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中国报道周刊 | 邓小平改革的未竟事业是什么?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1980年8月18日,74岁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黨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陈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   邓直言: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当年,鄧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他坦承:“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   但作为有历史责任感的一代政治家,他坚信:“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无可置疑,鄧小平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起,主动承担起了那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邓 小平的改革如果后继无人,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很难持续,社会和谐稳定也是一种奢望。1986年6月28日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 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鄧小平留下的最大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鄧小平多次强调:“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黨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然 而,当前中國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國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 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 国力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二十多年前的改革者由于得罪了利益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利益集团的特权,他们所遭遇的命运,让今天沉浮在权力 中心的人仍然如履薄冰,谁也不愿意冒着失去权力失去财富的危险,再去发动甚至完成一场影响全民涉及全民惠及全民的政治体制改革!   因而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其实己经紧紧关闭,十七届六中全会抛出的文化改革是对鄧小平改革初衷的扭曲和颠覆,是为了拖延社会上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呼求的一种诡辩。   邓 小平倡导的改革曾经唤醒过一代昏睡愚昧的人,三十多年来,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三十多年 来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國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来看,恐怕只有毛澤東发动的纹化大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这场经济改革远没有当年 的文化革命那么狂热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对一代中國人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鄧小平倡导的改革,对于经历过文革劫难的中國人来说,简直 就是光明与黑暗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中國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得以诞 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國人都在这场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 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性质,八十年代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國人的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 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八十年代末期之后,鄧小平倡导的改革嗄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國的政 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國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 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各种手 段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   中國的社会财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 烟,如果仅仅是“利益博弈”还要讲规则讲程序,还要讲社公平讲公开。然而中國社会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 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越来越脆弱。于是,一 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 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改革于是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 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以及历史推动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 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 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國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 人民艰于呼吸!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会容许中國出现新的改革力量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正如强大的利益集团认为只要建立同样强大的维稳力量,执政者就足以应对因腐败滥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冤假错案而带来的种种危机和挑战!   早 在2003年春天,当“胡溫新政”面世之初,中國人曾对两位草根出身的政治人物抱有幻想寄予希望。然而这些年过去,中國只是加速崛起了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 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平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 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看不到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得以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加重了人们对政权 的失望情绪和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 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鄧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而离中國渐行渐远……   一 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和社会的公平。经济越是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1980年鄧小平开启了 中國改革的大门,30年之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政治家的历史重任。中國经济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 益和意志”的,就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鄧小平的未竟事业。   