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

核心提示： 本期是两位译者就“文学和政治”这个话题进行的音频对话，提到了刘晓波、北岛、廖亦武、哈金、李翊云、李承鹏、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石原慎太郎、潘公凯、何伟等中外作家。 所有 往期 的译者Podcast音频节目都可以在iTunes商店中搜索“译者”收听或订阅，或直接点击 这里 点击 这里 下载或收听本期音频节目（需翻墙） 【图：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下载“译者”的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 YZ：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编辑对话”的第五期，也是两位“文学中年”之间的对话。今天在线上的是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译者“南山”，他持续为我们的博客平台贡献了很多力量。今天很高兴可以和他进行这次对话。 NS：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YZ：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文学和政治”，结合最近的时事、和我们刚刚发出的译文，就这个话题来漫谈一下。 NS：好的。 YZ：我们的话题从哪儿展开呢？要不先谈一下你印象当中，文学和政治为什么总是一对连体婴儿，总是不能分开，有很深的关联，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NS：我觉得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这种传统，所谓“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字来表达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介入到对国家或社会的参与当中，这是所谓文人的“义务感”吧。无论是在哪个年代，总还是有许多人去做这种事。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这样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由于政治体制对大家发表的意见还有着控制，很多人或者是被迫噤声，或者更加有愿望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总还是会或多或少和政治打一些交道。[没错。]即使是一些所谓不太参与政治的作家，你看他的作品，也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政治味道”，像我比较喜欢的苏童的一篇小说《妻妾成群的》，实际上他写的是封闭的环境里关于人性的故事，但是你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影射，当作一个政治寓言来看也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YZ：没错，正如80后作家韩寒所说的，就是”在中国，即使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老是要来关心你”。可能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讲，这一点尤其真实，是句大实话。 NS：是这样，尤其我个人的感觉，越是政治方面不太开放，或者是政治的压迫、政治高压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里面，作家越容易把他个人对政治的看法体现在作品中。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在国外，象拉美的那些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国家都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作家所写的作品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YZ：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都有从政的传统，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中，文人和官宦本来就是可以相互交换的角色。[是的。]这也就形成了：文人如果在朝的话，则是文官；在野的话，就有点儿象当代政治中所讲的“反对派”。转换到今天的语境来讲，总会出现一批“异议作家”，他们虽然不是在体制内，但是愿意去指点江山，就时政发表意见，这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NS：对，这个也是“中国特色”了。在这样一个遍地“敏感词”的环境里，你即使想不政治也很难，你不知道地雷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的哪篇文章——即使是谈风花雪月——里面可能也会有敏感词，所以作为作家来讲，逃避不是办法。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逃避得开，我倒是觉得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去记录现在这样的社会，用他/她的作品反映出来，即使目前得不到发表，至少他也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YZ：而他们所写的文章一旦发表之后，就有了社会影响，也可能会有一批“追随者”，从这点上来看，文人就更有一点像“政治人物”了。 NS：是，他们有自己的影响力、追随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作家也有了“社会活动家”的影响力。 YZ：谈到这个群体，大家会想到比较有名的现在还在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他也是以文为生，又因为他的文章而不为当局所容。 NS：是，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YZ：和他相似的还有一批批的“异议作家”，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王若望、刘宾雁、魏京生，嗯，他当时虽然写的是“大字报”，不过他的政治性更强一些…… NS：对，他（魏京生）的政治色彩更强烈一些。其他还有象马健，象贝岭这样的作家或诗人，他们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流亡到国外，现在即使他们想回国，国家也不让他们回来。这样他们就坐实了“流亡作者”的身份。 YZ：同时也是政治异议者。 对，在这个群体我想特别提一下北岛，因为他不仅是在23年前不得不去国离乡，成为了流亡的异议作家之一，而且最近他又有机会可以回国，他的一些散文集，比如《青灯》和《失败之书》也可以在国内发表，反过来，这又让异议作家群体认为他背叛了他们的政治阵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发现，文人和政治人物之间很难区分他们的角色。你是怎么看北岛的回归？ NS：我的感觉，象北岛这样的诗人本身不应该是政治家，他自己的初衷不是想要去做政治家，他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活动的倾向，主要是不喜欢当时的当权者、或者说制度。