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昨天下午正开会，突然同事跑进来说，楼下有上访者指明要见我们某位记者，说是比起宜黄事件，他们的委屈更大，五分钟内见不到人，就立即喝农药。当时我问，男的女的？答曰男的，我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说男的就无所谓，讹诈而已，女的就小心，很可能一仰脖子就真喝了。这边还在七手八脚忙着联系那位记者，那边下去稳住上访者的同事就急匆匆跑上来：他真喝了。两位同事在夺瓶子时，手上沾的都是农药。 　　我跑到院子里看究竟，上访者身缠白布，独自躺倒在院落一角，嘴边一大滩白沫，望着我似笑非笑，旁边只有三两个闲人在等救护车。我甚至没注意看上访者白布上的红色标语是什么内容，就折回办公室。 　　就在楼下发生的事情，我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也没觉得有装出一副心情沉重长吁短叹的必要。不知道是否见多了听多了麻木了。 　　以前，我曾自认理性地认为，上访者大都是欠缺理性经济人算计的人，在碰到不利情形时，不知自己的止损点何在，最后多半是把后半生的一切都搭了进去。所以，北大那位称上访者绝大部分都是偏执型人格的专家，在遭遇全社会口水围剿时，其实我挺同情他的，他不过像任志强一样不得体地说了实话而已。 　　当时我曾想，就上访问题，或许对公众而言，最需要的，恐怕是一种理性和妥协的观念培养，一种经济人的算计意识。因为我注意到其实也有不少人，陆续获得的补偿，约略已可大致弥补其损失，但这些补偿全部被花在了上访路上，其实还是一无所得，至于由上访耽误的时间精力造成的损失，则远大于此。由此，我甚至还在想，如果中国有更浓厚的商业文化和传统，而非传统的熟人和身份社会，即便其他因素不变，上访行为本身是否会减少？ 　　我记得和洪世宏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谈到了农耕社会和身份社会中更注重争夺面子和死理（其实后者多少也是面子的一部分），是它本身对法律的理解，就与今天基于西方注重个人财产权和浓厚商业文化传统上的法律体系有巨大的鸿沟，谈到了中国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说法在哲学和认识论上的悖谬，以及其导致在司法不公时的个体的行为选择，当时我希望他能就此写篇长文，可惜洪世宏先生杂事缠身，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现在想来，这样的文章即使写出来，能看到的，多半是上访概率很低的人群，于那些将走上上访之路的人而言，屠龙之术都算不上。更重要的是，对那些可以随意喝下农药，完全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来说，你无法改变他们自认为命如蝼蚁，必要时大不了可以一死了之的处境。倘若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本身就认为他们命如蝼蚁，他自己无论如何自强自尊，又能如何？ 　　我问过好几位被国家机器轻轻碾压过的同行，要论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恐怕他们是今天中国最蓬勃而旺盛的，然一旦系狱，经过审讯者和狱卒这组齿轮之后，莫不自觉渺小如蝼蚁，多半任其宰制，老老实实心服口服。所谓“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乃是在专政机器失灵的例外情形，常态下，发如韭，头如鸡，割了就割了。 　　所以，身处办公室的世界，要去分析和评价和一墙之隔的非现实世界的逻辑和选择，犹如隔着一堵高厚的围墙与那边的人打着手势谈恋爱。在我们遭受相同的命运之前，那些正遭此命运的人，其实与我们隔了一道厚厚的墙，隔膜到了甚至连想象一下自己处于对方处境会如何选择的能力都没有。 　　只有一次，我为这种想象打了一个冷闪，几年前，到一个信访机关办事，那个小巷子几乎被面容悲戚身挂白色纺织物的人占满，我无意中停留在一位与我母亲年纪相仿者的面前，我看她胸前的牌子上是儿子惨死的图片和文字。我突然明确地警告和提醒自己，要像狗一样乖顺，而不可以像狗一样冲动，我知道，我若一旦进去，以我的性格，很可能在审讯官和狱卒这组齿轮那里，就会硬碰硬被轧得粉碎，接下来，就会是我的爹娘脖子上挂个牌子，天天站在这里，祈求路人的同情。 　　隔壁的世界陌生而遥远，远到根本无法理解，但确实又很近，近到一不留神就在墙的那边，好在，我现在还在这边。

前些时候，我们有篇报道讲微博促进房屋征收立法，写的很平稳，领导老成持重，说，要加一段首长们谈暴力拆迁的文字，于是我上网查常委们全年的活动和讲话，我翻遍了全部网页，很遗憾，没有一个人曾对此表态。要知道，虽然死了那么多人，但只要有一句话，首长，其实我很想赞美你。

     每次父母打来电话，我都会心惊胆战，无他，第三句话一定是问对象问题有眉目否，结尾必是长长一声叹息。为人子者，让爹妈每次电话都把死都无法闭眼的话重复一次，内心苦痛可想而知。      这可真不是我的错。      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据说男性比女性多出六千万人，青壮年龄段尤甚。这就跟中国房价一路飙升情形相似，乃是供需不平衡之故。      但在中国，几千万男人注定将打光棍，绝不仅仅是因为性别比例失衡，适龄女性供给不足的问题。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官员富豪普遍流行养情人、包二奶——何止二奶，很多家伙一包就是四五六七奶。国外的情形如何，我没调查，但据几位友邦人士感叹，全世界也只有你们中国才有如此公开而普遍的包二奶行为。      