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請讓我回家 　　　　　　　　　　　　　　－－有關低俗喜劇影評的爭議 之一 (緣起) 我決定下筆寫這個題材，主要有兩個原因： 1. 小弟的第一個碩士學位就是在十多年前靠寫香港電影中的大陸人形象所反映的中港矛盾騙過來的，而及後多年，小弟一直也斷斷續續在寫這個課題，亦憑此騙過一些稿費，故自覺有責任澄清一些觀點； 2. 在多年觀影旅程中，不時以彭浩翔導演作為研究對象，自問對此君的技法也有一定理解（見略談＜出埃及記＞、評＜春嬌與志明＞(上)、評＜春嬌與志明＞下），故嘗試撰文試圖向讀者們提供另外一個解讀角度。 之二 (有關中港矛盾) 猶記得，當年鄙人的論文中有一句： 種族優越主義(Ethnocentrism)以自己族群的文化為尊，認為其他族群的文化較自己的落後低等。香港人在確立自己身份意識之同時，認定中國大陸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落後地區的情況無異，故產生了一種優越感。在標榜經濟奇跡的香港﹐港人亦不自覺地產生了一種本土文化優越感。 同時，我亦引用了卓伯棠先生提出，港產影片中常見的「我們/他們」二元對立結構： 內地人 對 港人 落後 國家至上 口號 人治 我們 　 　 　 　 先進 個人主義 行動 法治 他們 類似框架或分析法，多年來俱甚受中港問題研究者所鐘愛，並奉為金科玉律。事實上，不少論者，尤其來自國內的未有直接接觸港式生活的那些，亦習慣想當然地以為港人的「優越感」都是來自其經濟奇蹟。 於是，當近年國內經濟起飛，甚至有超越香港的勢頭時（注意：儘管國內GDP升幅驚人，但若按按人口平均計算，與香港仍有一段距離），部分論者，包括來自香港的，也會順理成章又理所當然的以為港人無法適應這種「逆轉」而表現得焦慮不安。個別人士甚至深信香港人失去文化優越感是近來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問題之源頭。 港產片為了爭逐更大的國內市場而出現合拍片熱潮終致文化產業萎縮失去本土特色的故事正好是上述說法的最佳佐證，而強調本土意識的電影，不論成敗，也必然成為相信此論者的分析對象。 可惜的是，不少論者卻由於過份忠於上述前設的關係，往往忽略了推論過程的重要性而直接跳到答案，結果忽視了問題的複雜性。 就以彭浩翔和杜汶澤這組合為例，在人前人後，他們都經常展現出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形象，但問題是，當中到底有多少是源自商業考慮？如果他們擺的高姿態只是噱頭之一，那些所謂分析豈不是偏離主軸？或曰：「觀眾口碑和票房數字證明了觀眾對此受落」，果如是，分析之方向便應轉為觀眾之心態而非單指導演或劇組之意圖。到底觀眾受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恥笑大陸人，抑或是香港觀眾「餓了」港式瘋狂喜劇太久，定還是宅男們都喜歡陳靜的心口？若論者無法理清這些疑問，其評論之可觀性自然大減。 以成立抗拒「港共政權」的網上電台而著名的電影創作人蕭若元亦開拍了浪漫化北上尋歡過程的＜一路向西＞，並取得票房成功，但過程中卻無醜化大陸人的明顯意圖。這個例子正好說明香港電影人在利益和言志之間的選擇。 當然，我們也可以嘗試利用文化產物作為分析社會的工具，但在把脈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小心提防以免出現以偏概全一類邏輯問題。無可否認的是，香港人在變換中的中港關係／位置中的確有進退失據的狀況，如以本土派自居的彭浩翔執導的兩片亦不約而同地出現港人在北漂過程碰壁的畫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兩片中的主角均未有強烈抗拒北進發展「中港融合」的機會。 簡而言之，若有論者想藉電影去探討社會現象，必須先深入了解香港文化產業的特性。 之二（有關低俗） 談到二元對立，必須援引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的說法： 「傳統哲學的一個二元對立中，我們所見到的唯有一種鮮明的對立關係，絕無兩個對項的和平共處，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等方面統治著另一項，高居發施號令的地位。」 南北文化之爭，古已有之，直到共黨統治亦未消弭。在大一統的政治口號下，廣東話粵文化一直備受打壓，近年多次的推普廢粵政策便是眾所周知之事實。作為廣東文化重要基地的香港，利用廣東粗口及女體等低俗元素作為噱頭打正旗號挑戰制度的電影，自然刺激了不少人的神經。