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逃到国外，在国外背井离乡，但是仍然坚持用母语来写作，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从作家的角度，他跟一般的音乐家、美术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那些人即使到了国外，可以通过他们的音乐作品、美术作品仍然可以和其他的读者、观众交流，而作家失去了母语的土壤之后，就像没有了根一样。他的作品在国外的受众很小，没有很多人能读到。而且，象北岛和阿城这样的作家，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为了保持语言纯洁性，有意不去接触、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更大的考验，非常不容易。 YZ：所以说，作家一旦流亡到海外的话，就会陷入两难的处境，要么他们会和故土形成距离感、陌生感，因为他们缺乏了这个环境，所以不再能够精准地描绘出故乡所发生的人和事，还是以北岛为例，我能够看出来他在写《北京城》的时候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今昔对比、回忆的感觉，他笔下的北京可能和现在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就有了疏离感。 NS：是这样的，他的语言功力仍然可以很高，但是他毕竟没有在国内的语言环境中生存，所以这个距离感一定是会有的。包括我看到王朔曾经在美国呆过半年左右，他后来主动回国了。本来他有机会到大学里讲学，但是他没有留下。他自己就说，在美国，中文是一个很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所以从大陆去的人要保持语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坚持这么久，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北岛和其他在海外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人非常不容易。 YZ：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他们有这么强的驾驭语言的功力，比如北岛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诗，《回答》。在今天，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还是有人在桥墩下重写他的名句，“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当时的表达放到今天这样的场景下来看还是有很强的震撼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一直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一直能够不断地得到读者的反馈，一直提升他的表达方式的话，我相信有机会创作出流芳百世的名篇，但是这样的机会又不属于他们了。 NS：对，他们的能力到了这个程度，而且他们本身在汉语文学中的地位，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走在最前列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奔波，这么多年的自我流放，这种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留下更加撼动人心的作品，我觉得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华人的一种遗憾吧。 YZ：没错，而且在流亡的作家梯队当中，还不断地有新的人增加进来，那就提到了最近刚刚逃离中国的作家廖亦武。他也是历经曲折，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六四事件”被投入大牢，所接触到的都是杀人犯、囚犯，他甚至为他们写了一本访谈录，也就是《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个据说也是他被盗版最多的作品，大家了解廖亦武这个作家可能主要是通过这本书，但是他也不希望一直只能和这些人接触，他还是希望能够做一名中国社会的记录者，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作家最普通的心愿，好像也不能为当局所容，所以他不得不逃了出来。当然他现在还刚刚踏上自由的土地，满心欢喜，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当你看到流亡作家几十年的变化后，也很担心他在离开了这个语言环境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NS：从廖亦武本人的初衷来讲，他不想出国。他自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自述文章 中已经讲到，他本意是要留在国内，见证这个社会、见证这个时代、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但是因为有刘晓波这样的前车之鉴，有他本人经受的各种骚扰和打压，他担心自己会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已经蹲过一次监狱了，他不想再象刘晓波那样，重新回到被拘禁的环境中，与社会隔离开，所以他最终的选择是出国——自我流放。但是，如果说过了若干年之后，他自己又想回来，不管是去是留，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YZ：流亡作家真的是一种两难，他离开了让他痛苦和经受磨难的地方，灵感的源泉也会随之枯竭了，但是为了让他创作出好的作品，让这些良心非常敏感的人一直去承受整个时代的苦难，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人道的。身为作家，在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要面临的真的是这样一个很难突破的两难问题。 NS：是这样，不光作家两难，我们读者也是两难。我们希望看到优美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同时我们不希望看到作家受到太多的苦难，但有时候不经过这样的苦难但他又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所以作为读者来讲，你到底是希望看到作家本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希望看到他更加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来讲也会有这种两难的情况。 YZ：是啊，所以有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但他个人经受苦难的时候，才能写出“字字看来皆是血”这种让后人警醒的流芳百世的作品，可是为了形成这样的作品，他们本身又经历了太多。 NS：是，就以流亡在海外的作家为例，他们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母语，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虽然他身处的环境已经失去了母语的语言环境，失去了他所熟悉的社会参照体系，非常难；另外一种就是改用第二语言去写，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高行健这样的作家，他现在基本用法语去完成他新的创作，包括他的戏剧，包括他导演戏剧这些活动都是用法语来做，但是实际上他最好的作品、代表作，还是用中文写的，包括他获诺贝尔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这样的作品，都是中文。