稍有常识的人们都不难想象，这些人圈占的二奶三奶四五六七奶，如果拿房产来比方，完全相当于比较靠近市中心地段的住房。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的包二百现象的泛滥，使得可供单身男性选择的女性数量更加不足。       但是，之所以这种破事还好意思写出来，实在是因为最近的两会出现的一些提案议案，以及我国政府一些政策的动向，一下让我看到了希望。      比方说，百姓呼声极高的住房问题，现在开始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地纷纷开始出台各种限购令，让盼房心切、买房无望的人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最近，政协委员常兆华认为应当打击“囤房”现象，他建议国家要像治理“囤粮”一样治理“囤房”，比如可采取强制征用空置房，在一定时期内以廉租房形式租出去。      毫无疑问，对一个人来说，结婚问题比住房问题更重要，既然住房问题国家都愿意动用强制手段解决，为什么结婚问题国家就不管呢？      像包二奶这种行为，比囤房问题严重多了，囤房不招惹任何一条国法，而包二奶则有严重的重婚嫌疑。既然囤房可以被强制征用，为什么二奶不可以强制征用？      当然，国家强制干预，历来是有人反对的。比如，一直有人声称， 商品房这部分，国家应当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自发调节。好吧，你看看中国性别比例如此严重失衡，居然还出现了“剩女现象”，而且还开始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婚姻问题政府这些年可是从来就没干预过，剩女现象的存在，难道不是充分地说明了市场失灵问题么？       既然我们的各级政府已经开始强力干预住房问题，毫无疑问，为了解决婚姻难这个更为基本的民生问题，政府同样应当强力干预婚姻问题：       ——妇女国有化。       一旦妇女国有化，则包二奶情形则相当于囤房，剩女就相当于小产权房。予以毫不留情的坚决打击。       “妇女国有化”并非凭空之想，其实，人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妇女国有化”运动。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在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感召和启发下，部分地区的劳动人民自发地实施了“妇女国有化”，因为“妇女是一个民族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不能被剥削阶级占有，应当国有化”。       不过，当时的新生政权并未将之纳入社会规划目标，也未及时指导人民群众将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个人民自发的社会主义摸索和实践过程中，自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经验教训。      “妇女国有化”运动在当时的苏联无疾而终，不等于今天在中国不能实行。今天的中国，财力空前强大，虽然，中国的计委变成了发改委，经委变成了国资委，但这几年的国进民退，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计委、经委虽然改了名字，但功能齐备，经验更丰富，如果再加上计生委的协助，它们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妇女国有化的问题。       让我们想象一下“妇女国有化”以后的美好前景吧。当我国公民到了适婚年龄，则自动进入政府的规划视野，给你一个时限，比如一年，让你自主选择婚姻对象，这个阶段，遵循的是完全的市场化原则，年限一过，则进入一个调控帮助阶段，即根据国资委制定的某些标准，给你提供一组候选对象，让你自主选择，这个阶段过后，你若还是单身，对不起，由发改委和国资委强制电脑随机配对，由计生委强制婚姻。       如此一来，诸如包二奶这种囤房现象，剩女这种小产权房——种种乱象都会一扫而光，中国男性结婚难现象将会大幅缓和。甚至，商务部也可参与进来，由发改委规划，由国资委登记造册，从越南、非洲等地引进新娘，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       毫无疑问，比起各种住房限购令、强制征用囤房，妇女国有化才是更利国利民大庇天下光棍俱欢颜的仁政。       在万众关注两会之时，本人强烈呼吁，妇女应当国有化。

 没有母语的人民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想清楚，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看它是否有正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价值，然后，它就在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作者是我父母当年在新疆兵团结识的湖南同乡，粗略算来，迄今已四十年，当时环境下，两家关系胜亲戚，他比我父母年长一辈，自然我一直拿他当爷爷看。他系因前国军中校而服刑新疆，又是刽子手曾国荃后人，成分已经不能再坏，所以，我最早的印象里，他总是满脸微笑而很少说话，后来才逐渐活跃并有机会展示其极好的旧学底子。和我家同时迁回湖南后，老先生转向曾国藩研究，海内外常有论文发表。 　　我对《换骨记》的失望，首先是很想知道他们当年服刑新疆时的经历。