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洋：见证人眼中的民初乱局》第一章
冯学荣
1911年。辛亥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独立。许多清军部队纷纷反正、参加革命，许多民军也旌旗四起，就连有的清政府的军校学生，都站到了革命军一边，我们看看当时年仅18岁的军校学生白崇禧是怎样回顾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
“辛亥革命爆发，我和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广西北伐学生军是私人志愿组成，不受国家薪饷，学生自备费用，从桂林随协统赵恒惕的广西混成旅出发，每人发给七九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等物，行军经全州、永州，改乘民船，取水道经祁阳、衡阳、湘潭等地，至长沙改乘轮船到达湖北汉阳，参加革命军阵营，和清军对峙。”（参解放军出版社《白崇禧回忆录》1987年5月第一版第5-6页）
白崇禧参加革命的行动，只是当时全国响应武昌起义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当时的形势，几乎是全国“喊打”之声压倒一片，清政府处于危急的境地。
情急之下，清政府指派当时皇族内阁的陆军大臣荫昌，亲率“毅军”二十营南下，镇压武昌起义。
当时在朝中当官的曹汝霖，是这样回顾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形的：
“荫昌其实不会带兵，他率领的毅军，没有新式行军的经验，部队在行进的过程中，争先恐后，毫无秩序，兵车沿途拥挤，到了汉口附近，检查以下竟然发现有的炮兵忘了带炮弹，有的虽然带了炮弹，但规格与大炮不符，于是又要紧急调换，辗转反侧，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武昌的起义军有了足够的时间从容布置、通电全国、呼吁人民。庆亲王奕劻知道荫昌不能胜任、毅军不中用，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摄政王载沣也知道朝中的确没有可用之人，只好同意起用袁世凯。清廷先是给袁世凯封了两湖总督，袁世凯认为军权没有给他，于是婉言拒绝出山，随后清政府又加码，给袁世凯封了钦差大臣的名义、并下令军权归他指挥。这时，蓝天蔚、张绍曾在离北京很近的滦州发动兵谏，电请清政府缩短预备立宪的年期、释放政治犯，北京全城震动，清政府立即回电蓝天蔚：部队不要进京，政府答应立宪年期缩短为五年，并由摄政王到太庙宣誓、决不食言。兵谏事件发生之时，满清亲贵大员纷纷逃往天津，京津火车拥挤到没有立足之地，亲贵们还蜂拥把钱财存进外资银行，以求自保。”（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89页）
荫昌所带的清军行军缓慢而颇多周折，是不是真的如曹汝霖说的那样因为荫昌不会带兵？也许是，也许另有内幕。其中，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作为当时的旁观者，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荫昌在沿京汉铁路南下的过程中，在河南彰德下车，看望我父亲，我父亲对荫昌说：“我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可是他却对老部下冯国璋给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冯国璋听从了我父亲的指示，因此在南下的时候，既不积极，也不认真，这使得荫昌限于十分难办的境地。清廷于是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起用我父亲为湖广总督，可是他不肯就任，后来又召回荫昌，封我父亲为钦差大臣、节制水路各军，我父亲仍然不肯就任，最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我父亲才如愿以偿、同意出山。”（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16-17页）
10月30日，清廷摄政王载沣（注：溥仪的父亲）下了一份行文如下的《罪己诏》，向人民认错：
“朕缵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纲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人心动摇，九庙神灵，不安歆飨无限蒸庶，涂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化除旗汉，屡奉先朝谕旨，务即实行。鄂、湘乱事，虽涉军队，实由瑞澄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朕维自咎用瑞澄之不宜，军民何罪，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究既往。朕以眇眇之躬，立于臣民之上，祸变至此，岁使列圣之伟烈贻谋颠坠于地，悼心失图，悔其何及。尚赖国民扶持，军人翼戴，期纳我亿兆生灵之幸福，而巩我万世一系之皇基。使宪政成立，因乱而图存，转危而为安，端恃全国军民之忠诚，朕实嘉赖于无穷。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傥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国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旁皇，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在下《罪己诏》的当日，载沣取消了皇族内阁。下《罪己诏》的第五天，资政院拟定了《重大信条十九条》，并拨款赈济四川灾民。第七天，载沣进一步开放了党禁，称：“按照法律改组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载沣虽然紧急出台了这么些临危抱佛脚式的新政，但是，太迟了，当时人心已去，清军内部高层开始有人倒戈，其中清军将领吴禄贞密谋反正，被袁世凯及时杀死。
