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

作者： 黄慕春  |  评论(1)  | 标签: 鲁迅 , 朋友 , 敌人 , 陈西滢 , 周作人 , 徐志摩 , 林语堂 , 郁达夫 , 民国知识分子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曹聚仁之“挽鲁迅” 我向来认为，敌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你的朋友，朋友某种意义上也可成为你的敌人，观点相同，自然就容易成为朋友，虽然角度不同生出的意见相左，也很可能从原先的朋友演变成为你的敌人，而原先朋友的敌人，由过去的敌人，也很可能居然成为如今的朋友。 近日，部落里张耀杰先生写了篇关于鲁迅与韩寒的评骘文章，惹得部落里的何仁勇先生又写了一篇关于《鲁迅为什么要使用马甲？》文章，还有一位“妈妈同学”也“转载”了陈丹青先生论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抱着想为历史“正名”的真挚的良苦用心，从而惹得我这个极喜欢鲁迅，也从不鄙薄胡适的人也很技痒，于是关于他们这些一代文杰的“派别”或者“争议”，就着自己的一点浅薄的经验，谫陋的学识，呶呶不休的精神，铺张而不“扬厉”的作风，也跟风写了一篇，因为既涉及到鲁迅的朋友，也有他不少的“敌人”。因此，题目就干脆叫作《鲁迅的朋友与鲁迅的敌人》吧，当然，无须掩饰，从情感上我或者还是喜欢鲁迅的“马甲”多一点，但总体来说，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或狗尾续貂的意思，没有什么过多的偏向哪方的深意的，因为究其实，那种把鲁迅与胡适截然对立然后画地为牢的思维，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鲁迅先生一生，既有很多倾心相知的朋友，如许寿裳台静农曹聚仁之类，也有很多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敌人”，最有名的，当属因为“刘和珍事件”而“恶语相向”的陈源陈西滢，那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在我看来非常复杂，要想完全理清其中的藤藤蔓蔓，来个摸索会通以后好老吏断狱，我想非通人学士不能道，小可既非学士，更非通人，最好还是藏拙，翘首以待他人来彻底“辩诬”好了，虽然倒不是没有自己的一点意见。至少我觉得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似乎并不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势如水火”，或如有些“组织”强调的那么不可挽回。空说无凭，此中消息，那可真应了一句——“以文为证”。恰好手头上有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的《西滢文录》。里面附有“本书说明”里陈子善先生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述，或者移做“它山之石”，也未尝不可。 “陈西滢主撰‘闲话’一栏，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于学理和事实’批评规则，对当时时政、社会和文化发表尖锐而不流于刁钻的批评，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作家。但在次年的‘女师大学潮’事件中，陈西滢与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交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其曲折的经过，其隐含的意义，至今仍是中外学者不断探讨的课题。” 但我也要再次“客观”的说，陈西滢的“现代评论”与周氏兄弟的“语丝”，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导致很多问题的见解不同，而有一些意气，一些针尖对麦芒的地方，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比如文末《关于“新月社”——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中，在多年以后关于那桩“公案”的回忆里，似乎还是有点“耿耿于怀”： “我与周氏兄弟的笔战，也始于《现代评论》、《语丝》等。那时的《语丝》及《京报副刊》，没有一天不见攻击我的文字，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写的，《现代》虽也有人投稿来，但取了正人君子的态度，不与计较，所以我那篇挖苦周氏兄弟的文字，也送到《晨报副刊》去发表。志摩向不骂人而常得鲁迅的骂者，一来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来鲁迅不喜欢他（鲁迅与人说，陈某我还与他拉过手，徐志摩我连手也不与他拉）”。 从这篇回忆“新月社”回信看，虽只是在最后顺带一提，但看起来似乎还很严重，可是在文集里恰恰还有一篇写于1941年的关于鲁迅《 解说的商榷》，对于施蛰存的解读的牵强附会，也很下了点考研功夫的，虽然他觉得这篇小说“一向没有什么深奥意义”，却也不乏“它的动人处，就在单四嫂子的孤寂，空虚，无法解除的绝望。”