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

今年出了个“姓党”事件，由以下镜头组成：第一，总书记要求靠党吃饭的媒体不要砸党的锅。第二，中国国家电视台当即响应，声称自己“姓党”，请党放心。它在国内外听众面前泄露了这一机密，肯定比秘而不宣好、比躲躲闪闪好。第三，任志强先生批评了央视。一人之谔谔，胜于寒蝉之缩缩，更远胜于满朝文武百官之唯唯诺诺。除非九州有意自杀，风雷的活力不可或缺。第四，任先生遭到了有组织的讨伐，讨伐者也姓“党”，这也未必纯属坏事，因为它同时也起着敲警钟的作用，提醒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必须丢掉幻想：诸位不是要求新闻“姓真”吗，这要求超出了党的底线；只要有党在，诸位就只配得到“姓党”的新闻，不配得到“姓真”的新闻！事情是否到此为止？我不知道。如果到此而不止，下一位“姓党”的又将是谁？是宗教“姓党”，还是科学也“姓党”？是大陆“姓党”，还是香港、台湾都“姓党”？是人类“姓党”，还是动物、植物、矿物全“姓党”？我想不出来，也猜不出来。我只知道“姓党”事件之应运而生，盖出于一种自信：只要喉舌们天天高唱太阳里边无黑子，就能造出“不落的太阳”来。曾经有过报道党内负面新闻的党报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过媒体不需要竞相为“姓党”而争生存的年代。那时，信息有权不受政权的管制而自由传播，舆论有权不受党派的审查而自由交流。那是公民有自由的年代，是比现在更接近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时代。可惜，自由化被邓小平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过，这也不能全算坏事，因为它毕竟证明了一个驳不倒的事实：同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相比，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反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真心的拥护者和建设者。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即使进入共产党已经夺到了全国政权的年代，党的喉舌也还有克尽职守的时候，它们也还曾经如实地报道过一些“负能量”的事件。可见共产党内的丑闻也是报道的对象，而不是不得告人的党国机密。这样的事，以一九五三年为例，就我记忆所及，至少发生过三起。第一起就是黄逸峰事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详情另文，不赘。党的领导亲自向纪凯夫道歉接着是《纪凯夫事件》。纪凯夫是武汉医院的一位职员，他报告有人偷公款。后来查明，偷儿就是本院的最高领导——党支部书记。但该书记掌握档案，证明纪有亲属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因此纪是贼喊捉贼。武汉市长和市委书记，当然相信这位“姓党”的书记，纪因此被逮捕。幸有支部组织委员主持正义，向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起诉。真相大白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南局纪委的结论，决定释放纪凯夫，开除支部书记出党，武汉直辖市的市长因此撤职，市委书记降职。有一细节有点意思：本案结束时，据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委托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打电话给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要他亲自向纪凯夫道歉。第三起是张作臣事件。张是山东省苍山县长，为了替党增产，他在书记的支持下，决定把农民已经种了低产“岱字棉”的几百亩棉花拔掉，改种高产的“斯字棉”，使一千多户农民受损。过程中，争论很大。高产是党的指示，当然“姓党”，农民应该服从党。党的县委当然支持张作臣行使领导权，不“姓党”的农民不服，把状告到山东省政府监察委员会和中共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事出在一九五二，处理已是一九五三。最后的结论，没有陷入自行设置的“姓什么”之类的陷阱，径直开除了张作臣的党籍，县委书记也受了撤职处分。由从善如流堕落到从党如流以上三件，都没有乞灵于“姓”什么的符咒，直截了当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案件本身的是非作出判断。虽然无法可依，但可贵的共和与法治的精神尚未完全在人的心中泯灭。不管姓党不姓党，反正必须从善如流。民心因此振奋，影响很好，使当官的不敢胡作非为。不过，由从善如流堕落到从党如流，由蒸蒸日上转变为江河日下，也只在弹指之间。就在那个一九五三年，毛泽东从脑袋里掏出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取代了政协的共同纲领。公民权从此被消失在“姓党”的视野和心田之外。“姓党”的总路线于是压倒一切，打那时起，看党的脸色就是必须的，“站错队”无异自尽。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视及其同类“姓党”，早已不是新闻。等到姓这姓那不再成为必要的时候，对读者对社会负责任的媒体和舆论就能够生存了。老百姓的嘴巴是防不得的，这是规律。既然是规律，就不可能不起作用，无非是个时间问题。《动向》201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