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

柴子文 | 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

(这是十年前我的毕业论文,至今看来,历史还真是一面镜子啊。) 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1年4月号)           柴子文(吴海刚)        在中国共产党建构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中,英雄人物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刘胡兰、董存瑞等成为战斗的号角,1949年之后,雷锋、王杰、焦裕禄等又被塑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通过号召全民学习英雄事迹来凝聚和团结群众,无疑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尽管英雄人物在各自的年代里发挥过不同的功用,但是,他们应时而生,也应时而灭。然而,雷锋却是一个例外。时间的推移非但没有让人遗忘他,相反,学习雷锋在各个时期都成为紧扣时代主题的社会运动,并且呈现出多样的主题和要求。雷锋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模型。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人民日报》对雷锋的宣传,分析雷锋这一道德模型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过程。 一 据官方的传记记载,雷锋1940年生于湖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不满七岁就成了孤儿:父亲遭日寇毒打致死,哥哥做童工,由于劳累过度得肺病而死,母亲受到地主的凌辱及逼害悬梁自尽。之后雷锋被亲戚收养。1949年以后,雷锋有机会接受免费的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先后做过通信员、县委公务员、工人,1959年12月参军,并随军迁至辽宁省营口市,1960年11月入党。因为在1960年抗洪抢险中的积极表现,雷锋的事迹通过题为〈苦孩子好战士〉的文章在报刊发表而得到了传播。此后,雷锋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1961年9月被推举为抚顺市人大代表。1962年8月15日,年仅22岁的雷锋因公殉职。 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认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题词,全国性的学雷锋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1963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毛泽东的题词,第二版则刊登了罗瑞卿的文章。罗当时在党政军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的题词和罗瑞卿的文章都是从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同志专辑」中转载过来的。罗文强调「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覆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和党的其它领导人为一个已故的烈士相继题词,这在建国后并不多见。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单纯的号召向模范学习的运动,它跟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有着密切联系。1958-61年,中国发生了二十世纪以来破坏性最大的饥荒,这大大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一方面,面对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务实派着手整顿经济,在各个经济领域公布通过调查研究制订的政策性文件。随着鼓励农业、工业和教育单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各自政策的职能上,政治的首要地位降低了;更重要的是,某些人开始对大跃进、撤消彭德怀的职务、毛泽东的政治领导,甚至毛泽东的能力和个性提出批评。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显得日益不安。毛大力支持由林彪提出的、旨在突出毛个人权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作为对刘少奇「右倾」的一种反击。随之,从军内到军外,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造神运动被全面推开。 学雷锋运动是造神运动的典型产物。跟当时很多其它英雄模范一样,雷锋来自于军队。自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发起军队政治化的运动后,人民解放军的地位急剧提升。军队的作用甚至进一步伸延至其它领域,军队的政治部制度开始在党和政府结构中推广,1963年起,中央各部委都设立了政治部。通过有选择地安置退伍军人和设置新的政治部,解放军已经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建立了政治影响的网络。毛泽东在为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寻求办法的过程中,把军队视为最重要的后盾。而主要由农村新兵构成的人民解放军,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经过简单化和教条化的思想,也更利于造神运动全面而有效地展开。 学雷锋运动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印记。学雷锋只是一种形式,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是要学习毛主席。然而,这一点却使雷锋能够逐步转变成为一种维护政治权威的道德模型。因为从政权继承性上讲,不管实行的政策倾向如何,政权最终的合法性始终是来自于革命,而谁也不能否认的是,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也因此,作为造神运动产物的「雷锋」,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仅没有像文化大革命中其它造神运动的产物那样受到严厉的批判,反而成了一项缩小改革前后政治合法性鸿沟的最现成也是最有效的政治遗产。 二 在学雷锋活动中,「发扬雷锋精神」是一个被不断强调的主题。所谓「雷锋精神」,就是在学雷锋活动中某种能够有效地推动、强化政治和社会动员的思想和品质。