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

潘采夫 | 天真汉,老实人——娱记虚拟对话雍正

天真汉,老实人   ——娱记虚拟对话雍正   (全文将刊发于最新一期《文史参考》,估计有删节)。       记者:尊敬的皇帝,我是一家报纸的娱乐记者,十分感谢您能给我,嗯,赐给我这个专访机会。 雍正:年轻人,你忘了你的礼节,在大清,见了皇帝是要跪拜的。现在我命令你磕头。     记者:切,现在是共和国了。从 1792 年,英国的马嘎尔尼来见您儿子也就是乾隆,拒绝行跪拜礼开始,磕头就已经变得可笑了,他们随后就打败了您的重孙子们。现在我只想坐着跟您聊天。     雍正:好吧,现在我命令你坐下。     记者:今年有一部电视剧,描写您和您的后宫争斗的,叫《甄嬛传》,不知看过了吗?   雍正:看过一点,演我的那个人分明是乡下财主,有辱国体,我要把他抓起来,但是甄嬛是谁?   记者:他是您最美丽聪明的妃子,选秀进宫的,就是弘历的妈妈,跟十七阿哥私通过,还怀了他的孩子,还有一个妃子怀了太医的孩子,最终甄嬛成了皇后,把您气死了。 雍正: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编剧还不抄家灭族你们的皇上是怎么当的?相对戴绿帽子被气死,我更愿意被吕四娘取下人头,这样对我更人道主义一点。吕留良的孙女,独臂神尼的弟子,还有我干叔叔韦小宝,看看你们的文化界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了! 记者:那么甄嬛到底是谁呢?是不是乾隆的妈妈? 雍正:幸亏你采访的不是我那小四儿,否则以他的狠辣手段,你想避难都找不到地方儿。我告诉你,弘历的妈妈是钮祜禄氏,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年到承德去狩猎,打到了一只鹿,我喝了鹿血,激情难奈,就与一个宫女发生了关系,但她身份太低,后来弘历受到他爷爷宠爱,我才把钮祜禄氏接到身边,也是她命好,成了史上最幸福的皇太后。她八十大寿的时候,弘历也年过花甲了,还在老母跟前跳舞祝寿。等等,喝鹿血这事,好像是高阳那厮编排我的,虽然不兴杀头,但我要给你们礼部写信,剥夺他的作协会员资格! 记者:高阳不归我们管,而且人家已经死了。野合万事兴,难怪乾隆这么聪明,皇帝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雍正:你可以骂我刻薄寡恩,甚至残害兄弟,我都忍了,但是编排我好色贪淫,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我还是雍亲王的时候,就笃信佛教,清心寡欲,不近女色,入宫后直到我驾崩,所添嫔妃不过两人。军机大臣和宦官都可作证,我是个工作狂,经常批阅奏章到天明,没有自己的私生活,他们竟然诽谤我贪淫,这是从何说起呢? 记者:这一点小记我也有同感,这《甄嬛传》架空到乾隆康熙都靠谱,一个生性风流,一个精力无穷,干嘛非穿越到您这儿呢。而且妃子生的孩子都不是您的,这不欺负老实人吗。 雍正:还有给我戴绿帽子,给孩子下药死,妃子们乱私通,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身边没有一刻离开过人的,入寝也要在卫士视线之内,《起居注》里都写的清楚,可以查阅。再说,后宫如果这么乱,能逃得过史官的笔吗?   记者:您可是皇帝,他一个史官,还不是让写啥就写啥吗?     雍正:唉,其实你们记者也是史官,竟没有文化到这个地步,背诵过文天祥的《正气歌》吗?“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记者:但是只要让史官闭上嘴巴,或派你信得过的去写,留下的不都是好名声了吗?     雍正:民间说书人在讲评书时,还要在开头训诫一番,告诉老百姓“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百姓况且常存畏惧,不敢为恶,皇帝更应做万民表率,掌管风调雨顺的天、指我施政过失的言官、记录我言行的史官,这都是应该敬畏的, 如果什么都不怕,也不在乎因果报应,那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记者:说出这样通达的话的您,和大兴文字狱的您,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雍正:文字狱?明朝胡惟庸案,杀三万人,蓝玉案,杀一万五,方孝孺案,杀逾八百人,我父皇一起《明史》,杀戮过百,我儿子造了 140 多起文字案,我有几起?杀过几人?平心而论,我这一点点文字狱,无论放到我之后哪一个朝代,那个人敢说他比我杀的少,文字狱比我少?     记者:这倒是老实话,曾静、张熙煽动岳钟琪谋反,您竟然没杀他们,这让我有点意外。       雍正:曾静、张熙犯下了滔天之罪,我恨不得生噬其肉,如此颠倒纲常,罔顾人伦,禽兽不如啊,但我偏偏不杀他们,反而待遇优渥,让他们当了巡回讲师团成员。     记者:让他们当那个讲师,还不如直接杀了,看看他们的巡讲题目: “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重犯的”“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成为弥天重犯的”“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有罪不杀头处死,而是让他自唾其面,从灵魂深处自我批判,终日自称罪该万死,而皇帝都是文成武德泽被苍生。这种手段让我想起了文革,却原来是您的一大发明!         雍正:提起他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读书人四体不勤,却最擅长以文乱法,加上被华夷之辨搞得脑子都坏掉了,收集流言蜚语四处宣讲煽动,幻想再回到那个“正统”的明朝,明朝很好吗?到哪个朝代,头一个被杀的不是他们?但是读书人最可怕,可怕在他们也有纸笔,我有正史,他们有野史,曾静那帮乱臣贼子,把我写成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无恶不作的魔,我只好以其之道,还施彼身,让他们每天对老百姓讲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记者:读书人确实有点一根筋,其实老百姓信的道理很简单,谁对老百姓好,他们就选谁当皇帝,对老百姓不好,他们就起义把谁翻下去。         雍正:这正是你们常说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什么华夷之辨,都是骗人的。夷狄有英明的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原的王国昏君,跟禽兽没有什么分别。《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记者:你不杀他曾静张熙,但把吕留良从棺材里扒出来戮尸,您这脾气吧,还真是有点邪,寒了天下士子的心啊。         雍正:曾静张熙固然可恨,但毕竟是现行犯,流毒不广,思想犯才最可怕,吕留良持异端邪说,却以儒家正统自居,对天下读书人的毒害莫可估量,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咦,让我想想,曾静、张熙那事你哪里知道的?         记者:《大义觉迷录》啊,您主编的,里面写的太好玩了,宫闱秘史,皇家轶闻,应有尽有,你给兄弟们起了绰号,你还审问民间凶杀案,跟狄仁杰似的,如果现在你主编杂志,绝对比什么《看历史》《看天下》都好玩。   雍正:苦也,果然谬种流传。我的本意是对反贼逐条批驳,让天下舆论公正评判,使全国百姓知晓我的辛苦,还我以清白。这才命令地方官员,到处召集百姓逐日宣讲,谁知百姓倒像听评书一般津津有味。这本书之后,民间关于我的传说就屡禁不绝,我也成了死法最多的皇帝,想不到搞死寡人的正是寡人自己。看来弘历比我聪明太多了。         记者:乾隆做了什么?         雍正:我死后一个月,他就把曾静、张熙给咔嚓了,并全国查禁《大义觉迷录》,民间凡私藏着一律处死。在当皇帝方面,我只知道埋头苦干,不通晓王霸之道,帝王之术,看问题太天真,把老百姓当成了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啊,不值得交心。         记者:我怎么觉得《大义觉迷录》挺好的,起码在清朝的皇帝里面,我觉得你是最可爱的,特有人味儿,不太会装,说了很多政治常识,特明白事理。   雍正:这正是我失策的地方啊!弘历之所以冒着不孝之名查禁我的书,因为他清楚,我说出了那么多皇帝家事,再和两个乱臣贼子辩论,等于把皇帝降到人的境界,用你们的话讲: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皇帝成了人,那还不是人人都能做嘛。 再一个,我把夺嫡之争、宫廷内斗都说了出来,反倒提供了更多的消息。看似把真相说了,其实辟谣成了宣谣,因为愚昧的百姓认准了一个死理,当你为一件事专门辟谣时,那么它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   记者:干你们这行真复杂,说实话还成了错误了。 雍正:唉,我爸爸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我儿子是个坐享太平的皇帝,只有我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命人。倒真不如像《甄嬛传》里那样,做个稀里糊涂的太平天子,坐拥几个美人,终日鸡毛蒜皮,可惜那是胡扯。 记者:如何总结您的职业生涯? 雍正:我这一辈子,毁就毁在《大义觉迷录》上了。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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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之魂(二)

   这一日中午,天气阴凉,陈寅恪的病室安静极了,珠江的水风透过纱窗吹进来,绿色的薄绸窗帘微微飘动,陈夫人回家去了,剩下梅姑娘一人值班。陈老睡了一上午,此刻已毫无睡意,一老一小,相对而坐,不免谈起了家常。       梅姑娘说道:“你喊我梅姑娘,其实我快三十岁了,结婚都好几年了。”       “不管怎么说,对我而言,都是年轻的姑娘,与我老朽之身不可同日而语。”       “你猜我长得是什么模样?”       “不用猜,我已经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向别的护士打听的,她们说你既不美也不丑,长相一般。”       “您老很失望吧?”       “不,不,我认为女人要聪明,模样一般最好,太美了是个麻烦。”       “陈教授,你结婚时多大啦?”       “唉,我结婚时已经38岁了。”       “您和陈师母是自由恋爱还是包办的?”       “说你听听,我们是一段奇缘,是由诗画作媒介,当年有个熟人说在某教员住处墙上悬有名人诗幅,我去看诗,便认识了陈师母,她挂的是她祖父写的诗。”       “哎呀,真是有趣,真有趣,师母家也是文人吗?”       “她的祖父唐景崧是台湾最后一个巡抚,那个时候当官的都会写诗。”       “听说陈先生家也是当官的。”       “我的祖父是湖南巡抚,光绪下诏革新,全国只有他这一个巡抚照办,‘戊戌变法’失败,就被撤职了。”       “你们两个都是巡抚的后代。”       “两个被罢官的失败者,他们在时代面前是无力的,我更无力,我是‘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陈教授,你的知识就是力量嘛。”       “我的历史知识是为后来者的,我活着是为将来。”       陈寅恪说的话,梅姑娘有些不懂,便转换了个话题,她问道:“陈教授,听说你去过许多国家,法国巴黎究竟怎样?”       “我确实去过欧美许多国家,巴黎是风流花都,你想不到,我还去巴黎郊区寻访过茶花女玛格丽特的墓地”,他便把小仲马写茶花女轶事讲了一遍,“你可以去找本《茶花女》来看一看,现在有些人认为我是老封建,他们不知道,我对西方的文化也是很熟悉的,我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但对洋人的文化也主张吸收。”       陈寅恪出院后,保健室又派来了一个护士,陈宅一共有三个护士轮流值班。梅姑娘继续负责陈寅恪的护理工作,她可以随意借阅陈宅的图书,由于每天闲聊,关系愈加融洽,说话也越来越随便。       梅姑娘不但护理工作做得好,整理房间也是一把好手,她在向阳的窗台上摆上兰花和水仙,使房间里充溢着一股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特别使人情绪安定。陈寅恪经年累月高卧不起,受到病痛折磨,眼睛又看不见,这种老病人是很容易发火的,在梅姑娘的护理下,他的脾气消失了,反而显得心情很平静,很有人情味。       一日,梅姑娘做完了应做的事,看见陈寅恪面带微笑,她坐床边的一张靠背椅子上问道:“陈教授,我有一个问题,总想问你,总不敢问,你不发脾气,我才敢问。”       陈寅恪笑了:“我发脾气是看对什么人,对什么事,你看我对你们,感激还来不及,哪里还发什么脾气?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那好,我就问啦,我听人说,你曾把北大的一个教授骂了一顿,他是来请你北上当官的,你为什么不去?有人说你罢课,不参加政治学习,尽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简直是……”梅姑娘欲言又止。       陈寅恪急了:“是什么,你直说,没有关系的。”       “是白拿这么高的工资待遇,过清闲日子。”       陈寅恪一听这话,要是换旁人说,他肯定大光其火,痛发脾气,狂骂不止,现在可不行,他刚才又亲口答应了的。于是,咽了一口气,摆头苦笑道:“我还不止你说的这么些事,我有九个不,不理苏联专家那一套,不北上当官,在中大坚卧不动,不见贵客,不见外国人,不谈政治,不谈时事,不议论人物,不从时俗,你看,我这个人怪不怪?”       “我是听说过,有许多大人物要见你,你拒不见客,连康生都挡在门外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寅恪耐心解释道:“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很清闲自在,实际上我常常夜不能寐,为什么我走这么一座独木桥?其实我是当的领头羊,脖子上挂着叮当乱响的铃铛,其上又刻有独立和自由的字样,特别引人注目罢了。我走这条路是自愿的,是不动摇的,是绝不回头的。我读过马克思的原着,也看其他政治论着,但我不会以什么挂帅,先入为主,而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至于研究柳如是,到底有没有用处?谁也不能定,历史自当有公论。我的历史研究不会媚俗,我不能随形势而变。”他说过这一番话,皱起眉头,略显痛苦,嘴唇也紧闭了。       梅姑娘不敢再问,赶快藉故溜出去了。       陈寅恪感到来日无多,必须要安排一些事情了,现在忠实于自己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刘节,他在研究史学史;一个是复旦大学的蒋天枢,他在研究《楚辞》,研究的方向都与自己不同,但值得信任的只有他们。找刘节,恐怕不行,同一单位,刘节又是“靶子”,与他的来往都在监视中,什么事也办不了,还会惹祸上身,看来只有蒋天枢了。       现在,蒋天枢要来广州了,这是十年来他第二次来拜见恩师。想到此处,陈寅恪兴奋了:“晓莹,你得去车站接他。”       陈夫人最近身体状况还好,又深知丈夫有要事相托,便找学校要了小车,亲自到车站去接蒋天枢,这在陈府是从未有过的礼遇。       陈寅恪在写作《柳如是别传》的过程中,得到蒋天枢许多帮助,为了查访钱谦益、柳如是的活动地点,蒋天枢亲自到吴江、嘉兴一带去调查访问,供给陈寅恪第一手的宝贵资料。这次又将带来一些新的资料。       师生见面,畅谈一天,蒋天枢在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上午来陈宅时,陈夫人去买东西去了,陈寅恪未发话“请坐”,蒋天枢就一直站着与老师说话,陈寅恪看不见,以为他是坐着的,他吩咐道:“我的书现在出版很难,我相信以后会出版,虚假的著作可能会哗众取宠,真相迟早要见天日。我过去的书有《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稿》、《元白诗签证稿》,这些我已编好,还有《柳如是别传》和一些诗稿,需要你来编辑。”       在对面房间誊抄稿子的黄萱看见蒋天枢一直站着,便过来说:“蒋先生,请坐下,我去替你泡茶。”陈寅恪这才知道蒋天枢没人照拂:“哎呀,都怪老夫自顾说话。”       蒋天枢忙说:“不妨事的,不要紧。”他一脸的诚恳恭顺,瘦削的身子却有充足的耐性。       陈夫人回来后,听说此事,向蒋天枢道歉说:“秉南,我去买点菜,无人招待,真是过意不去。”       陈寅恪说:“编书之事,我已向秉南交代了,晓莹,把我写的诗让他抄一部分吧。”       原来,陈寅恪的诗是不轻易给人看的,他在小黑板上写一句,夫人便抄一句,写完抄完黑板一抹,谁也见不着。现在,他居然让蒋天枢来抄诗,这种信任是把这个学生完全当做自己家人了。       蒋天枢要回上海了,陈寅恪特做一文《赠蒋秉南序》,文虽不长,内容十分丰富,当蒋天枢读到“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不由生出一股豪情,深以有陈寅恪这样的老师为骄傲,环顾海内,又有那位学人有他老人家的风骨,当读到“至若追踪芳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记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陈寅恪愤世嫉俗,对学人的软骨病痛恨不已,对蒋天枢这位刚正骨硬的弟子引为同道,特写诗赠之:       俗学何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       河汾洛社同丘貉,此恨绵绵死未休。         骨化成灰恨未休          平静的康乐园沸腾了,“文化大革命”来了!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昔日师生的恩情荡然无存,学生可以任意诽谤老师,老师是挨打的靶子。没有人安心读书,没有人敢安心教书,学生疯了,老师傻了。校园里,到处有人在辩论,总之,天下大乱了。       曾经修剪如绿丝绒般的草坪,于今杂草乱长。灿灿然的龙头花被人弃之路旁,榕树的气根从高处垂下,随风而动,发出嗡嗡的声响。一阵萧杀的风,卷着败叶、枯枝、残花、衰草,漫天飞舞……空气中宓宓芬芬的香气消失了……       为了方便群众帖大字报,当权派修建了大字报栏,从小礼堂直到图书馆、大钟楼一带数百米,全都圈了起来,只留出中间的人行道。按照过去搞运动的惯伎,各个系都要抛出“老运动员”来。历史系首先抛出的是二级教授刘节,因为他一贯尊孔,而且在课堂上公然说考据学的精义是求真,与马列主义是殊途同归的,他还说批判陈寅恪是兴文字狱等等。       斗争很快升级,历史系的“革命群众”在大礼堂举行斗争大会,标语口号且不说了,又瘦又矮的刘节弯腰站在台前,搞运动的积极分子轮流上台发言,口沫四溅,刘节一句也听不进去,他在暗诵《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批判一直批下去,他的背诵也一直继续下去,等到《离骚》已经背完,开始背老子的《道德经》正好背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猛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刘节,你回答!”       刘节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未听见对方喊什么,他问:“答什么?”一个高个子大声吼道:“刘节,你装聋作哑,你说,你是不是每年给陈寅恪拜年?还说什么陈寅恪不能批判,批判他就是搞文字狱,有没有这回事?你说!”       刘节答:“确有其事,就是现在,陈寅恪也不能批斗。”       “为什么不能?”       “他年纪大了,又有病,你们要斗就斗我好了,我以代替老师挨斗为荣!”       刘节的话激怒了群众,立即口号声四起:       “打倒刘节!”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把陈寅恪揪出来示众!”       一个脸上长有暗疮的瘦子冲上去用力推搡刘节,另一个女生冲上去用脚踢,他们合力将刘节摔倒在地,男的说:“滚出去!”刘节爬起来就走,他一把抓住刘节:“在地上滚!”女生凶狠地指着礼堂门口吼道:“在地上爬!”其他人也跟着喊:“爬呀!”刘节无可奈何,傲骨不屈的学者就这样在自己学生的哄笑声中,在肮脏的地上艰难地向门口爬去……       无情的烈火终于烧到陈寅恪身上了。       校方已撤走三个护士,历史系也召回黄萱去参加运动。       