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如果没有旧人做纽带，故乡无非是一种物理存在，而在中国，故乡往往意味着你刻骨记忆找不到物理证据之地；还好，最近几次回新疆，都有侯老三在，侯老三是我一个连队长大的同班同学，这个团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他则认识这个团场一半的人。有他作陪，故乡就像一个热水池，你一身僵硬疲惫地躺进去，每一根神经会慢慢幸福地酸痛着醒来。   前些天接到消息，侯老三已于上月16日因白血病去世。   这个意外变故我虽无心理准备，但还不算太吃惊，一年前我就得知他患上了白血病，但几个月前在乌鲁木齐见到他时，他刚化疗出院，除了消瘦了很多，完全不似我想象中的白血病人，锐利的三角眼依然咄咄逼人，走起路来威势如常，即使是白血病的证据——光头，也让他看上去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大，他说，这次复查医院又怀疑是不是白血病，这不该是自我安慰，因为我亲眼见过自己的表哥是怎样因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点点衰竭死去的。   侯老三看上去是那种不可能壮年就病死在床上的人。侯家三兄弟都是同龄人里的领袖，他老爸是我们连队里的一把手，侯家兄弟继承了父亲的基因，生来胆大妄为，再就是体格粗壮，具备这几个要素，想不闯祸都难。三年级的暑假，侯老三跳进菜窖找吃的，结果手被菜窖口边上的大铁钩挂住，因此留级，接下来，他学会了骑车，摇摇晃晃带着我另外一位最好的同学上大马路炫耀，结果被拖拉机挂倒，侯老三只是蹭破了皮，而那位同学却被车轮碾过。那位同学的父亲和我父亲一个车间，他父亲几兄弟的孩子里就他一个男丁，其悲痛可想而知，不久就举家搬迁回北京，再无音讯。几十年后，我和侯老三每次尽力挖掘记忆中的每个玩伴时，总是小心地让那个一直停留在嘴边的名字永远不要被说出来。   当年我和侯老三的友谊，多少是单向度的，犹如日韩之与美国的依附和保护关系，当年我身体单薄面呈菜色，打架时艰难赢下来的惟一一次，还是一个老挝级的同学主动挑衅。在大型猫科动物般的侯老三身边，我连鬣狗都算不上，他真正引为同类的，自然是和他一样胆大能闯祸的人，比如张勇，有个农业连队的人向他父亲行贿，悄悄把钱放到椅子上，于是，张勇带着一帮小兄弟在团场惟一的饭馆子大吃大喝了一周，虽然张勇后来被他父亲吊在树上暴打，但此番壮举就足够他英名远扬。当时的食肉动物中，唯有侯老三肯带我这种小型食草动物一起玩。   时隔几十年，我再回当年团场，侯老三只是我预先设想中的几个重要联系人之一，但几个小时后，我就发现，恐怕只有他才是我与这个团场发生联系的惟一纽带。一进他家的客厅，我就发现那台正对着我的电脑屏幕上，打开的是新浪新闻首页。   我让他我去见一下当年的那些食草动物，他似乎不耐烦地挥了下手，等我见到了几个在封闭世界中，像慢镜头一般生活的中老年闰土时，彻底打消了再见他们的愿望，有的同学，此生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70多公里外离我们团场最近的那个城市。我不能接受自己对少年玩伴的关切询问，变成白岩松审问式的采访。当年的食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只是老迈而枯槁，温驯明澈的眼眸早已怯懦而浑浊。   也有像侯老三一样发达的，但干的是“勤行”，忙忙碌碌连抬起头的时间都不多。当初听到侯老三包地发财时，我怎么也不相信农活会与他这种人沾边，而探究的结果则让我的疑惑更深，他除了让女儿明白要好好读书永远离开兵团的道理，刻意在大热天带着女儿下地拔草外，他是不用亲自下农田的。   也许在多数包地的人都挣不到钱时，他这样的人却能发财，自有其理所当然的理由。很多人埋头忙了一辈子，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很多人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却对故事背后的问题缺少基本的框架认识，而侯老三这种看上去整天无所事事开着小车到处乱转的人，不但对一切数字了然于心，从兵团到中央的各种政策文件也多少知道个大概。我相信，若在人民大会堂给他二十分钟的演讲机会，会让除新疆建设兵团代表之外的所有人大代表一致认为：万恶的兵团制应当立即废除。   这几次回到故乡那个小团场，都是借了工作之便，在不耽误工作之时，顺带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一下，然而，重温总会不自觉地进入新的准工作状态，因为我不太理解，当年那些还留在团场的当年的乖孩子，几乎都是如此潦倒，——至少在侯老三看来是活得毫无尊严和价值，而活得津津有味丰富多彩的，却是侯老三这样的人。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地陪，他好像是团场里惟一整天有大把时间可以开车到处乱转的人。当然，我对故乡的那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情感，侯老三嗤之以鼻，“这里还有啥看球子的”。   他直接了当地说，如果我们家不及时迁回内地，我大约也就是包地、修车、帮人打短工勉强糊口的命运，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要打击我，而是发泄对兵团制的不满，他不好说自己是被这个小小池塘困住的本可蹦得更高的鱼。我们这一代人留在兵团的，为特殊的环境所误，分散孤立在戈壁滩上的一个个团场，束缚人的想象力，它特殊的社会主义体制，榨取人的血汗，当他发现内地的世界很精彩时，已经有妻有子。 我理解他，也理解我。我在南方生活了更长时间，但一见到北方辽阔的蓝天，见到北风中萧瑟的树木，甚至嗅到北方黑灰色泥土特有的气味，我都会有说不出的欢喜。   我很想找个什么地方，一个人，哪怕只能蹲着抽一支烟，让每一根感官神经都能好好地过一下瘾，或者整理一下，感慨一下，至少让我回去时，能写出几行酸文，可惜我找不到这样的地方。这种焦虑，甚至让我有时会烦侯老三的寸步不离和主动的热心安排。 还好，几个月前，我摆脱他的劝说阻拦，费尽心力找到了当年的班主任，也许是只想领得一份迟到的夸奖。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好学生，当年没有从她那里得到足够公平的表扬。她在三楼阳台上看到我时，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然而，她还是多少挫伤了我往返奔波一百多公里，就为能见她几小时的热心。她倒没有因为我是当年惟一来看她的学生，而夹带虚伪的客套话：在她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侯老三这种特别捣蛋的学生和“特别会来事”的班干部，虽然侯老三只当了她三年的学生，而且一直为当年因受伤而被留级的事耿耿于怀，但她依然能她举出一大堆侯老三的故事。 想想也是，像我这种缺少题材的家伙，确实没法给人留些太多记忆，关于动物的纪录片，难道大多数不都是食肉动物的么？我除了成绩不错不爱吭声之外，留给她的只有喜欢歪着头咬着铅笔，斜着眼一声不吭地盯着老师的印象，如果她没有为了矫正我而经常走下讲台来掰我的脑袋，恐怕这个印象都不会有。而我，则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了。 想来她说的是真的，她记得她的孩子生病时，几个班干部曾在班里搞募捐买东西，她在感动的同时颇惊讶于他们小小年纪就“会来事儿”，你可以想象，对这个几个操蛋的班干部，我们这种没有勇气跟着到班主任家嘘寒问暖的傻瓜学生是多么的看不惯，多年来，我始终认为一个好老师应该当场怒斥这几个溜须拍马之徒才爽快公正，经她重述往事，我才突然明白过来，此乃人之常情，换我又能如何？只有党的领导干部在电视里才会当面怒斥下属的不正之风，她当时真的无可挑剔。而且，我从不知道，她一直就是学校的优秀教师，而我们那个操蛋的班，整个小学都是成绩最好的班。 一切未受宠的学生，都不会对老师留下美好记忆，像我和罗永浩这种人的回忆，对当年的老师并不公平，当然，说它不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事情，小兽长大，无论怎样的动物凶猛，却始终对当年的小小挫伤耿耿于怀，谁都是这样呵。 很遗憾的是，当年“很会来事儿”的班干部们过的也很不好，因为他们刚参加工作不久，旧体制便开始瓦解，兵团没有剩下多少职工的岗位，他们的强项无从发挥，于是只能以侯老三看不上的方式生活着。   理所当然的，当我把故乡的原点设定为侯老三的家时，此后同坐一桌的，就变成了张勇这些当年的食肉动物，虽然老态已显的食肉动物们特有的气味，我需要时间来适应，但这些从来不安分的人见多识广，简单寒暄后，彼此能迅速找到可以继续下去的话题。像新刚这种在任何一个监狱或看守所都能三天之内变成新牢头的人，路边旅店彻夜畅谈之后，居然让我有了相见恨晚的感慨，我发现他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判断，来得远比北京的思想家们更准确。  