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黄章晋 | 在革命中失落的母语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想清楚。 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看它是否有正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价值,然后,它就在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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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 | 德国苹果为什么不如中国

一周前在德国参加一个会议时,工作餐供应的苹果让我起了好奇心:其状如三十年前中国本土的苹果,个头比中国今天的苹果小两号,青绿的表皮除了微微泛红,还有浅褐色的斑点。此苹果不但外观欠佳,口感亦差,甜度不高,水分不多,说它有点蔫涩并不夸张。 虽然德国素以工作餐俭省著称,想不至于苹果也要刻意挑选如此窘迫的,毕竟今天中国市场上如此品相的苹果几近绝迹。果然,我在超市发现,虽然也有外观勉强接近中国农贸市场的苹果,但很多苹果品相与中国早年的国产苹果实在相去不远,价格却是一点不含糊。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或许应该记得,在日本、美国的苹果进入中国前,中国本土的国光、金元帅、青元帅之类本土苹果是什么样(据说国光苹果还是日本占领东北期间,由满铁熊岳农业试验所培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日本红富士和美国蛇果刚进入中国时,人们对其外观和口感的强烈震撼。今天中国的苹果几乎都是日本品种。如果还有人坚称记忆中本土苹果味道更美好,建议他去前苏联国家时,顺带尝尝当地那些未经品种改良的水果。 图:我在工作餐上见到的苹果,中国已很难见到了。 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按理水果育种技术不应逊色中国,其水果又多自国外进口,超市里应摆放着世界上品相最好的苹果。这种多少令人意外情形的原因,我第一次看到工作餐上供应的苹果时,便自认为或许猜对了七八分,后来问德国朋友,回答果然如我预想。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最可靠的答案,但我想它应该是个谈环境保护的有趣故事——苹果问题,我且按下容后再说。 没错,初到德国的中国人,难免会感慨其环境之优美,蓝天白云下草木覆盖了每一寸国土。而今天的中国,环境污染不但是中国最热的公共议题,甚至也成为国外关注的话题。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之严重,甚至让不少人认为已经到了无法逆转,彻底绝望的程度。 图:德国城市街头,随处是景 不过,今日山清水秀的德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其环境污染之严重,与今天的中国相比,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莱茵河污染之严重,恐怕今天中国还远不能比。知道巴斯夫、赫斯特、拜耳这些世界顶尖化工巨头名字的人,应知道德国化工业的世界地位,德国的化工业都集中在莱茵河流域,当年与化工厂比邻而居的还有高污染的能源、冶炼工厂。莱茵河不但曾鱼虾绝迹,甚至连两岸的植物也受影响。去年,当地朋友陪我游览莱茵河风光时介绍,莱茵河沿岸曾有过地方政府禁止居民下河游泳的告示,因为水体有毒。 莱茵河流经九个国家,其综合治理涉及到的谈判协调之难,自非中国今天江河沿岸省市为水源和污染互相扯皮可比。德国人治理环境的过程,这里略过不提,我想说的是,环境遭污染并非不可逆转,不要低估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今天在已成著名风光带的莱茵河边游览,是无法想象这儿在被称为“欧洲下水道”时曾是怎样的情形。 图:今日莱茵河风光 按中国说法,德国这叫先污染后治理,而中国官方常提到一句口号是“中国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我看来,这句很正确的提法,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就颇费思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旅游业作为支柱,而发展工业,不可能没有污染。像西方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其实是很理想的局面。真正糟糕的情形是只污染不治理。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情形,恐怕并不具备先污染后治理的完备条件。 仔细辨析“污染”和“治理”这两个词,你应当发现在中国和西方各自语境下,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很大差别。以“污染”为例,代价的实际承受者是当地居民,但囿于土地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在中国,“当地民众”事实上是个利益边界不清的概念;与此同时,污染的收益,在中国,除了企业外,还有五年一届的政府——GDP的政绩考核是中国“数目字管理”中最重要的指标。 谈到“治理”,在中国,它的主导者是且仅仅是政府,企业减少污染的压力只来自政府。在西方,它的牵涉面就要广得多,其压力主体是社会是选民,其各自传导方式分别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前提下的社会运动和选票。而各自分立的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则是最终实现企业与民众之间利益达成某种均衡的执行机构。 或许因为上述差异,今天中国谈到环保问题时,总会有“工业党”与“情怀党”,“科普派”与“环保派”的鲜明对立,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景观。仅就具体案例的认识而言,我当然是“工业党”或“科普派”的拥趸。以当下正热的昆明PX项目争议为例,在我看来,自厦门PX下马之后,中国社会的“PX恐惧症”的认知基础,是PX污染被严重夸大了的系列传言,随着各地反对PX项目不断成功的示范效应,它已成为化工污染恐惧症的代名词。 图:昆明市民PX散步 不过,我不能同意“科普派”或“工业党”的地方在于,“PX恐惧症”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科普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环保问题事实上总是以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出现,你不应无视这个基本事实。 或许算得上中国另一独特景观的是,类似PX项目,与大众恐慌相对的“反恐之音”,只来自官方和科普人士,公共话语空间中却几乎听不见企业这个最重要主体的声音。企业不说话,由政府在前面站台,今日中国语境下,官方几乎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而这时科普人士为其安全性背书,当然很容易被视为“自干五”。 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在环保问题上,必然人为阻断了企业与居民、社会的博弈,企业不但丧失了游说公众的基本意识和能力,而且也削弱了减少污染的动力,同时阻断了当地居民从企业获取补偿的机会——用经济手段“说服”(比如经济补偿、就业机会等手段),是比讲科学道理更有效的手段。