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内(1963-99年),雷锋精神随着时代的变革一直在不停变换主题。共有五个宣传高潮:1973年、1977年、1983年、1990年、1993年。以这五次高潮为分界点,可以将雷锋宣传分为六个阶段:1973年以前为第一期,1973-76为第二期,1977-82为第三期,1983-89年为第四期,1990-93为第五期,1993年以后为第六期。第二、第六期的宣传是无序的,其它各期则呈现出曲线的分布。第二、五期的宣传在两个高潮之间呈下降趋势,第三、四期的宣传则在两个高潮之间呈上升趋势。本文将这六个时期作为分析雷锋精神的基本框架。 雷锋宣传的第一个时期(1973年以前)属于文革初期,学雷锋的主要立足点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中「爱」的层面。第一期的雷锋宣传在《人民日报》的幅度并不大,但是却体现了最重要的政治信息。雷锋是忠于毛泽东的典范,作为个人的雷锋,其所有的成绩和贡献来源于毛主席的思想。 第二期的雷锋宣传(1973-76年)的重点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中「憎」的一面。这一转变主要是由党的历史上一起严重政治事故造成的。1971年9月,突然有报导说林彪在外蒙古的一次坠机事件中身亡,事实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林彪密谋篡权,甚至暗杀毛泽东,而当他卑怯的阴谋败露时又试图逃跑。 1973年《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全面概括雷锋精神的文章,在署名为「雷锋生前所在连队党支部」的通讯中,雷锋值得学习的地方被总结为三个方面:「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第二期雷锋宣传中,「钉子」精神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的宣传中出现。「钉子」精神的实质被阐释为一种刻苦而认真的态度,被用来鼓励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这在1973年和1975年的宣传中都有所表现。 雷锋精神在第三期的雷锋宣传(1977-82年)中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1977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中,雷锋宣传第一次以社论的形式出现。在社论中,周恩来的题词成为对雷锋精神的「精辟概括」:「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在当时的情形下,学雷锋体现的最主要的方面依然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这篇社论号召:「我们学雷锋,就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大破大立……就要永远怀念和崇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就要仇恨代表着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利益的『四人帮』」。 到了1980年,雷锋精神的定位出现了转变。《人民日报》转摘《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指出「新长征需要有雷锋那样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精神,也需要有雷锋那样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钉子」精神得到了新的阐发,被定义为「勤奋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的精神。而取代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成为学雷锋又一主要内容的是「维护社会公德,培养文明行为,注意品德修养」。这些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即将逐步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期的雷锋宣传(1983-89年)中,改革的需要被进一步融入雷锋精神,「傻子」精神和「螺丝钉」精神被概括出来。1985年,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精简整编中,《人民日报》号召学习和发扬雷锋先人后己的「傻子」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另外一方面,「识大体、顾大局」、「党把他拧到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的「螺丝钉」精神被认为是在面对「是听从党的安排,还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考验时,需要学习的榜样。 第五期和第六期的雷锋宣传中,雷锋精神在经过新一轮的道德整合之后,步入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继1977年关于雷锋的社论在《人民日报》3月5日的宣传中第一次出现之后,1990年再次出现。雷锋精神被定义为:概括地说,就是一种奉献精神、牺牲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结合,其核心是共产主义精神。1991年《人民日报》刊登江泽民会见「雷锋团」的讲话,强调指出「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由此而出现了学雷锋活动指导思想上的变化,「要求今后学雷锋活动要在坚持开展好公益服务活动的同时,把活动的重点转向立足本职工作,在岗位上体现出奉献精神」,「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成为学雷锋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1993年纪念为雷锋题词三十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的讲话再一次全面总结雷锋精神在新形势下所要求的表现形式。「钉子」精神被概括为「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螺丝钉」精神被提炼为「立足本职,忠于职守」;雷锋精神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精神中所包含的传统美德,被总结为爱国主义精神,它在新形式下的要求就是「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三 由上分析,随着时代的变革,雷锋精神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雷锋因此而成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模型。