他向我现身说法香港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社会时，举了一个反讽性的例子：他和同志们潜入太平山上一个无人的别墅做客，吃光喝光抽光战利品后，怀揣着大把现金出门，结果被阿sir拦截，在看守所平静地待了四十八个小时后，那些来历不明的现金分文不少地又还给了他们。 “等我想清楚了，我要开个博客慢慢写一下我这十几年的见闻”，新钢说。房间里两个红色的烟头明灭闪动，我很无厘头地想起罗永浩的一句玩笑话：你这么好的身胚，不去坐牢实在是可惜了。 食肉动物们过得也不好。 张勇很早就挣下一笔小钱，然后结婚，然后有了孩子，然后离婚。满足幸福感的想象毕竟有限：赌钱、K厅里“溜冰”、泡妞，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世上没白来过一遭？K粉明显雕蚀了他的容颜，当年课堂上直接从窗户里跳出去逃学的张勇，看上去已经像鬃毛凋零的老狮子。 然而日子开始艰难起来，曾让他潇洒生活的那台大卡车已无法让他有余钱去轻松追逐幸福。昨夜，我拨通张勇的电话求证侯老三的死讯时，他正在下面连队的农田里装运甜菜，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每天的运费收入只抵得油钱时，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和他抢生意，“这他妈的是什么世道！” 也许侯老三掩饰不住的骄傲正来自于此。他绝不沾染K粉冰毒之类的东西，打麻将也懂得克制，他鄙视那些穷的叮当响还要赌钱喝酒的老同学，他对外面的世界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当然，他在探究我的世界时，我的回答几乎总会招徕他同样的点评：这可不行，你这太理想主义了，不行，你不懂的生活。 我们最后一次长谈，也许到夜里四点以后方才结束。宾馆房间的窗外，明月高悬，它比我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都更大更明亮，我总是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窗外是一片荒凉的大漠，明月的清辉下，幽灵般的古堡、城池、山丘，像庄严肃穆的古代军团，在远方列队行进。 “我有时候觉得，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或许会幸福一些。”侯老三对他的父亲怀念毛的时代一脸的不屑和愤怒，毛不但把他父亲那一代中国人毁了，而在新疆，他的遗毒比内地要浓厚得多，但问题是，现在他不知道何为幸福，如果像当年父辈当奴工一样整天大田里累得要死，就盼着能回家休息一下，盼着过节时能分到肉，那种盼头虽然可怜，但也强过今天没有什么盼头没有什么东西可值得再去追逐。 “你这一辈子，有什么特别想要实现的愿望么？”侯老三问我，我一口气给他列出了将近十条之多，除了“在我女儿16岁时我要送她一匹马”这种奇怪的愿望，让有一个女儿的侯老三认真探询了半天外，其他的愿望在他看来，除了纯属“瞎球折腾”外，都没什么劲，不够刺激。更难堪的是，迄今为止，我的愿望一条都没实现。 侯老三谈起自己曾经的愿望和终极愿望时，郑重而又自信，他曾经的愿望几乎都已实现，只有一个终极愿望时刻萦绕于胸。他盘坐在沙发上，平展双手，缓缓合拢，最后，像把整个世界都搂在怀里一样，双手合抱于胸前——我要在澳门最大的葡京赌场，最豪华的房间，一个人坐在桌子这边，筹码不要多，刚好是我一年挣下来的全部家当，一次性押出去，不管是赢是输，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这种刺激，这种气魄。 真的，侯老三其实比任何一个香港演员都长得像一个真正的枭雄。 侯老三去的很平静，死前最后一次麻将，到了晚上两点他还舍不得离开麻将桌。张勇只在他下葬时赶去看他，待了二十分钟就离开，“受不了那个场合，我当时真坚持不下。” 十一月的新疆，晚上很冷。张勇的电话里能听到风的声音，“我身体不行了，K粉是早就不沾了，但落下了后遗症，一吸到冷风，呼吸道就不受不了，还锻炼个球啊！” 几个月前，我和侯老三抬杠说，我明年夏天来时，要你看到我有六块腹肌，侯老三一脸不屑，我才不信。 不久以后，我还将沿着原路，在那个三岔路口下车，我来的东方，是日出大道，西面，是消失在地平线的日落大道，正南，是带着雪冠的巍峨天山，正北的岔路口上，是团场的办公大楼。我的故乡，街道上空空荡荡。

中国功夫神话        　　 中国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名片，当属中国功夫。 通过风靡世界的港台功夫片，中国功夫在全世界拥有大批狂热拥趸，每年都有无数迷上功夫片的外国人到中国学艺。近些年来，类似“中国功夫 VS 日本空手道”、“中国功夫 VS 美国职业拳击”、“中国功夫 VS 俄罗斯散打”、“中国功夫 VS 泰国拳王”的比赛，在中国举办过多次，几乎每次，中国都以绝对优势获胜。 然而，中国功夫又是水分最多最有争议性的一张名片。 中国功夫天下无敌的说法，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深信不疑。 但是，在 K1 、 UFC 、 PRIDE 等被公认为世界最顶级职业格斗的决赛圈里，几乎见不到中国选手的身影，而参与其中的中国选手，胜率竟然不足 50% ；而这些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甚至已有赶上像 NBA 这样的传统体育赛事的比赛，国内媒体几乎完全不予报道。 而那些被请到中国、被打得落花流水、代表着美国职业拳击、代表着俄罗斯职业格斗的高手，几乎全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业余选手。 人们相信，在中国民间，隐藏着大批盖世功夫高手。但是，曾与民间各种门派高手交流过的当代体育家们看来，这些人实战时几乎不堪一击，而 CCTV 等电视台举办的“武林大会”中，各种听上去名称甚响的门派掌门人，在公众面前，最后都变成了推搡拉扯比赛。 中国功夫真的天下第一吗？中国功夫能不再是体现民族尊严的普通运动吗？在拥有格斗最大潜在市场的中国，能建起开放而拥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赛事系统吗？神乎其技的中国武术，到底包裹着怎样的神话光环，中国武术发展的现实到底如何？        文一：民族尊严与商业利益的盛宴    文二：武林高手何处寻    文三：谁来开拓13亿人口的武术市场    文四：当代世界级自由搏击名人   武林高手何处寻   提要 ：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描述的盖世武林高手真的存在么？能代表中国格斗最高水平的，是今天的职业散打运动员，还是那些隐藏在民间的武林人士？     记者  段宇宏     　　虽然中国散打选手，在中国组织的武术比赛中每次都大获全胜，但散打很难获得中国观众的真正认可。因为散打看上去与传说中的中国武术差距甚大，不好看不精彩，而且不神奇。 　　散打在大陆从1979年开始发展，只有30年历史，一直被很多民间传统武术人士鄙视，认为这是“拳击加个腿”，不是“中国武术”。其实普通民众的认知，也是把传统武术当作中国武术。人们观念里，真正能代表中国武术水平的，是传说中的民间武术高手。但中国传统武术经过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经年不断加工创造，有多少是神话，多少是现实，从来就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 一段影像开启的论战 】   　　1953年，澳门，吴式太极宗师吴鉴泉的长子吴公仪（鉴泉太极拳社社长）与白鹤派拳师陈克夫的一场生死比武，在港澳官民和新闻界引起震动。比武原因是吴公仪号称“南北无敌手”，陈克夫遂发起挑战，各大报纸还为此引发了激烈的口水战。 　　到底如何定输赢，在各方面的挑唆怂恿下，双方签下生死状，决定由实战来“话事”。但香港法律严禁决斗，双方最后移师澳门，并向总督保证决不搞出人命，终获批准。 　　若只看作家与记者当时的描述，读者脑海中所显现的比武场景必定像经典功夫片一样精彩绝伦，—“兔起鹘落”、“快如闪电”、“腿起生风”是当时文字描述中常用的词。 　　很不幸，这场比武留下了影像，并且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武术留下的最早实战影像。这个影像被挖掘出来后，无论是那些把武侠影视中的打斗当武术的观众，还是对世界搏击运动已颇为熟悉的人，都发出了一面倒的耻笑。 　　“还不如两个妇人打斗”，“这是高手在较量吗，连小孩玩闹都不如”……这种刻薄的评论是看过这个比赛影像的人最常见的评价，“惨不忍睹”已算是非常公正的点评。 　　这个影像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在网络上引发近几年对中国武术的反思和大论战。