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层

法广 | 焦点评述: 面对北京新领导层安倍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

现年58岁的安倍晋三在自民党年会上,在谈到59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61岁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时表示:“我与这两位新领袖属于同一代。為了区域的繁荣稳定,我们三人必须互相了解。”安倍还称:“我要说,日本的门永远对中国敞开。” 但自由民主党党大会周日却通过内容广泛的行动计画,包括努力促成通过一部“独立宪法”,以取代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订定的非战宪法。非战宪法禁止日本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日本自卫队只能用于防卫。自民党修改非战宪法,此举可能引发中国和韩国不安,两国都是日本20世纪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安倍晋三昨天前往东京市外横须贺,在防卫大学毕业典礼致词。他强调,安全情势与学生四年前入学时已不同,他称“对我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挑衅持续不断”。他说:“你们在岗位上面对的,将是严峻的现实与现场的危机”。安倍晋三还引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的演说时讲过的一句话:“功劳荣誉归给真正身处第一线,脸上沾满尘泥、汗水与鲜血的人。” 鉴于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中国反复派船进入钓鱼岛附近领海,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此前也表示:“安全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被侵犯的危机今后会如何发展?” 小野寺五典指出:“我们将来可能成为纠纷当事国。必须在这种危机感中确立安全保障体制。” 此前已有消息说,日中韩三国政府开始考虑5月25、26日在首尔举行首脑会谈。首脑会谈每年在三国轮流举办一次,今年轮到韩国,但因领土问题等原因,召开时间一度很不明朗。韩方已向日中两国提出了这一日程。如果中方响应,日方预计也会同意。如果三方均同意,这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三人上任后的首次会面。在首脑会谈召开之前,三国将就4月份在韩国举行外长会谈展开协调。 对于王毅出任中国外交部长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日本媒体认为,在对待钓鱼岛争端上,中方不会软化立场。王毅曾任中国驻日大使。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尽管王毅日语流利、熟悉日本,和日本政界有联系,如果他在中国被视为同情日本,反而对他不利。『产经新闻』还强调王毅先前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因此上任初期很难改善日中关系。『时事通信社』引述日本外交消息人士说:“他对日本了若指掌,可能反而採取更强硬的立场,谨慎避免因态度软弱遭到批评”。不过,日本媒体注意到,王毅担任驻日大使时,曾协助修复因当时日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陷入紧绷的中日关系。『朝日新闻』认为这显然意味着习近平政府谨慎处理中日关系。王毅的首要任务是先让两国关系正常化起来,为日中峰会铺路。 另外,习近平要求中国军方改善作战能力的计划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法新社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中国与日本正为了领土主权争议而陷入僵局。习近平周日首度以中国国家主席身分,要求中国军方为“打胜仗”提升能力。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要按照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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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北京大雾中看新领导层政治进步迹象

北京大雾空气严重污染 中国首都北京因大雾导致空气质量严重污染,但中国当局在74个城市公布真实的空气污染检测结果的举动,受到国际间好评,美国国务院称之为“关注人民健康的好开端”。 仅仅在7个月之前,中国有关当局还要求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停止发布使馆进行的空气监测数据,斥之为不严谨不科学,不符合中国的标准。 所以此次北京市公布大雾中空气污染的真实数据,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中国新领导层在政治上可能会更开放、更进步的迹象。 作风开放 音频:北京大雾中看新领导层政治进步迹象 北京大雾中空气严重污染之际,中国当局如实公布PM2.5数据,是否意味着新领导层更开明进步?BBC中文网记者就此话题电话采访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炜博士。 收听 mp3 没有安装Flash播放器 下载Flash 用视窗媒体播放器播放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炜博士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与上一届领导人相比,目前已经可以看出习近平、李克强这届新领导人的作风更开放一些。 但他指出,由于美国驻华使馆坚持在网上发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中国老百姓也越来越关注与自身健康息息相关的空气质量,上届政府就已经开始公布PM2.5指数,现在要想隐瞒真实数据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仅凭公布真实的PM2.5数据这样的细节,不一定表明中国现状会有真正的根本性的改变,这只能说明新一届领导人在处理公众事务的方式上更为灵活,但是否会在民主化和信息完全公开化方面真正与国际接轨,目前对此进行判断还为时过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关注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有关健康的问题,将在明年3月成为中国总理的李克强周二(15日)也承诺,对待空气污染问题必须有所作为。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和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历来把经济增长看作是必须放在首位的政绩表现,环境保护问题当然退居其次,所以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比较关注民生的李克强把环保作为重点抓,仍然会遇到很多阻力。 安心空气 张炜博士认为,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所有正在经历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还没有富裕到使用清洁能源之前,环保和经济增长永远是一对相互冲突的矛盾。 选择侧重于经济发展还是环保,不仅关乎人民健康和国家经济,也是政治问题,因为由谁来决定两者间的取舍、通过什么方式来取舍、如何保证这一取舍有利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完全是一个民主化、法治、以及政治透明的问题。 在世界现代史上其实有过一个类似的先例。1952年12月的“伦敦大烟雾”造成至少4千人死亡,也使当时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政界把环保问题推上议事日程的首位。 1956年英国开始实行包括《清洁空气法》在内的一系列立法,禁止工厂和居民排放黑烟,全国改用无烟燃料,这才有了今天伦敦的干净空气。 所以虽然许多人相信习、李新领导层的主观愿望是希望解决人民健康、环境保护等问题,因为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让人民的生活安稳,共产党政权的巩固也就能得到保障。 但是具体到如何在制度上保证,目前的中国政府却仍然缺乏整体性的政治决策,只有建立包括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在内的一整套方案,才能真正保证老百姓能吃安心饭、喝安心水、呼吸安心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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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欧洲民运团体吁中共新领导层平反冤狱