其主要的功能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运动的风向标;第二,构建或者维护政治权威的工具;第三,社会风气的调节杠杆。 在雷锋宣传的早期阶段,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被突出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学雷锋活动跟批判阶级敌人紧密结合起来。刘少奇被称为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他的罪状之一便是「肆意歪曲雷锋同志的高大形象,把雷锋同志说成是『和平时期』的典型,抽调其阶级斗争的灵魂」,其目的被解释为「妄图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号召要「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满怀无产阶级义愤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而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雷锋又同样被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四人帮」的罪行之一就是「污蔑学雷锋是不分阶级、不讲路线、不抓大事」、「竭力破坏毛主席倡导的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甚至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公然砍掉周总理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 学雷锋活动能够跟中国的政治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雷锋的阶级出身。雷锋是旧社会的孤儿,是共产党的贫民政策使他「翻身」成了「主人」,这种感恩情结凝聚成为一种坚定的忠诚。因此,雷锋精神很容易就被强化为对毛泽东和以他为灵魂的共产党的一种不容置疑的忠诚。毛泽东时代的各项政治运动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或者极力支持的,只要从阶级感情的立场出发,一切的支持都应该是无条件和高热情的。同时,在后毛时代只要牵涉到党的合法性问题,同样的理由,就可以从雷锋精神中提炼出一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来增加道德砝码。 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同时也起到了构建或者维护政治权威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雷锋宣传的高潮年份。1973年、1983年、1993年是毛泽东题词发表逢十周年,这三次都试图通过雷锋宣传来巩固和维护现存政治权威。1973年通过强调「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批判反对毛泽东的修正主义者,重新确立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而维护和修复因为「九.一三」林彪事件和经济混乱而严重受损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原有的绝对政治权威。1983年的情况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掌权之后,试图通过雷锋宣传对其领导的经济改革进行道德合法性的补充和确认。雷锋成为从革命政府继承下来一项有力的政治遗产。1993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二年,经济改革在中国掀起了新的高潮,而改革的各种弊端也开始显现,经济过热和道德滑坡同样需要用传统革命资源来整合民间道德和价值观,使之在最大程度上为政治权威提供支持。 1977年和1990年的雷锋宣传则带有明显的构建新政治权威的倾向。1977年的社论总结道:雷锋的一生是坚持反修防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一生。社论宣称,「我们学习雷锋,……就要永远怀念和崇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1990年的雷锋宣传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信念」,这一年的社论指出:雷锋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在1989年以后的几年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再次成为焦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阻力,就需要有新的价值和道德支持来弥补「精神文明」的真空,雷锋作为一种极具包容性的道德符号获得了空前的宣传。而这种改革合法性的重塑跟树立新的政治领导权威是紧密结合一起的。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日益广泛流行,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又被作为调节社会风气的杠杆。在《人民日报》报导学雷锋事迹的消息中,有几则报导的标题非常形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群众来信表明)群众需要雷锋精神,雷锋活在人民心中」(1987年)、「改革开放年代仍需发扬雷锋精神」(1988年)、「雷锋又回到了群众中间」(1990年)。「需要」、「仍需」、「又回到」这些关键词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介入。雷锋精神中帮助他人、立足本职、服务社会的思想,成为克服经济建设带来的种种不良现象的手段。90年代初开始的「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活动除了鼓励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还达到了鼓励积极生产的目的。 概言之,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在塑造雷锋这个道德模型的毛泽东时代,雷锋更多地是像它的塑造者所希望的那样,担当着乌托邦运动的形象设计师的角色,学雷锋实际上意味着紧跟频繁而严酷的政治运动的风向标。文革结束以后,学雷锋和雷锋精神具有了更广阔的扩展空间。首先,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政治遗产,雷锋被毛泽东的继承者用作证明其合法性的补充工具。其次,除了强烈的阶级性之外,雷锋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品质被开发出来,具有了普遍学习的意义和价值,雷锋精神因此有了一种道德整合的力量。并且,随着时代的变革,在政治符号和道德符号之间,雷锋的价值逐渐偏向后者,但是,只要需要,雷锋作为政治符号的力量随时可以复苏起来。  * 本文部分内容承蒙高华、张凤阳、李永刚、安替、王强诸位师友的共同讨论,多有启发,在此谨致谢意。不过,若有错误之处,仍由笔者负责。另外,也要感谢丘城晓、张也雷、谌程明等诸位学友在资料整理和程序设计方面给予的热情帮助。 吴海刚 1979年生,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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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 | 编出新雷锋,丢了毛择东