所谓的理性,我想在多数情况下,它可能对利益比科学更敏感。 我觉得,中国今天走的正是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同时工业发展的舆论环境恶化的双重困境。 图:汉堡市一个年轻人摆摊宣传反核反国防军。 站在“工业党”的立场看,中国式环保悲剧还有另一面:当社会压力大到地方政府无法承受时——环保问题在中国一旦变成社会运动(即所谓“群体性事件”)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在于,它是无组织的找不到谈判对象的不确定人群,且往往伴随着各种社会力量搭便车的行为,一旦政府不能有效“维稳”,便会迅速出现公共秩序失控——此时政府往往会选择出卖企业,启东王子造纸厂排污改造工程下马是最典型案例。 既然环保问题总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出现,在西方国家,它自然会很快传导成政治议题,在德国,环保主义的政治结果,就是绿党的诞生,它甚至影响到无论左派右派,最终都变绿。环保变成普遍政治议题,自然就是一系列苛严的环保法规出台,从“工业党”的角度看,自然这是严重不利于本国工业的短视行为,但从市场角度看,它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对企业优胜劣汰的外部约束因素,它带来的意外收获是,德国因此有了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环保相关产业。 顺带说一句,德国治理环境污染,并非某些人想的那样,是把工厂搬迁到国外,污染转嫁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我细数过莱茵河上的船只,那些管道密布明显是运送化学物品的驳船,并不比客轮少。乘车途径德国南部时,有两座城市能看到绿树掩映的市区有高高耸立冒着白色蒸汽的反应塔。 图:莱茵河上,一艘化工运输船与客船擦肩而过 从科普角度而言,环保主义实在有太多具体主张和观念经不起推敲,在一个经历了严重工业污染的社会,大众的环保认知和理解不准确甚至是荒谬的,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似为正常反应。像反核、反转基因甚至反工业化、全球化,都是环保主义兴起的衍生物。 如果你将之视为这是对工业化造成环境破坏的矫枉过正,或者说是对企业行为的外部约束,或许不必为之过分忧心,一个政治上具有完备观念传导和博弈手段、完善的自我调整机制的社会,不可能最终选择一条不利于其集体的发展之路。就像德国人反核——迫于社会压力,德国政府宣布2022年关闭全部核电站,但他们没有关闭化工厂,德国人的化工技术已世界领先了一百年;而隔壁的法国却是世界核电比例最高的国家,当然,它的核电技术一直世界领先。 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提出过一个观念,叫“合成谬误”,意为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常用于描述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比如预测股价下跌,每个人抛售股票的理性选择,最终导致股价暴跌,人人受损。而环保主义的很多理念,如果单纯从个体选择角度看,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我买了汽车却选择骑车出行,不但不便利,且呼吸着别人的汽车尾气。比如我自觉垃圾分类,如果别人乱扔垃圾,这意味着我的费时费力纯属受罪。但这种非经济人理性的选择,一旦变成多数人的行为选择,其社会理性的效用就自然显现。 图:柏林街头,一位年轻母亲骑车带着两个孩子。 支撑这种行为的,显然不是个人理性的计算,而是观念之物,因为减少环境压力的个人生活方式,本质上都可以认为是在跟人的“天性”较劲,它能在社会广泛流行,其附着力来自环保主义在传播时,变成一种近乎流行时尚的风潮。当然,1972年联邦德国的《废弃物处理法》拉开了立法推进废物循环再生利用的序幕,但它首先是民间自发运动的产物。据说,最早尝试垃圾分类的,是斯图加特附近一个村庄,该村居民大部分是保时捷公司的工程师。 环保主义既然是作为一种接近流行时尚的方式在传播,自然会不断发明出许多未必经得推敲的生活方式,譬如素食主义——有报道说,德国不吃传统香肠和培根的素食主义者约占人口总数的近十分之一,譬如原生态蔬菜水果的追求者——现在说一下德国苹果为什么不如中国,我得到的回答是,因为那些外表光鲜、整齐、口感极佳的苹果,是施用了大量化肥、农药的非原生态的品种。 来源: 黄章晋 链接: http://dajia.qq.com/blog/239877031852371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7382 喷嚏图卦微信:penti_tugua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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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时务 | 黄章晋: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

编者按:《阳光时务周刊》在2012年第35期刊载了《凤凰周刊》编辑黄章晋先生的题为《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的文章,作者从一名旁观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维吾尔社会内部现存的问题及原因,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思。 2012年12月3日,湖南岳阳市平江县村民凌某在购买切糕时与维吾尔族商贩发生争执并引发群殴事件。事后,岳阳市公安局公布对此事件处理结果,凌某需赔偿维吾尔商贩16万元,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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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黄章晋、欧阳斌、胡贲:毛泽东的世界遗产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认可的中国人的贡献。对于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没有了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没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思想)与中国人脑海中的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 尽管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游击队或反政府组织给自己打上了毛主义的烙印,但这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更与中国无关。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曾说:“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 现实中,毛泽东所追求的“一大二公”,“消灭三大差别”等理念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毫不影响这些理念的感染力。