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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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订票网站太坑爹了，这两天23：00-6：00一直显示网站维护中，然后其他时间就根本无法打开订票页面。建议学习民航，铁道部做好数据后台就好了，将携程、去哪儿、艺龙、淘宝等授权为网络订票代理，这样百度和腾讯也都在背后了，问题很容易解决。我对凭借铁道部自己干好网络订票这事儿，不看好。 @农享网官方微博 ：今天登陆铁路售票网站，一个多小时了，一直是下面的瘫痪状况。请问一个庞大的巨头机构，做这样一个网站怎么有点像弱智？水平能不能再高一点？请问设计这个网站花了几千元啊？买的服务器是不是山寨货？养活的那一帮子只知道吃喝的每人吃喝时稍微节约几毛钱，也能把这个网站办好。 【3】央视报道达芬奇家居造假记者李文学声明 央视网刚刚发布《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报道达芬奇家居造假事件记者李文学的严正声明，称对报道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与他人勾结、陷害达芬奇家居行为，潘庄秀华给其100万的言论是诬陷诽谤，潘庄秀华称向有关公司支付所谓公关费用与本人无关。 @徐晋如 ：想当年，某报记者做出深入调查，证实脑X金是调时差的药，而不是什么保健品，但此君完成稿件后要该公司付五十万，即可不发表，谈判破裂后发稿，当年三一五晚会已定点名，结果脑X金找了宣宣，一纸要保护民族产业公文保下来了。历史好相似，我说的是达芬奇。 @潘石屹 ：看达芬奇谜案想起十几年前，我们经常受到媒体的敲诈。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给你们的负面新闻已经排好版了，拿广告来换吧。我们痛苦不堪。最后，我们出了两本书《现代城批判》和《投诉潘石屹》（天津社科出版社）把我们所有的错误，客户的投诉，同行的批判都汇总在这两本书上。这些敲诈的记者再不来了。 【4】胡锦涛：敌对势力长期重点渗透中国思想文化领域 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5】为下个世代点亮蜡烛 我想引用嚴長壽先生寫的「教育應該不一樣」書中的一段話：「教育不是裝滿一壺水，而是點亮每個孩子心中的蠟燭，讓他發光、發亮」；領導一個國家亦復如此。一個民主國家總統的挑戰，不只是如何去實現自己的理想，更是如何能豐富人民的選項，如何點燃下個世代人民心中的蠟燭，讓他們發光、發亮。 我們要點燃下個世代人民心中文明的蠟燭，就像百年來賴和、楊逵、鍾理和、鄧雨賢、呂泉生、錢穆、林懷民、侯孝賢等人，燃起臺灣人民心中美麗的文明之火。鍾理和記錄在這片土地上踏實生活的勇者；林懷民的「薪傳」讓噙著中美斷交眼淚的人們，重拾唐山過臺灣的勇氣。我們跟著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省思臺灣的過去，拂去歷史的塵埃，走出悲情的陰影。而李雙澤的「美麗島」恰是這片土地生命的伴奏。我們小時候，唱著呂泉生替臺灣人留下的「丟丟銅仔」民謠，長大後，唱著他寫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或更早前鄧雨賢寫的「望春風」，心中充滿了純樸的溫情。如今，我們的孩子在創新的樂音中成長， 活潑而充滿鮮活的創造力。 在歷史的長河裡，每個人、每一代都是滄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後輩，都是謙虛的學生。我們要讓一百年來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正義、文明、慈悲的燭火，持續在下一代心中發光、發亮。我們有信心，將來，下一代提及亞洲崛起、中國大陸崛起的驚歎，也必然感受臺灣崛起、中華民國崛起的光榮。再一百年後，當那時的國人回想起我們，如果能說一句「曾經有你們，真好」，那該有多好！（马英九元旦献词全文： 為下個世代點亮蠟燭 ） 【6】人民日报：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全力保障港澳市场货丰价稳 迎新辞旧，年味渐浓。全力保障对香港、澳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工作，让广大港澳同胞过个好年，是中央政府的深切牵挂，也是内地人民的诚挚愿望。内地与港澳骨肉相连、心手相牵。中央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内地对港澳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应和质量安全。 【7】激动如见其父 2012年1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朝鲜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者金正恩视察了首尔柳京守105坦克师。报道称，金正恩希望105坦克师成为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并希望部队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朝鲜三大报发表联合社论，呼吁朝鲜人民誓死保卫金正恩。 ps:后面的军官情绪激动，手上的金表应该不是山寨的吧？ 【金正男曾秘密返朝鲜奔丧】法新社援引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称，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正日长子金正男曾经秘密返回平壤祭拜。金正男没有出席国葬与其他官方活动，令外界揣测是因为他与同父异母弟弟金正恩之间的权力纠葛。读卖新闻曾报道，金正男12月17日得知金正日死亡之后，就从澳门飞往平壤。 【8】芒果体道歉 @FEI童鞋 ：【恳求大家转发，谢谢】关于湖南卫视2011-2012跨年演唱会未经过我允许盗用我的5幅插画，作为曾轶可演唱歌曲的背景影像这件事，我所想说的话。希望湖南卫视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 @彭宥纶 :亲爱的Fei同学，当时看到你作品风格非常喜欢，所以将你的作品元素提取，放入我们的虚拟系统来搭造小可的现场氛围，如有侵犯你权力处非常抱歉，并愿意付费。其实不用太着急，因为对一场演唱会来说核心是艺人是节目是音乐，把那个场景去掉也不会影响它是收视第一的节目。淡定，小朋友，天，没塌 @彭浩翔 ：有个大明星對強暴了的女生说：当时看到你风格非常喜欢，所以将你雙腿瓣開，放入我的生殖系统，如有侵犯你的地方非常抱歉，并愿意付费。其实不用着急，因为对一场性愛来说核心是射精，把你去掉也不会影响爺今晚射精的雅興。不用像世界末日般 @那样多团体和人 ，我对此事全权负责。淡定，小朋友，天，没塌 【9】为新车搭灵堂 海口市民蒙先生因怀疑经销商把旧车当新车卖给了自己，便在4S店门口搭起了“灵堂”。蒙先生称自己提车时就发现车子划痕较多，第二天又发现车子的轮毂生锈显现严重。对此，4S店负责人表示该车绝对是新车，只因在仓库内放置的时间较长，外观上有一些“不美观”。 