以前在专业界有过多次论战，但这次不同，它波及了普通网友。 　　不少反思的武术迷，自称是从看了这个影像之后开始转变的，此后大量搜求资料，寻求证据。而在论战中，这段影像几乎每次都会被提到。 　　传统中国武术，远远不是传说和想象中的那样神乎其技。这个结论，特别容易戳到国人的痛处，伤到自尊心，人们觉得最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一直自认为是世界第一的特长，居然不是想像的那样。 　　就像当年的天朝上国见识到夷狄的坚船利炮，人们对这个残酷事实，本能地持以强烈排斥，虽拿不出有力证据驳斥，但内心仍持有莫名的优越感。 　　【 从“不入流”到“国粹”】 　　虽然今天人们谈到中国武术时喜欢用“源远流长”来形容，但历史上，无论是武术还是习武者，都长期在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地位。 　　秦一统天下之后，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成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汉代“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地位获得尊崇，但长期的重文轻武的文化中，武术、技击为主流的士大夫社会所不屑，习者多为农民、郎中、艺人，即为“不入流”。 　　武术和习武者，不但在承平之世不受士大夫和智识阶层看重，即使是在需要杀敌立功之人的乱世，领兵打仗的封疆大吏们也压根就不看好那些神神叨叨的武林高手，历史上真正的习武者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就对当时前来投效的所谓少林高僧一类人印象极差，认为他们根本不堪用，后来仿效戚继光练兵的曾国藩，同样对这种人敬而远之。 　　不过，中外民间自古皆有“侠士情结”，武侠文艺在古代中国民间同样备受欢迎。退役军官回乡教人练拳，民间习武者从军或卖艺，均对武术传播能起到作用。 　　明清交替，很多明朝官兵组成秘密社团潜入民间，以教拳卖药作反清活动的掩护。为吸引更多农民信众，给自己的拳法创设一套建构于阴阳五行之类的体系，再附会上历史名人及各种传奇故事，于是就形成了诸多门派。中国近世武术文化突然蔚为大观，即源于此。 　　在体育界和官方，从民间社会中发掘传统武术价值的尝试，早在民国就开始了。 　　民国建立，汉民族主义大兴，国粹被纷纷挖掘。而结社集会的自由与新闻自由，使得以前只能在民间底层徘徊的武侠文化和拳师们纷纷登堂入室，他们的神奇故事通过媒体广为传播。 　　清末至民国中前期，著名的“武术家”几乎都来自农村，其中很多人从军、参政，这使得后来武术被定为“国术”并建立起“中央国术馆”。风气所及，此后中国各地、各党派的军队都有了练拳的习惯。 　　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民间武术门派蜂起，门派体系与传奇故事进一步得到丰富完善。这个格局除大陆中共建政的前30年外，在全球华人地区均延续下来。 　　国民党人对武术的重视，常人难以想见。他们认为推广武术可强民强国，培养军事人才。1909年，陈其美、宋教仁等即委托陈公哲组织“精武体操会”，训练人才，此为后来闻名的“精武会”的前身，早期的教师有著名武师霍元甲、刘振声等人。 　　精武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摒弃门户之见，整合中国武术。孙中山曾光临过它的六周年纪念活动，在10周年时亲题“尚武精神”牌匾赠送，并担任过名誉会长。 　　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到一年，就在南京西华门头条巷6号设立了中央国术馆，此后将它发展成一套从中央到县级的武术推广体系。国术馆的宗旨是培养师资、推广武术、审编教材。 　　当年年底的10月，国术馆举办了第一场全国武术国考，东南西北各路民间高人汇聚一堂，刀枪相见，拳来脚往。除了规定的人体柔弱部位不得击打之外，以打倒对方为胜，规则较为开放，因此诞生了很多武术名人。蔡元培、李烈钧、于右任等担当主委，冯玉祥以理事会长名义前来颁奖。 　　这应是中国首次公开的最大型比武，直到今天，一直为诸多武林人士怀念，称为武术的黄金时代，那是最真实最精彩的传统武术实战，但可惜无影像资料被发现。 　　与此同时，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国人逐渐接触到西方现代体育运动。碰撞因此开始，它直接引起“土洋体育”之争。今天武术界和中医界存在的问题与争议，居然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相似。但武术被质疑的烈度与层次，在民国比今日更甚。 　　范振兴、吴志青、苏桓东等人著书撰文发起质疑，如《我对国术之所见》、《科学化的国术》、《国术是什么》。他们认为，所谓国术，存在着“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盲目崇古”、“默守因袭”的陋习，好多修习方式不符合科学的体育训练，他们喊出“国术科学化”的口号。 　　他们还指出，要运用严肃的史学方式梳理武术历史，还原其本来面目，去除神话和传奇，武术要受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等学科的洗礼，反对“阴阳五行”和“丹田运气”之类的说法。  　  【 海峡两岸的殊途同归 】   　　1949年之后，武术在大陆和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地区走上了一段时间截然不同，最后又殊途同归的道路，只不过因特殊的政治原因，大陆的发展历程较为滞后。 　　民国武师多有“会道门”背景，并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深厚，1949年后，很多迁到台湾或出走海外。中共建政后，也很重视武术，国家体委把“国术”正式更名为“武术”，制定颇多章程规则，逐渐把武术变成套路表演的体育赛事，技击性武术被禁止，民间武林也消失。“文革”中，武术发展几陷于停顿。 　　1980年代初，大陆开始发展散打，与套路武术并驾齐驱。改革开放之初，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热，香港武侠文艺大举进军大陆，在全国掀起一片武侠热、习武热，一直到今天，武校遍布神州大地。以前的各种门派与武术纷纷重现江湖，甚至连金庸等小说中虚构的门派与武术都现身武林，大家立馆招生，讲课授徒，好生热闹。 　　而国民党到台湾后，一直没有停止发掘传统武术技击价值的努力，定期举办不分门派的中华国术世界擂台锦标赛，八卦掌、螳螂拳等今天难得一见的绝技经常同台竞技。不过从当时留下的影像看，比吴公仪的比武并无出彩之处。 　　国民党对武术的态度，与对中医的态度相似，都是一开始当作国粹大力弘扬，极力推广，后来理性逐渐占据上风，遂逐渐让其退出官方体制，回归民间生存。武术在台湾，传统的国术实战比赛也是逐渐被现代搏击术的散手（即散打）替代。 　　目前在台湾，“国术馆”仍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但此国术馆非彼国术馆，已经不授拳，多改行从事推拿按摩、治疗跌打损伤的业务。国术馆与政府卫生部门的冲突近年不断，国术馆不纳入全民医保体系，并有法律规定，国术馆师傅无开处方看病的权利，否则违法。 　　但是，某些国术馆在激烈竞争中，也悄悄打出有祖传秘方能治疑难杂症的旗号，因开药让患者服后致伤残或死亡的事例在台湾常被报出，政府卫生部门严加查封，因此双方关系紧张。 　　话再说回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现有的极少的传统武术的实战影像，几乎得不到认同，或说很假，或说不是真的，那么真的传统武术实战又是什么样子？   　　 【 散打的兴起 】 　　改革开放前，武术技击性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容易被扣上崇尚暴力的帽子。 　　梅惠志自小修习传统武术，有一大堆头衔：首任北京武术散打队总教练，武警北京总队散打队总教练，京港搏击会总教练。他还是大陆散打运动的先驱之一，培养了很多全国散打冠军。 　　梅惠志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武术队常出国访问，也为来华访问的外宾表演，有好事的老外就问：“那这个能不能实战，可不可以试一下呢？”这种提问经常难倒主人家。 　　武术技击性的问题，就这样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实战这种“新鲜事物”，官方认为具有危险性，秉持着既重视又要谨慎的心态，摸着石子过河。