然而，更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低俗和高尚的界線到底如何界定。 當我們一直以為中港文化矛盾之源頭是源自富裕的香港人自恃看不起大陸人這窮鄉里，但另一方面，來自國內，尤其是北方的文化界亦同樣一直瞧不起香港人中西合壁多元混雜的「三及第」文化。更甚的是，即是撇開共產黨獨有的藝術觀不談，那些來自學院的專家學者，總認為自己是文化道統，而來自香港充滿小資情懷或賣弄官能刺激的所謂影視作品不過是庸俗不堪的次文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曾經閱讀國內的正規藝術評論，甚或是來自網絡上的網民評語的經驗，皆會發現類似的「文化差異」。問題是，絕大部分人，包括來自中港兩地的論者，都未有意識到上述問題的歷史源流，遂將好事變壞事，交流溝通變成攻擊衝突。 無容置疑，這種高尚文化與低俗文化的二元對立在頗大程度上與中共的管治有關。擅長掌控意識形態的共產黨人一直視文化藝術為重要的統治工具，而將文化定高低絕對有助政權穩定的手段之一。2010年開始的反三俗運動(見齊來反三俗)便是當中一例，其後的限娛令等更是變本加厲 (見為什麼中國無法產出江南Style )，而娛樂至上不避庸俗的香港文化產品自然是首當其衝。事實上，香港的所謂文化工業，本質上不過是唯利是圖的大眾文化生產商而已，本不涉任何意識形態爭議。奈何近年在政治高壓的氣氛下，娛樂至上的香港文化產品亦被迫要反映市場需要而發揮次文化「反抗建制」的功用。如同當年反映市民對回歸的恐懼應運而生的一系列影視產品，劇組人員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加入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的場面以增加觀眾共鳴刺激銷路。但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內容到底佔去影片多少篇幅？ 和傳統上諷刺中港矛盾的賣座電影作品如＜表姐系列＞不同的是，＜低俗喜劇＞是以電影人面對的處境為重心，其主要組成部分其實是行內笑話(In-joke)和耍小聰明的機智語言(witty gags)，矛頭根本不涉及任何政治層面或制度問題，而更重要的是，片中極具爭議的暴龍哥不過是財大氣粗的暴發戶典型而非泛指大陸人。如要勉強指出其對大陸的批評，不過是影片外彭、杜二人經常批評的國內電檢制度而已。 也許有人會以為，販賣女體、粗言穢語、以三級作招徠是一種文化反擊。問題是，在號稱香港電影黃金年代的七、八、九十年代，港產電影也從未脫離煽(情)、色(情)、(血)腥的主旋律，而當時的影人根本沒有任何政治意圖。是故，若論者以為可以單純透過分析一套噱頭片可以概括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甚至得出港人對政治現實不滿的結論，其客觀效果必然是緣木求魚。 之三（有關喜劇） 有關港人的喜劇情結我已寫過很多，故不贅。（見通俗文化反轉再反轉－－從無厘頭年代到冷笑話世紀的啟示、盧海鵬的時代意義） 唯一想談的是杜汶澤和鄭中基這兩個喜劇演員的未來發展方向。 正如我在低俗的保釣喜劇一文中所言 就以＜低俗喜劇＞的劇情而論，儘管狡黠的杜汶澤最終能利用巧智避免底片被財大氣粗的國內金主所燒，但一輪努力過後，所謂守護香港影壇的結果仍不過是＜官人我又／再／仲要＞等大量自我複製品。 如果將之代入本港影壇的實況，成功利用粗口、女體和噱頭重拾所謂港片尊嚴，最終亦不過是八、九十年代福星片和追女仔的翻版。在某程度上，＜低俗喜劇＞的「成功」的確好像摑了近年雄霸市場的合拍片一記耳光，但不爭的事實是，＜低俗喜劇＞等一類標榜本土意識電影不過是一眾主流合拍電影旁邊的花瓶乙個。 如果可以，我倒希望他們兩人真正能夠遠離噱頭和爛gag，重拾傳統港式喜劇的諷刺社會議題的傳統，拍一套真真正正諷刺時局的喜劇。亦只有這樣做，他們才能擺脫周星馳的影子成為真正的新一代笑匠。 終章（請讓我回家）： 不欲老調重彈（見請盡量利用球場闊度），事實是，如果真如坊間論者所言，本土意識逐漸抬頭，港人港片必將再成潮流。 而殘酷的現實是，當大陸出現暴收十多億的人再囧途之泰囧，正好表示「他們」的喜劇口味開始成型，而自詡猛虎的香港電影人最終的結局亦只能是不敵地頭蟲。 正如杜汶澤在D100訪問中的回應，所謂「寧為雞首，莫為牛後」，奉勸各位創作人，在亢奮的北進想像中，不妨同時考慮定期回歸本土，以保後路。 延伸閱讀： 不懂偽術的港星 淺談3D肉蒲團的開創和缺失 原文(附影片、圖片及相關連結) http://tommyjonk.xanga.com/771871231/