【10】那些江洋大盗不都喜欢留下点记号嘛 【小偷每次偷盗后在现场大便 被提取DNA抓获】29岁的陈某每次偷盗后都要在现场大便，警方根据其遗留的大便痕迹，通过DNA检验确定身份将其抓获。对于偷盗后大便这一奇特习惯，陈某表示：“以前看小说，那些江洋大盗不都喜欢留下点记号嘛，我觉得这样做很酷。”（浙江在线） 【11】遗书是真的，自杀也是真的 @不加V ：遗书是真的，自杀也是真的，但是，“遗书”更像一个总策划。她写完遗书，给朋友逐一发短信，还安排家人要向朋友公开她的遗书，但她选择在姐姐家中自缢，一个被抢救几率类似割腕后通知家人的行为，然后在抢救期间，家人公布遗书，还向她的朋友发了死亡和火化的短信，朋友们激烈发帖声讨。然后她活过来了 @醒来的大鸦 ：【2012第一SB女】号称已经死亡的肖艳琴，诈尸了。编写了一个好故事：“三小和老公双宿双飞，含恨自杀，自杀前留遗书一封，骨灰撒落在茫茫大海。”如今却神奇地活了过来，还上了 @BTV生活2012 ，活突突一场闹剧。以网友的同情和好事心炒作，尼玛，还是一头撞死算！还有 @BTV生活2012 ，祝你关张大吉！ 【12】华佗再世 妙手回春 @死胖子王建国 ：我叫沈春芳，我丈夫叫孙亮，我们结婚已经11年了可是一直都没有孩子。每当我们看到别的夫妻抱着活泼可爱的孩子都非常羡慕。今年我们去慈济医院检查，说我丈夫是精索静脉曲张，精子成活率低，大夫建议我们手术。于是我就改嫁了。现在终于怀上了孩子，我心里由衷地感激慈济医院。  其实穿棉毛裤是有两个原因的 【13】玛丽莲·梦泽东 （菲利普·哈尔斯曼作品） 【14】这是《小王子》的世界吗？ @杨轶_月下美丽的梦 ：这是《小王子》的世界吗？不，这其实是地球的一部分。摄影师Alex Cherney把四张照片通过球极平面投影做成了这个小小星球。星球中间用鱼眼镜头拍摄，我们还能看到绿草、阴影和远近树木；周围则是广角镜头的杰作，顶端是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帕克斯射电望远镜的天线。天空中的月亮和银河都清晰可见。 【15】期待2012擦干眼泪，路还漫漫 @谭伟山 ：这个女孩名字叫薛健婉，她的父亲至今还躺在冷藏柜里，她所住的村庄在2011年载入史册，她们是失地村民，故事还没结束。2011我最大的遗憾是无法报道wk,期待2012擦干眼泪，路还漫漫。（之前网络盛传的那张哭泣女孩的照片并不是健婉本人） @健婉 ：爸爸你是英雄！你的家人也不会是狗熊…我们会坚持，会听妈妈话，会照顾好妈妈的，你放心！可是，我们都好想你！没有你真的不习惯，从没想过爸爸会离开我们…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新启蒙熊伟 ：今天是2012年第1天，也是我进入乌坎村第11天。和村民朝夕相处，越来越发现乌坎村民真的很了不起，患难与共的精神强烈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保护了他们，免于大的灾难。昨晚和10多名乌坎年轻人一起迎接新年钟声，他们说起薛锦波，泣不成声：锦波在另一个冰冷世界，我们不服！高呼：打倒贪官，还我土地！ 【16】公民模范 @王石 ：国民初级小学课程「公民模范」摘录：我使用公共器具，一定依照先后的次序。用现在的语言就是乘公共汽车排队，不要抢先后，妨碍别人 【17】辫子姑娘 @诗风 ：陈秉安的《大逃港》记录了本世纪50-70年代，广东人民冒死逃奔香港的故事。但有一个惨剧漏记，我来补充：一位辫子姑娘，躲在广九铁路的火车上，逃港，车驶至香港中文大学段被发现，情急之下跳车，不料辫子给火车钩住，头脸，脸皮被扯断，惨死！这个惨剧后来演变为了香港著名的鬼故事。现在中文大學校园里，还有「一条辫路」这样的名字，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这就是一个新社会把人变为鬼，真正的“鬼”的故事。白毛女相比之下，顿成浮云。 【18】白毛巾 为何死刑犯都围着围脖？ 看看以前的照片就知道了 【19】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 @雾满拦江 ：1932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赖，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点评：教孩子做人，比教孩子读书更重要 【20】公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吴敬琏：中产阶级还很幼稚，对自己根本利益在哪里不清楚。以为我只要有一个房子，开豪华车，老婆孩子怎么怎么样，就行了。实际上如果社会不完善的话，个人前途是没有保证。另外就是因为穷怕了，他就奔自己，想自己那个小家了，公民意识不够。公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好歹都跟你有关，都是你的责任！ 【21】改换中原政权何其难，完全不是有些人想的 @胡锡进 ：观徐州淮海战争馆印象：改换中原政权何其难，完全不是有些人想的。共军80万，但有500多万民工相助，灭了徐蚌国军80万。这种动员是多大的社会组织量和党员群众牺牲。如今的“革命”鼓动者哪肯这样深入基层付出。二是美国管不了中国的事，扶蒋事与愿违。今天扶中国反对派恐也难有实果。中国体量太大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显示，自称中国人的香港人下降2—3成，仅17%的香港人愿意自称中国人。 【22】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些兴趣，能够有自己谋生的技能，做一个善良的人，看到小悦悦躺在地上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报警，看到有不公平的事情，或者觉得自己遭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站出来，说出来。（ @闾丘露薇 ） 【23】高华，天会亮的！ @理想国的游民 ：2011年12月30日在高华教授追悼会上， @张鸣 @章诒和 与秦晖教授献花鞠躬， @张鸣 教授大喊一声：“高华，天会亮的！” 我抓拍下了这一瞬间 【24】世界只存在一种成功 —— 做到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 ——克里斯托弗.莫里 http://t.cn/SJNRH7  ( @喷嚏意图 ) @对我弹琴我懂 :我希望被好莱坞电影、牛仔这样的西方商业文化给渗透了，我希望给欧洲杯NBA这样的西方体育文化给渗透了，我希望给昆德拉福柯这些西方文人给渗透了。但他们只想用马克思来渗透我，而且是山寨版的。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5810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我心中的高华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1-2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 2:30:52 阅读量：4次 　　高华走了。他真的走了吗?上个周六，我还在跟他聊，两个多小时，一直在说学术，聊时局，怎么人说没就没了呢?可是，当时聊的时候，分明看见他的病容，感觉生命在一点点离开他的身体。