作者: 吴澧  |  评论(2)  | 标签: 雷锋 , 新华社 又是宣传学雷锋的时节,领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3月5日又来了。因为从小学雷锋,老农如今在美国见到龙头漏水,总要走上去拧拧紧。否则浑身不舒服,这叫积习难改。刚到美国时还随手关灯。现在不拉了,知道美国人喜欢亮堂堂开着。一位朋友说他至今还拉,不拉就担心地球能源被浪费。他经常出厕所时随手关灯,结果厕所里有人就大吼。 学雷锋的一大好处是比较容易融入文明社会。纽约是这样一座城市:你在路上滑一跤,立马有几十个人围上来,问你觉得怎么样?并纷纷掏出手机,问你是否要打911。但好事不能让白哥黑妹都做了,学过雷锋,中国人也能行为自然。地铁站见到有人凑不齐票钱,顺手给他几个角子。或郊区有外国游客错过了班车,顺路捎回旅馆。举手之劳,就将友谊传向五湖四海。 饶是本人对雷锋还算了解,读到主旋律哈雷强文《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还是被震撼了,而且一开头就被震撼了! “19世纪末,南太平洋塔希提岛,金色的落日下,孤独而苦闷的高更站在悬崖上,面对浩淼大海和无边苍穹,伸开双手,发出关于人对生命意义那三个惊世骇俗、回响百年的终极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中国的一位普通士兵,对此给出了完美的答案。” 高更?那个最爱画塔希提土著裸女的法国画家保罗·高更?为什么是他?如果雷锋读到这里,找出高更画册,会是什么情景?——撕得稀烂,边撕边批判:你这个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家伙,妄图腐蚀革命人民的斗志,该当何罪?——雷锋说的嘛,“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当然,更可能的是,小学文化程度的雷锋根本不知道这篇文章在说什么。接着还有托尔斯泰、叔本华、屈原、陈子昂,等等。不知道创作此强文的同志是否核查过雷锋生平。雷锋当年得到的最大荣誉,是在林彪主持军队工作并于1960年发出“高举毛择东思想红旗,把毛择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号召后,他被评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雷锋天天手不释卷的是《毛择东选集》。 文学史上有个普遍现象:感情真挚的诗文,几乎都是不事雕饰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即使有境界,也要注意描写的“隔”与“不隔”。“美成(北宋词人周邦彦)《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月光就是月光,不必写作“桂华”,那样就隔了。哈雷强文说:苏格拉底和萨特都解答不了生命有限的困惑,但“雷锋,一个普通的士兵,透彻地认识了自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雷锋就是个高更从来没画过的中国土著,做好事的“理论指导”是毛择东同志的演讲《为人民服务》。有必要去高更和苏格拉底那里转这么一个大圈吗?那也太隔了。 不过,飞速扫描这篇奇文之后,发现新华社也很可怜。社长李从军领衔,专门编造典型的女记者张严平主笔,时政记者赵承和体育记者萧春飞协助,阵容绝对主旋律。但他们有个致命难题:虽然人人知道雷锋学的是毛选,为避免意识形态之争,他们却不敢提及。一万三千字的长文,没有一句说到雷锋读毛选。他们只能去洋人古人那里乱转。 一个通讯社,社长领衔在报道中隐瞒关键信息,却还整天梦想做国际媒体老大。还是先学着把话讲囫囵吧。 学雷锋文章怎样写?老农在农专读书时,某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位高权重者署名的哈雷长文。晚自修后将报纸带回宿舍,问谁要看?一室友问:老家伙有没有说他自己准备怎样学雷锋?小农大笑,反问:今日何日兮得见君子?室友们齐声唤:扔垃圾筒!咱们都是在小学就写学雷锋作文的。或是扶着盲叔过天桥,红领巾飘飘真骄傲;或是捡到一个钱包,内有当日火车票,赶紧坐地等,直到阿姨匆匆回来找。作文里都有自己的行动。对那种言词花花却作者自己不行动的哈雷文章,实在不习惯,觉得太“隔”了。相信雷锋同志同样不喜欢。 电影《雷锋》主题曲唱道:“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那时的宣传,比现在朴实。雷锋未经加工的真人,应该也是朴实的。他就是咱们山里乡巴佬的做了不少好事的一个兄弟。他没有那么神奇,他不是偶像,仅是榜样。纪念雷锋的文章,老老实实写上自己准备怎么做就可以了。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所谓“惊世骇俗”的问题,在下不才,只有去其他机关公干时应对门卫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保证:那些美国人经常在做的好事,老农我在美国也会继续做下去。 (本文平装版已于3月9日见报,现在贴的是精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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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 以平常心对待雷锋