海外也有一些从一开始就用外语来写作的，在美国我接触比较多的例子，象李翊云也好、哈金也好，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象哈金拿到了国家图书奖，李翊云获了马克・阿瑟天才奖，这样的奖都是非常难得的。但即使是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即使他们是用英文来创作，他们写的题材还是中国的，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他们的根，形式上可能不一样，但是题材还是一样的。 收听本期音频节目，可以用RSS订阅：   http://feeds.feedburner.com/epodcast   （需翻墙收听）   YZ：刚才我们谈到了的文人和从政者之间一直都有些夹缠不清，也谈到了如果一直要走从文的道路的话也满艰难的，那么如果他们真正”弃文从政”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比如说刘晓波，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良心犯”的角色，如果将来形势变化的话，就象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因为他的象征性而能够获得进入政坛的机会，那你觉得这样的一条道路对他们来讲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 NS：我想这个可能要因人而异。有的人政治倾向比较强烈，或者政治活动的能力比较强，他也许会喜欢这种转型，而且会如鱼得水地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他本人又确实有管理方面的能力的话，那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未必是件坏事。但是从作家本来的定义来讲，他本身不应该是一个政客，因为世界上政治活动背后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好，在和实际问题打交道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是非黑即白的，有的时候要做出各种牺牲和妥协。但是作家从坚持自己良心的角度来讲，可以做出非常干脆的选择，他可以提出很宏伟、理想化的远景，但真的等他去实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作家未必会有很好的准备——或者说资质，也可以说是资格——去做政治方面的活动。 YZ：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我觉得即使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相对开放一些之后，他也回到了俄国，他也还是没有走上从政的道路。他还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批评者，并把这样的角色保持了终生。我自己感觉这倒可能会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因为他可以保持一生的清誉，而且也更有机会，也许能达到创作的高峰。不知道刘晓波能不能做这样一个角色，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假设了。 NS：是这样，包括象现在做独立人大候选人参选的李承鹏这样的作家，从这个角度——通过他的影响力来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活动。我也非常支持他出来普及法治观念，去号召大家真的要从下往上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写在《宪法》里的，本来就应该有的，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每次有独立竞选人出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打压——税务局也好，公安局也好，有各种各样的部门都来干扰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YZ：你刚才提到了李承鹏，在他自己的演讲当中，他也是着重讲了“知行合一”，就是作为作家，你在旁边空谈，指点江山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所知道的这些道理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你的行动，他在这点上对国内其他的一些作家、时评家还是有些不满，所以自己出来做一个表率。在这点上，他的这种勇气，还有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的尝试，真的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他当选，或者也没有当选，只是制造了一阵喧哗而已，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就是从政者把自己的承诺变为现实，这中间还是要求很高的。而从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能够成功做这种转化的也不是很多，你能想到几个吗？ NS：嗯，有你刚才提到的捷克的总统哈维尔，虽然他更多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但他毕竟是从作家转换到政治家的身份。另外一个，我想，你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你比较熟悉的，就是石原慎太郎，也许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原慎太郎从“右翼”作家到东京都知事这样一个政客的角色转换的情况。 YZ：哦，对，我在日本的时候正好他是在做东京都知事，但是他从政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作家的石原慎太郎和作为政客的石原慎太郎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经常会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让人感觉他是一名很激进的右翼，但实际上他在做事的时候还是很稳健的。而且他在做东京都知事的时候主要的改善都是在民生方面，会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政策，他还每星期设定了一个时间，倾听民众的想法；以及更加透明化，就是让东京的财政更加透明，其实这些如果不是一名作家来做，而是普通的政客来做的话，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戴，也会有很高的民望，所以他才连任了四届东京都知事，这也是很少见的了。但是我觉得她之所以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体现出狂狷的文人态度，是个非常脚踏实地的政客。 NS：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极端的右翼主张。 YZ：没有、没有，他自己分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的主张更多的是警醒式的，就是“我必须要说得更极端一点，你才能听我讲。” NS：OK，就是唤醒大家的注意。 YZ：是，我经常会在他的呼吁、文字当中想到鲁迅，他真的是有一点切肤之痛，他想让国民能够从那种“被阉了”的状态中醒过来，所以他在要用那么刺激性的语言来讲。但是他在做事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是那么一个不着调的人。