到欧洲物色金发美女到朝鲜”联欢”,可见这位伟大领袖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追求是何等执着。   至于朝鲜那些享受特供的达官显贵们,其生活质量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惬意,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实现按需分配,不过前提是要得到伟大领袖的宠信,一旦这种信任被收回,哪怕一时位极人臣也会马上坠入地狱。一些人总是天真地以为计划经济时代缺乏利益输送管道,因而绝少腐败,殊不知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形式更多是特权腐败,其社会危害性甚至更大。官二代崔龙海的经历差不多就是朝鲜”廉政建设”的一个缩影。崔龙海是前武装力量部部长崔贤大将之子,1986年起任劳青中央委员长,曾私吞创汇机关在海外赚取的外币,90年代”苦难行军”时期依然生活奢靡,在平壤保龄球馆的地下娱乐场一掷千金”阅人无数”,引起民愤沸腾,1998年因受贿等非法行为被撤职,鉴于身份特殊只是被贬为平壤市上下水道管理所党委书记,2003年重新回归权力中心,2010年,毫无军部经验的崔龙海被授予大将军衔。2012年4月更晋升为次帅,军中地位仅次于金正恩。可见,对一个专制政权而言,为了防止体制内精英滑入另一阶层或阵营,对腐败的适度容忍是保证其革命队伍”纯洁性”的必要前提。   相对而言,朝鲜的基层公务员没有高官的特权,社会地位也稍逊于军人,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也就比较有限,但是作为等级社会的核心阶层,至少都可以保证衣食无忧,职务上便利的,还能通过克扣饥民的口粮来捞取外快。不过,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适度腐败”,造成的结果却往往是若干鲜活生命的凋零。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流氓政权治下最黑暗无耻的一页。   苦难行军   90年代初,朝鲜经济上重工轻农、大干快上的”千里马运动”开始受到重挫,加上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瓦解带来的连锁反应,最终演变成灾难深重的现实噩梦。这场官方称之为”苦难行军”的大饥荒始于1995年,并迅速蔓延到全境,许多农村的树皮草根都被饥民吃得精光,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相食”的炼狱景象。根据投诚韩国的前二号人物黄长烨记述,在”自然灾害”惨烈的95-98年间朝鲜就饿死了350万人,占当时2200万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也仅仅是1998年的统计数字,事实上,这场骇人听闻的饥荒一直持续到2001年。然而当局不会让可怜的朝鲜人知道,如果从当时建造金日成豪华停尸殿和无数”永生塔”的花费中拿出三分之一用于赈灾,这场人间惨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最终,英勇的朝鲜军民毫无疑问地”战胜”了苦难,这自然又是金将军彪炳青史的丰功伟业。刚刚完成修订的朝鲜”宪法”,将罔顾人命、自绝于世界潮流的独夫奉为”绝世爱国者”。   2012年5月,在庆祝金日成百年寿诞约耗资30亿美元的奢华盛典之后,朝鲜官方宣布其境内正面临”50年一遇”的旱灾,这意味着又一次大难将至。朝鲜内部文件也同时披露,由于物资过度供应部队,各地已开始出现饿殍。想当初,荣登大位的金正恩向朝鲜人许下愿景,三年后让这些世人艳羡的子民们吃上米饭,喝上肉汤。如今看来,望眼欲穿的朝鲜百姓最终盼来的,恐怕还是熟悉的人肉汤……   结束语   六十年前那场火中取栗的战争无谓而且肮脏,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如果不是战火引发的一次偶然伤亡,谁又能肯定地说,今天的中国就能摆脱同样的悲惨命运?人类在上个世纪已经历过多次梦魇般的极权主义灾难,在民主文明成为世人普遍共识的现代社会,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座当世的奥斯维辛何以留存至今?何以结束? 相关日志 2012/06/24 — 《朝鲜日报》朝将向中国输出12万劳力 1万至2万为IT人才 2012/06/15 — 梁文道:看得到星星的国度 2012/06/14 — 中国记者亲历朝鲜官方宴会:肉食被一抢而光 2012/06/13 — 祝振强:警惕朝鲜成公款“农家乐”旅游新热点 2012/06/11 — 人民日报连朝鲜人民也要日啊:朝鲜儿童获精心呵护 每天吃5顿 2012/06/08 — 韩国称对朝鲜粮食贷款第一期偿还到期 朝未回应 2012/06/05 — 中国渔民被扣朝鲜惊魂十三天幕后 2012/06/01 — 陶短房:朝鲜的改革之路 2012/05/28 — 金正恩视察动物园 指示从国外引进麒麟(Orz..) 2012/05/28 — 马前卒:中国渔民对于世界来说是祸害

