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层

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党章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地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     在3月14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就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呢?   “唱红”   我注意到近几年相关媒体做的诸如这样一些报道:1.为开发红色资源,一座高20.6米、重46吨的毛泽东不锈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竣工。连底座在内,这尊塑像高达37.4米,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塑像,其一只脚便可坐6人。2.重庆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仅两年多时间,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2.8万多场,举行故事会7.01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3亿多条次。3.去年3月某星期五,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红歌会,3000余名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近40首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都有显然是被统一置备的全套行头,场面壮观宏大。4.去年3月某星期一,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当日,重庆市万余人集体学习、高唱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统一穿红外衣,外围有大批统一着装的人员挥舞党旗,高处均悬挂巨幅标语。   在唱红方面,重庆需要澄清和反思的地方很多。这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包括:   1.如此连续、持久和大规模的活动,它们是自发的还是由公共机构运用公权力统一安排的活动?   2. 这些活动是民众、党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的,还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强制参加的?他们真的有选择不参加这些活动而不影响自己生计和出路的自由吗?如果他们并不真正有选择不参加的自由,那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开展这些每种都数以万场计的活动,显然每年都需要一笔数量可观的经费,这笔经费难道不是归根结底主要来自纳税人?这些支出对于民生来说是最紧要的吗?这些支出项目是否经人民代表机关审核批准?   4.在精神生活方面,公共机构及其领导人是否有权为公民或个人做主?是否有权将自己个人认为高尚、优美的东西强加给公民等个人?公民等个人有没有选择在公共机构或其领导人看来不那么高尚、不那么优美的精神消费品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党章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地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如果哪个机构或官员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推进和持久地维持唱红,从宪法和法律的观点看,说不过去的地方就很多——即使重庆方面成功地将唱红排除到了政治运动的定义之外,问题的性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爱的精神产品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成年人,他们可以选择高尚的精神产品来消费,也有权消费被高贵者不屑一顾的精神产品。公权力机构可以引导公民等个人的消费倾向,但不能事实上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或不给他们以选择自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作为事实上垄断了相当大比例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公共组织,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其领导者有义务适应多种需求,向不同的公民社群供给可由人们选择的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不宜依据领导者个人的消费倾向决定向公民提供的产品的种类。像 重庆卫视那样,从原本向公民提供较多样化的影视产品供其选择的机构,转变为仅仅向受众提供一种颜色的公共产品(即红色节目)的机构,实际上是其公共职能严 重倒退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在公共机构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引导公民的精神文化消费,确保了政治正确,但在那些对红色产品没有消费偏好的公民受众看来,则是 被剥夺了对消费产品的选择自由。   所以,综合地看,与公共权力和地方财政等公共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唱红,从法理和宪法而论,实际上是公共机构向公 民等受众实施的一种无形强制或精神强制,其性质属于软暴力。试想,重庆的干部民众能够拒绝“唱读讲传”?他们拒绝“唱读讲传”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负面 影响吗?我确信,他们不仅不能拒绝,甚至不敢表达异议——君不见,整个重庆对于“唱读讲传”,就没有“七嘴八舌”,在表示异议方面,已经形成“鸦雀无声” 局面!但正如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或许有人会说,民众一致拥护欢呼的举措,怎么能说“鸦雀无声”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千百万人或其“代表”者一面倒地拥护欢呼,与鸦雀无声是同一性质的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   现代的公共机构和政治家,要治理好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坚守或许应该是尊重公民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重庆方面似乎对这个道理认识还不够深入。每个公民都是享有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独立个体,都有权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生活规划。   就拿唱歌来说吧,不论唱红歌、唱情歌、唱山歌,都不过是个人爱好。唱红歌和唱其他任何歌曲一样,确有其一定或特定的教育、教化功能,倡导和推动唱红者的 动机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引起“负面评价”,招致“误解”?根本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倡导和推行唱红者将自己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教育者的位置,将辖区内其他所有 人都看成了有义务接受其教育者;倡导和推行唱红者把自己的偏好毫不怀疑地看成了其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兴趣和爱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也看 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或采用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因此,唱红的倡导和推动者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有悖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精神,没有注意到其行为 与当代社会多元的特性不协调,以及其做法几乎必然产生压缩或妨害他人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后果。   在一个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公共机构和官员 不可以过多地考虑如何给自己任职区域的公民上课,倒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现今是实行自由、法治和民主宪政的社会,是必须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社会。