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

周筱赟 | 周筱赟:我的博客就是用来揭黑的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本文仅代表我个人立场,与发布网站无关,与本人供职单位无关。本文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   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被有关部门抓捕后送牢饭,或者我被打伤住院期间探视,我也非常欢迎。我喜欢吃酸菜鱼、肥肠、猪蹄、牛肉、巧克力(不要用代可可脂的)、可乐、果汁(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等 。   周筱赟:我的博客就是用来揭黑的       周筱赟按:这是《博客天下》杂志2011年5月1日发表的和我的访谈。《博客天下》不是那个痛骂“凡是哀悼日本地震的女生都是和日本人上床”的“媒体奇葩”王甘霖自称主编的《微博天下》。我此前一度把这两个杂志搞混了。事实上,所谓《微博天下》根本没有出刊,完全是虚拟的。     中石化天价酒事件,以鲁广余被撤职(降级使用)暂告一段落。事实上,即使以目前中石化总部承认的事实(当然是被大为缩小的,只承认被媒体曝光的部分),鲁广余也完全属于“利用职务便利,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侵占公共财物罪。按照刑法,10万元以上就属于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程度,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而现在就是如此轻描淡写来个内部处分。中石化真的不是一般的黑啊! 文/《博客天下》记者 蔡亚林 原载《博客天下》杂志2011年5月1日   他是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的爆料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爆料。其实,他揭黑幕已经多年:他多次揭露蒙牛特伦苏含有致癌物质;百度收黑钱;还曾独家揭露有妇之夫余秋雨当众下跪追求女孩…… 【博主自述】   周筱赟:疾恶如仇,陈述事实。不做流氓文学家,只为天下弱者代言。不满者敬请跨省追捕,被抓后欢迎网友送饭。 我的博客地址: http://showing0808.blog.163.com/   博客天下:此次中石化天价酒事件,“深喉”是怎么找到你的,他的这次主动爆料,是外界所猜测的内部矛盾的升级吗?   周筱赟:我一直在强调我不是第一个爆料人,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深喉”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我和他在这个事情之前就互相认识。他主动找我爆料说出更多内幕,可以算是他这样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管理层的员工,在“天价酒”事件曝光后,对鲁广余不满的一种反映。   博客天下:你了解中石化天价酒最新进展吗?   周筱赟:我目前能够获得关于此事的信息,全部都来自公开报道,因为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对我采访播出的第二天,我就再也联系不上“深喉”了。   博客天下:看了网上一段采访你的视频,你花了很长时间去说鲁广余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吗?“深喉”爆料是为了把这个人搞下台,还是有其他的初衷?你想过吗,也许他下去了,会有张广余、王广余……   周筱赟:据“深喉”的说法,鲁广余在提高销售业绩上还是有一手的。我爆料的初衷,只是陈述事实。   我从来没有想到鲁广余会因此下台,所以在我4月15日上午11点在博客公布后,不到4个小时,鲁广余就被宣布停职接受调查,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确实,即使鲁广余下去了,还会有张广余、王广余……只要像中石化这样的超级垄断的国企体制不变,新来一个老总,他难道不喝茅台酒吗?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个案反腐对于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改革不就是在一个个的个案中推进的吗?   博客天下:你觉得公众如此关注此事,是触动了他们哪根神经?   周筱赟:我想公众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就是触动了他们对油价的敏感神经。众所周知,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每年的利润近千亿,公众却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反而是油价不断上涨。油价上涨不仅和有车一族有关,和普通大众也息息相关,现在物价上涨很大一部分就来自物流成本的上升。我看到网友说,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加的油里面流淌着茅台的血液啊,所以怪不得这么贵呢。花近300万购买的天价酒,当然是计入成本了。   博客天下:有意思的是,你在博客上贴了一张蒙面的照片,却放言“有种就来砍我”。你还是挺怕的吧。   周筱赟:我几乎每篇博文,都是批评公权力、批评垄断企业、批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   要说我一点不害怕,那肯定不是真的。但我想我有广大网友的支持、声援,如果真有人来砍我他们完全没法收场。我的腾讯博客,总浏览量已经超过4600万,所以我根本一点不担心,只要适当注意一点就行了。我总没必要公布我全部个人信息,故意创造条件让人来砍我吧?谨慎的预防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博客天下:从2009年开博至今,你在博客上揭了不少黑幕,好像每年你都会被人威胁。既然知道有生命安危了,为什么还要一直揭黑呢?   周筱赟:这可能和我疾恶如仇的性格有关吧,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丑恶的人和事。我在博客上揭黑,也是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力量,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虽然频繁受到人身威胁,但还没有遇到过人身伤害。有时候想,既然很多揭黑没有起什么作用,那我又何必继续呢?但是,有时形成了习惯,很难改变。   博客天下:你会一直做这个揭黑的事情吗?你做这个有没有利益驱使,换句话说,是拿钱替别人办事吗?   周筱赟:我想我应该继续把揭黑的事情做下去,我想这个社会就是太缺少较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社会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事实上,我已经多次受过金钱的诱惑,钱财当然是好东西,但我通过努力工作可以获得,我完全没必要通过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去获得。