1979年，国家体委首先委托浙江体委、北京体院、武汉体院进行对抗性武术的试点训练，同年5月在南宁的观摩会上作了首场汇报表演，散打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 　　这个时候，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的摔跤教练梅惠志，常带着一帮人练习拳击及类似散打的自由搏击项目，在北京武术队主教练吴彬和中国式摔跤教练李宝如帮助下创办散打队。 　　经过多年探索，官方的武术人士吸收西方现代体育和搏击运动的很多元素，终于建立起一套散打运动体系（也即锦标赛体系），但传统武术套路的竞赛机制仍保留下来。 　　此时，民间的传统武术在武侠文艺推动下，也“蓬勃发展”，分歧就此产生。民间武师认为官方的套路武术是花拳绣腿，还认为散打不是中国武术，只不过是“拳击加条腿外带个摔跤”，多抱以藐视之情。 　　1980年代，官方在探索期，也常举办一些试验性比武，同意民间拳师们上台与散打运动员较量。梅惠志本人就有颇多这种经历。1980年和1981年，北京搞散打试验赛，民间拳师跃跃欲试，上百人来自八卦、形意、太极等各拳种。但是，即便是当中最强健的民间拳师，仍与散打运动员有巨大差距，进入半决赛时，剩下的都是散打运动员。 　　1980年代中期，梅惠志又带领队员赴河南嵩山、湖北武当参加擂台赛，来的民间高手更是“琳琅满目”，很多身着奇装异服，有扮成行者武松样的，有扮成道士样的。还有人当场表演绝活，譬如一掌把钉子从木板里拍出来。但比武的结果同样令人沮丧，经常是开场前，对方架式十分漂亮，开打后，三拳两脚即被散打运动员击下台。 　　有武师认为，戴着拳套限制了功力的发挥，梅惠志安排他们与队里的小队员比试，并叮嘱队员，只能打赢，不能打伤对方，意即不能下狠手，但民间高手们仍然很快败下阵来。 　　梅惠志认为，封闭和过多仪式化的无用动作，导致花哨的传统武术很难与不好看但实用的散打抗衡： “传统武术讲究的是口传心授，多是对方怎么打你，你怎么防守的说招说手，平时实战训练水平很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方边腿踢你，散手队员会一手格挡，一手反击。传统武术可不这样，他得先做一个云手，这样动作好看，可对方早就踢到你了。另外，有的拳种讲究什么螺旋力、三角力，每种都有几十种用法，说什么可以将人转着打飞，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同他们交流时，也就一个照面就分出了输赢，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迎击，没有什么神秘的。” 　　到1990年代，这种比武越来越少，一是官方散打体系应付锦标赛已忙活不过来，二是民间武师们从事招生开馆，有更多挣钱的事务，一般他们对散打的不屑和批评，都改为君子动口不动手了。 　　虽然实战中，全国各地的散打队伍都一致认为，他们遇见的民间武林高手完全不堪一击，但民间武林人士愿上擂台一雪羞辱者极少，说辞形形色色，譬如说比赛规则不许击裆、挖眼、咬人，所以不愿上擂台；有说不能签生死状，所以不愿实战；有说真正高人淡泊名利，隐匿于深山野林；有说绝技已经失传。同时，民间传统武术界自身还有各门派之间及内家拳和外家拳之间长期激烈笔战。 　　专业人士认为，如擂台允许挖眼击裆，就不是武术了，因为已无“术”可言，而是打野架，假如规则允许的话，经过专业训练的散打选手肯定比民间人士更加迅捷凶悍。规则更多的是保护弱者，而非强者。 　　一些曾向民间武术世家讨教学习过的职业散打人士认为，由于缺乏现代生理学常识，民间传统武术不但训练方法和意识落后，而且往往还保留了不少无用甚至错误的观念，譬如各门派普遍强调站马步的功夫，实际却毫无用处，而且若真练马步功夫，扛杠铃深蹲更有效果。 　　对一些特别的神功绝技，譬如睡钉板、拍砖头、顶石碑之类，梅惠志特意还澄清道，这些只能说是江湖杂耍，而不是武术。“这些我以前都练过，一方面是熟能生巧，另一方面有些物理道理在里头，知道了就不玄乎。” 　　梅惠志1980年代带着弟子出国去开眼界时，也曾闹过笑话。因为大陆散打的锦标赛机制并非职业比赛制，强调严格的保护性，戴着厚厚的护具。结果他们背着护具出去交流时，遭人耻笑。梅惠志才发现，原来人家已经发展到只穿一条短裤搏击的地步，他于是冒着被上面责怪的风险，私自让队员们脱去护具，与外国选手交战。 　　最初的出国比武，其结果自然是比较青涩的，不过这也导致了北京队水平不断提升，在全国屡屡夺冠。 　　散打兴起还有另外一些推动因素，像香港富商霍英东，是武术爱好者世家出身。1980年初，见泰拳和拳击风行，鲜见中国人上台与之抗衡，心里吞不下这口气，便跑到北京来与官方联络，要寻觅高手去为国争光，他多年来为此花费巨资，贡献颇大。 　　【 追寻传统武术之旅 】 　　就像中国有中医，印度有印度医，阿拉伯有天方医一样，武术也并非中国独有，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格斗类传统。但是，多数民族的传统武术都存在着漠视技击，较注重仪式与文化，表演特色较为突出的特点。如印度传统武术“卡拉瑞帕雅图”，巴西的“卡波拉”，锡克人的“盖塔卡”，拉美黑人武术“踢瑞瑞卡”。 　　相对而言，由于日本古代有武士制度，欧洲有骑士制度（更早的希腊罗马有尚武好勇传统，其拳击和斗兽极其残酷），有着一个长期以习武、作战为生的阶层，制度也提供了合法的定期比武机会，其武术的技击色彩更为突出，所以，欧洲和日本成为现代各种格斗术的发源地和推动力。 　　近现代，泰拳在官方的有力支持下，经过多年改良，去除奇怪无效的招式，大力引进西方拳击的技法、规则和训练方式，再加以泰化，成为世界上最盛行的武术之一，被各种流派所借鉴模仿，也对自由搏击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而中国武术，则由于在中国独特历史中演进出各种复杂神秘的门派，使得民间武术家们花在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招牌性动作和仪式的心思更多，其表演特征更为强烈—或许这是中国功夫片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 　　若把中国民间各门派的宣传资料浏览一下，可发现不少共同特色： 　　1、一般都具有辉煌悠久的历史，有些门派的祖师爷还是古代著名的皇帝，但在正史中无法证实； 　　2、有着像超人一样无敌的师祖或师父的传奇故事，如曾击败过诸多来历不可考的外国拳王、元首保镖； 　　3、都号称从未遇到对手，从未输过； 　　4、都缺乏实战的影像资料和权威报道； 　　5、现实生活中的掌门或高人，几乎从不出手实战； 　　6、越是古代越有高手，绝技越多，越厉害。 　　而这些恰恰又与现代的常识相悖，现代观念认为，总体而言，人类是越来越先进，而非今不如古；只有经过专业化体系下产生的事物，才能是最优秀的；一种事物要不断经过竞争交流，才能日益提升其质量，闭门造车的结果正好相反；一种事物要使人相信，得拿出经得起质疑检验的证据。 　　怀着对中国文化热爱的情结，民间层面，对传统武术实战价值的追寻一直没有终止。但迄今，追寻者到最后都饱含着失望与沮丧退去。     　1980年代之后，对传统武术反思最猛烈，也最知名的人物是天津传统武术家赵道新。这位生于1908年的老人自幼习武，一生与很多武术名家有渊源。正在全国习武热高峰期，接受《精武》杂志访谈时，他直言传统武术基本不存在技击性，痛陈诸多武术界弊端，指责谈玄论道、门户之争，曾引起极大震动。 　　据《南京晨报》报道，《武魂》杂志主编魏珉，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走遍名山古刹，寻访传说中的高人。他说，我拜访到的很多武术家都是著名门派掌门人，其名气、理论在民间可谓一流，但多为“说故事”—讲述自己或者祖师爷如何如何厉害，哪年曾经打败过某人。他们多是手捧祖宗拳谱讲道，少有常人想像中的实战能力。 　　该杂志副主编还谈到，武侠文化中有个错误观念，越是古老理论越有价值，越是岁数大的武术家功力越深，其实这是不对的。“现代人在科技、营养、天生的身体素质方面远远超过古人，为什么在武术理论和实战方面就一定低于古人呢？这是说不通的。只要中国武术加强科学研究，打破保守，多与国外交流，还是会有突破的。” 　　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刘普雷副主任，自小习武，多年来从事武术研究工作，亲身参与了散打运动的建设发展过程。他说：“民间那些所谓高人，甭管之前招式多花哨，一上擂台就是王八拳、窝心腿。” 　　早些年，一位富商心有不甘，就是想亲眼看见符合自己想像的传统武术实战，花费巨资打造人才，招收了很多小孩秘密训练。 　　他找刘普雷咨询时，刘劝他还是放弃得了，但对方很执着。在训练完毕，内部进行演练拍摄时，对方看了录像，痛心地表示：“算了，别拿出去了，丢不起这个人。”