（同上）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放大点说，放到当时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为首的英美留学背景，与以周氏兄弟郁达夫为首的日本留学背景，再涉及到比如“某藉某系”的地域之分，然后关涉到一些特定问题（比如对于政府的态度以及某些国是、学潮、主义上）的态度见解上，这些千百年来无论中西都是难免的“派别之争”，当然就会留给后来人钻研反思过后，为之扼腕的觉得“不和谐”的声音。但假如我们能够历史地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穿了也很正常，假如我们关于某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意气之争”的，好比是人，当然就有人之为人的情感用事的地方，也当然就会犯错误，闹意见，生偏见。比如我觉得鲁迅对于徐志摩的鄙夷与不屑，除了观点之争以外，徐志摩的那种受过西式观念（婚姻，穿着，娱乐方式，处世态度等等）熏陶的“浪漫习气”，自然会被内心颇有传统影子附体的鲁迅有所腹诽甚至溢于言表的，但这些只要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后来那种人鬼颠倒利欲熏心的无情无耻无顾忌的倾轧，我看也是学人之间文士之间彼此不投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没有什么大不了。好像陈丹青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你看看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甚至他们在理智匡护下的正常争论争议，只要——总能——匡扶在理智之下，不管多“凶”，也是他们修养学识的一种放到当代，很有对比意味的体现，像后来的文革时期，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性异化变态到了极点的鬼魅时期，恐怕是很难比拟也就不容易拿来说事了。 就是陈西滢嘴里火药味很浓的“周氏兄弟”之一的周作人，当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不是也有这样的发自肺腑的“挽词”吗： “••••••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的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多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以从哪里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参见浙江文艺出版社《周作人散文》第303——305页之“志摩纪念”） 够了，要不是想弄点可以信服的“证据”，差点又要弄成“獭祭”长文了，不过为了以示公正全面，再找一篇鲁迅故去以后，林语堂先生对于他的追念。虽说他们都曾是“语丝派”的大将，还是逃不了有人所谓从“朋友”变成“敌人”的宿命，不过这个“敌人”，比起有些简直比敌人还敌人的——敌人，对于自己的政敌或者论敌，那种卑劣下作的手段，就要宽容得多。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一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海南出版社林语堂散文集《人生的归宿》第232页——233页之“鲁迅之死”） 再找个与两方都有交往的可靠人物来代为“说项”吧，郁达夫一代大家，既是鲁迅的老乡，好友，兼同志，是相知极深的人；同时他也是徐志摩的中学同学，交情非浅。甚至至死也不愿附和郭沫若等人对于周作人的“声讨”，觉得他很——“伪”。且看他怎么评说其间的“恩怨离合”。因为鲁迅甚至弄到后来，居然与自己的兄弟也很不愉快，于是还引来了很多不必要莫须有的嫌猜。“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在谈到林语堂时，“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后来为了鲁迅向“北新书局”讨版税而提起诉讼的事情（慕春按：梁遇春也抱怨过李小峰的对于稿费发放的拖沓，应非孤例。）二人闹了起来，郁达夫又如是说，“这事当然是双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曾有极悲痛的唁言发来的。”（海南出版社郁达夫散文集《归航》第322——344页之“回忆鲁迅“） 文中还有一些鲁迅与章士钊、与《现代评论》诸公、与要“狂飙突进”的高长虹、以及与“太阳社”的钱杏邨、创造社的叶灵凤（慕春按：据称他晚年还拜会过鲁迅的亡灵，这个当初准备用《呐喊》揩屁股的论敌）、成仿吾等人纠葛的一些也许是“护短”的叙述，我就不多引用了。如果要大肆搜罗的话，这样的例文还可在很多其他人的文章里找到很多。我觉得只要我们明白这或者都是上面所谓“观点角度”的不同就好了，也许大家都不是什么险恶的人，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险恶的用心，即使是政见之争，放到那个多元争鸣中西交汇的特殊时代，或者正体现一种如今想来，很是令人艳羡的“君子之争”的良好氛围，难道不是吗？我又想起陈丹青的那句“修养”了。 