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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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印度圣雄甘地的这一段话，极为震撼，也带给我极大的安慰——       纯洁的人们的自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的最强有力的回答，而这种傲慢的暴政是上帝和人类所不容的。               回想当年的印度大陆，甘地以一己的良心负起全印度的苦难，毕生致力于争取印度的自由，六入牢狱，十五次绝食，四次遇刺，最后死在暗杀的枪口下，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他总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走了。     今天，我将这番话抄在这里，送给远方的贤斌弟兄，你是上帝的儿子，愿你能在《圣经》中得到安慰和力量，愿我们的上帝伸出大能的膀臂，在这块土地上施行拯救，带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愿慈爱的上帝眷顾贤斌弟兄和一切与他有着相同境遇的朋友们。愿你们的牺牲都能荣耀上帝的名。       

而且暴力为国家所垄断，那么人民是没有任何力量来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在霍布斯的世界里，取代无政府状态的只有暴政。     “美 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提出一个悖论：如果人是天使，则无需政府；如果政府是由天使组成的，则无需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但是人不是天使，政府中的 人也不是天使，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政府既能控制人民，其权力又能受到限制而不沦为暴政？麦迪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权制衡。但是如果霍布斯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如果暴力依旧是终极的力量来源，那么分权制衡也只不过是能够减缓政府滑向暴政的速度而已。美国联邦政府从建国之初的小政府发展为今天的庞然大物也说明，民 主政府照样不能避免无限扩大的趋势。     因此我把麦迪逊悖论修改为：如果非暴力的力量能够抗衡暴力，那么政府垄断暴力就是不必要的； 如果非暴力的力量不能抗衡暴力，那么宪政就是不可能的，一切政府都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暴政。前者就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如果人类想要避免在丛林状态和 暴政之间做出选择，就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源，而且非暴力的力量必须能够战胜暴力。     什么力量能够战胜暴力？阿尔文•托夫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经济和知识的力量能够战胜暴力。经济和知识的不断发展，就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希望所在。 二、我们为什么选择非暴力抗争？ 亚当•米奇尼克在被问道他们为什么选择非暴力抗争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枪。而今天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抗争，除了上述认为非暴力与自由不可分割的理由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今天中国没有暴力革命派。     我把暴力革命派定义为主张用暴力来推翻现政府，并且积极实践这种主张的一群人。目前的中国有人主张用暴力来推翻现政府，但是并不积极实践；也有人从事暴力行为，但是并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因此所谓的暴力革命派，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海 外某些“远距口头暴力革命派”把暴力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国内的维权人士身上。但我不得不说，他们对国内的维权运动存在两大误解：第一是认为维权人士主要 来自社会底层，第二则是认为维权人士立场激进，支持暴力革命。而事实是，维权人士主要来自社会的中间阶层，而且政治立场普遍温和。     民 主、维权运动应立足于民众，这无论如何都没有错，但是“民众”并不等于“底层”。今天中国的民主、维权运动的“主力”和“群众基础”通常既不属于社会最底 层，也不属于特权阶层，他们就是普通民众的一员，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政治立场温和，他们渴望社会进步，但通常并不喜欢激进、暴力和动 乱。     那些海外人士对民众也存在着误解，他们以为民众喜欢暴力，民主人士主张非暴力，就是在压制民众的革命热情。而事实是暴力永远是极少数人的游戏，广大民众既不喜欢暴力，也没有能力来实施暴力，激进和暴力只会吓跑他们而不会吸引他们。维权人士的温和主张恰好代表他们的心声。     因此，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抗争，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普通民众的参与，而普通民众的参与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和成功的条件。

