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

国家统计局吃菜 – 他们也买菜

译者 HiPeter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as a tough time. If they are not being castigated for exaggerated wage data, then it’s doubts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GDP or accusations that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understates the true increase in prices.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子过的挺艰难。如果他们因为夸张的收入数据没有被一直责骂,后来对它的有关GDP的可信度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估与真实的价格增长也会(被责骂的)。 There’s even a saying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that “the comrades in the statistical bureau don’t buy vegetable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if they did they would know the true extent of price increases (in Chinese). 在中国互联网上曾有个说法“统计局的同志不买菜”。暗示着如果他们买菜了他们会知道真实的物价增长幅度。 Those doubts can now be laid to rest, at least a little. 这些质疑现在正在被淡忘,至少有那么一点。 At an open day hosted by the statisticians in Beijing Tuesday, Mrs. Wang from the Shanxi provincial statistics office confirmed in the margins of the event that she did buy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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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贪官的各种奢华住宅(组图)

对于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文强在法庭上辩称,检方指控其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多数是事实,但他并未利用职务之便牟利。据其辩称,在被指控的受贿款项中有70多项为其生日或过年拜年时所送,并未接受请托。此外,其妻周晓亚多次收受红包时他并不知情。 贪官在位时是烜赫一时,所住的住宅也是极尽奢华,有些多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须知贪渎而来的东西,总有一天要还回去,为身外之物而最终身陷囹圄。 文强三千万的别墅足以让游客视为景点,但我们只能远观,不能近看,从前是,现在也是,从前非文强亲信,岂能入门?现在人捕别墅在,已成公物,非办案人员也无门可入。 金碧辉煌的照明 黑帮巨贪文强豪宅 昔日的皇宫百姓不得入,今日已可花上人民之币几张尽情参观,去感受旧朝帝王的生活起居之奢,叹历史车轮之滚滚,旧人已灰飞烟灭,旧物也仅存赏观,但好名恶名却永存后世人心。文强三千万的别墅足以让游客视为景点,但我们只能远观,不能近看,从前是,现在也是,从前非文强亲信,岂能入门?现在人捕别墅在,已成公物,非办案人员也无门可入。 起诉书中对文强从1996年至2009年13年期间的受贿过程做了详细的记载,公诉人也逐一和文强进行了核对,之后文强的辩护律师又再次逐一进行了更详细的提问。但文强只对其中的部分收钱行为表示认同,但拒不承认是受贿。 起诉书中记录,从1996年至2009年,文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与妻子周晓亚共计收取他人所送财物多达1600余万元人民币。此外,起诉中还对于文强的受贿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罗列,受贿次数多达110多次,最多收取他人现金177万元。 身份:厦门海关原关长   豪宅:当时价值130多万元的富豪花园别墅   结局:一审死刑  故事:杨前线在位期间,收受远华走私集团的贿赂超过亿元,他在香港购有豪宅,内地也置了藏娇金屋,甚至包养的情妇还为他生下一个孩子。中纪委专案组查获确凿证据证明贿款亦至少达数千万元,赖昌星给他们俩提供了价值130多万元的富豪花园别墅,并出巨资进行装修。  点评:“在其位,谋其政”,杨关长却把“政”字一义理解为财色,不知那时他走出这个开局,有没有猜得出结局? 