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仅以此文纪念百年前受火刑的欧洲巫婆们
今天的历史学家考证出,当年被烧死的巫婆,都是孤苦无依的可怜女人,相信我,今天被人指证巫婆的事情,到处都是…… 原 先以为自己和韩方大战任何一方,都没有一毛钱实际利益关系,今天突然收到一封脑残方粉的信件,之前这人和我交流过两三封信件,都是探讨经济方面的事情,蒙...
阅读更多发布者布鸣真象 | 3 月 11, 2012
今天的历史学家考证出,当年被烧死的巫婆,都是孤苦无依的可怜女人,相信我,今天被人指证巫婆的事情,到处都是…… 原 先以为自己和韩方大战任何一方,都没有一毛钱实际利益关系,今天突然收到一封脑残方粉的信件,之前这人和我交流过两三封信件,都是探讨经济方面的事情,蒙...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3 月 11, 2012
“大牌”教授最近一个接一个出来给方舟子长脸了,包括这个远在异国却不忘关心祖国的装逼教授周轶群。很好。不管你有多大牌,你只要胆敢处心积虑说昧良心的话,你永远只能是自取其辱。 方韩之争让我们知道了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靠得住的,谁是靠不住的。 最后说一句那些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人所不愿意听的话:歪理就是歪理,就是神仙下凡也不能把歪理讲直了。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3 月 10, 2012
作者: 杨支柱 2012-03-11 10:12 星期日 晴 杨支柱编 韩寒:我是主张取消计划生育的,因为对于相对比较有钱的人来说,计划生育有或没有,其实是一样的,他们还要去国外生小孩,那他们想生几个生几个;那对于收入很差的人来说,计划生育有跟没有也是一样的。唯独受害的是在怀孕的过程中发生的不人道的、反人类的事件。比如强行的堕胎,上环,结扎啊…… 韩寒:有钱人为了减轻国家人口负担,完全可以移民,这样多生不光不罚款,还可以再将中国的人口减少三个以上。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不管富人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多赶走点富人,可以最迅速而有效的拉近贫富差距,一举多得。 韩寒:我不会贯彻计划生育,因为我可以负担我的孩子,让我的女人和孩子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最坏的情况,就算有一天我被政府和汽联一起和谐,我去黑市飙车都要让我的女人和孩子和家人过好日子。谁结扎我女人,我结扎他全家。 韩寒:打算生三个,希望可以有女儿,连名字都想好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所以希望3个小孩名字合在一起是 野百合 ,分别叫韩小野、韩小百、韩小合。如果只生两个,就变成 野合 了,很难听的。所以,第二个孩子小百 很重要,一定要生出来!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3 月 10, 2012
2012年03月10日 13:38:33 真实生活(live in truth)是不久前逝世捷克政治家,戏剧家哈维尔的观点。传入中国以后,已经成了理念性的东西,属于喊一嗓子能感动一大批人那种。可是,我总觉得咱们这儿有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过来了以后都会有一番变形。无论是立宪,法治,再到后来的自由民主,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不关左右,都有那么一股子似曾相识的邪劲。最好玩的是,厮杀双方圆睁布满血丝的双眼,嘴巴里却全是一样的口号。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疯狂的年度,也没目睹过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却相互开枪的奇观,不过,从春节前到现在还没停歇的“质疑大戏”,到真是让我等看到了历史确有重复一面,甚至是重复多次的多面。而这场大戏中。尤为吸引我的,就是这句口号,以及那些自称哈维尔信徒的公知明星。告喻公众警惕商业文化侵蚀纯良心灵的公知们,常常自称哈维尔信徒,都在呼吁过大家过“真实生活”,“真实比自由更重要”成了炫耀式的口号。 口号折腾到这份儿上,扑通通水花四溅的,还都是些翻译家思想知己,真不知道哈维尔地下有知,会不会羞愤再死一次。 照我猜,哈维尔如果生在中国,肯定会成为他不少粉丝们批评的对象:太插科打诨不正经了。