该书首先是一种历史叙事，是对唯暴力史观的颠覆。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至第三部份都是对著名的非暴力运动、最终活动胜利的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分析，其大致内容作者在“序言”部分进行了概括性的列举：从1905年一位东正教神父说服俄罗斯工人走上首都的街道开始，拉开了20世纪第一场对独裁政权公开挑战的帷幕；1930至1931年甘地领导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英国殖民政府；丹麦人民于二次大战遭德军占领期间，曾于1944年夏天使所有城市陷入瘫痪，迫使德军解除宵禁及封锁措施；美国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奉行甘地的教诲，领导非裔美国人以游行及抵制的手段推翻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抵制运动发起人、工会以及宗教领袖共同携手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迫使政府释放曼德拉并促成了建构未来民主自由的谈判；与此同时，波兰团结工联在社会运动中诞生，并且引领着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在柏林围墙倒塌后，数千名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温彻拉斯广场呼喊口号：“我们手无寸铁……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随后，作者对非暴力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得出“要发起并维持奉行非暴力路线的群众运动，公民社会的强化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或巩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的结论；同时指出，“真正有效的非暴力行动，其精心策画的成分远高于其偶发部分，技术性也远高于戏剧性。……非暴力运动的重点在于让政府无法遂行其控制人民的手段”（见第19～20页）。整本书的架构已于此可见，第四部份偏重于理性分析和对现实的思考，从历史学叙事回归到政治社会学。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权力来源、实现的可能性等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充满了认知上的盲点，因此而造成同样深中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头脑的惯性思维。作者透过对非暴力运动的历史叙述而揭示了认知上的巨大变化：“在这两次事件之间（指1905年的俄罗斯彼得堡工人请愿与1991年的苏联政变—— 引者按），世人对权力的认知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真正的权力源自于其欲控制对象的认可，而非来自对受控制者的暴力胁迫。此一概念衍生自世人对独裁、侵略、以及人权侵害等行为的反抗，并呈现在卓越人物所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败中”（序言）。权力观之所以会产生巨大的误差，原因在于权力背后的物质力量和获得权力的非常规途径，一切都使人民产生错觉。而在某种以人民的名义书写的宏大话语中，各种修辞方式不断牢固地漂染着、塑造着人民的权力观。美国参议员John McCai认为，该书“为非暴力运动反抗暴政的效力提出了强而有力的论述。无数的诗人及演说家，都曾歌颂过人类即使在最艰困的处境中仍旧坚毅不挠的精神。本书则说明了那些怀有无比勇气的男男女女，对历史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他们勇于追求高于自身利益的崇高目标，因此不会被最残暴且武力强大的对手击败。对于认为权力来自枪杆子的人，我推荐他们看这本书”。诗人与历史学家的着眼点不同，对精神的讴歌与对历史影响与作用的分析同样都是需要的。 在权力观问题上，应该清醒地看到普遍存在的陈旧观念的顽强与丑陋，应该通过历史叙事充分认识对虚假权力观的颠覆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权力观的改变则会改变人们对社会运动、社会冲突的认识、预期和行动准则。作者以打破英国食盐垄断事业的印度民众、阻挡纳粹军事补给品的丹麦人民、群起反抗独裁统治的智利百姓等例子说明，“实行非暴力行动的人多会直觉发现，他们本身采取的行为即可产生权力，而不仅是身处皇宫或总统府中的人士才拥有权力。正如伟大的非暴力运动理论家夏普（Gene Sharp））所言：‘非暴力行动是可行的，而且即使是面对残暴无情的统治者及军事政权，也仍然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力量。因为非暴力行动所攻击的目标，正是所有阶级体系及政府的最大弱点：对受统治者的依赖性’”。 因此而引伸到对社会冲突中力量对比的认识：“在有关冲突的观念之中，最大的谬误就是认为暴力是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实现正当理念或者打倒不公的最高方式。不过，俄国、印度、波兰、丹麦、萨尔瓦多、非裔美国人、智利、南非，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民，都证明了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会受到另一方牵制，而且非暴力手段的威力可能更为强大（以上均见序言）”。从对权力观的颠覆到冲突观的认知，逻辑性与价值观念并行不悖，是政治社会学最基本的启蒙。非暴力抗争行动如何撼动并推翻看似难以对抗的对手，这的确是20世纪历史留给未来的人民的最大遗产之一。 2010,9,22,中秋，风雨之晨 （原载《晶报》2010,9,26,B07，深港书评•海外）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李公明的最新更新： 拆违工程虎头蛇尾会使人心寒 / 2010-10-01 08:59 / 评论数( 4 ) 官员失踪之迷背后是公共监督的缺失 / 2010-10-01 08:46 / 评论数( 4 )

（参与2010年9月30日讯）:今天是9月29日周三，法院上班。我又一次跨进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立案庭的门槛，继续我要立案。自8月31日起至今，我已第20天在法院静坐，维护公民诉权。 截止今天9月29日，就上海市民冯正虎一人的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天数已达：4916天。其中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司法不作为3646天，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司法不作为 159天，浦东新区法院司法不作为101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