網上瘋傳賈小姐得獎的消息，老實說，其文章「評論」的出發觀點，只停留在一種部落思維式面對「他者」的主觀想像。整個評論主要集中在評價電影的表面象徵如港式、粗口、三級片，直接將彭導近期電影的分級與港人口味扯上關係，卻完全無視《低俗喜劇》在制作時遇到的難題，又不理解彭導拍電影的理念和香港的社會背景和電影生態，仿佛作者自以為單憑一套電影的名字，跟幾句粗口對白就看穿了香港的電影和人。評論的深度及得上在下副學士年代的影評作業。 不過賈小姐能得金獎，正如杜文澤於網台所言，背後可能牽涉到道德及政治價值的取捨。賈小姐文章內容批判香港人和本土電影充滿了下流志向、精神扭曲而孤芳自賞，與梁特首上場後自詡自由行德政功高、強調「深化」「內交」、告誡香港人不能「鎖港」而「固步自封」(於內地)、要「走出去」(大陸)等，在心態上不能說沒有不謀而合的地方。賈小姐對香港本土認同的批判和梁特首賣力推動融入內地所宣傳內地黃金夢，其實都離不開一種出於天朝主義面對價值認同的焦慮。 天朝主義是以自身為文明帝國自居為天下正宗的觀點，以文明主體的身份以此理解世界其他的文化，並對異族進行教化，使致天下盡膺服於主體的文明。如此，因為天朝主義對別人認同自己的理解為接受教化，而教化的成果則要在「被教化者」往後的文化和生活上無處不在地體現對自身文明臣服，所以天朝主義者在面對世界時不是以對等的身份與他國交流，是以文明帝國居高臨下的姿態打量其他文化，以「導正」其他文化向心到主體文明，以天下歸心為己任。不過現實的情況是，以中共文化為「文明」的天朝主義，的確不得人心。雖然中共天朝主義自視甚高，但中共「文明」體視出的精神面貌，不外乎為一種因為爭勝好強而展現的敵我矛盾判斷，而自視為天下文明正宗的理據，其本上只有不斷宣揚自己的經濟增長，卻欠缺文化氣質上的展現。這種「文明」特質，除了能在賈的文章中、梁特的宣傳中、來港消費自稱「接濟」香港的自由行遊客身上看得出端倪，也能在某些中國體育運動員的行為和官方媒體於中共的外交觀點中展現出來。不過面對天朝主義的「文明教化」，除了思考偷懶的人能全盤接受，投機取巧的人會利用來混水摸魚之外，在世界各地幾乎得不到任何的認同，而在香港這片政治上回歸但文化上迂迴的地方，甚至得到大力反彈。 這種反彈，不能不說為以天朝自居的「中共文明」帶來了被孤立和被否定的焦慮。這種焦慮，卻又與天朝主義的認知觀點息息相關。所以現今的天朝主義面對香港的焦慮，在於儘管兩地交流頻繁，內地那習染了中共思維的價值觀非但未能在香港得到認同而成為主流，更因為天朝主義者與其他文化的人以不對等的身份相處的主觀行為而遭受排斥。適用於大陸的禮數在香港行不通，文明主體的自居成為了外界認同的障礙，長期得不到期望中的認同，卻又不理解自身觀點做成對客觀世界欠缺正確認知的困局。客觀現實的落差終使天朝主義者老羞成怒，對否定其文化優越者作出「反擊」。 如此，這班老羞成怒的中共天朝主義者，無所不用其極地出招，不惜打擊和香港人身份認同息息相關的香港價值來證明自身的優秀。藉著指責香港的本土意識為一種「排外」(其實最多就只是不歡迎中共)的意識，或明或暗地運用自己的網絡和力量，對香港本土意識的認同進行敵意批判和貶抑，利用「國際化」的論述(其實就只是大陸崛起論)對立於本土意識的論述，將本土意識與落後封閉拉上關係，甚至騎劫香港官方取態，視內地價值觀為主流和優越，壓抑本土意識的發展，就是為了希望有朝一日他們朝拜的內地文化價值能在一個視為異地的地方中成為主流，彰顯中國崛起的天朝風範，解除他們的價值得不到認同的焦慮。不過這種損人利己取態，及毫無跟據的敵意批判不會為他們帶來更多認同，只能徒添更多的仇恨。他們短期之內能得到的，也最多只是藉著從他們眼中視為「低等」的香港人的反抗聲音之中「反證」自己言論正確性而產生出來的精神勝利感。 所以與其說賈小姐是一名喉舌，倒不如說她的觀點很合乎梁振英政府現時對香港發展路線的取態。藝發局是次藝評獎的頒授，無非是民間與官方天朝主義者之間臭味相投的惺惺相識，正正體現了現時梁振英政府急於否定本土認同以彰顯內地價值優越的心態，反映出天朝主義者急於得到別人臣服的慾望所產生的無比焦慮。 影像串流:

今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宣讀 財政預算案 ，在財案宣讀之前，政府往往會透過不同渠道放風，預早宣告一些措施。可能是因為一月份梁振英施政報告全無驚喜，看不到任何「求變」的關係，這份財案全無討論氣氛，似乎反而社會對於政府已經不存寄望。 曾俊華花了超過一小時半宣讀財案，調子延續施政報告的「獅子山下」說法，「鼓勵」人人自力更生，花了大篇幅堅拒改革稅制。曾俊華又表示要談「財富再分配」，不如談「資源何來」。財案繼續拒絕回應社會對政治及經濟制度不公，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質疑。也固然忽視政府坐擁巨額資金，單是上年度政府的財政盈餘已達649億，財政儲備更達到7,340億。 