所以,今天的各级官吏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对公民等个人并不具有“导师”的地位,不宜仿效旧时代的做法,更无权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推广基 于个人偏好的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教育的内容。   看来,在走向法治的时代,此前的公共机构和官员的很多习惯性做法、尤其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一些行为模式,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因袭。在行使公共权力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   “打黑”   重庆的唱红与打黑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黑势力和黑恶行为就应该依法打击,这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没有人反对打黑,但重庆应该正视“运动式”打黑中暴露出的问题:   1.以大规模集中抓捕、在临时场所关押犯罪嫌疑人和数百专案组同时运作为特征的运动式打黑,几乎必然发生严重“黑打”。几十年来历次的运动式“严打”的 后果已表明,成百数千地大规模集中抓捕并在临时场所集中关押犯罪嫌疑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公安对被抓者犯罪事实基本不清楚、对犯罪证据基本没掌握就抓人、抓 了人后再根据口供取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办案人员审讯犯罪嫌疑人时的破案压力,以及从而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侦讯手段诱惑力都非常大,法律底线可轻 易被突破。   2.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被剥夺,律师的相应执业权利也被剥夺——这就是“黑打”的重要表现。重庆有个临时关 押、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场所好像名叫“铁山坪”,但迄今为止从来没听说有任何律师被允许进入那里,更没有听说那里的犯罪嫌疑人得到过律师的帮助。   3.重庆打黑,律师仅深度介入个别案例,但就是这个别的案例,其中已经显露了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情况,它们是打黑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黑打”情况的有力 证据。就以法律、法学界众所周知的龚刚模案中被告的遭际为例来看看这方面情形:龚刚模受专案组人员刑讯的事实相当明显,尽管他先前向其辩护律师详细陈述被 刑讯情况,后来为求得从轻治罪,又配合涉嫌刑讯逼供的专案组人员掩盖罪嫌的需要而否定受到刑讯。   4.打黑案审理过程中,控方有义务促使证人出 庭但却基本不安排证人出庭,甚至还出现了控方疑似伪造被告犯罪的证据而且被法院采信等情况。很多关注打黑的读者或许注意到,在人们十分关注的那个打黑大案 中,还出现了一份被一些律师称为“天大笑话”的龚刚模证词,我亲眼在视频上看到了这份由检方举示、法院采信的书面证言的电子扫描本,这个电子扫描本上明明 白白地写着:“龚刚模答:2006年底的一个晚上,龚刚模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龚刚模开他的白色宝马车送我回家,路上他向我提及了万贯公司的执行案件,希 望我给予帮助,两次送张弢共计折合人民币402340元。”   5.重庆在打黑中办理的一些典型案件,其中如李庄案,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沿用了 法治未立时代常用的、很不得人心同时也在许多方面违反法律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的基本路径是:第一步,瞄准一个打击对象(这些打击对象有的确实有罪,有的 不一定有罪但主事者有强烈意愿将其定罪),初步确定欲对其进行打击的程度;第二步,将他/她抓起来,让其失去人身自由和辩解条件,同时违法剥夺其获得律师 帮助的权利;第三步,按照预定的对其进行打击或处罚的程度,开动宣传机器、调动舆论手段对其进行道德摧毁或政治抹黑,争取做到“人人皆曰可杀”,实现舆论 上的未审先判;第四步,来个“大三长”或什么“领导小组”定案,将舆论上的未审先判转化为司法上的未审先判;第五步,控方和法院协调配合走司法过场,具体 落实“大三长”或“领导小组”的既定决策。   公检法三方一体化办案或“大三长”变相合署办公,未审先判之类做法,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性破坏,其性质和危害比“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没有什么不同。公共机关职权关系混乱,一定是宪法和法律被违反的结果。   重庆“黑打”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反思呢?   我们不妨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甚至站在重庆官方的立场,来提出几个重庆打黑领导层应该反思的问题:   1.打黑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就是维护城市治安?自2009年以来,重庆官方对待外界“黑打”批评的制式反应或习惯性反应,几乎一律是立即强调打黑必 要、打黑有成绩。这种反应属于无的放矢、答非所问,无法消除国人心中的怀疑或建立确信。打黑真正的难点,是严格依法办事、平衡地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与 惩治犯罪活动两个目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城市治安问题,那任何掌握了公权力的人靠心狠、手黑、敢于违法乱纪使用暴力,都可以把黑恶犯罪 活动压制下去。   2.虽然声称要依法办案,但何以有那么多人批评和谴责司法机关违法办案,甚至指责他们制造冤案?从部分著名案件已经披露的案情看,那里的违法司法现象确实激起了许多知情者的义愤。   3.重庆打黑过程办案的透明度低,仅仅个别有外地律师介入的案件披露出一部分内幕,但就是这点内幕,就足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其严重程度。这方面的质 疑包括:办案人员为掩盖自己涉嫌违法犯罪行为,鼓励和利诱刑事被追诉人诬陷自己的辩护律师;离间和挑拨律师与其当事人的关系;非法拘禁和广泛关押犯罪嫌疑 人的近亲属;千方百计阻挡独立性较强的外地律师到本地办案,但却招聘外地律师违反职业伦理协助追诉犯罪嫌疑人;为不正当不合法目的搞选择性办案;普遍违背 程序正义;利用职权胁迫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作伪证;玩忽职守纵容职务犯罪;利用职权枉法追诉;利用制度性漏洞强行管辖案件;等等。   尤其是,在死刑的运用方面,“黑打”的做法让国家法制失去了道义高度,丧失了正气和权威。有的一个死刑判决下来,司法机关如此这般地受到公开和强烈的谴责,受刑罪犯获得如此真切的同情,是古今中外极其罕见的现象。   4.重庆的事态表明,公门中的法律人如果没有法治信念和良知,又缺乏监督和制约,其手中的权力极可能腐化变质为危害公民权利或现存法律秩序的利器。重庆 领导层似乎需要对这种情况有所留意。从重庆公门流播向中国社会的不少言论让人感到恐怖。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双起”,而是指诸如“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 的强项”,“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之类说法。这是近乎赤裸裸的暴力威胁,它不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语言。如果公门中的法律人都是这样“胡 闹”,社会主义法治和法制就都成了笑柄。但遗憾的是,常常招致滥用的公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断制造着新的“法棍”。   5.在刑讯逼供、违法办 案乃至制造冤假错案方面,重庆如果时下都不能对民众有所交代,那恐怕就很难谈得上对历史负责。我以为,最好有所交代,尤其要及时纠正冤案,其中首先是李庄 前案。重庆方面曾一再强调重庆办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能依法办事,做到不枉不纵,办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铁案’,很有说服力和公信力”。自己对自己 办的事能有信心当然是好事,但不可自信到背离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程度、不可违反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例如,根据什么说“办的每一个案件都是 ‘铁案’”?是否铁案是需要时间检验的,铁案不是办案者自己夸成的。检验是否铁案的“时间”首先是当时、现在。如果某种行为“当时”、“现在”就显然是违 宪违法的做法,将来能变得合宪合法吗?   6.黑恶犯罪活动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较之公权力机构“黑打”对法律秩序的危害,到底哪一个更 大?这一点值得重庆领导层及其治下的人民理性思考和比较。