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

作者： 信力建   1.@炎黄春秋编辑部：黄钟【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假如1949年后厉行宪政的话，刘少奇在一个政党内的身份变化，包括地位下降甚至被开除出党，最多只会削弱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并不影响其法定职权的拥有和行使。但是在党在法上的环境里就不同了。1969年10月，刘少奇“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 11月12日去世。绝大多数国民不知国家主席的生死。 2.香港成报今日头版【苍蝇虎虎苍蝇中国反腐困境研判】：事实上，老虎与苍蝇不是完全意义上两个不同的「生物圈」，而是「虎蝇共存」的统一体。甚至老虎与苍蝇发生了「基因变异」，老虎装上苍蝇的面孔，成了「苍蝇虎」；苍蝇揣着老虎的野心，成了「虎苍蝇」。大腐败罩着小腐败，小腐败养着大腐败，上下勾连、结党营私的腐败现像已经形成一条「生物链」：老虎处於顶层，苍蝇在底层，中间「苍蝇虎」与「虎苍蝇」起串联作用。 3.日前，有网友爆料称，江西萍乡安源区五陂镇一名80后党委委员邬恋参加工作8个月，还在公务员试用期内就被突击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网友质疑，工作8个月就提拔，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官方表示，邬恋的提拔都是符合正规程序。 4.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将台湾列入“重度贪污地区”，称过去一年有36%的台湾民众曾向政府行政机构人员行贿，远超全球26%的平均水平。该调查结果引发台当局强烈不满，马英九政府高层纷纷出面进行“信心喊话”，强调民调数据“与事实不符”，并呼吁“还台湾公道”。 5.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每年新发胃癌40万例，发病率占全世界42%左右。第七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数据显示，我国胃癌患者约占全球胃癌患者总数的40%。专家分析，中国人胃癌发病率高，和独特的饮食习惯有关，此外与环境污染也有很大关系。 6.党报为城管正名【假如没有城管】10多年前没有城管时城市管理是多么困窘；我们不得不承认，城管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它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减少了一事多罚的纷争，消弭了职能部门互相推诿的灰色地带。假如没有城管，不仅是倒退，也为法律法规所不允许。 7.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今天上午九点十五分湖南省高级人民做出终审判决，唐慧胜诉。判决永州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唐慧要求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法院没有支持。 8.【华尔街日报：中国难成世界一流强国】很多分析家开始宣称，美国的相对衰退根本没有定论，有些人还表示，中国在短期内成为全球一流强国的可能性非常小。谭宝信在《蹒跚的巨人：威胁中国未来的因素》一书中指出，可怕的人口数量加上保守、不愿改革的领导层，使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领导或超级大国。 9.【心情不好？吃个香蕉吧！】德国营养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愉快的情绪,与大脑一种叫5—羟色胺的物质有关，而香蕉则含有这种能帮助大脑产生羟色胺的物质，该物质不但能促使人心情变得快活和安宁，甚至可以减轻疼痛，又能使引起人们情绪不佳的激素大大减少。尽量别空腹吃哦。 10.江苏省财政厅安排3.4亿元学前教育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用于全省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建设。据悉，在用于学前教育的3.4亿元专款中，2.8亿元为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金，用于对新建和改扩建达到规定办园标准的农村公办幼儿园给予以奖代补、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以及帮助各地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园问题。0.6亿元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助补助经费，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11.7月13日，宝鸡文理学院图书馆的自习室，大约300多张椅子被胶带绑在桌面上，椅子上贴着纸，醒目地写着“考研占座”等留言，却没有一个学生在此自学或复习。管理员称有学生一年来不了几次，座位经常空着。 12.英国《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一份研究发现，唱歌跑调也是一种病，这类人多半有方向感不好，整理能力差表现.