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的转换是很成功的，而也许是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还没有看到——包括台湾在内，比如象李敖这样的文人，他后来有了参选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转换都不让人特别信服，你看，李敖作为从政者并没有很高的口碑。 NS：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所谓“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可以算作是一个文人，他写非常好的诗，像他这样的人，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理想，但他坐到权力顶端的时候，他去大力贯彻他的理想的时候——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这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YZ：因为他在某些时候已经不符合客观规律了，一味地按照文人的想象力去运行这个国家，这是不行的。 NS：有这样的例子在这儿，我在想到文人从政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心理阴影。 YZ：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话题，回到描写当下中国的可能性上来，前面我们谈到了身为中国作家，你要真实地描写当下的中国——虽然这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很少见的、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但是因为有种种的限制，可能很难把它写出来。那我们又关注到另外的群体，就是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和作家，你觉得在他们的笔下会不会出现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NS：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已经有了，比如象原来《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潘公凯（Philp Pan），他写的那本书《走出毛的阴影》，就是非常好的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记录和反映，另外象前《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 注：他刚刚获得今年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写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非常优秀的纪实作品，以他的所见所闻非常客观地反映出了中国情况。只是作为外国的作家来讲，他们写出来的角度跟我们中国人通常注意的角度不一样，而且他们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这两位作家，他们本身都是记者，所以他们受过训练的记者的天性是要剥离客观描述和作者本人的感情色彩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们的作品，作为纪实性作品来说，他们刻意强调不在作品中贯注自己的感情色彩。尽量保持客观，尽量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中国人看这样的作品，一是他们表现的是我们周边时常也会看到的情况，所以可能不觉得很新鲜；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觉得他的这种描述方式跟我们的欣赏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纪实作品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引起一些共鸣，引起一些感情上的震撼也好，或者感动也好，看到他们这样的描述，有时会觉得不太过瘾这种感觉。 YZ：是，你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的确如此。象《走出毛的阴影》、《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我都看过，而且看的是英文版，感觉就是有一点你说得”不过瘾“，觉得描述的都是我熟悉的嘛，当然写得很客观，有些时候可以把我带回到特定的场景中去，但是的确没有看中国作家写中文作品的时候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比如说《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能够很好地把文学、政治、史学糅合起来，既能够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又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让你欲罢不能，好像我在看外国作品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 NS：如果是小说类的作品的话，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更容易一些，以中国这样这么激烈的变化、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我想这其实是可以出很好的小说来反映当前的社会环境的。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你看在英国有狄更斯的小说，揭露当时的情况，在美国的时候也有一大批的当时的作家，象德莱塞、还有斯坦因・贝克写的大萧条的景象，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即使到今天，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看，仍然非常经典，可是看我们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部记录当前这种生活，能够不受任何政治限制的，完全出自作家本性的角度去写，而且能够达到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我还没有找到一部这样的作品。 YZ：是啊，这真的是多么大的遗憾。尤其是在中国，又有这么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好像在任何一个时刻，不管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总还是有人能够创作出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出来，我们也真是很期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作品出来的话，才能够弥补这样的，可称为是“时代的遗憾”。 YZ：哦，再稍微补充一点，因为外国作家的描写更加客观、用的是第三者的视角，我倒是想提醒我们的读者和听众，有一些人物传记可能很值得看一下外国作者所写的，一个是他们能接触到的资料也许和国内不同，他们可能能从大使馆、档案馆找到；另一个就是他们的描写可能会更有客观性一些。前一段的时间出过好几个版本的《蒋介石传》就是根据新披露出来的蒋介石的日记重新修订的，还有，上一次我和华志坚教授谈的时候他提到的一本书《Introduction of Mao》，是一本多作者合著的对毛的介绍，还有最近新出版的《邓小平传》，我还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我看到一些书评说好像还是有些意思。 NS：最近我看到大概已经有4、5篇在评论这本书的书评发表在主流的报纸上。 