政府雖然口頭上表示堅拒在財政制度上重現變革，但事實上政府透過制度以外的「基金」方式，將港人的資金轉移到這些分配方式不明、目標不明的基金，包括150億的「關愛基金」以及50億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似乎是繼施政報告設立十多個委員會及小組之後，另一個將公共財政的權力也「外判」到一些公眾較難監察的基金，繞過公務員系統，甚至作為政治酬庸。 傾斜財團 雖然政府表示鼓勵「自力更生」，但這其實是並非鼓勵公平競爭，而是繼續獎勵「贏在起跑線上」、擁有較多財政及社會資源的富人及大財團。堅拒透過增加大財團的稅率，去擴充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其中一項措施特別「養眼」，便是新民黨提議的「 尖子留學金 」，財案建議4.8億設立一個獎學基金，資助尖子到海外知名大學，每年名額20個。政府動員大量資源獎勵尖子，但對於如何改善本港眾多管理及認受性混亂的副學士課程，或是擴充大學學學額這些受惠人數更多的措施全無著墨。政府又第三次推出出通脹掛鈎債券(iBond)，政府本身無發債的需要，但又推出這項只對有錢購買債券的人有利的措施，變相是以公帑補貼一些有錢人的儲蓄因通脹而貶值的損失，無錢買債券的呢？對不起了。反映曾俊華口中的「自力更生」不過是「講下」。 推諉外圍 預算案開初的演講，主要是大談外圍環境如何影響本港經濟，作為小經濟體無可避免云云。繼續過往推諉外圍，香港能夠做到的不多作為政府「無作為」的藉口。財案便指各國「紛紛進行量化寬鬆，對市場造成波動，資金氾濫，流向難測」、「環球流動資金氾濫，國際商品和資產價格的上升風險不容忽視，加上歐、美、日新一輪量化寬鬆措施，有可能引發另一輪輸入通脹。」但在另一方而，在金融業發展方面中竟又計劃提供稅務優惠，吸引私募基金來港，鼓勵游資參與本港的炒賣市場。 圖：右翼獵人 基金治港 政府雖然坐擁巨資，但除了沒「廠」之外，糖也愈來愈細。以今年度的「糖」為例，包括：一) 差餉：寬免每季最多$1,500、二) 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寬減75%，上限為$10,000、三) $1,800電費補貼、四) 額外綜援、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五) 代繳兩個月公屋租金。 那麼盈餘的出路如何？便是以基金處理，「關愛基金」、「兩文三語基金」及「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前者獲增撥150億，後兩者則各獲50億。這些基金運作不透明，公眾監管困難。以「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為例，，曾有團體申請此基金替長者更換光管， 間接助選 。這些日益坐大的基金，其政策方向及審批撥款的過程，很可能繞過公務員及議會，作為政治酬庸的資本。 老調重彈的瑣碎開支 財政司曾俊華雖然表示要鞏固四大支柱產業，不過其所提出的物流業的措施無甚新意，包括預留屯門及青衣兩幅土地予物流業、研究青衣西南部的十號貨櫃碼頭、機管局則就開展機場第三條跑道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等均是已聞樓梯響多年的措施。 旅遊業方面，曾俊華亦無就遊客是否過多作討論，只表示旅遊業對經濟的重要性，去年旅客達4,800萬。財案只集中談如何增加設施，包括貸款23億予海洋公園擴建、迪士尼樂園增設以Marvel「漫威」漫畫英雄為主題的新園區。對於近期頗受爭議，資助800萬予傑志舉行對曼聯賽事的「盛事基金」，財案文本表示「繼續以進取的態度，爭取舉辦更多盛事。」 順帶一提，香港還有空間發展旅遊業嗎？ 以剛發生熱氣球意外的埃及，2011年外國旅客人數是1,150萬。 另一項值得留意的措施是政府表示將研究海水化淡，這似乎是因為東江水污染日益嚴重，加上運輸成本日增以及供水所有帶來的省市之間的矛盾。 相關文章： Wing： 論曾蔭權時代的財政政策：增加開支為了誰？ 易汶健： 政府收入波動　智庫倡財政穩定基金　增加經常開支