我知道，他真的走了。 　　编辑约稿，我能说点什么呢?长歌当哭，是痛定之后的事，心绪乱如麻，思路根本缕不出个头绪。高华的身影，他的声音，我一生最喜欢听的声音，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在我脑际徘徊。一个正当壮年，一个史学家最好年龄段的学者，带着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史料和满肚子的想法，就这样走了。 　　跟其他史学界同仁相比，大约跟我出道晚有关，我认识高华比较晚。2003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我参与组织的我们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前，已经看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会上，我们聊得投机极了，以至于会后，我拉他约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在高华的怂恿下，萧功秦先生还用俄语唱了国际歌。此后的来往就比较多了，待得时间最长的，是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时聘高华和我去那里教半年的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课。跟他交往，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喝酒，但是，跟他聊天，每每有醉的感觉。 　　高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待人彬彬有礼。香港中文大学雅礼宾馆和中国服务中心的所有人，几乎都认识他，他对见过的每个人都会招呼到。一次，居然看见他掏出一包茶叶，送给中国服务中心的扫地工，说这是专门给她带的。每次到达和离开办公地，他都会跟每个人打招呼。跟他在一起，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的惭愧。 　　高华也是一个十分审慎小心的人，说话，做学问都很有分寸感，真正能做到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的话。如果跟他不熟，你觉得他是一个严肃到了有点拘谨的人。即使熟了，开玩笑也相当有分寸。上课虽然很幽默，但从不可能让人大笑。不过，我却曾见识过他的另一面，一个开朗，风趣的高华。那是在三年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退休，高华夫妇、秦晖夫妇还有武克刚夫妇以及章诒和女士一起，到昆明去玩，顺便庆祝一下熊景明的荣休。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节目，我和高华来了个合唱，唱什么呢?80年代的广告歌——我们是害虫。笑得大家饭都快喷了(在某些人看来，我们的确真是害虫)。唱完之后，我以为节目就完了，结果，他还有余兴，又来了一首50年代的苏联歌曲——记不大清楚了，好像叫做有个大妈叫瓦里瓦拉。唱完之后，大家一直都在哇哩哇啦。 　　高华是个富有才华的史学家，用他的才华求富贵一点都不难。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守着贫寒做主流不喜欢学问的道路。这样的路，到处都是荆棘，随时准备挨刺和白眼。一个在国内985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钱才能买得起。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会有点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读后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此书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风的历史专著，同时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很显然，研究延安整风就是研究中共的政治运动，就是对中共政治运动的探源，就是对中共运作机制的深层解析。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进一步说，不了解中共的性质，自然就不能把握中共和中国的发展和演变，也就无从对中共和中国的未来保持清醒的头脑。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全书共分十五章，作者为了追寻整风的源头，用了五章来梳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这一追寻十分必要，因为舍此就不可以明晰整风运动何以会发生，毛泽东何以能够利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将自己所同志置于死地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异议。同时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国初期的战争状态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奇缺，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八十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的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此书正是在占有和辩识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笔者虽不能说高华穷尽了现有的公开出版的材料，但至少是迄今为止占有资料最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著述，所以该书提要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该书“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高华此书首先是一部坚实的实证史学著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辩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着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自己在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基本还其本来面目，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著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著作之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 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梳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较好地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的个性，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是同王明高谈阔论、不知深浅的政治行为相比，发人深思。