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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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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满头银发的张思之律师仍站在第一线

2011年08月24日 17:19:58        1927年出生的张思之先生仍在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劳碌奔波、苦心焦虑,聂树斌案、重庆李庄案、成都冉案……许多重大案件都能看见他的身影。85岁高龄,满头银发,身体看上去却很硬朗,感谢上帝对中国律师界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张思之。他80岁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再贴上一次。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傅国涌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开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也是唯一的一场雪,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岁的张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着这两句诗的时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     从那个雪天以来,又是12个年头过去了,张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没有离开律师的职业位置,依然与脚下这块土地同忧乐,从容、乐观、明白地面对日出日落。今年是他从业满50年,如果减去中间二十多年的中断,他的实际执业时间其实还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从业,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赶上了铺天盖地的反右风暴。1980年,当他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举世瞩目的江青、林彪“两案”特别法庭上时,那年他53岁,年轻已经不再。半个多世纪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烟的风云往事,翻烙饼一般的民族命运,多少泪水与苦难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阴云,进入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世纪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发出夺目的光华,靠的不是法庭上的“胜利”,恰恰相反,作为律师,他辩护的许多案子都以失败告终,他曾不无悲壮地以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律师生涯——“屡败屡战”,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能做的就是不问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行事,对历史负责。世人皆知,他是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他也曾为陆子斌“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冯邵力等“阴谋颠覆政权案”、杨子立等“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辩护。当然,在他是职业生涯中,他也曾为包括大兴安岭火灾的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在内的许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来,他仍接办了“郑恩宠案”、“聂树斌案”、“禁书案”等世人关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时,曾出版过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我的辩词和梦想》,遗憾的是大陆版删除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辩词,变成了一个残缺的版本,好在海峡对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页,记录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辩词,也记录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给我的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页,谦虚地写下“资料一册”一行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资料,这是历史活的见证,是一个中国律师记下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个大时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为现政权眼中的异端做无罪辩护,处在一个远没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他这样做的风险可想而知,很多时候,能不能对某个案子做无罪辩护,并不是律师本人能决定的,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一不小心,就会逾越当局划定的圈圈。他头上带着紧箍咒,身边是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铜墙铁壁,身为专业律师能发挥的空间狭小又狭小。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无愧于职业良心的辩护,这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他曾说过“天不难测,讼事难测,这是无情的现实。”其实,难测的不是讼事,不是其变化无常,而是许多案子本来就是有罪推定,开审之前就定下了判决结果,法官、法院、法律也无能改变,开庭不过是形式,律师不过是道具,法庭辩护在权势者眼里只是走过场,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为律师,就要有职业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违逆上意,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进行辩护,他选择的辩护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实一项项驳倒,让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诉书穿帮,让法院在哪怕不能影响最终的判决,对他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律师这个名号。     