关于吴禄贞一案，袁世凯之女袁静雪，是这样说的：
“在我父亲出发（去镇压武昌起义）之后，有一日，我们家里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要派人来杀害我们全家，顿时，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这些小姐妹更是被吓得手足无措，幸好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遇刺死亡了，这次事件之后，我父亲考虑到家人的安全，把全家从彰德分批搬迁到了天津。”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17页）
而当时的政界人士任芝铭，是这样回顾吴禄贞被杀一案的：
“袁世凯的亲信唐天喜亲口告诉过我：吴禄贞是袁世凯派人杀的。此前袁世凯曾经不止一次对唐天喜说：吴禄贞不是他的人，要除掉他。武昌枪响之后，山西独立，清军第六镇入山西镇压，吴禄贞和山西民军约定暂归他统率，伺机和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合力攻打北京，清政府接济袁世凯的军火在石家庄被吴禄贞截扣，袁世凯于是果断派了马步周前去，杀了吴禄贞。”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125－126页
）
紧接着，距离北京咫尺之近的滦州，爆发了“滦州起义”，京师大震。当年参与了滦州起义的清军将领冯玉祥，是这样回顾滦州起义的：
“1911年11月12日，驻扎在滦州的清军第二十镇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并发送了电文如下：“北京内阁总理大臣钧鉴：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舜尧，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滦州起义给清廷造成了恐慌，后院起火，北洋军心动摇。袁世凯于是派王怀庆到滦州去劝，不料一到军中，王怀庆就被第二十镇王金铭胁迫参加了起义，王怀庆假装答应，瞅紧机会、骑马逃跑了。
于是第二十镇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先发制人，于是发兵进攻，到了雷庄这个地方，和王怀庆的部队交火。王怀庆佯装议和，设下埋伏将王金铭逮捕并杀害了。”（参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初版，第148－150页）
12月6日，载沣向隆裕太后缴还了监国摄政王的大印，奏请辞去“摄政王”一职。隆裕批准了，并发表批文如下：
“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自应俯为所请…..著赏给岁俸银五万两……”
当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曹汝霖是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形的：
“报纸出现了“政府请日本出兵来华平乱”的报道。当时的资政院召开了临时会议，要求内阁总理出来解释：政府有没有这样的举动，事关重大，必须给予解释。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答道：“哪有这样的事？岂有叫外国人来打咱中国人的道理？大家不要听信谣言。政府决然没有这个意思！”议员于是作罢。”（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90页）
在风雨飘摇之中，袁世凯受命启程，在途中电令冯国璋带兵攻打汉阳，荫昌即率毅军回北京。没几天，冯国璋就攻下了汉阳，并隔江炮击武昌。
朝廷于是封冯国璋为男爵。袁世凯害怕太快打下武昌，于是调令段祺瑞来接替冯国璋。这时，奕劻以自己年老为由，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并保荐袁世凯继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提出：需要由资政院通过，他才上任。随后，摄政王载沣也借故退位。袁世凯入京之后，立即电段祺瑞，让带兵的各将军联合电请政府：改政体为君主立宪。曹汝霖认为袁世凯“其意在实行宪政，杜亲贵预闻军政大事，可见其起初并无取清室而代之之意”。朝廷没有主见，于是袁世凯以内阁总理的身份，主持南北议和，袁世凯对清室存废问题，还在游移犹豫，有人进言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意思是：不把清室推翻，将来兔死狗烹，总有再拿袁世凯开刀的事时候）袁世凯听信了进言，即密令段祺瑞等四十余名前方将领以没有粮饷、无法打仗为由，电请改为共和政体以保和平。袁世凯的后来这个（电请共和政体）电报，和之前的那个（电请君主立宪政体）电报是前后矛盾的，因此，曹汝霖认为：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有逼迫清帝退位的打算，逼宫的行为，是依据事态的发展而逐渐改变决策的。但是既然作出了决策，袁世凯就干得非常有艺术。为了榨干清廷的钱财，袁世凯以军饷无着落为理由辞职，隆裕太后政治经验不够，赶紧把慈禧太后的金条尽数交出，一共有三十几箱。榨干了之后，就可以断了自己的后患了。（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90－92页）