王明食洋不化，他对共产主义教条大概是信的，毛泽东是枭雄，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王明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高华此书是一部罕见的历史巨著，笔者无法全面评述，仅就读完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在此谈谈看法。 一、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泊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的正式提出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然而，毛泽东思想并非中国近代几代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集大成者，也非中国儒家传统的近代开新者。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本人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四十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十分充分的展现。该书注意到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的打击和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和，并指出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延安的如王实味指出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有中国专制主义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这种等级制同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大量残存的农民意识自然一拍即合，也成为毛泽东在运用权谋排挤“留苏派”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同这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的是毛泽东对知识、知识分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分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的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但那仅仅是为了从王明、张闻天等人那里夺回意识形态的阐释权。即使是如此，他读的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延安整风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泊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讲，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P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的这一结论，是在对延安整风历史细节充分研究之后提出的，如对王实味个案的详尽分析。王实味由于在整风初期鸣放期间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批判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制而被残酷斗争终被枪决，他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 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的。他不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批评等级制，而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的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只要这种精神还在闪光，专制就不能得逞，个体就没有泯灭，领袖就不可能至上。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动用整个党的机器的力量对一个年青的“小人物”王实味口诛笔伐，甚至肉体剿灭就是理之当然了。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知识分子的“原罪” 。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延安整风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教化运动在中国的落户，应该具有中国的某些特色，高华在本书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分析。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也许是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延安整风它乃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具有某种宗教意义的洗礼仪式。这一仪式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正如基督教的最后拯救只可能是彼岸世界的事，“知识原罪”的赎买也不可能在人世完成。人世间充满了各种罪恶的诱惑，不断的思想改造，不停的“灵魂革命”于是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常态。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P424） 没有基督教的教义训导，教徒们并不知道他们生而有罪，“原罪”一旦深入人心，忏悔就必不可少。