长期以来,他总是那么的谦卑,对自己从事的神圣职业充满敬畏,他总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遗憾,他对自己不能在法庭畅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泪。他多次为自己的辩护不够到位、“重大失误”而难过。魏京生案,他追问:“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姑且不论‘风险’,试问:你称职吗?”王军涛案,他自责:“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卒,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给了他们不到24个小时看案卷的时间,全卷有12宗1900多页,而且许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中间司法局的官员还要找他们“商讨”,即便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也看不过来。一些至关重要的书证来不及摘抄,因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们复印,结果发现最重要的恰恰都遗漏未印,只是页码不少。王军涛案一开始只给3天阅卷的时间,争取之后加了两天,然而21个卷宗,2900多页,5天下来也没能看完。     尽管如此,在极为不利乃至恶劣的条件下,在层层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每个案子的核心,洞见事实上的破绽,逻辑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牵强,清晰、干净、利落地进行辩护。他办的那些政治案,尽管结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进行辨析,一丝不苟,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准,都应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许多辩词都属于历史,不仅属于20世纪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属于20世纪的言论史。他的辩词没有带感情色彩的抒情语句,几乎没有任何华美的装饰,他的立足点是事实、逻辑、法理和现行法律,他始终记得他是个律师,一切都是按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天职去做。他有喜怒哀乐,但从来不在职业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热忱、情感、倾向都是内敛的,他的辩护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内在的逻辑。我喜欢他辩词的语言,那是法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冷静,在他的辩词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说出每个字、每句话时的脸色,甚至听见他的心跳。     “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反对主张‘两个凡是’的政府首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声音,在自由还没有眷顾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有着闪电一样的力量。他的辩词包含着他的梦想,在没有成为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张思之先生奉献的不仅是金子般可贵的辩词,更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在12万执业律师中竟然诞生了他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是老天对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厚待,“伟大”这个词曾经被滥用,我们平常不愿意轻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话,张思之先生就是当得起“伟大律师”四个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闭庭之后,他哭了。他说,那是为自己,为他钟情的律师这个神圣职业,为他深爱着的祖国。泪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这个细节记在《我的辩词和梦想》长长的后记中,每次翻到这里,我总是想到艾青的另外两句诗,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上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下一篇: 转帖《人民日报》:民主是一种纠… 阅读数(1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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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18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3 10:39:15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有感于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 标签: 王佩英 ● 杨银波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院长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傅国涌、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被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国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槃》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又向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国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理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国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独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极权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独裁,欺骗人民,然后你要求退党,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党内改革派,要专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