这个计划最后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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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蒙古系列报道之一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身   提要： 虽然 1980 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际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得远算不上成功。   文 记者  段宇宏  周宇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似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压根儿把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向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嘛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则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惟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 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仁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仁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羸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和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9月，由大呼拉尔选出人民革命党籍的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人民革命党和它的国家一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伟大的妥协】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7月的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事实上，人民革命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往往又是蒙古知名的各力量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对改革进程有着极其微妙的正面影响。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完全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两个月后，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制订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经常我们开完会，天都快亮了”。当时党的总书记已由哲学家达世?江东继任，以他为首的核心层每天都在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     “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 　　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 　　议会选举让人民革命党胜，总统选举让民主党胜，“我们蒙古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巴特尔笑着说。这样的情况，此后屡见不鲜。 　　异常顺利的政治转型，甚至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声名狼藉的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很快又被恢复党籍，而在广场危机时因表现不佳而辞职的前总书记巴图蒙赫，一度被留党察看，也很快被恢复名誉。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蒙古大夫的休克疗法】 　　比起政治转型，经济问题才是真正考验蒙古社会的最大难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蒙古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世界罕见，而对苏贸易则占80%。 　　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 　　对外贸易，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60%；对苏贸易，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70%。遭遇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其工业，自1990年，每年递减额20.77%，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其次是仰赖苏联物质供应体系的种植业，因机械、燃料、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供给的中断，1995年，谷物的产量不足1989年的1/3。 　　而当年的“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们走后，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进入蒙古的中国建设者们发现，蒙古人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乌兰巴托的男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如何去工作。中国施工队在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围观。 　　蒙古经济转型为人诟病最多的，还是暴风骤雨般的私有化方式。 　　1991年1月15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60%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几乎瘫痪，并且，蒙古不像苏联人只是忘记市场经济好多年，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价格信号并未如期刺激生产，蒙古遂很快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蒙古需要私有化，但几乎没有人懂经济，尤其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于是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这个关键先生及时出现了。 　　Zholzhargal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不二人选：他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Zholzhargal本人曾在匈牙利留学，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兴趣。 　　1989年，供职于蒙古中央银行的Zholzhargal因为一个联合国项目的资助，得以在美国待了半年，并在那里有机会学习西方经济。 　　在Zholzhargal看来，蒙古国这个经济体毫无疑问是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于是，Zholzhargal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几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地制定了蒙古私有化方案。 　　此时，这位年轻的“蒙古大夫”只有27岁。 　　Zholzhargal的方案最初形式被认为是采用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采用的“投资权力证书”。