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在德国参加一个会议时，工作餐供应的苹果让我起了好奇心：其状如三十年前中国本土的苹果，个头比中国今天的苹果小两号，青绿的表皮除了微微泛红，还有浅褐色的斑点。此苹果不但外观欠佳，口感亦差，甜度不高，水分不多，说它有点蔫涩并不夸张。
虽然德国素以工作餐俭省著称，想不至于苹果也要刻意挑选如此窘迫的，毕竟今天中国市场上如此品相的苹果几近绝迹。果然，我在超市发现，虽然也有外观勉强接近中国农贸市场的苹果，但很多苹果品相与中国早年的国产苹果实在相去不远，价格却是一点不含糊。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或许应该记得，在日本、美国的苹果进入中国前，中国本土的国光、金元帅、青元帅之类本土苹果是什么样（据说国光苹果还是日本占领东北期间，由满铁熊岳农业试验所培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日本红富士和美国蛇果刚进入中国时，人们对其外观和口感的强烈震撼。今天中国的苹果几乎都是日本品种。如果还有人坚称记忆中本土苹果味道更美好，建议他去前苏联国家时，顺带尝尝当地那些未经品种改良的水果。
图：我在工作餐上见到的苹果，中国已很难见到了。
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按理水果育种技术不应逊色中国，其水果又多自国外进口，超市里应摆放着世界上品相最好的苹果。这种多少令人意外情形的原因，我第一次看到工作餐上供应的苹果时，便自认为或许猜对了七八分，后来问德国朋友，回答果然如我预想。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最可靠的答案，但我想它应该是个谈环境保护的有趣故事——苹果问题，我且按下容后再说。
没错，初到德国的中国人，难免会感慨其环境之优美，蓝天白云下草木覆盖了每一寸国土。而今天的中国，环境污染不但是中国最热的公共议题，甚至也成为国外关注的话题。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之严重，甚至让不少人认为已经到了无法逆转，彻底绝望的程度。
图：德国城市街头，随处是景
不过，今日山清水秀的德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其环境污染之严重，与今天的中国相比，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莱茵河污染之严重，恐怕今天中国还远不能比。知道巴斯夫、赫斯特、拜耳这些世界顶尖化工巨头名字的人，应知道德国化工业的世界地位，德国的化工业都集中在莱茵河流域，当年与化工厂比邻而居的还有高污染的能源、冶炼工厂。莱茵河不但曾鱼虾绝迹，甚至连两岸的植物也受影响。去年，当地朋友陪我游览莱茵河风光时介绍，莱茵河沿岸曾有过地方政府禁止居民下河游泳的告示，因为水体有毒。
莱茵河流经九个国家，其综合治理涉及到的谈判协调之难，自非中国今天江河沿岸省市为水源和污染互相扯皮可比。德国人治理环境的过程，这里略过不提，我想说的是，环境遭污染并非不可逆转，不要低估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今天在已成著名风光带的莱茵河边游览，是无法想象这儿在被称为“欧洲下水道”时曾是怎样的情形。
图：今日莱茵河风光
按中国说法，德国这叫先污染后治理，而中国官方常提到一句口号是“中国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我看来，这句很正确的提法，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就颇费思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旅游业作为支柱，而发展工业，不可能没有污染。像西方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其实是很理想的局面。真正糟糕的情形是只污染不治理。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情形，恐怕并不具备先污染后治理的完备条件。
仔细辨析“污染”和“治理”这两个词，你应当发现在中国和西方各自语境下，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很大差别。以“污染”为例，代价的实际承受者是当地居民，但囿于土地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在中国，“当地民众”事实上是个利益边界不清的概念；与此同时，污染的收益，在中国，除了企业外，还有五年一届的政府——GDP的政绩考核是中国“数目字管理”中最重要的指标。
谈到“治理”，在中国，它的主导者是且仅仅是政府，企业减少污染的压力只来自政府。在西方，它的牵涉面就要广得多，其压力主体是社会是选民，其各自传导方式分别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前提下的社会运动和选票。而各自分立的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则是最终实现企业与民众之间利益达成某种均衡的执行机构。
或许因为上述差异，今天中国谈到环保问题时，总会有“工业党”与“情怀党”，“科普派”与“环保派”的鲜明对立，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景观。仅就具体案例的认识而言，我当然是“工业党”或“科普派”的拥趸。以当下正热的昆明PX项目争议为例，在我看来，自厦门PX下马之后，中国社会的“PX恐惧症”的认知基础，是PX污染被严重夸大了的系列传言，随着各地反对PX项目不断成功的示范效应，它已成为化工污染恐惧症的代名词。
图：昆明市民PX散步