这段历史不见于文献，你能看到的，只是王震率领的转业大军和知识青年如何先后扎根建设新疆。而我不但很早就从长辈、老师那里听到犯人建设新疆的只言片语，周围还有大批人被称为“新生人员”或“新生人员子女”，甚至还有“新生连队”这个词，不难猜测，其中有过一段滤掉的历史。然而，我按目录直接翻到《换骨记》关于新疆的部分，在这本近十万字的书中，这部分只有短短几页，很快就跳到家庭团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了，而其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长达18年！ 　　尤让我失望的是，这部分之后就是最后一章《尾声：姓“国”乎？姓“共”乎？》，基本是对此后几十年极其粗线条的勾勒和生世感怀，大抵叹息他参加国军实系日本侵华在即的报国之举，而抗战胜利后他不但未参与内战，还一度心向共产党，更曾与地下党合作参加起义，奈何却顶着国民党的帽子受罪一生，家破人亡、几度辗转阎王殿前，谁曾想，风水轮流转，国民党又成我党国争取对象，连战访京竟成党国一大喜事，“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老实说，从他身上，我多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长辈的影子。这位今天还在新疆的长辈，与他所不同者，是其在新疆就地起义就地坐牢。十多年来，这位长辈每来信，必附一份他在各类统战刊物上的诗作。读来颇像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写就。唯一的区别，也许就在于这种老干体诗的前两三行——我本少年热血投笔从戎，奈何国共兄弟彼此战场弯弓月。接下来的感慨，则与党内老干部别无二致，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幸得党中央英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国家蒸蒸日上，本人虽蹉跎青春，但夕阳晚景无限红……其对改革开放的欣喜欣慰，对党国英明神武的颂扬，尤在偶尔还发发牢骚的中共老干部之上。 　　也难怪，他现下的待遇确实与党的老干部别无二致。两年前我去拜访，他正住院，很是开心地告诉我住的是老干病房。老先生年过八十，无论眉宇、身板，都是一副为我党打下江山的老将军范儿，绝对看不出他从20来岁到快退休的岁月，都在监狱和煤矿井下度过。 　　说来这位长辈人生反差颇大。据说当年军校毕业回乡，一身美式军服玉树临风，引提亲者无数，但乡下庸脂俗粉显然不入他眼，他声称如若娶妻，要么日本女人要么大户人家独生女。又据说，他打麻将骨牌从来只赢不输，因为牌桌上的小姐太太们都愿把钱输给他。看他今天的派头，想来此说不虚。 　　我家亲戚中，有这种强烈身份错觉的不止这一位，甚至还有更离奇的。在我看，无论是他们，还是《换骨记》作者，按理，都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甚至还留洋，断不该在陈述自己一生时，完全在“政协体”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套子里打转儿。相比之下，正牌儿的我党干部在《炎黄春秋》中的回忆文字，都明显要更平实更少党化色彩。 　　我未见过比这更荒谬的事情。所以，我随意翻了几页《换骨记》，就把它丢到一边。 　　然而，到某一天，真正从头看完《换骨记》，我不由为自己的轻狂和缺少对一代人的同情理解而悔恨。老先生的文字对新疆着墨不多，确实有体力精力不济缘故，毕竟他写此书时，已盲一目，且只余0.1的视力。更重要一个原因是，相比他被发配新疆前的经历，新疆确实不值得他花费太多心血，毕竟新疆余生，即使算不得天堂，至少也是脱离苦海。 　　它实在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我相信他越近开头写得越细致，确有他刻骨难忘的因素。比如“镇反”期间，他被捕却阴差阳错躲过“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杀掉一批”。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一个，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举报，结果他关押了十个月而错过“镇反”高潮，但那位举报他的“恩人”却因回乡赶上镇反而被枪决。另一个，是对“轧子室”的描述，该室得名于一种靠在墙边的刑具，系对半锯开挖出许多小洞的原木，被关押者双腿夹在圆洞中，稍动一下必皮开肉裂，生不如死，一少年当不得痛楚，便以拳头自碎睾丸求死。 　　我几乎没有看过“镇反”对象的详细亲历文字。毕竟，“镇反”属于杀敌人，至多错在扩大化，它得到的关注远不如造成大批“自己人”死亡的大饥荒、文革。此间的死者，只在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数字被人提起。 　　老先生死罪得免，活罪难逃。1951年因“历史反革命”获刑12年，其间两度摸到阎王殿大门。一次是大饥荒时服刑甘肃安西县双塔堡水库，另一次是被押送徒步穿越沙漠的极度干渴。 　　双塔堡水库离著名的夹边沟不算太远，外间鲜知其名，但这里的惨剧就规模而言，则远超夹边沟。关于双塔堡水库，网上可查到的寥寥相关文字称，发配至此的右派，比发配到夹边沟的更不幸，因为这里的主力是“叛乱者”，环境、条件极为恶劣，连房子都没有。也许正因这里多系久经考验而幸存的反革命，与夹边沟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渊的右派相比，大都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比如老先生此前就曾在宁夏西北的西大滩潮湖农场锤炼过，故双塔堡水库总体死亡率要低于夹边沟。