革命胜利之后总不穿西装,纠集一帮狐朋狗友把腿翘在桌子上商量国家大事就不算,可革命的时候居然干出了一边起早纲领性文件,一边跑出去参加爵士舞会还朗诵滑稽诗歌取悦庸众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是罪无可赦的革命叛徒吗?真不知道当时的反对派们为何没有及时清理门户纯洁革命队伍?还有,这个家伙还一直喜欢颓废的摇滚乐,却没看到在他的围脖或者非死不可上贴上舒曼、勃拉姆斯的标签,而作为最高斗争形式的革命,不是应该和人类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掺和在一起吗? 事实上,只有统治者知道最应该杜绝什么。他们恐惧的“真实生活”,未必是某些人所 幻想的那种响着交响乐语词文雅不吐脏字的“天鹅绒革命”,我总觉得,不少人对这场天鹅绒革命的想象和理解,常常忽略了民众和民众中的知识分子对于后极权时代被权力渗透了的日常生活中从点滴做起的反抗——这就是简单得以为不是哈维尔就是昆德拉,并且把韩寒理解成昆德拉的原因,反正非我同好,必是异端。 我看哈维尔的故事,有些细节特别有趣,比如,牢里的他只允许每周给妻子奥尔嘉写谈 家常琐事的4页信,并且特别规定:语言不能有幽默感。我们都清楚,哈维尔是搞荒诞戏剧的,不许幽默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又是一种怎样的荒诞?不过这也很容易理解,无论是极权体制还是后极权,只要是体制,常常仇视笑声的,最看不得民众发自内心的快乐。 捷克随后的历史证明,专制权力对幽默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唯有他们才最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威胁,当革命真正到来:“布拉格几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标志所覆盖。尽管它们有一个目标-——推翻极权制度——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 恕我直言,我对那些没有生活,道德亢奋的革命说教家们总是心存怀疑,而拥有反抗力量的真实生活,也不是如这些人想象那般仇视日常生活,不能搞赛车,不能泡妞,不能一边赛车泡妞一边写博客,不能买房子,不能体会自由生活,恰恰相反,所谓真实生活,是在现实形态中点滴排斥权力的侵蚀,形成于被规训的生活相对应的同构生活,或者更准确而言,过一种权力之外的自由生活。 当然,做到这一点 很难,与大部分后极权体制下的人们而言,也无可能。不过即便不可能,也要培养一种想象力,一种关于自由生活的想象力,而不是抽象继承了体制的反真,反善,反美以及反智的特性,将这种据说有些鄙俗的商业生活视为毒瘤。不顾姿态心怀怨恨狠狠啮咬,如果真被你咬掉,恭喜你,权力做不到的事情你帮他们做到了。 哈维尔葬礼上,送葬人群里面有个姑娘拿着一把钥匙。人们都知道钥匙在捷克历史的特殊意义,当年,民众聚集在广场上,手拿钥匙要开启新的生活之门,要求统治者还给他们真正属于他们的生活,回到敝国,从过年到现在却发现,不少人往往仇视生活甚于仇视权力体制,明明有个不依附在体制内的生活,却痛恨不已,咬牙切齿然后急于除之而后快。而他们的理由,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别笑,严肃点,革命呢。 真想问问有些公知,如果真有一把钥匙,是愿意把它交给庸众,让庸众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消费大众文化产品,喝不健康的垃圾饮料吃不健康的垃圾食品,还是把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上,每次给庸众一点点必需品,用这种方式把他们引向一种你认为高尚纯洁的道路呢。当然,你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自由主义也有保守一维,可是,在今天中国民众没有真正自由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亦没有保护自己生活的法治自由的时侯,让这一“道德洁癖”“真想洁癖”和对商业社会的恐慌延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别忘了,极左和极右,也不过是硬币两面而已。 上一篇: 两会观察:中国酿变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3 月 10, 2012
