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现在显赫的部长们、省长们乃至总书记、总理们，百年后会有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吗？百年后人们记得刘晓波名字的可能性更大。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没有谁能预测。因为过去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有的塑造了真正的伟人；有的成为了可笑的泡沫。 世上某些精明人，工于算计，每个时段都能作出精明之举，不惜自己的人格，更不惜绑架别人的权益，在某一时段，似乎可以辉煌。但是，从长距离的时空来看，人们不会因为这个人爬得更高而对他更多尊重，最后评语往往只是两个字：奸贼。 精明计算重判刘晓波 中共 政权内部也好，参加 “ 盛世合唱 ” 的精英，以及回国抢喝 “ 盛世汤 ” 的海外人士（包括当年的民运人士）也好，就不乏这样精明的奸贼。他们中间曾有这种说法，《零八宪章》出现的时候，当局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有很精明的人献计献策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越来越多，不打击、遏制是不行的，但打击面太大并不上算。怎么办？采取中国传统智慧：擒贼先擒王 —— 抓住主要分子，从重从严打击，对于他的惩罚，要给所有人强烈震撼。这个人，就选中了刘晓波。他有知名度；他坐过牢，在当局眼中就是屡教不改的 “ 惯犯 ” ；他也确实是《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之一，于是，当局把他抓起来很长时间之后，重判了他 11 年徒刑。 此举的效果，让当局相当满意：阻吓了可能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阻遏了《零八宪章》在国内迅疾发酵的势头。 但是，这些精明者却并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精明的计算之后采取的这一极端过分的举措，更加凸显了刘晓波的地位和影响力。试想，如果他们将刘晓波付诸三年劳教，或者让他 “ 被旅游 ” ，或者安排一些看起来更轻、但更周密更为多样化的限制处理，刘晓波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吗？ 中国当局不少决策都与此类似，初看比 民主 社会中的决策要精明许多，但是后患无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是有的石头当时就砸，有的则是过了很久很久才砸。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当局的决策表示疑虑甚至焦虑？原因正在于此。 刘晓波其实是一个边缘人物 圣人需要远距离才能出现。口吃的 作家 刘晓波离我们太近了，他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犯过错误，他在某些方面的缺点或比常人更多，更明显。他软弱过，他的言论在异议人士中至今也有质疑声（这太正常了！）。但是，刘晓波为了理念所付出的代价，也比常人更多。他其实是一个边缘人物，几年前他得吭哧吭哧爬格子，写到凌晨四五点钟，挣一点 生活 费。他坐几次牢？三次吧！ …… 现在显赫的部长们、省长们乃至总书记、总理们，百年后会有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吗，但是，百年后，人们记得刘晓波名字的可能性更大。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说老实话，没有谁能预测。因为过去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有的塑造了真正的伟人；有的成为了可笑的泡沫。 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并不是绝对公正。不可能经过定量的科学比较、不可能平衡所有 政治 力量。人们批评和平奖评选，许多都不无道理。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还有哪个和平奖、人权奖，会比诺贝尔和平奖更有权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给奥巴马自然是可笑，但是授予其他很多人就一点也不可笑 —— 授予前苏联、纳粹德国、波兰、捷克、缅甸、南非、 印度 等等许多国家的人士，甚至授给达赖喇嘛，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要比当选一国总统、比像比尔 ? 盖茨那样天文数字的财富，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不知要大多少。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地可被视作当今 世界 最有权威的和平奖、政治奖、人权奖，这种公信力，这种权威性，不是轻佻、恶毒的言辞就能抹杀得了的。 怎么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难以预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盘点这件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年主张重判刘晓波的这些精明人，尝到了难以下咽的苦果。且不说最近官方媒体奉命刊发的种种批判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奬的 “ 文革 ” 式语言的文章了，而堂堂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对德国国防部长发飙，竟然用了 40 分钟时间语无伦次、毫无根据地痛斥诺贝尔奬，称 “ 如果有人反对美国 政府 ，那么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有人反对中国政府，他就成为可以获奖的人 ” ，执意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与美国政府挂钩。