而且,一旦在网络上有了一定正面的知名度,一旦收钱替人办事了,名声马上就彻底臭了,所以我一向爱惜羽毛。   博客天下:每次你出现在媒体总是一副性格刚烈的样子,但据说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而且是大家的开心果。   周筱赟:在博客上,我一直都在说,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之所以看似刚烈,这可能和我直接接触到的一些师长对我的教育和引导有关吧。陈丹青、高耀洁、葛剑雄、贺卫方等人的为人和文章,都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学理科出身,这对我的影响就是凡事要讲证据和逻辑,这使我可能显得较真。   博客天下:你博客上每一篇博文前都有这样一句话,“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骂愤青,他们为什么这么让你讨厌?   周筱赟:我出过一本《中国谁在不高兴》,批评国内的愤青。愤青的特点就是没有理性,不讲证据和逻辑。比如明明是瞎编的一则谎言—只要一组抗日的图片传播超过400万次,日本驻华大使就会向中国人民道歉,竟然有无数愤青相信,到处转发邮件。他们真的以为外交是小孩子过家家啊?   虚伪和无知也是愤青的特点。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愤青要求抵制日货,但在抵制日货现场,却有几个愤青拿着日系相机在拍照。愤青要砸烂别人的日货,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日货砸烂呢?愤青从来不去批评公权力的征地拆迁、不去批评公权力剥夺公民的正当言论权利,却喜欢处处表现,维护抽象的国家利益。   博客天下:“端午祭本来就是韩国的节日!”“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单看这些言论,如不细致看你的解释,就会觉得你很偏激。以至于有人说你也是个愤青。   周筱赟:端午祭本来就是韩国的节日,这是央视在2008年的端午节当天做的节目,和我观点完全一致。要知道,端午祭不是端午节,两者没有继承关系,韩国的端午祭是祭祀山神的,也不在五月初五。“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是我发表在知名刊物《炎黄春秋》的长文,只是在公开发表时,我没有用“一百年”这个概念。如果说我也是愤青,那是概念问题,在我看来,讲理性、有证据、重逻辑的批评者就不是愤青。只有那些盲目排外者才是愤青。 采访手记:   这是这个栏目开办以来,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类似漫画的图片来呈现嘉宾的面貌。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疑问是:既然你处处口出“狂言”:“有种就来砍我”,为何不敢露出真容?网友说,难道他怕露出真容被女粉丝狂追?周筱赟说这是一种谨慎的预防——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一个学历很高的江南书生,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刚烈?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周筱赟笑了笑:如果这都算刚烈的话,那只能说面对假、丑、恶,世人都太不刚烈了。事实上,总是以“刚烈、犀利”示人的他,为人谦和,是众人的开心果,朋友都亲切地叫他“小云”、“周博士”。“筱赟洒脱而知小节,喜辩而不失礼。语言激昂,表情丰富,喜皱眉,喜侧耳,喜形诸于色。”他的朋友如此评价他。

阅读更多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三)

【注:作者何方系张闻天秘书】 相关阅读: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一)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二) (四)如何看待共产党领导 从列宁的建党学说谈起 延安整风时受到毛泽东高度推崇的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中强调,中国党是根据列宁创立的一整套建党学说并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设的,而且始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影响。刘少奇是把这当作党的优点来讲的。如果从以夺取和保持政权为主要目的来讲,“列宁式的党”确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推进历史发展来看,列宁的建党学说更多的是起负面作用。连胡乔木也公然指出过两点。一是“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一是“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这两条也是斯大林后来坚决照办的。 列宁的建党学说比较显着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不讲民主、高度集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严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视人权等。应当承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依靠这些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和苏共也正是依靠这些才建立起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和保持了七十年的执政地位。 共产国际成立后,许多国家都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组建了共产党。欧洲各国多是由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先后分裂出来组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几乎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建立的。这些党由于一律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又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了主要斗争对象,所以成立后力量都不大,发展更不是列宁幻想的那样快(他在两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都说过,他们那一代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现)。