另外说起来，关于鲁迅胡适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态度来看，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不管其中有没有掺杂蒋中正个人的政治涵养，大致笼统上说，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人，是应该归于“体制内”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来看待，这于他们的受教体系也不难看出，从而就可进而体认，虽然他们对于当政者攻击起来还是不留情面的；而鲁迅虽然也任过教育部的佥事，毕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从《“友邦惊诧”论》这样的“露骨”文章我就可以估摸出，他的峻急，他的“从不宽恕人”的那份决绝，老实说从性格上说，他的确相当倔强，这或者是个人的性格决定了的，不能够放到另外的层面来过度引申。他所佩服的嵇康不是也很不好相处吗？难道嵇康还不如面团团的冯道式样的人物？但我以为，假如划分一下的话，他老人家应该是属于“体制外”的另一范畴，所谓“在野党”。那么，我认为体制内的相对来说，可以指名道姓，而体制外，可能就有所顾忌了，这也是正常的事情，无足为病，不须诧怪。就是从胡适先生对于“蒋公”的总体态度来看，也体现出极为复杂的方方面面：似乎既有希望自由宪政的一面，这是“主题歌”，也有某种程度上希望蒋公成立“贤人政府”的一面，这或者算是“插曲”，这一点，不管是殷海光雷震，还是写过《胡适评传》的李敖，对这些方方面面应该看得很清楚。 另外我还觉得，鲁迅与陈源的争论，徐志摩的争论，相对来说，是一个档次的，但对于邵洵美这个“潘安”式样的才子人物的争论，是不在一个档次的，当然我也不是认为邵洵美就“一无是处”，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就是周佛海汪精卫与胡兰成，也有自身不可抹杀的“特点”。虽然我也不怎么看重这个“绑着张爱玲一起成名的人”。 其实，与鲁迅发生“反目”情况的朋友，或是发生观点角度之争的“敌人”还有很多，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鲁迅论敌的书籍，来进行历史的梳理，不知怎么的，我倒更希望它成为当今时代面对历史的检讨与自我检讨。比如我还约摸记得他为什么与顾颉刚闹，与施蛰存闹，与废名闹，甚至与自家兄弟周作人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点点滴滴，其实我们大可以按照郁达夫话里所暗示的，对于这些本来就是很有个性，而且个个都是现代文化史上有数的人物，采取一种同情而宽容的态度，而无须上纲上线，过于吹求。从某种可以理解的层面上说，鲁迅也好，他的论敌也好，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或者都不是什么坏人，反倒都是那个时代“特别可爱”或“相对可爱”的人，就说他与施蛰存的争议吧，鲁迅反对年轻人读古书，是从“瞩目社会针砭现实”的角度来立论的，而施蛰存呢？提倡《文选》、《庄子》是从了解传统文化增加写作“词汇量”来说的，严格来说，两者都没有什么坏的用心；又如他与林语堂的争议吧，他劝林语堂多翻译介绍点西方的现当代的小说，而林语堂觉得这是“老年人才做的事情”，不然，他的《风声鹤唳》与《京华烟云》这样的创作也出不来；还如他与废名的不愉快，也是他要现实主义，要“为人生而艺术”，而废名从文学本身的角度，从杜绝陈词滥调空洞口号，又不屑于抹杀文学特性的宣传布道文章的角度来立论，或是理论的，现在看来，似乎也都有各人自家的一定的道理，反倒是废名先生作为周作人的忠实弟子，一个在那人鬼不分的特定时期经过血的考验的性情中人，又与鲁迅有过这样的隔阂，于是在文革时期与乃师一道遭到强烈的冲击，以致于双双于1967年含冤莫名，死于非“命”了。那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以后，值得警惕关注的。就是鲁迅与梁实秋的所谓人性阶级性之争，尽管老实讲我也不太懂地偏向梁实秋多一点，但对于鲁迅先生本人，我却还是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谨慎分析以后，有着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同情。 作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我始终认为，应该看到鲁迅先生那“悲天悯人”的一面，而“设身处地”的报以同情的了解与理解。于是—— 无聊之中，随写几句想到的并不华丽的废话，算是一点自以为是的补充吧，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以及他们置身的那个也许无法断定的，相当意气的，所谓不是你拿“苏联卢布”，就是我靠“美元英镑”的“暧昧时代”，早已过去了，今日似乎也没太大必要再陷入那种“某藉某系”式的争论了，也许，这些名人之间的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在有些专门研究那一代人的谁谁谁的心头，或者心头还是非常雪亮的——只要他不怀有偏见的话。