阅读更多

温家宝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应反对战争维护自由|奥斯维辛

  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前往波兰奥斯威辛市,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前往波兰奥斯威辛市,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前往波兰奥斯威辛市,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前往波兰奥斯威辛市,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这是温家宝在悼念活动结束后留言。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灾难留给人们的警示当永远铭记   ――记温家宝总理祭奠奥斯威辛集中营遇难者   新华网波兰奥斯威辛4月28日电 (记者 赵承 冯坚 孙奕 人民日报记者 王莉)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建立的最大集中营,是专门用于系统屠杀犹太人的“死亡工厂”。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和黑暗的一页,既见证了法西斯的残酷暴行,也记载了人类度尽劫波后的坚韧与希望。如今,这里成为各国人民告慰亡灵、维护和平的警示之地。   当地时间4月27日下午,正在波兰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奥斯威辛,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死难者,重温历史,面向未来,向世界表明中国维护人类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反对战争、恐怖和一切罪恶的决心。   春日的阳光格外灿烂,奥斯威辛在桃花和绿柳环绕下安详美丽。小镇旁边,就是阴森恐怖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主营。现实与历史,美好与丑恶,幸福与苦难,在这里交错与对比。   在奥斯威辛纪念馆馆长苏维尼斯基陪同下,温家宝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神情凝重地沿着残缺的碎石路,走向奥斯威辛集中营主营。奥斯威辛集中营主营占地近6公顷,这里大部分建筑物仍保存着。除了主营外,还有40多个集中营分营遍布奥斯威辛附近,面积约40平方公里。1940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在这里监禁过数百万人。   站在奥斯威辛主营大门前,苏维尼斯基指着两扇生锈铁网门上方一幅德文标语对温家宝总理说:这上面写的是“劳动换取自由”,是纳粹罪恶的欺骗。这是地狱之门,这里没有自由,只有奴役和死亡。   集中营的院子里,目光所及是密布的电网,高耸的尖顶哨所和一排排红砖墙的矮楼。院子里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森的气氛。   苏维尼斯基引导着温家宝边走边介绍说,60多年前,一列列火车从欧洲、亚洲拉来了犹太人、吉卜赛人、战俘和抵抗运动组织成员等。尤其是许多犹太人带着全部家当,善良地以为是纳粹安排他们在向东欧“迁徙”。最终,他们从这扇门走进了暗无天日的“坟场”,要么直接被送进毒气室,要么在生不如死的高强度劳动中死去。苏维尼斯基说,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有140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二战后,波兰政府把奥斯威辛集中营改为殉难者纪念馆,展示纳粹在集中营犯下罪行的物证和图片。在6号楼陈列室,一个展窗里散乱地摆放着婴幼儿的小布褂、小裤子和小鞋子,还有断头的布娃娃玩具。人们不敢想像,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多少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有的拉着父母的手,有的依偎在母亲的怀抱来到这里;生命的花苞还没有绽放,就在纳粹的铁蹄下凋谢了。苏维尼斯基对温家宝总理说,集中营里被杀害的儿童就有2.3万多人。   在临墙另一个巨大的展窗里,堆满了残疾人各式各样的假肢。这些残疾人,绝大多数一进集中营就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假肢,仿佛在发出令人震撼的呐喊。   时空仿佛凝固,一切悄无声息。温家宝轻步走着,在一个个展窗和展柜前伫立观看,表情沉痛而愤怒。堆积成山的金色、黑色头发和马尾辫;无数的水杯、茶碗、脸盆、油灯、汤勺;绕缠在一起、难以数计的各类眼镜;写有地址和姓名的一个个皮箱和木箱……   目睹这些死难者的遗物,温家宝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们感到心中阵阵刺痛。那扎马尾辫的可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那油灯下坐着的或许是读书的孩童和织衣的母亲、那一个个皮箱里装的是许多家庭的希望……然而,这美好的一切都被纳粹毁灭了。   据介绍,当年苏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在仓库中发现了纳粹还来不及运走的7000公斤头发、1.4万条人发毛毯、35万件西服、84万件女服、4万多双男鞋和5000多双女鞋……   走出陈列室,温家宝来到了10号楼和11号楼之间的一堵高墙下。这堵“死亡墙”上弹孔累累,这里是纳粹处决犯人的地方。犯人面壁而立,刽子手从背后射杀他们。厚厚的木板封死了两边营舍的窗户,以免其他囚徒看到处决场面。   高墙下,多少个无辜的生命曾被无情地残杀。如今,这里摆满的鲜花寄托着凭吊人们的哀思。温家宝在“死亡墙”下送上花篮,然后缓步后退,静立默哀……   苏维尼斯基馆长告诉温总理,从集中营里遗留的一些诗篇和画作看,面对纳粹的残暴并非都是痛苦的呻吟。在集中营弥漫的死亡气息中,人们心中的尊严、自由之光仍顽强地穿透与迸射。   “那只蝴蝶,是最后一只,蝴蝶不住在这里,不住在集中营。”这首《蝴蝶》的作者名叫巴维尔,1942年4月被遣送到集中营时刚满21岁。两年后,他被送进了毒气室。年轻的生命没有逃脱死亡,但那只蝴蝶在最黑暗的生命里,将不灭的希望传给了后人。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苦难终结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威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每年世界各地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连囚房楼梯的石阶都被前来悼念的人们踩得光滑,没有了棱角。   温家宝问:每年来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的有多少人?苏维尼斯基回答:现在每年有130多万人参观,已有40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过。他们不是为了游览,而是在回忆历史。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为了从悲惨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为了防止悲剧重演,人们选择了一次次直面历史的苦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上,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说:“即便有一天,死去的人们的名字可能在人类的记忆中淡漠,但他们苦难的命运将永不会被遗忘。他们安息于历史的心中。”   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中国代表团成员感同身受。60多年前,在纳粹肆虐欧洲之时,中国也陷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凌辱和掠杀之中。在军国主义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多达3500万,其中仅南京大屠杀就有30多万人遇难。军国主义罪行罄竹难书,人神共愤。和平来之不易,惨剧不应重演。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的伤痛,同奥斯威辛的苦难一样,时刻召唤我们不忘历史,面向未来。   如今,奥斯威辛集中营昔日的焚尸炉已成陈迹,烟囱也布满灰尘。但历史不容回避,不应也不能忘却。温家宝在毒气室和焚尸炉遗址前,提笔写下留言:“不懂得历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随后,温家宝对在场的几十名中外记者说:“我是专程到奥斯威辛来悼念死难者的。这是人类历史刻骨铭心的一页,它是沉重的,更是不能忘却的。奥斯威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建设美好未来;它告诫人们要反对战争、恐怖、种族灭绝和一切罪恶,维护人类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它告诫人们,那些曾经发动过战争、对别国和人类造成灾难的国家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只有自我反省,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温家宝强调:“灾难已经过去。但灾难留给人们的警示当永远铭记!”   阳光下,奥斯威辛集中营墙角的野花出奇地艳丽。