这种证书将国有资产按1万图（蒙古的货币单位）面值分为1股，平均地向蒙古每个公民发放。投资权力证书的最初动机是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 　　1991年5月31日，蒙古国小呼拉尔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有点、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对当时国有固定资产的44%通过向公民发放“投资产权证书”的途径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服务业和其他小企业的私有化，每人领到一张粉色的券，上面印着有成吉思汗发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是确立私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 　　Zholzhargal坚持认为，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只有快速推进的“休克疗法”才能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从而实现私有化。但Zholzhargal没想到，“快”同样可以导致腐败，而且能快使得普通民众更无还手之力。 　　在蒙古，善于经营管理、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不存在，强大的市场、法律约束机制和廉正高校的政府同样不存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证书持有者实际无法约束和监督企业，企业经济阶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企业唯一的主人。 　　更糟的是，大部分民间百姓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们解释都无从解释，不但牧民们丢弃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就连北方某省一位金矿领导及现在蒙古BTV总经理这样的人物，也因为不知道股票该干什么用而把手上的证书弄丢了。 　　丢弃股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没有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股票一开始几乎一文不值。直到1994、1995年间，股票才逐渐涨价，在一个破旧的自由市场门口开始有人站着收购。 　　畜牧业私有化同样因没有成熟合理公平的方案，导致原农牧业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及其亲属利用权势，将大量集体财产和牲畜占为己有，公平平均分配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 　　根据1996年的推算，53.75%的牧户拥有的牲畜不足100头只，少数牧户则达到1万头只。 　　不过，蒙古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未酿成全面崩溃和社会动乱的惨剧，除了政治转型稳定外，另一原因是其传统畜牧业的支撑。尽管畜牧业私有化过程中，分配并不公平，但牧民的积极性依然被极大调动，1997年比1989年，牲畜总头数增长了近乎1/3，是蒙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的奇迹，这个数字依然在飙升。 　　更幸运的是，仅有的两个邻居中，北方的邻居撒手不管时，南方的邻居及时找上门来，与蒙古正好形成一种互补：蒙古遍地丢弃无用的废铜烂铁，以及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各种废旧物资，中国商人当作宝贝收购回来；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蒙古的各种时尚花哨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为蒙古人所急需。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苏联老大哥无力庇护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美、德、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40个国家和组织对蒙古紧急援助，在1990-1995的阶段，国际社会对蒙古实际援助累积达9.2亿美元。 　　【贫穷但幸福着】 　　经历过社会转型初期剧烈的经济震荡后，蒙古经济自1993年就开始恢复性的缓慢增长，有段时间搭上矿产品价格上涨的便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挫蒙古，但其人均GDP早已从1989年时的人均6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600美元，与中国已相差不远。 　　今天，蒙古精英普遍认为，蒙古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贪腐低效和全社会的依赖症。 　　尽管蒙古今天的基尼系数还远低于中国，但蒙古国的贫富分化以一种特殊的直观情形让人触目惊心：2000年后，乌兰巴托市睡在下水道、涵洞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乌兰巴托寒冷的冬季，贴近下水道里的供暖管道能让他们渡过严寒。 　　下水道越聚越多的人群成为一个著名景观，甚至成就了一些国际摄影师的江湖地位：英国摄影师James W. Hill的作品《爱与和平（Ouynaa And Tsetsegee）》获得尼康2002-2003年度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而美国独立摄影师Paula Bronstein的镜头中，下水道居民中出现了18个月大的婴儿。 　　下水道居民的后备大军似乎还在不断增加：失去工作也不愿找工作的酒鬼、游牧到首都附近干脆扎个帐篷住下不走的牧民、被亲人抛弃的流浪儿。1990年代中期的转型中，蒙古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的不对等逐渐扩大，这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现象，以及失业和贫困。 　　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根据世行的标准，蒙古则有70%的人仍在贫困线下。不过，在此线下生活的不少蒙古人不但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甚至幸福、自信溢于言表：“有酒喝有肉吃我怎么算是穷人？”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但在蒙古，懒惰恐怕是重要因素。 　　懒惰不只是蒙古人留给外国投资者最深刻的印象，在其国内，从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到议员、学者，几乎所有被《凤凰周刊》采访到的蒙古精英知识分子都提到：蒙古人应该更加勤劳。 　　与懒惰并行的是习惯性酗酒。到目前为止，许多蒙古人依然是有酒有肉，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即使是住在简单的蒙古包里，甚至下水道中。 　　在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买酒需要凭票，很难如愿。一些酒鬼只好去商场买香水喝，或是闻汽油味来满足酒瘾。转制之后，蒙古人再也不愁买不到酒，酒鬼顿时多了起来。 　　多年前，蒙古国会就通过《同酗酒行为作斗争法》，规定每月第一天严禁卖酒，但歪歪斜斜的醉汉在乌兰巴托随处可见。今年前9个月，这个人口只有270万的国家，刑事案件发生14511起，醉酒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1.9%。 　　酗酒极大损害了蒙古男人的身体、精神、家庭、人生，甚至是国家经济。这也成为部分蒙古人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蒙古人说，有人捡两天垃圾挣来的钱，宁愿买酒喝掉，也不愿意给孩子买面包。流浪汉凑钱买酒喝的情况亦是乌兰巴托的常景。而美国摄影师Paula Bronstein2000年在拍摄下水道里的蒙古人时，拍到了11岁的醉鬼：他醉醺醺地爬回洞口，然后在镜头前酣然如梦。 　　