研究人员指出，唱歌跑调是因为他们分辨不出有细微差别的音符，所以他们可能还存在沟通障碍，比如辨别不出对方语言中传达的生气、害怕或讽刺等情绪。 13.2012年2月，17岁的非洲裔美国男孩特雷万•马丁到便利店买东西，引起了联防队长齐默曼注意。两人争执中齐默曼开枪击中马丁并导致其当场死亡。7月13日，法庭裁定齐默曼无罪。部分民众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走上街头示威。 14.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周日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伟１４日表示，今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7.5%之上。 15.必须要把当前发展速度放得慢一点，别那么快，党中央定的是7%，为什么要搞到百分之十几，谁让你搞的，你把空气污染成这样，中央要求7%，我们搞到7%赶紧停，也不算低，腾出一定空间来，治理环境，调整结构。——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认为一些地方GDP挂帅，环境保护成为口头环保、口号环保。 16.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应吸取日本既往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避免债务泡沫向银行体系蔓延，另一方面，也不应对资本账户开放过于急切。 17.【马云：我在儿子18岁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儿子18岁了，我送你三句话：第一永远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独立判断；第二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世界是有很多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比问题多，世界所有的问题，人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为什么我们就过不去？第三个讲真话，跟老爸讲真话。 18.@茅于轼：我忽然发现近一年来网上评论的观点有了巨大的进步。凭臆想作判断，逻辑混乱，只知发泄情绪甚至张口骂人的评论越来越少。相反，分析全面，冷静，讲究逻辑的评论越来越多。中国的最终复兴取决于全民思想素质的提高。五四运动时提出了民主和科学。可是后来走的路是只求民主忘了科学。得到的是反科学的民主。 19.俞可平：我们现在的很多效果很好的改革往往没有持续性，问题就在于人走政息，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大家都担心推进民主会使秩序失控，带来社会动荡；都希望在推进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在我看来恰恰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推进民主和法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使民主造福于人民。

《 亲历 北洋 ：见证人眼中的民初乱局 》第一章     冯学荣                1911 年。辛亥年。这一年的 10 月 10 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独立。许多清军部队纷纷反正、参加革命，许多民军也旌旗四起，就连有的清政府的军校学生，都站到了革命军一边，我们看看当时年仅 18 岁的军校学生白崇禧是怎样回顾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   “辛亥革命爆发，我和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广西北伐学生军是私人志愿组成，不受国家薪饷，学生自备费用，从桂林随协统赵恒惕的广西混成旅出发，每人发给七九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等物，行军经全州、永州，改乘民船，取水道经祁阳、衡阳、湘潭等地，至长沙改乘轮船到达湖北汉阳，参加革命军阵营，和清军对峙。”（参解放军出版社《白崇禧回忆录》 1987 年 5 月第一版第 5-6 页）               白崇禧参加革命的行动，只是当时全国响应武昌起义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当时的形势，几乎是全国“喊打”之声压倒一片，清政府处于危急的境地。               情急之下，清政府指派当时皇族内阁的陆军大臣荫昌，亲率“毅军”二十营南下，镇压武昌起义。           当时在朝中当官的曹汝霖，是这样回顾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形的：   “荫昌其实不会带兵，他率领的毅军，没有新式行军的经验，部队在行进的过程中，争先恐后，毫无秩序，兵车沿途拥挤，到了汉口附近，检查以下竟然发现有的炮兵忘了带炮弹，有的虽然带了炮弹，但规格与大炮不符，于是又要紧急调换，辗转反侧，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武昌的起义军有了足够的时间从容布置、通电全国、呼吁人民。