直到1929年起的经济危机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一些欧洲国家的党才得到较快发展,并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后那次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中,积极参加了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有的党还曾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所有这些,就使二战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共运,不论是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整个国际斗争中,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维护和平、结束殖民主义、促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和调整,起了重大作用。但不久就逐渐衰落,最后随着苏东巨变而趋于瓦解,即使存下来的一些党也都放弃了国际主义的口号(中共从十三大起)。一些“左”派人士,把这次大衰落看成共运发展的一时挫折或低潮,意思是以后还会再来高潮。在我看来,这种老皇历已经不能再用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共运被客观形势的发展抛弃了。这个形势就是发达国家自行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用不着暴力革命了。例如美国什么时候会出现“革命形势”?是谁革谁的命?现存的共产党领导国家已经和只能走趋同的道路,只手打天下,“赤化五大洲”,恐怕是办不到了。二是实践证明,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过时了或原本就不正确,列宁的建党思想也是一条歧路,今后再也走不通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世界形势说,作为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出现了一次高潮,影响急剧扩大,中国自不能例外。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国内形势来说,经过长期的西学东渐和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探索,加上世界大战的影响和刺激,在中国发生了要求科学民主的启蒙运动和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两者合而为一的“五四”运动。这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世界革命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动派人传经送宝,就收到马到成功的效果,不仅帮助和指挥成立了一个共产党,还出钱出力按同一模式帮助改组了国民党。这说明,在中国组织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中国还处在封建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很少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力量脆弱、政治上很不成熟,整个国家没有经过现代化启蒙的洗礼,人民还处于蒙昧状态。既不是现代社会,当然就不会产生现代化的政党,也就无法实现政党政治。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俄罗斯,虽然比中国强,但还是被欧洲看做落后的东方,所以列宁建党学说中一些原则,如暴力夺权、一党专政、个人崇拜等,就很容易适合更落后的中国。这在一些欧洲先进国家,却看不惯,也难行通。像同情社会主义的法国作家纪德、罗曼•罗兰等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访问苏联的感受,在中国人中就没看到过。1956年开八大时,英共总书记波立特发现他乘车上街竟有开道车,而且可以不管红绿灯,曾很不以为然,向接待人员反映了他的不满。 中共除完全遵守列宁建党学说(而且主要是其中消极因素)并有所发展外,还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传统和游民阶层结党的经验,如神化领导、盲目服从、迷信武力、无法无天等等。中国老百姓缺少自己救自己的理念,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英雄、救星的身上。中国党不但没有进行肃清这些遗毒的工作,而且有时还有意继承。例如毛泽东就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接受“人民大救星”、“山呼万岁”等反马克思主义口号、把党内的山头(帮派)称“码头”、要人们学《大同书》、《张鲁传》等等。农民暴动中互相残杀的恶习也传到党内。据李锐计算,十年内战中,中共以肃反之名,在家里自己杀自己就达十万,而且多是精华,超过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不算战争中双方军民的伤亡)好多倍。直到张闻天当选总书记才制止了这一现象。但在毛泽东确立为领袖后,从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开始,又自己整自己,而且愈演愈烈,错整和冤死的更多了,连党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副主席也未能幸免。 当然,中共的先辈们和广大精英,学来列宁的建党学说和继承中国农民运动的传统,还是为了救国救民解放人类,而且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改变了历史,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主要的。所以不能因为接受许多消极因素而抹杀一切。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一直把消极因素当作积极因素来坚持和强化,特别是执政以后更使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始终不能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如果不及早改革调整,迟早必将被时代所抛弃。苏共和国民党都是前车之鉴。 我以为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还是准确的,说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确实重视夺权和掌权,强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用中国农民运动的语言,就叫“打天下坐天下”。中国党不但领会了这一精神,而且一直在照此办理。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唯一法理根据,恐怕就是这个“打天下坐天下”。俄国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是占少数的。中国党统管一切,也根本不理论多数少数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可在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都占绝对少数,那根据什么来专政呢?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又是从哪儿获得的授权呢?