阅读更多

一个尼日利亚记者眼里的中国“集中营”

在调查记者Emmanuel的报道里,中国工厂常常被直接形容为工业“集中营”,这也代表了当地舆论对类似中国工厂的一种普遍情绪,和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敌意   【财新网】(特派记者 赵何娟 发自尼日利亚)“我觉得你讲的应该不普遍,也不是中国公司的普遍现象,是偏见吗?”我说。   “这非常普遍,这绝对在我们国家是极为普遍的。中国难道不也这样吗?”他说。   “中国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人当’奴工’,超时加班很普遍,那你说说,为何你们国家不对此进行处罚呢?”我问。   “国家有法律,他们不遵守,还对工人以开除相要挟。”他说。   他叫Emmanuel,是尼日利亚的一名调查记者。他坚持,他所记录的中国工厂现实,真实而残酷。   我们认识于非洲调查记者论坛上,在看到他所作的尼日利亚中国工厂“奴工”报道之后,我觉得难以置信。   (一)   因为报道了一系列关于亚洲工厂“奴工”和尼日利亚劳工保护的问题,Emmanuel在本国,乃至非洲都赢得了一定声誉。在他的报道里,中国工厂常常被直接形容为工业“集中营”(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Camps)。当然,这也不只是他的形容,同样代表了当地舆论对类似中国工厂的一种普遍情绪。   那里,高墙树立,生产从来不停工,环境恶劣,工人严重缺乏休息,没有保护,上厕所还要跟合作者协商轮流上,工人不能正常出入。那里,疾病高发,工伤频发,老板不负责任,随便打骂、罚站,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   我仍无法想象也不相信。   他出示了更多的工人断指断肢的照片。   那些展示着残肢的工人照片,让我想起了当红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一部著名电视剧,《外来妹》以及那个命运多舛的女孩,阿芳。但那是,20年多前。   我告诉他,现在在中国,“奴工”问题,更集中在西部和中部一些落后地区,这并不合法,也很少正规大企业敢这么做;全国工厂会有很多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加班超时,工人工伤缺乏保护、工作空气、噪音、辐射等环境污染的保护不够好,尘肺病等职业病等,这也都是中国媒体关注的问题,可我认为离“奴工”甚远。   “工人一旦进入工厂工作,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吗?”我问他。   “是的,无法自由出入和活动,有的都要站一整天,连坐都不允许。”他说。   “在特殊流程线上工作的工人,难道连基本的保护装备都没有吗?比如防切割手指、防辐射等的装备或者仪器设计。安全操作的培训也没有吗?”我问他。   “没有,我了解到的情况大多是没有。”他说,为此,他曾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与暗访。   在尼日利亚的一份报纸上,大字标题赫然登上头条“Slave labour”,讲的却是中国工厂,旁边的配图是一幅工人照片,照片中的男子,面容憔悴,高举左手,左手上是已被整齐切断的四个断指。而报道更称,像他这样失去手指、失去胳膊的工人正越来越多。   (二)   我后来听说,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还专门为当地媒体不断对中国工厂的负面报道出面协调,认为本地媒体过分妖魔化中国公司,比较过分。而这也可能导致本地人的反华情绪。就在前不久,中国还在尼日利亚宣布了一个更大的建厂计划。   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简单,但沟壑还在拉大,Emmanuel所说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属实。   “很多尼日利亚人对中国人不那么友好,除了在向你讨钱或者你要给他付钱的时候,”一个中国企业的派驻人员说。   “那为什么不给他们上足够的保险,不给他们更好地生产环境,不让他们感觉在你这工作更有尊严?”我据理力争。   “你想得太简单了。尼日利亚,很多工人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不仅中国公司,所有的公司在那种地方都那么干,中国公司本来就胜在价格战,成本提高就意味着亏损,意味着死。”   “谁完全按人道主义那套规则来,谁先倒闭。”   令人惊讶的是,尼日利亚劳工法,相比其他很多非洲国家,都没有给予弱势劳工以更严格的保护。“老板想辞退就可以辞退你,只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连理由都不需要,因此,工人们其实对老板更多是敢怒不敢言。”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人口超过1.5亿,大多没有受过多少高等教育,失业率高达50%以上,国家首脑和政府机构人员更替频繁,大多不抱理想与热情。   尼日利亚出口奴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来又一度成为非洲输出“童工”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如今他们已明确禁止了童工和“奴工”买卖,但其实在当地的黑市中仍然不少见。尼日利亚的“童奴”(Child slave labor)买卖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因为其不仅往非洲输出,也已部分输出到了美洲与欧洲。   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类似,因贫穷和人口红利富足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一言难尽。   “我不能提供保险,你们谁愿意来干,就干,不愿意来就拉倒。”很多中国老板也许一开始还比较规矩,时间长了反而逐渐意识到,中国作为外资,当地人能进入中资公司工作已机会难得,不交保险又如何?   “我其实更愿意给中国大公司做,本地老板从来不给加班费。”一个尼日利亚的司机说。我才知道,本地人对本地人的管理有的更为苛刻。他的本地老板一天给他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工资,而如果有中方公司要租用他老板公司的车子,付出的加班工资也是给到他公司,但他的老板并不会多给他。   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的长期优势地位,造成了很多中国企业主的优势心理,以及更多当地民众的敌意,“中国人很容易成为抢劫和敲诈的对象。”   尼日利亚一家中国铝合金公司老板的妻子从尼日利亚回国,在机场,海关人员要求她出示“黄皮书”(即已注射黄热病等传染性疾病疫苗的证明书),被告知在机场办一个黄皮书需要1000本地币,她身上只有500,她又在机场四处找人借了500。   当她问海关人员在机场哪里可以注射疫苗办那个黄皮书时,海关人员收过1000元当地币,就立刻放进自己口袋,然后又掏出一张纸壳,随便写了一段话,就放她过去了。原来,他要的不是“黄皮书”,而是钱。而1000元当地币也就相当于几十元人民币吧。   尼日利亚机场有两个入口,中间有一段大概至少500米的距离,雨天,一个中国小老板要从其中一个入口入,警察说,“不行,你必须从另一个入口进”。   “可下着雨,你能让我从里面通过吗?不然,从外面走过去,我就要淋雨了。”   “不行,我就喜欢看中国人在雨里面走。”   不得已,他又掏出了点钱给警察。   “腐败也能藏着点吗?”中国小老板一路骂骂咧咧。   每个人都似乎都更多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各自面临现实的不同,所处历史环境之不同,一致的沟通,真的很难。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9/07 — 尼日利亚央行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2010/08/15 — 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 2010/06/23 — 再补充说点非洲 2010/04/27 — hopeful:原来在非洲是怎么干的,大老评价评价 2011/11/19 — 策略武經:中國未來(至少半年)貨幣政策猜想 2011/11/19 — 下血本了:中国大打“经济牌”争取东盟 2011/11/19 — 慕容雪村:把野兽关进笼子 2011/11/19 — 宋石男:重建圆明园是个馊点子 2011/11/19 — 《纽约时报》笑蜀:中国为什么就不听? 2011/11/19 —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9)

