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

无国界记者 | 马来西亚,限制新闻自由的民主选举?

2013年05月10日 在世界另一头的马来西亚,情况也跟美国差不多,只不过,那里的领导层享有的优势比这还要明显,帮助他们在上周日赢得了大选胜利:乘着经济繁荣的东风,马来西亚去年的增长率超过了5%,而政府掌控着经济命脉,还对影响力最大的一些媒体机构具有有形的影响力,并且愿意对不听话的那些媒体采取行动。 周日投票前的准备期,出现了大量的指责,称反对派借以表达意见的一些网站遭到了网络攻击。根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说法,选举前的两周,马来西亚境内的读者要么登不上批评政府的“当今大马新闻网”(Malaysiakini),要么就发现浏览的速度严重变慢。 人权观察组织还表示,另有至少三个网站——大马自由电台(Radio Free Malaysia)、沙捞越自由电台(Radio Free Sarawak)和沙捞越报道(Sarawak Report)——在选举前近一周的时间里似乎遭遇了网络攻击,导致流量过大,浏览困难。 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政府或其支持者主导了这些干扰活动,但其时机和目标难免让人产生疑问。人权观察组织表示,沙捞越自由电台和沙捞越报道“经常报道政府腐败,并批评影响农村居民的官方政策”。该组织还称,为了保障选举自由,政府有义务防止此类攻击。 (…) 作者 :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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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一五一十周刊107期:马来西亚的华人政治

2013年5月的马来西亚国会大选有着超乎往年的公众参与度。成千上万身在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赶在5月5日之前回国投票,槟城的大街小巷都挂满各党派的宣传材料,不同族裔的人们都走上街头为自己的党派拉票,在Facebook、Twitter展示投票后被蓝墨水染色的食指。最终的投票率史无前例地超过80%。 此番活跃的政治参与和马来西亚公民对当局的不满直接相关,虽然最终的投票结果是执政党以微弱优势胜出,但许多人相信这会是马来西亚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体的重要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选中有不少华裔身影引人注目,如纳吉总理所形容的“华人海啸”成为政治走向中的关键角色。经济实力雄厚的马来华人历来低调,不问政治,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历来给人政治冷感印象的海外华人又是如何一步步融入社会,为自己的要求发声的呢?本期一五一十周刊从大马选举出发,关注海外华人的政治参与及社会融入。 学者宋镇照在《从选举看马来西亚族群政治》中指出,“反对当局偏袒马来人优先的歧视政策,不能再容忍差别待遇的政治打压”是华人普遍的政治要求,而“此次选举八成华人投票给在野的民联,可见华人社会求变的渴望”。记者林蔼云的《从导游胡先生身上看到的公民觉醒》则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叙写了此次大选中华裔公民觉醒的实践。 要更深层地了解华人的政治参与现状,还要从历史溯源。 林蔼云指出,执政集团采取种族主义政策,挑动各个种族之间的歧视,“族群的黑板印象,要长时间去改变,但一天不把玩弄种族政治的国阵拉下来,大马三个主要族群,仍然会生活在三个平衡时空里”。邝健铭的《威权政治的历史》则回溯了马来西亚威权政治的几个阶段,解读威权政治的演变趋势,“近年执政党受到愈来愈大的政治挑战,维持一党独大不再容易,原因是社会对国家目标为何以及该如何实现的看法与执政党愈来愈不一致,对执政党表现有愈来愈多的质疑,问政要求愈来愈强烈。”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大环境之下,作为外来民族的华人,政治参与中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取得了哪些进步?资深报人谢诗坚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和挑战》从马来华人的迁移史开始,结合时代的变迁,讨论了身份构建,以及在多种族国家的自我定位的问题。记者郭宇宽在《华人如何参与政治?》中采访了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领袖黄家定,系统阐述了马来华人政治参与的现状。 许德发博士的《华人、建国与解放》写于马来西亚建国50周年时,讨论了从解放到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和族群政治,以及华人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他认为,“在解放运动向建国运动转化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其他少数族群遭遇了许多挫折和重大的灾难。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人类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其实已经无可挽回。