更有趣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空前缩小的互联网空间里,许多人正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毛泽东的思想,甚至有的还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比如代表web2.0时代对传统商业观念最彻底颠覆的维基百科,因为其“集体创作”“自由”“版权共享”等概念,被称作“数码毛主义”。在西方人观念里,“毛泽东主义”代表着冲破一切先天或后天的不平等,以集体的乌托邦实现彻底的个人解放。 互联网观察家Jaron Lanier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青年文化运动有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方面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一方面热切盼望集体认同。而毛泽东主义之所以在全球化大潮滚滚的今天依然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恰恰因为他是后一种线索最集中的体现。 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重新梳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影响力,分辨出毛的思想在曼哈顿和安第斯山所体现出的不同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 毛死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影响:“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那是1976年元旦,他接见了一对特殊的年轻夫妇: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对小艾森豪威尔的恭维并不领情,他转过头望着身旁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这年的9月9日,毛去世。他的巨幅画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旁观着身后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致力于国民的富裕,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毛预言中的世界革命同样没有发生,相反,一切似乎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东西方冷战结束,苏联帝国一夜之间瓦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际资本不是诅咒和驱逐的对象,相反,令多数国家趋之若骛。 在告别了“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后的中国,他被请下神坛,人们开始崇敬商业上成功英雄。但九十年代初,毛再次被请上神坛——以他最不喜欢的方式——他的画像成为中国汽车司机保平安的护身符;他的颂歌被最俗艳的电子乐包装后再次铺天盖地响彻在各个角落;小到钥匙扣,大到限量发行的金表都曾争先恐后地印上他的头像以促销;他被塑了金身的塑像再次热卖,供着不灭的香火,担任着保佑商人发财的任务。 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完成了拜金时代最彻底的自我反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毛不再继续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元素符号,他一度被遗忘的乌托邦浪漫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重新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日渐拉大的分配差距与社会越发严重的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失落的人生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追忆。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毛去世30年后,泰森把毛的头像刺在自己身上,并恭恭敬敬前往毛的纪念堂瞻仰;美国总统布什捧起了《毛泽东传》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毛的巨大号召力,并非仅仅是“卡里斯马型”领袖拥有的超凡个性魅力,还来自他思想和观念的穿透力。“毛泽东主义”这个中国人陌生的词,曾在1960年代掀起过世界性波澜,1990年代转入低潮。但从西方校园里的左翼左翼师生,到亚洲、美洲山地丛林里的游击队,再到今日第三世界部分国家元首,毛的信徒仍遍布世界,虽然他们正逐渐被边缘化。“农村包围城市”、“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新生代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口号,在互联网,在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依然被人不断重复,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中文。   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主义”的诞生   “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个词纯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们所创,而且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毛泽东主义”这个标签。 催生“毛泽东主义”的直接契机是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大论战的导火索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三道四就埋下了。苏共一度希望分歧不要公开化以免国际共运的分裂,但《人民日报》则认为“真理越辩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只管追求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复辟;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要遵守国际规则,避免热核战争,毛主义则认为,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妥协,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大论战最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全世界上百个共产党必须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苏共间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中明确支持毛派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非执政的只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苏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因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支援越南建议,亦拒绝苏联物资飞机过境、船舶靠岸,使原来亲中共的朝鲜劳动党和日本共产党公开宣布中立。