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黄慕春的最新更新： 贺麟的学术思想：关于基督（二） / 2010-07-29 23:08 / 评论数( 0 ) 贺麟的学术思想：关于基督（一） / 2010-07-29 11:51 / 评论数( 5 ) 不要让韩寒成为你的——借口 / 2010-07-28 11:22 / 评论数( 5 ) 谈谈《底线不是高调》 / 2010-07-25 10:20 / 评论数( 3 ) 谁来统治？ / 2010-07-19 10:23 / 评论数( 17 )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 张耀杰 , 公安 , 抓记者 张耀杰：又见公安抓记者 7月28日，北京持续十多天的高温湿热天气，考验挑战着底层穷人，特别是从事户外工作的外来农民工的忍受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家里空调突然罢工，两天来本人一直疲于奔命修空调、买空调。没有想到和谐盛世里又一次出现不和谐以及反和谐的反盛世现象。 首先是我自己的搜狐博客在半个月内第二次被封杀；其次是我浏览量极小的网易博客，也被更加干净彻底地封杀。再其次是7月28日一天内，接连发生了三起与新闻记者直接相关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据周筱赟腾讯博客《记者揭黑遭全国通缉，但愿世间再无“记者劫”！》介绍，第一起是《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凯恩股份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列为刑拘在逃人员，属于网上逃犯，被全国通缉。目前，仇子明已经不敢到报社上班。 遂昌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黄井洪表示：“公安办理该案符合法律程序，稍后会对公众有个交代。”黄井洪同时强调，目前，仇子明只是涉嫌，非经法院定罪，都可以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 《经济观察报》律师项武君指出：仇子明的报道证据获取非常扎实。遂昌县公安局不去调查凯恩集团的经济犯罪，却全国通缉揭露黑幕的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7月28日当晚上，央视新闻频道采访凯恩集团的一个主任，记者问，既然凯恩集团认为记者的报道不实，可以到法院起诉，为什么采取让公安局全国通缉记者呢？这个主任说，我们把情况反映给遂昌县政府，他们就直接让公安局通缉了，“我们是当地的明星企业，这是显示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关爱吧。” 周筱赟介绍的第二起，是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报道过紫金矿业在严重污染事件后给媒体发“封口费”的两家报社驻福建记者站的记者，他们的家属在开车时意外遭到撞击，所幸没人受伤。其中一个是《第一财经日报》驻福建站的邵芳卿。7月27日傍晚6时许，其爱人驾车送儿子和亲戚的女儿去兴趣班上课，车出了小区轿车掉头拐上主干道五一南路，车位摆正后缓慢前行。过了一会儿，后面一辆的士突然加速，朝轿车驾驶室方向撞，导致驾驶室门被撞烂，所幸车内大人小孩只是受到惊吓，没有受伤。另外一个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7月27日中午下班后其爱人驱车从单位前的小路前往附近的主干道，到达路口时一辆疾驰的电动摩托车撞了上来。由于后者车速太快，导致汽车保险盖被掀翻，骑电动摩托车男子也被甩离车座。男子并未久留，扶起摩托车驶离现场。陈强认为，该男子自觉理亏，才见势跑了。 第三起：昨天（7月28日）上午9时56分，南京栖霞区原南京塑料四厂拆迁工地丙烯管道被施工人员挖断，泄漏后发生大爆炸。在爆炸现场，江苏城市频道现场直播时，有一位领导跑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把电话给我。哪个让你们做直播的啊？”记者回答说：“新华社记者也在现场，您先去找他们好吗？”尽管记者表示自己是江苏电视台记者，依然在无奈之下切断信号,最终未能完成直播。不过官员质问记者的这段视频则被江苏城市频道现场直播出去了。随后该视频被疯狂上网直播。官员也被网友“人肉”搜索，据称此人是厅级高官。不过，大概半小时后，多家视频网站上，该视频已经被删除。现在网上很难再找到这段视频了。但是，“哪个让你们做直播的”现在成了流行语了，那个官员被称为“直播哥”。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当今的中国社会毕竟已经不是兵荒马乱、兵匪一家的乱世，而且许多主子及其喉舌们赞美不已的和谐盛世。在这种和谐盛世里面，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经济观察报严正声明”，比起遂昌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黄井洪强词夺理、执法犯法的“公安办理该案符合法律程序”来，依然显得是那么地苍白空洞、无力无奈。 归根到底，和谐盛世不是通过抓捕记者来真正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依法选举甚至于依法抓捕各级政权的一把手来真正实现的。正是这些一把手们，才是指挥领导像黄井洪这样的公安警察的罪魁祸首。