所以就必须创造一个代代相接的传承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一代领导一上任就先到西柏坡瞻仰朝拜,去取被提出者自己早已摒弃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经。这也是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纪念“长征”、把“红色记忆”作为长期宣传的主旋律,而禁止谈论更近的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这些中国人绝对不应忘记的重大事件。因为不管毛主席犯有多大错误,我们现在“坐”的终究是他老人家(包括他领导的“永远的丰碑”中的英杰)打下的江山。    党领导的历程 由于中国社会落后,中国工人阶级很不成熟,所以中国党的建设就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党的骨干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产业工人(有的如向忠发、顾顺章还叛变了)、二是缺乏独立性,一切都得听俄国人的指挥。这就使中国党的领导容易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广大群众缺乏觉悟的情况下,党的活动又只能是恩格斯说的,“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大革命的失败是犯右的教条主义;十年内战的失败是犯“左”的教条主义。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吃了外国人指挥的亏。只有在土地革命中占领了一些地盘、积蓄了一些力量,成为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本钱。但那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下进行的,既与工人运动无关,也很难说是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党走出逆境,主要得力于以知识阶层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西安事变。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主的政策,为取得胜利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有的台湾学者说,中共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强调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中共的组织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国民党,而且真正深入到了社会底层,所以内聚力极为强固(这应归功于毛泽东最早提出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其实这只是就力量的大小和稳固性而言。中共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共适应人民要求,提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实行土地改革,反对贪污腐败,以及保持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从而赢得了民心,孤立了敌人。 在民主革命阶段,党虽然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但主流还是为老百姓做了大量好事,特别是“打土豪分田地”,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拥护。那时也强调群众作风,清廉俭朴,军民一家。在对敌斗争中,作风问题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群众关系搞不好就站不住脚。这种优良作风在解放后还保持了相当时间。同国民党一比,真有天壤之别。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初期,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二十多年的斗争经历看,一些人说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倒还真有点像。但后来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人为地制造城乡二元结构,就又完全不像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政党的经验,说中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看来也没有多少站得住的事实根据。硬要用阶级、政党、领袖理论套,恐怕多少属于搬用教条。例如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大概就是为了说明它有权领导其它组织。若果有两个以上的工人政党,比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那凭什么你就是最高组织,我只能在下面甚至不允许存在。对此也许很难说出个道理来。所以从前的阶级分析法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还是需要重新研究。 建国后党和党的领导除保持原有的一些传统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变化来得很快,有的慢一些。这里只能不设顺序地简要说几点。一是改变了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建立联合政府的路线,一开始就实行一党专政,党管一切,形成实际上的个人独断专行体制。这有点类似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的结局。二是改变了原先坚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目标——争取民主自由,事实上也从未实行,而且严格禁止言论、结社、迁徙等自由,公开主张“舆论一律”。一切群众组织以至民主党派,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工青妇等团体只是维护党领导(专政)的几个环节。农民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权利也没有。三是改变了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和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由少数几个人(也许只是个人)决定急剧向社会主义过渡,破坏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建国后对生产和生态影响最大的有三次运动,就是三大改造、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四是改变了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打击和摧残了大批知识精英和优秀文化。