李真受贿房子没住一天    李真   身份:河北省国税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结局:死刑  故事:1994年4月,李真通过给包工头秦某借款、承揽工程等,收受秦某50万元和价值100万元的一套住房。后来还收受过别的房子。  据说,李真在事发后称:“我辛辛苦苦弄来的钱,别人花了,给我的房子我只看了一次,没住一天。而我现在倒要被送断头台,我心有不甘哪!”   点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切都是自取其咎。哪怕暂时得逞,自酿的苦酒是一定要自己喝下去的。 马建国 腐败别墅起拍价1350万元   身份:原成都金牛区副区长   豪宅:成都“御都花园别墅”内的7、8、9号别墅  结局:15年有期徒刑  故事:成都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因腐败而被收归国有的3幢别墅已被拍卖。那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买家,负责此次拍卖的东方拍卖公司公布了起拍单位参考价:5800元/平方米,相比市价约打了6折。3幢别墅的起拍价,整体参考价暂定为1350万元,分拆参考价暂定为每幢460万元。  被委托拍卖的3幢别墅分别为“御都花园别墅”内的7、8、9号别墅,均为独栋别 夏任凡动用公款2000万修建私家庄园    夏任凡豪宅   身份:原沈阳客运集团总经理   豪宅:占地2000亩的私家庄园  结局:一审死刑 杨秀珠国外购置多处房产    历数十大贪官奢华住宅  纽约市曼哈顿中城西29街102号是一幢五层大楼,该公寓于1996年8月由纽约国际进出口贸易公司买下,并于当年12月10日转至杨秀珠名下。  身份: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   豪宅:在美国等地拥有多处高档房产   结局:外逃,追缉中 慕洋豪华家私全部进口    慕洋   身份:慕绥新的女儿,兼任多家公司老总  故事:在“慕马案”赃物拍卖会上,最引人注目的3件拍品是沈阳市前市长慕绥新之女慕洋的两幢豪宅和一个车库。慕洋凭借慕绥新的力量,通过种种手段大肆渔利,攫取无数黑心财富。据报道描述,她曾在2000年4月15日以其公婆的名义一次性付款购买两套公寓,时价338万元,单价约合9100元/平方米。其中一套建筑面积为154平方米的三室双厅双卫豪宅,室内摆放的家具大到衣柜小到茶几,全是从美国装箱运到沈阳的,餐桌和餐椅则是从 赵林手中权谋得别墅住    赵林受贿别墅   身份:海口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豪宅:唐苑别墅B2栋  结局:12年有期徒刑 刘中山豪宅藏“奔驰”    刘中山   身份: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   结局:死缓  故事:刘厅长很会表演,曾当场赶走重金行贿者,这件事在四川交通厅一直传为美谈,也被媒体所报道。但当检察机关搜查刘家住宅时,大家都傻了眼。他的豪宅里不仅有一辆价值140万元的“奔驰”,而且包括货币、房产、股票及其它贵重物品在内的财产总额已超过1300万元。  他有一句经典名言流传很广:“喂,保安吗?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 虞德海家中搜出巨款500万    虞德海   身份:深圳南山区原区委书记   豪宅:8套房屋,建筑面积达940多平方米  结局:无期徒刑   <>new TextParser(‘/posts/06/B5/45/6F/content_html.txt’ ‘content_11254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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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纽约举行911十周年纪念仪式(图、视频)

9月11号上午,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十周年之际,纽约市在世贸中心遗址举行了纪念仪式。很多民众到场纪念。 Photo: RFA 图片:在曼哈顿下城世贸遗址外观看纪念911仪式的民众 (photo by Andrew L./記者提供) 下载视频文件 世贸遗址附近部署了很多警力,但是对前来悼念的民众很友好。安全检查之后基本放行,可以近距离观看,场外聚集了很多人。 一位参加了五角大楼和世贸救助工作的志愿者说,十年感觉就象昨天。 志愿者:“看电视,我的记忆就回来了。因为我看到他们搬尸体从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出来。每当此时我都忍不住流泪。” 电工汤米-鲍曼:“这个国家要凝聚在一起,尽力帮助别人。每个人都能帮助别人,我们这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一对夫妇从南卡罗莱纳州参加四千人的摩托车队,一路赶来,分别前往911遭受袭击的地点悼念。 电脑中心经理沃利:“就是这样,来表达我们的敬意,也做不了更多。” 有三位消防队员从加州赶来。 消防队员:“我们失去了343个兄弟,来这里纪念是非常重要的。” 