过去,要去陈宅拜访必须经他本人同意,现在这个规矩打破了。“革命群众”随便上门,参与其事的一个亲历者回忆说,他当时是数学系二年级学生,伙同他人去找陈寅恪的麻烦,既想亲眼看看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是个什么样子,又想浑水摸鱼捞点好处。他说:陈夫人已经躲了,是一个陈家自费请的护士开的门,她也不敢讲话。陈寅恪那时还不很瘦,皮肤比较白,穿一件蓝色长袍,静静地躺在床上,脸上绝无表情。一群人围在床边念毛主席语录,他反正看不见,也不知道听不听?我们说什么他都默不作声。家中挂的字画等物全都无影无踪,除了几件旧家俱什么都没有。       当时,最让陈寅恪讨厌的是高音喇叭,“革造会”的“革命小将”抢占了图书馆大楼,在屋顶和高层窗户上安装了好几个高音喇叭。每天夜半12点过后,便尖声怪叫。陈宅离图书馆不过3、4百米,听得清清楚楚,更有甚者,在陈宅附近的合欢树上,故意安上高音喇叭,后来甚至迁到室内来了,有意折磨他。       他们对着喇叭高喊:       “打,打,打,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       “气,气,气,气死老特务陈寅恪!”       陈寅恪的睡眠本来就不好,叫他们这一闹,整夜整夜不能合眼,翻来覆去,苦恼万分,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人间何事。       陈寅恪的医护工作,全靠夫人唐晓莹来做了。这一日,她去保健室拿药,中大的保健室其实是一座小型医院,医生护士几十人,病床几十张,有一栋漂亮的小洋楼,一切药品都很齐备,只要不是大病或疑难病症,都可以应付得了。有的同学得了慢性病,还可以在此疗养。在保健室,陈夫人找到了梅护士,她们正在谈论陈寅恪的病情,不巧,被一个历史系的女学生看到,她见过陈夫人,这个面有雀斑、身材肥硕,热衷于造反的女将当时就大呼口号:       “打倒陈寅恪!”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揪出老特务!”       陈夫人脸色略微发青,但她不甘示弱,大声反问:“什么叫反动?”“谁是特务?”       这个女学生没有想到弱不禁风的老太婆居然还敢还击,更加怒火中烧,于是,大声喊道:“打倒地主婆!”“揪出寄生虫!”陈夫人也更加大声地质问道:“谁是地主婆?”“谁是寄生虫?”       两人针锋相对地吵起来,梅护士怕事情闹大,便劝陈夫人:“你赶快走。”陈夫人毫不畏缩,她是个有胆识有主见的老人,她气度不凡地站在那里,虽然清瘦,可是精神,她为了捍卫人格的尊严,可以置生死于度外。       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大多自以为是“革命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指责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乐于显示“唯我独革”的造反精神。       梅护士眼见不妙,便找来保健室主任和7、8个医生护士,他们劝学生散开,也劝陈夫人早点离去。陈夫人本来是来拿陈寅恪需要的稀盐酸、安必先、薄荷水、灰溴和安眠药的。今天眼看拿不成了,在梅护士的劝导下,她才肯离去。       她在前面走,后面还跟着十几个红卫兵在辱骂,她也时时回头,面色气得苍白,两眼却冒出发怒的火光,使人不敢逼视,她走得很快,白色的身影在小道上渐渐消失了……       陈夫人回到家中,将被围攻之事对陈寅恪说了,一向刚强的女人流出了泪水,她趁丈夫尚未觉察,她偷偷地掏出手绢抹了。       陈寅恪狠狠地说:“我原来有九不,现在我还要加一个不,我决不自杀。”       “听说,北大的翦伯赞自杀了。”       陈寅恪坚定地说:“那不值得,我要等待历史带给我的命运,后人才会有公正的评价。”       历史系“红旗公社”的一个头目,他叫缪镇潮,就是那个面有暗疮的瘦猴,他召集了一部分红卫兵煽动道:“我们历史系有一个反动堡垒,那就是陈寅恪,我们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今天,他的老婆还敢和红卫兵吵架,态度极其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把大字报贴到他家门上去!”       一群人搬来梯子,提着浆糊桶,用大字报把美丽的东南区一号楼围了个严严实实,红墙碧窗不见了,成了一个恐怖的老宅。陈寅恪的名字上打着红叉,到处都是什么“反动”、“腐朽”、“寄生虫”、“老特务”等等不堪入目的字眼,甚至还有将失明膑足的生理残疾作为嘲笑的资料等等。       过了一天,下了一场雨,风吹雨淋,大字报零零落落,好似可怕的毛毛虫爬满墙头,使人看了毛骨悚然。       缪镇潮觉得贴大字报还不过瘾,又把红卫兵召集起来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得再多,陈寅恪看不见,他整天装死躺在床上,但他不聋不哑,我们要去他家中斗他,抄他的家!”一伙人听说抄家,都乐意去看热闹,一致同意:“好!”“各自准备一下,明天上午8点集合。”       傍晚时分,陈夫人在门缝发现一张纸条“明日有人来抄家,看后烧掉!”陈夫人心想怎么办?其他东西都管不了啦,她将抄录的三大册诗稿和一部“柳如是别传”手稿,用牛皮纸裹了,在卫生间的窗台上钉了块木板,挡住稿子,外面堆放一些草纸、肥皂之类。       原来《柳如是别传》手稿有两部,陈寅恪早有预见感,他不只一次对陈夫人和女儿们说:“《白香山集》除家藏之外,一本置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一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我的书稿没有办法藏在寺院中,但复写两份还是要的。”当时女儿还嫌烦,不想竟预料到了,陈夫人对丈夫的预见很是佩服。       这天吃过早餐,缪镇潮带了一伙人直奔东南区一号。他们冲上二楼,缪镇潮用力拍门,“嘭嘭嘭!”没有人开门。一个身手矫捷的男生攀上香樟树,跃上阳台,“匡”的一脚踢破窗户玻璃,越窗跳进去。从里面把门拴拉开,一群人蜂拥而入。这时,陈夫人从里面走出来,她见这些人凶巴巴的目光,不友善的举动,气不打一处来,她不客气地问:“你们要干什么?”缪镇潮嘴角露出嘲讽和得意的冷笑,“你说干什么?抄家!”       他径直往书房走去,陈夫人上前挡住,“你们不能动文稿!”缪镇潮一推,陈夫人一个趔趄差点跌倒。缪镇潮吩咐说:“把她拉到一边去。”那个面上有雀斑的健壮女生一步上前扭住陈夫人的骼膊,推到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关着,自己端个凳子坐在门口把守。       一个红卫兵问:“是不是把书搬到广场上去一把火烧掉!”       “那样做不行,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怎么能烧历史书呢?”       大伙七嘴八舌,最后决定把所有书籍和文稿都堆到两间大书房里,贴上封条,任何人不准动。       干完这件事后,缪镇潮说:“好,我们去斗陈寅恪!”       人性的恶开始膨胀了。       一群人争先恐后涌进靠南的一间卧室,他们看见一位苍老瘦弱的人穿一件旧的蓝色长袍静静地躺在那里,微秃的长圆形头颅在光线下,有点像古庙的高僧,已失明的双目黑幽幽的,浓厚的眉毛下垂,稀疏的花白胡子遮住了上嘴唇,两颊凹陷如刀削,唯有长垂的双耳和隆鼻以及那开阔的天庭有几分慑人。长期不晒太阳,皮肤呈病恹恹的白色,脸上毫无表情,好似什么事都没有一样。一群年轻人看见陈寅恪瘦骨嶙峋,不堪一击,不知怎么办才好。       缪镇潮为了壮胆,大喝一声:“把标语贴在床两边!”他们早就写好了两条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揪出老特务陈寅恪!”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标语贴了,陈寅恪仍然没有一点反应,由他们去弄,自己是紧闭双唇不开口说话,其奈我何!       缪镇潮怒喝道:“陈寅恪,你老实点,今天是历史系的革命小将对你进行批判,你必须老实交代罪行。”       一个男生问:“你承不承认自己思想反动?”       陈寅恪不答,只当什么也没听见。       又有一人问:“你交代特务罪行吧!”       陈寅恪仍然不作声。接着,有人指责他研究的东西毫无价值,思想腐朽,陈寅恪仍不发言,激怒了缪镇潮,“都什么年代了,还醉心这些陈腐的东西,真是老顽固一个!”       一个大个子把桌了一拍,“把这个老顽固丢到窗户外面去算了!”       缪镇潮怕惹出人命,“那不行,不跟这顽固透顶的老家伙啰嗦,让他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阎王,我们去抄家!”       一声令下,众人在陈夫人的卧室里乱翻,把找到的字画,古董装在两个麻袋里,还有几只皮箱打不开,缪镇潮说:“去喊王惠英,要她把老太婆带过来,她那里肯定有钥匙。”       王惠英把陈夫人推搡到客厅,“快把钥匙交出来!”陈夫人不交,王惠英便下力扭骼膊,在衣服口袋里乱搜,终于把钥匙抢去了。       皮箱一打开,里面有包扎好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当时一些名流讨论变法之事的信札,还有一个古老的首饰盒,把盖子一掀,人们的眼睛发亮,金光灿烂的金器闪闪发光。       缪镇潮乐了:“还说不是特务,这不是罪证吗?”       陈夫人大怒:“这都是先祖遗物!”       缪镇潮说:“早听说了,你的祖父不是台湾巡抚吗?还不是封建官僚?统统没收。”       陈夫人奋力冲上去,被王惠英用力一推,跌倒在地,晕了过去,陈寅恪在里间听到有人叫:“不好,她死了!”他便大喊:“她有心脏病,你们快去保健室喊人来!”       一个腿快的跑去找人,一会儿梅护士来了,她熟悉病情,立即打了强心针,她对造反小将说:“你们快走吧,她是个老病号,有生命危险!”       这伙人听说有人命,赶快一走了之,缪镇潮草草开了张收据,便把文物字画和金玉宝物统统带去了。还有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今天不过瘾,不打不踢,算什么斗争会?”       缪镇潮说:“封了他的书房,抄了这么些东西,这也算是个大胜仗。”       过了几日,陈夫人慢慢恢复,走到陈寅老床边坐下,“这几日我没能亲自照料你,真有点不放心,怕你气坏了。”       陈寅恪说:“夫人,我不妨事,倒是怕你倒下。你在病中,我制一联,愿听否?”       “快说,快说。”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夫人的眼眶湿润了,她安慰道:“不必这么悲观,我倒喜欢回想你写的这两句。”       “哪两句?”       “回首燕郊初见日,恰似小酌待君来。”       陈寅恪笑了,“想到我们初次见面,我真感谢老天的安排。”       陈夫人说:“在羊城,我们不是没有好日子。你写的‘枕上忽闻花气息,梦惊魂断又新年’我也喜欢。”她摸了摸丈夫枯瘦的手背,不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也使两位老人一筹莫展,陈寅恪需要人扶起上坐椅才能方便,陈夫人年老体弱,扶不住,常常弄得两人都跌倒在地。他们不得不“申请”要求在封存的存款中每月提40元,好请一位工友帮忙干点零活。这样,才能勉强活下去……       一日,闯进来一个穿旧军装的工宣队员,很不客气地对陈寅恪夫妇说:“林队长说你们这房子好,适合工宣队当指挥部,勒令你们马上搬家。”       陈夫人大怒:“你们怎么能……”她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没什么这个那个,快收拾东西,等会儿就来人了。”       不一会儿,来了4、5个工人,他们用担架把陈寅恪抬到楼下,用板车拉着,另一辆板车上乱堆着铺盖脸盆之类,还有几只旧箱子,他们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抄家时没有被发现的诗稿和《别传》,陈夫人装在一个布袋里,放在板车上,她用手按着,害怕掉下去,她紧紧地跟着板车走,从康乐园的东南走到了西南。       在一排平房前停住,工人说:“到了。”陈夫人进去一看,木板床,旧桌椅,四面透风,不觉悲从中来,但不敢和丈夫说。工人把陈寅恪扶上了床,他觉得这床很硬,不如原来的舒服。       他躺在硬床上,一点儿也不伤心。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他能够感觉到数千年的变迁如薄雾般扩散开来,自己在半醒中产生了一种幻觉,他眼前出现了一个熟人,嘴中不由自主地念念有词: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即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       陈夫人说:“你又在背‘答北客’了吧,听说汪篯也自杀了!”       “唉,他那么年轻,研究隋唐史已取得成就,真是想不开。那一次来请我北上,他就不该来,他的弦绷得太紧,唉,断了……”他的声音太小,后面的话听不清楚了。       隔了数日,一天傍晚,大雨滂沱,陈夫人听到有人轻轻敲门,以为是女儿偷偷跑回来了,开门一看,竟是黄萱,不觉大喜,“哎呀,你老多了,日子很难熬吧?”       黄萱放下雨伞,“哎,彼此,彼此,陈先生怎么样了?”       陈寅老听到黄萱的声音,大声问道:“这么大风雨,你何苦冒此风险?”       “我是从北校门码头来的,绕马岗顶小路过来,没有碰到什么人。”       黄萱一身黑衣黑裤,她是早有准备的,她坐在陈寅老床边,“陈先生,怎么瘦了?”       陈夫人说:“陈先生每天要喝牛奶,现在只有稀饭喝……”       陈寅恪打断她说:“黄先生,幸亏你来了,不然连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周院长怎样?”       黄萱气愤地说:“他被关在地下室里,被折磨得厉害,得了重病,怕不行了。”       陈寅恪顿时怒火中烧:“私设牢房,惨无人道,天理不容!黄先生,十多年了,对你的辛勤劳作,我无法报偿,真惭愧呀!”       黄萱安慰道:“我是敬佩你的学问人品,自愿做的。你常说,隋末王通在河汾设教,门下千人,其弟子不乏魏征,房玄龄等杰出人才。依你的学问应广收门徒,修通史才对。你具有真知灼见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酝酿成熟,只是没有条件写出,真是时代的悲剧。有的人是一分学问写十分文章,你老是十分学问写一分文章,我再不帮你,良心说不过去呀!”       黄萱越说越激动,此时她泪眼模糊,面对奄奄一息的陈老夫子,郁结心头多年的块垒不吐不快,她知道,此刻不说,此生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倾吐了:“陈老先生,我真替你惋惜呀!想当年清华园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早去世了,赵元任去了美国,神州大陆只留下您这位国宝,学人尊您为泰山北斗,是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您对国学经典倒背如流,又留学欧美十余国,除了对英、法、德、日和拉丁文等文字的掌握,还精湛研究了梵文、突厥文、西夏文、藏文、蒙文、回鹘文、土火罗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巴厘文、希伯来文、土耳其文等。您的学生是大师,您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像您这样罕见的天才不是什么时代都能产生的。应该给您创造条件配备渊博助手多名,那样会写出一系列的辉煌巨著,也让那些盗窃敦煌文物的外国强盗不敢小瞧我中华无人。十多年来,只有我这么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家庭妇女给您当助手,您写柳如是,也是没有办法呀,一是打发时日,二是抒发苦闷,老先生呀,除了夫人,就只有我知道您是多么的难熬,多么的痛苦,老先生,真可惜可痛呀!”       黄萱边说边流泪,情绪几乎不能控制,陈夫人掏出手绢轻轻地替她抹去颊上的泪水,“黄先生,不要讲了,恐怕别人听见不好。”       黄萱不在乎,“事到如今,我什么也不怕了,我还有一首小诗献给老先生。”黄萱自己也拿手帕揩了揩潮湿的眼睛,正色朗诵道:       “天才命舛未逢时,有道何年此一师。       绝学不传深惋惜, 汾河门下泪迷离。”       “我死以后,你可以把我的治学方法写成文章。”陈寅恪一直到最后,坚信他的著作一定会流传后世——真实的作品不会消亡。       “说来羞愧,我一成也学不到,你的学问太大,学不到呀!”       陈寅老苦笑一声,无可奈何地说:“学不到也好,以免中毒。”       陈夫人问:“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黄萱站起来说:“只要环境允许,我想回鼓浪屿去。陈先生,陈师母,就此告别了,请多保重!”他们都明白,今日一见,算是永诀。       陈夫人目送她在雨夜中消失了。       陈寅恪饮食不调,那时也没有什么营养品供他用了,心脏、血压也出现了问题,他去意已决,不再问医求药。他告诉陈夫人,封存的书以后都献给校图书馆,骨灰撒珠江,不开追悼会。       至此以后,陈寅老不再说话,无论什么人来,也无论你说什么,一律沈默相对,惟有眼角不断有细细的泪水流出……口中喃喃自语。       他已产生了幻觉,祖父、父亲、哥哥,还有王国维、梁启超、吴宓,还有那些学生……他们的面影时时浮现。他的心灵已从烦燥、疑虑、失望中逐渐变为平静,心里一泓泉水,平静得一丝波纹也不起,他感到自己像一艘船,逐渐地靠近了海湾……大师的泪水渐渐冷了,气息渐渐消散……       陈夫人泪已流干,她已麻木,不再痛苦,她本意立即随夫而去,但还有些事情要她去办。她打加急电报把远在四川的大女儿流求召回,加上小彭和美延,母女四人去雇一叶扁舟,叫船夫划到江心,陈夫人打开骨灰盒,三个女儿把鲜花扯成片,花瓣掺合在骨灰中,你一把我一把地向珠江中撒去,母女四人泪如雨下,扁舟随江飘荡,静悄悄的,只有流水声。       她们回来后,陈夫人关上门,口气严厉地对女儿们说:“你们害怕,父亲能原谅你们,可是你们头脑要清醒,等运动过后,文稿一定要追回,你们父亲的遗作将来一定会出版。我这里还有三部诗稿,也很重要,要保存好。你们姐妹三人要团结,切不可听人挑拨,卖亲求荣,谁那样做就不是我们的女儿。”言语中多有不祥之音。       三个女儿泪流满面的低头不语,她们了解母亲性格刚强,办事果敢,说出话来掷地有声。大女儿流求说:“妈,你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陈夫人说:“我死去之后,你就不必从四川回来了。”       她把三个女儿都打发走了,立即断药,她的心脏病一直是靠药物维持的,她去意已决,早在十多年前悼念其姐时,曾写诗明志“姊母殉夫死,姊亦传其烈。”她的家风就是如此刚烈。       在陈寅恪去世一个月后,这位擅长绘画、诗词,又是书法家的贤妻良母也殉夫而去。谁能想到,这位平凡的妇女竟是名将之后,又曾担任过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老师。       赞曰:       先生先去夫人殉,相生相死态从容。       从此魂游康乐园,遗文尚在生罡风。      后记       通识如陈寅恪大师,可能料到他的著作由忠实敦厚的学生蒋天枢编辑出版——《陈寅恪文集》,但他未必能想到,他不同意学历史的女儿会参与编辑《陈寅恪文集》,并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赫然印在封面上,他更难想到自己的铜像会立在康乐园,纪念碑则立在祖籍的庐山之上。这只能说明时代的发展如电光火石,变化无穷,耐人寻味。       令陈夫人遗憾的是,她珍藏的三大册诗稿(二女儿被迫交出)和家传金玉宝物至今还未找到,有哪位好人天良发现,交出此物,善莫大焉!       黄萱在鼓浪屿听涛观海,她回忆陈寅恪著书的精神是“惊天地,泣鬼神!”       《柳如是别传》堪称奇书,值得仔细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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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3 12:31:41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进入专题 : 全球化 中国转型    ● 南开大学课题组       中国转型是世纪之交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研究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一是作为有着辉煌过去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血泪和屈辱,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面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富国穷的原因,从而找到达至长期经济繁荣的路径。