黑社会犯罪活动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实质上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犯罪,其规模和社会危害程度, 无论如何不能与由国家机器参与或纵容的“黑打”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最大的危害从来都是来自公权力机构。公权力 机构一旦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其危害程度和持久性,往往是无可估量的,十年“文革”及其后果,就是公权力机构持久和大规模地破坏法律 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的显著例证。中国任何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都不应该诱使深受公权力专制统治之害的中国人民忘记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历的巨大惨痛。   如果官方机构仅是一直片面宣传打黑对于维护法律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巨大意义,完全回避“黑打”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无异 于自欺欺人。客观地说,重庆从普通百姓、新闻媒体到学者专家,对“黑打”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各种情况均不敢公开表达任何异议,其本身已经证明在重庆 那块土地上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事实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和现实威胁。   打黑要看街头治安,但决不能仅仅看街头治安。打黑与“黑打”关乎的事态,其重要性比街头治安大千百倍。确实,重庆的做法或许是一个试验、试探或某种前奏曲,确实,这里“肯定又触及到什么人的利益了”——毋庸讳言,这里触及了包括 作者本人、本文所有读者、全部重庆人和全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中国人的重大基本权利及其背后的利益。对这些基本权利和利益,他们不可能不有所捍卫。   (作者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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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薄熙来倒台

 2012年 3月 15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薄熙来倒台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人大闭幕式上 扣人心弦的优秀戏剧、吸引眼球的重大丑闻之所以能让看客欲罢不能,砰然心动,是因为两者都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环环相扣、错落有致、不断向最终高潮推进,情节足够曲折,起伏足够跌宕,冲突足够清晰,收尾足够利落,余韵足够绵长。 显然,在报导中国的国际媒体记者看来,围绕一度有望问鼎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戏剧或丑闻属于足够扣人心弦或足够吸引眼球的类别。 *中共权力斗争激化乎?* 就在星期三,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还在纷纷议论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以严厉的口气不点名地批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代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什么新动向,以及在中国政坛上已经经历过起落的薄熙来这次是否会以保全他面子以及中共面子的“软着陆”方式出局。 然而,一夜之间,薄熙来重重地摔在、或曰被摔在地上。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星期四发出报导说,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新华社没有提供薄熙来被免职的理由。被同时免职的还有薄熙来多年来的前心腹、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一个多月前,身为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突然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试图寻求庇护,从而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揭开了最新中共党内恶斗的帘幕。 薄熙来被突然解职,这一让看客目瞪口呆的剧情突转到底是标志着薄熙来戏剧的最终结局,还是标志着中国一场层次更高、范围更大的权力斗争或政治戏剧的开始?显然,这是国际媒体当下最关注的问题。只要粗略扫一眼日本媒体星期四有关新闻的报导题目,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朝日电视台 报导的题目是:“中共权力斗争激化乎?重庆第一把手被解职。”报导说: “被视为大有可能进入中共下届最高领导层的重庆市第一把手突然被解职。……3月14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之际,温家宝总理表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提及了任命王立军为重庆副市长的薄熙来的责任。薄熙来与预定将担任下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关系密切。因此,这起人事变动有可能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环。” *唱红打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有句流传上千年的成语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是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招法,可以让人平步青云,也可以陷人于死地,而青云和死地往往是福祸相依,转换诡异,变幻莫测。 在日本主要报纸 《每日新闻》 记者成泽健一看来,2007年被贬出京前往重庆的薄熙来为了东山再起、问鼎中共最高领导层而在重庆推出的所谓“唱红打黑”运动,对薄熙来无疑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成泽健一星期四从从北京发出的报导题目是:“中国–重庆第一把手被解职 / 领导层权力斗争激烈。”报导说: “(在所谓的‘打黑’运动中)被指为暴力团伙后盾的重庆市干部当中,有一些人跟薄熙来的前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汪洋的前任重庆第一把手、现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关系密切。香港媒体报导说,在今年2月王立军副市长被解除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是薄熙来为了避免影响到自己而采取的措施,因为纪检委第一把手贺国强在追究王立军副市长的渎职行为。 “另外,薄熙来所推动的唱红歌的运动,也让许多遭受过政治动乱的人不由得想起文化大革命。因此,人们认为,胡锦涛国家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唱红歌运动持批判态度。 “薄熙来和被认为是肯定会成为下届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国家副主席以及所谓的中共太子党干部从父辈开始就有人脉关系,跟既得利益阶层关系密切。在另外一方面,胡锦涛主席和李克强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等来自共青团派的人则因其倾向改革的发言而引人注目。薄熙来被解职,被认为是有这种政治路线对立和人事争斗的背景。” *环环相扣的权力斗争戏* 《日本经济新闻》 记者岛田学从北京发出报导,题目是:“重庆第一把手薄熙来被解职 / 可能影响下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报导说: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他是原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属于所谓的‘太子党’,据信深得中共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国家副主席的信赖。然而,薄熙来因强势推行打击贪污腐败而受到来自党内的强烈批评。围绕中共下届领导班子人事安排,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的争斗在持续,有可能影响到习近平的权力基盘。” 日本另一家主要工商新闻报纸 《产经新闻》 发表记者矢板明夫从北京发出的报导,题目是“薄熙来被解职 / 胡锦涛主席发动攻势 / (中共目前最高领层)权力均衡崩盘。”