来源: http://cskun1989.blog.163.com/blog/static/127678224201110882724226/   作者: 蔡慎坤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2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邓小平改革的未竟事业是什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WTO与国有金融体制改革 (2) 邓式改革三十周年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0) 进一步改革歧视农民的税费政策 (0) 走出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 (2)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央集权制 (0) 行动起来搬掉新“三座大山” (8) 联合国改革给中国出了两道难题 (0) 维新变法百年后的思考 (0) 破除体制性障碍,打开就业大门 (0) 现在是否是政治改革的好时机? (1) 渐进改革之后——从改革到改制 (0) 民生主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0)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3) 毁于领袖专权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 (0) 晚清新政困局——政改是找死,不政改是等死? (1) 无法回避的中国银行业改革 (0)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三大任务 (0) 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 (0) 改革要有新思维 (0)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0) 改革开放30年 (1) 改革只能深化而不应停止 (0) 改革出了什么问题? (0) 改革之难,有时真是难于上青天 (0) 改革之痛 (0) 改良和革命殊途而同归 (3) 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0) 建议“两会”审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0) 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 (0) 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 (0)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变革 (2) 国家审计署长李金华用数字向“改革”喊话 (0) 国企改革,患了精神分裂症 (1) 唾弃没有良知的学者 (24) 呼吸税——改革精英最后的掠夺 (12) 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0) 县制改革刻不容缓——有感于西丰“一把手”的无法无天 (2) 制度:不是一个人腐败变成几个人腐败的工具 (0) 别让公车改革由“非法”使用变合法占有 (0) 关于集体林权改革的疑问 (1)

阅读更多

微博是一场革命吗?

微博是一场革命吗? 作者:薛莉,夏克余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1-11-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0 12:45:42 阅读量:6次    过去两年里,微博在中国异军突出。微博不仅成了突发新闻的发源地,也成了意见领袖们的论坛,制造并传播了不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闻事件,如郭美美的微博炫富、邓飞的微博打拐和“免费午餐计划”、微博局长等等。素以提供“观点”著称的《新周刊》在一期杂志的封面故事中指出,微博正在以新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掀起一场“微革命”。   微博真的能引起一场革命吗?   在FT2011年中国高峰论坛上,一些微博名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互联网观察家谢文认为,革命并非仅仅因为微博而引发。他说:“为了探索微博,我专门去了趟伊朗,想看看twitter和伊朗革命有没有关系,事实证明,没有关系。今年我又去了突尼斯,发现突尼斯革命和twitter还是没有关系。当一个社会要突变的时候,有没有微博根本没有关系。”他强调说:“微博就是一种工具。不要把微博的使用者产生的内容,强加给微博本身。”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觉得“革命”这个提法“野蛮、粗暴。”但他同时又盛赞了微博:“微博解放了我。我发了一条微博后,想不出博友们会从什么角度给你解读。像我这种读书少的人,现在再读大学不可能了。微博就是我的学校。”他认为:“微博上有错误,但微博同样可以集结所有人的力量来纠正错误。比如,刚才我把环保部说成环保局,把人家说低了一级,微博上马上就有人给我指出了。”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也不喜欢“革命”的提法。虽然他承认微博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指出:“中国的微博现在因膨胀而失控。微博舆论的力量正在改变决策的方式。一个缺乏法制的社会,如果因为舆论的力量,而改变决策,也很悲剧。因此需要一个配套,而不能只靠微博这一个东西。”   提出“微革命”观点的《新周刊》的总编封新城则在会场解释他们想出这个名词的初衷:“微博掀起的不仅是‘微革命’,它是通过每个人在网络上的‘微动力’来推动社会的‘微变革’,同时组成我们日常‘微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大势所趋。”他以《新周刊》为例,“也许有一天这本杂志会被在新浪微博上坐拥300万粉丝的‘@新周刊’取代,成为后者的赠品。”

阅读更多

OhMyMedia | 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为家乡立人

本报记者 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16日   12 版) 李英强 (寇爱哲  摄) 四川巴中的晏阳初图书馆   (柳建树  摄) 湖北青石镇的黄侃图书馆  (郭建光  摄) 黄侃图书馆内的阅读场景   (罗奇志  摄) 李英强   (罗奇志  摄) 编者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陈教育的误区,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为青年、为国家贡献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这一问题上,当代教育仍有值得检讨之处。许多有识之士已展开研讨,并将改良举措付诸实践。“立人图书馆”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项目。 4年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大城市生活,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和他相伴的,还有一份扎根农村、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执拗理想。 几年过去,他在自己的家乡和全国其他8个省份共建起了13座图书馆。他雄心勃勃,想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图书馆。 这些乡村图书馆,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立人”,取《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之意。李英强想通过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就去行动。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青年人说道,语速极快。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初冬的一个下午,在湖北省蕲春县这个名叫青石镇的地方,太阳还稍有点刺眼。32岁的李英强趿拉着一双蓝色拖鞋,穿着一件浅灰色外衣,抱着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如果不了解他的背景,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名校硕士。 台阶前的水泥地上晒着稻谷,往前,是一条不太宽的公路。飞驰的汽车鸣笛驶过,掀起阵阵尘土。马路另一侧,是青石镇中学。一些推着小车卖零食的小贩,在等待着学生的出现。 图书馆就在李英强的身后,一栋红色的4层小楼。这是李英强今年才租下的,每年租金1.8万元。摆放在门前的一块白板上,写着“图书馆,免费阅读”的字样,算是牌子。此前,他的图书馆设在中学内,不对镇民开放。 公路上人来人往,但没什么人走进图书馆。 “时间长了,就会有人进来。”年轻的父亲倒是很放松,逗弄着怀中的孩子,不时笑出声来。 5年前一个冬日,李英强到河南农村出差。一个个村庄从火车窗外掠过,许多显得凋敝。农村出身的他,便与同行友人谈论起农村的话题。