二是中国转型是在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实践中摸索进行的。中国转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在实践中检验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并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三是中国转型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则大大动摇了冷战之后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因此,中国转型正逢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契机,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中国转型的研究,采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一般规律,从而对转型的方向、路径和绩效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分析。由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应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也曾经在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出现过。甚至直到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还在相互参照着对方的转型实践来制定今后的发展规划。因此,将中国和与之有着相同的起点、相似的经历甚至面对相同问题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较,有助于排除掉那些仅在中国成立而被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践所推翻的佯谬,发现真正影响中国转型的主要因素,从而找到有利于推动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规律。     当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解决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事实上,国内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怀疑态度,认为由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已经不具备可比性了。但应当看到的是,转型不只包括意识形态一个方面,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历依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况且,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别,但他们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都值得中国借鉴。因此,如果将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作人类社会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种探索,那么就可以将之与中国转型加以比较,来分析有着相同起点的国家是怎样出现了转型路径的分化、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能够保障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制度是什么、如何建构这样一种制度,等等。     在此,在认同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有着共同的起点,以及追求社会经济进步这一共同的目标这两个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从而从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来理解转型的内涵及其阶段性发展规律。以此为标准,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制度变迁分为转型的准备阶段(1978~1992年)、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1992~2002年)以及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并分别就转型的准备阶段、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不同表现以及所产生的相关争论作针对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应对策略。            一、转型的准备阶段: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分界线,正是在此之后一系列体制转变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1978年作为中国转型的起始之年。分析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揭示中国转型的内在规律。一种可替代的划分方法是以1992年为界,在此之前的制度变革可以称之为“改革”,在此之后的制度变革则应称之为“转型”。          (一)为什么要区分“改革”与“转型”?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进行的体制转变,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一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体制转变的,即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变是通过采取激进的方式实现的,它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中国的体制转变则是通过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它不认为体制转变是一次性的和全面的,而是强调应当采取从局部到整体、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分阶段推进方式,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来逐渐实现体制的转变。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是研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由此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争论直至今日依然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而支撑这种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与苏东剧变之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大爆炸式的方式在体制内推行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不同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转变并没有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核心地位的国有企业上,而是选择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边缘的农业部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允许其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国有企业。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实际上是通过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前苏联、东欧国家1990年以来所实行的“休克疗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果。回顾历史发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序幕远在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前就早已拉开,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改革呼声从未停止。根据夏旺斯的观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50~1960年,这次改革浪潮发端于前南斯拉夫,浪潮的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开始尝试改革本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60~197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一些国家的改革发生了部分退却(如波兰)或受到了遏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则坚持下来(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体制”);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改革低潮后,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兰、匈牙利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也从1978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2事实上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东欧改革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经济学家如布鲁斯、锡克、科尔奈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这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鉴或沿用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的许多做法。而采取大爆炸式的激进方式来实现体制转变也并不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最初选择,只能将其看作是渐进式改革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因此,体制转型的激进与渐进方式的区分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将其与这些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邓宏图、李亚(2005)认为,不能把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前在的制度条件”。他们认为,自从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期。应当把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党的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在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文献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演化道路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是形成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初始条件论”,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不同的初始经济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转型之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国有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并且没有社会保障,这使得大量劳动力愿意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中国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这可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较容易地实现,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而俄罗斯东欧国家则普遍城市化水平很高并且存在着过度工业化的问题,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全部人口,并且配有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使得劳动力不愿意向没有任何补贴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所面临的是结构调整问题,既要削减效率低下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和补贴,又要在更为有效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这种调整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更加困难,因而也就难以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3     第二,不同的初始组织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前实行的都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上却并不相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济组织完全按照功能或分工需要的不同来进行管理,所有部门都只为管理单一事项设立,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类似于U型等级结构(由计划职能部门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条条”模式);而中国的经济组织则是按照多部门和多地域的形式来设立的,每个部门都拥有不同的功能,并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分散,类似于M型等级结构(中央与地方分权管理的“块块”模式)。在M型经济组织中,各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性比较弱,因而可以通过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在没有立即摧毁现存层级制的情况下造成非国有部门的持续进入和扩张。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U型经济组织由于中央政府的计划控制过于严密,各不同生产部门间具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因而难以用局部试验的方式来逐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4     “初始条件论”加深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转型之间关联性的理解,但初始条件不同并不是造成经济转型差异的根本原因。既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异早就存在,为什么直到转型之后这些初始条件才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初始条件的不同只能看作是导致制度变革的潜在条件,而真正使这些潜在条件得以显现的举措才是决定转型的最重要原因。而事实上,虽然可以把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看作是一场制度变迁。但正如周冰所说,这一制度变迁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激烈的制度变迁,这一显著的特点使得它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制度变迁。5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将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区分为“改革”和“转型”两个阶段。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改革”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量变过程,“转型”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质变过程。6     比照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把苏东剧变作为俄罗斯东欧国家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而把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这种划分并不是对1978~1992年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低估,只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所实行的举措与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关联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系列的量变过程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形成质变。当然,这些并没有忽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因为思想上的解放是在此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探索过程的前提。     