马来民族主义者最终必须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华人社会应该善于把握国际政治与思想趋势,使其可以冲击及洗涤国内的闷局。” 目录 编者的话 【状】 7-1 宋镇照:从选举看马来西亚族群政治 7-2 林蔼云:从导游胡先生身上看到的公民觉醒 【析】 7-3 林蔼云:三个族裔,三个平衡世界裡的恐惧政治 7-4 邝健铭:马来西亚大选观察系列:威权政治的历史轨迹 【议】 7-5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和挑战 7-6 郭宇宽: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领袖访谈:华人如何参与政治? 【思】 7-7 许德发:华人、建国与解放——马来西亚独立50周年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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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和挑战

“马来西亚目前,是在世俗与回教之间摆动。那麽我们要怎样促成宗教置于政治之外,让宪法继续维持现状,而不是以宗教治国?华人应可发挥较为重要的影响力,至于如何发挥,可是目前华人面临的新困境和最大的挑战!”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和挑战马来西亚的华人简单的说是从中国到来。早在唐朝开始,就有极少数的华人往来。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在公元1400年启开的马六甲王朝,经有少数华人定居,他们在较后形成了“峇峇与娘惹”的社会,他们是转型的华人。他们的思想有异于中国人,但传统习俗有所保留。 即使在1511年葡萄牙佔领了马六甲,并在后来存在一个葡萄牙村,也没有改变华人的特徵。 于1641年时,荷兰把葡萄牙赶走,佔领了马六甲,至今荷兰建筑物仍然可见。由此可见,马六甲代表外来势力的入侵过程,而英国人于1824年与荷兰进行交换条件,即把印尼明古连给予荷兰,而荷兰则把马六甲交予英人。其实,英人是更早在槟城登陆(1786年),从此华人开始大规模南来。1819年英人莱佛士开闢新加坡,吸引更多华人移居。1824年,英人把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合组成海峡殖民地,由英人直接管辖,当时尚未统治马来半岛。 马来半岛由各州苏丹统管,但是霹雳州打开了缺口让英人进来。导火线是华人(华人南来后,分帮立派的传统,从过去到现在改变不大)在邦咯发生了海山与义兴私会党决斗的事件。当时私会党也被称着“公司”,说合法或非法也可,因为英人没有干预。流血事件后,在1874年英人与霹雳酋长及私会党领袖分别签订了邦咯条约,让英国势力走进入霹雳州,再走遍整个半岛。他们也有所保留,即马来半岛各州属,苏丹是宗教首长,宗教及习俗权利全归苏丹,英人则是在政治及行政上行使全部的权力,对宗教事务不加闻问。     (一) 中国革命的影响   今天,我们面对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当时华人祖先南来,根本没有想到建立一个马来西亚国家的观念,漂洋过海是为了谋生,介入私会党,公司及乡会是为了生存,发展及巩固自己的地盘。这些事迹从过去历史一直走到今天。在1911年,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在之前,孙中山有在大马活动,要求华人支持。但支持的人有限,只有一批人热烈响应。更早一点的是康有为(1895年)的到来,形成了与孙中山的斗争。因为康有为属保皇党,希望清朝不要灭亡但要革新。而孙中山则认为清朝一定要被推翻才能建立新制。于是保皇党与革命党展开了斗争,形成了两大派系。这两个派系,对马来西亚最大的贡献是在兴学办校,开创报业,才有今天的成就与贡献。 不过激起华人最大的凝结力量是在1937年,77泸沟桥事件发生后的中国全面抗日,引发了新加坡及马来亚华人展开了赈济筹款抗日运动,也有一些马来亚的年轻华人,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活动,形成了革命的壮举。马来亚华人会有革命思潮,主要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在1921年,而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在1930年,相差不太远。马共成立时,英国人虽不支持,在初期也不大重视,只要没有直接对英国统治构成威胁,否则就会採取行动对付。既然马共当时是支持中国革命,马共的存在就被容忍。可是这样一来,中国掀起了反日的浪潮时,也把革命的种子植根在马来亚的土地上。霹雳州曾也是马共革命的主要根基地,那时我们看到华人开始有了政治的醒觉及政治运动,还没有立国的观念,而是到后期,就想到这方面,可能需要建立一个马来亚的国家。这口号不引起大众关注;因为绝大部份华人在这里谋生,将来准备回国,也就是落叶归根。 不幸的是,历史改变了一切,1942年日本侵略马来亚,新加坡及印尼,整个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日本蝗军一路南下,马新陷入3年8个月悲痛日子。老一辈人都知道,日本统治下,马来亚华人怎样过着悲惨的生活,主要是日本认为凡是华人可能是抗日份子或共产党或共党同情份子,他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造成华人受到残酷的折磨。