这样高层级的军事官员，总参谋长呀，应该是最掌握情报的人，却如此不了解对手和国际形势，连对手的基本情况都毫无所知，实在是个 “ 愚人节 ” 的笑话。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高层的信息并不短缺来源，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不会象总参谋长那样浆糊，他们不会相信要老百姓相信的那些谎言。有如此低能的公开表现，无非透露出，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奬问题上，中南海确实陷入了茫然无措，抓狂了，不知该采取什么様的对策了。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一般说，有三种做法，但哪一种对于当局都不美妙。 中共 到底会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一般说，有三种做法，但哪一种对于当局都不美妙。 第一种，是流放出国。这种办法，在当局看来是有 “ 成功 ” 先例的：魏京生、王军涛、王丹 …… 在监狱中俨然成为 “ 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红人 ” ，一旦释放出国，过不多久，不就废了他们的 “ 武功 ” 吗？作为个人，他们或许能开创一片生存空间，但是，作为民运领袖，他们的影响力确实大为衰减，对中国当局的威胁大为降低。那么把刘晓波放逐出去，不就也可以一劳永逸吗？ 不过，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刘晓波会不会同意出国呢？目前我们听到的消息，他并不同意出国；第二个，我们就假设一下：就算刘晓波同意被流放，中共成功地将他驱出国门，他就一定会重蹈魏京生、王军涛、王丹的覆辙吗？ 我觉得不会。原因非常简单：就在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力。诺贝尔和平奬是 全球 性的，颁发给谁，就把获奖者变成了一个 世界 级的精神领袖。刘晓波若真的来到海外，他最大可能性的选择，不是成为某个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或者一头钻进唐人街；他会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大声音，他会遍访各个国家，见到各国总统、总理 —— 他到美国来，美国总统无疑会接见他；他到加拿大、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首脑也会接见他；他到法国去，别看法国总统对胡锦涛 “ 称臣 ” ，也会接见他！我敢断言：刘晓波将见到西方所有国家的领袖。一直想提倡和促进中国人权的组织，找到了一个力量的支点；也使那些由于西方与中国发展贸易而利益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找到了一个支点。 对媒体而言，刘晓波的影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想一些达赖喇嘛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使他的威望提升多少！刘晓波虽然不像达赖喇嘛那样有一个流亡 政府 在后面支撑，也不像瓦文萨有一个 “ 团结工会 ” 可供依托，他只有一班相对松散的朋友圈。但是，刘晓波有中国正在崛起、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这个背景，他的影响力便也同步放大。 以前胡锦涛出访，海外反对势力会去抗议，西方媒体也会报导，但反对势力毕竟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如果未来胡锦涛出访，刘晓波正在海外，他运用他的号召力发起什么活动，会出现什么局面，就很难想象。西方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媒体的影响力。在当今时代，刘晓波就是媒体最好的 “ 宠儿 ” 。他如果出来，影响力是魏京生、王军涛和王丹这些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甚至不亚于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领导的 “ 西藏 流亡政府 ” ，虽然在世界上经营了这么长时间，但是，更多人给予达赖喇嘛的主要还是同情，对西藏 文化 的欣赏。 从达赖喇嘛，到赵紫阳，到刘晓波，达赖代表的是宗教，赵紫阳命运则是体制内的震撼，刘晓波是民间，三个人是一种递进，一种晋升。刘晓波所激发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惊讶同时的一种疑惑、惶恐的态度。对于西方领袖，在与中国交往事务的决策中，刘晓波的影响力会超过人们想象。 关押就是造就神 第二种方式，是保外就医。过去很多良心犯保外就医，被当局软禁起来，使这些异议人士的声音萎缩在非常小的范围内 —— 媒体总有降温的一天吧，他们的知名度毕竟有限，西方媒体提到他们，名字前面会冠以 “ 中国异议人士 ” 的名头，这些报导讲的是一个很遥远国度的 故事 ；未来刘晓波被软禁，西方媒体报导他的名字，前面要冠以 “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他每时每刻都能辐射影响力，就像好莱坞的影星、皇马俱乐部的球星，再平常的话，也可能上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和缅甸的昂山素姬一样。他是媒体永远紧盯的人物，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制造国际媒体的大新闻。在我看来，他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被软禁的赵紫阳。赵紫阳虽然贵为中共 中央 总书记，西方媒体看赵紫阳，是一个 政治 领袖，是一个在权力争夺的败北者 —— 虽然他在晚年也有很清晰的 民主 观。在西方的老百姓之中，赵紫阳的震撼力远远超不过刘晓波的震撼力。 第三种方式，是继续关押。这就使得刘晓波的拥护者、追随者，有了抗争的最好理由。