他们聊到农村的衰败,聊到农民精神世界的荒芜,聊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同题系列文章。 其时,李英强刚刚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在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初为四川一位学者所写,在文章中他以自己所在的中学为切入点,引申到他对整个社会的担忧。作者在文中强调:“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此后,一些人开始写同题目文章,描写及反思自己家乡的“沦陷”。 “我几乎看过所有写家乡沦陷的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李英强说。 家乡对他来说,是一个亲近而又遥远的地方。自1997年离开农村老家,到外地上大学后,他就一直在城市生活。每次回到老家,他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即便是短暂的逗留,家乡的凋敝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位四川学者在文章中写道:“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这样的景象,也在蕲春县出现,也在青石镇出现。 李英强读中学时,这个叫青石镇的地方,还有几家“有追求”的小书店,而国营的新华书店,也会卖一些“打开世界大门”的图书。 如今,那些小书店不见了。那个不太大的新华书店虽然仍在这个镇子上营业,不过里面的书已经与以前有“质的不同”。在昏暗的空间里,破旧的书架上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教辅材料、科技书籍等。镇上的高中毕业生蔡小海大呼:“这些书都过时了,有谁会买?” 小镇上还有几家网吧。每次回到家乡,李英强总能发现,一些戴着红领巾或穿着校服的孩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网吧中,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一些游戏中,甚至还出现色情的画面。 上高中后,李英强来到县城。当时县城的人文氛围,让他充满激情和想象力。那时,县城的电影院会放映一些不错的影片,他在那里看到过科幻大片《未来水世界》。而现今,电影院依旧在,只是已经变成了歌舞厅。 那些他曾买到过《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以及《简爱》、《悲惨世界》的书店,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租书店。在这些租书店中,他总能看到一些学生在翻阅穿越、盗墓或者“有点色”的言情类书籍。 “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李英强说,“家乡的沦陷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沦陷。” 那次旅程快到目的地时,李英强严肃地对友人说,自己想回到家乡,为乡民建一所图书馆。因为“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我不能逃离,也无处可逃。我是农村考出来的,我必须回到农村去。”他对友人说。 友人一听,当即点头称赞,并鼓励他放手去做。 此后不久,李英强就开始筹划第一家乡村图书馆。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 这栋红色小楼的一楼,约有200平方米,沿着3面墙壁,立着一圈书架。图书馆的志愿者将书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屋子中间摆放着几张白色的书桌,桌上也散落着一些图书。 这些图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还有中学生读物。甚至一些比较“艰深”的书,也出现在这所乡村图书馆里。如果不是门前那些晒着的稻谷,不是公路上乱窜的母猪,乍一看,就像置身于都市中一个有品位的书店。 立人图书馆的书目都经过精心挑选。李英强曾放言:“就藏书质量而言,如果在立人图书馆读几年书,会比上一般的大学强得多。” 2006年的河南之旅一结束,李英强便开始写建立乡村图书馆的计划书,并拟定图书馆的核心书目。其间,他不断与学界朋友联系,请他们推荐适当的书目,甚至还通过网络征集。 立人确定的方向,是以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人文(humanity),指向的是人的发现、成长和完善。综合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意味着一个整全的“人的现代化”。 李英强也意识到,立人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一些公民常识,培养和训练他们的人格,做公民教育的试验者。 最终,他拟定出适合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书目,共约2000多种。 其中小学生书目有近200种,以简单经典的故事书为主;中学类书目,内容随年级逐渐加深。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系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以及鲁迅、胡适的书,还有钱穆、汤因比、费正清、唐德刚、张灏、葛剑雄等人的著作,都在核心书目之列。此外还包括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 “书目是图书馆的灵魂。农村学校没有城市学校条件好,但立人至少能让农村学生读到高品质的书。”说到这里,李英强加重了语气。 当年刚上大学时,面对那些侃侃而谈的城里同学,他曾产生过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因为中学读书少,一些讨论,他几乎插不上嘴。很长一段时间后,这种自卑感才淡化。 筹划立人乡村图书馆时,“平等”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意识。尽管“硬件”的城乡平等并不现实,但李英强相信,以阅读为主的“软件”是可以填平鸿沟的。 书目拟定后,他就开始着手筹款。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步。有朋友回忆,那段时间,每与李英强见面,他都像“着了魔一样”,反复问两个问题:靠谱不?支持不? 第一笔收入是帮着他设计立人标识的朋友捐赠的。当听到他的乡村图书馆计划后,朋友毫不犹豫地掏出300元钱。此后,李英强不断游说,不断有钱捐入。 与此同时,这名北大硕士托家乡的关系,与家乡学校的领导沟通。他的计划是,在学校原有的图书馆基础上,配备自己的核心图书;图书管理,则由自己招募的志愿者负责。因为并不增加学校的成本,学校当即同意。 在“普九”之时,各地的中小学都被要求设立图书馆,配备一定数目的图书。不过,据一名初中校长说,一些农村地区的图书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使用过。另外,图书的种类偏少,以教辅书为主,还有一些图书则完全是“凑数的”。 青石镇中学的图书馆也是如此。有学校老师回忆,当时的图书馆甚至不开放。 2007年12月底,第一座立人乡村图书馆,在青石镇中学内试营业,起名“黄侃图书馆”。此后,每开一个新馆,大多会以当地文化名人的名字命名。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出生于青石镇,故以他命名。在四川巴中,则有以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命名的立人图书馆。 李英强为这座图书馆配备了2000种图书,以人文、社科类为主,每种图书各一册。 开馆那天,天气很冷。下课后,学生们便涌进图书馆。这个只有52个座位的图书馆,被挤得水泄不通。外面还有很多学生在等待,里面的学生一出来,就会有人挤进去。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个月。为此,他不得不限制学生数量,并请人做了60个代书板,只有拿到代书板才可进入。即便如此,图书馆外经常也有学生排队等待。 当时蔡小海正在读初三,有一次老师上课时,特意讲到立人图书馆,鼓励同学们多到图书馆读书。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小海记得老师这么说过。 乡村教育革命,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从一开始,李英强就在探索一条教育之路。这也是立人图书馆最核心的定位。 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你看到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在这个信息如此发达、学习如此多元的时代,依然以最低的效率‘被学习’;你看到数百万的中国青年,在经历了所谓的大学教育之后,陷入到失业、迷茫,无力于自身发展,无能于家庭社会;你看到每一个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考试、被排名、被歧视、被告密、被侮辱、被消磨,你不痛心吗?” 因此,他希望自己能为青少年提供一条“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成人”之路,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功能,即立人。而乡村教育革命,“当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这和李英强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当地几乎无书可读,能看到的,无非是一些评书。