以平常心对待雷锋   顾则徐     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被媒体问及当前有部分网友恶搞雷锋形象一事时说:雷锋真实的形象一点也不招人讨厌,还很时尚。他说:恶搞值得警惕,但对于这种行为,没必要去对骂,只希望他们慢慢了解雷锋和那个时代。崔永元没有分清楚雷锋本人和作为榜样的雷锋这样两个不同范畴,也跟着记者的话语而没有弄清楚“恶搞”概念,但崔永元对雷锋有一个平常心的态度,则是值得赞赏的。   雷锋本人到底如何,各人尽可以有不同的偏向,有的人可以跟崔永元一样喜欢他,有的人也可以不喜欢他。这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力,谁都不能要求所有人喜欢或不喜欢某个人。问题在于雷锋被规定为了人们必须学习的榜样,作为榜样的雷锋就理应被质疑,比如几百张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等等。要人们必须学习,就总要通过人们理性最起码的检验,这谈不上是恶搞,对这种理性检验说“值得警惕”,则似乎是要人们放弃思考。崔永元是个喜欢思考的人,我想一定是认真思考过雷锋这个榜样了,但即使如此,这也不过是个人的思考,不能取代为别人的思考。   雷锋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士兵,但是不是最好的士兵则也未必。模范、榜样首先要自己还不错,一当从普通人列为了“先进”,主要靠的还是组织的“培养”。过去的模范、榜样是有等级的,每个单位的“小组”要选出模范、榜样来,然后从这些最基层的模范、榜样中再进一步“培养”,按照行政级别的层次产生越来越高级的模范、榜样,最高等级的就是雷锋这样要全国人民学习的模范、榜样。过去“培养”模范、榜样近于疯癫,但形势比人强,几十年里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形势一变则模范、榜样就变,少有能够经得起形势变化考验的。模范、榜样分为个人、集体两类,雷锋属于个人一类。远非个人模范、榜样可比的是集体,集体的模范、榜样最红的有三面旗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好八连”。文革以后旗帜纷纷倒下,“好八连”则没有什么非议,似乎是面从建国初以后唯一不倒的红旗。我就来谈点我所亲历的“好八连”。   如果撇开政治的内容,“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榜样跟雷锋一样,特点都是艰苦朴素、好人好事。1980年代中期,“好八连”所属部队缩编为一个营,保留下七、八、九连,归到我所在的教导大队管理,那时候我在政治处工作。三个连都是很好的部队,七连是摩托连,军事最好,九连是警卫连,纪律最好,八连则是整体上最好。全中国都要学习八连,但我们要求八连的则是低调再低调,不主张在宣扬艰苦朴素、好人好事方面上线上纲走极端。记得我在上海师范学院读书时穿了件带兰色几何点的衬衣,政治辅导员来跟我谈话,批评我穿“花衬衣”,但在部队我反而让八连接受了士兵出外可以穿有点花纹衬衣和皮鞋的观念,比我的母校更能够改革开放。虽然我们不愿意守住陈旧观念,但对外宣传时也难以抵抗“任务”。 有一次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女主角春妮的演员“回娘家”,我不得不为她组织摆拍,训练几个战士围着她,她则装模做样为士兵缝被子。   “好八连”确实是支好部队,但是不是象宣传的那样似乎是全国最完美的部队?不是,至少在一个营里,军事上就不如七连训练得好。“好八连”这面旗帜在文革后没有倒下,还是在于其低调和能够接受新观念。我相信雷锋是个好战士,但如果过分宣传,搞得水分很多,就难以经受历史考验的。宣传雷锋还要特别注意,他是由于自己指挥车辆不当而事故死亡,在当时属于重大事故,他本人应该功过相抵,他的部队领导应该有一批撤职、降职、脱军装才对。对于模范、榜样,有平常心即可。     2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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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英杰:雷锋精神再议

许英杰:雷锋精神再议 进入专题 : 雷锋精神    ● 许英杰       在我的小学时代,每逢三月份学校都会举办“学习雷锋”合唱比赛,那月的黑板报也必定以“学习雷锋好榜样”为主题。对生于六十年代之后的人而言,雷锋日记里的“螺丝钉”,以及“火车站帮大娘带路”的课文都是难以忘却的回忆。尽管我们早已远离了那个阶级斗争记心间,革命斗志永不灭的“火红”年代,经历了信息社会的洗礼,但雷锋精神即便在半个世纪后却依然被反复宣扬。而很显然,“乐于助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残留着过往意识形态味道的道德品质在现今社会已经显得有些不痛不痒,主流媒体的宣传甚至于引起社会不少的抵触。          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曾经那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好人雷锋”其实一直裹挟在层层厚重的历史外衣之中,在这个开放的网络社会中,多元的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汇聚,人们的思考能力在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之下也愈发显现独立,从而得以剥去这一层层外衣,对雷锋以及雷锋精神进行重新的审视。再议雷锋精神,可以从三个方面说开去。          一、国家不应承担道德说教职能          雷锋事迹的核心是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品质,官方语言称之为“为人民服务”。“专门利人”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价值定位。乐于帮助社会中的弱者,表达爱和关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是一件坏事,拥有此种价值观的人值得尊敬。但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可以由此确认一个社会大众应模仿的主导价值观,并对其大加宣传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政府本身不应进行道德说教和价值灌输。我们寻求建立的毫无疑问应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真谛在于不让除自身以外的其他意志主导个体的行为与思想。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本应该是在一个毫无干扰的环境下进行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当公权力机构进行特定价值观的宣传时,基于其影响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所具有的高度权威性和广泛渗透性,能够对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选择起到巨大的引导效应,起着强化一种价值,贬抑另一种价值的作用,严重干扰了个体自由的价值选择。政府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宣导意味着政府在替社会大众进行思考和选择,让个体自身以外的意志影响个体的精神与行为,这种行为毫无疑问是反自由的。          政府的本职是法律的执行者,守护着保证社会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政府通过执行法律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对社会矛盾进行仲裁,保障契约执行等功能,使得社会远离了被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宰的野蛮时代,而能够在既定的权界框架内获得有效的秩序,自由发展。