一位在场的韩国学生说:“911是一个悲惨的事件,但是美国看样子好像已经走过来了,因为美国很强大。” 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学生说,当年他十岁,听说飞机撞大楼非常惊讶。这件事在欧洲也引起很大的议论。因为发生在美国,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可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亚洲、非洲也有很大的灾难没有引起重视。 来世贸参加纪念仪式的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总统小布什,前纽约州长帕塔基,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现任市长彭博。官员们不是发表冗长的政治演说,而是朗读简短的诗歌,引用圣经的片段以抚慰心灵。   纪念仪式8:40分开始,8点46分,第一架飞机撞大楼的时间,有一个默哀的时刻。中间穿插音乐表演,华人音乐家马友友应邀参加演出。像往年一样家属逐个念出受害人的名字; 9点03分之后还有几次默哀,分别在第二架飞机撞大楼的时刻,双塔倒塌的时间,五角大楼被攻击,以及93航班坠毁的时刻。   下午奥巴马总统去参加宾州和华府两地的纪念活动。奥巴马建议,这一天,无论你在美国的哪个地方,都可以通过服务社区的方式,纪念受难者。 他说,从911事件可以看出,美国这个国家的力量在於美国人民心中的善良。 前市长朱利安尼则表示,911是他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天。也是美国最糟糕的一天。反过来,也是了不起的一天,因为普通民众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气和力量。 彭博市长提醒人们,在回忆911带来的痛苦时,不要忘记,痛苦也可以汇集成巨大的正面力量。世贸大楼虽然倒塌了,美国人捍卫自由的精神却提升起来。 911这一天,在纽约五个区不同的教堂和社区大学等机构也都举办了纪念活动。纽约媒体以整版打出口号:面对逆境,我们依然能够坚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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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章:一头都不能杀,那是极端保护主义

   谈话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打断,吞服了几粒胶囊,又不断地往嘴里呷起白开水。8月下旬,马建章犯了感冒。过度的繁忙使这位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看起来有些精力不济,但他依然愿意回答一切质疑——8月初,由他领衔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了两起外国人来华狩猎的申请,这引起广泛议论,对于杀生合法化的指责也就理所当然随之出现。   “管他呢,道德上的谴责说多了也没用。他说就说去吧,不可能把人嘴封上啊。”   坊间有谓马建章是中国唯一一位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院士。1960年代即涉足狩猎经营学,后又引入西方国家的动物管理理论,是中国野生动物管理学科的开山者之一。他的主张历来鲜明,即对野生动物不可采取一概杜绝猎杀的死保做法,而应该加以合理开发利用。1985年,马建章在一篇题为《护、养、猎辩证关系的探讨》的论文中更是对此观点予以翔实发挥。   “凡是认真贯切‘护、养、猎并举’的方针时,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就得到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猎产品和资金,相反地,凡是此方针没有得到贯彻时,野生动物资源就遭到了破坏,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适量猎取,猎取量不大于每年繁殖后补充入种群中的数量,将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此前后,马建章一手主持了小兴安岭桃山狩猎场和黑龙江连环湖狩猎场的规划建设,前者是中国第一个国际野生动物狩猎场,后者则是中国第一个水禽猎场。原国家林业部对他的实操进行过奖励。   狩猎经营成为动物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这在国内外均有先例。解放后,中国政府正式制定了“加强资源保护、积极繁殖饲养、合理猎取利用的‘护、养、猎并举’”的狩猎业方针。1961年《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刊发社论,要求各级主管部门予以认真贯彻。马建章后来则提议应该适应现状,将“护、养、猎”方针修改为“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经营利用”。