在完成对“改革”和“转型”的区分后发现,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制度变革的差异并不是体现在采取激进与渐进的方式,两者在改革阶段都表现出渐变性,而在转型阶段则表现出激变的特征,而是体现在从改革到转型的不同表现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同样经历了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的反复,采取了颇为相似的举措,如分权让利、局部改革,甚至同样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提出来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1978年以来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中国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改革最终带来的却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东欧国家是采取一种突变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而中国却采取一种平滑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7换句话说,同样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采取的也是相似的举措,为什么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却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可见,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以及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揭示其内在规律性,必须重新思考改革对转型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重新考量中国在1978~1992年所走过的道路。          (二)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改革为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准备。科勒德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后来的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所有这些安排在后来都促进了市场分配和行为变化遵循的逻辑和价值观”。8但是只有能够说明为什么颇为相似的改革举措会给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在这方面墨菲、施莱弗和维什尼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他们的研究认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实行局部改革之后所出现的GNP下滑、市场上产品短缺情况恶化、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是因为在局部改革条件下,由于国有部门受价格管制,在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而私有部门可以自由定价,这使得投入品将由国有部门流向能够给出更高报价的私有部门,而由于达致均衡后投入品的边际价值对于国有部门来说更高,因此在局部改革的情况下,资源实际上是从高边际效用部门流向了低边际效用的部门,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降低了总福利水平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局部改革中,计划限价使得交易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买者和卖者对资源的评价。私有部门虽然能够提出一个比国有部门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来获得资源,但是由于资源的价格被普遍低估,私有部门的进入只是使原本属于国有企业的租金被重新分配。因此施莱弗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面改革很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施莱弗等人认为,这是因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以计划配额的形式保证了国有部门仍然可以按计划价格来得到投入品供给,并只允许投入品供应商将超过国家计划配额以外的那部分产出卖给非国有部门,这样就控制住投入品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失,从而避免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前苏联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国有部门的调整配额,但由于国家能力的严重削弱,中央政府丧失了制约国有部门履行计划配额的能力,这使得前苏联没能控制住投入品的供给流失,陷入到“局部改革的陷阱”之中。     施莱弗等人的研究用中国和前苏联之间在控制投入品流失上,国家能力的差别来解释为什么相似的改革举措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他们认为是否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是规避“局部改革的陷阱”的关键,在没有足够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全面改革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历史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中国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国家能力的追求导致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又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而造成了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10而另一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曾经在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这说明,局部改革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已有之,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的首创。既然在历史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又进行了几次局部改革,那么为何这几次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最终导致改革的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见,在国家能力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局部改革的陷阱”的产生。     可以从国家能力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不成功的原因。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在组织结构上保证中央政府拥有足够能力来保证国家权力的实施,但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乃至国有企业都是中央的下属机构,其作用仅限于从基层收集信息和贯彻上级的计划,缺乏自主权。这无疑会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造成妨碍,不利于其社会经济产出的持续提高。而社会产出的下降同样会对其国家能力造成削弱。这就决定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以分权为主要内容,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①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所进行的两次分权改革,都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情结,地方政府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因而都追求“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对国家能力的削弱。显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这种现象只有在中央政府重新集权,通过国家计划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才能得到遏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改革一直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这种“治—乱”循环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目前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中国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意愿,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革。钱颖一和温加斯特进一步提出了“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从更一般的层面上分析分权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分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引入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对改革的要求、主张和坚持,有助于克服对改革的抵制及约束,也有助于改革政策的连续性,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关键原因。11这带动了后来的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地方政府激励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应地,分权理论也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12分权改革所引发的“治—乱”循环说明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具有过渡性和不稳定性,正是这种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要性。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众正是在一次次的“分权—集权”循环之中丧失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其国家能力的破坏,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从改革走向了转型。事实上在当前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中,也有文献指出分权改革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王永钦等,2007),还有文献对“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杨其静等,2008)。     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分权改革没有对中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伴随着改革的重点从工业领域转移到农业领域,分权的范围也从传统体制的核心扩大到体制的边缘。由于在农业领域政府干预的作用范围和力度都有限,这样权力下放有利于形成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市场交易主体。另外,中国农村主体活动范围较小,它们之间的长期博弈形成了稳定的关系型合约,与通过第三方来实施的正式合约相比,这种关系型合约具有较好的自我实施特性,而权力下放所带来的政府作用范围的收缩为关系型合约创造了作用空间,这使得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变得活跃起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改革,促进了市场主体和分工交易的形成,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生成。这也正是中国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虽然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的破坏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也不能够有效地使这种自然发育形成的市场走向强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然性。          二、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理解市场化            经过了转型的准备阶段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几次调整之后,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即市场化的全面推进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共同任务。这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建设这两个具体的方面,即一方面要改变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要转变经济运行机制,使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上的供求状况,重建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            (一)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的关系:如何改变旧体制            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是如何在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尤其是国有制。在这方面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在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理解市场经济,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实现了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在旧体制瓦解的同时自发地生成。这种观点构成了俄罗斯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东欧国家开始实行以产权私有化为基础、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为必要条件的“休克疗法”。     从理论上来说,新古典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有赖于一系列相继的试错过程,即:可以从随机给出一组物价出发,根据这一组随机物价,每个人可以确定实现他们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量或供给量。13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它仅仅把市场理解为一种均衡的状态,而如果对市场达至均衡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市场均衡的实现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因而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不能够在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之后就自动生产的。     所以,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只是迅速摧毁了旧体制,在最大限度上破坏了原有的交易关系。其结果正如科勒德克所说,只有“休克”,没有“治疗”。14对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人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正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促使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市场和价格理论转向合同行为以及合同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重新激发了对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组织机构和制度之间互动互补关系的研究兴趣。并且,转型迫使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这些制度结构。15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也指出,虽然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和摆脱贫困,但仅凭这些因素是不能够创建出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市场支持体制,才能够巩固和强化转型前期的成就。16在经历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巩固”时期,而制度改革和法律规则的建立成为“巩固”时期的最主要任务。