去年十一月中旬上台的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层,一个半月来还没有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举措。欧洲民运团体负责人张英先生吁请他们效法胡耀邦、赵紫阳等前辈,历朝传统前例,首先平反冤狱,如此于国于民、大吉大利。 在去年十一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十八次代表会上,中共完成了领导层的换届,习近平新的一代领导人开始主政。一个半月以来,新当选的主席习近平参与了很多活动,并且发表了公开讲话,岁末年初则在广州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 欧洲媒体认为,所有这些事情并没有给中国政局走向带来新的气象,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甚至混乱。 针对这个新旧领导交接之际的现象,欧洲民运团体负责人张英根据他所经历的历次中共领导人的换届体会,呼吁习近平等新领导人效法他的父亲习仲勋那代人复出后的作为,认为这样才会对中国时下的发展走向,对他们的未来大吉大利。 张英今年步入七十一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并且成为异议人士,多次被关押、审查,八九后流亡荷兰,二十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海外各种民运团体的活动。 关于他的这个想法,他首先对记者说:“我们期盼习近平时代如同当年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十年一样。学习并且继承胡耀邦当年组织领导平反五百多万起冤假错案,赵紫阳一贯地坚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习近平应该继承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这个党内民主派的旗帜。” 张英先生说,邓小平上台首先也是平反冤狱,因为平反冤狱实际上在历史上也是历朝新政的开始。 为此,他进一步呼吁说:“所以我们期盼习李能够像当年胡耀邦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那样,来一个第二次平反冤狱的大解放,先从昭雪胡耀邦、赵紫阳做起,还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应有的真正的历史地位。从而对汉族昭雪平反六四和法轮功。对藏维蒙等少数民族平等,尊重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释放大量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取消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的毛氏六十年的劳教和监狱。拨乱反正,让一切良心犯有公民回家的权利。”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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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下台中断了加中关系的重要联系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薄熙来作为重庆市委书记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是2月11日会见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哈珀,那是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后的第五天,这项外事活动是否如期举行一度成为人们关注薄熙来是否会立即受牵连的观察点。这一天下午,哈珀给加拿大人的老朋友薄熙来带去了礼物,将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升格为总领馆,以拓展加拿大企业对重庆的出口。哈珀还赞誉“重庆成功地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速的城市之一,重庆是中国开发西部战略中最成功的例子,这里的增速证明了辛勤劳动的民众可以获得平等的机遇。” 当晚,哈珀乘专机回国,薄熙来则留在重庆等待即将到来的厄运。3月15日,薄熙来被免职。几个小时后,加拿大最富影响力的英文报纸《环球邮报》就撰文慨叹薄熙来下台使“加拿大在中国领导层里失去了一位亲近盟友”,“ 加中关系最热络的一页已经成为过去。” 文章作者为该报驻渥太华政治记者坎贝尔-克拉克,他认为薄熙来下台中断了加中关系的重要联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薄熙来与加拿大媒体和金融巨头戴马雷(Desmarais)家族建立了友好关系,其家族成员、三任总理克里蒂安(Jean Chretien)不久前还与薄熙来互称“老友”。 前联邦贸易部长舍尔吉欧-马赫希(Sergio Marchi)1997年与薄熙来见面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薄熙来下台令他感叹加拿大“失去了一位重要盟友”。97年之后,加拿大官员和商界领袖纷纷和薄熙来建立联系。魁省省长吕西安-布萨97年走访了薄熙来主政的大连,几年后,克里蒂安总理会见了担任中国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在哈珀执政之初,加中关系陷入低谷。07年薄熙来访问美国时,还专门增加了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行程,与当时的联邦贸易部长艾民信共进午餐。08年,有四位加拿大省长到重庆拜访薄熙来。 在流亡多伦多的中国记者姜维平批评薄熙来“搞文革那一套,令国家倒退,人民越来越不满”时,加拿大的商界及政治领袖们在薄熙来那里发现了他们喜欢的开放风格和加拿大的利益所在。前外交部副部长皮特-哈德(Peter Harder)现在担任加中贸易理事会(CCBC)主席,他认为薄熙来“平易近人,英文非常地道,有着中国领导人少有的高度自发性,对加拿大的事物抱有兴趣。” 加中贸易理事会是由蒙特利尔戴马雷家族的掌门人保尔-戴马雷(Paul Desmarais)于1978年创立,近十多年来与薄熙来建立了密切联系。1997年,时任会长的舍尔吉欧-马赫希访问北京,理事会要求他去东北大连走一趟。他回忆说:“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会一会大连市长,我说接下来的四五天行程排得满满的,理事会要我务必去和薄熙来见面,因为他是中国的政治明星,充满活力,对加拿大的利益会有帮助。” 此前,薄熙来已经和加拿大人建立了联系,陪同舍尔吉欧去大连的安德烈-戴马雷(Andre Desmarais)早就认识他,安德烈不仅是保尔-戴马雷的儿子,还是前总理克里蒂安的女婿。克里蒂安在北京会见江泽民和朱镕基时,担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就坐在一旁。去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加中贸易理事会年会上,克里蒂安、安德烈和保守党内阁贸易部长戴国卫(Stockwell Day)向薄熙来频频敬酒。 与薄熙来的友好关系令加拿大在华商人感到很自在,在应付与中国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复杂三角关系时免于陷入困境。一位和薄熙来打过交道的加拿大商人曾说:“薄熙来领导的重庆有着加拿大全国的人口总量,他是加拿大人的老朋友,我们用不着向他要求恩惠,我们都相信他会进入中国最高领导核心。” 《环球邮报》慨叹“这位加拿大人的老朋友在距离中国领导核心咫尺之遥的地方失势”,“刚刚给加中关系升温的哈珀会和下一届的中国领导班子成员打交道,两国关系不会因薄熙来的缺席而停滞,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薄熙来的下台,加中关系中最热络的一页已经成为过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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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事务》 佐利克:我们为何仍然需要世界银行(全文)