庆亲王奕劻知道荫昌不能胜任、毅军不中用，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摄政王载沣也知道朝中的确没有可用之人，只好同意起用袁世凯。清廷先是给袁世凯封了两湖总督，袁世凯认为军权没有给他，于是婉言拒绝出山，随后清政府又加码，给袁世凯封了钦差大臣的名义、并下令军权归他指挥。这时，蓝天蔚、张绍曾在离北京很近的滦州发动兵谏，电请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的年期、释放政治犯，北京全城震动，清政府立即回电蓝天蔚：部队不要进京，政府答应立宪年期缩短为五年，并由摄政王到太庙宣誓、决不食言。兵谏事件发生之时，满清亲贵大员纷纷逃往天津，京津火车拥挤到没有立足之地，亲贵们还蜂拥把钱财存进外资银行，以求自保。”（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89 页）                 荫昌所带的清军行军缓慢而颇多周折，是不是真的如曹汝霖说的那样因为荫昌不会带兵？也许是，也许另有内幕。其中，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作为当时的旁观者，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荫昌在沿京汉铁路南下的过程中，在河南彰德下车，看望我父亲，我父亲对荫昌说：“我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可是他却对老部下冯国璋给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冯国璋听从了我父亲的指示，因此在南下的时候，既不积极，也不认真，这使得荫昌限于十分难办的境地。清廷于是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起用我父亲为湖广总督，可是他不肯就任，后来又召回荫昌，封我父亲为钦差大臣、节制水路各军，我父亲仍然不肯就任，最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我父亲才如愿以偿、同意出山。”（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6-17 页）                10 月 30 日，清廷摄政王载沣（注：溥仪的父亲）下了一份行文如下的《罪己诏》，向人民认错：   “朕缵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纲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人心动摇，九庙神灵，不安歆飨无限蒸庶，涂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化除旗汉，屡奉先朝谕旨，务即实行。鄂、湘乱事，虽涉军队，实由瑞澄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朕维自咎用瑞澄之不宜，军民何罪，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究既往。朕以眇眇之躬，立于臣民之上，祸变至此，岁使列圣之伟烈贻谋颠坠于地，悼心失图，悔其何及。尚赖国民扶持，军人翼戴，期纳我亿兆生灵之幸福，而巩我万世一系之皇基。使宪政成立，因乱而图存，转危而为安，端恃全国军民之忠诚，朕实嘉赖于无穷。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傥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国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旁皇，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在下《罪己诏》的当日，载沣取消了皇族内阁。下《罪己诏》的第五天，资政院拟定了《重大信条十九条》，并拨款赈济四川灾民。第七天，载沣进一步开放了党禁，称：“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载沣虽然紧急出台了这么些临危抱佛脚式的新政，但是，太迟了，当时人心已去，清军内部高层开始有人倒戈，其中清军将领吴禄贞密谋反正，被袁世凯及时杀死。            关于吴禄贞一案，袁世凯之女袁静雪，是这样说的：   “在我父亲出发（去镇压武昌起义）之后，有一日，我们家里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要派人来杀害我们全家，顿时，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这些小姐妹更是被吓得手足无措，幸好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遇刺死亡了，这次事件之后，我父亲考虑到家人的安全，把全家从彰德分批搬迁到了天津。”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7 页）            而当时的政界人士任芝铭，是这样回顾吴禄贞被杀一案的：   “袁世凯的亲信唐天喜亲口告诉过我：吴禄贞是袁世凯派人杀的。此前袁世凯曾经不止一次对唐天喜说：吴禄贞不是他的人，要除掉他。