17     市场机制构建的缺失是导致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改变旧体制尤其是国有制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不但产权改革不会自发地生成市场经济,事实上认为产权改革应当先于市场机制构建的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在中国的国有制改革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建设对立起来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产权改革,改变国有企业中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背离的状况,实现两者最大限度的对应,惟其如此,才能够解决企业运行中的内在激励问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关键原因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只要卸掉企业为社会承担的各种历史包袱,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便可以通过利润指标获取企业经营者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优胜劣汰,解决国有企业内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因此,产权改革并不是改变传统体制的唯一手段,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主张采取产权改革的办法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观点背后的理论支持就在于,科斯曾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并且是可转让的,那么初始权利配置给谁都无关系,这些权利能够通过转让与重组而形成优化配置的结果。18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一科斯定理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而市场越不完善,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就会遇到障碍,交易成本就越高。这就是说,单纯的产权制度变革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病,而缺乏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结构,缺乏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市场参与主体,也不会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在国有制改革问题上,不应该“要么选择产权制度变革,要么选择市场机制建设”,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对立起来,而应看到二者的互补性,根据改革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的现实状况,弄清制约改革进程的关键环节,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确定改革的重点。     从实践来看,中国在改变国有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在于其市场机制构建是先于产权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市场得以形成,这保证了中国在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之后,可以实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构建的互补。这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对转型的意义所在。            (二)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成长            事实上转型国家市场经济的成长与对外开放是密切相关的,转型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从而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本国的市场化进程。但是如果策略选择不当、所选择的时机不合适,对外开放也有可能给转型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对外开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关系型合约是相关主体长期博弈的结果,因而其作用范围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在体制外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的市场化实际上是通过对外开放,用外需弥补内需的不足来实现的。第二,对外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比以前更为健康了。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它必然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而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提高本地区的产出水平,这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为融入世界市场,各地方政府必须充分挖掘自身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在全国层面上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结构的差异化,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削弱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因此,如果将中国市场经济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分权改革的话,那么对外开放则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正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并不是简单的产业搬家,通常是将产业链进行分解,然后采取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设备供应等形式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国际间的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金碚,2004)。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就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和扩散,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订单以及设备供应等形式,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愿望更为强烈。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其国内关系型合约的作用空间更为有限,难以形成自发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转型前因欠下大量外债而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迫切需要国外的援助;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前社会主义阵营时强调专业分工,一个国家的某一种产品比重都很大,一旦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形成的统一的跨国产业链条突然断裂,相关的产业就会立即陷入困境。19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纷纷打开国门,试图融入世界市场。甚至一些东欧国家声称它们进行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回归欧洲”。但是对转型国家而言,外部的市场世界既有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方面外部的世界市场机制更为完善,竞争更加公平,这有利于转型国家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市场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健全也就意味着竞争会更加激烈,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远逊于国外企业的本国产业也将会面临巨大威胁。俄罗斯的对外开放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就将对外开放视为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结果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国内原本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力的产业也随之面临崩溃。     对外开放在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东欧国家的产权改革就是在外资的参与下完成的。对东欧国家来说,他们也将对外开放作为经济自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与俄罗斯所采取的内部私有化不同的是,东欧国家普遍采取了将国有资产出售给外资的方式来实现私有化。在它们看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资本在购买能力上的缺陷,减少国家补贴,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可以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将企业转移至“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尽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东欧国家的这种私有化方式曾一度被世界银行所推崇,在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对俄罗斯东欧国家十年转型的总结报告中,将引入外国资本看作是提高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20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欧国家成功推进市场化进程。进入到21世纪以来,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十个国家先后加入欧盟,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夙愿。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是有选择性的,它们往往看好那些基础设施比较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发展潜力比较大、容易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因而这种私有化方式使最优质的国有资本落到了国外资本的手中。21     从理论上来说,在生产资源的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并不会对东欧国家的经济造成妨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在欧盟的范围内,各种生产资源的配置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不同国家间展开,因而加入欧盟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得到空前发展的今天,各种生产资源的流动总会受到各种限制,如政治方面的限制、地域方面的限制、历史文化方面的限制等。尤其是对于劳动力而言,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从未在各个国家间实现自由流动。正是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对生产资源自由流动方面的限制,使得世界上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表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欧国家的经济,由于外国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控制着大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生产部门,这会使得其国内的生产活动已经随着外国资本的渗透而被迫进行重组,从而其整个社会再生产都围绕着外国资本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产出中的大部分份额是以利润的形式存在的,而利润是被外国资本所占有的。因此对于东道国来说,一方面其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所分享;而另一方面,其经济的正常运转也会越加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再投资。这无疑会使东道国越来越丧失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力,从而越来越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对生产活动进行干预,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引发外国资本抽逃,则经济必然出现大滑坡,因而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比较差。这种情况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表现尤为突出。            (三)从市场化到市场深化:转型终结论评析            由于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因而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用市场化程度来量度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进展。这其中既包括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22也包括进入到新世纪以来的几次有关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而企业界更加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市场化理解为转型的全部,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中东欧的十个国家加入欧盟、“回归欧洲”之后,②转型已经终结或者接近终结的言论开始不绝于耳。罗兰就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提出了转型经济学应当转型的问题。23施莱弗和托瑞斯曼也认为,经过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回归正常,成为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24这种言论在前苏联国家也大有其支持者,如马乌(2002)就认为俄罗斯在2001年已经完成转型。     这场变革无疑是一个体制转变过程,如果仅仅着眼于这场变革自身,那么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自然会对这场变革的内涵和及其结束标志作出不同的界定。但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东欧国家,进行体制转换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因此,只有将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制度变革的内涵,将其理解为建构一种能够促进国家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安排时,对这场制度变革终结与否的判断才有意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谈转型国家的市场化,那么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体制转变的问题,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起能够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框架和规则;第二个阶段则主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建立起一个能够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有利于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因此,如果把第一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定位为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则应当定位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第二阶段的市场化为“市场深化”也许更为贴切。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已经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其市场化的质量和程度。但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加入WTO、中东欧十国加入欧盟、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美国和欧盟的承认之后,主要转型国家已经初步确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构建支持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治理的社会公共领域。由于在前期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领域发生的“多重转型”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甚至是剧烈的重构。因此在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制度环境整体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耦合而有机构成的制度结构模式,从而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一个核心任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国家治理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将建立在“良好治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的基础之上,它将有助于国家迎接挑战、克服困境并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也从欠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通过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协调互动以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公共秩序和谐治理与社会经济高效、公正发展的“善治”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主张。