这一理念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中有所体现。   约自1985年到2005年的20年间,政府主管部门通过计划性的行政审批放行了1101人次国际猎人入境,猎捕野生动物1347头,创收3639万美元。2006年,为适应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需要,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别出心裁地推出狩猎动物额度试点性拍卖,声称要阳光作业,后因为各方强烈关注而流产。狩猎工作自此被迫停止。本次欲开放7名美国人前往狩猎的青海省,受2006年事件影响,于其后即暂停了狩猎活动。但他们一直没有闲着,为再一次开猎做着准备。   在一份起草日期为2011年7月11日的提交给国家林业主管部门“野猎专家委员会”审查的书面文件中,青海方面明确表示他们确定2011年在位于该省中部地区的享有“国际一流狩猎地”之称的都兰猎场开展狩猎工作。在2011~2012年度狩猎限额中,他们列入了6种野生动物以供猎取,其中就有白唇鹿这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一次,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又出了新创意,尝试引入第三方评审机制。   6月22日,国家林业局成立了“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担任主任委员的马建章所在的东北林业大学。紧随其后,这个专家委员会就启动了目的地为都兰猎场的第一例狩猎申请的评审,以期能为本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然而这位院士很快就面临名誉折损的危险。“狩猎门”事件一起,有人跟他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去年加入福建省一家熊胆制药企业院士工作站一事也被翻找出来,指他成了熊杀手的私营企业的代言人,已经沦为民族败类。记者于是找到了马建章,希望从他这里得到一些答案。    好处看得见   《南风窗》:我们希望了解,你们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评审中放行了外国人来华狩猎?   马建章:这次经过都兰猎场对动物资源的介绍,专家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猎捕量很小很小,小于国际经验的数字,国际经验是不超过5%,我们现在都是猎捕百分之一点几。   我们这次是“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因为动物本身和当地牧场的家畜争夺食物,和幼年、壮年的动物争夺食物,所以我们对老弱病残的动物狩猎了,可以节约出这些食物供给年轻体壮的动物食用;另外一个打公的目的,就是所有公的不是都能参加繁殖的,他在繁殖期间是要竞争的,谁竞争赢了,谁就参加交配。一般老的,它就竞争不过年轻的了。而且也满足狩猎者的需要,打公的老年的,角是非常大的非常漂亮的,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说老实话,保护和利用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但它是可以调和的矛盾,是可以用辩证观点去看的。因为动物是可再生资源,是有生有死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你不打它,它也要自然死亡的。   都兰猎场也做过调查,他们说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动物自然死亡,比如岩羊每年有40到50头,藏原羚每年有20到30头,这些资源没有得到利用白白浪费掉了。我们可以组织国内国外的人来进行狩猎,比如说岩羊,我们如果只利用它的肉,一头只能卖45美元,如果卖给外国人狩猎,打一头就是5000美元,这个相差是很大的。我们可以用这部分经费去做野生动物保护,另外社区也可以得到一些经济补偿。   《南风窗》:野生动物保护费用怎么还要从野生动物身上经营得来?   马建章:国家、地方都不会有那么多基金拿出来保护动物的。我们的经费还是很紧张的。比如说补偿基金,动物损害老百姓的家畜,给点补偿,那很少,资金不足。伤人了,也是只能赔偿百分之多少,一部分。搞研究的,经费也不足。现在好多事儿都需要钱,我们要自筹一些资金来进行动物保护。有钱人,你直接跟他要他可能不给,所以我们可以采取狩猎,把钱收进来,那就很有利了。   现在只有保护区(财政上)才给钱,而且是国家级的保护区,省级、县级地方财政上都没有钱的,认识高了可能拿钱,认识不高一分钱都不给。国家级的保护区也不确保,就给你一期、二期基建工程费用,其他的都没钱了。那你工资不得开吗?日常的经费你不得要吗?   像我们这个大楼也是,盖这个1.1万平方米的楼(东北林业大学动物资源楼),我当时是向日本出口了一对金丝猴,借展10年。然后用这个钱盖的,总共花了1600万。当时我去找林业部批这个事,他们说咱们还没有一家呢,你头一次把这玩意儿整出去。我说你让我守着金饭碗要饭吃?我要盖楼,我要工作,没地方工作能行么?你又不拿钱。我借给日本,又不损害我们的猴,死了还有保险金,比人还贵。下了小崽儿还是中国的。