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附：《经济观察报严正声明》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 http://www.eeo.com.cn/Politics/beijing_news/2010/07/28/176644.shtml 本报获知，本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列为刑拘在逃人员，进行网上通缉。针对此事件，本报现发表声明如下： 一、本报记者仇子明因对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常新闻报道而被网上通缉，本报深感震惊，对记者仇子明及其家属的状况深感担忧。作为负责任的媒体，本报一向秉持理性、建设性的报道理念，我们相信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应为仇子明和所有记者所遵循； 二、作为公众公司，凯恩股份负有准确、完整和充分信息披露的义务，公众享有知情权，媒体有合法正当的舆论监督权力。在报道过程中，相关当事人和记者多次受到利诱、威胁。对于有人试图借助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威胁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我们表示强烈谴责； 三、当地公安机关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应该审慎合法行使公权力，维护公民权利； 四、本报正在向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等机构申诉，反映相关情况，并呼吁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采取维权行动，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和报道权，保护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五、本报感谢公众和媒体同仁对本报和本报记者的关心和支持，并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捍卫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正当采访报道权，共同维护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 经济观察报社 2010年7月28日 附二：五岳散人：《遭到通缉的舆论监督》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 http://www.eeo.com.cn/observer/shelun/2010/07/28/176642.shtml 将来如果写中国新闻史的话，这几天大概应该写成一章。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先生，因为报道了上市的凯恩公司内部关联交易之内幕，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在网上通缉。当然，这件事马上就会让人联想起当年东北某地的县委书记派人进京抓记者的事件，但两者的不同在于，那件事因为抓到了直属于中央政法委的下属媒体头上，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而这次则是对一家市场化的媒体下手，并且在正规的公安系统当中全国通缉之，其正式的程度与那种私下里打算运作一下的县委书记不可同日而语，也更让人感觉到背后的杀气。 何所谓“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按照当地警方在通缉令当中的说法，这是因为该记者在网上发布帖子、散发宣传单，对于这家上市企业的正常经营构成了危害，伤害了其商业信誉。但实际上这位记者所发布的三篇文章都刊载于正规出版物《经济观察报》，两篇后续报道刊载于该报的官方网站。那种因为无头帖子而被跨省的事情，都是扣不到这位记者头上的。再说了，如果报道有误而打官司，首先就是应该到法院告《经济观察报》，记者作为职务行为的采访，是不该承受此事压力的。没有告登出消息的报纸而直奔记者而来，其用心即昭然若揭、又不可闻问。 此事并非是那种柿子捡软的捏，而是在清晰的传达一个信号：这是对于个人的威胁。毕竟告报社这件事能不做还是不做为好，旷日持久不说，只能产生更加吸引注意力的结果。但针对记者则在某些人的想象中应该是影响较小的，一个小记者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于是，当地警方就在并无传唤等手续失效的情况下，直接就动用了全国通缉的方式。 记者这个职业被列为高危是事出有因的。除了因为记者经常要在事件发生的最前线之外，还因为记者这个工作往往并不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而是要面对社会的阴暗面，有良知与职业操守的记者都以此种责任为自豪。但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他们直面的只是社会当中不可见人的一面，而民众的知情权则给了他们报道的权利，政府的执法机构则应该在背后保证其权利的实施以及人身的安全。 而当一级政府机构不但不保证记者采访的权利，反而因为某些原因动用手中强力的、貌似合法的权利对其进行打压之时，记者的安全也就岌岌可危了。