核心提示: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原文: Why We Still Need the World Bank | Foreign Affairs 发表:2012年3月-4月号 作者:Robert B. Zoellick (世界银行行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世界银行行长发表年度演说。 (Yuri Gripas / Courtesy Reuters) 】 2007年,世界银行处于危机之中。一些人认为,世界银行在领导层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世界银行本身。当世界银行集团的基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1944年成立时,饱受战争蹂躏的穷国几乎没有获得私人资本的途径。然而,60年后的今天,私营部门的资金流量超过了政府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前董事经理杰茜卡·艾因霍恩2006年在本刊撰文时写道:”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依赖官方援助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看来好像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机构。”圆桌讨论和报纸的舆论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 2007年,我带着一种不同的积极观点接掌世界银行,这种观点来自历史视角、个人经验和我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多边体系的创造者设计了一个国际经济架构,应对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他们认为会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世界银行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包括金融和货币问题、贸易、投资发展以及被破坏国家的重建。 2007年,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私人资本和自由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和扩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并不能因此而不需要世界银行,因为它从来不是简单地提供贷款和拨款。它的作用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 促进增长、机会和希望,在一个更好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中消除贫困。 不仅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银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它包括四个政策和融资部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为79个最穷国家设立的基金)、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人部门)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它给投资者提供防范政治风险的担保)。 为了实现其使命,世界银行需要新的方向、更加坚定的指导以及更好的执行手段。它不得不适应经济影响的变化,新兴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发展不再关乎南北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帮助私有部门 ―― 不管是来自国外的投资者还是国内的公司 ―― 消除自主创业的障碍。它需要促进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承担责任。我们领导团队的工作是指出新的方向,建立支持和伙伴关系,将总体设想转变为具体行动,注意创新的机会,然后执行、执行、再执行。 没过多久,世界银行的辩论就从能否存在的问题转向新的务实问题。在粮食和燃料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可采取什么措施促进粮食安全和改善人们的营养?它如何帮助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和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的过渡?它如何帮助中东国家满足现在的就业需求,并在未来建立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它能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传授什么经验? 清楚地揭示这项新使命仍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问题之一是,它被称为银行。多数人将银行与发放贷款联系在一起(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但是融资只是本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当融资最有效的时候,世界银行传授知识,发展持久的市场、机构和能力,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不管采取的形式是股本、担保、贷款、拨款还是风险管理)。将所有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世界银行就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状况。 这是我们在2007年前面临的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世界银行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使多边机构实现现代化?世界继承了”智者”在二战后创建的机制和机构。冷战之后,多边机构增加了,不过只是略有改变。 2007年以来,国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国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同时,国际经济力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打击中复苏。过去5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占所有增长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还成为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投资、甚至外援的来源。