他可以什么话不说，什么事也不做，他的锦州监狱每时每刻仍然都在向认同刘晓波的人、向对现实不满的人产生吸引力 —— 在被关押期间成为诺贝尔和平奬得主，这在该奖历史上只出现两例，前一例，就是纳粹德国的奥西茨基。多关刘晓波一天，就多一天让刘晓波扩大影响，就多一天被全球民众用纳粹德国与共产中国做比较。他的精神的感召力，他个人的 “ 神化 ” ，致使同情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西方政府是短命的，价值观是永恒的 人们会持续追究：这个诺贝尔奬得主，怎么还是个囚犯？他干了什么危害社会的怪事？抢劫，强奸，贩毒，还是杀人放火？一查，原来只是冩了些批评当局的文字！如果缅甸这样做，国际社会会因为它的偏远、它的狭小，而不以为然；但这是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如此巨大，中国经济活动如此活跃，不仅买下了非洲很多地方，而且买下了美国、西欧的许多企业，这样一个政府，在声称要成为现代大国，要成为国际领袖。那么，在中国愈来愈强大的时候，刘晓波的精神力量将与之相适应，而不会因为中国日益繁荣而降低。 西方，政府是短命的短视的，但选民是长期的，价值观是永恒的，不讲道义、追捧胡锦涛的西方政客和商人是有的，但是，秉持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广大民众，不允许无止境向侵犯人权、对抗民主自由的势力低头妥协。政客们迟早会感觉到来自民众的这种压力，他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就会得到教训。西方的老百姓当然也 生活 在现实之中，也有各种日常难题需要面对。但他们不可能长期容忍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政权，要跟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西方的首脑也就不得不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断地提起刘晓波之事，刘晓波就成为国际社会用通行准则约束、曳引中国的一条缰绳 。 最恐怖的可能，最大的恶果 除了上述三策，还有人讲得更恶毒、更毛骨悚然：将刘晓波不声不响地去干掉，埋了！但他们敢不敢做，会不会做？我是非常怀疑的。虽然一些人不是没有这样想过，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恐怖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 “ 让政府不喜欢的人士永远消失 ” 这种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但是非常非常低。一旦有这样的事发生，刘晓波就成为了一个神，一个号角，那些对刘晓波有各种议论、各种批评的人，在当今社会中得过且过的人，休眠的良知就会被惊醒，连绝大多数体制内的人也不会接受。 这最恐怖的可能性，为什么最不可能？因为它对中国当局有最大的恶果，最大的风险。 左右为难，这就是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处境。当局当然可以开动宣传机器，鼓吹 “ 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 只要中国搞好经济，反华反共势力就不会得逞 ” ，但这都是自欺欺人。 胡温旗下一些官员太嚣张 有人说：胡温是刘晓波获奖的推手，确实如此。胡锦涛、温家宝对于异议人士的态度，远远不如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当年他们面对反对的声音，还知道保持一些弹性，保持一点互动，还多少顾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现在，胡温旗下的一些官员已经非常嚣张了，不仅在对 外交 往中出言不逊，而且对内部的不同声音，施行压制手段也无所顾忌。这表明了他们强大吗？毋宁说，表明了他们的虚弱。奥运、世博、亚运， 60 周年国庆 …… 都是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最后将刘晓波重判 11 年，这都是他们的刚性维稳政策的恶果。 刘晓波获奖只是个开头，这种刚性维稳政策的恶果还将继续延伸，我没有看到由于刘晓波获奖，当局有任何幡然悔悟、改弦更张的迹象。看看他们 “ 文革 ” 式批判文章，看看总参谋长信口雌黄，看看当局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学者徐友渔、对艺术家 艾未未 、对记者高瑜 …… 那些师出无名、蛮横无礼的举动。中国国安、公安的控制对象的名单，究竟有何等庞大！这将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让纳税人买单！而且，日后这种名单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因为中国的开放不可逆转，百姓民智会更加开启。当局当然可以收买一部分精英分子，可以收买一些民运分子，难道还能收买天下所有的精英、所有的民运分子？压服不了、收买不了的精英、民运分子，人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爆破口。看一下参加艾未未的 “ 河蟹宴 ” 有数百人参加，就可以多少明白了。 过去我曾经判断 “ 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 当局对任何局部地区的星星之火，都以高压态势全力扑灭，不使蔓延；但是这几年来的形势发展修正了我的认识：扑灭了任何一粒星火，这个社会就没有火了吗？不！星火被逼到地下，就成了地火。地火更不可知，更可怕：辛亥革命不就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小事件发难吗？清廷就这么崩溃了！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这位专家，那个智库，这家媒体，那个商人，给中国变局算命，预测来预测去，分析了无数可能性。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它可能将重任托付给一个我们没有看重、没认为多了不起的人身上，或者将种子埋藏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件小事上。