报导说: “被认为将成为中共下届最高领导层成员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5日被解职。迄今为止中共内部的权力平衡大崩塌。看来,这意味着与薄熙来对立的胡锦涛国家主席所统率的共青团派将主导政局,从而对将在今秋中共党代会上上台的习近平领导班子的权力基础造成重大打击。” “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做法受到了江泽民等一部分中共元老的支持,但受到共青团派的强烈反弹。在薄熙来就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大约5年期间,胡锦涛主席一次也没有去过重庆视察。这次接替薄熙来担任重庆第一把手的是江泽民派系的张德江副总理,由此可见胡锦涛领导班子目前打算只是把目标锁定于薄熙来,希望避免全面争斗。” *一波三折的戏剧分析* 薄熙来仕途的起起落落,尤其是近一个月来,近一个星期来高潮迭起、令看客眼花缭乱的大起大落,这种富有十足的戏剧性的发展,促使 《日本经济新闻》 记者户田敬久忍不住把他的报导写成了戏剧情节分析和剧评。户田敬久星期四从中国重庆发出报导,题目是:“起伏跌宕的解职剧、围绕重庆第一把手的交手。”报导说: “中国内陆都市重庆市第一把手、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他的解职经过了以3月14日在北京结束的全国人大为舞台的奇妙的过门。一会儿,薄熙来因为(在3月8日)没有出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导致他失宠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接下来他又(在3月9日)出席记者会,显示他安然无恙。人们从他被解职之前的跌宕起伏所看到的是(中共领导层)幕后的激烈交手(水面下での激しい驱け引きだ)。” 户田敬久在其报导中首先综述了迄今为止的戏剧情节:今年2月,薄熙来先前的心腹王立军被拘留,薄熙来失宠之说随即应运而生;然而,到了3月,薄熙来可能软着陆留任的说法又时兴起来;3月8日,薄熙来非常显眼地没有出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从而使有关他已经失宠的言传再度甚嚣尘上;然而3月9日他又出席记者会,并且说“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这一事件没有波及其他人。” 户田敬久接着写道: “于是乎,‘薄熙来没有失宠’的看法又广泛流行起来。然而,到了3月14日,情况突变。温家宝总理举行记者会,发出严厉批评,说是‘重庆市委必须反省,’从而使薄熙来陷入困境。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接着在15日举行干部会议,宣布解除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职务。…… “从围绕薄熙来解职的振幅之大来看,支持他的和要他解职的两派人马可能进行了明争暗斗。人们不清楚希望进入中共下一届最高领导层的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为什么会被解职,中国的权力斗争对外界来说依然是谜语。 “中国10年一度领导班子换届,权力斗争会由此而起,有关的人马会利用贪污腐败事件作为手段打倒政敌。1995年,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上海帮巩固自己的权力期间,抗拒上海帮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就因为贪污腐败问题倒台。 “2006年,胡锦涛国家主席以贪污腐败的理由解除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职务。上海帮的势力由此削弱,由胡锦涛主席等人组成的现任领导层的主导权由此确立。在今天秋天,中共新的领导层将上台。这次的权力斗争提早激化起来。” *好戏或许还在后边* 正如《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户田敬久所展示的那样,共青团派旗下的胡锦涛领导班子跟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统领的上海帮之间的内斗可谓由来已久。薄熙来虽然不是上海帮的成员,但被普遍认为是上海帮的同盟,因为薄熙来和上海帮以及所谓的“太子党”都心仪于中共传统的强硬派意识形态。 因此,围绕薄熙来去留的斗争,被国际媒体普遍看作是共青团派跟上海帮的交手。法国主要报纸 《费加罗报》 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就薄熙来被解职发出的报导显示,共青团派跟上海帮的争斗现在还难说鹿死谁手,胜负如何: “中共权力大佬、中国前商业部长、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凸显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在今秋确定未来10年领导班子之前的激烈争斗。” 在介绍了一个月前薄熙来前心腹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领事馆所引发的牵涉薄熙来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德拉格朗日接着写道: “本星期三(3月14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之际的记者会这种庄严的场合,温家宝总理暗下使出重手,声言重庆当局应当‘严肃汲取’王立军事件的教训。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媒体面前罕见地发出批评。 “第二天,新华社宣布薄熙来被解职,由副总理张德江取而代之。张德江被广泛认为非常保守,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关系密切。” *薄熙来不得离开北京* 法国《观点》 周刊发表记者卡洛林·布埃尔从北京发出的长篇报导,题目是“中国:红色太子薄熙来倒台”。 布埃尔将新华社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10点播发的薄熙来被解职的消息形容为“星期四早上震撼中国政坛的货真价实的晴天霹雳”(C’est un veritable coup de tonnerre qui a retenti jeudi matin dans la vie politique chinoise);新华社的消息发布之后,旋即引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网民评论。 然而,布埃尔接着写道,这种晴天霹雳从事后看来可谓其来有自,有清晰的线索或征兆可循。她在报导中也指出,薄熙来先前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唱红打黑”给自己掘下了陷阱。接着,又发生了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事件。 布埃尔指出,王立军事件至今依然包裹在迷雾之中,“但这种事情给中国政坛带来混乱,因为中国当局如今力图向世人呈现一种平整‘和谐’的表象。这种事情在这时候发生对薄熙来尤其不利。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前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如今得到北京和中国新闻界的注意和首肯,因为他以温和的手段处理了广东一个村庄村民要通过选举罢免贪污腐败的村领导班子的要求。” 在布埃尔看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对广东乌坎村的经验表示首肯,同时严词批评重庆当局,就已经清晰地显示出中共最高领导层褒汪贬薄的立场,显示了薄熙来败局已定。 然而,薄熙来的麻烦显然还没有过去。薄熙来虽然声称自己没有受到调查,但实际上可能正在受到调查。布埃尔报导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消息来源表示,对他的调查在继续,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不能离开北京。” 法国《回声报》 星期四发表记者加布里尔·格雷兹庸的报导,也是用“中国政坛晴空霹雳”来形容今日中国政局。报导说: “中共领导班子换届所引发的中共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公众见不到的。然而,今天上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是一个闪光的例外。……” “(围绕薄熙来被解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从中共高层职位的竞争中拿掉了薄熙来,导致重新洗牌的局面,并有可能为另一派人马开辟道路。” *政治的交易*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 驻北京记者基斯·里奇博格在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报导中指出,“(官方的新华社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报导没有提及薄熙来是否也失去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分析中国对外秘而不宣的内部政治斗争的政治分析家们表示,如今的问题是,薄熙来是否也在受调查。一些分析家说,中国全国人大为期10天的会议刚刚结束,所有的中国高级官员包括薄熙来都参加了这次人大会议。在人大结束之后紧接着宣布薄熙来被解职,可能意味着薄熙来要留在北京,再也不能返回重庆了。” “到重庆取代薄熙来的是张德江。