（獨媒特約報導）公務員與記者，也是對大學畢業生頗具吸引力的工作，然公務員與記者的具體工作處境又是如何？左翼21與中文大學學生會合辦《你老闆絕不告訴你的真相》一系列的講座，就著公務員、傳媒與政治三方面作出探討。主持人指出，將投身社會的年青人常被社會的常規所定形，未有真正深入了解每一個行業的細節，尤其是政界與傳媒界，兩者最受社會的模式與政治氣候影響。幾位講者都分別談及兩個行業當中的制肘與可持續發展性。 投身政界一展所長？ 曾於07年任職二級行政主任（EO），現任職工盟幹事的潘文翰，大嘆政府官僚問題嚴重，職務無聊繁絮。潘指出，高官對最低下的同事無信心，很多時候均需依賴中層人員。當時潘的職責是處理入境處大樓的物業管理大廈維修事務，但名大於實，真正的工作是安排人手去維修廁所、換燈泡。潘批評政府的官僚風氣和不積極的做事文化，令辦事效率極低。政府部門重視紀錄和程序，本著「少做少錯，唔做唔錯」的宗旨，很多時簡單的工作卻變成部門間的互相推卸。受公務員合約所聘的員工年資長，工作動力低；而受非公務員合約所聘的職員則面對嚴重剝削，擁有與合約公務員相當甚至更多的工作量，卻少收30%的薪金，令整個政府部門組織更為不健康。 潘文翰表示，畢業生若要任職公務員，定必要有心理準備去面對很多超出預算的工作，亦要有耐性跟不同部門之間去角力。 除了行政主任外，加入政黨，出任區議員亦可說是另一希望「為人民服務」的出路。另一講者民主黨的區諾軒為現任利東區議員，他指出政客（區議員）跟公務員（行政助理）的最大分別是，前者是問題製造者，後者則是問題解決者。區指出，區議員要面對選舉，工作偏向找出社會問題，從而主動協調不同部門，落實措施，從而令市民受惠。區認為當區議員能達到中心為市民服務的信念，是一項極具意義的工作，但同時受到很多現實的限制，造成兩難局面。例如因資源和時間所限，區議員不能幫助每一位求助的市民；但區議員同時要爭取選票、爭取市民的支持。 政府公僕一心服務市民，但要確保政府運作暢順、清廉、合理，則有賴傳媒的監察。 傳統媒體制肘多　思想被定型 傳媒的理想效用是監察政府，但商營運作的傳媒機構又可否達至此成效？曾任職信報政治記者的傳媒人陳羲文表示受現實環境限制，傳媒界一直面對人手的流失。陳認為記者的工作非常燃燒個人精力，需長時間候命。而且記者人工一直偏低，多年來沒有太大加幅，容易消磨記者的熱誠，轉而投身另一行業。另一方面傳統媒體受資金、時間、版面所限，報導經常面對不少制肘，都是令傳媒人心灰意冷的原因。陳曾面對不少在晚上期間的示威事件，別具新聞價值。但即使他超時工作趕起稿件，報紙版面卻一早安排妥當，不能把最好 最成熟新聞消息傳遞給大眾市民。陳比喻記者就像一個員工，是公司資產的一部分。 曾任職經濟日報政治版記者陳玉峰感同身受。她直言傳媒機構有固定的立場和取態，上司一早擬定新聞的框框，再由記者填入內容。最明顯的是新聞的標題是由編輯所擬定，不論報導內容如何，假如標題是有所偏頗，讀者都容易被誤導。又例如以《香港經濟日報》為例，所有稍為負面或暴力的消息都被過濾，包括普通的自殺案。而社民連的消息更完全被封鎖，他們會以「拉布三子」去代替「社民連拉布」；區諾軒亦補充指，曾與《都市日報》記者合作，報導黃竹坑港鐵地盤的消息，但因該報在港鐵派發，有關對港鐵的負面報導都一律被禁。這樣媒體變相局限讀者接收的資訊，不能做到為民監察政府的效果。 新媒體少受限制　與傳統媒體相輔相乘 陳玉峰和陳羲文都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和可發展的傳媒人，應在限定限制下盡量爭取，積極作報導履行職責。尤其是現場報導，記者不是只「出現」於其中，而是「參與」其中。 面對傳統媒體在多方面的制肘，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黃俊邦表示新媒體相對地面對較少制肘，能更深入地剖析社會大小事作報導。黃指出，在傳統的媒體就如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記者工作量多，根本沒有時間去集中處理單一事件，水過鴨背，以致未能有經驗和知識累積。同時傳統媒體分版面工作，令記者的思維不得全面。黃認為新媒體可填補這個漏洞，例如香港獨立媒體網的民間記者，他們能更深入地專心探究單一事件。加上獨立媒體只倚靠獨立的捐助者，而非單一的大資本家，市場和資金問題的制肘就可免卻。 黃指出雖然傳統媒體有其限制，但卻可與新媒體相輔相乘。現時在傳統媒體工作的「有心」記者，便會以各種方法尋找制度的漏洞，如以新媒體的資訊或報導作為籌碼，游說編輯擴闊報導題材，突破主流媒體的空間。反之，即使傳統媒體受現實因素限制不能作報導，他們亦會轉交資料和消息予新媒體，變相從另一途徑把資訊帶予市民，達到相同的傳播效果。區諾軒亦補充，指不少有心的公務員也會放料了區議員，讓區議員就一些地區設施或問題提出意見，好讓政府部門因應「地區要求」而工作。 有台下同學質疑傳統媒體的工作態度與認受性，各講者都一致認為每一市民都有責任去主動地報導事件，充份利用現時新興的網上媒體，填補傳統媒體的不足。 協力：alice