五是改变了原有的一些好传统、好作风,助长了旧社会好多不良风气如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拍马溜须,媚上欺下、拉帮结派、贪污受贿,等等。以上只是列举一些尽人皆知的变化。这已足以说明,建国后党在毛泽东的控制下实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犯了党史上一次时间最长和损失最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其它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拨乱反正工作,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加上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国际地位显着提高,外国人对中国也刮目相看了。但是由于邓小平、陈云等不敢清算建国以来的错误路线,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和“打天下坐天下”的特权,因此就要保持原有的政治体制和从严控制意识形态,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就使得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不能实现宪政,不能成为文明国家,还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回避政改,自然就要继续造神造假、暗箱作业,把群众蒙在鼓里,剥夺他们的知情权、监督权、参政权,以至反映情况、申冤诉状(如制止上访)的权利,任凭一些官僚、权贵和恶势力为所欲为,欺压群众、聚敛钱财。这就使经济转型期间,不但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而且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腐蚀和危及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存在的问题 “四个坚持”的中心“党的领导”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可说是人人皆知,无法也不必要一一列举。这里只谈几个本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应当首先声明,谈存在的问题并不等于否认取得的伟大成绩。如果说,建国以后党执行了一条基本错误的路线,那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对这条路线的重大修正,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当然,在政治和各个上层建筑领域也有不少进步,例如高唱“无法无天”,经常发动整人的运动,一句话就定人死生等现象已大体消除,但是一党专政的根本体制没有改变,所以必然会保留和新产生许多严重问题。这里就列举几条,以点到为止。 1,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人治。 这是产生一切弊端和不良现象的总根源,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更不兼容。在这种体制下,党自然要实行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要以党代政、包办一切,排除竞争,不受监督。由于党是站在宪法和一切法律之上的,所以在转型期间势必造成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歪风邪气,产生官僚权贵阶层和其它特殊利益集团。这不但会杜绝政治改革,也妨碍经济改革的健康进行。所以这些年来,虽然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伟大成绩,但却延续着粗放经营、竭泽而渔等,特别是以低人权成本为代价的老路子,还造成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阻碍成熟市场的形成,影响可持续发展,埋藏不少严重隐患。 2,两极分化造成严重贫富悬殊,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根据社科院的材料,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就是公认的收入严重不公的危险线。相比之下,日本是0.285%,印度是0.33,美国也不过0.46。去年美国一个公司发布《全球财富报告》说,中国0.4%的家庭占了70%的国民财富,比例之高也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另据官方研究机构调查,中国的亿万富豪有80-90%是高干亲属,其中的2900多名拥有的资产达两万多亿元。所以不少中外学者和研究机构,都认定中国已形成一个官僚权贵阶层。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05年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超过一美元,有两亿多农民靠进城打工谋生。城市的失业和就业问题也很大。农村还有两三亿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而当前的趋势却是两极分化在继续扩大。二十五万户富人2005年比2004年的财富增幅高达18%。此外,早已官多成灾,农村不胜负担。但官员还在大量提升,数量在不断增加,待遇也在大幅度或成倍提高。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然带有极大的危险。 3,腐败制度化和某些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和憎恶。一些地方早已贿赂公行,买官卖官近乎明码标价。腐败现象遍布各行各业,从上到下,无孔不入。无理有权,走遍天下;有理无钱,打官司也必输。我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想为群众做好事的一个干部,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信反映三农问题,还得到朱的一再批示,结果竟然在原地站不住脚,无法继续工作,只好另谋出路。难道一个堂堂大国总理竟管不了这点小事?保护不了一个乡党委书记?这里虽然没有听说牵扯到贪污受贿,但是从中反映出某种腐败恐怕是无疑的。腐败不光是贪污。利用权力,提拔亲信,排除异己,算不算腐败?一些高干子女三两年就变成了大款或大官,算不算腐败?这类事情真是不可胜数。腐败可说是遍地开花,竞相“创新”。至于“黑社会化”,也发展很快。警匪一家、官商勾结,官方雇暴徒打新闻记者或维权人士,书籍、文人被上了不同等级的黑名单等,早已不是新闻了。随便软禁与官方的意见不同的人,一些人被便衣看管,一些人突然失踪,也是常事。拦截上访,押回原地处理,我看也带点黑社会味道。花样还在继续翻新,将来还会出现什么手法,实在难以预料。按理说,统治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何况还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除了真正的国家机密,政治上任何不敢让人知道的做法,任何偷着干的做法,都属于黑社会性质。 