马共的抗日军也就转与英国结成一道,反击日本的残暴统治。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没有因此坐大,他们没有在马来亚行使一个行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军就回来了。英国人巧妙地劝服抗日军缴械,然后给一笔遣散费;甚至封赐勳衔给马共领导人。从而削弱抗日军的力量。英人于是重新建立殖民地统治,而且要比以前更直接统治马来亚。矛头自然对准马共,甚至不希望它的存在。 为了打击马共,英国在1948年宣佈紧急状态,把马共列为非法组织,迫使马共走进森林。这种革命运动因而转入地下。 进一步,英国殖民政府把华人与马共切开,因此有了新村之设。今天我们仍留有许多“华人新村”,就是英国人给我们留下的历史“痕迹”。 另一方面,英国人发明了“恐怖份子”字眼,用来形容马共,以在心理上使人民产生对马共的恐惧,目的是要人民远离“恐怖份子”,进而孤立马共。 英国的这一战略的“奏效”,正好被今日的美国拿来应用。尤其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人用这个字眼“恐怖份子”来形容走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集团,特别针对在阿富汗境内的奥沙马宾拉登的阿盖达组织与塔利班政权。这样一来,回教国家也就不得不与“恐怖份子”划清界线,美国的孤立政策有了“立竿见影”之效,阿富汗在数个月后被大批联军攻入一举剷除了奥沙马及塔利班政权。 接着在今年3月,美国也用同样的战略拿下伊拉克。“恐怖份子”如同“仙丹灵葯”,给了美国一个大举反击的理由。 英国当年使用的“恐怖份子”对付马共和今日美国使用“邪恶轴心”对付伊拉克是同出一辙的。 话说回马来西亚。1955年轰动一时的华玲谈判,是行将领导独立的联盟政府与马共的直接交锋。谈判宣告失败,马共继续地下活动。但在另一方面,左派政团随着浮现而与联盟政府进行正面较量。   (二) 战后华人身份转变   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1945年,英国重回马来亚时,是由英国工党执政。它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提出一个新的政体,即马来亚同盟政体(MALAYA UNION),但仍直接由英国统治。可惜华人没有珍惜这个时刻,马来亚当时公开活动的“马来亚民主党”,总部设在新加坡,由受英文教育人士成立,他们针对MALAYA UNION提出了要这样及那样的要求,而本身的势力有限,不被英国接纳;马共也没有扮演好宪制斗争的角色,他们认为如果接受了马来亚同盟,就等于接受英国直接统治。 相反的,马来人非常灵敏作出反应,拿督翁在1946年就召集了马来人的团结大会,抗议马来亚同盟的成立,声称对马来人于利,不要这样的东西,整个社会便动了起来。柔佛是继霹雳之后,马来人最强的政治基地之一,巫统乃告应运而生。当他们动了起来后,英国感觉到这股势力相当强大,而且这股势力是反共的,比较符合英国人的想法;反之英国人对华人有戒心,认为华人是接近中国的,在有意无意中把华人排在政治主流之外。 接着拿督翁就率领了巫统连同各州苏丹与英国谈判,由他们决定马来亚的未来政治命运。那时有华人反对,认为不可把华人忘记及搁置在一旁,此较有声望是来自马六甲的陈祯禄,他又联同其他人组成了泛马来亚行动理事会表达意愿。他认为华人与其他种族也应该参与,可是这声音不够大。结果巫统,苏丹与英国,决定了我们时至今日的命运。 1948年2月正式宣佈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同盟”政制,后来成为马来亚宪法的蓝本。这就是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因为在整个回教世界历史中,只有马来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在协定中对马来人下了定义,除了必须是奉行马来习俗及讲马来语外,也必须是回教徒才能够称为马来人。如果是马来人在协定中就保有特权。从那时起,所有的马来人,必定是回教徒。在1948年后马来亚的马来人一出世就是回教徒,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连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埃及,都没有说一出世就是回教徒,可以选择其他宗教。到了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的马来亚宪法,就是今天马来西亚宪法,土着与非土着之分,是在那时接受下来的。   (三) 马华公会的变化   至于马华公会,它是在1949年成立,刚好是英国宣佈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翌年。华人被赶进新村,面对不可测知的未来。 马华从那时候起,领导人是一批受英文教育或称为精英的“峇峇”,陈祯禄是代表性的人物(只有今天才看到新的局面出现),继陈祯禄之后的林苍祐也是一样,到陈修信也没改变,整个马华社会由他们掌握我们的命运。今日华人面对很多问题,也许一小部份因素是因为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外来华人移民的心态,也不能理解什麽是中华文化,致使很多问题造成多方面的矛盾。 其他华人政党的发展,比如民政,林苍祐到林敬益都是受英文教育的。行动党也不例外,从蒂凡那到林吉祥也是英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整个峇峇社会似乎控制了我们整个华人社会的政党,我们的命运就是给这些精英操控着。