沉默的暴戾，白流的鮮血 : 記立法會於2013年2月19日，有關處理家庭暴力，包括性暴力問題的政策的會議 鄭偉謙 前言 : 是日，本人於出席福利事務委員會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會議後，鑑於性傾向歧視條例未能在建制甚至在立法會內作過細緻及嚴肅及深入的討論，因此本人對於家庭暴力，尢其是不同性傾向者的遭遇表示關心。旁聽福利事務委員會中的處理家庭暴力，包括性暴力問題的政策的會議。然而，意外的是，除了聽到不同性傾向者，因在不受法律及執法部門在建制的限制不受保護，而且還揭露了 : 表面上香港是多元社會，背後卻隱藏了因為對文化的不尊重，社福機構對家庭暴力的無能為力等，促使家庭暴力肆虐的的因素。 受害人數為何突然減少? 我們可以參考至警務處(2009)及社會福利署，有關新舉報虐兒、虐待配偶及性暴力個案統計數字(2009)，1996年警務處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有1253宗，當中社會福利署配偶受虐個案(多由警察轉介而非當刊事處理)為1009宗，由2001年，數字漸漸上升，2001年警務處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有1213宗，社會福利署配偶受虐個案為2433宗，2005年家庭暴力案件有2628宗，社會福利署配偶受虐個案為3598宗，2001-2005年家庭暴力案件上升了1415宗，社會福利署處理的受虐個案上升了1165個個案。2006，2007，2008年數字則大幅攀升，2006年家庭暴力案件上升到4704，近幾是之前一年的一倍之多，而家庭暴力案件上升到4424，比去年增加了500個個案，最高峄時，2007年家庭暴力案件上升到7509宗，而社會福利署處理的受虐個案上升至6404宗，2008年家庭暴力案件到了7278個，而社會福利署處理的受虐個案持續增加了439宗。至6843宗的高峄值。 然而，2009年，二者的數據卻急劇下降，家庭暴力案件到了2373個，而社會福利署處理的受虐個案持續增加了4807宗。至像似2003年的水平，而2011年，家庭暴力案件到了2885個，比2007年降低了3539宗，受虐個案有3174個，竟比2007年減少3230個個案。 2012年，社會福利署配偶受虐個案總共有接近2734個。 依據警務署會議代表表示，2009年，對於家庭暴力的定義已有很大的改變，已經增補了對同居人宜及前同居人士的家庭暴力個案的定義，擴大了家庭暴力個案的親屬的定義。而另一方面警方，可向上述增添的二個新對象區域法院發出強制令的權力。另一方面，警務署加強了對警方人員在這方面的敏感度，而且他們會有對少數族裔的針對措施。 那為什麼，為什麼在數目上會出現如此大的巨變 ? 在會上有人質疑，事實上致使在法律上及警力質素上有所增強，然而，新定義並不能增加警方人員在處理上的敏感度，他們舉出例子，有一些警方人員在事後只是發現受害人受輕傷，而且在警方面前道歉，警方會交回他們「自行調解」。另一方面，家庭成員們也有「家醜不出外傳」的觀念，繼續容忍他們承受「可以承受的」傷害。而這些案例當中，很多都是因為虐兒合理化，因為酗酒行暴，或者是言語侵犯。 更值得人關注的，是09年的家庭暴力的新定義，卻使執法部門更無所適從，難以處理當中他們在案件發生後的判斷，有侈子指出，他們最多只是以傷人罪予以處理，而他們不會立即辨識為家暴，甚至不再轉介至社會福利機構。而如此的後果，卻是有更多的暴行被隱藏，另外，事主不願意報警的數目百分比，於2012年間只是7.4%願意自行報警，比08年下跌了總總的8成 ! 是否因為對於報警後，警方的處理方法已經失去信心，而不再願意予警方介入。而在2003年，政府仍然有針對家庭暴力情況，而進行的社會調查，針對隱藏的家暴個案，及不願意報案的人士背後原因的調查。然而，10年過去，政府再沒有任何對於這些狀態的調查研究。 對同性戀者，及不同性傾向者的求助置若罔聞 有同性戀團體的發言人表示，他們在求助時，因為擔心仍然保守的社會風氣及身邊人的眼光，會有心理上的困擾。而在向社會福利機構的社會工作者求助時，他們都遭到拒絕。而社會工作者的顧慮，可能是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基督新教徒的身份，受比較保守的價值觀念影響，而若干機構也因自己的信仰，而拒絕同工接受這類型的案件，不願意處理這一類型的個案。 另外，他們關注到，在長者院舍中的同性戀者，他們的性取向經常受到院舍工作人員的口頭侵犯及白眼，而且他們很容易受到院友的虐打，他們在求助於院舍工作人員，而遭受冷持及斷然拒絕。團體認為，在福利政策的範疇內，極少考慮對不同性向人士的處境，而且致使政府提供所謂的支援措施，然而在沒有更大的福利政策框架下，這些措施在實際操作上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警方作社最後一道保護線，他們對於同性戀或異性戀者的處理，都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方式打發過去，而且最嚴重者也只是以傷人處理，而不是依書面上指引的一樣，能分辨同性戀者的家暴事件及依指引處理。