26     基于以上的考虑,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对制度的理解,它着眼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共生与互补、协调与互动,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探寻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态,这有利于重塑政府与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建立一个运行规范的、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好的市场经济”。     对许多转型国家而言,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进而构建一种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转型初期激进的制度变革在摧毁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地陷入国家与社会秩序分裂和经济持续衰退的治理危机之中。而摆脱治理危机的必由路径就是对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进行适应性调整,重新审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恢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必要的治理功能。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不同,实施渐进转型的中国在政府的主导下稳健推动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未来的制度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因此,能否通过持续深入的国家制度建设,构建一种政府、市场及社会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将成为影响中国顺利跨越转型深化的“临界点”,成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研究视角出发,不仅可以对中国已经经历的转型历程作出深刻理解,而且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的转型走向并由此确立适宜的转型发展战略。          三、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市场经济框架已基本建成,因而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他们都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的共同任务,不过,与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及其构建路径和策略也应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路径特征          中国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总体趋势体现为: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及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整体的治理结构实现了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的三重转变。27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不仅促使政府的目标、角色、组织、制度和能力发生了明显转变与改善,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体制,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路径适应了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治理绩效,正在迈向“好的市场经济”。     1.政府转型与治理结构变迁     转型是一个政府理性构建与个体自发演化相互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作为最重要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主体的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没有政府的有力介入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然而,早期主导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却忽视了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这给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在经历了严重的转型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改革政府对于转型成功的重要意义。就连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安德烈·施莱弗也不得不坦陈:“经济改革的速度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政府的转轨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因素”28。而推崇“渐进—制度主义”转型战略的热若尔·罗兰(2002)则明确指出,单纯强调瓦解国家、缩小政府的规模和作用是一种错误的策略选择,关键在于“改革政府组织,从而尽可能使政府官僚的利益与市场的发展一致”。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转型之初就十分重视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并且伴随着转型的推进,不断深化政府改革,这就使得中国始终保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推动和协调转型进程。从1982年至今,中国一共进行了六次主要的政府改革(1982~1985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如此几乎平均5年一次的频繁改革在转型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OECD的概括,中国的政府改革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裁撤政府冗员;增强政府的公共行为效率。29尽管在历次改革中上述四个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在1998年之前,中国的政府改革更加侧重于精简机构和削减成本,而1998年之后的改革则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以适应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的需要。30政府改革本身涉及到复杂的制度结构和利益结构调整,因此也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但是正如任何改革都不能求全责备一样,中国的政府改革在摸索的过程中毋庸置疑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目标偏好、治理理念和角色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日益将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上来。政府目标与理念的转变也必然导致其角色定位的转变,那就是从革命型政府、政治动员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还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接受来自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断增强自身的制度学习能力,更新自身的治理理念。诸如“治理与善治”等先进观念和知识日益融入政府的目标偏好并贯彻到日常的管理过程之中。     第二,政府的组织结构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日趋合理化。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将国务院的100个部门裁减为61个,此后虽又有所膨胀,但是在1998年的改革中进一步缩减为29个。政府机构精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冗员,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政府机构的缩减还伴随着机构设置的优化。在2003年的改革中,为了实现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商业、贸易流通管理,强化金融体系监管,提高食品安全等目标,国家合并或新成立了一系列必要的经济社会治理部门,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312008年启动的大部制改革也进一步合并或重新组建了政府部门机构,以实现精简、统一、高效的目标。政府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健全了干部人事制度,完善了政府的激励约束结构,促进了科层系统人力资本的更新与积累。其主要措施包括: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下放干部管理权;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与保障机制;实行“公推公选”和干部监督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制度;健全干部培训制度,等等(俞可平,2008)。这些制度安排确保政府可以不断吸纳新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系统,以维持一个理性化、专业化和具备职业操守的现代行政人员体系,这也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绩效高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施莱弗通过比较研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政府治理效能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保留了老政治家,并给他们提供了不恰当的激励,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掠夺性行为。”32     第三,政府的治理方式更加多元化,政府的职能范围也更加合理。传统体制下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强制推动政策实施的局面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政府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已经大大减弱。政府开始综合使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推行各种制度改革和公共政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也更多地采取柔性化、弹性化的方式来激励社会经济主体执行国家的政策,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此外,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范围也不断作出调整,以界定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必要边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界定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方向: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等。上述变化表明,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两个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调整:一是在经济领域进一步缩减多余的行政管理职能,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2.政府与市场经济制度构建     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推崇一种市场自发演化论,主张只要彻底摧毁计划体制,放开价格,放弃对国有资产的垄断,管住财政支出和货币发行,一种有效的市场经济就会破土而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的转型确实会产生一些令人疑惑之处,那就是为何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型政府会有足够的激励和能力来创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以一种静态化的视角来看待转型,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演进的历史经验。卡尔·波兰尼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详细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并非与生俱来的,而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有效;当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当初的“大转型”中就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们不仅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设施,还通过关税保护工业,并努力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当市场对人的生命和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之时,政府还采取必要手段遏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脱嵌”于政治社会保护的市场是从未有过的。33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在创建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通过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考察,提出了政府增进市场的观点(市场增进论):政府与市场并不是相互排斥和替代的关系,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民间部门的自发协调并不能克服所有重大的市场缺陷,这在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在东亚国家市场崛起阶段,权威型政府以及职业化的官僚体系广泛介入经济活动,它们通过产业政策、信贷政策、非正式的指导等方式有力地推动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政府与市场相互增进的治理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为政府在创建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历史佐证。它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介入市场创建活动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但是另一方面,受特定历史传统、体制结构、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模式,而只能结合自身的国情探索一条可行而有效的市场化道路,这也就使得中国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色。总体而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分兵突进到综合协调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主要体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和推广。伴随着农村改革成效的显现,政府将改革逐步引入城市。个体经济、私营部门有所发展,成为改善市场供应状况、搞活经济、促进增长的重要民间力量;国有企业也迈开改革步伐,国企改革从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逐步推进到确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微观经济部门改革相伴随的是价格、金融、财税、外贸等宏观领域改革的相继全面展开。在创建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最优”制度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如双轨制、财政分权、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经济特区等),促进体制的平稳过渡。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道路体现了一种务实的经验主义改革策略。它承认改革的设计者具有“有限理性”,无法事先设计一个准确无误的改革蓝图,因此只能采取“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方式,根据环境的变化来不断对原先的改革方案进行修正,运用改革试验、试错法等策略以逐步逼近理想的改革目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充分意识到改革所面临的政治约束,特别是利益分化给改革带来的阻力,因此需要合理安排改革时序,同时给予改革失利者必要的补偿,以化解阻力,保持市场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渐进式改革策略体现了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它既看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承认这种体制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意识到在改革的特定时期,保持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制度存量的必要性,从而将市场化改革造就成一个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过程,而非单纯的效率衰减过程。     