跟薄熙来一样,张德江也被认为属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人马。江泽民虽然年纪老迈,疾病缠身,但据信依然能发挥幕后的强力影响力。用同一个‘派系’的人来取代薄熙来,显示有关当局事先达成了政治交易,以保存各派力量的平衡。” *中国政治体制有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 杂志就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发表述评说,中国的高层政治斗争通常都是在幕后进行的,然而, “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让人们得到一个罕见的机会,可以一窥(中共内部政治斗争)内幕。中共长征时代的元老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先前似乎是注定要晋升中国权力最高层,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9人之一。他的倒台标志着中国领导层20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开分裂。人们有若干理由为此庆贺。但薄熙来下台的方式再次令人痛感中国的政治体制究竟有什么问题。” 《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人们应当为薄熙来倒台庆贺的理由包括,随着薄熙来的离去,他在重庆推行的无视法治、蔑视历史的“唱红打黑”运动也成为过去。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问题依旧,这就是政治不公开,不透明,“在北京的几个人搞派系斗争可以牵动影响全国”(the factional squabbles of a few men in Beijing are fought out across the whole nation);相比之下,这次被普遍认为是乱得不成样子的美国总统竞选倒显得秩序井然,富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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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共高层发生变动

中共最具政治雄心的高官之一、此前角逐进入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已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这一事件是中国20年来最重大的政治变局。 薄熙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也是一位手握重权的“太子党”(曾经的革命英雄的后代)。自上月初以来,他卷入一场政治丑闻,起因是他一手提拔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投美国,并声称薄熙来试图杀害自己。 薄熙来遭免职一事在中国各地引发巨大反响,人们担心中国政坛派系分化日益严重,分歧加深,甚至会上升成一场波及更广的政治危机。 “薄熙来绝对是继1989年赵紫阳下台以来被罢黜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就影响而言,二者不相上下,”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 1989年时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因为拒绝宣布戒严令、拒绝派军队驱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以学生为首的庞大示威人群而遭免职。随后赵紫阳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 薄熙来的个人魅力让他受到国外商界人士和外交官的喜爱。因其重视改善民生,薄熙来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民众支持。 但是薄熙来遭到很多学者和党内高层官员,尤其是倡导实施政治改革的人士的攻击。他们称他为贪图权力、无情的“野心家”和“鼓惑者”。 中国中央政府宣布,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将取代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曾在朝鲜学习经济学。 据接近中国高层的人士透露,周三晚,一年一度为期10天的全国人大会议刚刚闭幕,中央就向党内高级官员宣布了免去薄熙来职务的决定。 除了免职,中国政府并未透露任何其他有关薄熙来命运的信息。不过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薄熙来几乎肯定处于某种软禁之中,以免他逃往国外。 目前还不知道薄熙来是否会失去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国权力仅次于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机构。 直到上个月,薄熙来还是今年进入由9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今年2月初,薄熙来属下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驻重庆领事馆,请求政治避难。他在24个多小时以后离开美国领馆,随即被羁押起来接受调查。 薄熙来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是一位保守的铁腕人物。他的免职,被视为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更倡导自由的改革派取得的胜利。 薄熙来的批评者指责他在重庆推行的“文革式”政策——包括“唱红”以及对被指控为黑社会的商界人士的打击——是一种危险的倒退。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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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

牛泪按:实际上,从去年4 月温家宝总理开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等“两股势力”、从建党九十周年讲话时胡锦涛总书记搬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两大决议”开始,胡温二人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熙来进行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记得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初,在多维网看过一篇题为《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的评论文章 。 在这篇文章中,撰稿人援引党内退休高层坦指薄熙来可能成为党内第二高岗的评价,从高岗式机会主义、高岗式山头主义、高岗式政治赌注等多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了薄熙来和高岗的诸多相似之处。 老牛认为,此文对薄熙来所犯错误之性质、对薄熙来在中共党内之政治地位、对薄熙来可能面临的政治命运之判断虽有明显高估。但实事求是讲,就薄熙来在重庆期间的政治动作看,他的诸多举动的确有着当年高岗的影子。而且,综合目前各方情况分析,虽然不至于被打为反党集团,但从案件定性来看,薄熙来的确有加速滑向高岗方向的可能。 因为上述《薄》文已详细剖析了高、薄相似之处,老牛这里就不再拾人牙慧,仅从高层态度及目前局势,来分析薄熙来何以正迅速滑向高岗方向。我们先看胡温二人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自2007年薄熙来被贬谪安排到重庆以后,胡锦涛就一直没有去过重庆,相反,总书记倒是抽出时间,连续三次去广东,而且每次都逗留多日。总理温家宝亦然,近五年来,温总理曾数次前往广东,对重庆却是爱理不理。重庆的“两江新区”,虽然是在薄时代搞出了一点成绩,但实事求是讲,能从中央搞下成立“两江新区”的批文,那功劳却是薄的前任汪洋的。我们抛开汪薄之争不提,仅从胡温行程,就能判断出他们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记得,在去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为解决政治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正席卷中国的左右之争,胡锦涛在告诫全党正面临“四大风险”同时,还特地从历史角度要求全党要正视路线选择和指导思想问题。 胡胡锦涛原话如此:“ 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 胡的讲话是不是指向薄熙来?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对薄熙来抱以警惕?如果仅从胡的讲话,还不能得出确切结论。但当我们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召开会上批薄熙来开历史倒车的讲话拿过来,和胡在去年的讲话对比,相信任何稍有政治头脑者都能立刻发现问题。 