YZ：我们“译者”也真的很想第一时间把传记作品介绍给中文的读者。 NS：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的，刚才我们提到外国记者的观察角度是尽量保持客观，所以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包括文章的标题，有时候只是客观的描述一件事情而已，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道德评判，那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国内的新闻环境后，看到这样的标题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在翻译这样的文章给国内的读者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两难困境：如果据实翻译的话，可能注意到这条新闻的人不会很多；如果是按符合中文的环境，加上一些感情色彩来翻，可能会吸引一些眼球，但是又会有违原作者的初衷。所以我们译者有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取舍。 YZ：你说这个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中文当中经常是一个词，比如说谣言，它就是贬义的。但是rumor这个英文词实际上是中性的，只是”未经证实的消息“而已，其实没有感情色彩。我记得《外交政策》上有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的微博上充满了rumors，被《环球时报》解读为中国的微博上到处都是谣言，所以微博需要被整肃了。这个……从我们译者的角度来说，就有一些曲解原意了，而《环球时报》做这个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NS：对于《环球时报》，它这种做法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YZ：好，那今天我准备的就是这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NS：没有了，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聊聊这些话题。 YZ：那好，那我们今天既然是“文学中年”的对话，在结束的时候我会加上一位朋友制作的片花，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也是一位不会忘记的诗人——海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片花《姐姐》 相关音频： 【译文精选】廖亦武：走出中国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相关链接： 三门峡河殇50年祭 （2）     引言 　　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有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依照这句话，谢朝平先生可算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了。2009年，公民王帅因在网上发帖而遭到三门峡下辖灵宝警察的“跨省抓捕”;2010年，作家谢朝平先生因在《火花》杂志(增刊)上发表作品而被渭南警察“跨省抓捕”。 　　据谢朝平先生的妻子李琼女士说，2010年8月19日下午5时许，有人敲她家的门，自称是“人口普查的”，开门后是7个“便衣”，“他们冲上去擒住谢朝平，并戴上手铐。”随后出示了警察证：4个渭南警察，3个北京当地警察。随后警察搜查了她家，带走了谢朝平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在谢朝平的要求下，警察列了一个查抄清单，但清单并未留下。警察拒绝出示任何书面拘传手续，即将谢朝平先生从家中抓走。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前往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法制科了解案情，得到的答复是“涉嫌非法经营”。 　　中国素有以言治罪的传统，关于中国警察英勇围剿中国作家(记者)，谢朝平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说起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老的有焚书坑儒，有文字狱;远的有“左联五烈士”，有遇罗克李建彤;近的更多：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山西检察官、浙江龙泉警方等都轮番上演追捕记者的大戏。就在不久前，4个采访伊春空难的记者也毫不例外地遭遇当地的“粗人”(警察自称)。 　　据说为避免“烈士”的下场，鲁迅当年经常躲到外国人的租界里写作。后来租界没有了，高行健只好躲到外国去写作，结果竟然为中国作家圆了诺贝尔之梦。人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55岁的谢朝平躲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可毕竟不是租界，结果还是没有逃出富贵不淫的渭南警察的作战半径。7个威武不屈的警察“冲上去”，就把一个贫贱不移的老作家抓住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找的就是你!”。 　　在中国历史的一半时间里，关中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即使现在，关中依然是陕西最富裕的区域。而在关中地区，渭南却是最穷的。80多年前，反政府的中共组织在这里发动了渭华起义，招致政府军的血腥屠杀。80年后，这里是中共的政府，官方势力依然战无不胜。据说1996年，渭南官府就曾调集数百警力，历时两个多月时间，在库区3个县市方圆几百里大张旗鼓搜查和收缴当时的《工人日报》和《中国妇女报》，当然免不了抓了数不清不慎看了这些“党报”的不幸的读者。这一次，在跨省抓捕谢朝平先生的同时，渭南当地的警察和各种官府雇佣的稽查人员正以奋勇扫黄的革命热情，在渭南这个穷山恶水里展开大规模的清查，以阻止哪怕一本载有谢朝平先生作品的《火花》杂志进入渭南。 　　导致此次谢朝平先生遭遇警察非法抓捕的，无疑是他写的1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涉嫌非法经营”只不过是一个无耻的现代“莫须有”而已。如同轰动世界的南都案中，南都总经理喻华峰被以“私分公款”判刑，总编辑程益中被警方以“涉嫌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刑拘。南都案的始作俑者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2010年落马，传出南方都市报遭到迫害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因为其不顾官方的封杀令率先揭露孙志刚惨案和SARS疫情。 　　谢朝平历时3年潜心写作的《大迁徙》，以深厚的笔墨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大移民的悲惨历史，而这段历史与三年大饥荒、75?8溃坝、“红场”惨案等许多中国故事一样，一直被官方满怀罪恶和恐惧地隐藏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门峡已经成为渭南人永远的伤口。这一次，在谢朝平先生和渭南警方的密切合作下，这道伤口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从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正式下闸蓄水，到2010年9月——正好50年。