不过，我不能同意“科普派”或“工业党”的地方在于，“PX恐惧症”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科普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环保问题事实上总是以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出现，你不应无视这个基本事实。
或许算得上中国另一独特景观的是，类似PX项目，与大众恐慌相对的“反恐之音”，只来自官方和科普人士，公共话语空间中却几乎听不见企业这个最重要主体的声音。企业不说话，由政府在前面站台，今日中国语境下，官方几乎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而这时科普人士为其安全性背书，当然很容易被视为“自干五”。
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在环保问题上，必然人为阻断了企业与居民、社会的博弈，企业不但丧失了游说公众的基本意识和能力，而且也削弱了减少污染的动力，同时阻断了当地居民从企业获取补偿的机会——用经济手段“说服”（比如经济补偿、就业机会等手段），是比讲科学道理更有效的手段。所谓的理性，我想在多数情况下，它可能对利益比科学更敏感。
我觉得，中国今天走的正是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同时工业发展的舆论环境恶化的双重困境。
图：汉堡市一个年轻人摆摊宣传反核反国防军。
站在“工业党”的立场看，中国式环保悲剧还有另一面：当社会压力大到地方政府无法承受时——环保问题在中国一旦变成社会运动（即所谓“群体性事件”）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在于，它是无组织的找不到谈判对象的不确定人群，且往往伴随着各种社会力量搭便车的行为，一旦政府不能有效“维稳”，便会迅速出现公共秩序失控——此时政府往往会选择出卖企业，启东王子造纸厂排污改造工程下马是最典型案例。
既然环保问题总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出现，在西方国家，它自然会很快传导成政治议题，在德国，环保主义的政治结果，就是绿党的诞生，它甚至影响到无论左派右派，最终都变绿。环保变成普遍政治议题，自然就是一系列苛严的环保法规出台，从“工业党”的角度看，自然这是严重不利于本国工业的短视行为，但从市场角度看，它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对企业优胜劣汰的外部约束因素，它带来的意外收获是，德国因此有了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环保相关产业。
顺带说一句，德国治理环境污染，并非某些人想的那样，是把工厂搬迁到国外，污染转嫁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我细数过莱茵河上的船只，那些管道密布明显是运送化学物品的驳船，并不比客轮少。乘车途径德国南部时，有两座城市能看到绿树掩映的市区有高高耸立冒着白色蒸汽的反应塔。
图：莱茵河上，一艘化工运输船与客船擦肩而过
从科普角度而言，环保主义实在有太多具体主张和观念经不起推敲，在一个经历了严重工业污染的社会，大众的环保认知和理解不准确甚至是荒谬的，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似为正常反应。像反核、反转基因甚至反工业化、全球化，都是环保主义兴起的衍生物。
如果你将之视为这是对工业化造成环境破坏的矫枉过正，或者说是对企业行为的外部约束，或许不必为之过分忧心，一个政治上具有完备观念传导和博弈手段、完善的自我调整机制的社会，不可能最终选择一条不利于其集体的发展之路。就像德国人反核——迫于社会压力，德国政府宣布2022年关闭全部核电站，但他们没有关闭化工厂，德国人的化工技术已世界领先了一百年；而隔壁的法国却是世界核电比例最高的国家，当然，它的核电技术一直世界领先。
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提出过一个观念，叫“合成谬误”，意为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常用于描述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比如预测股价下跌，每个人抛售股票的理性选择，最终导致股价暴跌，人人受损。而环保主义的很多理念，如果单纯从个体选择角度看，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我买了汽车却选择骑车出行，不但不便利，且呼吸着别人的汽车尾气。比如我自觉垃圾分类，如果别人乱扔垃圾，这意味着我的费时费力纯属受罪。但这种非经济人理性的选择，一旦变成多数人的行为选择，其社会理性的效用就自然显现。
图：柏林街头，一位年轻母亲骑车带着两个孩子。
支撑这种行为的，显然不是个人理性的计算，而是观念之物，因为减少环境压力的个人生活方式，本质上都可以认为是在跟人的“天性”较劲，它能在社会广泛流行，其附着力来自环保主义在传播时，变成一种近乎流行时尚的风潮。当然，1972年联邦德国的《废弃物处理法》拉开了立法推进废物循环再生利用的序幕，但它首先是民间自发运动的产物。据说，最早尝试垃圾分类的，是斯图加特附近一个村庄，该村居民大部分是保时捷公司的工程师。
环保主义既然是作为一种接近流行时尚的方式在传播，自然会不断发明出许多未必经得推敲的生活方式，譬如素食主义——有报道说，德国不吃传统香肠和培根的素食主义者约占人口总数的近十分之一，譬如原生态蔬菜水果的追求者——现在说一下德国苹果为什么不如中国，我得到的回答是，因为那些外表光鲜、整齐、口感极佳的苹果，是施用了大量化肥、农药的非原生态的品种。
来源：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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