1958年一万八千名各种人犯被押送至此，1960年水库完工，约万人埋骨异乡。作为亲历者，老先生对此间犯人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如何被管理，如何应对恶劣环境，以及无时不在的饥饿，写得极为细腻。它该是那一万八千人留下的最翔实文献，如果不是惟一的话。 　　《换骨记》中关于饥饿的描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抵达新疆之时。他们在终点被卸下火车，沿铁道步行，突然有人凭第六感跳进一垃圾箱，果然发现有堆西瓜皮，于是大伙冲上去把西瓜皮抢得干干净净。当然，老先生没有去——就像在双塔堡水库，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呕吐，众人立即围上去吃光了呕吐物。按老先生的话说，是人的尊严让他挡住诱惑。 　　老先生与家人1950年分离，1965年，也就是老先生刑满释放3年后，才获准家人户口迁往新疆团聚。老先生系狱时，太太带着3个孩子，肚还怀着一个，15年后重逢，仅长女幸存。老太太也不容易，出身书香门第，15年间靠洗衣做保姆维持生计，40出头再见夫婿，已是身体弯成九十度，轻得只有一把骨头的半埋人。 　　书中一位与他同由湖南而辗转新疆的人物，也是当年我父母的朋友，邵阳人氏，无妻无子亦似无亲人，1980年前后去世。那时物资渐丰，逢年过节到我家造访，他很是舍得买糖果给我。据说，死后停尸太平间，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当时众议其身世孤苦让人怜。但看过此书方知，相比当年饿死后或被野狗或被同伴刨出吃掉的难友，他毕竟赶上了几年丰足日子，死可瞑目。 　　此前，我不知党国1959年颁布的特赦令原来并不只是对那些战犯有效，按政策，老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当获自由，但他真正被“落实政策”，是特赦令颁布28年后的1987年。而按1977年的政策，他不但可平反“错划”，还可解决县团级待遇。书的末尾，相当篇幅是他为落实政策和待遇，上访求告，四处碰壁，受尽冷眼终至绝望。说实话，这些文字读来更让人心酸。 　　苏联有个冷笑话：苏联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老先生和我的一些长辈们的遭遇，无非是一种相对皆大欢喜的中国版本。我知道，我站在时间这头的看法，其实是饱汉不知饿人饥，但老先生苦苦上访，我无法不将之视作被猫玩到半死的老鼠，生机复见后却把猫当成保护者。 　　如果，老先生当年像我那位长辈一样及时落实政策，二三十年优渥的“县团级”待遇下来，是否会自觉以老干部自居，忆及当年，笔下是否还有沉痛，甚至是否还会有这样一本《换骨记》，我不敢以常情度之。 　　我大体能理解，经过此番历练的人，几乎绝难以平实纯粹的文字细叙自己的经历。毕竟这等被改造对象，并非只是身受苦役，甚至，苦役不过是让被改造者明白，自由与否，存活之念，皆在全身心向组织靠拢一途。 　　《换骨记》中提到过无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残的抗争者，有人愤而写下一首《我的斗争》，私下传递：“血肉凝成的唐来渠，把我们的青春葬送。一切勇敢的人，起来，罢工！这就是斗争。”此人命运如何，不必多言。 　　可以想象，活下来的人，在超强度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倘其内心尚存一寸抵挡与拒斥的自留地，则不是被自己的“同犯”（犯人之间既要表现出认罪悔改的积极态度，又无资格彼此称同志，故以“同犯”互称）斗争而死，便是自绝于人民。几轮汰洗，求生本能必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 　　老先生在宁夏西大滩潮湖农场时，兼过墙报任务和劳动现场的宣传任务，当时那种受重视和被视为先进的成就感，想来当极为深刻，以致半个世纪后，老先生对自己写的一些快板书依然记忆犹新。兹照录两条： 　 　其一 　　李振涛，呱呱叫，抓紧装土不伸腰。 　　王贵本是飞毛腿，背起土来跑得快。 　　突击组长吴天保，掌握劳动有高招， 　　他言道，背土不但要快跑，还要背篓装得高； 　　跑得快，装得高，多装快跑讲实效。 　 　其二 　　一分队，学榜样，调动人马摆战场。 　　大小组长来带头，争先快跑和多装。 　　一组本是好劳力，个个脸上透红光； 　　二组、三组不示弱，准备加油干一场。 　　你若问，干得最好是哪几个。 　　等会我，一个一个来表扬。 　　同犯们，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 　　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 　　不过，老先生的努力从不曾被组织承认过，为减刑立功，他努力劳动，努力宣传，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不但未获任何减刑机会，似连劳动和学习积极分子亦不曾获得。 　　他曾为之歌颂过、赞美过、幻想过的潮湖农场，在留下几十页细致描述后，不得不以几段话匆匆结尾，因为荒漠辟出农田，虽历时两年终于完工，但1955年播种，收获不及种子的十分之一，这一万亩农田终因盐碱化而废弃。 　　我终于能体谅那些向组织积极靠拢，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尽管这类文字与描述生之痛苦的文字，经常相伴出现，互相牴牾。