中国渐进式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显然与政府转型与能力构建密不可分。     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后将其垄断和控制的经济资源释放出来,为市场力量的萌生创造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政府人员的利益结构发生了转变,实现了与市场发展的“激励相容”,因而促使政府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增进市场的“扶持之手”的功能。另一方面,政府也保持了权力的必要集中及其对改革的调控能力,从而确保市场化进程不偏离既定的轨道。这一点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兰(2002)就曾指出,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如价格双轨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瓦解和软弱,以至于政府无法保持一个可信的改革承诺,也不能约束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中国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治理下,能够稳步培育市场轨的发展壮大,并在关键时刻将计划轨并入市场轨,走上全面市场化的道路。     当然,市场经济的发育反过来也对政府治理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市场机制运转所推动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财政资源,提高了其必要的经济权力,也促使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从排斥与敌视走向友好与亲和。市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也可以减轻政府过度承担的经济职能,使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必要的公共服务方面,提高治理效率。市场的发育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变提供必要的经验、技术和工具。     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是内嵌于其“总体社会”结构之中的。根据孙立平(2008)的观点,总体性社会体现了一种资源高度垄断条件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即政府控制一切;除了政治和经济上高度集权的制度设置外,中国还在城市中采取单位制,在农村中采取人民公社制度来实现对资源的集中以及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分化程度比较低,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层比较简单(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大社会主体),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均匀。总体性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政府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关系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式发展战略的需要,但是也限制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损伤了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     如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转型使得总体性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政府与社会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变迁,社会成员逐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行动空间,并由此打破了传统的高度单一和封闭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过程中。社会分化首先体现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明显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水平,传统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格局被彻底打破。其次,在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并且不同阶层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再次,相对自治和独立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得到发展。目前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大约36万个,而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存在的各种民间组织可能多达300万个(俞可平,2008)。这标志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萌芽,中国也日益从单一治理走向多元治理。最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导致新的观念和思潮不断涌现,社会在精神层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涌动。     社会结构的变革既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它一方面适应了市场化的需要,标志着整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方面也表明转型社会蕴藏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政府必然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而有效地协调其与社会的关系,构建起新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     政府协调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在转型初期,受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采取了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推动市场化与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经济秩序紊乱,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扶持社会的力度,并且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城市最低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取消农业税,推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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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司令员  李世明上将(1948.12-,四川三台人) 政治委员  田修思中将(1950.02-,河南孟州人) 副司令员  李作成中将(1953.10-,湖南安化人)  舒玉泰中将(1950.07-,云南寻旬人)  阮志柏中将(1950.12-,安徽全椒人)  方殿荣空军中将(1949-,黑龙江穆陵人) 副政治委员  赵开增中将  刘长银中将(1952-,湖北大悟人)   司令部 参谋长  艾虎生中将(1951.10-,河南禹州人) 副参谋长  曾 冉少将(重庆垫江人)  苏 巍少将  王秋生少将(1955.05-)  张 兵少将   政治部 主任  柴绍良少将(1954.10-,安徽太湖人) 副主任  朱新民少将(1952.06-)  郑道光少将(1952-,山东枣庄人) 联勤部  部长 张 烨少将(1953.12-,山西沁县人)  政治委员 张建华少将(1953-,广西玉林人) 装备部  部长 王业明少将(1954.11-,安徽六安人) 陆军第13集团军 (重庆,77100部队)  军长 许 勇少将(1959-,陕西宝鸡人)  政治委员 刁国新少将(1958.12-,江苏泰兴人) 陆军第14集团军 (云南昆明,77200部队)  军长 周小周少将(1956.10-,安徽巢湖人)  政治委员 黄集骧少将(1962-,安徽合肥人) 重庆警备区  司令员 朱和平少将(1957-,江西万载人)  政治委员 梁冬春少将(1955.12-,浙江温岭人)* 四川省军区  司令员 凌 峰少将  政治委员 叶万勇少将(1953-,湖北大冶人)* 云南省军区  司令员 张肖南少将(1955-,广东揭西人)  政治委员 杨成熙少将(1955-,贵州遵义人)* 贵州省军区  司令员 李亚洲少将(1955.12-,重庆开县人)  政治委员 石 晓少将(1957-,云南大理人)* 西藏军区  司令员 杨金山中将(1954.08-,河南息县人)*  政治委员 郎友良中将(1952.05-,河北迁安人) 昆明陆军学院  院长 王世平少将(1953.12-,山东禹城人)  政治委员 刘华荣大校(1959-)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 司令员  徐粉林中将(1953.07-,江苏金坛人) 政治委员  张 阳上将(1951.08-,河北武强人) 副司令员  郑 勤中将(1951.10-,河南新县人)  吕丁文中将(1951-,江西南昌人)  王治民中将(1953-,陕西商洛人)  邢书成少将(1952.12-,山东文登人)  蒋伟烈海军少将(1955-,江苏武进人)  张建平空军少将(1956.04-,江苏常州人) 副政治委员  刘良凯中将(1949.06-,湖南澧县人)  田义功中将(1949.12-,山东寿光人)  黄嘉祥海军中将(1949.01-,江苏启东人)  王玉发空军中将(1949.01-,河南南召人)   司令部 参谋长  贾晓炜中将(1953.04-,北京市人) 副参谋长  韩林枝海军少将(1952.03-,江苏东台人)  孔 见少将(1952-,江苏江都人)  黎仕林少将(1953-,广东紫金人)  王郡里少将  周松和少将   政治部 主任  郑卫平中将(1955-,山西万荣人) 副主任  韩 伟少将(1954-,广西合浦人)  吴社洲少将(1958-,湖北汉川人) 联勤部  部长 王玉仁少将(1954-,山东莱芜人)  政治委员 周为民少将(1954.11-,河北平泉人) 装备部  部长 闫力平少将(1954.04-,山西五台人)   陆军第41集团军 (广西柳州,75110部队)  军长 刘小午少将(1960.01-)  政治委员 陈平华少将(1957.06-,湖北仙桃人) 陆军第42集团军 (广东惠州,75200部队)  军长 尤海涛少将(1958.01-,河南光山人)  政治委员 岳世鑫少将(1954-,湖北宜昌人) 湖北省军区  司令员 汪金玉少将(1953.03-,吉林扶余人)*  政治委员 陈大民少将(1956-,河南扶沟人) 湖南省军区  司令员 张永大少将(湖北人)  政治委员 李有新少将(1954.10-,湖南平江人)* 广东省军区  司令员 刘联华少将(1953.04-,山东烟台人)*  政治委员 黄善春少将(1957.04-,广西北流人) 广西军区  司令员 龙义和少将(1954.01-,湖南湘阴人)*  政治委员 白念法少将(1956-,山东淄博人) 海南省军区  司令员 谭本宏少将(1958-,湖南慈利人)  政治委员 刘鼎新少将(1952.08-,湖南攸县人)* 驻香港部队  司令员 张仕波中将(1952.02-,浙江诸暨人)  政治委员 王增钵中将(1950.11-,河北深州人) 驻澳门部队  司令员 祝庆生少将  政治委员 许进林少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司令员  赵克石上将(1947.11-,河北高阳人) 政治委员  陈国令上将(1947.06-,辽宁庄河人) 副司令员  王洪光中将(1949.08-,山东新泰人)  王教成中将(安徽来安人)  宋普选中将(1954.03-,山东文登人)  秦卫江少将(1955.12-,湖北红安人)  苏支前海军少将(1955.08-,福建惠安人)  乙晓光空军少将(1958.06-,江苏沭阳人) 副政治委员  徐德学中将(1949.08-,安徽亳县人)  吴 刚少将(河北满城人)  丁海春海军少将(1955-,湖南益阳人)  宋 琨空军少将(安徽人)   司令部 参谋长  杨 晖少将(1962-,山东青岛人)  副参谋长  陈卫国少将(江苏南通人)  王海涛少将(河南新县人)  郑 和少将   政治部 主任  吴长海少将(1954.02-,辽宁新民人) 副主任  郭礼云少将(1954.06-,江苏扬中人)  汪晓荣少将(安徽泾县人) 联勤部  部长 杨建华少将(1953-,湖南醴陵人)  政治委员 周明贵少将 装备部  部长 孟昭斌少将(1953.12-,山东单县人) 陆军第1集团军 (浙江湖州,73011部队)  军长 蒋谟祥少将(1954-,湖北松滋人)  政治委员 王 平少将(1955.04-,陕西清涧人) 陆军第12集团军 (江苏徐州,73061部队)  军长 韩卫国少将(1956.01-,河北井陉人)  政治委员 白 吕少将(1961.09-,山西应县人) 陆军第31集团军 (福建同安,73111部队)  军长 马成效少将(1964.03-)  政治委员 姜 勇少将(1956.06-,辽宁盖县人) 上海警备区  司令员 彭水根少将(1953.11-,湖北黄石人)  政治委员 朱争平少将(1953.02-,江苏海门人)* 江苏省军区  司令员 孙心良少将(1954.12-,江苏泗阳人)  政治委员 李笃信少将(1954.09-,山东章丘人)* 浙江省军区  司令员 傅 怡少将(1953.11-,江苏南京人)  政治委员 林恺俊少将(1952.05-,江苏海安人)* 安徽省军区  司令员 许 伟少将(1955.02-,河北三河人)  政治委员 宋海航少将(1955.05-,河南武陟人)* 福建省军区  司令员 汪庆广少将(1954.01-,江西樟树人)  政治委员 朱生岭少将(1957.11-,江苏东台人)* 江西省军区  司令员 郑水成少将(1954.06-,湖北仙桃人)  政治委员 陶正明少将(1953.10-,湖北大悟人)* 南昌陆军学院  院长 黄新炳大校   政治委员 李 弘大校(江西宜春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 司令员  范长龙上将(1947.05-,辽宁东沟人) 政治委员  杜恒岩中将(1951.07-,辽宁大连人) 副司令员  冯兆举中将(1949.09-,山东莒县人)  刘沈扬中将(1951-)  王 军少将(1953-)  田 中海军中将(1956.12-,河北黄骅人)  郑群良空军少将(1954.01-,辽宁瓦房店人) 副政治委员  王 健中将(1954.06-,河南汝南人)  吕建成少将(1956.03-,河南漯河人)   司令部 参谋长  赵宗岐中将(1955-,黑龙江宾县人) 副参谋长  马秋星少将(1953-,浙江建德人)  张祁斌少将(1953.11-,河北深县人)   蒋建军少将   政治部 主任  张烈英少将(1952.12-,辽宁庄河人) 副主任  张建华少将  吕民松少将(1956.06-,山东海阳人) 联勤部  部长   政治委员 张建设少将(1952.09-,山东乐陵人) 装备部  部长 郎剑钊少将(1954-,河南上蔡人) 陆军第20集团军 (河南开封,71320部队)  军长 徐经年少将(1957-,安徽庐江人)  政治委员 杨玉文少将(1955-,山东新泰人) 陆军第26集团军 (山东潍坊,71146部队)  军长 马宜明少将(1957-,河南邓州人)  政治委员 李景文少将(河南太康人) 陆军第54集团军 (河南新乡,71521部队)  军长 戎贵卿少将(1961-,河南尉氏人)  政治委员 徐远林少将(江苏如皋人) 山东省军区  司令员 荣森之少将(1957.08-,山东文登人)  政治委员 刘从良少将(1954-,河南信阳人)* 河南省军区  司令员 刘孟合少将(1953.03-,河南滑县人)  政治委员 周和平少将(1955.09-,湖北公安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 司令员  王国生上将(1947.02-,吉林大安人) 政治委员  李长才上将(1949.01-,安徽合肥人) 副司令员  郭洪超中将(1949.10-,山东冠县人)  朱锦林中将(1950.03-,浙江杭州人)  赵建中中将(1950.10-,河北海兴人)  庄可柱空军少将(1955.02-) 副政治委员  张国栋中将(1950.05-,吉林梨树人)  李国辉中将(1950.06-,山东陵县人)   司令部 参谋长  刘粤军中将(1954.09-,山东荣成人) 副参谋长  李 星少将  王振国少将(1954.11-,陕西蒲城人)  田民洲少将(陕西人)   政治部 主任  苗 华少将(1955.11-,江苏如皋人) 副主任  李炳仁少将(1952.09-,甘肃白银人)  王文杰少将(1954-,辽宁辽阳人) 联勤部  部长 占国桥少将(1953.12-,浙江萧山人)  政治委员 邓瑞华少将(甘肃武威人) 装备部  部长 高 亢少将(河北人) 陆军第21集团军 (陕西宝鸡,68210部队)  军长 何清成少将(1958-,四川蓬溪人)  政治委员 刘 雷少将(1957.01-,山东东阿人) 陆军第47集团军 (陕西临潼,68310部队)  军长 曹益民少将(1962-,四川蓬安人)  政治委员 范长秘少将(1955.06-,山东乐陵人) 甘肃省军区  司令员 陈知庶少将(1954.01-,湖南湘乡人)*  政治委员 傅传玉少将(1955.09-,山东烟台人) 陕西省军区  司令员 郭景洲少将(1953.07-,陕西华县人)  政治委员 段进虎少将(1952.07-,陕西韩城人) 宁夏军区  司令员 昌业廷少将(1955.12-,山东齐河人)  政治委员 王志宏少将(1955-,陕西彬县人)* 青海省军区  司令员 张书领少将(1952-,安徽淮南人)*  政治委员 武玉德少将 解放军边防学院  院长 马慧祥大校  政治委员 高荣根大校   新疆军区 司令员  彭 勇少将(1954.01-,河北石家庄人) 政治委员  王建民中将(1951.11-,甘肃庆阳人) 副司令员  来策义少将(1953.02-,陕西礼泉人)  万宗林少将(1952.07-,河北涞水人)  赛买提·买买提少将(1956.11-,新疆吐鲁番人,维吾尔族)  王聪民少将(1954.02-,山东日照人) 副政治委员  邓宁峰少将(甘肃庆阳人)  王全生少将(1954.04-,陕西周至人)  马合木提·库尔班少将  邓长宇少将(1954-,山东聊城人) 参谋长  王聪民少将(兼) 政治部主任  张福基少将(甘肃天水人) 联勤部  部长 赵志丹大校  政治委员 金科俊少将(1955.07-,甘肃榆中人) 装备部  部长 魏满湖大校   南疆军区  司令员 张建胜少将  政治委员 林淼鑫少将(1955-,湖南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  