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

沈大偉教授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好文章，把风行一时的“中国模式”之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使中国模式的“末日”成为新的聚焦点。这不是占卜。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预测“中国模式”死亡的日期。正如沈大偉教授在文中所说，“我们无从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它结束前的路会是什么样子。”文章只是指出了某些“可能性”，例如“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而暴力的。”我赞成用“死亡”这个科学的概念，这是人人都懂的老百姓语言。有些信奉毛泽东的人可能会因此难受，不过毛本人在他神志还算清楚的时候，倒没有讳言过党和国家“死亡”的大结局。沈大偉教授从多种大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看出了“残局”。我想就同样的素材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谁对中国模式依旧抱有信心？中国模式是金字塔。被压在塔底的穷苦大众有信心吗？中国模式是不公平不公开的竞争模式。最大的受益者是因邓小平南巡讲话而先富起来的富豪。他们本来同样一无所有，因不公平不公开的竞争而成了幸运儿。他们现在的“信心”，不在嘴上，而在脚下，他们正在用脚投票。这是他们内在的“信心”的真实而不做作的外部表现。金字塔的中间有两部分。一部分人渴望走新路，他们正在受到二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打压能增强他们走老路的信心吗？另一部分是负责自上而下“灌输”（ “灌输”是列宁的发明）和实现党的意志的人。沈大伟教授生动地描写了他的直接观察所得。我没有这种幸运的机会，但也听到了最新的流行语：“官不聊生”。既不能走寻租腐败的老路，又不准探索公平公正公开的新路，请问应该何以为生？最后的问题是金字塔的顶层，这顶层有没有信心？主旋律正在高奏三个自信进行曲，恐怕是自欺欺人。倒不是因为它的发明者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那位声名狼藉的衣局长；也不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夸张的声势；只因为当局的所作所为泄漏了顶层内在的心理状态。富豪的信心不在嘴上，顶层的信心也不在三个自信中。在什么地方呢？在他们的判断和行动上。打压不同意见的决策基础，不是自信，只能是丧失自信。把艺术家柴静女士志在净化天空的作品封杀在“网络维稳”之中，把历史杂志《炎黄春秋》的编者、作者、读者和爱好者视为敌对势力而禁止聚谈，可见草木皆兵到了无法理喻不可思议的程度。视忧国忧民的公民为所谓敌对势力，假若不是出于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恐惧，那就只能是精神病患者无法自拔的悲歌了。健康的人，不可能如此变态！所以我说，三个自信是装出来的。茫茫中华，谁能告诉我，谁对中国模式有信心？已故的习仲勋副委员长对中国有信心。是他建议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他不愧为中流砥柱。敢于保护不同意见，是大无畏精神的表现和升华。他认定，坚定地依靠全体国民的理智和主动，为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提供法律保障，是长治久安的基础。我因此受到教益。我也对中国有信心。很可惜，今年两会的全体代表及其主席团的衮衮诸公，好像把习老人的遗愿不当一回事。难道又得浪掷一年？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小的儿子赵五军日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称，希望能将中共高层对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定性刻在他的墓碑上。据接近赵家的友人称，赵五军的这番话反映了赵紫阳后人的共同意愿。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对此表示，当局应该协助赵家后人，并赞成把当局的定性刻在墓碑上，让民众思考高层对赵紫阳的定性。他希望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的骨灰盒早日安葬，入土为安。在赵紫阳去世十周年之际，香港《南华早报》记者专访赵紫阳最小的儿子赵五军。赵五军说，在他全家继续争取骨灰安葬的权利的同时，也希望官方的结论被人们记住。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官方的结论被重新否定时，他说“我希望‘支持动乱和分裂党’刻在他的墓碑上，对于我们家人来说，这不是什么耻辱，是我们的光荣。”一位接近赵紫阳子女的友人星期三告诉本台：“五军的这番讲话，不仅仅是赵紫阳目前家庭成员的一人讲话，他家里都是这样的想法，这正如赵去世以后，他们家庭子女写的一副对联所说的‘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我觉得这是赵紫阳子女集体的心声。我对他们子女十多年来所表现出对父亲的爱戴、理解，我觉得非常好”。今年1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本台曾在1月3日率先报道，赵紫阳的家人曾多次向中央要求“将赵紫阳及夫人梁伯琪的骨灰盒一起安葬”，让两位长者入土为安。但得到的答复是在中央认为合适的时候。这位赵家友人告诉记者：“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十年了，竟然没有把这样一位致力于中国改革，受到人民尊敬、怀念的领导人，和他的老伴一起安葬。这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号称自己‘三个自信’，‘三个代表’的执政党，竟然这样对他们自己的总书记，我觉得这样对赵紫阳是非常不公平的。在入土安葬问题上，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无非是害怕人民去瞻仰他”。赵紫阳在1989年学运期间，反对邓小平采取军事镇压的决定，后被定性为“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被软禁中的赵紫阳于2005年去世，其遗孀梁伯琪于2013年辞世。赵去世时，中央办公厅曾提出将其骨灰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家人希望自行安葬在公共墓地，未被接纳。俩人的骨灰盒至今仍放在北京富强胡同的故居。赵紫阳的子女分别在2013和14年，多次向中央办公厅提出，希望把赵紫阳和梁伯琪的骨灰盒合葬于墓园，但被婉拒。赵五军对南华早报说：“这件事始终压在心上，我们希望他得到合适的安葬。”、“我们不希望父亲的安葬与政治或者官衔有什么关联。我们只图一个安静的家庭葬礼”。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赵紫阳的子女提出的意见应该尊重：“这就是历史，赵紫阳给中国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大家心里都知道。中共中央对他做了一个什么结论，应该刻在墓碑上。这两个东西对照起来，使大家既了解赵紫阳，也了解中共中央，不是很好吗。这就是历史，将历史改来改去是不好的”。鲍彤认为，赵紫阳的后人希望安葬骨灰盒，当局应该协助：“家人的愿望应该得到支持，当局应该有支持、协助的责任，没有干涉、阻拦的权力。任何一个老百姓对自己父母的遗体处理，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为什么要权力机关，政权机关来干预？依法治国不能这样治吧。赵五军说：“只要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我爸爸的名字就会继续敏感。”他表示尽管家里人对这位前总书记是否会翻案并不在乎，但是纠正这一事件的错误对整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赵紫阳当年反对军队镇压学生运动。二十多年来，他的名字成为敏感词，而不能出现在官方媒体、书刊及不得评论，但在中国民间却口耳相传，有口皆碑。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胡汉强/申铧

鲍彤：我想你说的是普世价值，而在中国他们所需要的是“中国特色”，这两条路走差了。对全世界来说，大概国家是国家，党是党，但是在中国，国家和党好像又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就是它毕竟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叫“中华共产党国”。但实际上它说的“人民共和国”，而人民是受党领导的，所以也就是党的共和国，这个，在中国老百姓中是常识，在中国媒体是常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