这可以从经常性报出来的打记者、阻拦采访等事看得出来，并且这些事远不是只有被采访对象所作，经常能够看到警方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者的权利就是提问。记者的这个权利背后，其实是现代社会所必须拥有的舆论监督的权利，这个权利并非是自上而下赋予的，而是由民众的最基本知情权所赋予的，这是天然合理、合法的权利。 所以，这次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对记者所下的黑手，背后到底有没有其他原因不好说，但这并非是对于一个记者的通缉，而是对于舆论监督的一次通缉，如果此事继续发展下去而令其得逞，关在他们拘留所、将来站在被告席上的，就不是一个记者，而是舆论监督本身被审判。当一个社会中的记录者因此而噤若寒蝉之时，这个社会会堕落到什么程度想必是可以预期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我写此评论的目的倒也不是为了记者伸冤，而是如果需要审判舆论监督，那么，请让我们一起站在那个被告席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张耀杰推荐网络新人：艮砦 / 2010-07-26 23:51 / 评论数( 5 ) 张耀杰：鲁迅离今天的韩寒已经很远 / 2010-07-25 22:19 / 评论数( 21 ) 孔子露出了鲜活的面容（转） / 2010-07-24 23:24 / 评论数( 1 ) 张耀杰：鲁迅离韩寒有多远？ / 2010-07-24 23:24 / 评论数( 16 ) 李红豪出名了，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 / 2010-07-21 11:24 / 评论数( 4 )

来自: 土摩托日记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9日,  已有 14 人推荐 Shared by 立子 请给城市一个机会，它象征着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你没有权力去破坏它。 前两天韩寒和陈文茜在香港书展隔空干了一仗，一个骂对方放屁，另一个说对方是女生，仔细想想吧还都挺有生理依据的，瞎吵什么呢？ 我谷歌了一下，发现大陆媒体几乎都是褒韩贬陈的，对陈文茜从人品到动机讨论了一个遍。我看了一下陈的原话，她主要的不满应该来自韩寒在世博会上的那段演讲。韩那次演讲的题目叫做《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光是这个牛逼题目就一定会让文艺青年们High死了。 城市的名声确实不怎么好，都快赶上余秋雨了。全世界的文艺作品里凡是需要表现美好生活、甚至美梦的时候，无一例外出现的都是乡村田园的图景，车水马龙的城市则通常在表现主人公焦躁烦闷的时候作为背景出现。韩寒那次演讲历数了中国城市的种种丑态：道路和居住环境拥挤不堪、空气污染、城管蛮横、户口歧视……哪一条都是沉甸甸的shit，光是一个屁可放不干净。 世博会的名声也不怎么好，起码在互联网上我看到的消息大都是关于排队、盖章、加塞、盒饭质量和价格……以及一个“被怀孕”的荒唐故事，甚至世博会也被简化成了SB会，无数文坛高手根据这个缩写编写了无数网络段子，受到无数网民热烈追捧。我一年前来过上海，亲眼见识了世博施工扰民，前天我去世博会现场看了一下，队伍确实排得老长，观众们确实拿的都是赠票，这些也都是沉甸甸的shit，不是一句“说话像放屁”就能轻易打发得了的。 不过呢，我在世博会待了一下午，居然没看见加塞的，现场环境也真不算差，地上很少见到垃圾，公共厕所比一般城市厕所还要干净一些。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排队的人，虽然天气很热，虽然广播里一再通告大家预计排队时间是3小时（还有4、5小时不等），但大家不为所动，依然静静地坐着。我看到一位母亲在为走累了的女儿捏脚，一位父亲在为睡着了的孩子扇扇子。我还看到一群老人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马扎上聊天，一群中学生一边排队一边打闹，那场面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终于进了英国馆的观众一定得好好享受一番） 我自己呢，就像大多数写世博会的记者一样，弄到一张VIP卡，没费劲就进去了。可我还是不能忘记外面那些排队的人，他们为什么甘愿耗费4个小时，只为进某个馆看10分钟？你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盖章，也可以说他们盲从，甚至可以说他们无聊，可我还是认为，这些心态都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烈日下面排4小时，我觉得他们是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因为他们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美好的东西。而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别说英国法国沙特西班牙，就算是香港和台湾，要想亲眼见一次的话也得等上一辈子，现在只要等4个小时，合算！ 关于城市，道理是一样的。