有时候，有效地影响这个世界的就是些边缘人物、就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产生影响力的人。 中国到了必须有一个变革的时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最基本的公平没有解决 —— 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公平，但是他们有基本的公平；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自由，但是他们有基本的自由；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民主，但是他们有基本的选举；西方的人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的人权是可以讨论的 …… 西方的民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公开表达意愿的渠道，而中国这些东西都被官方高度垄断，在民间属于 “ 极度紧俏物资 ” 。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国度，却 “ 大国崛起 ” ，这难道不令人可怕吗？国内民众感到可怕，国际社会也感到可怕，历史上这样的强国危害一方甚至挑动得整个地球不得安宁的先例，难道还少吗？一个精明的、有效率的、财力充裕的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可能是个更大的灾难，而并不是更大的福音。 中国掌权者正在继续精明地走向国际舞台，他们迫使法国总统屈服，而不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外交战略和政治体制。这将被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从眼前看，有时得意，有时徒劳；若从长远看，必是愚蠢 —— 就像将《零八宪章》核心人物刘晓波重判 11 年，似乎一时拦截《零八宪章》的扩散，最终却造出了一个比《零八宪章》更可怕、更有威慑性的对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媒体人认为中国政府打压媒体出现新的特征， 而被失踪的实习记者张贾龙到周二仍无释放的消息。 图片：前难南都周刊编辑长平（网络图片） 2011年5月3日是第二十个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主题为“21世纪媒体：新领域、新障碍”。联合国从1991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设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目的在于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权利。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监察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二公布2011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依序为朝鲜（97）、土库曼（96）、缅甸（94）、利比亚（94）、乌兹别克（94）、白俄罗斯（93）、古巴（92）、伊朗（91）、中国（85）、老挝（85）等国。新闻自由度最高的是芬兰，评分为10。其次是挪威和瑞典，评分皆为11。 报告按照“法治”（legal）、“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3大领域，为全球196个国家与地区评定新闻自由程度。分数在0至100之间，评分越低代表越自由，0至30为“（新闻）自由”，31至60为“部分自由”，61以上为“不自由”。自由之家认为，在过去的1年中，3大负向趋势值得担忧：政府藉发照与管理机制箝制媒体；极权政府更加严格管控新媒体，包括卫星电视、网路、手机。 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知名媒体人长平星期二向本 台表示，过去一年中国政府不断打压新媒体：“新媒体给百姓带来了新的话语平台，但它同时也受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结合起来的制约。比如说新的博客和微博，实际上都是在两种权利的交替挤压之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控制言论的办法。像微博在中国的情况和它诞生的时候，去中心化、反精英化，这些特点在中国变成了另一种中心化，精英化采取传统的方式进行审查，话语引导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特征。”   在过去的一年中，大批中国大陆的记者遭到打压，从报道安元鼎黑监狱的龙志，到报道复旦大学18驴友被困黄山的殷玉生、龙灿，再到被辞退的长平，还有最近被当局找去调查的实习记者张贾龙，多位媒体人被迫离职引起了外界诸多关注。本台记者星期二再多次致电张贾龙，但电话一直关机。据了解，张贾龙曾关注过赵连海案的开庭情况，同时也关注一些维权事件。 长平对此表示：“的确算是最严重的一次，很多媒体人失业或是被调离工作，或者是受到高压不敢说话，这种情况的确令人很担忧。在中国这一种几十年训练的寒蝉效应，就是发出讯号，现在采取这样的方式仍然有效。所以尤其是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曾任《中国海洋报》等多家媒体记者的浙江作家昝爱宗认为， 中国大陆的新闻报纸都是“官办”，所以没有竞争，更没有新闻自由。只有正常的新闻竞争，才会有新闻自由，否则谈新闻自由只是一种奢侈。新闻人当下的职责和热情，就是争取新闻自由，反对任何势力剥夺这一自由。昝爱宗告诉本台记者：“党的喉舌都是布告板、留声机之类的，是被控制的。一旦党报的媒体人都要求新闻自由了，那我们的自由就来得更快了。” 曾经荣获联合国颁发新闻自由奖的中国大陆资深媒体记者高瑜表示，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非常遥远。