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是社會福利機構提供不同性傾各者的支援服務少之又少，除了小童群益會外，很少有機構提供一站式的個案接見，轉介，長時間跟進的工作。有一些機構雖然也提供電話輔導熱線，然而他們未能提供長期跟進及個案接見。這些社會福利機構事實上受限於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限制中，社會福利署未有既定的不同性傾向服務的撥款指引及政策。因此這些社會福利機構要不沒有撥款，也受限於社署的體系內，不能開展服務。要不這些社會福利機構可能需要以財團法人的名義，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運行服務，這樣機構同耍面對的包括 : 需要有一筆固定的資金維持，是可可以找到價值觀比較開放的資金提供人出資，另，如果未必能有穩定的資金維持服務的運作，這機構就需要持續收取昂貴的費用，而中下層，也不能長期支付長遠的個案輔導跟進。 少數族裔人士的家暴問題 有少數族裔人士提出，他們在求助警方及社福機構時，他們面對溝通上面的困難，而他們在承受家暴時，因囿於他們文化而不願意永肋，甚至因此而受到重偒及死亡。他們提出，隨著南亞移民愈來愈多元化，不止於北印度及巴基斯坦籍的人士，而有愈來愈多來自南印度，伊朗及阿富汗的移民來港。警方及社福機構既往以泛北印度語(鳥爾都，旁遮普語及北印度語)，已經不足以滿足愈來愈多元的移民的需要。他們質疑政府，政府沒有既定的針對少數族裔的服務及連貫的福利政策，也沒有面對少數族裔服務的培訓。他們也質疑政府沒有部門之間的協調樹制。 問題是，家庭服務的同工對於少數族裔的人士，在文化上的不相瞭解，而使他們面對困境，筆者問過一些相關的同工，他們反映不了解少數族裔女性對於女性身份與本土主流女性的不同，少數族裔女性在面對粗暴對待時更隱蔽，也不會向非常有限的同濟女性社群傾訴，以影響夫家的聲譽。而他們又難以表達自身的處境，因為他們仍然未能脫離舊有國家文化帶下來的意識形態，甚至到了認同的地步。他們只能默許丈夫作出粗暴行為，甚至要承受不能承受的可怕後果。 因為價值觀而阻撓求助? 筆者多年前接觸一個案主，因為丈夫酗酒，而且情緒起伏甚大，而經常大吵大罵，甚至打他的妻子。他是一名教會的信友，已經返教會多年，事實上，關於家暴一事，好也曾經向牧者求助，並稱需要與丈夫離婚，然而牧者及教友不認同她離婚的決定，要求她要長期忍耐，否則她不能再有教會的教籍，然而也因此受著丈夫虐打受傷入院，甚至報警，而好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提出離婚，然而牧者及教友再施加更大的壓力，非議及白眼，終於都把她逐出教會，悲哀的是她在教會內有一個支援網絡，大部份的朋友都來自教會，一下子沒有這種支援網絡，對她打擊甚大，以致好患上嚴重的抑鬱症，需要長期服藥。 有團體人士指出，社工在當中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他舉凡一次例子，一次家庭服務社工探訪一位長時期受虐的婦女，在和婦女作出長時間的訪談後，他又轉向婦女的兒子，叫他講述事發的經過，然而，婦人反映的是，一，她覺得不受尊重，二，是社工是否因為偏見，價值觀等問題，而不信任事主的說法，甚至認為好編作故事而希望可以儘快離婚。 另一個筆者發展的問題，是前線家庭服務社工他們的工作量排山，而且要配合社會福利署的個案指標。而同時，他們可以持續處理個案的期限就只有二至三年，社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在量產化的個案工作中，很難深入處理個案深化及提高個案質量的問題，而這些舉措可以預防個案進一步惡化。我曾經以進步社會工作成員的身份，訪問一個家庭服務社工，詢問他是否可以使用在學院教授的家庭工作方法理論，他說，一般家庭工作方法理論是需要持續有規律的，深入的，持續數年的考察，檢視家庭動力，設計促進家庭動力的活動，如沙提亞(Virginia Satir)，海靈格（Bert Hellinger）或是Narrative Therapy (Michael White)，然而工作的量化程序及行政上的取向，使他沒有辦法可以「慢工出細貨」。可以針對不同的家庭需要，設定一個計劃，整合家庭成員的關係，把不同成員的問題化解及轉換。失去了一個又一個可以避免家庭問題惡化的機會。 有條件租約計劃還是體恤安置 在會議當中，有團體質疑有條件租約計劃，是否就隨體恤安置的配額的增加而增加。有一些因家暴的而離婚的婦女，在緊急情況下，空接向房署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然而，房署又會作出轉介，透過社福機構申請體恤安置，而不會向房署直接申請即時性的有條件租約計劃，他們就需要在申請體恤安置時經歷等待，甚至有一段時間要租所費不菲的單位。