50年前，50万生于斯长于斯的陕西父老乡亲，在当时官府的逼迫和哄骗下，从背井离乡到妻离子散再到家破人亡;50年后，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让7名中国警察如临大敌。这一切尴尬与不幸，都是因为错误的或者说罪恶的三门峡水库。 　　千人诺诺 　　在远古时期，中国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森林茂盛草长莺飞。中国北方有一条大河，人们依水而居。伐木作舟折木为屋钻木取火烧山开荒，终于森林越来越少，泥沙俱下，河水变黄了，大河改名为黄河。如果按水系来划分中国文明的不同阶段，那么黄河应当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源头，五胡乱华之后中国文明重心转入长江，近代文明肇始于珠江。经过鸦片战争和战争鸦片的双重洗礼之后，现代文明滥觞于中国沿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既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上帝的惩罚。黄河进入华北平原后如入无人之境，汪洋恣肆不可一世，一次次暴虐的洪水成为中华文明无法摆脱的悲情。根据可考的历史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民国政府炸开花园口，共计2500年间，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可以说，治黄成败已经成为中国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重要指标。以至于西方历史学家独特地认为，中国之所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专制体制，正是因为要对付黄河。只有在铁腕的独裁体制下，才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阻止洪水泛滥。从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上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治水的最好年代。 　　事实上早在1949年8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就收到了《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 防洪为开发目的”。起草者王化云不久即成为在郑州新成立的水利部直属的“黄委会”的老大。 　　1952年，黄委会、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和苏联专家在勘查三门峡水库坝址后，认定此处地质条件良好，可筑高坝实行蓄水拦沙，并产生大水电效益。但这个方案终究因为要淹没八百里秦川，“损失太大” 而舍弃。 　　1954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新鲜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经过数月考察，只懂工程而不通水文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又一次提出三门峡方案：“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老大哥”一句“免不了”的金口玉言就将关中无数芸芸众生打入了祸从天降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当时国内的官员和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对此表示异议。随即，由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炮制出炉：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 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其功于一役。此外，还有巨大的灌溉、发电和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跟朝思暮想的共产主义一样如此令人喜出望外。 　　中国古语说：圣人出，黄河清。据说宋大观元年(1107年)曾经出现过“黄河清”的祥瑞，因为中国出了一位圣人——宋徽宗赵佶。如今850年过去了，毛万岁的书法已经远超“昏德公”的瘦金体，“圣人”自是不用说了，所以举国上下都热切地盼望着“祥瑞”的第二次出现。1955年7月，全国人大充分发扬“平庸集体”的传统，全票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周恩来兴奋地说：“做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翌年，苏联专家将水库的正常水位修改为360米，比原设计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 333万亩，移民90万。1957年的中国正通过户口隔离制度进入疯狂的军事化管制时期，同时还在进行剪除民众思想的反右运动。在一片狂热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亢奋的爱国热情背景下，国家建委会迅速通过方案，三门峡工程随即动工。 　　两年之后，文化大太监郭沫若来到木已成舟的三门峡。在迎接“高级兽长”的一片献媚谄笑中，郭大诗人如同刚服了春药，不由诗屁大发当场挥毛： 　　炸将神鬼化为烟，从此安澜亿万年。 　　人道河清圣者出，圣人已出自戡天。 　　大禹巍巍浪得名，擅逃水土误中原。 　　千秋功罪今勘定，不在龙门在鬼门。 　　鬼斧神工作天险，人工民斧险为夷。 　　三门峡上英雄汉，动地惊天大史诗。 　　一士谔谔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水害，荷兰、英国、挪威的水利专家都明确指出黄河建坝仅能限于“削减洪水”;美国人提交给当时中国政府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建议将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事实证明，虽然在后来的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三门峡大坝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但不可否认，这座坝址没有选在小浪底或者八里胡同绝对是一个致命的决策错误。 　　从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开始，中国人已经成功的修建水坝超过两千年历史。如今，世界上已经建有成千上万座大中小型水坝，人们对水坝建设的认识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在三门峡时代，它所遭遇的已经不是水坝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当时狂热的政治环境。 　　很多年以后，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些在一片狂热喧嚣之中的清醒理性的反对者。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早先曾对三门峡方案表现出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在所有官员之中，或许他是唯一一个。他在1953年5月31日写信给毛泽东：“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度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与更多的移民问题。” 　　