在一个法律有效贯彻的有序社会中,出于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人们对社会联系与协作的欲望会大大强化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而一个有序、自由、紧密联系的社会也为公共道德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土壤。相反,在一个自由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正义缺失的社会,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往往却容易导致道德示范与极端的利己主义的滋生。可见,相比于道德说教,国家公正的制定法律,严格的贯彻法律对于促进道德因素在社会的滋长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中,存在着多种促成道德广泛传播的因素。基于宗教信仰(如基督新教)能够让人树立乐于帮助弱者的道德品质,抑或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理性的人们基于功利角度思考,认为乐于助人能够在将来困难时获得他人相应的帮助,此亦是一种产生此种品质的路径。道德品质的树立并非只有政府的说教才会形成,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多元价值的交汇与碰撞使得“善、恶、美、丑”在阳光下进行着激烈的交锋,经过历练与拣选的主流价值肯定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善的价值观,因此自不必担心个体的自由探索容易导致形成具有负外部性的价值观。          二、雷锋精神的负效应          对雷锋精神的宣讲延续了半个世纪,当下社会的主体便是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中成长的。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多元化,以往定向宣传对大众思维的控制开始慢慢松动,被塞入头脑中的既定认知也得以得到重新审视。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是一直以来的宣传重点之一,而这种精神品质与集体主义实质上是深度关联的。          在对雷锋精神的宣传中,主流的宣传导向往往强调个体的价值只有置于社会性之上才有意义,单纯为了个人而努力是没有价值的。个体通过帮助他人,使得自身的行为能够有利于他人、集体乃至社会,这才是个体意义的展现,也只有在有利于集体,奉献社会的过程中,个体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实现。由此可见,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实际上强调了个体只有在与集体或者社会的互动中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只有社会、集体才能提供给个人某种价值。脱离了集体与社会的个体将无法实现自身价值——只有集体而无个体——这恰恰是集体主义的真谛。          此种集体主义并非协作主义,而是通过强势的价值灌输,让人们自然而然的抑制乃至放弃自由探索个体价值的欲望,逐渐的抹杀个体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将其塑造成整齐划一的“螺丝钉”,进而将大量此类同质的螺丝钉构成一个无意识的可轻易控制的集体。这些螺丝钉丧失了自由追求的能力,毫无保留的忠诚于一个虚幻的集体意识,像一群受控的机器人一般,一旦设定既定程序之后便能够毫不迟疑的行事,其结果毫无疑问极其可怕。          雷锋精神的负效应正在于通过宣扬“专门利人”的价值观来鼓吹集体主义的理念。试想,当全社会的个体都丧失了自由探索与追求个体价值的能力,并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中,接受一个统一的思维引导,去寻求价值实现,那么或许文革的暴民政治又将再现。          三、雷锋精神的政治意味          当下的网络空间中充斥了对雷锋事迹本身真实性的怀疑论调。虽然我们的确很难论证其真假,但雷锋形象背后的政治塑造却是确定无疑的,从毛的亲笔题词,到五十余年来的大力宣传,雷锋早已政治化为一个“爱党、为民”的标本。          六十余年来的思想宣传中,我们一直被灌输无神论的唯物思想,但对雷锋的塑造却趋向于将其打造成毫无道德瑕疵的圣人,如此的“圣人”与现实社会是完全脱离的。作为执政党培养起来的新时代的“好士兵”,雷锋道德完人的修炼被认为直接得益于一个好老师——执政党——的教导和培养,这从雷锋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可以得知。只有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老师方能教导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雷锋作为政治标本实际上在为执政党的“道德合法性”证明。此外,道德完人的出现也只有在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的新社会中才可能出现,而这个新社会的缔造者的功绩无疑是彪炳千古。对雷锋精神的大加宣扬事实上正是在说明执政党本身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最高道德典范和最具合法性的掌权者,而人民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方能进步。          结合对集体主义的推崇,雷锋精神的宣扬实际上是在进行新一轮的舆论引导,试图在这个价值不断多元化的社会中重新植入官方主导的声音。由于过往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被大众所排斥,新时期提倡雷锋精神往往会点缀一些信息时代个性、多元的色彩,将其往更具轻松色彩的偶像化打造,同时打着促进社会道德培养的旗号,企图降低其本身政治性的意味。但毫无疑问,公权力对雷锋精神的宣扬始终无法逃脱意识形态控制的窠臼,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清醒认知的。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青溪2舍719室              进入专题: 雷锋精神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9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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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开阳>论雷锋塔的倒掉:人造雷锋50年(一)