武昌枪响之后，山西独立，清军第六镇入山西镇压，吴禄贞和山西民军约定暂归他统率，伺机和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合力攻打北京，清政府接济袁世凯的军火在石家庄被吴禄贞截扣，袁世凯于是果断派了马步周前去，杀了吴禄贞。”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25 － 126 页 ）            紧接着，距离北京咫尺之近的滦州，爆发了“滦州起义”，京师大震。当年参与了滦州起义的清军将领冯玉祥，是这样回顾滦州起义的：   “ 1911 年 11 月 12 日，驻扎在滦州的清军第二十镇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并发送了电文如下：“北京内阁总理大臣钧鉴：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舜尧，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滦州起义给清廷造成了恐慌，后院起火，北洋军心动摇。袁世凯于是派王怀庆到滦州去劝，不料一到军中，王怀庆就被第二十镇王金铭胁迫参加了起义，王怀庆假装答应，瞅紧机会、骑马逃跑了。 于是第二十镇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先发制人，于是发兵进攻，到了雷庄这个地方，和王怀庆的部队交火。王怀庆佯装议和，设下埋伏将王金铭逮捕并杀害了。”（参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 1947 年初版，第 148 － 150 页）               12 月 6 日，载沣向隆裕太后缴还了监国摄政王的大印，奏请辞去“摄政王”一职。隆裕批准了，并发表批文如下：   “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 自应俯为所请 ….. 著赏给岁俸银五万两 ……”             当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曹汝霖是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形的：   “报纸出现了“政府请日本出兵来华平乱”的报道。当时的资政院召开了临时会议，要求内阁总理出来解释：政府有没有这样的举动，事关重大，必须给予解释。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答道：“哪有这样的事？岂有叫外国人来打咱中国人的道理？大家不要听信谣言。政府决然没有这个意思！”议员于是作罢。”（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90 页）              在风雨飘摇之中，袁世凯受命启程，在途中电令冯国璋带兵攻打汉阳，荫昌即率毅军回北京。没几天，冯国璋就攻下了汉阳，并隔江炮击武昌。 朝廷于是封冯国璋为男爵。袁世凯害怕太快打下武昌，于是调令段祺瑞来接替冯国璋。这时，奕劻以自己年老为由，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并保荐袁世凯继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提出：需要由资政院通过，他才上任。随后，摄政王载沣也借故退位。袁世凯入京之后，立即电段祺瑞，让带兵的各将军联合电请政府：改政体为君主立宪。曹汝霖认为袁世凯“其意在实行宪政，杜亲贵预闻军政大事，可见其起初并无取清室而代之之意”。朝廷没有主见，于是袁世凯以内阁总理的身份，主持南北议和，袁世凯对清室存废问题，还在游移犹豫，有人进言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意思是：不把清室推翻，将来兔死狗烹，总有再拿袁世凯开刀的事时候）袁世凯听信了进言，即密令段祺瑞等四十余名前方将领以没有粮饷、无法打仗为由，电请改为共和政体以保和平。袁世凯的后来这个（电请共和政体）电报，和之前的那个（电请君主立宪政体）电报是前后矛盾的，因此，曹汝霖认为：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有逼迫清帝退位的打算，逼宫的行为，是依据事态的发展而逐渐改变决策的。但是既然作出了决策，袁世凯就干得非常有艺术。为了榨干清廷的钱财，袁世凯以军饷无着落为理由辞职，隆裕太后政治经验不够，赶紧把慈禧太后的金条尽数交出，一共有三十几箱。榨干了之后，就可以断了自己的后患了。（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90 － 92 页）            这时，在北京发生了袁世凯遭到革命党暗杀的事件。曹汝霖是这样回顾本案的：   “就这样，袁世凯在战火当中上任内阁总理，此后，每有上奏之事，袁世凯每次都进宫面奏。但有一天他在东华门十字街口遭到刺客投炸弹，炸死了他的一匹马，幸运的是人身无恙。隆裕太后传旨：不必进宫奏事、改由赵秉钧代奏。当时，清军和革命军处于僵持状态。各省议员本来对于朝廷皇族内阁一事，已经对政府大为不满，因此这时一般不言战，而大多主张议和。后来各省纷纷独立，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凑热闹、宣布独立，袁世凯派人去对他进行了制止、勒令取消独立。”