偶有大人们拿回一本书,他就会读得津津有味。 年纪大些后,他的生活态度一度消极,准备退学,还曾离家出走过10多天。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自己内心一无所有。 “那时觉得生活没意义。如果我能读到一些有品质的书,或许我就不会有退学的冲动。”李英强回忆道。 作为对教育品质的追求,立人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阅读课、手工课、电影欣赏、讲座、冬令营、夏令营等。李英强理想中的乡村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学习中心、教育基地,还是一个文化中心、精神家园,并且还将成为一个交流中心和公共平台——人们从这里不但是索取,还给予,更重要的是交流,图书馆成为乡村公共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 2008年,李英强在图书馆内开设“中学经济学”。每次开课,总有数十人前来听讲。 蔡小海就是他的忠实听众,几乎每次都到。在课上,小海学到了一些经济学常识,并且还学会用这些知识分析经济事件。 上高中后,他和几个同学认为学校强制给学生订奶的做法不对,便一起调查,一起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学校有“垄断”之嫌,并将分析发表在自己创办的学生报纸上。报纸一出,引起“全校震动”,最后学校取消给学生订奶。一时间,他们几个被同学们奉为“英雄”。 “要是没有图书馆这个平台,我们也做不到这一步。”蔡小海笑着说。 像这样的调查分析还有不少。比如学校的垃圾处理问题、铁栅栏的成本问题、学校的扫帚为什么比家里的坏得快,等等。 借助图书馆这个平台,蔡小海认识了很多校内外的朋友。周末休息时,一些人会跟随小海,到图书馆读书。 小海和另外一所学校的学生小伟认识后,两人经常在图书馆展开讨论。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写出来?”李英强启发他们。 两人兴致很高,召集了一些朋友,开始深入讨论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还成立一个编辑部,筹划办一份报纸。不久后,小海出资200元钱,买了一台旧电脑。 第一期报纸出来了,叫《一代人》。一位学者看了其发刊词后,直呼“写得老道”。他们先后出了4期报纸,直到这个团队在高考后各奔东西。 有一次,为了想刊登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文章,蔡小海辗转找到其电话。通过电话,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数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近几年,网络开始冲击到这个距离县城近30公里的镇子。李英强曾看过一篇分析少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文章。看后他明白了一点,孩子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沉迷于虚拟世界中的聊天儿,其实是教育之病引发的天然反抗。 为此,李英强更加注重通过图书馆和专门的阅读课之间的互动来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青石镇现在仍有几家网吧,时常可看到一些孩子的身影。对此,李英强淡淡一笑:“图书馆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在一次夏令营中,李英强组织过一场辩论赛,参加者是北京大学的7名本科生和蕲春的一些高中生。他观察到,在辩论赛上,这些高中生个个表现得“很自信”,“反驳很有力”。 辩论赛结束后,有高中生对他说:“我们并不比大学生差。” 立人图书馆对乡村教师的触动也很大。黄侃图书馆开馆时,李英强邀请北京的几位学者到青石镇与师生交流。当地一名老师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学者的话:即使在现有的乡村教育体制下,中学老师也能有所作为。 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些学生陆陆续续走进这座图书馆。这是图书馆最热闹的时刻。回家的学生开始返校,来早了,就到图书馆看看书。 他们或在书架上选书,或在桌前看书,有几人还低声地讨论着什么。图书馆有几名专职义工,但他们几乎不去打扰这些孩子们。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女生问道:“叔叔,这个图书馆会一直开下去吗?” 旁边一名志愿者回答她:“会的,一直开放,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小女孩不是本地人。她的父母在青石镇打工,她便跟随父母到这里读小学。立人图书馆在校外开放后,她经常到这里读书,尤爱看漫画和绘本。她说自己常常想象,如果有法力,就会帮助穷人做很多很多事情。 而在之前,小女孩说,自己除了课本外,几乎没书可读。每天天一黑,她就只得一个人呆在家中,不是写作业,就是看电视。 她甚至连玩伴都没有。冬天黑得早,天一黑下来,镇子上的人似乎停止了活动,除了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几乎看不到人的踪迹。 还有两个小男孩,每天天一擦黑,他们就结伴出现在图书馆中。他们并不喜欢看书,当被问起为什么喜欢到这里玩时,两人的回答是“没地方玩”。 这一点,李英强也看在眼里。“生活本可以是丰富和灿烂的,然而大部分人都是单向度的,向着一个方向努力,因此也不知道什么是丰富什么是灿烂。” 因此他鼓励志愿者多开一些兴趣课,从而让立人图书馆“看得见、摸得着”,“不是天边一朵云,而是落在地上的雨水”。 志愿者小婷开了一门手工课。10多个女孩子,跟着她学编手链。女孩们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阵阵笑声。过几天,小婷就要离开,两个小女孩还分别送了她礼物。 休息日的晚上,图书馆还会放电影。这天放的是《音乐之声》,英文原版的,可一些孩子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不过,一些家长并不买账。一个孩子经常到图书馆读书,父亲不同意,总是把孩子拉回家。孩子不愿回去,父亲就说:“光看这些书有什么用?考不上大学,你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农民?”孩子只好顺从地跟着他回家。 志愿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后,很不解:“读书明明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家长们不愿意孩子们读书?” 后来,他们到一些同学家中做家访。在给家长们讲了一大堆读书的道理后,对方一句话就驳回来:“到图书馆,能不能考上大学?”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接受了志愿者的意见,不再强硬地拖孩子回家。晚上下自习后,一些孩子甚至在图书馆逗留到晚9点过。而第二天早晨4点过,他们就要起床,准备上学。 在这个偏僻的乡村中学,学生每天用在课内学习的时间达到10多个小时。 即使在双休日,高年级的学生仍被要求有一天在校学习。“我们就像一个个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一样。”一名初三学生说。 高三毕业后,蔡小海没考上大学。他到外地打工,“每天挣200元”。打工期间,他一直和青石镇的图书馆保持着联系。终于有一天,他跑了回来,并住在图书馆中,准备来年再考。偶尔,他也给志愿者们做饭。 “在外打工的那段时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打工就是我的生活吗?每问自己一次,我就否定一次。我很痛苦,所以就回来了。”这个唇角刚长出胡茬的年轻人说。 这也正应了李英强所说的:“如果可能的话,图书馆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当他从乡村外出四处漂泊,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图书馆的“温暖”,李英强将图书馆开到更多的乡村,希望更多的村民走进来。 时至今日,13座立人图书馆已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河北、江西、山西、重庆、陕西等地的乡镇或县城扎根,办理有效借书证2000余个,覆盖人群达到数万人。 一个读者,就是一棵苹果树 11月上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英强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蕲春县城的黄侃图书馆分馆回到青石镇。 图书馆里空荡荡的,一片寂静。他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对在场的志愿者说:“今天很有收获,有一个女生看了一下午书。” 大家面面相觑,随后哈哈大笑。李英强也跟着笑起来。有志愿者说,自己也培养了几名读者,也应该高兴。 “培养读者很难。只要我们坚持,相信会有不少人来读书的。马丁·路德曾说过: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也会选择在今天出门,种下一棵苹果树。”李英强开始给大家打气。 县城的图书馆开了有一阵子了。前几个星期,几乎无人问津。即便如此,他们也坚持在休息日开门。 吃过晚饭后,李英强照例躲进房间,通过网络和外界联系。他得募集更多的钱,还得招聘更多的志愿者。同时,他还要一遍一遍地传播他的理念。