4,继续造神造假,实行愚民政策。为了维护毛泽东的神圣地位,不但不能揭盖子,还必需继续弄虚作假,加以神化。不讲理由,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硬是禁止人们回忆和纪念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行径。为了维持执政地位,不但伪造历史,而且粉饰现实,怕人揭穿,干脆就用专制手法,不准讨论。因为造神造假的目的无非是为保持执政地位寻找“道统”“法统”和遮掩错误、显示正确。所以这一传统和做法还会持续下去。除非人民觉醒到不再受愚弄,自己有权了解真相,也就是争取到知情权。 5,严重的农民问题仍看不到解决。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是在缩小,除沿海少数地区,就全国而论还在继续扩大。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和束缚农民(包括城市贫民)的户口制和迁徙自由还会长期保持下去。农民工造成许多新问题如家庭分离、孩子管教、遭受歧视、欠薪不发、申诉无门,以及春节的民工潮等等,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和道德风尚,甚至引发其它严重问题。在城市里各级领导、大小官员眼皮底下,是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拿最少的工资、过最底层生活,但却享受不到集会、结社、集体自卫等应有的人权。连为他们说点公道话、采访、登报、维权、上访的人也往往受到迫害。而对他们进行歧视、骚扰、制造麻烦的,主要还是那些名义上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员、军警和部门及其领导。 6,深化等级,扩大特权。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特点。等级制的细致复杂本来就世界少见,改革开放后还在不断创新。本来,划分等级和权力,是进行工作和维持秩序的需要,为各国通行。但中国的等级是和特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策者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为了自己终身享受、照顾亲属和争取官心,等级就越分越细,待遇也越定越高。例如在民主国家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和其中的“含金量”相等,可在中国,却能有百倍千倍万倍之差。他们的政府部长,去职后又成了老百姓。中国的官员去职后却可享受终身特权,有些如住房、用车等还可传给妻子儿女。在中国,等级制几乎无所不在,不只党政军民学,就是市镇、企业、寺庙等也都分等级,而且不断创新。有的领导利用一时的手中权力,可以创造出一些等级。例如各种正级的副职啦,在哪些国家一当大使就成副部级啦等等。此外在待遇享受上,如分房、用车、医疗等,就分得更细了。老百姓痛恨等级制和特权是因为:第一,它与民争利。好事好物都被大官大款占去了,低等级的人和平民就轮不到了。以看病为例。好医院、好病房建得不少,而且越修越好,好的大夫也在增加。但是比较起来,这些可能还没有享有特权的大官、大款(现在权钱相通,只要有钱就可享受高级医疗)增长得快。单从这点看,“看病难”问题就很难解决。第二是太不公平。若果享受高级医疗待遇的确是对人民有大功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那人们倒也服气。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有些人能当大官,不是因为本领强、立了功,而是由于有人事关系,包括给更大的官当过一阵秘书,会拍马溜须等,高干亲友就更不用说了。否则,再有贡献也不算。这就使人想起了著名的文人唐弢,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参加进步文艺活动,夏衍一再证明他那时就已参加革命,对中国左翼文艺的贡献,特别是研究鲁迅,更是人所共知。但中组部就只给定为司局级,因此生病时不能住进好点的病房,而是被安置住在三四十人的大通间里,终因医疗条件较差而不治身亡,曾一时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还有一位著名诗人又是老延安的严辰,也因为是司局级,生病只能住大通间,没法休息,高烧不退,变成终身痴呆。第三,更重要的是,这种等级制和特权原是封建专制时代的遗毒,在西方早已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扫除,但在社会主义中国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成为改革的重大阻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不多)。例如报载2004年单是公费吃喝即达3700亿元,使用公车费用4085亿元,而1999年的公费出国就已到了3000亿元,三项加在一起超过万亿。这些问题社会上已喊了好久,但就是不愿改。还有个官员们公布个人和家属资产等有关情况的问题,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前几年搞的医疗改革终告失败,大概原因也在此。究其关键,这都是腐败制度化的表现。 7,党风和社会风气走下坡路。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一切都受党的影响,道德风气当然也不例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党带头说假话(反右派的“钓鱼”,大跃进的“放卫星”等),于是说假话很快普及到全社会,现在更发展到说假话成为常规的程度。最近在国内外造成轰动的软禁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大夫的事件就是一个新的典型例子。本来已禁止她去美国领奖,却要逼她说成自己年迈体弱不能去。她拒绝说假话,于是就被严加软禁,切断她对外的一切联系。而《河南日报》(2007年2月13日)还报道,省委副书记去看她,“高耀洁教授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当软禁中的高教授得知这件事后,曾气愤地说,她一辈子都不会说这种阿谀奉承的话。虽然最后被迫让高教授出国,但从这件事上人们已可看到腐败堕落、黑社会行为、弄虚作假和寡廉鲜耻的全面表现。无怪乎高老太太一再说,“现在都在缺德。”一些老人聊天时,提起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摇头,觉得道德的沦丧应该看作我们民族的最大损失。变坏容易变好难,大家对恢复传统美德已经没信心了。当年我们老家(陕西)以民风淳朴着称,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已大变,现在几乎感受不到那种淳朴了。民风直接受党风影响。贪污成风,可大贪污犯有几个不是党员?而且官官相护,有些当领导的大贪污犯几乎人人皆知,但还是大摇大摆地当他的领导。许多贪污犯都是被检举过十数八年,有千百封检举信,但仍岿然不动,组织领导还出面为他辩解。这种事还少吗?直到不得不处理时,领导上不但没有半句检讨,而且还禁止人们议论,下令传媒不得“炒作”。 由于没有问责制,当官的可以肆意妄为,造成再大的损失,也不追究责任,或者继续当官,或者留个烂摊子走人。