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

今年7月18日，是南非著名精神领袖曼德拉95岁生日。人们在祝贺他长寿的同时，更是借此缅怀他的伟大人格魅力与和解精神。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世界级的伟人–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莫汉达斯o卡尔姆昌德o甘地。他是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是独立运动之父和民族先驱，是国民的精神领袖。1947年1月30日，这位年近八旬、身体羸弱的国父倒在了一个民族极端分子的枪口下，结果举国悲哀，举世震惊。...

「和平佔中」包含了幾個重要的相關元素，那就是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及公民醒覺。在爭取落實真普選這目標，它們都是非常重要。 非暴力行動 非暴力行動包括了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行為。吉恩‧夏普教授(Professor Gene Sharp)在《從獨裁到民主 ﹣解放運動的概念框架》一書提出了一百九十八項非暴力行動的具體方法。它們可以分為三大類：抗議和說服、不合作和干預。不少人以為非暴力行動的目的，就是要為執政者製造管治上的困難，令其不得不作出讓步。但按夏普教授研究所得，非暴力行動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公民能產生出要規限政府權力的意願，及令到公民明白到他們其實是有能力去拒絕同意執政者以現行的不合乎公義的管治方法繼續管治下去。 任何政權都不可能單純依靠強權或利誘去長久管治一個地方。它必須得到公民認同其為享有正當性的政權，那管治才可以有效地延續下去。大部份人其實都會基於慣性而接受了現政權是具有管治的正當性的，而政權很大程度就是依靠人們這種慣性甚或惰性，令管治能維持下去，即使其管治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但當非常多人都能醒覺到他們其實是可以選擇不繼續去接受現政權某種管治的方式，尤其是一些不合乎公義的方式，那麼這個政權就不能不作出回應去改變， 不然其正當性就會不斷弱化令管治出現危機，甚至到了難以管治下去的地步。 公民抗命 「和平佔中」所採用的方法是混合了多種非暴力行動，而其中一種就是公民抗命。公民抗命怎樣能產生上述非暴力行動的作用呢？公民抗命都是涉及不合法的行為，而與其他也是不合法的非暴力行為不同之處，就是公民抗命者會自願承擔罪責。這主要是參考馬丁路德金在其《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所提出的公民抗命模式。公民抗命者是基於一個公義的訴求而作出有限度的違法行為，並透過承擔罪責去感動社會內的其他人，讓他們也看到現行的一些法律或制度是不公義的，促使他們支持把那些不公義的法律或制度改變為合乎公義的。 要使公民抗命的行動產生上述的作用，關鍵是在於「反差」(contrast)。進行公民抗命者愈是無私，就愈能突顯出他們所挑戰的法律或制度是不公義的。他們愈是能堅持非暴力及和平安靜，那就愈能突顯出那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力或武力是暴力和不合理的程度。他們付出的代價愈大，就愈突顯出法律或制度不公義的程度。這也是為何公民抗命者要自願承擔罪責。 因此，如甘地那樣手無寸鐵、自願、但也主動地走到軍警前被他們擊打，所製造出來的反差就是最大，效果也應是最大。馬丁路德金所提出的公民抗命模式，並沒有去到甘地那個程度的反差，他沒有主動地去挑引軍警對他施加暴力。因此，甘地的公民抗命模式是更進取的。反之，若示威者在行動中使用了武力，那麼軍警使用武力去鎮壓，反差就會減少，效果就會削弱。示威者所使用的武力的程度愈高，其實是更加容易合理化了軍警去採用更高程度的武力。「和平佔中」所會採用的是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模式。 公民醒覺 如馬丁路德金所說，公民抗命的目的其實就是喚醒人們去看到制度上的不公義，而當人們覺醒到制度上的不公義如何損害到每一個人的尊嚴及違背個人及社會的長遠利益，他們就會採取各種方法包括了各種各樣的非暴力行動，去促使法律或制度改革，使它變得更合乎公義。 因此，非暴力行動和公民抗命能否成功改變不公義的法律或制度，就是在於普羅市民是否會被他們的行為所覺醒得到。要使別人覺醒，那就是假設了那人是睡著了的。但若他根本不是睡著，而是對這些公義訴求根本不認同，或採取冷漠的態度，或是雖醒了但卻基於不同原因裝睡；而大部份人都是這樣的，那麼非暴力行動和公民抗命就會失敗。 要使香港市民覺醒，「和平佔中」所採取的策略不只是等到進行公民抗命時才做功夫，而是由運動一開始，從意念的醖釀，到進行民主商討和公民授權的程序，就已帶動香港社會進行著公民教育的過程，令更多公民透過這些合法的行動也去反思今次公民抗命的行動所追求的民主和公義， 是否值得為此而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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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印度圣雄甘地的这一段话，极为震撼，也带给我极大的安慰——       纯洁的人们的自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的最强有力的回答，而这种傲慢的暴政是上帝和人类所不容的。               回想当年的印度大陆，甘地以一己的良心负起全印度的苦难，毕生致力于争取印度的自由，六入牢狱，十五次绝食，四次遇刺，最后死在暗杀的枪口下，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他总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走了。     今天，我将这番话抄在这里，送给远方的贤斌弟兄，你是上帝的儿子，愿你能在《圣经》中得到安慰和力量，愿我们的上帝伸出大能的膀臂，在这块土地上施行拯救，带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愿慈爱的上帝眷顾贤斌弟兄和一切与他有着相同境遇的朋友们。愿你们的牺牲都能荣耀上帝的名。       