但是华社也有一些特色,从中突破了传统。今天我们看到马华公会有一些新的转变,从陈群川到林良实是受英文教育。但到了黄家定及陈广才,他们已具有华教背景。我们看到马华的转型终于能够接受华文教育的人来领导。这在过去连想都不要想,不可能有这麽一回事。 民政党也许会走向郭洙镇及许子根的年代,由华文背景的人来控制。另外民主行动党也在转变,华文教育背景的人慢慢从中浮现出来。他们这一批新的精英也许能更好的明解华人社会的需求等。不过在过去漫长的转型过程中,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发生的变化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华人的政治权力逐渐被边缘化。 先说1957年独立时,新加坡被割出来,不能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部份。第一是新加坡华人太多,加入马来亚,华人人数将佔大多数。第二虽然槟城与马六甲华人是比较多,但是加起来也多不过马来人。在当时我们的华人佔人口37.5%,毕竟还是少数。当然这个数目也不是很少的少数,到了1959年时,马来亚快要大选了,马华公会便在1957年鼓励华人踊跃登记为选民,条件首先要成为公民。运动开展以后,有一百万华人成为公民,不能再视中国是华人的祖国了。 到了1958年,林苍祐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后,要求巫统给马华三份之一的代表权,主因是宪法的修改,必须要超过2/3代表支持。如果要修改宪法,少数代表权应受徵询。可是他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回应。他认为如果没有三份之一代表权,重要课题可以不用与马华商量,马华便靠边站了,问题关键就在这里。 当林苍祐提了这个要求后,就与东姑阿都拉曼起了争斗。前面提过,华人是很容易分帮立派的,喜欢做英雄及争出头,马华公会也无例外,陷入党争,,导致林苍祐的失败。意味着华人三份之一的代表权也没有了。当马华公会不再争取三份之一的发言权时,华人就减少了力争权益的机会。 换句话说,刚刚独立我们得自我妥协了,后来很多事情的发展,华人一直无法改变局面。为何华人会这样呢?理由非常的简单,五十年代是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左派革命浪潮排山倒海而来,不讲求种族之分,强调主义理想。英国不要左派的革命浪潮冲击进来,利用保守的华人抗拒,包括马华在内。马华在此时也擎起了反共大旗,华人社会形成了左右派之分。当华人分裂时,华人发言权就更加少了。 由于在城市的华人政治敏感比较高,倾向了左派,以致劳工党和社阵有机会在市议会执政,他们被认为同样可以为华人服务,为什麽要拒绝他们呢?虽然如此,华人还是分裂的。甚至马华公会内还分成国民党派和峇峇派,这两派斗争非常激烈,陈祯禄代表峇峇社会,李孝式代表国民党的力量,他是我国首任财政部长。后来双方才勉强凑合在一起。既然他们都是反共的,容易沟通,马华公会继续採取协商的态度来应对问题。       (四) 马来西亚的成立   当1961年东姑阿都拉曼宣佈要成立马来西亚时,他要把砂劳越,沙巴及新加坡和汶莱纳入其中。英国认为正值非洲及亚洲国家独立运动席捲全球,只要能保住英国的经济利益,你们去独立吧!当时这种想法,主要考虑新加坡加进来后,没有把砂、沙概括在内,华人就超越了马来人。有必要要把砂、沙加进来,以保持种族比例的现况。 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象徵着巫统的势力从马来半岛扩张到东马,也显示了联合政府把政治权力伸延到整个马来西亚的范围,包括新加坡在内。不巧的是,新加坡由另外一个称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不能与巫统及联盟协调。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当时提出一个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联盟针锋相对。最后导致新加坡退出了马来西亚(1965年),变成没有发言权,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此外,有不少华人有左派思想的,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宣称不承认马来西亚。整个华社非但不能整合,而且政府与反对党斗争进一步恶化。此外政府提出了国语法案,引起了华社很大的强烈反应,认为这样一来华文就没有前途了,激发一些团体,尤其是董教总筹组独立大学。马华夹在其中,不知如何应付?这边有国语法案压住马华,那边有民间独大事件也压住马华,马华成了夹心人,两头不到岸。因此在1968年时陈修信在没有更好选择下,急中生变,邀请了黄丽松教授,帮忙策划拉曼学院的成立。1968年拉曼学院的诞生,是马华署理会长许启谟提出的想法。他说,马华要面对华教的压力及尖锐的批评,只好成立拉曼学院顶住他们。可以说拉曼学院是政治斗争下的产物。意料之外的是很多华人子弟从中受惠,急事有时会成为好事的。 虽然如此,马华公会还是顶不了狂澜冲击。1969年大选马华公会蒙受非常惨重的失败,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也是马华政治再一次倒退的开始。1969年大选之后,表面上看起来,华人的抗议票成功的向政府表达重要的意愿。讵料513事件发生了,华人首当其冲。华人对突如其来的突变,也不知如何应对。   (五) 五一三是政局分水岭   国家再一次进入紧急状态。国家行动理事会成立,一条条法令和施政被通过,包括新经济政策。华人在整个经济领域上开始面对非常严重的考验。