（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91 页）              而袁世凯之女袁静雪是这样回顾袁世凯被炸一案的：   “当我们从天津搬到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在清皇室和南京临时政府之间斡旋折冲的时候，有一天，袁世凯乘坐双套马车从宫中回家，当他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上面扔下了三颗炸弹，除了一颗掉进水坑之外，有两颗爆炸了，我父亲的随从袁振标被当场炸死，另一随从杜保负了重伤，两批马也负了重伤，杜保的伤势很重，不久也死了，两匹马则飞奔起来，最后也死了。我父亲侥幸未死。自从这件事情之后，我父亲对清皇室的汇报工作，就由他的助手去代办，他本人决定不再出门。可是第二天，又有人往我们居住的外务部门口扔炸弹，我父亲办公室的窗户玻璃被炸裂，他为了安全，迁到地窖里办公去了。”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8 － 19 页）               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从英国向国内的同盟会同志发回电报，说：“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来南京的十七省代表投票，以十六票通过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到南京之后，即日发表通告，统一各省军事、民政、财政，以及定下汉、满、蒙、回、藏五族统一的基本国策，废除满清一切法令，任命了以下的人员：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 陆军部部长：黄兴 陆军部次长：蒋作宾 内务部部长：程德全 内务部次长：居正 外交部部长：王宠惠 外交部次长：魏宸组 财政部部长：陈锦涛 财政部次长：王鸿 㷕 海军部部长：黄钟瑛 海军部次长：汤芗铭 司法部部长：伍廷芳 司法部次长：吕志伊 教育部部长：蔡元培 教育部次长：景耀月 实业部部长：张謇 实业部次长：马君武 交通部部长：汤寿潜 交通部次长：于右任 （参（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年《胡汉民自传》第 60 － 65 页）              孙中山为何要发布这样的一个宣言呢？为何要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礼让”给袁世凯呢？主要原因是：革命军没钱和袁世凯的清军打仗。继续打下去，确实没有胜算。而如果能议和并逼迫清室退位，在当时无疑是最好的结局。             在这种“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情形中，袁世凯扮演了渔翁得利的角色。当时冯国璋的秘书 恽宝惠，是这样看待袁世凯的：   “ 袁世凯一方面借着革命党人的力量来压服清廷，另一方面又挟持清廷来和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从而使自己渔翁得利、登上宝座。当时袁世凯的这种小算盘，作为袁世凯部下的冯国璋，并不知晓。带兵打下汉阳之后，清廷立即封了冯国璋二等男爵，冯国璋激动流泪，决心尽力报效朝廷。他三番四次拍发电报给袁世凯，称：“时机万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要求乘着打胜仗的余威，继续打下去。不久，袁世凯把冯国璋从前线调了回来、让段祺瑞接管了第一军。冯国璋回北京之后，接管了禁卫军，他和阿勒精阿（满族）、贡桑诺尔布（蒙古郡王）等人成立了一个“君主立宪会”，冯国璋以会长的身份，向袁世凯表达了请求君主立宪的愿望。袁世凯说：“我同意，但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军饷没有着落，宣布独立的地方太多，我军顾此失彼，应接不暇，所以我现在正在和革命党力争。”不久，段祺瑞的部下徐树铮、曾毓隽受袁世凯指使，以段祺瑞的名义，给冯国璋发来了通电，请清帝退位。大清国驻荷兰公使陆征祥，也给国内发回了同样的通电。冯国璋收到段祺瑞这个电报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袁世凯授意的，他当场这样说：“芝泉（段祺瑞）怎么会发这种电报？！他本人正在保定，这个电报是不是别人伪造的，我要问一问！”不久，隆裕太后宣布退位。冯国璋说：“唉。皇族甘愿退让，我们今儿还给谁打？这样看来，大清的江山就算完啦。”冯国璋直至 1912 年 8 月，才把辫子剪掉。他的红顶花翎官帽，一直小心保存着。”（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第 224 页，冯国璋的秘书长 恽宝惠回忆 ）             在那段日子里，清廷就象一只被烤热了的锅，热闹个不停，会议不断。当年清廷的高官绍英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的日记是这样记录 1911 年 12 月 28 日（农历十一月初九）隆裕皇太后和袁世凯的一场会议的：   “隆裕皇太后流着泪问袁世凯总理大臣：你看着怎么办好，就怎么办，无论大局如何，我绝对不会怪你，皇帝将来长大，有我在，他也不会怪你。袁世凯说：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现在既然办不到、革命党不肯承认，则应该决战，但是打仗则需要军饷，现在国库中只有二十几万两银，根本不够用。外国人又不肯借钱，所以决战也没有把握。