有网友回应本台记者网上查询对新闻自由日的看法时嘲讽地写道：新闻自由？日！ 近年来，中国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据“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表的2010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在178个国家当中，中国居第171位。本台记者星期二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新闻自由”却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几个字。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前夕，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家日前突遭断网，其服务商铁通公司的答复是，接到湖北随州市综合治理办的文件，说他浏览非法网站，因此取缔其网络服务。刘飞跃告诉本台记者：“这应该说又是他超越底线的一个新动作，他们又向前跨了一步。我现在上不了网了，就说明当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糟糕，新闻自由、网络言论自由正在大踏步的后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媒体人说，中国目前对媒体限制的程度令人堪忧，但他们对互联网这类新媒体在推动新闻自由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持谨慎乐观态度。 *资深记者：中国新闻自由出现退步* 曾经荣获联合国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的中国资深媒体记者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但没有新闻自由，而且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 高瑜说：”新闻自由日，尤其是今年，过起来总觉得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遥远，如果我们幻想中国能实现这种环境，非常遥远。 ” 高瑜说，中国今年的政治环境导致新闻自由程度出现退步。她说：“因为要防止茉莉花革命，现在是一切收紧，尤其中宣部每天都要根据各种事件，就是官方怎么报导，反正大小事件，他们都是随时盯着屏幕，各地的电视台他们都在掌握之中。每发生什么事件，立刻就要做出指示，应该怎么报导。” 曾经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罪名被判处六年监禁的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媒体现在的环境甚至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时社会出现思想解放思潮，批判文革，包括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都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方针，倡导新闻自由。而当前媒体自我审查严重，似乎大家都知道国家正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人人自危，谨言慎行。 高瑜说，中国媒体的管理者都是官，这些人为了保住乌纱帽会尽一切力量确保报导不出现闪失。 *独立作家：互联网为新闻自由带来希望* 浙江独立作家昝爱宗也对美国之音说，“官办”的新闻媒体没有竞争，不可能有新闻自由。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还是为在中国实现新闻自由注入了新的希望。 昝爱宗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没有盼头，一直都处于不可能(有自由)的现实里面。但是因为90年代末有了互联网， 好多记者几乎都上互联网了，就等于说我们在国内媒体上不能发表的文章，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发表。哪怕互联网发表一小时被删掉了，但是我们在一小时之内还是实现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昝爱宗说，他本人在网上发布信息时经常受到审查，用真实姓名注册新浪微博也被拒绝。但是昝爱宗说，他依然对互联网能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说，因为互联网实在太庞大了，再多宣传部的官员也无法审查每一个的信息，只能通过敏感词等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来进行控制，但是这些手段都有它们的局限性。 昝爱宗说：“我想，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把真相掩盖住，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手遮天。” *无国界记者：中国是“网络敌人”*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今年3月12日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到来之际，对网络信息自由情况进行清点。中国被该组织的审查报告定义为十个“网络敌人”国家之一。 联合国从1991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设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目的在于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权利。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 (0)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