虽然在1971年重开国会,恢复民主。可是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的局面,政治和经济已是大不相同了。当时巫统主席,也就是首相敦阿都拉萨,提出明确的概念: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是巫统,巫统就是政府,国家是“以党治国”。虽然执政的是联盟政府及后扩大成国阵政府,但是不要忘记他已明确提出了由巫统来决定国家的命运。敦拉萨把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劳越人联党及回教党带进国阵。整个国家似乎已无反对的力量,比较显着的反对党仅剩民主行动党。马华公会的地位,不再是联盟,即巫统,马华,国大党的三分天下,而是十多分的天下。一党独大的局面就从1970年成形。 无疑的,敦拉萨的高瞻远瞩,促使他在1974年大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係,也是很重大的转变。当时中国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1972年。毛泽东为何接见美国总统尼克逊?因为美国给中国非常重要的情报。美国从卫星上拍摄到苏联调动百万大军,企图要攻打新彊或内蒙古。美国政府顺水人情将情况告知中国政府,中国顿然感觉到苏联的威胁此美国要大。毛泽东马上说,请美国来谈建交,这就是中美解冻的秘闻。 随着这个消息传开来后,敦阿都拉萨打铁趁热,因为他认为如果与中国建交,可以说服马来西亚的华人包括左派华人支持国阵,不必一味仰靠华人政党争取华人票。终于得偿夙愿,国阵取得辉煌的胜利。这种高明的策略,用意在于表明他对华人没有敌意,进而可以接受由他领导的国阵。政治新局由兹开展。 自此而后,巫统的力量不断壮大。敦拉萨在1976年逝世之前,他选了胡先翁接任首相。胡先翁父亲是拿督翁,其儿子是希山慕汀,就是现任巫青团团长。他们家族具有土耳其后裔的血统。土耳其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回教国,妇女不披头巾,是个世俗宪法的国家,而胡先翁彷效土耳其的世俗治国方式,果断开除了回教党,为了国家前途他克制了回教党的壮大,并于1978年大选中取得胜利。1981年胡先翁退休,由马哈迪接任首相职,先是强调纯粹的马来文为唯一的教学媒介语(但保留华小特徵)。21年后,才觉得不对劲。因为这个结果导致许多马来人走向宗教,不得不把英语注入教育体系内,提倡数理科用英文教学,来减少马来人走向宗教狂热。   (六) 回教化运动兴起   此外,他也于1982年,把回教青年组织(ABIM)的领导人安华引入巫统,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回教党被迫靠边站,不能有所发展。毕竟当年轻人都进入ABIM时,你要收服马来人,就得把整个马来民族凝聚起来,首先必须把安华拉了进来。1982年,安华参加了巫统选举胜利后成为部长,从此平步青云。回教化措施也跟着强化。 因此我们看到1981年后,国家回教化运动走得很快。今天,全部政府行政都已经回教化。意料之外的,马哈迪在1998年看到与安华在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别,而挥刀斩马谡,引起许多的后遗症。“烈火英熄”增添变数。但不变在华人,而变在马来社会。1999年大选,回教党突然冒了起来,应要感谢安华的烈火英熄运动,今日丁加奴州务大臣哈迪阿旺是安华的学弟。致使马哈迪在对付安华初时有困难,主因是安华的回教背景强烈。过后,安华也转型,转而成立公正党。公正党在情在理不能与回教党起对立,而事实上,安华支持力量不是来自华社,最大力量来自马来社会。所以回教党的壮大会增加它们的谈判筹码。 当我们看到马哈迪行将退休与阿都拉巴达威准备上台,已使到马来社会晋入一个新的阶段。只要安华效应不消失,安华因素仍在巫统内,变数是存在的。马来西亚在马哈迪退休后由阿都拉担任,但阿都拉之后,又是谁接班呢?也是未知数。我看到一个可能的情况,历史是不断重写,从拿督翁到东姑拉沙里到安华,最后整个马来民族,回教运动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回教是不能与政治和民族分开的。当整个马来民族,文化和政治都捏在一起时,谁能成一方英雄便能驾驭所有的政治权力。这是今天马来西亚的写照。 911事件的发生,基本上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回教极端运动,马来西亚也有一股狂热宗教力量从中崛起。面对着神权主义,或者是回教国的进一步加深的压力,我们要怎样面对今天的局面呢?马来西亚目前,是在世俗与回教之间摆动。那麽我们要怎样促成宗教置于政治之外,让宪法继续维持现状,而不是以宗教治国?华人应可发挥较为重要的影响力,至于如何发挥,可是目前华人面临的新困境和最大的挑战! (这是本文作者于2004年应怡保十一华团之邀,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经重新整理后成此文。谢诗坚,资深报人,时评政论家。)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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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郭宇宽: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领袖访谈:华人如何参与政治?