立人图书馆越建越多,钱和人成为李英强头痛的事情。 他曾写道:“林中两条路,我们选择了人烟稀少的小径。不被社会时髦的潮流裹挟,不被已知未知的困难吓倒,我们选择,我们承担,我们热爱,我们享受。” 其他志愿者也各行其是。一部分到一楼,等待着读者的到来,另外两人则在二楼忙活。二楼准备再办一个阅览室,书架的材料已经买来了,志愿者们得自己组装。 来这里的志愿者,每个人都怀揣着一分理想。 一名志愿者,在回答“我为什么来立人”的问题时写道:“我只希望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多看一些书、开阔眼界、长长见识;只希望在他们毕业后、踏入社会前,思维里面不出现或少出现外出打工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只希望10年后他们在对自己的孩子讲起美丽的校园的时候,不要说那是‘猪圈’。” 志愿者王一夏,硕士研究生没读完,就申请到立人图书馆工作。她的理由很简单,只为做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志愿者尹虹,刚刚办完离职手续,在广州,她的月薪是3万元。志愿者阿良,原为一家飞机制造厂的工作人员,收入也不菲。还有志愿者三炮、小张、小婷、阿飞、小树等,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 志愿者的这些行为,也常常感动着李英强。他将这个团队的生活,看作是“生活在真实之中的生活”,是一种“‘在人间’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信任、友谊和爱,充盈其间”。 青石镇人依旧在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一些人出门打工,一些人没事打打麻将,一些人喝酒作乐,还有一些人钻进网吧……白天的公路上依旧一片繁忙,依旧有猪在乱窜。图书馆对面那些闲聊的村民,始终没有走进过图书馆。 有志愿者着急,“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拉进来”。但李英强总说:“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图书馆在这个地方存在,就是意义。” 只要他有空,还是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抱着孩子晒太阳。 小女儿不知为何笑了,李英强也被带笑了。他把女儿举到面前,用额头碰碰她的额头。

阅读更多

颜昌海:捷克天鹅绒革命,终结极权统治

22年前的今天,1989年11月17日,在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德国柏林墙轰然倒塌,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学生发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引发了以和平方式终结本国共产党统治的“天鹅绒革命”。 早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一场试图摆脱苏联共产党控制的政治民主化运动。6月27日,《文学通讯》等4家报刊同时刊登由著名科学家、文学家、演员等签名的《两千言宣言》,批判捷克共产党的腐败现象,并表态支持民主化运动,结果引起苏联共产党的恐惧不安。8月21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军队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这场“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给捷克社会和人民造成深刻的影响。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比苏联政府更强硬地控制本国人民,要求在重要场合须挂苏维埃旗帜,严格控制人民的各种选举,整个社会气氛相当压抑,恐惧感和不信任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捷克斯洛伐克人彼此怀疑,讲话凑到耳朵边小声说怕被听见告密,大人在家里对孩子说完全不同的一番话,又总是叮嘱孩子不要到外面去讲。 “布拉格之春”后,成千上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被迫改变了他们正常的生活,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甚至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这一切给捷克人造成了道德困境,人们对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对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幻想和理想开始被严酷现实所粉碎。 不满共产党统治的捷克知识份子们以地下方式活动,著名剧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于1977年策划了“77宪章”运动,多次策动群众游行示威,要求捷克共产党政府在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后兑现人权承诺。哈维尔因此几度被抓进监狱又被放出。 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之前就有不少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等雅克什继任胡萨克出任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企图推动经济改革与民主化时,已经为时已晚。1989年1月16日至19日,在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自焚20周年之际,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发生2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数以万计的人高呼“要自由”、“要人权”、“雅克什滚蛋”等口号。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雅克什态度强硬,拘留数百人,示威的发起者之一、“77宪章”发言人、著名剧作家哈维尔被判刑。 11月17日,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活动,而且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捷克共产党统治。当局出动防爆警察和伞兵抓捕了游行活动的带头人杜布切克。1月20日,刚从共产党监狱出来的哈维尔对50万游行示威群众演讲,逼迫共产党政府下台。在民众的持续游行抗议下,11月24日,雅克什被迫辞去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一职,捷克政府并且举行了第一次的多党选举。1989年12月29日,多党选举的结果,哈维尔所领导的“公民论坛”获得胜利,哈维尔被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届总统。在布拉格之春中失势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担任联邦国会议长,完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 在哈维尔任捷克总统期间,他积极深化民主及提倡人权。在国际政治和道德立场上,他对各类真假共产党政权不抱任何幻想。他为人谦虚,从来不搞政治交易,是受人尊敬的国家元首之一。11月17日这一天于是被定为捷克的国家节日,被命名为“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之日”。 “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发生的这场反共产统治的民主化革命,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此名。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这一名词特指在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中欧、东欧独联体国家的政权和平转移更迭,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对抗以及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在不发生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更替。 总统哈维尔1978年在共产极权年代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无权势者的力量》,以这个名字命名的讲述捷克天鹅绒革命的记录影片,2009年6月15日在纽约首映。影片以访谈结合实景,采用大量资料画面,重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共产极权统治下,寻求反抗的过程:从小范围的印资料,与西方媒体接触,到学生集会,市民参与,形成50万人在广场与军警对峙的局面,四十年的历史压缩在一个半小时中。 2005年5月25日,策动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哈维尔说:“对抗共产主义最好的武器,不是采用武力器械,而是采用道德,理念和知识的武器,能够面对危险而勇敢地站出来坚持真理是最有效的办法。”