部长 高龙福少将(1956.07-)  政治委员 王兴国少将(1956.09-,湖南衡阳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 司令员  房峰辉上将(1951.04-,陕西咸阳人) 政治委员  刘福连中将(1953-,安徽来安人) 副司令员  黄汉标中将(1950-,广东揭东人)  李少军中将(1949.11-,江苏睢宁人)  张宝书中将(1950.10-,吉林长春人)  段端武中将(1949.08-,安徽涡阳人)  江建曾空军中将(1949.01-,湖北红安人) 副政治委员  黄建国中将(1955.03-,陕西乾县人)  程童一少将(1954.06-,山东昌乐人)   司令部 参谋长  王 宁少将(1955.08-,山东荣成人) 副参谋长  高建国少将(1955-,河北元氏人)  李 平少将(1952-,湖北红安人)  武燕生少将(1954.07-,山东肥城人)  陈 建少将  杜克明少将(1955.03-,江西吉安人)   政治部 主任  崔昌军少将(1954-,山东枣庄人) 副主任  李忠义少将  康春元少将  廖可铎少将(1958.02-,湖北鄂州人) 联勤部  部长 董明祥少将(1953.09-,安徽来安人)  政治委员 王海儒少将(1955-,山东长清人) 装备部  部长 王小京少将(1953.06-,北京人) 陆军第27集团军 (河北石家庄,66276部队)  军长 薛爱国少将(1958.05-)   政治委员 薛凝冰少将 陆军第38集团军 (河北保定,66393部队)  军长   政治委员 邹运明少将(1962-,河北河间人) 陆军第65集团军 (河北张家口,66455部队)  军长 许林平少将(1957.03-,湖南石门人)  政治委员 刘 建少将 北京卫戍区  司令员 郑传福少将(1951.06-,安徽凤阳人)*  政治委员 高东璐少将(1954-,河北霸州人) 天津警备区  司令员 董泽平少将(1954.03-,江苏溧阳人)  政治委员 谢建华少将(1953.10-,山东黄县人)* 河北省军区  司令员 史鲁泽少将(1957.02-,安徽滁州人)*  政治委员 张彦欣少将(1951.11-,河北安国人) 山西省军区  司令员 刘云海少将(1954-,河北青县人)  政治委员 张少华少将(1954.12-,山西河曲人)* 内蒙古军区  司令员 刘志刚少将(1955.07-,河北易县人)*  政治委员 吴合春少将(1951.12-,河北任邱人) 机械化步兵学院 (河北石家庄)  院长 王 东大校  政治委员 李喜群少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 司令员  张又侠上将(1950.07-,陕西渭南人) 政治委员  褚益民中将(1953.07-,江苏如皋人) 副司令员  石香元中将(1952.06-,河北赞皇人)  钟志明中将(1952.09-,四川荣县人)  王晓军少将(1952.09-,河北馆陶人)  周来强空军中将(1950.01-,江苏淮安人) 副政治委员  马丙泰中将(1950.09-,河北卢龙人)  侯贺华少将(1954.06-,山东滕州人)   司令部 参谋长  侯继振少将(1955-,山东夏津人) 副参谋长  孙福林少将  周汉江少将(1956-)  刘志明少将   政治部 主任  高建国中将(1954.10-,山东胶南人) 副主任  秦保中少将(1953.09-,山西长治人)  黄永贤少将(黑龙江绥化人) 联勤部  部长 李文纲少将  政治委员 宋凤鸣少将(1953.03-,吉林长春人) 装备部  部长 王升山少将(1952.04-,辽宁辽阳人) 陆军第16集团军 (吉林长春,65301部队)  军长 高光辉少将(1963.04-,吉林东丰人)  政治委员 王 群少将 陆军第39集团军 (辽宁辽阳,65521部队)  军长 潘良时少将  政治委员 张书国少将 陆军第40集团军 (辽宁锦州,65631部队)  军长 彭 勃少将(1955.10-,河南洛宁人)  政治委员 刘念光少将(1957-,辽宁建平人) 辽宁省军区  司令员 鲍铁印少将(黑龙江富锦人)  政治委员 张 林少将(黑龙江绥化人)* 吉林省军区  司令员 陈红海少将(1955.05-,江苏宿迁人)  政治委员 常 跃少将(1953.04-,重庆人)* 黑龙江省军区  司令员 高 潮少将(江苏阜宁人)  政治委员 马学义少将 类别: 军事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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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大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司令员  李世明上将(1948.12-,四川三台人) 政治委员  田修思中将(1950.02-,河南孟州人) 副司令员  李作成中将(1953.10-,湖南安化人)  舒玉泰中将(1950.07-,云南寻旬人)  阮志柏中将(1950.12-,安徽全椒人)  方殿荣空军中将(1949-,黑龙江穆陵人) 副政治委员  赵开增中将  刘长银中将(1952-,湖北大悟人)   司令部 参谋长  艾虎生中将(1951.10-,河南禹州人) 副参谋长  曾 冉少将(重庆垫江人)  苏 巍少将  王秋生少将(1955.05-)  张 兵少将   政治部 主任  柴绍良少将(1954.10-,安徽太湖人) 副主任  朱新民少将(1952.06-)  郑道光少将(1952-,山东枣庄人) 联勤部  部长 张 烨少将(1953.12-,山西沁县人)  政治委员 张建华少将(1953-,广西玉林人) 装备部  部长 王业明少将(1954.11-,安徽六安人) 陆军第13集团军 (重庆,77100部队)  军长 许 勇少将(1959-,陕西宝鸡人)  政治委员 刁国新少将(1958.12-,江苏泰兴人) 陆军第14集团军 (云南昆明,77200部队)  军长 周小周少将(1956.10-,安徽巢湖人)  政治委员 黄集骧少将(1962-,安徽合肥人) 重庆警备区  司令员 朱和平少将(1957-,江西万载人)  政治委员 梁冬春少将(1955.12-,浙江温岭人)* 四川省军区  司令员 凌 峰少将  政治委员 叶万勇少将(1953-,湖北大冶人)* 云南省军区  司令员 张肖南少将(1955-,广东揭西人)  政治委员 杨成熙少将(1955-,贵州遵义人)* 贵州省军区  司令员 李亚洲少将(1955.12-,重庆开县人)  政治委员 石 晓少将(1957-,云南大理人)* 西藏军区  司令员 杨金山中将(1954.08-,河南息县人)*  政治委员 郎友良中将(1952.05-,河北迁安人) 昆明陆军学院  院长 王世平少将(1953.12-,山东禹城人)  政治委员 刘华荣大校(1959-)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 司令员  徐粉林中将(1953.07-,江苏金坛人) 政治委员  张 阳上将(1951.08-,河北武强人) 副司令员  郑 勤中将(1951.10-,河南新县人)  吕丁文中将(1951-,江西南昌人)  王治民中将(1953-,陕西商洛人)  邢书成少将(1952.12-,山东文登人)  蒋伟烈海军少将(1955-,江苏武进人)  张建平空军少将(1956.04-,江苏常州人) 副政治委员  刘良凯中将(1949.06-,湖南澧县人)  田义功中将(1949.12-,山东寿光人)  黄嘉祥海军中将(1949.01-,江苏启东人)  王玉发空军中将(1949.01-,河南南召人)   司令部 参谋长  贾晓炜中将(1953.04-,北京市人) 副参谋长  韩林枝海军少将(1952.03-,江苏东台人)  孔 见少将(1952-,江苏江都人)  黎仕林少将(1953-,广东紫金人)  王郡里少将  周松和少将   政治部 主任  郑卫平中将(1955-,山西万荣人) 副主任  韩 伟少将(1954-,广西合浦人)  吴社洲少将(1958-,湖北汉川人) 联勤部  部长 王玉仁少将(1954-,山东莱芜人)  政治委员 周为民少将(1954.11-,河北平泉人) 装备部  部长 闫力平少将(1954.04-,山西五台人)   陆军第41集团军 (广西柳州,75110部队)  军长 刘小午少将(1960.01-)  政治委员 陈平华少将(1957.06-,湖北仙桃人) 陆军第42集团军 (广东惠州,75200部队)  军长 尤海涛少将(1958.01-,河南光山人)  政治委员 岳世鑫少将(1954-,湖北宜昌人) 湖北省军区  司令员 汪金玉少将(1953.03-,吉林扶余人)*  政治委员 陈大民少将(1956-,河南扶沟人) 湖南省军区  司令员 张永大少将(湖北人)  政治委员 李有新少将(1954.10-,湖南平江人)* 广东省军区  司令员 刘联华少将(1953.04-,山东烟台人)*  政治委员 黄善春少将(1957.04-,广西北流人) 广西军区  司令员 龙义和少将(1954.01-,湖南湘阴人)*  政治委员 白念法少将(1956-,山东淄博人) 海南省军区  司令员 谭本宏少将(1958-,湖南慈利人)  政治委员 刘鼎新少将(1952.08-,湖南攸县人)* 驻香港部队  司令员 张仕波中将(1952.02-,浙江诸暨人)  政治委员 王增钵中将(1950.11-,河北深州人) 驻澳门部队  司令员 祝庆生少将  政治委员 许进林少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司令员  赵克石上将(1947.11-,河北高阳人) 政治委员  陈国令上将(1947.06-,辽宁庄河人) 副司令员  王洪光中将(1949.08-,山东新泰人)  王教成中将(安徽来安人)  宋普选中将(1954.03-,山东文登人)  秦卫江少将(1955.12-,湖北红安人)  苏支前海军少将(1955.08-,福建惠安人)  乙晓光空军少将(1958.06-,江苏沭阳人) 副政治委员  徐德学中将(1949.08-,安徽亳县人)  吴 刚少将(河北满城人)  丁海春海军少将(1955-,湖南益阳人)  宋 琨空军少将(安徽人)   司令部 参谋长  杨 晖少将(1962-,山东青岛人)  副参谋长  陈卫国少将(江苏南通人)  王海涛少将(河南新县人)  郑 和少将   政治部 主任  吴长海少将(1954.02-,辽宁新民人) 副主任  郭礼云少将(1954.06-,江苏扬中人)  汪晓荣少将(安徽泾县人) 联勤部  部长 杨建华少将(1953-,湖南醴陵人)  政治委员 周明贵少将 装备部  部长 孟昭斌少将(1953.12-,山东单县人) 陆军第1集团军 (浙江湖州,73011部队)  军长 蒋谟祥少将(1954-,湖北松滋人)  政治委员 王 平少将(1955.04-,陕西清涧人) 陆军第12集团军 (江苏徐州,73061部队)  军长 韩卫国少将(1956.01-,河北井陉人)  政治委员 白 吕少将(1961.09-,山西应县人) 陆军第31集团军 (福建同安,73111部队)  军长 马成效少将(1964.03-)  政治委员 姜 勇少将(1956.06-,辽宁盖县人) 上海警备区  司令员 彭水根少将(1953.11-,湖北黄石人)  政治委员 朱争平少将(1953.02-,江苏海门人)* 江苏省军区  司令员 孙心良少将(1954.12-,江苏泗阳人)  政治委员 李笃信少将(1954.09-,山东章丘人)* 浙江省军区  司令员 傅 怡少将(1953.11-,江苏南京人)  政治委员 林恺俊少将(1952.05-,江苏海安人)* 安徽省军区  司令员 许 伟少将(1955.02-,河北三河人)  政治委员 宋海航少将(1955.05-,河南武陟人)* 福建省军区  司令员 汪庆广少将(1954.01-,江西樟树人)  政治委员 朱生岭少将(1957.11-,江苏东台人)* 江西省军区  司令员 郑水成少将(1954.06-,湖北仙桃人)  政治委员 陶正明少将(1953.10-,湖北大悟人)* 南昌陆军学院  院长 黄新炳大校   政治委员 李 弘大校(江西宜春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 司令员  范长龙上将(1947.05-,辽宁东沟人) 政治委员  杜恒岩中将(1951.07-,辽宁大连人) 副司令员  冯兆举中将(1949.09-,山东莒县人)  刘沈扬中将(1951-)  王 军少将(1953-)  田 中海军中将(1956.12-,河北黄骅人)  郑群良空军少将(1954.01-,辽宁瓦房店人) 副政治委员  王 健中将(1954.06-,河南汝南人)  吕建成少将(1956.03-,河南漯河人)   司令部 参谋长  赵宗岐中将(1955-,黑龙江宾县人) 副参谋长  马秋星少将(1953-,浙江建德人)  张祁斌少将(1953.11-,河北深县人)   蒋建军少将   政治部 主任  张烈英少将(1952.12-,辽宁庄河人) 副主任  张建华少将  吕民松少将(1956.06-,山东海阳人) 联勤部  部长   政治委员 张建设少将(1952.09-,山东乐陵人) 装备部  部长 郎剑钊少将(1954-,河南上蔡人) 陆军第20集团军 (河南开封,71320部队)  军长 徐经年少将(1957-,安徽庐江人)  政治委员 杨玉文少将(1955-,山东新泰人) 陆军第26集团军 (山东潍坊,71146部队)  军长 马宜明少将(1957-,河南邓州人)  政治委员 李景文少将(河南太康人) 陆军第54集团军 (河南新乡,71521部队)  军长 戎贵卿少将(1961-,河南尉氏人)  政治委员 徐远林少将(江苏如皋人) 山东省军区  司令员 荣森之少将(1957.08-,山东文登人)  政治委员 刘从良少将(1954-,河南信阳人)* 河南省军区  司令员 刘孟合少将(1953.03-,河南滑县人)  政治委员 周和平少将(1955.09-,湖北公安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 司令员  王国生上将(1947.02-,吉林大安人) 政治委员  李长才上将(1949.01-,安徽合肥人) 副司令员  郭洪超中将(1949.10-,山东冠县人)  朱锦林中将(1950.03-,浙江杭州人)  赵建中中将(1950.10-,河北海兴人)  庄可柱空军少将(1955.02-) 副政治委员  张国栋中将(1950.05-,吉林梨树人)  李国辉中将(1950.06-,山东陵县人)   司令部 参谋长  刘粤军中将(1954.09-,山东荣成人) 副参谋长  李 星少将  王振国少将(1954.11-,陕西蒲城人)  田民洲少将(陕西人)   政治部 主任  苗 华少将(1955.11-,江苏如皋人) 副主任  李炳仁少将(1952.09-,甘肃白银人)  王文杰少将(1954-,辽宁辽阳人) 联勤部  部长 占国桥少将(1953.12-,浙江萧山人)  政治委员 邓瑞华少将(甘肃武威人) 装备部  部长 高 亢少将(河北人) 陆军第21集团军 (陕西宝鸡,68210部队)  军长 何清成少将(1958-,四川蓬溪人)  政治委员 刘 雷少将(1957.01-,山东东阿人) 陆军第47集团军 (陕西临潼,68310部队)  军长 曹益民少将(1962-,四川蓬安人)  政治委员 范长秘少将(1955.06-,山东乐陵人) 甘肃省军区  司令员 陈知庶少将(1954.01-,湖南湘乡人)*  政治委员 傅传玉少将(1955.09-,山东烟台人) 陕西省军区  司令员 郭景洲少将(1953.07-,陕西华县人)  政治委员 段进虎少将(1952.07-,陕西韩城人) 宁夏军区  司令员 昌业廷少将(1955.12-,山东齐河人)  政治委员 王志宏少将(1955-,陕西彬县人)* 青海省军区  司令员 张书领少将(1952-,安徽淮南人)*  政治委员 武玉德少将 解放军边防学院  院长 马慧祥大校  政治委员 高荣根大校   新疆军区 司令员  彭 勇少将(1954.01-,河北石家庄人) 政治委员  王建民中将(1951.11-,甘肃庆阳人) 副司令员  来策义少将(1953.02-,陕西礼泉人)  万宗林少将(1952.07-,河北涞水人)  赛买提·买买提少将(1956.11-,新疆吐鲁番人,维吾尔族)  王聪民少将(1954.02-,山东日照人) 副政治委员  邓宁峰少将(甘肃庆阳人)  王全生少将(1954.04-,陕西周至人)  马合木提·库尔班少将  邓长宇少将(1954-,山东聊城人) 参谋长  王聪民少将(兼) 政治部主任  张福基少将(甘肃天水人) 联勤部  部长 赵志丹大校  政治委员 金科俊少将(1955.07-,甘肃榆中人) 装备部  部长 魏满湖大校   南疆军区  司令员 张建胜少将  政治委员 林淼鑫少将(1955-,湖南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  部长 高龙福少将(1956.07-)  政治委员 王兴国少将(1956.09-,湖南衡阳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 司令员  房峰辉上将(1951.04-,陕西咸阳人) 政治委员  刘福连中将(1953-,安徽来安人) 副司令员  黄汉标中将(1950-,广东揭东人)  李少军中将(1949.11-,江苏睢宁人)  张宝书中将(1950.10-,吉林长春人)  段端武中将(1949.08-,安徽涡阳人)  江建曾空军中将(1949.01-,湖北红安人) 副政治委员  黄建国中将(1955.03-,陕西乾县人)  程童一少将(1954.06-,山东昌乐人)   司令部 参谋长  王 宁少将(1955.08-,山东荣成人) 副参谋长  高建国少将(1955-,河北元氏人)  李 平少将(1952-,湖北红安人)  武燕生少将(1954.07-,山东肥城人)  陈 建少将  杜克明少将(1955.03-,江西吉安人)   政治部 主任  崔昌军少将(1954-,山东枣庄人) 副主任  李忠义少将  康春元少将  廖可铎少将(1958.02-,湖北鄂州人) 联勤部  部长 董明祥少将(1953.09-,安徽来安人)  政治委员 王海儒少将(1955-,山东长清人) 装备部  部长 王小京少将(1953.06-,北京人) 陆军第27集团军 (河北石家庄,66276部队)  军长 薛爱国少将(1958.05-)   政治委员 薛凝冰少将 陆军第38集团军 (河北保定,66393部队)  军长   政治委员 邹运明少将(1962-,河北河间人) 陆军第65集团军 (河北张家口,66455部队)  军长 许林平少将(1957.03-,湖南石门人)  政治委员 刘 建少将 北京卫戍区  司令员 郑传福少将(1951.06-,安徽凤阳人)*  政治委员 高东璐少将(1954-,河北霸州人) 天津警备区  司令员 董泽平少将(1954.03-,江苏溧阳人)  政治委员 谢建华少将(1953.10-,山东黄县人)* 河北省军区  司令员 史鲁泽少将(1957.02-,安徽滁州人)*  政治委员 张彦欣少将(1951.11-,河北安国人) 山西省军区  司令员 刘云海少将(1954-,河北青县人)  政治委员 张少华少将(1954.12-,山西河曲人)* 内蒙古军区  司令员 刘志刚少将(1955.07-,河北易县人)*  政治委员 吴合春少将(1951.12-,河北任邱人) 机械化步兵学院 (河北石家庄)  院长 王 东大校  政治委员 李喜群少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 司令员  张又侠上将(1950.07-,陕西渭南人) 政治委员  褚益民中将(1953.07-,江苏如皋人) 副司令员  石香元中将(1952.06-,河北赞皇人)  钟志明中将(1952.09-,四川荣县人)  王晓军少将(1952.09-,河北馆陶人)  周来强空军中将(1950.01-,江苏淮安人) 副政治委员  马丙泰中将(1950.09-,河北卢龙人)  侯贺华少将(1954.06-,山东滕州人)   司令部 参谋长  侯继振少将(1955-,山东夏津人) 副参谋长  孙福林少将  周汉江少将(1956-)  刘志明少将   政治部 主任  高建国中将(1954.10-,山东胶南人) 副主任  秦保中少将(1953.09-,山西长治人)  黄永贤少将(黑龙江绥化人) 联勤部  部长 李文纲少将  政治委员 宋凤鸣少将(1953.03-,吉林长春人) 装备部  部长 王升山少将(1952.04-,辽宁辽阳人) 陆军第16集团军 (吉林长春,65301部队)  军长 高光辉少将(1963.04-,吉林东丰人)  政治委员 王 群少将 陆军第39集团军 (辽宁辽阳,65521部队)  军长 潘良时少将  政治委员 张书国少将 陆军第40集团军 (辽宁锦州,65631部队)  军长 彭 勃少将(1955.10-,河南洛宁人)  政治委员 刘念光少将(1957-,辽宁建平人) 辽宁省军区  司令员 鲍铁印少将(黑龙江富锦人)  政治委员 张 林少将(黑龙江绥化人)* 吉林省军区  司令员 陈红海少将(1955.05-,江苏宿迁人)  政治委员 常 跃少将(1953.04-,重庆人)* 黑龙江省军区  司令员 高 潮少将(江苏阜宁人)  政治委员 马学义少将 类别: 军事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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