黄万里是坚决的反对派。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提出自己对在三门峡黄河干流上建坝的忧虑：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电力部水电总局的温善章先生也认为，关中平原乃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它的淹没不能单纯地用经济数据衡量。为了减少淹没迁移，温善章提出低坝(水位335米)水库(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方案，迁移可降到15万人以下。 　　周恩来随后批示水利部进行讨论，70名专家中绝大多数主张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支持温善章排沙降低设计水位者，只有叶永毅、黄万里、吴康宁三人。黄万里与温善章，一个忧心泥沙淤积之祸，一个焦虑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这两点，后来正成为三门峡一直血流不止的伤口。 　　国务院将讨论会的情况批转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 山东、甘肃等沿黄各省。陕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缩小规模的建议。除过陕西，其他各省都没意见。数百万 亩即将被淹的良田，近百万的移民，主要都在陕西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我牺牲”。陕西省不屈不挠，甚至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依然要求“翻案”。 　　1958年4月周恩来来到热火朝天的三门峡工地。对西北局有着重大影 响力的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帮助周恩来对陕西省作说服工作。周最后明言“不能损害西安”，而陕西省则表示“有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大坝的标准按360米设计，按350米施工，但1967年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同时降低泄流孔底，以增加泥沙排放。这个妥协方案使原本90万要背井离乡的人中有一大半得以留在故土。 　　1957年，黄万里先生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花丛小语》的散文：“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因为这篇使毛万岁龙颜大怒的文章，再加上他极力反对三门峡，黄万里被打成右派。这个中国绅士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文革中，“死不悔改”的黄万里被发配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这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很多移民的苦难。他的一首诗写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与曲迎圣意的郭沫若钱学森们不同，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满怀报国情怀的正直学者遭遇相似，在那个焚琴烹鹤的唯政治年代不仅明珠暗投怀才不遇，反而率遭打击迫害。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2年之后，一场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渭南地区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他情牵一生的万里黄河了。 　　50年前，黄万里先生曾经写过一首小诗，不想一语成谶：自古长才难为用，孔丘汲汲屈原恸。居然白首成葫落，忍对黄河哭禹功。 　　初尝苦果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于1960年9月开始蓄水，1961年2月9日，回水超过潼关，库内淤积，河床抬高，渭河河口出现“拦门沙”，渭河下游过洪能力严重降低，沿河两岸地下水位抬高，河水淹没农田，盐碱化扩大。 　　1961年，黄万里教授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被全部堵死。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 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 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到严重威胁。陕西的担忧变成残酷的现实：随着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同时，三门峡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冲刷沙质河床，卷起千堆沙，行至郑州，河水又浑浊不堪了。 　　在三门峡水库建成不到2年的时间内，潼关渭南西安接连告急，由前苏联专家设计的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理论遭到现实无情的嘲讽。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4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7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所谓的“万里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人造瀑布。 　　在1962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周恩来也承认当初“急了点”，“头脑发热”、“打了无准备的仗”。 　　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 陕西。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对于改建，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认为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因此不必改建。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2年后，第一次改建工程完成，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显然水库的排沙能力还不够。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没有任何争论，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共耗资8千万。最后一次改建是在1980年代，使27个孔洞全部可以过水。这一系列工程改建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大三门峡水库的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 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以及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至于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成为痴人说梦。 　　