为旧秩序设计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如今,一些只看到多边机构的弱点和失误的人主张彻底放弃这些机构。但是,世界上的多边机构提供了一个为寻求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牵线搭桥的单薄然而重要的纽带。那么,务实的方针是使这些并不十全十美的机构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提供度身定制的服务,为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各种发展中客户解决问题,扩大资本基础和创新的金融工具,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和透明的形式实现民主化的发展,调整代表份额和业务,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责任。世界银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它能够并且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 为客户服务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客户,而不是旧有”结构调整”政策的对象。这种主张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它代表着重要的心态变化。世界银行应该是解决办法的寻求者,而不是方案的提供者。如果最佳教科书解决办法不适合客户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银行就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专家需要能够传授别国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知识。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我不需要另一位印度问题专家。这样的专家太多了。我需要的是研究养老金制度、公私基础设施开发和教育的世界级专家。”仅仅提供资金很少能解决问题。 客户有着大不相同的需要。努力摆脱暴力、不良治理、不稳定和贫困循环的国家,需要的远远不是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供职期间,我看到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常常在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密切配合。世界银行能够帮助为这些领域牵线搭桥。1944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英文字母”R”代表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复兴。今天,它代表的是世界银行在阿富汗、海地和利比里亚等多事地区的工作。 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它们面临着自己的突出发展挑战。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世界经济和别国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行动将对制定跨国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必不可少,不管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保健、贸易、环境还是金融一体化。世界银行不仅需要帮助中等收入国家,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鼓励它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早期的一项挑战表明了世界银行解决问题的新方针。2007年底,粮食价格上涨,燃料价格的上涨给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一些从总体角度考虑问题的世行专家说,大宗商品的高价格带来的收益会让多数国家抵消这种危险。另一些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由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长期发展机构解决。但是数千万穷人不具备能够减轻这种打击的缓冲力量。家庭食不果腹。农民得不到需要的投入。饥荒随即发生。除非民众和政府能够解决短期危机,否则谈论长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世行迅速采取行动,与联合国机构一道设立”全球粮食危机响应计划”,创建一个快速融资机制,支持农民。与此同时,如果世行能够帮助提供高生产力和产量的话,人口的增长推动更高的价格以及对农产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将提供促进增长的机会。现在,世行的危机响应计划帮助了47个国家的4000万脆弱人口。它的投资扩大到整个农业价值链,涉及科研、知识产权(包括女性农民的知识产权)、种子、灌溉、化肥、储存和营销 ―― 始终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世行的金融专门知识可帮助农民和粮食购买者通过天气衍生品、农作物保险和期货市场控制风险。 当粮食和燃料危机被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压倒的时候,世界银行调动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金融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并迅速分配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世行通过扩大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注资以及收购问题资产,解决具体的市场崩溃问题。它与澳大利亚、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55亿美元资金,如果情况恶化就可以利用;这笔备用资金的存在允许印度尼西亚政府增加开支来抵御衰退,并向投资者保证它能够为其扩张性预算提供资金。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宣布它将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资金鼓励欧盟的银行继续向欧洲东部提供信贷。 世行还与客户合作,提供长期投资,为复苏奠定基础,重点是三个领域。首先,它投资于基础设施,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为明天提高生产力,提高对机器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第二,它扶植安全网络,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世行根据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帮助40多个国家开始执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这些计划资助贫困家庭供养孩子上学和获得预防性保健服务。第三,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金融公司向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融资。这种度身定制的方针与过去的普通贷款业务相差甚远。有时,世行必须对拒绝满足有关腐败、环境和治理标准及保障措施的客户说不。然而,大多数客户都想提升其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扩大金融创新 为了筹集资金并进行有效的投资,世界银行必须做出实绩,扩大其金融支持基础,为其客户提供创新的金融工具。每隔三年,世行都需要补充面向最穷国家的基金 ―― 国际开发协会。甚至在目前存在资金限制期间,世界银行的股东 ―― 它的187个成员 ―― 都认为该机构的重要性和表现是给予一流资金支持的保障。