10年后他们把猴子连老带小还给中国,那我何乐不为呢?   狩猎也是这样的。他来狩猎,我们不光收打动物的费用,他得坐车吧,得住吧,得吃饭吧,这一系列我们中国都收钱的。所以我们说中国在这块儿,除了狩猎之外,纪念品、吃饭、旅馆给他弄得好好的,他希望把腰包掏空了,掏不空,他还不高兴。    野生动物要管理   《南风窗》:既然有这些利处,为什么2006年的狩猎拍卖会结果在非议声中流产?   马建章:因为那次属于完全政府行为,没有专家的论证。拍卖会的形式,有很多必要的条件不具备。对活体动物进行拍卖,不像古董拍卖,过去历史上没有做过,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做这些事情。另外对于攀升价格合不合适,都没有很好地去论证。把动物价格拍得太高了,重奖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就会有人盗猎。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合理的定价,不需要通过拍卖的形式来做这个工作。   另外利用和保护的关系他们也没搞清楚。说老实话,尤其目前我们野生动物的食物链短缺,也就是说食肉类动物太少了,吃它的动物少了,造成草食性动物大量繁殖,这对农业,畜牧都造成很大危害。现在野猪,因为老虎少了,豹子也很少了,造成它的危害越来越重,不加以人为的控制,不重视人工调节它的数量和种群比例,那么给人类造成的危害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狩猎来解决这个问题。   《南风窗》:可是跳出来看,弱肉强食从来就是天然法则,动物生态链条就算发生了断裂,这种失衡也有它的内在规律,不顺其自然,反而人为去插手干预,难道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膨胀后对自然规律的一种无视么?   马建章:这不是规律啊,都是人造成的。如果人不猎捕老虎,不破坏它的生存环境,那么老虎的数量就不会迅速减少或消失。所以人为造成动物食物链断裂。后果产生后,需要人为再去调节。   野生动物要管理的,如果没有,就混乱了,野生动物就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引入管理这样一个内容。   过去没有动物保护法之前,野生动物无主,谁猎谁有,所以就形成了滥捕滥猎。现在我们人的素质并没有那么高,我们才要制定法,要让人们来共同正式申请这个经过批准进行的猎捕活动,不要去进行一些违法的猎捕活动。   完全杜绝是不行的,像水一样,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要流的,要给他疏通。有了合法狩猎之后,盗猎或偷猎的概率会下降,他可以通过这个途径进行猎捕活动。如果没有,他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合法的狩猎,去狩猎也没有各种手续,我就随便上山猎捕了,我没有枪,我可以下套,我可以挖窖下坑。合法狩猎是规范这种行为。    跟他们说不清楚   《南风窗》:事先有预见这次评审会引发议论吗?   马建章:预见过。有的群众是出于好心,但是对于动物资源、对于猎捕和保护的关系,他们并不了解,才产生这种对抗情绪。这个将来可以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让他们了解更多。   如果是公众,当然都有责任,都可以发表意见。至于科学不科学,那另说了。要是想有科学的发言权,只有一些动物专家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才有这方面的发言权。   大体上我们这些专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政府就会做出决策。这个不会受舆论的影响。这是经过专家论证的,他们(主管部门)心里是有数的。   现在好多国际组织,民间的(机构),他们有些是极端保护主义者,一头都不能杀,必须让它们老死。很难说服极端保护主义者,他们有另外的目的,不纯粹是为了保护,所以说你跟他们说不清楚。   《南风窗》:为什么会有极端的保护观念存在?这种观念在社会上普遍么?   马建章:极端的保护观念是从1970年代反对日本猎捕鲸鱼开始的。这是不科学的,是违背动物生长发育规律的。这种观念在社会上不普遍。现在你到下边儿去,到广大林区农民那里去,他不会这么看这个问题,主要是城里有些人吃饱了饭闲着没事儿,广大群众是不会的。   你看《人民日报》报道的(拿起报纸),“大兴安岭林区一位农场职工表示,现在有些野生动物数量增长太快,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和动物的矛盾可能就难以解决。城里人不知道,林子里的黑瞎子经常下山抱羊,成群的野猪出来拱庄稼吃,打了犯法,不打要遭损失,相关部门给的补偿远远不够。”你看这是老百姓反映的,这是林场基本群众啊,下边儿的群众还不了解么?   《南风窗》:您的意思是狩猎也是顺应人民的呼声?   马建章:现在老百姓到处喊,不采取一些措施是不行的。不光是国外的,我们国内的狩猎也应该开展,所以我们建议将来要成立狩猎俱乐部。就是把狩猎爱好者集中起来,进行系统的培训,狩猎的知识、动物保护的知识、动物的习性、法律的知识,还有猎具使用的技术,让人们了解更多的野生动物知识,更好地进行动物保护和交流。