不喜欢城市的人很多，但真正付诸实践，搬离城市的人除了少数大款之外就是那些城市文艺青年，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拿到一张城市户口本。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呢，只不过投票的中国老百姓是没有手和嘴的，他们只能用脚投票。 城市真的很糟糕吗？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哪个尺度去研究。城市用最廉价的方式满足了大部分人对生活的基本要求，那就是“自己有工作，家里有水电，出门有朋友，孩子有学校”。城市用牺牲一部分环境的办法换取了地球整体的健康。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均碳排放是西欧和日本的两倍，很大原因就在于美国人追求乡村化的生活方式。 所有研究都证明，要想达到同样的生活质量，住在城里远比住在乡下要环保得多，而且也更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类发展史都是单一方向的：从农村走向城市。人都不傻。 假使你不同意上述观点，你也不能否认中国正在走上一条通往城市化的不归路。据统计，中国1949年的城市化率为7.3%，1978年是18%，现在则为46.6%，据估计2020年将达到58-60%，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1500万中国农民将会转变为城里人！ 整个地球的趋势也是如此。目前全世界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2025年就将达到60%，2050年将达到70%。为啥？1900年全世界人均拥有土地将近9公顷，现在则不足2公顷，2050年就将不足1公顷！ 城市化，就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必然结果。 现在的城市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不是城市本身的错。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想办法修正这些错误，建设了一批属于未来的概念性生态城。比如伦敦著名的贝丁顿零耗能社区（BedZED）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尝试，比如曹妃甸和崇明岛。 生态城可不光是为了减排，其实真正的生态城都不仅仅关心碳排放，而是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设计了很多措施改进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这方面上海就是一个好例子。我这次来被上海的地铁震惊了，虽说价格高了点，但上海地铁太方便了，用过的都说好。当然韩少是不会坐地铁的，他开赛车，所以没办法体会。 上海1995年才开通第一条地铁，到了2005年也才有5条线，总长度188公里，2010年就一跃为11条线路，总长度410公里，排名世界第一！上海和北京的发展思路很不一样，上海一直试图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比如上海改造老城区的时候尽量不拆老房子，而是想办法改造它们，开发新的用途。上海钢铁十厂、上海啤酒厂、M50艺术画廊区、1933老场坊、8号桥和田子坊等等都是很好的案例，值得北京学习。 上海世博会为什么喊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因为这就是世博会设计者想要传达的理念。上海借助世博会良机，大幅度改造了黄浦江沿岸，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工厂改建成金融、文化和生活中心。但是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40万平方米的老厂房，是世博会总建筑面积的20%，这样大规模地利用现有建筑在世博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伦敦奥运会采用了同样的思路。他们把奥运会选在东区，那里是伦敦有名的脏乱差之地，正好借助奥运会咸鱼翻身。据说伦敦主体育馆是可拆卸的，奥运结束后就可以运到更需要体育馆的地方（伦敦不需要这样一个馆了）。 世博会和伦敦奥运（而不是鸟巢）才是新时代城市建设应有的思路。那些排队看世博的老百姓正是在潜移默化之间看到了未来城市的样子，获得了对城市的信心。这有什么不好呢？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一大堆，不是想跟韩寒作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跟一个高中生争辩，哈哈。 我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说：请给城市一个机会，它象征着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你没有权力去破坏它。 请跟我唱：All I am saying is give city a ch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