目前，三门峡水电站每年的发电收入约两亿元，还不够给枢纽局近4000名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铁饭碗”发工资的。 　　背井离乡 　　为了三门峡水库下游的安全，渭河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近50万农民陆续被强行迁出富饶的渭河平原。1956年8月10日，迁往宁夏中卫的潼关移民告别故土登上列车。一个叫王益民的移民老人回忆说，“当时我家住在老城南街村，由于地处淹没区全村12000人全部迁移。迁往宁夏中卫的有5000多人，其余落迁白水县。母亲和小妹是一步一回头，哭着离开家园的，幸好当时我在西安一建筑公司上班，才免了这一难。两年后再回到村里，房子拆了，地也没了。” 　　离开富庶的关中，远迁宁夏的农民实在受不了条件恶劣的不毛之地“新家园”。1956年8月，到达安置区不久的农民有400多人返回陕西。1957年，在宁夏的移民形成了6500人 的返陕浪潮。3年之后，移民返陕愈演愈烈。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正值卫星遍地饿殍遍野的中国大饥荒。官府规定，移民外迁省外禁止带粮，移民将仅带的一些家具和衣物都在百里之外的香山换了洋芋。最艰难的3个月，他们人均口粮每月只有8斤半，移民称“8斤关”。一个人每天正常消耗2000卡路里，8斤粮只能提供每人每天约400卡路里，这会使人连翻身都会变成奢望，只能苟延残喘等死了。因此很多人就这样成为漂流异乡的可怜的“饿死鬼”。 　　1964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行方式，移民们看到他们的土地并未淹没，仍然可以耕种，纷纷返回家园。1984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后来的报告称，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据说，这些实地查看的官员都脆弱地哭了。 　　建成后的三门峡，并没有让人看到想象中的好处，洪水泛滥不断，淤积泥沙使河床抬高，落差5米不止。陕西人从大局出发，义不容辞地舍弃了2座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和100万亩耕地，28.7万移民先迁宁夏，后又返回陕西，再返库区，几经磨难，付出了沉重代价。时至今日，三门峡水库仍给陕西人遗留下了复杂和繁重的库区防汛抗洪及移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在贫瘠的西海固，每一个陕西移民都对遥远而富饶的故土望眼欲穿归心似箭。由于不断搬迁，每个家庭越搬家产越少，越迁越穷。多数人没有住房，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钱供子女上学。从1986年到1990年代初期，一个又一个村落重新在渭河边形成。10个乡、 100个村的行政格局逐渐形成。 　　一个叫李天一的潼关渔民，从14岁起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修三门峡水库潼关古城拆毁，他带着三岁的儿子和妻子移民到了宁夏。60年大饥荒中，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他在潼关与宁夏安置地之间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老了才最终留在了潼关。 　　当年的陕西移民中，有的人拿到一点微薄的补偿，有的人什么都没得到。他们从富庶的关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宁夏新疆，过不下去就回来，回来之后得不到安排又迁回去，有的来来去去有4次之多，有的人两边生活上没着落。但他们和逃难的不一样。他们本身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关中平原，而且生活还过得去。关中素有重土的传统，即使饿死也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 　　2006年7月1日，中国官方出台《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政策意见》。2个月后，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正式实施。这两个文件被称为水库移民权益保障“新的里程碑”：不管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只要你还活在世上，都可以得到每年600元的补助扶持，20年共计1.2万元。 　　人祸天灾 　　三门峡项目从一开始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几乎没有人去考虑原住民的利益和同情他们的处境。后来宁夏苦寒地区的移民被容许返回库区安置。但即使回到家乡，家乡已经不是那个风调雨顺的家乡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自从三门峡建库之后，渭河河床越来越高，自我冲淤能力很强的渭河， 越来越变成“悬河”。 　　移民们终于回到埋葬着自己祖辈的家乡。有了可以耕种的土地，他们的一切又从零开始。然而历史又一次折磨了他们，他们回到父辈的安宁生活仅仅10多年，一场洪水使他们筚路蓝缕苦心经营的生活一朝归零。 　　2003年8月31日开始，渭河下游流域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净身逃出的农民近20万人。由于河水倒灌关中，渭河支流纷纷决堤，4亿立方米的水在渭河的大堤外肆虐，如同大海一般。 　　2003年受灾直接损失，按照官方的数据是12.08亿元。 一个华阴农民悲叹道：“我们的生活倒退了10年，要恢复元气，至少需要5年。”2003年11月初，在反复消毒和检查危房之后，政府解除了禁止回村居住的命 令。房倒屋塌的家庭至今还没有回来，由于安置点的逐渐撤销，当地政府也无力承担庞大的费用。灾民暂时借居在自己的亲戚那里。 　　在2003年的大洪水中，华阴市华西镇罗西村暂时安居点，333户中有73户居民回不了家，209间房子倒塌， 所有的东西都被洪水冲毁。罗西村平均每户有5只鸡、一头猪，5家平均有一头羊。 这些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也都已经随水而去。有一个叫王满池的老人，他是1950年代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队员，他在历史上移民回潮的过程中，来来回回迁移6次。他的儿子始终没有原谅他：“他除了移民，什么也没有做过。” 　　虽然三门峡水库水位看似没有接近潼关河床的高度，但316米多的常年水位产生的潼关以下的淤沙降缓了这段河床的坡度，从而增加了潼关河段河水冲沙入库的难度。2003年的河水倒灌导致了华县的南山支流相继决堤，黄河口的顶托让渭河水流速缓慢，数次洪峰进入渭河大堤外，形成了一个容量为4亿立方米的泽国。秦家滩旁边的渭河大堤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不久开始加高河堤。“原来只有 两三米，现在有十多米了。”2003年9月1日上午9时20分，渭河支流石堤河东岸被水撕开，秦家滩被水淹没。 　　事实上这只是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值得一提的，他们恰是当年三门峡水电站设计方案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和主管部门的前部长。 　　2003年8月，渭河流域遭遇罕见的特大洪灾：以华县、华阴为主的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水乡泽国，102万亩的农田和55个村庄被大水淹没，受灾人口达56万，13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20多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