酗酒造成的家庭问题，甚至迫使不少国际慈善机构不得不代为照顾被蒙古男人抛弃的女人和孩子。据乌兰巴托官方2009年统计，该市37%的儿童因家境贫困辍学，每日有1500名儿童流浪街头。 　　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谈及蒙古社会的懒惰和依赖症时，对今天蒙古两大政党为讨好选民，动辄承诺给每个公民发钱、给公务员加薪的办法极为痛恨。2008年大选，民主党承诺要给每人发100万图（约合人民币5000元），人民革命党则喊价150万图（果然在大选中胜出）。 　　今天，依然有牧民从遥远的牧区骑着马来到乌兰巴托，为的就是要求全部兑现人民革命党竞选时150万图的红包承诺。 　　“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懒惰，（这种承诺）什么作用都没有，”额尔德尼摊着手说。 　　蒙古知识分子们大都对成功转型的民主制度自豪溢于言表，但谈及贪腐低效率，则倍感痛心。 　　蒙古政治转型成功后虽运转经年，但离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尚有相当距离。 　　“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实施新宪后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98年成为建设部部长。他对政府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方案不公平并将不少人推进贫困线。 　　1998年4月，蒙古因为复兴银行的私有化问题发生府院之争，最后各党达成妥协，商定让卓力格出任总理。没想到，他在10月2日晚被两名凶手入室杀害，凶手逃走前在冰箱里“偷”了一瓶醋一瓶酱。前途无可限量的卓力格意外死去，迷案至今悬而未破。 　　外界揣测，卓力格可能是因为上台会妨碍某些利益集团，才遭此惨祸。他离世后，加深了政治危机，无数人到广场为他做烛光守夜，直到乌兰巴托市长纳兰察茨热勒台被指定为总理才化解。 　　2008年6月，首都再次迎来一场震动：反对者因为不满人民革命党在大选中胜利、指责选举舞弊而游行，但大批流浪汉、酒鬼的加入，使政治游行最终演变为一场骚乱，人民革命党的中央部大楼被人纵火焚毁。 　　胜选的人民革命党再次使出“妥协大法”，获得单独组阁权的人民革命党最终把反对派也拉进来，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届联合政府似乎解决了以前各派只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蒙古各级政府不断扯皮、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变成最稳定、最高效的一届政府的同时，又因在联合中实现利益共享，出现了反对党消失、多党合伙腐败的问题。 　　被当地人认为是合伙腐败最直观的戏剧性场面，是蒙古的公路上，左肽车（方向盘在左）和右肽车（方向盘在右）同时乱跑。这一景象被认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车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维护、彼此放行的结果。 　　有新闻自由，监督力度够大，为什么用处却不大？尽管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各种腐败，但平时公共参与度很低的老百姓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对此痛心疾首，但他坚信，随着时间推移，除法制建设之外，加强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教育，可以逐一改善这些问题。 　　不过，对那些深为本民族陷于依赖症为忧的蒙古精英来说，即将到来的矿业繁荣未必将全是好消息：“荷兰病”（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风险和“挥霍的民粹主义”回归，并非远在天边的一片阴霾。一个尚在谈判中的矿产开发项目还未敲定，预定将会产生的红利已提前派发给选民，这在蒙古并不是新鲜事。   详见《凤凰周刊》第381期 订阅《凤凰周刊》，请访问 http://ifengweekly.com/

        蒙古国系列报道之六        “作为蒙古很负责任的男人，我们应该出面”       　—— 专访“达亚尔蒙古”组织核心成员   文 记者 周宇  段宇宏 　　10月5日中午1点10分，距《凤凰周刊》记者离开蒙古还剩最后几个小时，有“蒙古新纳粹”之称的“达亚尔蒙古”终于现身，两位核心成员抵达乌兰巴托ANSAN酒店。 　　约定的时间是中午1点30分，《凤凰周刊》记者在蒙古两周采访中，他们是惟一不迟到的人。 　　对中国人来说，“达亚尔蒙古”这个显赫而又神秘的组织，除了遭其殴打和警告，几乎没有任何交道接触的机会。为探寻该组织面目，《凤凰周刊》用各种渠道反复联系沟通，得到的答复均是“不愿见任何 中国人”。 　　接连挫败，让本刊记者私下抱怨，“连两个中国普通人都不敢见，他们有种么？”此话激起当地一位临时充任翻译的女学生的义愤，她不断电话、短信，希望他们能为蒙古男人争回脸面，依然无果。 　　不过就在记者订好机票，准备动身时，转机意外出现。据称“达亚尔蒙古”的核心成员中，两位比较温和的愿意接受采访，但中间人对他们的姓名、身份一无所知。为避免麻烦，本刊记者特意找来一位男性翻译，但那位蒙古女学生，执意要在现场亲睹他们的“风采”，尽管她有可能因与中国记者在一起而遭剃头的危险。 　　面容冷峻、身材高大魁梧的两位“达亚尔蒙古”出现酒店时，空气为之凝固。二人均三十出头，身高均超过180CM，浑身装扮一丝不苟，像准备登上露天大舞台的摇滚歌星，又带有强烈军人气场：一位身着黑夹克，额扎黑丝巾，蓄披肩长发，另一位身着浅色夹克，梳大背头；除胸前硕大而银光闪闪的“卐”字项链外，两人厚底皮鞋上均缝有一个巨大而清晰的皮质“卐”标志。 　　两位“达亚尔蒙古”对微笑着迎在门口的记者和翻译只略微点了下头，便径直步入客房，端坐沙发上。还未开口，二人环视了一下四周，迅速发现问题：酒店双人床的床头柜上，像蒙古所有酒店一样备有安全套。黑衣人手臂一伸，命令男翻译立即把这个“东西”从他们眼前拿开。 　　翻译被要求把所有问题当面先念一遍，他们要商量后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至于他们个人的身份，以及他们的组织，一概拒绝回答，他们仅是代表组织与中国记者交谈。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长发黑衣人始终一脸严肃，没有任何笑意，浅色大背头，只在与同伴商量时，才有过两次豪迈爽朗的笑声。 　　对中国记者，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一切拍照要求统统回答“不行”。对一旁围观的那位蒙古女学生，则始终视若无物。采访结束，两人走出客房后，只与男翻译握手道别，并对他慰勉几句，随即大步走出酒店，登上轿车转瞬离去。 蒙古一家新纳粹主题酒吧 蒙古新纳粹“达亚尔蒙古”一个下属分支机构成员在街头活动 蒙古达亚尔组织领袖巴亚姆巴图尔噶 凤凰周刊：请简单介绍达亚尔创办和发展的历程。 达亚尔： 达亚尔成立于13年前，是根据蒙古国法律成立的合法NGO。董事会当时5名成员，5个人下面有9个助理。从那之后达亚尔从未间断，一直延续。 　　直至今日，14个人一直没有变化。不同的是现在有了专门的对外交流部门。与外界的交往更开阔了一些。至于会员和支持者的具体数字，是从不对外公开的机密。 凤凰周刊：达亚尔与蒙古其他类似组织的交流情况如何？ 达亚尔： 蒙古有类似目的的组织的成员，很多都是从达亚尔出去。所以一直都有关系和交流。我们做事的时候互相商量，就像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一样。达亚尔其中的是领先者。我们之间观点没有分歧，目的相同，只是在不同领域做事。 凤凰周刊： 13年前什么样的想法令你们创办了这样的组织？ 达亚尔： 13年前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何建立了组织以及到现在发生的事情，都不属于我们该说的范围。所以我们不能回答。 凤凰周刊： 现在达亚尔的目标是什么？ 达亚尔： 现在目的很明确，不管哪国人来蒙古，一旦发生不合法行为、不入乡随俗，达亚尔会去当面解决问题。 凤凰周刊：以什么样的方式出面？如何解决？ 达亚尔： 达亚尔出面的次数很多，每次情况都不一样，会看清楚再处理。首先是用法律手段，或是出具书面通知等。如果这样的方式得不得尊重，我们会采取其他手段解决问题。但我们不会使用暴力，会使用合法的手段。 凤凰周刊：外国人在蒙古主要有哪些不合法行为？ 达亚尔： 首先，外国人来到蒙古，蒙古人会当成客人对待。