温家宝原文如此:“ 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 胡、温讲话何其类似!这说明早在去年开始,在胡锦涛建党九十周年讲话和温家宝谈“文革遗毒”、“封建残余”之时,胡温二人就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氏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只可惜薄熙来没有悬崖止步,老牛也不知道这是他没有政治悟性,还是他对自己的政治能量太过自负,还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他的性格所致,这个恐怕就只有薄熙来自己清楚了! 其三,老牛说过,在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中,胡锦涛是通过国安系统亲抓此事。但在中央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之前,薄熙来指派黄奇帆,透过香港某媒体开脱责任,试图影响舆论,倒逼中央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调整调查结论,这使得高层极为震怒,立刻勒令重庆和这家媒体闭嘴。此举不仅使此华文媒体颜面扫地,也进一步恶化了薄熙来和中央高层的关系。 更为关键的是“两会”期间重庆方面的出格举动,在重庆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薄熙来“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一语非常没有政治水平,等同逼宫。此话一出,立刻将胡锦涛置于极端尴尬境地:胡如果去重庆,则是听了他薄的安排,如果不去,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和薄公开对垒。胡的恼火可想而知,所以在“两会”结束之前,高层实际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先通过温家宝对外吹风,然后当晚就通过了拿下薄熙来的决议。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根据中央领导建议,在李源潮、张德江到重庆宣布人事任免当晚,重庆市领导班子就被全体包机拉到北京,在温家宝总理面前逐个过关,被要求和薄熙来进行政治切割,并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在会上,黄奇帆一反原来紧跟薄熙来的态度,积极主动深刻检讨,并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各项决定,会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另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奇帆已向中央递交不少对薄极为不利的书面检举材料。 类似情况,“文革”结束后,只有“六四”期间在赵紫阳身上用过。即便是当年的陈良宇案,也没有搞到把全班人马拉到北京向中央当面表态的地步,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薄熙来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及以胡温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对薄熙来的严厉态度。   附稿: 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   王立军事件猝然发生,让一路提携并委之以权柄之重的薄熙来一个跟头栽进暴风眼中。一直以来,王立军都被视为薄熙来铁杆心腹,是其麾下推行“毛左”政治路线和“运动式”打黑的核心人物,被国内右翼和法学专家批为开历史倒车,法制中国的破坏者。 但在王立军事发后,主流声音却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且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警界翘楚,王的做法无可厚非。他的悲剧在于以一介武夫性格身陷政治漩涡,明知有成为“口香糖”的可能,却以身饲虎,被人利用、操纵、抛弃,活脱脱表演了一场政治闹剧,把自己搞成了悲剧英雄。而这场闹剧的制造者,就是成就了王立军,后来又亲手毁掉了王立军的薄熙来,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同的是,萧何作为开国元勋,以汉家兴衰为己任,以其忠心与智慧深得当朝倚重并留下千古美名。而薄氏其人,则被广泛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在任之时就被冠以“政治野心家”之名,其政治路线、立场、动机等都饱受各界质疑。据北京消息,有位已经离退、在党内威望犹存的高层领导甚至直言指出,薄熙来有成为党内第二个高岗的可能! 高岗何人? 高岗者,陕西横山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是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共到陕北之后,高岗曾任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于1949年起,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养成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就是在东北工作期间,因为路线问题,高岗和刘少奇等发生一些争议。 中共建政时,高岗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并从1952年底,开始担任当时在国家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计委主席一职。担任计委主席后,高岗一面紧跟毛泽东推行“左”倾政治,一面判断政治风向变幻,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等,企图扳倒刘、周,取而代之。 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在党内四处活动,向邓小平、陈云等人封官许愿,编排官衔,制造党内分裂,触犯了中共党内大忌。1953年12月,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高、刘分裂表面化。在当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点出了高岗问题,党内遂展开对高岗的批判,高岗命运逆转。 在接受批判期间,因私自封官事件被告发,高岗方寸大乱,自杀未遂,事件性质再度升级。再之后,在得知中共对其错误定性后,于1954年8月17日,在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作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高岗死后所获罪名包括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谋取夺取党和国家权力、搞独立王国、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破坏中苏团结等等数宗。其同党饶漱石也被一并打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二人迄今都未能翻案。 “高岗式”机会主义 那位退休中央领导为何把薄熙来比成高岗,普通人当然无从得知。但这个类比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已经引起党内高层警惕。同时,这个类比也能部分程度解释为什么在薄熙来主政山城后,胡、温二人迄今为止连一次都不去重庆。 对中共政治规则了解者都知道,尊重老人是中共的一个光荣政治传统。所以,如果胡温继续和重庆保持政治距离,即便等到十八大新一届领导层上任,薄熙来的政治前程也几可预知。更遑论现在还出了王立军事件这样的大事,又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搞得四海轰动,令中共颜面扫地,极为被动,当局之震怒即便用膝盖也可想象出来。 从薄熙来一方看,在把主旋律唱得山响的红都重庆,由自己一路提拔的心腹干将,此前的打黑英雄,居然私约美国领馆长时间谈判滞留,惊动北京,这实在是个莫大讽刺。 有分析指出,此事发生,标志着薄氏“毛左”路线全面破产,他借助“唱红打黑”和“运动政治”苦心经营的所谓政绩和他的政治前途也被顺势瞬间一扫而空,无论此后作再多补救,再强装镇静,心向北京,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和高岗当年一样,在政治上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其实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多维博客有不少观察人士从薄、王二人性格判断,已经预计到这一结局。在多维历史频道上,有了解中共高层党史者也指出,实际上从薄一波在中共十四大被邓小平委以重托,分管人事工作以来,凡薄氏两代人,历时十余年苦心布局,才有了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而所有这一切,随着王立军进出美国使馆,一切都成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薄熙来跌入目前窘境,可谓丧失薄家两代心血,其痛惜也哉,唯有薄氏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对比同为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习父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遭毛打压,在邓小平时代又被边缘化。