2007年和2009年,国际开发协会的两次打破记录的资金补充活动筹集资金900多亿美元。2010年,股东们还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0多年里的第一次资本扩充给予了支持,使该机构能够通过发行AAA-级债券满足客户在危机期间的需要。 这些资金筹集计划取决于能否使新兴经济体在艰难的财政时期发挥”负责任利益相关方”作用,即它们在实力增强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国际开发协会两次资金补充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新增资本一半以上来自它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每年都有收入,他们用这些收入积累资本,支付行政管理预算的费用(世行规定这些预算实际上与往年持平),甚至对国际开发协会贡献数十亿美元。获得过国际开发协会投资的国家支持资金筹集工作,它们与世界银行一样重视成效和问责,包括使用新的放贷工具,将偿付与特定成就联系在一起。 扩大创新还有余地。随着对受援国的条款的调整,并通过它们的偿付,国际开发协会应该着手增强自我维持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银行培育私人投资面临重大机遇。许多非洲国家保持高增长率已有10年的时间。它们在采取措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世行正在同它们合作改善它们的商业和投资氛围。例如,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让有关国家评估它们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小企业的发展。 2009年,国际金融公司创建了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同时还保持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随后进行投资的传统模式。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主权基金、养老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国际金融公司发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总共拥有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将近30亿美元来自外界投资者。它们在非洲和其他知名度较小的新兴市场几乎没有风险敞口。现在,这些投资者依赖国际融资公司将发展与回报结合在一起的突出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更加熟悉这些增长型市场,它们的队伍将扩大。 世界银行在利用融资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前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的鼓励下,世行从相关政府那里筹集60多亿美元,用于新的”气候投资基金”,帮助有关国家提高能源效率,改善技术,降低排放,保护自己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基金在45个发展中国家动员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项目。当谈判代表们还在讨论一项联合国”绿色基金”看上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有了一项基金开始运作。世行还对一些计划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药物,保护野生动物,降低人道主义粮食和供给的成本,创立自然灾害保险。 世行的方针是让其他机构参与。世行扩大了对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每一个伙伴的相对优势。它加深了与区域发展银行(包括几个阿拉伯基金和银行)、私人投资者、政府和基金会的关系。国际金融公司可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共担风险,例如通过与其他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保持贸易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公司还通过大约180个私人股本基金承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大约30亿美元开辟市场,投资者可通过这些市场给当地公司的业主提供期限较长的风险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积累经验,不管是面向本地货币债券市场、股票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促进善治和防止腐败 促进善治和反对腐败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当我进入世行时,它的反腐败工作陷入失望、怀疑和冲突之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的一个独立审查小组提供的一个宝贵的”线路图”,使世行的廉政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与实地工作人员、客户、捐赠国和世行自己的执行董事会合作。 然而,世行需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对有过舞弊和盗窃行为的人员进行调查、起诉和惩罚。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挑战是政府如何明智地利用收入,反对腐败,扩大增长的效益。世行在应用其经验时需要实施腐败预防措施,提高透明度,让公民社会参与支持善治。它还必须帮助政府 ―― 越来越多地在地方层面 ―― 加强财务管理、采购制度、审计和其他制约措施。 世界银行将需要新的工具突破更加棘手的障碍。2010年,世行与区域开发银行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因从这些银行行窃而被定罪的个人和公司终将受到惩罚。世行的廉政部门提出了适用于犯罪者的解决办法,将制裁与赔偿和对反腐败小组的贡献结合在一起。被盗资产收缴计划正在帮助相关政府从掠夺本国国库的领导人那里收缴盗窃的资金。 世行还将一些案件提交各国刑事机构处理,虽然政府可以行使诉讼自由裁量权,但总是不(将案件)提起公诉的政府将会令它们与世行的关系受到损害。为了支持调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和从事这项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工作的人,世行于2010年成立了国际腐败追踪联盟,这是由134个国家的200多名反腐败官员组成的网络。世行也正在建立一项基金,帮助当地支持问责的公民和民间社会团体。 使发展民主化 世界银行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作出可能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时,它必须向最了解这些问题的人征求意见。2011年,中东发生巨变,示威者发出的许多信息之一是,全球经济自由必须与善治、公民的呼声和社会问责结合在一起。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能否从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道路转向使发展民主化的道路。这意味着给人民提供手段,去搜集数据、更好地了解发展问题以及获得共享洞察力的机会。机构抵制开放。信息就是力量。开放意味着揭露错误,解答批评者的质疑,这是一件难事,但是最终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就世界银行而言,该机构的开放会改善业绩,并向人民展示它所做的工作和运转情况。透明度是阴谋论的最好矫正方法。 