有些不大的官员可以贪污数亿,经长期准备逃往外国,但没听说过追究领导责任的。延安整风期间提出的三大作风,本来就没有认真落实,现在更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例如理论联系实际,已经变成说的和做的一再分家。说要学习和遵守党章、宪法,可最不遵守的正是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有吗?党章、宪法规定,地方领导由选举产生。我们不都是由上一级党委圈定和任命吗?更哪里谈得上罢免权?领导人公开谈话,特别是对外,总是强调实行民主,一再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可是我们人民能享受到多少民主呢?解放快六十年了,连个区镇领导都不能自由选举和进行竞选,人民还有什么权!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现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可以说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只能加强防和压的办法,哪里谈得上“和谐”?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延安整风一开始就走了邪道,一些人专门批评人,而且乱戴帽子乱上纲,一些人只能挨批作检讨。专事批评别人的人,自己是绝对不做检讨的,因为他自封“一贯正确”,带头的正是党的领袖毛泽东。领袖既然“一贯正确”,党当然也不会犯错误了,要犯,也顶多是“一个指头”。于是就提出了自夸自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从此,党犯再大的错误,也不会检讨,还不让群众清算错误接受教训,这就只能在党史上大肆造神造假、遍设禁区。过去常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不准回忆和写作许多事过不久的历史问题,就是有意要大家忘记过去。这难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吗? 8,轻视知识和压制知识分子,妨碍文化发展和出人才轻视知识和不信任有知识的人,这是毛泽东留给国家的重要传统,由党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是一党专政的需要,是不要自由民主的必然结果。这首先表现为禁止独立思考(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和言论自由,目的就是怕对一党专政带来危害。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通例,凡是专制主义政权莫不如此。因为先进的文化必然要讲自由民主,自然会影响到专制政权,所以就要禁止宣传先进文化的书刊出版,对互联网设防火墙。另一方面却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大力提倡复古,什么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尽量让群众忘记近代、漠视现代。这样下去,使我们在世界文明中,不但无法走在前面,连追赶也办不到,而只有在后面设防了。同样的道理,专制政权打压知识分子(御用者除外),就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脑子活、意见多,容易伤及当权者的地位和利益。这在解放后的政治生活中已是家常便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严格限制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都是为了对付他们的。这些办法也确使知识界大部分屈服、沉默,对眼前时弊采取旁观态度,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打压和约束的条件下,科学文化很难跟上世界潮流,当然也很难培养出多少人才,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就是中国文史哲界为什么建国后几乎没有培养出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原有的大师级人物也很少再能写出大师级的作品。 9,信仰危机。这是多年前媒体上常见到的话题,也是身边的感受。近些年来,在媒体上看到的少了,但听到和感受到的却多了。据某权威机构对二百来名县处级和厅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认为出现了信仰危机的竟达60.85%,比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非常坚定的多十倍,可见问题的严重。在我认识的中青年里,就有些信了佛,皈依了基督教或天主教。报上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许是由于信教的人太多了(据传,天主教称“家庭教会”的地下教会,教徒已超过爱国教会的一倍以上,达千余万人),人们已见怪不怪,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党组织和宣传部门严格禁止报道和传播这类消息,更不准“妄加评论”。信仰危机的正面表现,就是机关干部、教员、学生和社会人士,关心政治和政治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小,不但很少人主动读政治书籍,就是组织上安排的学习讨论会也多是扯乱谈和发牢骚。为了调动大家参加会的积极性,开会聚餐就成为必须有的程序。至于那些脱产学习和训练,据说也是往往收效甚微,而且还带来不少副作用,如传播小道消息、交流官场经验,以及相互拉关系,向上送礼品等。我听到一些上过中央党校的熟人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无论是问老百姓还是问学生,能说出自己有崇高信仰的恐怕为数不多。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很强调有无理想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不知道我们民族算不算有理想的民族。而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民族,是不可能跟上时代潮流、列身于世界文明和现代化民族之林的。 10,党群、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前面已经提到,但鉴于问题的重要,这里再稍为展开一些。战争时期,不但党在政策上要反映群众的要求(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制),而且党员和干部离开群众也无处立身。所以那时党群关系很好,人们比之为鱼水关系。建国后逐渐变为官民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党群关系又有点变好,主要是因为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符合群众利益,但党和干部的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两极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拉大、贪污腐败成风、等级特权突显、官员人数大增、群众负担加重(从各种苛捐杂税到圈地掠夺),以及动用军警打压群众(对付集体维权、上访、城市民工摊贩等),党群关系日益变坏,以至在某些地方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发生需要镇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我参加革命七十年来,还没遇到过工农群众对党的不满发展到近年来这种程度。