“我一开始很奇怪,问了很多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么关心政治,而且这么善于合作,乐于合作,他们的回答都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社会,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甚至有几个年轻学生反问我,难道中国大陆不是这样么?” 世界各地华人都有“一盘散沙”的口碑,而在马来西亚,你的印象会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华人政治参与的热忱和合作精神,让我最初感到不可思议。我这次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工作,是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华语大学生辩论赛作辅导和点评,而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有来自世界各地几十所大学辩论代表队的大规模活动,居然都是由一些华裔大学生办起来的,我太了解中国大陆学生的状况了,没有老师组织,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情。而马来西亚的一帮华裔学生居然能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我亲眼目睹他们从联系赞助、场地,到接待,联络媒体,安排得井井有条,那种服务的热忱实在让人感动。他们告诉我,华裔学生的社团在马来西亚大学里往往都是最活跃的。 后来我在大马考察期间更是在各个领域都能感受到当地华人的团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热忱。甚至华社可以靠自己的组织办出有“马来西亚第二教育部”之称的董教总,其他宗亲会、华人会馆、慈善组织、商会,也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任何公共政策一出台,华社就会有大量的讨论,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会组织陈情,并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络支援的网络,而且我还发现在大陆经常会听到的一个组织里勾心斗角的话题,在马来西亚也比较少见。即使这样我还总是听到大量的抱怨,说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不够关心政治,可想而知马来西亚华人对政治的重视。 我一开始很奇怪,问了很多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么关心政治,而且这么善于合作,乐于合作,他们的回答都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社会,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甚至有几个年轻学生反问我,难道中国大陆不是这样么?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个曾在英国留学,接触过比较多的大陆人的学者这样比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陆的华人真是太老实了,好像只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其他都不关心,我们那时在英国大学只有几十个马来西亚华人,一年就搞了好几次很有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其他活动就不要说了,大陆有几千个留学生,什么活动都没有,除了大使馆召集,也不搞什么组织,我都要走了,才听说他们搞了个舞会。” 马来西亚的华人身上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世界其他地方华人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华人靠什么在大马立足?   南都周刊 :我在马来亚这些日子,发现在东南亚的华人享受的政治地位,可能马来亚是最高的。 黄家定 :你的观察一点都不假,回过头来看,与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地方相比,马来亚华人的境遇是最好的,有些地方华人甚至连自己的华文名字都不能保留,只有我们最完整地保留了华人社群,我们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语言教育、信仰宗教都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来,比中国大陆都要完整,这几十年来没有遭到特别大的冲击,华人一直能在这里安居乐业,取得成功。 南都周刊 :华人在马来亚社会作为一个不占多数的种族,能够在主流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的是什么? 黄家定 :当然华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非常重要,而马华公会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要从我们当年马华公会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陈祯禄先生说起,我们的祖先都是从中国的南方,被迫为了逃避饥荒战乱,漂洋过海九死一生到这里讨生活,那时的华人都留恋自己的故土,不忘中华衣冠,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希望中国能够好起来,有朝一日可以重回故土,那时候没有华人会把自己当作马来亚人的一分子,当时管这叫“入番”,那时觉得很耻辱,谁都不敢存这种想法,那就跟当汉奸一样。