再让他们向广大公众进行宣传,希望大家都过来,不要造成滥捕滥猎。   一个公益性,一个娱乐性。也可以猎杀,但也得有规定。进来以后,我们有组织地进行猎捕。这个将来还可以跟公安部门交涉,让他们可以把猎枪发到俱乐部,但是保管也要在这里,狩猎活动完了,交回来统一封存保管,不能流失在民间,既安全又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想将来要把这个东西组织起来,就是通过民间组织,然后让政府认可。    现在无所谓了   《南风窗》:我注意到,这一次来华的猎人在猎取动物后,要采集相关部位去做标本,这会不会对中国的物种安全构成不利?   马建章:外国猎人要猎取的标本主要是用作装饰性的,拿回去可以显示一下吧,挂在家里面墙上,跟科研没有关系。这个不存在物种安全的问题,因为不涉及模式标本。原来最重要的是模式标本,就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动物的标本。他们现在打的这些我们都有记载的,所以现在无所谓了。   狩猎场里的动物都是早就发现过的,都是早已定名的东西,没有关系。现在(动物中的)模式标本很少了,基本上找不到了。建国这么多年,咱们中国人该发现的也都发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昆虫,有很多是没有发现的。但它们不是我们的狩猎对象。   《南风窗》:为什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会出现在猎物名录中?我们的有关动物分级管理制度是不是不够严肃,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可以猎杀吗?   马建章:动物保护等级是动态的管理。根据动物资源的状况,如果多了可能就从一级降为二级,少了也可能从二级升为一级,是这样变化的。经过专家论证和一些调查资料,这个名录在不断修改。我们国家现在定出来15种最珍贵、最濒危的进行优先保护的物种,这都是属于一级的。除了植物以外,13种都是动物,这部分国家要优先拿钱,政策上有所倾斜。猎杀是不允许的。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有相当数量,进行过论证,也可以猎,但必须要经过特批,要经过专家论证。像佛坪的羚牛,数量多,伤害人,打一头5万美元,那就打去呗。    动物入药也讲道义   《南风窗》:关于您加入福建一家制药企业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参与研发熊胆粉项目一事,有些人不理解,您有什么回应?   马建章:院士工作站是去年全国科协大会在福建省召开,福建省政府提出来设立的。为他们科学养熊、生态养熊提供更好的咨询服务,帮助解决饲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就管技术咨询,别的不管。那时不光是这个站,也成立了很多其他的院士工作站。   有些人是有目的,就攻击。受某些极端保护组织的指使,找一帮中国人在网上胡说八道,而且拿出来的资料、照片都是十五六年前的,原来国家禁止的,血糊糊的,小笼子,铁背心,早就淘汰了的技术。老百姓一看这怎么行,太残酷了。有些为了炒新闻,一家做熊掌,另一家是笼子里头有只黑熊,掌没了,就说现砍熊掌那边儿做去。这熊是让人伤了,完了正在养伤,他们就把这个和饭店做熊掌的联系在一块儿。这不是胡闹嘛。   极端保护主义者是为有些部门说话,中间好弄些活动经费,就这么个玩意儿。实际上从根上来讲,就是压制中国的中药,发展他们的西药。因为西药我们没有知识产权,我们只有中药中医才有,这是我们国家独一无二的,   《南风窗》:问题是您所服务的企业是不是存在对活熊采取开膛破腹取胆汁这种有违动物伦理的做法?   马建章:并不是要开膛破腹。我们现在是自体造瘘,熊身上本来就有胆的管道,经过肌肉造瘘管手术,把这个管道伸到体外,开口在胸口,平时由熊自身的肌肉封闭住,就像括约肌,人小便,括约肌一松就尿出来了,流完了就收回去了。你根本看都看不着。在新陈代谢的周期下,定期取胆汁,一点儿没痛苦。取完了它就回到活动场玩儿去了。给它吃东西,还可以继续生长,胆汁有再生能力,不用杀死熊的。   就像人抽血一样的,人抽血你咋不说是虐待人呢?抽血是救命,那我取胆汁也救命啊。   我们现在是保护资源,我们中药又需要。我们养的一头熊,相当于野外的220头熊的熊胆产量。那也就是说我们免去了这200多头熊的猎杀,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呢?   《南风窗》:您说有人企图压制中药发展?   马建章:1993年以后禁止犀牛、虎骨入药,这是国务院发的通知,也是在CITES国际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压力下,几百年的中药典都被删掉了。但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攻。我们为了发展祖国医药,动物药这块儿要进一步去努力,外国是要控制我们这些东西,不让我们搞,所以我们现在要极力做这个工作,向西方一些反对派作斗争。   我基本上已经攻下来一个关于犀牛的问题。犀牛角是我们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要成分。我做的课题,在三亚养了100多头犀牛。它蹭角,特别是阴雨天,把角质磨掉了。蹭下来的是中药。