每遇到某些民工或出租车司机一类的人,就听到他们当面骂起共产党来,说什么他们干活(如挖煤、修路、开出租车)是给共产党干的,共产党剥削他们,想方设法少给工钱,甚至欠薪不还。有的人谈后一问,他自己还是共产党员。至于发牢骚,那在下面,无论党内外,已成普遍和经常现象。这大概也是严禁集会(更不要说游行示威了)的原因,说明党群关系的紧张,上面也是清楚的,只是由于涉及本集团的利益,没打算也没办法彻底解决就是了。因为领导上早已形成一些官僚权贵集团,合成总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这里说的党群关系,也包括这个共同体同广大党员群众的关系。    对存在问题的不同看法 党的领导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大约党内外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区别只在于对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看法不同。主流舆论还是以前的那套,认为方向和政策是正确的,形势也是大好,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两个指头的问题,有些还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可以逐步克服和改正。这起码是宣传的基调或叫主旋律,至于真实的想法恐怕要复杂得多,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也因人而异。不过总的说来,多数人心想的要比口讲的严重得多,这从实际采取的措施中就可看得出来,例如严格预防和镇压“闹事”,进一步禁止新闻出版自由等。第二种属于“左”的看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借鉴资本主义和对自由主义让步都过了头,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应当赶快倒退,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主要是建国后头七年)。持这一看法的人最看不惯向资本主义“趋同”,尽一切力量阻止改革的深化。他们还动不动来个“万言书”,向中央和政府施压。而领导上对他们也比较宽容和照顾,因为相互间的共同点更多些。第三种看法出自要求自由民主、实行宪政法治的人们,官方和“左”派称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认为,解放后党建立的就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的是一元化体制下的人治而不是法治。这是导致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只涉及经济,而且很不彻底,政治和意识形态还是处在党的完全垄断之下,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一直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因此,虽然经济得到迅速增长,却很难变成文明国家。他们和“左”派根本不同,不是主张向后看,而是主张大踏步前进,对党的领导和国家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当然,这里分为三种看法,是就大体倾向而言的,实际上各种的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三种之间在看法上更是错综复杂。例如在保持一党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上,“左”派就和当权派没有分歧。这也是当权派对“左”派能够宽容和有所偏向的原因。但在某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上,如反对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左”派又可能和要求民主的一起批评当权派。从根本上讲,“左”派和要求民主是势不两立的,当权派也视后者为主要威胁。总之,三种看法各有千秋,但也应该承认,他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有共同点就有合作和妥协的余地。这个问题也许更重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可以通过和平演变,那么要改善和改造党的领导,就更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了。

阅读更多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阅读更多

艾未未微博选登(2009.6~2010.7)

艾未未微博选登(2009.6—2010.7) Ai Weiwei( @aiww )Tweet Quotes 1 (June 2009—July 2010) 1. 孩子们肾结石、大头娃娃、被拐卖、被活埋、被开苞、被毒害,但是要让他们保持纯洁。 1. It does not matter children suffer from kidney stones or abnormally big heads, and it does not matter children have been abducted, buried alive, poisoned or lost their virginity, what matters is they remain mentally pure. June 10, 2009 12:30:31 2. 我郑重的宣布,一个开骂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要轻声的骂死敌人。 2. I solemnly declare that here comes a name-calling era, and we would curse the enemy softly to death.

阅读更多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广告一则: .me 域名全国最低价,首年仅需45元,续费130元促销中! 本站导航: 萝卜网 | 淘宝导购 | 在线视频 | 视频搜索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英国高考和中国高考的区别 建筑师的天堂,中国非凡建筑物图说 啃萝卜凌晨档:中国现状~ 英国中学 VS 中国中学 中国人最难区别的10个字 无觅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三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顶端新闻|反对调休的声音,不能装作听不到

更多文章总汇……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