我想，作者可能根本无法意识这种矛盾，更一生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言，来缝合这种撕裂感。在我看，它文本上的失败，却真实呈现了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与分裂。 　　对试图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说，此种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痛苦与分裂。连战跨过海峡与宿敌握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就是个重大新闻而已。但对老先生来说，却是最后岁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其经历一生荣苦皆不脱到底是“共”还是“国”，全书以此结尾，一生纠结，无力思索，更无答案，最后，只能搬来一句中国式的捣浆糊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只能是捣浆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里，他的一生大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他们这代人重述历史，只能取自我辩护姿态，而且“履历合法化”的辩护词无非如此：参加国军是为了抗战，内战时厌恶内战且没上战场，最后时刻还光荣参加起义，被新政权改造时，态度一直积极良好，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来坚决拥护…… 　　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终需依附于某种思想或价值体系，在老先生能找到和依靠的资源中，只有此种解释，才能赋予其命运的合理性与人生的正面价值，哪怕老先生因此无一字提及曾两次在抗战受伤——不抢风头显然是种得体的姿态，——否则何以面对自己的一生？近世中国人很现实，失败者没有同情，更没有自我价值安放的空间。 　　其实，我那位全然以老干部自居的长辈，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何曾不知道这种悖论，但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跟自己过不去？宁愿选择遗忘，是最好的自我精神保护。 　　伟大如钱学森，亦不能免俗。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阐述，恰是今日座标下的伟大爱国者形象。他曾寻求移民美国的事实，“溢出”这个叙事框架，只能假装不存在。就如《换骨记》中曾谈到，内战爆发时，老先生曾想在国共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追随李济深路线。能有这几句语焉不详，大抵是因为今天的话语体系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尚可在统战范畴内找到位置。 　　无论如何，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但绝不可能有类似《古拉格群岛》的作品。没错，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不会有《日瓦格医生》等苏联同类作品。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 　　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在苏联，为“解冻文学”，在中国，为“伤痕文学”。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但风格之异显著，高下之别立判。“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极为抒情、情感浓烈、爱憎分明、沉重忧伤，而苏联“解冻文学”常见的历史批判的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恕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则几乎看不到，“伤痕文学”甚至只能勉强算“解冻文学”的幼稚抒情版。 　　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语言的贫乏，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说，“伤痕文学”时期的汉语，几乎就是一种完全不能胜任文学功能的工具。 　　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对传统、标准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横扫一切公共空间，变成公共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谈心得、做检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语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味、审美，甚至难于灵敏地感受它。