比如不久前还是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接着就成为了“叛徒、内奸、工贼”,过了些年又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昨天还在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祝周总理身体比较健康!”,没几年林帅就成为了“叛徒”,“叛党叛国”,接着就被批判“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还有,就算是全国人民都曾喊得震天响的“毛主席万岁”,今天就只能在乌有乡中听到了。     论雷锋塔的倒掉:人造雷锋50年(一)   文/吴恒(复旦大学)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于1963年由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提出,一直流传至今,延续了近50年,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毕竟,在1963年之后,中国,哦,“我们这儿”经历过1966-1976年的文革,经历过1971年林彪叛逃,经历过1979年改革开放,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过一次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不久前还是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接着就成为了“叛徒、内奸、工贼”,过了些年又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昨天还在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祝周总理身体比较健康!”,没几年林帅就成为了“叛徒”,“叛党叛国”,接着就被批判“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还有,就算是全国人民都曾喊得震天响的“毛主席万岁”,今天就只能在乌有乡中听到了。 在这50年的历程中,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精神能够持久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就算是“伟大领袖”,也被“三七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雷锋”和“雷锋精神”确实是这片神奇土地上一朵长青的奇葩。因为历史学专业的缘故,我不愿意接受任何被告知结论但不告知推理过程的观点。这朵花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一、 被曲解的“雷锋精神” “向雷锋同志学习”是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这句话的传播范围是如此之广,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人将其视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甚至不愿意去多想一下,多问一句:向雷锋学习什么?什么是“雷锋精神”? 这造成的后果是,虽然从上到下都在说“雷锋精神”,但大家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却千差万别。究其原因,这大概是一种文科式的思维习惯(不好意思放地图炮了),因为文科思维习惯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习惯于“不解释”,“你懂的”。而理科思维则不然,如果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定义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比如要先定义函数,定义变量。这两种思维并无优劣之分,但如果一种思维束手无策时,换另一种则说不定会有奇效。 对“雷锋精神”的定义虽见仁见智,但在总体上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这两类定义其间的差距很大,几乎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了,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理解的才是真正的“雷锋精神”。这两类定义,有三种表述方式。普通表述是:朝廷定义与民间定义;文艺表述是:庙堂定义与江湖定义;还有一种表述是:他们的定义与你的定义。 简言之,你所理解的“雷锋精神”其实并不是他们所宣传的“雷锋精神”;不止如此,他们今天所宣传的“雷锋精神”其实也不是他们当初宣传的“雷锋精神”。 如果不意外,你所理解的“雷锋精神”应该是且仅是:“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如果你年纪稍微大点,也许还要加上“甘做革命的螺丝钉”或“钉子精神”。这一句中“是且仅是”的意思是说,你认为“雷锋精神”包括了这些,且仅包括了这些。而其他美德,比如说,“牺牲小我,实现大我”,虽然也值得“学习”,但你肯定不觉得这是“雷锋精神”,那应该是“董存瑞精神”、“黄继光精神”什么的。 但其实并非如此,“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虽然确实是“雷锋精神”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来不是,从1963年至今都不是。朝廷对“雷锋精神”的最新版定义如下,有4个分句,按重要程度排序。你的理解只是他们所认为“雷锋精神”的1/4弱: “雷锋精神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支撑,蕴含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赤诚真情,始终具有激发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雷锋精神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把关爱他人、助人为乐当作最大幸福,始终具有感动人心、温暖社会的道德温度。雷锋精神以艰苦奋斗为人生品格,崇尚勤俭节约,彰显优良传统,始终具有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长久魅力。雷锋精神以敬业奉献为不变信条,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始终把普通工作岗位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2/29/c_111585841.htm ) 上文所谓“最新版定义”是指其实朝廷在不同时期对“雷锋精神”的定义是不同的,而且波动比较大。吴海刚,一位雷锋研究者,曾对此进行过简单的分析:他以1963-1999年间每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中与雷锋有关的内容为统计对象(见下图)进行分析,认为可将官方对雷锋宣传“分为六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雷锋精神”都不尽相同,具体可查阅该论文:《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2001年)。     