另一個問題是，房署以處理大量居民調遷、分戶及單位申請的理由，不立刻批准緊急情況下的有條件租約計劃，而把個案轉介到社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跟進的同時，更嚴重的問題是，房署隨了最緊急的個案拋給社工再向房署申請外，房署更會將大量不符資格居民，轉介至前線社工處理。 按現行指引，如有求助人涉恩恤安置、有條件租約及涉情緒問題，須轉介社工評估及輔導，即如發生突發事件、家暴、家庭問題等個案。否則房署經理有權決定是否審批。問題是，房署視一些不緊急的案件為緊急，房署經理有權決定交予社工，前線社工對著的排山倒海的案件，大部分都是荒謬個案，而且面對房署的催促，不但加重了他們的工作量，而且真正有需要，因家暴個案而緊急有條件租約計劃的婦女及受害人，卻不能得到即時處理。 (見2012-3-11日，星島日報報道，《社工抨房署「卸膊」濫轉介》http://www.singtao.com/yesterday/loc/0311ao08.html) 一眾部門對家暴事件的處理，根本沒有協調 在會議中有團體人士指出，有個案因為求助時間過長，或是只是把加害人以傷人罪保釋，之後再次對受害者施虐，在求助過程中受更大的傷害。社福機構，醫療及執法部門因為協調過慢，疏忽及不鹿夠即時處理，引致沒有中止加害人的施虐，而醫院聲稱已有急症室針對家暴的支援服務，然而，急症室隨時會面對更大的災難或事件，使醫療人員疲於奔命，而無暇處理，詳細驗傷及做轉介工作，有人提出，醫院內必須要有性暴力及家暴的危機支援中心，另外，政府必須設立一個特別部門，負責籌劃在家暴中不同部門的協調工作，包括可以即時申請強制令，協調服務及轉介，更有效為受害人找到居處等。另外，此特別部門也應該為受家暴及離婚人士，提供針對膳養費的追究的協助，使當中一些貧窮婦女可以不使用很多的時間及法律程序以予追討，處理他們緊急的生計問題 社區模式的轉變，和所謂的服務的綜合化服務 家庭暴力的問題，源於父權的意識形態，以及其延伸的資本主義市場，對身體政治的扭曲，女性在制度及規訓中，有雙重的壓迫:女性在意識形態中，甘願認為自己的身體可以出賣。然而，家庭問題也可能是因為男性的背叛及對外部事物於家庭中的投射。不過，男性在婚姻關係的看法，甚至在性方面，甚至女性作為一個完整的個體的看法，可能只是看成對女性的控制。也正好是家庭問題及家庭崗位問題的源頭。因此，女性可能要了解她們真正的敵人。事實永遠在你們表面的認識之下更深的地方。 筆者想到在七十年代，社會工作者和社會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港英政府的港督提出「社區建設」目標，並推行所謂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向人口少於2萬之貧乏地區（包括木屋、臨屋、鄉郊、漁民艇棚區等）”服務”。而且這種工作的取向甚有涉及強烈「政治面向」的性格。例如拿七十年代艇戶事件來說，艇戶的生活處境艱難急於上樓，而政府卻因觸及他們利益而置諸不理，當時的政府宿舍是空空如也，終於在一個八號風球的晚上，一班群眾，包括社運份子，學生，社工及”滋事”市民一事躺在政府宿舍保護在當中上了岸的艇戶。因此這社區工作就有一定的政治血液。 而正正是因為基層在殖民地時代，在與政府之間苦無構通之路，因此，社會工作者，致使僅僅是居民生活條件的改善，仍然要和政府在「社區發展計劃」的平台上溝通。 然而，隨著政黨的發展及極有限的民主制度的發展，政府在「跨越九十年代社會福利白皮書」以社區發展服已超越福利範圍為由，不將社區發展列入白皮書內；93-94年間，當年的政務司孫明揚表示：「社區發展服務的功能因代議政制日趨成熟以致轉弱，而且其他社會服務已發展成熟，加上全港有服務需要之「貧乏社區」不斷減少，社區工作隊已沒有存在的價值(註三)。」95年12月，行政局決定終止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服務。現時，社區工作隊由90年代的52隊減至18隊，以鄉郊地區服務為主。之後就為了社福更”福利性格”的取向開了一道大門。 但是「福利性格」或是重視針對個人及不同群體/團體的工作，是否已經能全面處理社會上不同層面的問題 ? 在這十年，有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出現，舊區重建、文化保育、保護維港、屏風樓問題、低收入家庭、小數族群等問題，這些涉及社會結構及不同利益團體的利益矛盾，這可以只針對個人及不同群體/團體的工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