在这里，基督教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教化不同的是，基督徒将自身的拯救托付给了虚无缥缈的上帝，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对象则是同他们一样的世俗肉身的革命领袖。这一区别预示着共产主义信仰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在这一危机总爆发之前，“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 在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那里，忏悔是个体通过神父的中介面对上帝，个体向上帝敞开自己有罪的灵魂，以企求宽恕。这种宗教仪式到了斯大林那里发展到公共忏悔，大清洗时的几大著名公开审判就是这种公共忏悔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没有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但斯大林则出生于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东正教家庭。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 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分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伴随着这一革命“新人”的出现，个人的灵魂受到空前煎熬，“新人”感到人性扭曲。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什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难道他们尝到了被整的甜头？或者他们从此积累了某种革命的资本？对于这一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本人当众承认错误，责骂自己，对党表明心迹也使自己捆绑在这架扭曲灵魂的战车之上，万难脱逃。 四、制度与独裁 。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延安当时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毛泽东的出现与红太阳的升起是这一社会能够持久并产生战斗力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将中共锻造成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个人意志，消灭个体尊严的过程。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的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中共制度完善之时，正是毛泽东个人登上权力顶峰，将制度踩在脚下之日。这是一个悖论，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合理性的制度，应该防止个人独裁。然而，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却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功利主义原则与人道主义原则 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之下，个人独裁压倒制度建置有其必然性，功利主义原则至上是其根本原因之一。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权力本是为人服务的，功利主义则使权力成为目的。权力本是手段，但功利使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手段与目的的互换，使得权力成为革命的起点和终点。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的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这种理性原则，目的原则使得最终失去原则，这种不计价值的目的理性，导致价值理性的颠倒和伦理原则的丧失。以这种理性之名，可以实施强制，可以建造专制。 如果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起始时，其时的先驱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理想热情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由理想变成制度的过程就是功利主义原则压倒人道主义原则的过程。共产主义的美好乌托邦经由功利主义这座桥梁走向了极权专制。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涛、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为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民主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个体，它也只有在服务于个体时才是合理的，人，作为个体的人，永远是权力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只有设立权力制衡和政党轮换的民主框架才是可能的。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不能完成这一使命，作为制度的共产主义也无法克服其本身的制度缺陷。完成这一使命必须求助于更高的制度和立法框架。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待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致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自己的权势的加强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的逻辑上的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已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相信读者应该获得如此的结论。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从而更加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抛弃它。 此文首刊于《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 （有少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