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雷锋已在1962年8月死了,他做过的事情基本都在当时被报道过了,他的《雷锋日记》也出版发行过。也就是说,这个人应该是已经被“盖棺定论”了,但奇怪的是,虽然他做的事情还是那些,但在过去的50年里,他的精神却一直在变。 无需学者皓首穷经似的挖掘史料,我只要举出一个例子,你就能明白这些年来,“雷锋精神”只是名字没变,内涵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了。你还记得当年你年少时在大明湖畔学的那首歌么?对,就是那首,《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就诞生于1963年3月5日当天,可以说,能够准确的反应当年第一版“雷锋精神”。 我相信,这首歌,至少80后及以上都是耳熟能详的,不知道90后在读小学时还用不用学。现在,你再仔细的一句一句读这些歌词,应该就能能够明白,所谓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中雷锋做出的“榜样”是什么了吧。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版的“雷锋精神”与“助人为乐”没有半毛钱关系。为求其全,将其歌词全录如下: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作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保卫祖国握紧枪 继续(永远)革命当闯将 继续(永远)革命当闯将!”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放到哪里哪里亮 愿作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克己为人是模范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紧紧握住手中枪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但这首歌描述的确实是最初版的“雷锋精神”,理由有二,一是据词作者回忆,歌词是受周恩来题词的影响,而周的题词为“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确实与这首歌的意境相似;【见《英雄传奇之雷锋:人民心中永远的“明星”》一文, http://chn.chinamil.com.cn/xwpdxw/2011-07/11/content_4463173.htm 】而更重要的理由在于,当年给“雷锋精神”下的那些定义,现在还都在,与这首歌表达的思想高度一致。诸位可看,这些定义中,可曾有一个提到过“助人为乐”?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陈云题词:“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 董必武题诗《歌咏雷锋同志》:“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勤劳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 http://zh.wikipedia.org/zh/%E9%9B%B7%E9%94%8B )     插一句,现在再来看这些题词,如果你把第一个发言的人当成楼主,然后后面留言的当成顶帖的,你会发现这场景确实略有喜感。 说到歌曲,因为这一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因此宣传工作者也一直很重视。还有一首歌,其知名度和流行程度一点不逊于《学习雷锋好榜样》,却也是因雷锋而起。雷锋牺牲后,《前进报》在《雷锋日记》中发现了其摘抄的一首诗,于是刊登了出来,内容如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上海歌舞剧院的朱践耳读到了这首诗,深受感动,决定将其谱曲成歌,以纪念雷锋。1963年2月21日的《文汇报》刊登了他的曲,取名为《雷锋的歌——摘自》。这首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红遍全国。这便是现在鼎鼎大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才是最初的“雷锋精神”。真不好意思,这种“喜当儿”的精神,我真心学不来。 不止如此,还有一点也值得一说。雷锋纪念日是3月5日,但雷锋的生日是12月18日,忌日是8月15日。那3月5日是什么日子呢?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发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版刊登的是罗瑞卿写的向雷锋学习的文章。罗在文章中写道: “雷锋同志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雷锋之所以成为一个传大战士的最根本、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 http://news.sina.com.cn/c/144495.html ) 简言之,现在之所以在3月5日纪念雷锋,是因为当天主席有题词,而为什么雷锋值得纪念呢?那是因为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正本溯源,这才是原汁原味的“雷锋精神”。以后各个版本的“雷锋精神”,都是从此处演绎出来的。仔细阅读罗瑞卿的文章,你能找到“助人为乐”么? 而且,雷锋纪念日的设立,也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不止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见下表。     综上所述,你所理解的“雷锋精神”并不是真正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的内涵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过多次变动,但其解释权始终在朝廷,因为这个词就是他们首创的。当然,你完全可以自欺欺人的说,我就是认为“雷锋精神”等于且仅等于“助人为乐”,然后我学习“雷锋精神”。但在我看来,这仿佛就像,一个人拿着唯冠的IPAD,然后说,我就是认为唯冠的IPAD才是IPAD,苹果的iPad是山寨的。 (未完待续)     (采编:楼杭丹;责编:应鹏华)     您可能也喜欢: <天枢>“雷锋”的倒掉和公德话语重建 仰望北斗——我心中的新媒体 芙蓉姐姐与罗玉凤——其实我们嘲笑的是我们自己 <摇光>浮生四记(上) 刘瑜这个老女人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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