一来命运多舛,二来高风亮节,父子二人皆秉良心、守纪律、胸怀国家,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才获得党内广泛认可,终有今日之成绩。 为何习、薄二人政治出身相同,政治命运却如此迥异?有分析认为,除了做人不同外,还必须在中共政治文化上找原因。 对中共文化了解者知道,中共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这种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讲究不予不取。对想尽办法,投机钻营,谋取个人政治权力的做法极为不耻,自中共成立以来,都被划为政治雷区。这些理念在今天虽然被执行者们运用的让人哭笑不得,但作为立党之本,仍然被置于道德制高点,被视为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任何人,不管有多大功绩,多高能力,如果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都会遭党内同仁遗弃。 而高、薄二人,都齐刷刷折在这里。和高岗一样,薄熙来的确是一介才子,有不凡政治手腕,二人都曾权倾一方,声震朝野,如日中天,势不可挡。但可惜此二人都长于机会主义,与中共政党文化相违背,太过主动争取权位,长期苦心经营,临阵决策却都犯了高估自身的毛病,活生生断送了政治前程。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高、薄相同之一。 “高岗式”兴风作雨 作为一个在残酷武装斗争中崛起的政党,中共一直极其重视组织工作,强调党内团结,在这一点上,很多人认为中共至少领先现代管理学半个世纪都不止。 虽然中共法统的全面确立者毛泽东在世时提出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在中共党的组织生活中也可以进行正常讨论甚至争论,但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对可能形成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的言行都一贯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 我们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从建国前的张国焘,到建国后的“四人帮”,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赵紫阳,类似案例数不胜数,而且一旦过线,处罚都极为严厉。高岗当年也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在对高岗的政治批判中,宗派活动、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搞独立王国等等,都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事实上,有很多党史专家指出,“高饶”之所以被冠以“高饶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因为他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共法统。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重庆,在王立军事件之前,重庆俨然成了搞“唱红打黑”和“毛式”政治运动的独立王国。他在重庆和黄奇帆、王立军、徐鸣等三人结成实质上的政治联盟,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他挑起的薄汪之争,往好了说可以看成是党内竞争,是党内民主进步的表现,但实际上,他在中国朝野造成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当年高岗的“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只是中共今天已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执政党的成熟度和包容性正与日俱增,倘换个时代,说不定薄氏早已成阶下之囚。 更为重要的是,除非政治需要,中共对选择何种政治路线的讨论更倾向于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而薄熙来在重庆却极善利用媒体造势,煽动群众参与。一段时间内,薄熙来在重庆和代表国内“极左”势力的“乌有之乡”等媒体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一个在政治中践行“毛左”主义,一个在舆论上予以吹捧支持。前者甚至主动向学界出击,纠合官帽知识分子和学界地痞如周其凤、孔庆东之流等,舞文弄墨,数黑论黄,搞的全国一片乌烟瘴气,颇有“文革”卷土重来之势! 所谓当局者迷。搞政治其实最怕的就是装腔演戏,因为演着演着,弄假成真,编剧自己反倒失去判断能力,渐成剧中之人。薄氏其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最终把自己编排进去,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们都很清楚,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卷动朝野力量四面出击,都是最最愚蠢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公司,包括一个家庭,都不会希望有人内外勾结,卷动漫天烟尘。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个人,哪怕再有能力,如果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出于组织整体利益考虑,也是一定会被清理出去的。 众多现象都告诉我们,事实上早从去年年中,薄的政治大戏已经无法再演下去。在去年召开的中共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中,应对薄氏挑起的政治争论,胡锦涛总书记甚至搬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对。 能逼到党的总书记出手应对,薄氏此举,可以说和高岗当年在国家计委对刘、周四面出击的政治路数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构成了高、薄二人的相同之处。此其二也。 “高岗式”政治赌注 我们再从政治路线选择上看薄熙来和高岗的共同之处。 历史上,高岗一直是建国后某段时期“左”的路线的支持者。有专家指出,高岗到计委后向刘、周开炮,既有拉下刘、周取而代之的想法,也不排除有政治路线之间较量。而且历史也证明,因为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当时也的确也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而高岗正是投毛之所好,在此期间跟风起势,极力营造“极左”空气,惹起众怒,才最终断送了自己。 我们再看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从行政命令式的全城唱红,到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打黑,再到“分蛋糕”的均贫富做法,薄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毛式”极左主义和高岗重生的影子。 比高岗更绝的,是薄熙来似乎更懂中共政治,更懂如何运用现代传媒。他的“唱红”乃歌唱主旋律,“打黑”是为保证社会安宁,“分蛋糕”抓住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普遍不满的心理。因而这些措施无论从中共执政理念上,还是社会舆论上都完全可应付过去,而且还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这些措施推向极致,既让中央无话可说,又可席卷民意,形成倒逼中央之势,为十八大晋升常委谋利。如此手腕,恐怕就连高岗也自叹弗如! 遗憾的是邓小平说了“实事求是”四字。在此四字真理面前,别说高、薄之属,就连强势如毛泽东者,以开国之尊推行极“左”路线,也被现了原形。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总结历史时说过,中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不折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搞“毛式”极左运动的瞎折腾不得人心,效之者形同玩火自焚。 曾记当年高岗出事,有一项罪名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而被高岗口头极力颂扬的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高岗明里拥戴,暗地里其实是反对他的。他老人家为此还发明过一个非常贴切形象的说法,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据说高岗本人对此喊冤不已。 那么薄氏今日之为,又让党内高层、政界同仁作何解读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薄熙来一直把邓、江、胡等中共三代领导挂在嘴上,但实际上,重庆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已被历史否定的“毛式”极左主义翻版,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被悉数雪藏冰封。中国有句古话要“阳奉阴违”,此话用在这里,可谓恰当之极! 高、薄之同,此其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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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到底为什么被拿下