1949年的时候,有一种势力要把马来亚50万华人送回中国大陆去,以陈祯禄为代表的华人领袖出面和当局沟通,让他们允许华人留下来。陈祯禄有这样的远见,说华人耕耘在这片土地上就要落地生根,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 在他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号召华人帮助马来亚建国,把自己当作马来亚国民,而不是“华侨”,永远做一个异乡的客人。这是华人在马来亚今天享有政治权力和地位的关键。 南都周刊 :陈祯禄先生是我们大陆人不大熟悉的一位政治家,马华公会怎么看待他的精神遗产? 黄家定 :陈祯禄的精神,就是要本土化,要坚定地把马来亚当作我们华人自己的国家,我们马来亚华人要热爱马来亚,也热爱中华,但我们所热爱的中华更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是我们的共同的血缘、祖先和文化,并不是政权。 南都周刊 :马来亚华人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在历史上有没有什么教训可以分享?比如在印尼华人有上千万,比马来亚更多但受到的伤害却非常大。 黄家定 :印尼这样的例子我们马来亚的华人大家都很痛心,这里面有一些历史原因,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当时在马来亚,激进势力也有很活跃的活动,我们华人是夹在里面两头受气,当地人和英国人对华人产生一个印象,你们华人就是要来搞颠覆,搞破坏,要夺取政权的,而对华人加以迫害,当时东南亚的华人为此吃了很多苦头。好在马来亚有马华公会的领导,一些有远见的领袖把华人重新凝聚起来,回到建设性的正轨上,和那些激进力量划清界限,让大家明白我们华人不是想夺权或者颠覆国家,而是要各族一起把这个国家建设好,逐渐重新赢得其他族群的信任。另外也要当地华人自己的主动性,有些地方的华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参与这个国家的建立,放下架子和其他族群打成一片,不理会也不关心当地的政治,等回过神来想参与的时候已经晚了,自己已经被边缘化了。   政治参与:并非声大就是好事   南都周刊 :我在马来亚也听到很多人议论,华人在马来亚还有些不公平的地方,比如华人孩子明明学习成绩非常好,却一定要在大学里给马来族保留名额,对此马华怎么看?在政治上的强势族群面前,争取华族权益时,有没有什么妥协的艺术? 黄家定 :不仅当时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你和他们妥协不是出卖华族利益么?其实配额制度还有土人土地保护这些都是英国人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的。建国之初我们华人社会力量并不强,谈判实力有限,但还是争取把华人的公民权写进了宪法,让华人社群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的主人,建立了一个种族平等的基本框架,这是最了不起的。其实当时马来人里也有很多人批评他们的领袖对自己民族的利益不够维护。 华人的发展当前固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努力,但也不能产生焦躁情绪,我自己作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负责帮助贫困人口的项目,搞过很大规模的调查,我手头掌握最详细的信息,最清楚我们国家要找贫困的人,华人很少,大多是比较丰裕的中产阶级生活,总体来说比马来人、印度人要富裕得多,在科技,商业领域华人都有很好的竞争力,别人远远比不上我们,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把这种成功和其他族群分享,怎么能片面强调对我们不公平呢,客观地讲我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还是很好。 南都周刊 :我也听到有人批评马华公会站在执政党立场越来越保守,不能充分代表华人的利益,对此您怎么看? 黄家定 :很多批评我们都是虚心接受的,也都可以理解,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也是华人社会觉醒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代表华社利益的政党能够在执政主流中站稳一席之地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叫“朝中有人”。我们承认自己是比较保守一点,但这种保守就能够维护华人的最根本权益,我们有一个比方,我们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守门员一样,守住华人利益底线的这个大门,在国会里有我们马华公会的一批骨干议员,他们是一批很强的守门员,有侵害华人根本利益的法案就通不过。大家有时候对我们表现不满意,喝喝倒彩不要紧,关键时候还是要支持我们这些守门员。 南都周刊 :您所指的守门员守的底线究竟是什么? 黄家定 :我们华人社会捍卫的底线是宗教自由,母语教育,文化传统和普世性公民权利。你可能注意到现在有一些宗教保守势力在马来亚形成一股力量,这种势力的抬头我们是特别警惕的。 