哈维尔在有关座谈会上谈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在历史上所从未经历过的,虽然人们缺少反对和推翻它的经验。但是共产主义体制自身的结构使得它不可能长久。欧洲就是在1989年共产党体制发生危机的同时,知识界和精神界的反抗力量逐渐强大,从而导致了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解体。 捷克政府于2010年11月3日一致通过参议院的法律提案,承认“第三波反抗运动”即新黑暗时期。它始于1948年2月共产主义掌权后,经过1950年代的个人崇拜时期,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过渡及民主化进程时期,直至天鹅绒革命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为止。在此期间,捷克许多反抗共产主义运动的爱国人士被迫害、被关押、被处决。根据法律提案,他们将获得赔偿和表彰。捷克总理彼得•奈恰斯宣布:“我认为政府明确支持参议院的关于反共产主义运动成员及反共斗争参与者的法律提案是非常重要的。对该法律的支持己直接列入政府的议程、通报及联合条约中。政府的这个立场,并不奇怪,而且今天的表决在政府内己被确认。” 该提案的目地是,对反共产主义运动成员和与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进行赔偿和肯定。尤其是对所有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士做出道义上的赞扬。 捷克评论员莎曼评论说:对清算共产主义罪行的审讯程序长期受阻,是因为法院不做为。法官是共产党员或者选择共产党员做法官,这在今天的社会里不算是耻辱。所以对共产主义罪行的审判应该实施不限期起诉,澄清罪恶事实,之后再进行道义审判。最后,以纽伦堡道义法庭宣判共产主义体系的罪恶而告终。莎曼说,共产主义是邪恶的,而且以前很多共产党员都是邪恶权势中的人。我们生活在那□时代的人,大家都是无可奈何的在那个邪恶的掌控之中,有些人挣脱出去了,有些人为反对这邪恶政权而斗争过。当前反共产主义的斗争应该是针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因为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而不是针对那些邪恶权势中的人。但是,到今天如果有人仍在宣扬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那就针对他。 关于捷克清算共产主义罪行,有两条消息颇受启迪。第一条是捷克政府通过了对共产极权下反共受害者的国家赔偿和表彰的法律提案,即对共产极权犯下的罪行进一步做出的法律评估。另一条是国家立宪法院公正裁决,支持公开共产极权下那些共产党员的档案。 2010年11月3日,捷克政府一致通过参议院的法律提案,承认“第三波反抗运动”即新黑暗时期。该运动始于1948年2月共产主义掌权后,经过1950年代的个人崇拜时期,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过渡及民主化进程时期,直至天鹅绒革命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为止。在此期间,捷克许多反抗共产主义运动的爱国人士被迫害、被关押、被处决。根据法律提案,他们将获得赔偿和表彰。2010年11月30日,捷克立宪法院于废除了最高行政法院关于法官过去的资料信息为私人所有,不应公开的原裁决,做出了“法官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不应保密”的新裁定。此裁定不禁让人联想到三年前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检察官被追诉判刑一案。86岁的路德米拉•伯莱德诺娃,因在1950年作为起诉捷克政治家米拉塔•霍莱科娃博士(最终被处死)的公诉人之一,而在2007年被布拉格市法院以谋杀罪判刑8年一案。此案轰动前东欧共产国家。尽管事隔57年,案犯已经86岁,都未能豁免。不能逃避罪责的理由是,她参与的是反人类的罪行,必须被追究法律责任并严惩不怠。 早在东欧共产阵营崩溃后不久,捷克便于1991年通过了《除垢法》,对前共产党线民等迫害者进行法律追究和清理。捷克政府通过参议院的法律提案和捷克立宪法院废除最高行政法院原裁决的新裁定,是捷克继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匈牙利、乌克兰等前共产国家后的又一清算共产党的正义之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由此表明,作为东欧前共产国家的捷克在去共化的路上正大步前行。 捷克人民卓有成效的反共民主运动是从1989年11月和平解体共产政权的“天鹅绒革命”开始的。1990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实行联邦议会选举。原捷共最高领导人胡萨克、雅克甚因当年支持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被开除,并受到法律追究责任。之后由民选出的新政府组织并鼓励开展了一系列共产主义极权受害者纪念集活动,声讨共产主义罪恶。2005年10月,“无共产主义的世界”研讨会在捷克共和国的议会大厦举行。捷克共和党议员玛瑞克•班达作为东道主主持了本次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7位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表了严厉谴责共产主义祸乱人间的演讲。 2007年五5月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莱特纳公园,数千人参加了主题为“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专制”大型集会。捷克总理米瑞克•托普兰内科在集会上强调,必须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共产主义的暴行,这样他们才能确保在未来不再重蹈共产悲剧而让民主常在。2009年3月,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的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听证会上,前捷克总统、在欧盟的欢迎致辞中被赞誉为“英雄”的哈维尔表示,必需反思共产主义罪行,对此盖棺定论,并告知下一代,这尤为重要。他还强调,不能因为经济和利益关系而忽略人权。 而2010年,捷克最高宪法法院的裁决和捷克政府通过的对共产极权下反共受害者的国家赔偿和表彰的法律提案,都在表明,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和它对全人类的致命危害认识得越来越清晰了。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共产极权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都对思想禁锢、言论钳制、媒体封锁,全民被洗脑,而且几乎没有例外。在为肆虐了百年的共产主义付出了惨痛代价之后,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共产主义破坏人类的罪恶。 捷克共产党倒台了,新的民主社会重现公平。正义之士赢得了道义上的肯定和物质上的补偿,国家从司法上给予了他们制度性的保障。这样的结果,也是备受中共迫害的大陆民众时刻期盼的,而它的早日到来,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争取。 捷克和其它前共产国家的经验告诉人们,那些跟随共产党干坏事的人,不管时日长短,当真相大白的时候,当正义昭雪的时候,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罪责承担法律责任,难以避免要面临大审判。如果谁昧良心助纣为虐的话,其下场也就会像86岁的伯莱德诺娃一样。要避免那一幕悲剧的发生,唯有早日金盆洗手,悬崖勒马。 谴责共产专制制度,悼念受害者,重新评价共产极权时期的历史,清算共产党的所有罪行,和共产主义邪恶思想彻底划清界限,这不仅是受害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也是自由世界人民不能忽略的大事。捷克共和国正是在如此身体力行地朝着这个方面努力着。 22年前的冬季,东欧各国的民主浪潮风起云涌,令人缅怀:11月9日,冷战时代最具象征特色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了;11月17日,捷克爆发“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终结了共产政权的统治;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

阅读更多

颜昌海:朱镕基的真话与温家宝的温情