世界媒体看中国:薄熙来之变 VOA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3月11日,薄熙来在人大会议上笑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如今薄熙来还笑得起来吗? 中国政坛晴空霹雳,风云突变。 一度在很多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看来很是不可一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如今无法继续高调而张扬了。他所主导和鼓吹、并且得到中国左派们热烈拥护的“重庆模式”显然也随着他被解职而寿终正寝。 薄熙来被从中国政坛前台拿下。这种变化,是否是西方人所喜欢说的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eme chose(变来变去,老套恒长),即换汤不换药?还是换汤又换药,中国由此将出现千呼万唤一直没出来的政治改革? 显然,这种问题让国际媒体很是为难。 *谨慎的乐观* 主要是面向在香港的西方读者的香港英文《 南华早报 》在国际媒体间向以对中国新闻消息灵通而著称。然而,这一次中国的事情变化得太快,显然也让《南华早报》有些头晕目眩。 就在薄熙来被解职的前一天,《南华早报》还发表一篇长篇署名分析文,有条有理、合情合理地分析了薄熙来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的表现,认为他还是拥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支持。文章得出结论说:“薄熙来在记者会上的表现不可能阻挡人们继续对他的政治前途说三道四,但其表现也显示现在就把他划为死马还为时过早。” 情理或条理总是赶不上变化。中国出现的令全世界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薄熙来之变,显然使《南华早报》变得更加谨慎。 星期五,《 南华早报》发表以谨慎的乐观开头的社论 说:“中国大陆的改革派长久以来一直期待中共领导层发出正面的(改革)信号。昨天,这种信号终于来了。新闻报道说,野心勃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而在不到24小时之前,温家宝总理对重庆领导班子提出了严辞批评。” 但读者细读该社论,可以发现这种谨慎的乐观实际上是虚笔。其实笔则是不可知论:“(围绕薄熙来的)这一系列事件的戏剧性突转标志着重庆模式的终结。同时,这种突转也令人担心,今年晚些时候中共领导班子更迭将由此出现变数。” *依然是“流氓打手”当道* 假如说《南华早报》对薄熙来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所表现出的谨慎或不可知论是比较中立的,即不明显悲观,也不明显乐观,那么,英国《 独立报 》国际事务专栏撰稿人阿德里安·汉密尔顿的不可知论则是明显倾向悲观。 星期五,汉密尔顿发表文章说,对薄熙来的倒台,有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共十八大前的权力斗争;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共领导层要认真进行政治改革的先兆;还有人认为这是薄熙来用人不当、任用王立军而自找的倒霉。 汉密尔顿写道,或许这些说法都言之成理。然后,他笔锋一转:“观察中国中南海,正如我们几十年来观察克里姆林宫所得来的经验一样,其问题在于,没有什么人真正知道那高墙之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外界观察者通常是搞错了。或者,就像观察苏联政治一样,外界观察者几乎总是看不到正在出现的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人。” 意犹未尽的汉密尔顿接下来把话说得更清楚,显然是决意要打破他所认为的人们对中国改革前景的不切实的期望:“中国如今最大兴趣在于稳定。假如薄熙来被不由分说地拿下来了,那么,西藏、新疆等所谓自治区依然是由中共党魁把持。那些人在镇压任何异议的苗头时完全是流氓打手。” *薄熙来到底为什么被拿下* 导致薄熙来如此戏剧性地倒台的具体缘由到底是什么?日本《 东京新闻 》星期五发表记者安藤淳从北京发出的报道,给出了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 “今年二月,发生薄熙来原来的亲信王立军跑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件。薄熙来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邀请跟他关系良好的分管司法和公安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参加重庆市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策划争取更多的人支持自己。3月9日,薄熙来对记者说自己任用王立军是‘用人失察,’试图抛弃王立军以自保。 “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先前就对薄熙来以铁腕手段打击暴力团伙、以及鼓动群众唱毛泽东时代革命歌曲的政治手法持批评态度。人们认为,胡温看到薄熙来在人大会议期间图谋自保的行动,才决定提早把他解职。” *左派并未偃旗息鼓* 薄熙来在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时高调推出“唱红歌”运动,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或迫使重庆人回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传统意识形态。因此,中国国内外许多人认为 ,薄熙来以及以“唱红打黑”为特色的重庆模式被否定,标志着中共党内左派即毛派即使不是遭受了致命伤,也是遭受了重创。 然而,在北京的政治分析家、教授罗素·摩西星期五在《 华尔街日报 》网站发表博文表示,现在就把中共党内左派划为死马显然是为时过早: “薄熙来被解职并没有壮大右翼的改革派。左派阵脚乱了,但右派也不应当庆贺。中国的干部要听命于党,而不是听命于国民。网民可以随便写东西发表,但中国网民跟如今的薄熙来一样都是靠边站的人。薄熙来被解职,并不表示上头赞同网民的意见,而是否定薄熙来的意见。 “这场戏剧还远远没有结束。人们有很多理由担忧中共党内的政治稳定。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薄熙来被解职一事大都低调报道,这一事实表明中共内部有些拿不准薄熙来解职在社会上会产生什么影响。昨天(星期四)夜里,对薄熙来的赞扬依然留在中共官方一些网站上。” “今天早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再次谈要学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这又是一个迹象,显示党内左派根本就没有消亡。” *哀叹薄熙来被下课* 薄熙来被解职在中国国内有很多人叫好,有很多人悲叹。在国外也是有叫好有悲叹。 加拿大主要英文报纸多伦多《 环球邮报 》星期五发表记者坎贝尔·克拉克的报道说,薄熙来英语相当好,对加拿大以及加拿大工商界很有兴趣: “在哈珀总理力图加深中加两国关系之际,中国高级官员(薄熙来)被免职是加拿大失去了与中国领导层的一个重要联络途径。 “15年来,薄熙来是让一些加拿大人愿意绕道拜访的一位中共人士。……在今年2月,哈珀总理前往重庆与薄熙来会面,因为这位民粹主义的政治家要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但薄熙来手下的公安局长爆出丑闻,使薄熙来晋升无望。“加拿大由此也在中国高层领导当中失去了一位加拿大通。” 在薄熙来被解职的消息传出之后,《 日本经济新闻 》随即发表报道,题目是“中国薄熙来被解职、对日资企业造成冲击 / 他因致力于引进日资企业与日资企业关系深。” 报道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5日宣布解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被认为是很有可能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被解职,给许多日本企业造成冲击,因为他与日本企业关系深厚。在他任职大连期间,他引进佳能、松下和东芝等企业,实现了大连的经济增长。其政绩成为他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武器。在任职重庆期间,他也为伊藤忠商事、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公司提供帮助,并主持了日本连锁便利店Lawson到重庆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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