正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党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阶级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邓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国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挺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跎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反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国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国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要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附(一):杨银波填词摇滚乐试听 1、《王佩英》:http://yyfc.iq123.com/play.aspx?reg_id=3469212&song_id=4978834 2、《为信念而死》:http://yyfc.iq123.com/play.aspx?reg_id=3469212&song_id=5313560 附(二):赠送王佩英纪录片光碟与书籍 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与书籍《王佩英评传》,由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免费赠送社会各界。你须提供你的四项信息(姓名、电话、地址、邮编),并把这四项信息发送到:wangpeiyingbj@gmail.com,wpyzl@vip.sina.com。秘书组将通过邮局给你寄去纪录片和书籍,并欢迎你介绍朋友或有影响力的人士继续免费索取。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八年 (本文首发于2011年8月5日《民主中国》)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06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黄方毅:在王佩英女士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王佩英年谱 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三——最后的审判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二——邦无道,至死不变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一——“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讲真话的“疯子”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九——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八——幸福安定的生活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七——解放了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六——地下工作岁月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五——“我们回开封吧”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四——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二——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一——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张大中:在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稿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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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贪官何其多 一信抖出29

因为揭露腐败和社会不公而被判刑12年的山东记者齐崇淮,据报导发出一封信,揭露当年不少官员行贿要求不要报导负面新闻。但是,被举报的一位前宣传部官员说,此案公安机关已有调查,具体细节他不记得。 互联网上7月9日了出现一封揭露地方官员向记者行贿的举报信。这封信的举报人据称是北京《法制早报》前驻山东记者、现在枣庄监狱服刑的齐崇淮。信中举报了包括地方新闻官员、党政干部、执法人员、医院、烟草专卖局等机关工作人员共29人。举报信中列举了这些人的姓名、职务、家庭住址、电话等信息。 举报信说,齐崇淮在地方公安局对他所做的笔录中说,被举报人为阻止媒体曝光负面新闻,曾向他和其他记者行贿,数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维权记者齐崇淮早年因揭露山东滕州市委豪华办公楼事件于2007年被判刑四年。今年6月,当地法院在他即将刑满之际又以敲诈勒索罪与职务侵占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合计执行12年。扣除已经服刑的4年,齐崇淮还要再坐八年监牢。 *昝爱宗:举报信可信度高* 浙江独立作家昝爱宗认为,这封举报信很可能就是齐崇淮所发,且举报内容的可信度比较高。他对美国之音说:“本来他可以到期出狱的,但现在又不能出狱。他可能以前对这些官员的腐败有保留,不愿意得罪更多的人,怕得到更多的打压。这一次他一看打压已经超过他的预期了,他有可能就把他所有掌握的一些官员腐败的秘密举报出来。” 昝爱宗说,这封举报信能够被带出监狱肯定是费了很多周折,因为地方势力非常强大,而以实名制在网上揭露腐败内幕,对于惩治腐败分子会起到一定影响。 他说:“中国官方对腐败分子的查处主要是看互联网的影响大不大,如果这些材料都上了互联网了,那官方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会根据这个情况进行处理的。” *山东原宣传部官员:行贿细节记不清* 被举报人之一是滕州市原宣传部副部长朱瑞国。举报信说,2006年滕州市辛绪淀粉厂发生玉米罐砸死九人事件。当时朱瑞国曾给了齐崇淮4000元,叫他不要报导这件事。 几年前调离滕州市委宣传部的朱瑞国对美国之音说,他知道齐崇淮被抓了,但是对于齐崇淮在狱中举报自己的事情并不知情。朱瑞国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对于是否给了齐崇淮钱,他没有正面回答。 朱瑞国说:“当时搞过调查也搞过笔录,可以问一下宣传部,或者是公安部门。调查结果就是有这个事情,具体的详细细节真的记不清楚了。” *高瑜:新闻界行业腐败 舆论监督缺失* 浙江独立作家昝爱宗说,中国的记者圈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记者要为报社完成创收任务。记者如果拉不来广告,一般有两种方式可以弄来钱:一是出了负面新闻管地方要封口费;二是叫官员和企业出宣传费,在报纸上为其歌功颂德,传扬美名。 北京的新闻工作者高瑜说,这种现象在地方尤为严重。官方为了保乌纱帽而封杀新闻;记者拿了钱而瞒报新闻。她说:“它是进行这种利益交换,这也是整个行业腐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 高瑜说,新闻界的腐败使其无法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损害了百姓的知情权。高瑜说,这其实是目前全社会整体道德败坏的一个侧面。她说,唯有进行政治改革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相关文章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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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卫报》喇嘛性侵案质疑藏传佛教的禁忌