但外国人是客人不是主人，因此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比如有些中国人在蒙古开饭店，对蒙古人不友好，他们没有资格强迫蒙古人吃、不吃就叫你滚。据了解，餐饮业、建筑业只要老板是中国人，几乎都不遵守法律。作为客人，他们应该尊重蒙古的习俗、警察和法律。比如来蒙古打工，肯定要先签订劳动合同并遵守。如果合同与蒙古的法律冲突，就应该按照法律执行。但很多中国老板、打工者不予遵守。 凤凰周刊： 达亚尔董事会成员的文化程度，知识结构，社会身份如何？有没有学习法律的人？ 达亚尔： 14人中，有3人是公开的，可以对外交流。其他人是不公开的。有些成员是学法律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会存在。 凤凰周刊： 14个人中，观点有没有分歧，比如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有没有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别，以及对待暴力的态度有没有分歧？ 达亚尔：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冲突。其次，我们的观点是，不管哪国人，来蒙古都要遵守法律，否则就出面。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很多人以为，达亚尔针对中国人，其实不是。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太多，文化水平不高。 凤凰周刊：是否意味着达亚尔并不反对合法的外国投资？ 达亚尔： 如果遵守蒙古法律和习俗，我们很欢迎外国投资。蒙古不是封闭的，有自己的文化、宪法、语言。为什么有时有暴力事件发生？就因为他们不遵守法律。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文化程度太低。甚至有人认为一些世上少有的文化程度低的人来到了蒙古。他们对其他人不尊重，特别是对女人。作为蒙古很负责任的男人，我们应该出面。 凤凰周刊： 怎么看待蒙古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官员腐败、一些人懒惰不愿工作等，有没有想过改变？ 达亚尔： 13年以来，我们从未对蒙古政府做过任何事情。如果我们不认同政府所做的事，也不会做现在这些事情。 凤凰周刊： 达亚尔选择了纳粹标志作为自己的标志，有没有想过这个标志会影响达亚尔甚至蒙古的形象？ 达亚尔： （ 两人先后郑重而缓慢地将胸前厚约1CM的银色“卐”徽章托在掌中，在回答过程中，凝视着徽章，表情逐渐散发出奇异的光辉，犹如信徒举起圣杯般沉醉虔诚 ） 如果把标志的意思全面介绍，时间不够。我们认为希特勒当年使用这一标志的方式以及所做的事情是不应该的，走向了坏的方向。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标志来自蒙古祖先的创造，甚至有人认为是成吉思汗用过。这一标志本来的意思非常好，是蒙古天象标志，很难形容。 　　我们的思想与希特勒无关，根据天文学家的说法，北斗七星，从第四颗星旋转90度，类似这一标志，我们认为这一标志与天象有关。这一标志从不同角度看，含义不同。顺时针旋转，表达力量；逆时针方向，表达和平。 凤凰周刊：有没有统计过处理过的各个国家来蒙古人员情况的数据？其中多少事件需要使用暴力来处理？ 达亚尔： 根据印象，很多犯罪的人，90-95%是中国人。第二是韩国人，其他国家很少。具体处理方式，没有看到相关数字。 凤凰周刊：有没有具体的外国人不守法的例子？ 达亚尔： 2000年至今发生过3起相似案件。都是中国人在大学附近施工，大学女学生回家路上，被工人们拖到工地上轮奸，杀死后混进了正在施工的混凝土之中。另一案例是，在中国人开的砖厂，一个女大学生被奸杀后焚烧在炉子里。也有一些案例，找不到嫌疑人。有时候即使找到了，嫌疑人跑进了中国大使馆不出来，作为避难所。所以本来在蒙古土地上出现的案子，现在变成了国际事件。 凤凰周刊：上述事件中达亚尔有没有出面？ 达亚尔： 初步调查中，我们出面。但最后的处理由法律机关决定，我们不参与。 凤凰周刊：还有其他例子吗？ 达亚尔： 比如开饭店，按照法律对招牌的书写有所要求：不管合资、外资，应该用蒙语。非要用外语，不能超过招牌的1/4，并且只能使用英文和拉丁文。但中国人不遵守。6年前几乎所有中国饭店用中文招牌。我们提醒过他们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几乎没有人听从我们的提醒。达亚尔只能配合警察一起去拿掉他们的招牌，这是合法的。现在很多人会接受我们的要求。 凤凰周刊：你们有没有去过中国？有没有见过印象还不错的中国人？ 达亚尔： 蒙古有很多好的景点。按照传统，如果没有走遍蒙古，是不出国的。因此我们没去过中国。我们两人，其中一个从未见过不错的中国人，另一个见过一两个好的中国人。现在看来，大部分蒙古人对中国人印象不会好。 凤凰周刊：有没有试图影响政府，比如写报告给政府？政府有没有找达亚尔商谈过？ 达亚尔 （两人经过一番商量） ： 这一问题不予回答。但我们曾有提议要求规范外国人的行为。以法律为例，蒙古有法律规范建筑行业工人比例，要求本国工人和外国工人比例是9:1，但一直没有实现（外国人没有做到）。我们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奋斗。 凤凰周刊： 很多外国企业来蒙古投资后发现，蒙古工人太少，且技术达不到要求，于是和蒙古政府商量多招一些外国工人。这个问题达亚尔有没有考虑过，如何解决？ 达亚尔： 我们认为外企来蒙古提供给蒙古人的就业机会不多，蒙古人通常只能做最差的工作。一些外国人以技术人员的名义来打工，但谈不上有什么技术。 　　拿中国企业来说，好像没有中国企业培养蒙古的人才，提高他们的技术、文化水平，没有人做可持续发展的事情。比如在蒙古开矿，也不会按照蒙古的法律去恢复环境。乌兰巴托周围有不少砖厂，根据蒙古法律，砖厂、钢铁厂不应该建在城市附近。政府专门安排过远离城市的地方，但中国人不愿意去，非要在城市边上。我们在前2、3年找过几家非法的钢铁厂，和警察一起去关闭。 凤凰周刊：在你们看来，现在中国人违法现象是有所减少还是增加？ 达亚尔： 最近5年中国人违反法律越来越厉害，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在增加。以前我们写封信去提醒，有人不接受、不回答，但有人也会接受。现在有人会和警察打起来。警察向他们提出要求，几十个人会打警察。 　　最近发生冲突的蒙古技术监督局大楼工地。工人们第一天打的是旁边工地的保安，第二天保安去找警察，工人们打了两个警察。第三天被打的警察找了上一级，开车来了几个警察，工人们不仅打了警察，还砸了警车。 　　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和我们类似的一个组织的4、5个人去那里观察。工人又打了他们。就因为这件事，导致很多普通蒙古人对中国产生很不好的印象，一些年轻人在街上见到中国人就打。 　　被打的两位警察现在韩国治疗，组织成员也在医院治疗，其中一位可能会失去工作能力。 凤凰周刊：互联网上流传的蒙古女人因为和外国男子发生关系而被剃掉头发的视频，和你们有关吗？ 达亚尔： 我们并不反对蒙古女性和外国人正常交往，但是反对妓女和外国人发生混乱的关系。剃掉头发的这件事和我们有关，但我们不可能说出剃头者的名字。我们也不会因为第一次发现这个女人和外国人发生关系就会剃掉她的头发，而是连续发生多次了才会剃。 凤凰周刊：你们的装扮非常有特色，我们想给你们拍照，是否可以？ 达亚尔： 不可以。 凤凰周刊：我们不拍你们，只拍你们的徽章，这样是否可以？ 达亚尔： 不可以。网上有，你么自己找。 凤凰周刊：你们有专职人员吗？达亚尔的资金来自哪里？ 达亚尔： 我们小部分人是做专职的工作，大部分人做自己的工作和生意。达亚尔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支持达亚尔的蒙古人的资助。 凤凰周刊：有没有其他想要表达的问题？ 达亚尔： 我们认为，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应该做自己的工作，有责任和义务向来蒙古打工、投资、开饭店的人介绍蒙古最简单的法律，明确告诉他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这样的工作他们没有做好，导致蒙古人反感中国人。       以上对达亚尔的专访不代表本刊支持该组织的观点。其中列举的中国人杀人的极端事例亦并非事实（见前篇报道《工地冲突背后的蒙古民族主义》），并且已被驻蒙古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蒙古华侨多次驳斥，认为传闻本身违反常识。 更多相关报道， 详见《凤凰周刊》第381期 订阅《凤凰周刊》，请访问 http://ifeng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