我们就研究怎么样把这个角给它取了,又不割掉,又能解决国际公约的阻力问题。现在去角质成功,一年成体可以取两公斤。人工去取,磨下来。我们这些是通过科学的办法取来的,谁也提不出什么异议,这样也不用杀犀牛了。   现在老虎没招了。虎骨入药,得杀死,不像犀牛。问题就在这里,自然死亡也不让你用,你要用了,可能有人就去野外捕杀去了。开两次国际会议了,还有一大部分人反对。现在老虎是两手捧刺猬,扔又扔不得,拿着又扎人。养不起,饲料价格涨得不得了,也不能杀,又放不出去,所以谁养就是沾在身上的负担。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公开用,这得说服国际组织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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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_

   即便是洋务时代的极端守旧派,如陈兰彬、刘锡鸿,也非常清楚帝制的不仁不义和实行宪政的好处。到了辛亥还能不立宪吗?而清廷坚持不做虚君,发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向往“飞天”的传统   过去人们争论“中国古代有没有某种传统”这类话题时,往往混淆两个问题,其一是国人有没有欣赏这东西的价值观基础,其二是这东西是不是国人发明的。这两者绝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很多民族(包括我们的祖先)都有“飞天”的美术或传说,体现出人类对飞行的憧憬(即所谓价值观基础)。但你不能说他们就是飞机的发明者。反过来,你也不能说由于他们没有发明飞机,就证明他们的“传统”排斥飞行,或者证明飞机不适合这种“文化”。没有发明飞机的人就不喜欢坐飞机?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没发明飞机的人不仅喜欢坐飞机,还能学会造飞机,甚至造得比发明飞机的人更好,都不是不可能的!   再说“宪政”吧,“中国文化有没有宪政传统”?这就看你说的是哪个问题。如果说某种价值观使得国人在看到宪政与帝制两种现象时对前者产生向往而对后者发生厌恶,那么这种价值观基础在我们的“传统”中肯定是有的,不但早就有了,而且不比西方人弱。我在《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等文章中指出过晚清许多士大夫在见到宪政民主后对其“天下为公”赞赏备至,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反映。   当然,这种价值观不可能覆盖全体国人,但它同样也从来没有覆盖过全体西方人,价值观的多元在任何民族中都存在。像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就不可能喜欢民主,即便今天,在西方找几个反对民主、主张专制的人,也绝非难事。当年袁世凯推翻共和重搞帝制,据说还是美国人古德曼建议的呢!但这当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是排斥民主的。   不过,某种价值观的覆盖率究竟有多大,也不好说,因为你得刨去从未听说过宪政因而也谈不上好恶的人,以及心口不一、言不由衷的人,除非你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做一次民意调查——但是这种“以民主的手段调查对民主的看法”的做法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民主价值观了。比方说,假如辛亥年各方同意不打仗,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是否保留帝制,乃至决定这种帝制是“实君”还是“虚君”,那么我敢说,能够接受这种安排,就足以证明我们是个共和民族了。哪怕公决的结果是保留帝制,甚至是保留“实君”。但这种承认公决机制(当然不是只承认一次)的帝制,还能说是原来的帝制吗?   所以,所谓“专制价值观”不仅意味着你自己主张帝制,而且还意味着你不允许别人有另外的主张,谁敢反对你,你就要干掉他。但如果是这样,别人在你的淫威下战战兢兢地说同意专制,这能算数吗?就像奥斯威辛的犹太人,都处在奴隶状态,能证明犹太人有愿当奴隶不愿自由的价值观吗?反过来,如果你自己赞成帝制,却允许别人反对,那你事实上已经认同“宪政价值观”了。换句话说,宪政价值观甚至不必要求你自己主张宪政,而只要求你承认别人有主张宪政的权利。   显然,根据上述理由,要说中国人“没有宪政价值观的基础”是很难的。但另一方面,宪政民主这种制度安排是中国人发明的吗?应该说不是,不仅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也不能笼统地说是西方人发明的。比如希腊、罗马人就没有发明宪政,尽管他们常被视为西方文明的祖宗。就是英国人,也很难说是他们的哪一代祖宗留下了这个遗产。近年来人们一谈英国宪政,就言必称1215年“大宪章”,在我看来这也太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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