作者: 杨支柱 2012-03-11 00:28 星期日 晴 杨支柱按:最近孔庆东的《青楼文化》被人指控为抄袭,“打假斗士”方舟子一反常态以《青楼文化》非学术著作只要语言是自己的就不算抄袭来加以辩护(这种辩护其实不能成立,只有新闻报道因为报道事实本身的同一性可以主张语言不同排除抄袭,但孔庆东的书显然不是新闻报道),可见孔庆东和方舟子之间是很有交情的。但是在方舟子、韩寒之争中,孔庆东却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了对韩寒有利的分析。这让我对孔庆东刮目相看。孔庆东另一个让我刮目相看的地方,是他一直反对计划生育,并未因为不时对他冷嘲热讽的杨支柱反对计划生育就支持计划生育,也没有因为跟他政治立场一致的司马南支持计划生育而支持计划生育。看来孔庆东的小世界比较复杂,我以前挖苦孔庆东的一些话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2期 2012年春节之前,《长篇小说选刊》约我写这篇文章,当我动手写的时候,已到了龙年2月,此时“方韩大战”正万马战犹酣。这期间我对双方做了劝和工作,从私心角度讲,是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希望文学的事情由文学本身来解决,不希望看到“80后”文坛实力的被削弱;而从公心的角度讲,则希望同时保护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不愿意看到哪方因遭强力压制而噤声。最终,双方都没有听从我的和解劝告。方舟子的质疑固然犀利,韩寒的反击固然猛烈,但由于双方皆非文学研究者,所以他们都不知晓文学理论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叙事者。一旦我们从“叙事者”的视角看待作品,许多争论就是完全多余的了。 一般读者都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写的。但那个现实生活中的“作者”,跟读者通过作品想象出来的“作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二者基本重合。写《阿Q正传》的“巴人”,决不等于在教育部当官的那个“周树人”;给我们讲述“孔乙己”悲惨遭遇的那个鲁镇酒店的小伙计,更不是少年鲁迅。因此文学理论家们发明了一个“叙事者”概念。这个叙事者,是作者通过作品所塑造出来的一个虚拟自我。在此,我只想从这个视角谈谈韩寒201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或许会增加一点我们对“80后”文学的理解。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开着一辆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到几千里外的异地,去接一位朋友出狱。而 “我”夜宿小镇时遇到一位“特殊服务”的女人。 “我”接受了服务后得知,她已经怀孕且不知是哪位客人的孩子,她想生下孩子并培养成一个有理想的后代。后因被警察抓了说是嫖娼,说“我”跟她有复杂的感情纠葛,于是“我”就一路带着她去找“孩子的父亲”。“我”在路上不断回忆往事,不断地插叙一些“我”的和她的少年往事和感情线索。然而,“我”去监狱接出来的,其实是朋友的骨灰。而她最终也没有找到被她认定为孩子父亲的“孙老板”。故事的结尾,她生下孩子后托人送给了“我”,“我”就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 如果把这个故事当成“赛车手韩寒”的夫子自道,显然是天真和外行的。书中的回忆有眼保健操里包含“为革命保护视力”的开头语的情节,有被同学批判为“反革命”的情节,此类“闪回”显然不是“80后”而是“60后”以前的人生记忆。但“80后”凭什么就不能借用甚至虚构“60后”的人生记忆呢?所以,我们不必追究作家韩寒的“创作程序”,值得研究的是叙事者韩寒与赛车手韩寒的灵魂交错。我曾经说过,韩寒的小说具有一种“速度感”。这种速度感不是简单的节奏快捷或者思维跳跃之类,而是韩寒的文字经常给人一种“在路上隔着车窗看人生”的感觉,这个感觉跟“80后”、“60后”无关,这个感觉只属于一个曾经喜欢长跑、后来喜欢狂飙的狂狷之士。不论我们觉得他有什么天才或缺陷,不论我们觉得他有什么洞见或偏激,不论我们觉得他天马行空或鼠肚鸡肠,他都是独一无二、只可模仿不可复制的。 正因为不是在正常的速度中看世界,所以“叙事者”一方面“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而另一方面他所呈现给读者的世界是动荡的,是可疑的,是不可久居的,是不断向后掠过的,是刚刚寻找到就发现已经成为骨灰的。“80后”文坛上,集中全力为读者奉献出这样一个世界的,只有一个“叙事者韩寒”,不论这个韩寒在生活中是谁,哪怕他是一个外星人,都值得他的那些粉丝向他致敬。因为他所奉献的,是一个“韩寒的世界”。 来源:http://cpxsxk.com/criticism/2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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