核心提示:对索甲仁波切的指控突出了藏传佛教不妄语戒和三昧耶戒的危险之处 原文: Lama sex abuse claims call Buddhist taboos into question (译注①) 作者:Mary Finnigan 发表:2011.7.1 12.41 BST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图:一位流亡的西藏尼姑围绕主寺和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居住地顶礼转经。 摄影:Ashwini Ahatia/美联社】 1994年11月,美国女子贾尼丝・都(Janice Doe)向西藏喇嘛索甲(Sogyal)仁波切求偿一千万美金,指控他犯下“肉体、精神和性侵犯罪”。此案庭外和解,贾尼丝签下一份保密协议,同时得到现金赔偿。 索甲否认性侵指控,但是最近加拿大视觉电视台(Vision TV)播出了一个调查纪录片《以开悟之名(In the Name of Enlightenment)》,其中出现了对他不利的新证据(译注②)。一位化名咪咪(Mimi)的年轻美女描述了一段性侵关系。 自1994年诉讼之后,咪咪是第一个公开宣称与索甲的性剥削有直接关联的女性。 索甲(姓拉嘎尔[Lakar] —— 仁波切是一个称谓,意为“如意宝”)是藏传佛教组织日巴(Rigpa译注③)的头面人物,在全球41个国家建有130个分会。他是畅销书《西藏生死书》的作者,并曾与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一同出演电影《小活佛(Little Buddha)》。索甲是一名声名显赫的上师,可能是达赖喇嘛之后最有名的藏人。对索甲通往佛教巨星的道路而言,贾尼丝案只是一起小小的波澜 —— 尽管在互联网上,有关他的性生活耸人听闻的谣言日益增多而且持久不绝。 这些指控提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为什么受到魅力无比的宗教领袖性侵的受害者们不愿谴责罪犯? 在加拿大的纪录片中,咪咪展现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 —— 这一名词用来描述被害者对罪犯产生依赖的矛盾反应。咪咪说:“那个打我们的人,也是唯一对我们有好感的人 —— 赐给我们食物和栖身之地。“ 社会学家阿曼达・冯・埃克(Amanda van Eck)是伦敦经济学院邪教信息资源中心(INFORM)副主任。 她说,女性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恐惧:“在某些群体中,人们害怕受到报复,”她说,“这意味着她们不想公开发言。在其他情况下,恐惧与担心报复交错在一起,人们害怕随之而来的负面后果 —— 诅咒,不被拯救,被邪灵占据,或被到负面力量攻击等等。” 如果外面的世界已被邪教领袖妖魔化,冯・埃克说,女性也可能担心没有人可以信任。 在互联网论坛上许多妇女选择躲起来,匿名描述性侵犯事件,因为她们想甩掉过去,而不是重温生命中痛苦不堪的往事。 还有些人觉得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家庭。 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佛教组织中有两个禁忌,这两者都有可取之处,同时又都可以作为操控的工具。 其中之一是不妄语 —— 这对试图建立平和的心理状态特别有用,但同时也不利于批评言论的流通。 其二是三昧耶戒(samaya) —— 虔信上师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教义之一。它有助于在上师和新弟子之间建立关系,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种肆无忌惮的威胁 —— 破除三味耶戒会给你和你的爱人带来灾难。 另一个因素是,进入一个大师的小圈子会给你在组织内带来崇高的地位。女性们被说服视上师为神,满足他的愿望和率性,承担带有惩罚性质的工作,并在需要时提供性服务。 她们离开家人和朋友,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并信服地视组织为家庭,其中上师(与恋父情结混淆)拥有绝对权力和控制。当女性意识到自己被邪教虐待、剥削、胁迫时,往往为时已晚而难以自拔。她们全情投入,摆脱组织独立生存的机会不复存在。 无论与索甲的关系是否如同指控的那样构成性侵犯,这些事件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些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西藏喇嘛怎么会吸引这些年轻的西方美女呢?答案植根于神秘的密宗 —— 唯一一个在证悟之道上引入性结合的佛教传统。 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杰弗里・塞缪尔(Geoffrey Samuel)教授解释说:“在最高瑜伽密教第三重,性结合会带来证悟体验。它带来的感悟有助于达致终极解脱 —— 换句话说既是佛境。“ 塞缪尔教授也指出,虽然藏传佛教经典中的确存着这种鲜为人知的神圣性结合的论述,但它不应该与现代新密教运动混淆,也不适合于刚刚�依佛教的新人。“人们应该得到合理的警告”,他说,“一位年长的大师勾引一名年轻女子可能为了不是帮助她证悟。” 流亡海外的藏族难民容易感觉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威胁。他们的社会习俗视批评喇嘛为禁忌。达赖喇嘛受到这一习惯的限制,其他在西方传法的喇嘛大多也是如此。(译注④)他们团结在索甲周围,无论对他的指控有无疑虑。对这种明显的缄默协定有一个怀疑论的视角,这一沉默取决于一项事实,索甲带来大量资金 —— 其中一些辅助了有益的西藏事业。 译注① 这篇文章来自卫报“自由评论(Comment is free)”栏目,该栏目发表卫报及观察家的意见和争论。 译注② 索甲仁波切的维基百科 英文词条 记录了这部纪录片,包括链接 译注③:Rigpa为藏语,意为“明”,“觉”。 译注④:在1994年的 新闻 中,达赖喇嘛评论,“always let people know when things are wrong. Put it in the newspapers if you must do so.如果做了坏事,应该让人们知道;如果有必要,将之公诸媒体。”报道中提到消息来源称,在达赖喇嘛发表上述言论后,藏传佛教界仍试图在内部解决这一问题。一位受害人指称,“达赖喇嘛对此事知之有年却无所作为。” 相关阅读: 法新社: 达赖喇嘛正式放弃政治角色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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