在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之前,温家宝 11 月 6 日先去圣彼得堡郊区参观了俄国文学家普希金曾就读的皇村中学。温家宝在皇村中学的普希金纪念馆对着麦克风讲话时,郑重地说: “ 其实我对普希金的认识,不仅是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他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他说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籍。 ” 与某些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当众梳头和嘴里蹦英文单词等雷人举动正相反,温家宝在公开场合明显没有随机的言论,都是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如果说纪念胡耀邦是表示自己在循着前贤的足迹前行,那么在俄国这番借题表白中所提到的为人们 “ 呼吁 ” 和 “ 慰籍 ” ,已显然是在影指他近年十来次在不同场合讲话时所涉及的政改言论。然而这种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听来还过于悲壮。作为一国的总理,其任期之内的政绩应该不只是用空谈来给国民一点 “ 慰籍 ” 。倘若民众需要,温家宝很可能在明年的十八大上背诵一段《自由颂》。 尽管一再重复的抒情已一些民众失去兴致,但从这番表白中倒可以解读出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高层唯一的还提政改的人已经认定那些言谈只不过是 “ 慰籍 ” 时,那些对政治改革还抱有期待的人的希望已被归零。实际上那些政改言论唯一起到的作用是抚平民怨。提政改以长治,慰藉以久安,即慰安。于是,无论温家宝本意如何, 中国人所正在经受的政治却是,一面是全国各地的暴力强拆、占田夺地,迫害上访者、维权律师和异见者,一面是省市县各级的温家宝们和媒体一起下基层,体民情,吃盒饭,关心五毛蛋;一面挥舞狼牙棒,一面喂胡萝卜;一面暴打,一面慰安。于是,当然要扩建精神病院 。 但是,无论红朝控制国民的手段有多变态而有效,却已日益显露出种种即将败亡的迹象。暴政狂妄之顶点,也就是陷落的起点。 一,正如近期一些经济学者直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面临崩溃,甚至已有学者预言和论证中国政府即将破产。而 “ 经济发展 ” 这唯一 “ 合法性 ” 的崩溃必然牵带红朝政治的溃塌。二,从国际大环境看,新一波民主革命浪潮刷新了突尼斯,又冲垮了埃及、利比亚专制政权,专制国家接连爆发革命,势如破竹,这无疑是红朝当前最大的威胁。三,国内各种民怨沸腾,骚乱一触即发。 近日一些学者已对中国经济形势之危作出惊人的分析,此处不重复。最近还有一个佐证。前不久二十国集团第六次峰会召开前,胡锦涛在嘎纳称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相信欧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这一表态让那些期待中国能出手相救的欧洲人开始有些失望,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向来不通经济的红朝领导人们也已感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已自顾不暇。 很难想像,这个在 其治下的社会里连被碾压的幼童都没人救助的政权去救助外国,会是出于某一个崇高而不 “ 低俗 ” 的理由。红朝政权从来就因其不被接纳而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制造 “ 合法性 ” ,以让人接纳。对内,利用暴力和 “ 经济发展 ” 的小利令民俯首,对外,割地,投资,或以经济和军事 “ 援助 ” 换取其它政治力量的肯定。而今欧洲众国深陷经济危机,按说是北京大显身手之时,但北京却自顾不暇,这也是北京方面内忧外患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动粗的城管或一次加税就能引起重大群体暴力事件的今天,若砸重金 “ 投资 ” 欧洲,临界点上的老百姓是否甘心忍受再被深剥一层皮,当权者心里也没底。 从国际环境看,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爆发的革命已对红朝造成巨大的震慑,同时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启示和动力。阿拉伯之春风从突尼斯开始,吹过了埃及,又吹绿了利比亚。不多的老朋友和兄弟一个接一个被 “ 颠覆 ” ,甚至被民众乱枪打死,联想到自身,权贵们必胆寒心颤,已然高度警惕中国社会任何可能催生“颠覆”的因素。从突尼斯革命开始红朝就加紧了对国内的严控和打压,包括维权民众、民主人士、异见作家或艺术家、媒体、网络等等,及今已到了警察在 “ 特殊情况 ” 可以随意让人失踪不通知家属,警察盘查身份证的权力被无限放大,甚至全民被限制娱乐消遣的地步,特别是不能拿当局来娱乐,因为对当局的惧怕一减少,反抗的胆量必然增加。以上种种,足见当局的惊恐。在阿拉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民众已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响应的态度和热情,此前中国各地多个城市发生的 “ 散步 ” 行动和最近各方声援甚至亲自动身去探望瞎子的行动,还有 “ 成为债主 ” 的大型行动艺术,都已经说明现在的中国只要有一个开花的契机,绝不缺少参与者和领导者,无论是静开还是怒放。 红朝不光对一般民众越来越难以控制,对被其控制最为严密的阶层和人群同样在丧失控制力。拿被其全力严控的媒体领域来说,绝不会只有一个官媒的记者想逃往海外,更不会只有一个官媒或地方媒体的记者想过要去临沂探望那位盲人。近年各级和地方媒体擦边球式和明褒暗贬式报导渐增,抗旨现象也渐多,甚至还出现集体抗旨的现象。 现在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反抗大抵有此趋向。变化最大的,是中下层民众的反抗形式。与几年前的集体静坐、集体下跪等群体平静反抗和杨佳杀警案、朱军杀法官案等个体暴力反抗相比,中国社会近来的民抗官行为越来越开始趋向于集体的暴力反抗。如暴力反侵吞征地款,暴力反城管暴力 “ 执法 ” ,暴力反污染,暴力反税等等,而且频率增高的速度可以天计,冲突的剧烈程度也不再仅限于从前的围堵建筑物或推翻警车,现已频频发生流血事件,甚至警民均有死亡。中国现在距离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只差一条将各种冲突的点串连在一起的线。应该注意的是,在目前异常的高通货膨胀、高税、中小企业倒闭、百业萧条等直接威胁到基本生活的现实问题促动下,这条线随时可能生成。更应该注意的是,那撞了人不但不救还要彻底轧死的司机们,那一个个漠视生命的过路人,一旦被逼反,很可能也是不讲人性的。 对中国大陆的执政者来说,天从无绝人之路,除非自己执迷死路而不悟。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骤变已经展示了一个选择的参照:让中国能像突埃一样基本平稳地过渡,或者如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卡扎菲一样冥顽到底最终命丧于暴怒的乱枪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大陆高官数次出访国外时所遇人群打出的字幅 “ 神和人民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 。阿拉伯的故事所展示的近在眼前的两种结局,也许就是上天给党内高层所有良知尚存者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在国内外的观众看来,每隔一段时间提提政改,或者慰问几个群众演员,或是纪念一下前 “ 开明 ” 领导,然后过段时间,再提提政改,再慰问,这成了定式的总理活动安排已让人疲怠厌倦。最近的 “ 五毛蛋 ” 事件更令总理颜面扫地。总理此行应该说是真的出于对民生的关心,但在交谈学生和现场所有的人都被安排的情况下,即便他真心亲民,这一切最终也只会成为一场秀。不久前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又提政改。和以往一样,有人闻之再对中国的未来心怀憧憬;有人骂之作秀;还有人认为他是在跟权贵专制统治公开叫板。可以肯定的是,身为总理的温家宝,其一切面对公众的言行均是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授意或者至少是默许之下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一个总理真的说了党不想让他说的话,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能说过一次,也绝没有可能再说第二次。所以即便是看起来小心翼翼的政改言论,能三番五次的透过媒体传出,说到底应该是党的一种安排。 整体来看,容许温家宝的温情四溢,其言其行作用至少有三:一,自然还是给中国的群众一点希望,让他们以为还有可能政改,让他们稍安勿暴,能忍多久忍多久。二,给国内一些改良派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一个宣泄的靶子。任你骂 “ 影帝 ” 也好 “ 作秀 ” 也罢,总之能给改良派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一个出口。这部分知识分子中因各种原因而不愿或不敢骂党,对他们还有社会上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的人群来说,温家宝就成了一个绝佳的替身,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党的不满甚至攻击。三,充分发挥胡萝卜作用。当局一方面挥大棒打压民主和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和民众,同时另一方面当然得制造一些胡萝卜效应。温家宝就是一根非常有效而且令人回味无穷的胡萝卜。不知道温家宝本人是否知道他和党之间这种关系。不过,他越是真心亲民,对党来说,这三点功能发挥的越好。 和温家宝有类似情结的,还有上届总理朱镕基。退休多年的朱镕基,在 2011 年 4 月 23 日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的校庆前夕,回到了长期工作过的母校清华,以罕见的高调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尽管官方对这一消息的报导很简单,但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朱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对中国的现状颇有微辞。