日共一边谴责苏共的修正主义,一边抨击中国破坏的越南抗美战争。朝鲜报纸则以“不存在特别的马列主义的名家”否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拥有特殊地位。 随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对其他共产党的攻击则使这两个党在国际共运内部被孤立。 但是,在未获得政权国家的共产党中,毛主义并不缺乏支持者。他们干脆从党内分裂出去,由于他们相信毛的不断革命才“正统”,故在另组共产党时,加上“马列”或“毛主义”,但这些毛派共产党规模小而且边缘化。   “毛主义”的世界高潮   1967年1月13日,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在演讲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并谈到了对文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 但在国际共运之外的世界,“毛主义”却随着文革的暴发传播开来。相比苏共历史上有过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和斯大林后的霸权主义,神秘、激进、浪漫的毛主义无疑拥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毛主义”中强烈的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 1968年5月,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窜连使巴黎成为继续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 “五月风暴”的顶点,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法国瘫痪,戴高乐被宣告失踪。 虽然“五月风暴”中曾有数百辆汽车被焚毁,有5人死亡,但它是场真正的文化的革命。“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法国学生“要做爱不要作战”,没人打算组织游击队。“五月风暴”使法国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都在运动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日本“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暴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最后,印度每个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岗。印度学生“破四旧”时还顺带将甘地百年诞辰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 “毛泽东主义”也使那些过去仰赖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摇滚乐手的愤怒和反叛上了新层次。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均创作了大量毛主义的颂歌。 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管子。” 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人们更关注“毛主义”中“运用游击战、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他们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 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 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 “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   当毛主席握住尼克松的手   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这次握手导致了世界“毛主义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决定意义的大分裂。 日本赤军骨干坂口宏在其回忆录《浅间山庄》中写道:“收音机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的消息,犹如空中爆响了一颗炸弹。” 据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中苏分裂后,中共将只有200多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看成是“第一号朋友”、“欧洲的明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仍向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人均4000元人民币的援助。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变成“修正主义”。 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在“尼克松”访华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背叛革命”,并开始着手修订自己的意识形态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世界范围的毛主义运动高潮结束。 据一些资料披露,在中共审判“四人帮”时,秘鲁毛派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进行暴力骚扰,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攻击更是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透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曾经一度试图打起“毛主义”的大旗,并在首都地拉那召集左派共产党,打出反对修正主义旗帜,试图组建“第五国际”。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 另据现在披露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秘鲁光辉道路等组织也曾试图在文革后担当领导毛派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是,随着1985年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没有坚持“毛主义”的共产党执政。 西方那些曾热情满怀地走上街头的青年人身上的“毛主义”热情,是伴着青春冲动一起结束的。