2010年,世界银行推出一项新的信息查阅政策,公布了大量文件,并给公众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信息,内容涉及世行的项目、分析和咨询活动以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这项政策以印度和美国的信息自由计划为模式,标志着世行处理信息方式的突破性变化,也是所有多边机构的此类政策中最为广泛的。 “开放数据计划”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根据这项计划,世行对凡是能够上网的任何人都免费提供大量数据。从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到肯尼亚的农民,现在都可分析世行的数据。2010年举办的”面向发展应用程序”开发竞赛,鼓励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人员对这些数据发展新的用途,世界银行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应用软件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可查阅范围。世行还在开发一种”廉洁应用程序”,让公民们在网上查阅世行项目的信息,并给他们提供途径,迅速报告与这些项目有关的腐败问题。世行计划与社区合作,绘制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地图,例如诊所、学校和水源,这样,村民们就可让官员承担起责任。下一步是让人们利用手持设备从任何地方都可向世行报告其项目的真正进展情况。 所有这些计划代表的模式都与过去”银行最了解情况的态度”迥然不同。去年,”公布资助信息”(Publish What You Fund)组织认可世界银行的工作,将国际开发协会在58个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当中列为透明度排名第一。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银行 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当地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世界银行必须反映这种变化。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执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从44%增加到差不多50%。但是,由于董事会很少投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新董事会席位可能更加重要,使会议桌上又增加了新的声音。一些国家主张控制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分,各拥有一半。这种观点引起了棘手的问题:哪些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由于更多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还应该为剩余的国家保留50%的表决权吗?表决权是否应该反映各国对国际开发协会或其他基金扩充的贡献呢?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强化了南北逻辑、反映了旧有的模式? 世行的管理目标是以世行如何开展工作来为基础来分配话语和代表权,首先是以尊严和尊重对待客户,并在世行工作人员中更好地反映世行的会员情况。本地化是有帮助的:设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让工作人员更接近于客户和其他股东。世行的雇员来自167个国家,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学者林毅夫,他是担任这项职务的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50%是女性,雇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大约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也在逐渐扩展其全球足迹,努力分享知识。它在内罗毕设立一了个中心,帮助经历冲突后的国家,还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分部,聚焦于城市以及公共-私营基础设施开发。正如这些机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发展,知识与贷款同样重要。知识需要流动,南南之间、东西之间、草根和权力中心之间,不再受旧有等级制度的限制。 超越援助 我来世界银行之前的经验使我重视结果。对结果重视可能不言自明,但是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受到智力上的辩论、政治定位以及当前意识形态趋势的驱动。特别是国际组织可能非常专注于过程和讨论,以至于忽视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实际结果的重视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公共组织里特别重要,那里的相互制衡和程序以及各种委员会可能阻碍主动行动。成就营造士气、获得支持、促进问责及合法性。 世行为变得更快、更灵活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然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管们需要帮助自己的团队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涉及保障措施、健全的采购惯例、政府的合作以及其他问题)以及他们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关者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不让处理流程瘫痪。 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努力一直是更大的、驱动多边机构现代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转向多极增长,这种演变将推动机遇、改善生活和促进创新。与此同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多边体系,鼓励更多国家增强共同责任,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有关国家超越援助。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总是存在,今后一段时期,贫穷国家和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将需要发展援助。然而,目标应该是摆脱依赖性。世界银行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条件,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金融投资,来刺激企业、就业、生产力并联接全球供应和物流链。它还可促进更好的治理、法治、经济自由、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问责。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所有国家都应该利用本国人民的活力和才能,尤其是女孩和妇女。她们在所有地方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增长来源。 世界银行的大部分历史都与第三世界有关。第三世界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是,发展则不然。事实上,发展的教训 ―― 就如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 ―― 越来越适用于所有国家。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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