阅读更多

甘肃夹边沟,“右派分子”的死亡集中营

摩尔人的叹息       说来万分惭愧,我听到夹边沟这个名字,竟然迟至2005年,还多亏天津作家杨显惠的来访。     1946年出生的杨显惠以他的年龄幸好赶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当个上山下乡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个小宛农场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第一次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此后多少年来,夹边沟对于杨显惠,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四十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开始,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系列结集时,全国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后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为《夹边沟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为《告别夹边沟》(两者稍为有些不同)。     结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上海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告别夹边沟》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高度赞扬杨显惠的贡献,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        二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三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待出版)、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史料价值。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尚历历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协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伤痛。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夹边沟是怎样的呢?     不久前到过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将要倾倒的泥砖墙土腥弥漫,向东开的门框犹存,不知何人何年涂在上面的蓝色油漆颜色依旧鲜艳。这就是死在这里的右派后代们所说的“哭墙”。“哭墙”后面,是一些杨树、沙枣树和榆树,这是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树木已长大成林,一派生机,而种植者的身影已经消失,虽然他们大都没有离开。     翻过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铁青色的黑色沙子静默着,几百年不移动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万人坑”,里面“扔”了好多人的尸体。土岭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     还有必要记住这些吗?     一个强大的声音说:不必了吧!     不远处,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书“夹边沟渡假村”。真是让人仰天长吁,无话可说。一边是饥饿和死亡,一边是酒足饭饱,歌舞升平。历史和人,反复得耐人寻味。目睹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舍现在不可以再拆了,连废墟都没有勇气面对和保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以警示后来者呢?竟然把夹边沟开发建成了一个度假村,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感到无比的荒谬和耻辱!     我知道,夹边沟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这是某种人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自己。     夹边沟事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死亡边缘的右派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明天该轮着谁了,张说轮着我了,李说轮着他了,王说一定是我。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话题,当“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断,这个民族还能期望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吗?     还有这么一个令人无限悲愤的“细节”。由于死亡人数实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给予遣返。但是,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在夹边沟继续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就全国来说,夹边沟不过是一个小小点。三年大饥荒或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现在比较公认的数字计,甘肃饿死了一百万人,安徽是四百万,全国饿死的人口大约是三千万。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啊,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人命!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控诉!不管其原因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还是退一万步来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1962年7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争论。一向对毛非常恭顺的副主席,这次居然“有些动感情”地顶撞了,愤然作色回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夹边沟事件,以及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类似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切肤之痛。不单是个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当代》刊登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的〈编后〉,2004年1月)     当地传说,现在的高台县明水农场,就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地交谈。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鬼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人们言之确凿。明水农场一位叫宗华的人就说,他自己就曾偷听过鬼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3224888&page=1&1=1#3224888

阅读更多

名博沙龙:“集中营”式的中国学校(一)

【嘉宾介绍】 信力建: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理事。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信奉神爱世人、人人平等以及佛祖慈悲、众生平等。 许锡良: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副教授。从细小入微处见大精神,有着细致入微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的洞察力。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教育和教育哲学研究。 【经典语录】 现在民办教师没有按照公办教师有国家的社会保障,他需要自己去买一个类似商业保障的社会保障,事实上他在绵薄的公司里面,要掏出30%要自己去买社会保障,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信力健 我认为现在私立教育发展得不够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立学校的权利没有受到足够的尊 …… ……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CDT播客《404档案馆》———大学女生的广告与铁路女工的死亡

CDT 电子报

CDT推荐

Facebook专页:六四纪念馆
推荐理由:32周年纪念日,香港六四纪念馆被迫暂时关闭。请访问该纪念馆的Facebook专页。

Facebook专页: 1989年的传真
推荐理由: 1989年5月及6月的传真,虽然热感传真纸早已褪色,却记录了香港学联与北上声援同学、海外中外人士、香港市民、各大传媒的信息往来。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