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保守主义风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场全球化的新变革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苏联终于耗尽了它的扩张动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子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 伴随着国际共运的戏剧性巨大转折,毛主义走到了它的最低谷。   重新跳跃的毛派星星之火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给国际共运,特别是国际共运中的毛派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门格斯在200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转向更为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寻求支持。而现在,他们好像都回到了过去的阵线,甚至倒向更为激进的派别”。 门格斯继续解释道:“许多共产党组织依然活跃,但隐蔽在反全球化联盟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认为,在这些组织的背后,印度共产党(毛派)、朝鲜劳动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现在人们所掌握的资料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到底是哪些党派在背后援助RIM和ICMLPO这两个国际性的毛派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确实在逐年增加。以ICMLPO为例,在第六届世界大会的时候,参加ICMLPO的政党为21个,到第七届世界大会时,达到了27个之多。 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国际问题上,大多数的毛派组织与其他左翼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在各国的内政问题上,各政党似乎都学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在发达国家或其它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毛派政党坚持“群众路线”,支持劳工权益,甚至与其它左翼政党合作。如巴西和智利的毛派共产党,都是当地左翼执政联盟中的一员。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毛派政党,在继续坚持自己的农村统治时,也开始学会与政府打交道。长期坚持斗争的尼泊尔毛派于今年6月开始与政府展开艰难的合作,而印度、哥伦比亚、秘鲁等各国的毛派组织都于更早的时候不同程度地与当局妥协,以谋求更为坚实的权力基础。 而在欠发达国家,毛派政党——更多的是毛派游击队,则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的思想,控制广大农村地区,与当局分庭抗礼。典型代表为:哥伦比亚依靠毒品生产和走私为生的毛派游击队;掌握尼泊尔农村大部分土地的毛派共产党;乃至更为赫赫有名的秘鲁“光辉道路”——红旗派游击队。 发达国家的毛派政党并不急于实现“武装革命”,这与“斗争环境”有关——很难拥有“根据地”并实现“武装革命”。但发达国家的毛派知识分子也没闲着,互联网时代终于给了他们实现建立自己根据地的理想。毛主义者纷纷在互联网设置论坛和网站,系统地介绍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ICMLPO的官方网站列出了参与其会议的政党名单和会议报告,而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的网站则丰富得多,甚至还提供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下载,并不时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美国的另一个毛派组织——国际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则忙于展开批判好莱坞电影的专项斗争。在他们的网页上,从《虫虫特工队》到《独立日》都在“揭批”的范围之内,他们毫不讳言这是在效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来自大学校园的国际毛主义者运动的理论家们坚信“外星人”由于比地球人“先进”很多,所以必然是“共产主义者”,所以《独立日》中所描述的外星人欺凌攻打地球人情节是“资产阶级的造谣”,“实际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外星人来到地球,帮助地球人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这样的奇思妙想也在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2002年出版的官方刊物中出现:“世界革命”的核心与“新社会的曙光”将出现于中亚——中东地区,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正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毛主义”最令人惊奇的复兴,是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崛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实现“毛主义”理想的信心,与石油价格一起猛涨。委内瑞拉在石油涨价的这些美好时光里,合作社已由1998年的800家发展到2005年的超过十万家,占成年人总数的10%委内瑞拉人加入合作社。 查韦斯在2005年召开的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要建立起“21世纪社会主义”。概言之,逐步消灭私有制、逐渐企业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摆脱市场交换、改代议制民主为直接民主、用军民一体化改造军队——查韦斯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儿和水”。   延伸阅读: 秘鲁的 “ 光辉道路 ”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21.html 复活的印度毛派: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18.html 星条旗下的 “ 东方红 ”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14.html   (黄章晋,《凤凰周刊》执行主编;欧阳斌,《凤凰周刊》记者;胡贲,时政记者,现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原文链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82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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