南都周刊 :你对这一宗教保守势力发展的情况乐观么? 黄家定 :不可掉以轻心,但马来亚社会已经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大家有一种共识,关键还是要发展经济,不要无谓地制造纷争,所以宗教即使有一些极端些的声音,总体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的。 南都周刊 :现在其他一些华人政党也成长起来,也有一些华人参与其他政党,马华公会怎么看,这会不会削弱马华公会的地位? 黄家定 :华人广泛参与政治当然是好事,但我们也要注意华人参加政治不是声音大就是好事,处理很多族群间利益的分配是需要领导人间的政治智慧的,比如马来人中也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平衡,如果我们政党的主流为了华人的利益特别高调,表面上看好像特别痛快,其实会引起其他族群的情绪反弹,你来我往,根本上对马来亚社会没有好处,对华人也没有好处。 南都周刊 :马华公会下一步的政治愿景是什么? 黄家定 :我们有九大政纲,推进华人社会在马来亚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当然是要打造健康的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其次一项是很有意思的“终身学习运动”,这样来引领华社进步,始终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主流,在马来亚让华人成为受人尊重的族群,就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激发整个族群奋斗上进的精神;第三项是,教育振兴计划,包括减少学生辍学率,提倡素质教育,监督政府改善各大学录取新生的机制;第四项是强化中文教育的发展;再比如说一些发展经济,国民精神教育方面的政策,总体都是围绕华社如何自强争取权利的同时,如何加强族群和谐,推动马来亚社会的发展。 南都周刊 :华人中间有没有可能成长出不仅代表华人,也代表更广泛的马来亚社会的政治领袖? 黄家定 :我们马来西亚经常举2020年作为一个比较特别的年份,代表未来,意味着那个时候社会会更美好,眼下的5年10年可能还比较难,但我们只要坚持发展,未来应该是有希望的。 目前就有不少马来人和印度人对马华公会比较支持,我们的一些选区都是混合的,很多马来人、印度人也会给我们的候选人投票。比如卫生福利、国防、外交、经济开发的一些议题上,马华公会在政策上都和其他族群是相互支持的伙伴。   大马华人是中国效应的受益者   南都周刊 :马华公会对于中国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黄家定 :我们说这个话要小心一点,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了,但现在中华崛起帮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华语也水涨船高,学习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希望中国大陆走健康发展的道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也是中国效应的受益者。 南都周刊 :我能感受到马来亚华人对中华文化非常有感情,但也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中有很多劣根性,你们在马来亚是何看法? 黄家定 :其实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开展一项“华人思想新革运动”,意思就是要主动反省华人文化中不适应时代需求的因素,发扬华人传统中健康的部分,进而革除一些消极、落伍、不合时宜的思想习惯。另外我们特别强调不能把华人文化封闭起来,自我欣赏,我们马来亚华人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多种文化,我们的孩子小时候97%以上都要在华小打下华文的基础,上国中又要接触马来文的教育,而且我们对英文教育也很重视,到大学里基本说的都是英文。这样中国传统的教养、西方文化的视野、回教文化的礼仪,都能体现在我们马来亚华人的身上。 南都周刊 :我印象中非常深刻马来亚的华人青年既自强上进又谦虚有礼,非常让人欣赏。 黄家定 :我们经常开玩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华人身上也是有些坏毛病的,如果我们生来就在一个百分之百自己能掌握命运、百分之百自由的国家,我们的华人可能会变得自大又自满。 我们既勤奋自强又谦虚自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和其他种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存共荣,所以我们华人的孩子在马来亚长大,从小就被教育两条,一是要努力上进不要靠别人,二是要尊重别人,马来人,印度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今天的华人在马来亚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取得这么一点点成绩,我们也很欣慰。 (本文来自南都周刊。作者郭宇宽,资深传媒人,记者。)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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