这时，在北京发生了袁世凯遭到革命党暗杀的事件。曹汝霖是这样回顾本案的：
“就这样，袁世凯在战火当中上任内阁总理，此后，每有上奏之事，袁世凯每次都进宫面奏。但有一天他在东华门十字街口遭到刺客投炸弹，炸死了他的一匹马，幸运的是人身无恙。隆裕太后传旨：不必进宫奏事、改由赵秉钧代奏。当时，清军和革命军处于僵持状态。各省议员本来对于朝廷皇族内阁一事，已经对政府大为不满，因此这时一般不言战，而大多主张议和。后来各省纷纷独立，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凑热闹、宣布独立，袁世凯派人去对他进行了制止、勒令取消独立。”（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91页）
而袁世凯之女袁静雪是这样回顾袁世凯被炸一案的：
“当我们从天津搬到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在清皇室和南京临时政府之间斡旋折冲的时候，有一天，袁世凯乘坐双套马车从宫中回家，当他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上面扔下了三颗炸弹，除了一颗掉进水坑之外，有两颗爆炸了，我父亲的随从袁振标被当场炸死，另一随从杜保负了重伤，两批马也负了重伤，杜保的伤势很重，不久也死了，两匹马则飞奔起来，最后也死了。我父亲侥幸未死。自从这件事情之后，我父亲对清皇室的汇报工作，就由他的助手去代办，他本人决定不再出门。可是第二天，又有人往我们居住的外务部门口扔炸弹，我父亲办公室的窗户玻璃被炸裂，他为了安全，迁到地窖里办公去了。”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18－19页）
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从英国向国内的同盟会同志发回电报，说：“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来南京的十七省代表投票，以十六票通过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到南京之后，即日发表通告，统一各省军事、民政、财政，以及定下汉、满、蒙、回、藏五族统一的基本国策，废除满清一切法令，任命了以下的人员：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
陆军部部长：黄兴
陆军部次长：蒋作宾
内务部部长：程德全
内务部次长：居正
外交部部长：王宠惠
外交部次长：魏宸组
财政部部长：陈锦涛
财政部次长：王鸿㷕
海军部部长：黄钟瑛
海军部次长：汤芗铭
司法部部长：伍廷芳
司法部次长：吕志伊
教育部部长：蔡元培
教育部次长：景耀月
实业部部长：张謇
实业部次长：马君武
交通部部长：汤寿潜
交通部次长：于右任
（参（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胡汉民自传》第60－65页）
孙中山为何要发布这样的一个宣言呢？为何要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礼让”给袁世凯呢？主要原因是：革命军没钱和袁世凯的清军打仗。继续打下去，确实没有胜算。而如果能议和并逼迫清室退位，在当时无疑是最好的结局。
在这种“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情形中，袁世凯扮演了渔翁得利的角色。当时冯国璋的秘书恽宝惠，是这样看待袁世凯的：
“袁世凯一方面借着革命党人的力量来压服清廷，另一方面又挟持清廷来和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从而使自己渔翁得利、登上宝座。当时袁世凯的这种小算盘，作为袁世凯部下的冯国璋，并不知晓。带兵打下汉阳之后，清廷立即封了冯国璋二等男爵，冯国璋激动流泪，决心尽力报效朝廷。他三番四次拍发电报给袁世凯，称：“时机万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要求乘着打胜仗的余威，继续打下去。不久，袁世凯把冯国璋从前线调了回来、让段祺瑞接管了第一军。冯国璋回北京之后，接管了禁卫军，他和阿勒精阿（满族）、贡桑诺尔布（蒙古郡王）等人成立了一个“君主立宪会”，冯国璋以会长的身份，向袁世凯表达了请求君主立宪的愿望。袁世凯说：“我同意，但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军饷没有着落，宣布独立的地方太多，我军顾此失彼，应接不暇，所以我现在正在和革命党力争。”不久，段祺瑞的部下徐树铮、曾毓隽受袁世凯指使，以段祺瑞的名义，给冯国璋发来了通电，请清帝退位。大清国驻荷兰公使陆征祥，也给国内发回了同样的通电。冯国璋收到段祺瑞这个电报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袁世凯授意的，他当场这样说：“芝泉（段祺瑞）怎么会发这种电报？！他本人正在保定，这个电报是不是别人伪造的，我要问一问！”不久，隆裕太后宣布退位。冯国璋说：“唉。皇族甘愿退让，我们今儿还给谁打？这样看来，大清的江山就算完啦。”冯国璋直至1912年8月，才把辫子剪掉。他的红顶花翎官帽，一直小心保存着。”（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2004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224页，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回忆）