而且暴力为国家所垄断，那么人民是没有任何力量来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在霍布斯的世界里，取代无政府状态的只有暴政。     “美 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提出一个悖论：如果人是天使，则无需政府；如果政府是由天使组成的，则无需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但是人不是天使，政府中的 人也不是天使，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政府既能控制人民，其权力又能受到限制而不沦为暴政？麦迪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权制衡。但是如果霍布斯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如果暴力依旧是终极的力量来源，那么分权制衡也只不过是能够减缓政府滑向暴政的速度而已。美国联邦政府从建国之初的小政府发展为今天的庞然大物也说明，民 主政府照样不能避免无限扩大的趋势。     因此我把麦迪逊悖论修改为：如果非暴力的力量能够抗衡暴力，那么政府垄断暴力就是不必要的； 如果非暴力的力量不能抗衡暴力，那么宪政就是不可能的，一切政府都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暴政。前者就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如果人类想要避免在丛林状态和 暴政之间做出选择，就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源，而且非暴力的力量必须能够战胜暴力。     什么力量能够战胜暴力？阿尔文•托夫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经济和知识的力量能够战胜暴力。经济和知识的不断发展，就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希望所在。 二、我们为什么选择非暴力抗争？ 亚当•米奇尼克在被问道他们为什么选择非暴力抗争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枪。而今天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抗争，除了上述认为非暴力与自由不可分割的理由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今天中国没有暴力革命派。     我把暴力革命派定义为主张用暴力来推翻现政府，并且积极实践这种主张的一群人。目前的中国有人主张用暴力来推翻现政府，但是并不积极实践；也有人从事暴力行为，但是并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因此所谓的暴力革命派，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海 外某些“远距口头暴力革命派”把暴力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国内的维权人士身上。但我不得不说，他们对国内的维权运动存在两大误解：第一是认为维权人士主要 来自社会底层，第二则是认为维权人士立场激进，支持暴力革命。而事实是，维权人士主要来自社会的中间阶层，而且政治立场普遍温和。     民 主、维权运动应立足于民众，这无论如何都没有错，但是“民众”并不等于“底层”。今天中国的民主、维权运动的“主力”和“群众基础”通常既不属于社会最底 层，也不属于特权阶层，他们就是普通民众的一员，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政治立场温和，他们渴望社会进步，但通常并不喜欢激进、暴力和动 乱。     那些海外人士对民众也存在着误解，他们以为民众喜欢暴力，民主人士主张非暴力，就是在压制民众的革命热情。而事实是暴力永远是极少数人的游戏，广大民众既不喜欢暴力，也没有能力来实施暴力，激进和暴力只会吓跑他们而不会吸引他们。维权人士的温和主张恰好代表他们的心声。     因此，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抗争，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普通民众的参与，而普通民众的参与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和成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