他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赠送了当时还是试印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朱镕基评价自己的书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还说“我送给你们我当国务院院领导 12 年的经验,我把我的经验送给你们。请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 无独有偶,在朱镕基重回清华后大约半年, 10 月 25 日,现任总理温家宝也回到了母校南开中学。温家宝对师生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童年成长的经历,并充满温情地向中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穷人经济学”观点。他说:“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还说:“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朱镕基自 2001 年辞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首度重回母校;而温家宝则更是阔别南开中学 51 年之久后再度故地重游。朱镕基对清华师生的这番话想必早已是骨梗在喉良久;而温家宝对南开学子的这番感言看来也是垒块于胸多时。从朱镕基的讲话中人们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这位卸任的总理非常在乎历史对他的评价,很担心后生们不知道他当时是讲了“真话”的;第二、既然他一贯讲真话、实话,那么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应当是与他无关的,历史的责任不应由他来承担。从温家宝对穷人的温情脉脉人们也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温相很担心人们不知道他其实是很关心穷人心的,一直心系穷人,历史的评价不应误会他的心意;第二、既然他其实一直是心系穷人的,那么当前中国社会最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不该苛责于他。可是,朱、温两位宰相可能都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的评价,主要看的是当事人的实际行为及其后果,而不是看其动机。 朱镕基在任期间施政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改制”,今天回首这个“改制”的主要后果有两个。 一是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基本完成了私有化、而大型国企则长成了巨型垄断寡头,这是“抓大放小”方针的直接后果。第二是在“改制”过程中数千万国企职工失业,而原国企的厂长、经理们却中饱私囊,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摇身一变成为了老板和企业家 。平心而论,低效的国有经济不能长久维持, 错不在“改制”,错在改制过程中多数人受损、而少数人受益;无辜者受损、而本应承担责任的人受益;原本一无所有者受损、而原来就享有特权的人受益 。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朱相的国企“改制”忠实地履行了“人之道”。在东欧前共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进行了国企的改制,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让员工持股、使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样既可以激发广大职工“主人翁”的积极性,又能顾及公平原则,不至于激化矛盾,如此惠而不费的良策朱相为何不用?朱相既然一贯“讲真话”,这其中的缘由可否对中国人开示一二?!温家宝主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是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经过温相的一个多任期,全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了 5 - 10 倍。其结果也有两个,第一是大部份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远不及房价的上涨幅度,成了有钱却买不起房的“另类穷人”。 第二,为了攫取土地资源高价卖给开发商,各级地方政府大肆征地,从农民和城市平民手中低价夺取土地。以至于拆迁纠纷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之一,这个过程中制造了上千万失去土地和住宅的贫民 。温相如此关心穷人,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中缘由可否展示?! 应该承认,朱、温两相都是 60 年来的贤相、良相,作为个人,他们受体制的掣肘太厉害,其实也是有心无力,经常被腐败的官僚集团所挟持,好心落不到实处、政令不出中南海。然而从经济政策讲,以国企“改制”为例,东欧一些前共产国家是实现了员工持股,这其中的好处难道朱镕基看不到?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实现员工持股的前提是,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已经下台,而这一“改制”进程只能由民主的政府推进,而不可能靠党的官员自己推进,因为如此改制对官员们实在没有好处,他们也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性。朱、温二位应该非常清楚一点,经济上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党和政府必须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决不是受损者。要党和政府受益,就不能断了官员的财路,因为政策要他们去执行,他们必须有积极性。只有党和政府受益了、官员们开心了,朱、温在其他领域的措施在党内才有可能得到拥护支持、他们主政的地位才能稳固。而这一点,也是两位宰相深藏于心,不便说、也不能说明的隐私。 在经济领域之外, 朱镕基以反腐败的果敢言论著称;温家宝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出位言论闻名 。不过,走出经济改革一步,二位也就只能停留在“言论”层面。朱镕基信誓旦旦要把 99 口棺材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可是他离任之时,不见那 99 口棺材,只见一个未曾了结的“厦门远华案”。温家宝从 2010 年 8 月在深圳特区 30 周年前夕发表政改言论开始,到 2011 年 4 月出访马来西亚,他在各种会议、论坛、外交场合公开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就有 11 次之多。至于 2011 年 4 月以后他又发表了多少次政改言论,人们关注的兴趣就大减了。 朱、温作为党内的开明派和改革派,天生地在党内就居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的改良是体制内改良,目地是要维稳保党。所以,只要是党内的顽固派们祭出“亡党亡国”这道金牌,他们再好的措施也要放弃,就必须屈服。 “改革”的目的是党的江山永固,不能改到动摇党的根基。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到江山易色,这其间的临界点在哪里? 这其实是相当微妙的,很多时候也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所以,在权贵专制集团的内部改良过程中,保守派和顽固派总是居于较强的地位;而改革派处于弱势地位。改革派们一方面要应付体制外要求做根本性变革的呼声,捍卫现政权;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体制内顽固派的攻击,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可谓是腹背受敌,两头被挤。在历史上,专制集团内的改革派人物,如果不能得到最高权力掌握者的全力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 朱镕基的“真话”倾诉、温家宝的“温情”表白,说到底都是无奈之举,同时都希望在历史上有一个好的评价。可是作为在近 20 年间主政中南海的两任宰相,他们不可能不对中国今天的现状负责。面对当今的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悬殊、经济泡沫行将破裂、民主人权倒退,纵然是句句真话、处处温情,但历史是无情的,不仅仅是看大人物说过了些什么,还要看大人物们做过了些什么,说和做得效果如何。 所以,对朱镕基和温家宝,历史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就目前情况看,是同情。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CDTV】【图说天朝】2023万圣节被诊断为新的错误记忆?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