在那段日子里，清廷就象一只被烤热了的锅，热闹个不停，会议不断。当年清廷的高官绍英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的日记是这样记录1911年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初九）隆裕皇太后和袁世凯的一场会议的：
“隆裕皇太后流着泪问袁世凯总理大臣：你看着怎么办好，就怎么办，无论大局如何，我绝对不会怪你，皇帝将来长大，有我在，他也不会怪你。袁世凯说：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现在既然办不到、革命党不肯承认，则应该决战，但是打仗则需要军饷，现在国库中只有二十几万两银，根本不够用。外国人又不肯借钱，所以决战也没有把握。现在唐绍仪建议召集国会公投解决，如果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当然最好，如果不行，议定共和政体，则必须优待皇室，但是如果硬要打，一旦战败，恐怕皇室就不能保全了，此事关系到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行商议。我等候您的指示。”（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53-54页，绍英的儿子马士良提供其父亲的日记摘抄）
而（世袭）恭亲王溥伟的日记则记录了1912年1月17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另一场会议：
“内阁会议，各亲王及蒙古王公都到了，袁世凯称病没到，派了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赵秉钧说：革命党力量太大，各省响应，北方（清军）军队恐怕抵抗不了多久了，袁（世凯）总理准备在天津设置临时政府。我（溥伟）说：朝廷启用袁世凯是要他讨伐革命党的，政府在北京不安全，搬到天津就安全了？现在刚打下汉阳，应该乘胜追击，怎么能和革命党议和呢？梁士诒说：汉阳虽然打下了，但是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党，北方（清军）无粮无饷，之所以把政府搬到天津，是害怕吓到皇上。我说：以前太平军打到北京郊区，打了二十几年，我们都没有议和、没有搬迁政府，现在革命党的势力远远没有当年的太平军强大，怎么就议和了呢？如果仅仅是钱的事，大家应该想办法，如果一遇到叛乱就议和，那么这个总理谁都会当，用得着请他袁世凯来当吗？梁士诒、赵秉钧语塞。胡惟德说：各国都不支持继续打。我说：平乱是我国的主权，怎能让外国人插手？庆亲王则说：别吵了，这件事重大，我们还是请上面（隆裕太后）定夺吧。会议众人竟然没有一个支持我的。于是只好散会……”（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54－55页，马士良珍藏溥伟日记摘抄）
除此之外，溥伟还记录了1912年1月19日（农历十二月初一）的御前会议：
“（隆裕）皇太后问：你们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主张共和？”众王公都答：我们都力主君主，没有主张共和的理由。太后说：我何尝想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奕劻此前说只要载沣下台，外国就援助我们，现在载沣下台了，外国援助呢？我看奕劻是骗我。蒙古王爷那彦图说：既然太后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以后就不要再相信他了。我（溥伟）说：现在冯国璋愿意报效，但是需要钱，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具拿出些暂时充作军费，前线战士一旦有钱，军心必然大振。太后说：要打下去，打赢了当然好，若是打输了，则连优待条件都没了，到时就真的亡国了。
我说：优待条件是骗人的，要知道革命党这帮人都不是什么善良之辈，我们的大权一旦失去，届时革命党反悔、撕毁优待条件，我们找谁主持公道？而且堂堂皇室要百姓优待，岂非笑话？况且一旦共和告成，中国必将内乱，兵祸不断，太后是爱百姓，可别成了害百姓啊……三天之后，段祺瑞等人发出了请清室退位的通电，顿时人心大受震惊，这下开御前会议不叫我参加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54－59页，马士良珍藏溥伟日记摘抄）
不久，
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都没有参加。最后由隆裕太后决定：接受优待条件，通告全国，清帝退位。（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94－95页）
清廷的《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统治中国268年的满清王朝，就此轰然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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