现在唐绍仪建议召集国会公投解决，如果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当然最好，如果不行，议定共和政体，则必须优待皇室，但是如果硬要打，一旦战败，恐怕皇室就不能保全了，此事关系到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行商议。我等候您的指示。”（参《文史资料选编》第 12 辑，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第 53-54 页，绍英的儿子马士良提供其父亲的日记摘抄）               而（世袭）恭亲王溥伟的日记则记录了 1912 年 1 月 17 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另一场会议：   “内阁会议，各亲王及蒙古王公都到了，袁世凯称病没到，派了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赵秉钧说：革命党力量太大，各省响应，北方（清军）军队恐怕抵抗不了多久了，袁（世凯）总理准备在天津设置临时政府。我（溥伟）说：朝廷启用袁世凯是要他讨伐革命党的，政府在北京不安全，搬到天津就安全了？现在刚打下汉阳，应该乘胜追击，怎么能和革命党议和呢？梁士诒说：汉阳虽然打下了，但是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党，北方（清军）无粮无饷，之所以把政府搬到天津，是害怕吓到皇上。我说：以前太平军打到北京郊区，打了二十几年，我们都没有议和、没有搬迁政府，现在革命党的势力远远没有当年的太平军强大，怎么就议和了呢？如果仅仅是钱的事，大家应该想办法，如果一遇到叛乱就议和，那么这个总理谁都会当，用得着请他袁世凯来当吗？梁士诒、赵秉钧语塞。胡惟德说：各国都不支持继续打。我说：平乱是我国的主权，怎能让外国人插手？庆亲王则说：别吵了，这件事重大，我们还是请上面（隆裕太后）定夺吧。会议众人竟然没有一个支持我的。于是只好散会……”（参《文史资料选编》第 12 辑，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第 54 － 55 页，马士良珍藏溥伟日记摘抄）            除此之外，溥伟还记录了 1912 年 1 月 19 日（农历十二月初一）的御前会议：   “（隆裕）皇太后问：你们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主张共和？”众王公都答：我们都力主君主，没有主张共和的理由。太后说：我何尝想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奕劻此前说只要载沣下台，外国就援助我们，现在载沣下台了，外国援助呢？我看奕劻是骗我。蒙古王爷那彦图说：既然太后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以后就不要再相信他了。我（溥伟）说：现在冯国璋愿意报效，但是需要钱，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具拿出些暂时充作军费，前线战士一旦有钱，军心必然大振。太后说：要打下去，打赢了当然好，若是打输了，则连优待条件都没了，到时就真的亡国了。 我说：优待条件是骗人的，要知道革命党这帮人都不是什么善良之辈，我们的大权一旦失去，届时革命党反悔、撕毁优待条件，我们找谁主持公道？而且堂堂皇室要百姓优待，岂非笑话？况且一旦共和告成，中国必将内乱，兵祸不断，太后是爱百姓，可别成了害百姓啊……三天之后，段祺瑞等人发出了请清室退位的通电，顿时人心大受震惊，这下开御前会议不叫我参加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 12 辑，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第 54 － 59 页，马士良珍藏溥伟日记摘抄）              不久， 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都没有参加。最后由隆裕太后决定：接受优待条件，通告全国，清帝退位。（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966 年 1 月初版，第 94 － 95 页）              清廷的《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 军 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 议 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 诸 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 为 公之义。 袁世凯 前经资政院选举 为总 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 统 一之方。即由 袁世凯 以全权 组织临时 共和政府，与民 军协 商 统 一 办 法。 总 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 为 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 优 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钦 此。”              统 治中国 268 年的 满 清王朝，就此 轰 然倒台。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