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不难发现，《人民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高潮”之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确保”……。 　　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习惯用“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苦日子”，由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之类指称，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 　　官话的普及，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我留意到，在我父辈对文革前的历史记忆和叙事，与官方版本有极大差异，但文革爆发后的部分，却总是与至少一个官方版本高度契合。除非有极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或者干脆就是个彻底的文盲，或者集体有强大的地方方言保护——方言强度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输入强度成反比，否则无法逃避和抗拒官话对个人的重塑和同化。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换骨记》的作者经历超强红色语言轰炸，好在还有古诗词的熏陶。先人留下的表达方式，使他可轻易挣脱想象和表达的枷锁，进入真正自由之境。妻儿万里之外，遥寄书信慰离情，用现代汉语，少不了平平仄仄颂党恩，老老实实重做人的表白，用古诗，则别有真情： 　　记取别时秋雨濛，又惊黄叶东西风。 　　年来夜夜关山月，长照相思五处同。 　　又如，同伴瘐死牢中，狱卒除下同伴脚镣时，他以占句送别，那一刻也除却了自己精神上的脚镣： 　　乱世死生焉足论，人间谁与赋同情？ 　　脚镣除下君知否，此去黄泉喜步轻。 　　“伤痕文学”的最大伤痕，在于前三十年刚刚结束，尽管有需求，人们却无法用语言精细准确表达一切个人化的感触体验，甚至缺少足够灵敏和细微的感知能力。生于这个时代的不幸，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时，无论是何经历，是何观念，脱口而出的，必然是红歌，区别或许只在中国红歌还是苏联红歌。 　　只有语言技能在后三十年才接受训练的人，才能因现代汉语功能的逐渐丰富和完备，有机会成为一个具备健全感知、思考、表达能力的人。顺带说一句，非北方方言区的南方人，通常面临特殊的困难，因为他们用于文字表达的语言，实际并非母语，这就是为什么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的原因。 　　然而，尽管官话今天被迫一点点从个人领域退出，对我们思维、情感、判断、表达的无形惯性影响仍在。你不用与台湾或香港人深入交流，便可明显体察到这种区别——台湾香港远不如大陆有更深厚复杂的历史素材，但他们有细腻深沉远胜大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无论是感知还是表达，大陆甚至明显逊色于弹丸之地的香港。只有一样为大陆所擅长，那就是官民一致、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它是前三十年留给今日中国的一条精神阑尾。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宿命。《换骨记》的遗憾，自当在这个背景下同情性理解——同情性理解，正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中被成功清除掉的东西之一。 　　无疑，在我看来，《换骨记》是本远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书中不少普通人的经历和故事，都自有单独挖掘整理的价值。遗憾而痛心的是，《换骨记》的老先生已经辞世，我再无采访整理的可能，但依据这个现成底本，依然可有所为。 　　前几天，无意在一位有志于文学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我不知此为何人，听得大致介绍和极力推崇后，非要借回一读。原因很简单，策兰面临的特殊困境，让我想起并重新审视和理解《换骨记》。 　　策兰生于战前的罗马尼亚，但故乡战后被划归乌克兰，作为一个流亡西欧永失故土的诗人，策兰更深切的不幸在于，他是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但母语却偏是德语，此种命运的悖论，可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妈妈，我在用敌人的语言写诗。” 　　固然，德语之于策兰，可有敌人语言的沉痛，但作为工具，无论是抚摸内心至苦至痛，还是抒发表达这种痛感，却绝无障碍或先天不足，毕竟，德语不是一种与特定观念体系牢牢锁定的工具，亦从未曾与丰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与真实的社会隔断。即使在苏联时代，俄语也不曾被整体彻底消毒改造，阉割为只有单一功能的死语言。 　　其实，《换骨记》在另一重意味上，何尝不是用敌人的语言写就的自传。我希望时间能给我足够距离，让我写出这种应当不下于策兰的痛感。它并非个别人。毕竟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行进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