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监狱

谁农奴化了西藏 谁农奴化了西藏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7】江达三《西藏平叛》【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20】同上【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稳定压倒一切”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稳定压倒一切”在邓小平同志的心中也是由重要条件之一到非常重要再到压倒一切重要的发展轨迹，之所以能够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主要是源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1989年的国内政治风波以及大约同时发生的苏东剧变应该是主要原因。“稳定压倒一切”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了稳定，发展可以放一放，改革可以停一停，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短暂放弃发展和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策略，那就有些本末倒置了，已经超过二十年，也该有些革命性的变化了。 　　稳定压倒一切已经严重被行为短视和违法异化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腐败泛滥、贫富差距增大、征地拆迁、失业下岗、劳工权益、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等等，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一些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让当局压力倍增，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当局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持社会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不择手段简单压制刚性维稳的应对方式。 　　在稳定问题上的扩大化简单化趋势来自于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定势中，即使是控制过头了，尽管无益但至少是无害的，为了稳定不思进取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所谓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为了今天的稳定，可以放弃明天的爆发，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例如2010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分子更是利用“稳定压倒一切”，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我国每年有上千万人上访，如果这些人都到北京去，北京难以承受是一方面理由，可能潜伏着大规模政治风波的危险，则是深层焦虑，虽然有的上访者表示不暴力，但当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是出台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指示和政策，推出了信访一票否决制，而很多上访本来就是地方政府侵犯公民权力造成的，指望地方政府解决访民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有了地方政府保护北京中央，保护上级就是抓打访民，围追堵截，设黑监狱，送精神病院，办法制学习班等等，种种非法非人性的手段层出不穷，他们的灾难首先源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滥权，次生灾难则源于维稳制度，而且次生灾难比之原生灾难，因为维稳迎合上级需求，官员可以不用担心处罚，行使权力表现出更无人性，更没有道德和法律底线，也更凶残狠毒，而且正在呈现出明显泛滥的趋势，于是有了专门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者为主业设立黑监狱的“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据舜网-济南日报2011年7月15日报道，陕西城固“法制培训中心”被指关押饿死上访者，……“影响社会稳定”，有多少罪恶假借汝之名而行之？此话看来不假，抓访民防止了北京可能的不稳定，地方政府却在人民的心中成了黑政府，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的不稳定，从历史上看，北京的稳定不可能独立于全国之外，北京王朝的颠覆往往源于地方矛盾的爆发，辛亥革命源于武昌起义，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源于云南发起，由于过分的言论行为控制，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 　　稳定压倒一切更多压倒的是民权和民生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所谓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和工程款结算，牧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在这些因素中，都是因利益的问题而引起的，绝大部分是社会发展必然遇到的，我相信大多数人的诉求是合理的正常的，也是一些基本的民生和民权问题，这些的诉求是完全通过建立一个健康的利益表达和代言方式以及司法制度去解决的，假如我们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一定的谈判、妥协、讨价还价以及公正判决裁定的方式解决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冲突就会大为减少。 　　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一些矛盾和所谓不稳定因素是正常的，再说矛盾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敏感，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曾经有上百万人上街反对布什的对伊政策，但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要天下大乱了，即使现在进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还是没有人会认为美国天下要大乱，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会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是我们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改革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改革本身就是重新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满足日益增加的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要求，我们如果不让老百姓去说，那我们又怎样知道社会发展的目标，对于老百姓的正常合理诉求，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压制，而是应该建立一种社会次序进行疏导和满足，简单压制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简单压制更多的是把暂时的小问题积累到将来的大矛盾。 　　稳定压倒一切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如果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那么，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还在强化。吴敬琏先生的话还是比较客气含蓄的，实际上特别是由于某些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有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成为一些利益集团掠夺财富的手段，于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和期盼，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不同群体表达权和权利均衡的问题，利益关系就理不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对权力的社会化制约，腐败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就是从改革本身看，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样变形。 　　但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进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对于社会动荡不确定性判断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管理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过于敏感的心理夸大了改革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准确地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我个人认为，社会目前还不具备颠覆性大动荡的社会基础，第一，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政府只要依法行政公正一点，完全可以超然其外。第二，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使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三，比较稳定的户籍土地制度成就了相对稳定的城乡人口机构，我们的城市没有像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出现大量群居的失地农民，农民还是有土地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就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五，社会虽然对中共执政不满大为增加，但能够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社会力量还不存在的，中共还是有能力领导和干预整个社会的进展。当然，由于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中共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一般性社会动荡因素还是存在的，怎样化解这些矛盾，还是需要些政治智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适度捐弃一些过敏的旧思维，抓住历史机遇，大胆推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稳定压倒一切背离法制并给腐败带来成长空间 　　有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职工连要求对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如果为了稳定可以压制公民最基本的合法表达和对话权利，如果稳定可以压倒法律压倒法制，那么我们还怎样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建立法制社会的目的就是要用法律公正有序地去解决调整这些矛盾和冲突，让社会运转有序而充满活力，法治的理念最早由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应该说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的开始，如果能够把中国社会以前那种完全是靠人治执政的方式，转变成完全依靠法律进行执政的方式，会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初，我们提出来的法治的目标是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最近年来，对于稳定的过于敏感，在法治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明显倒退，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上也带来权利滥用的情况，例如好几个省都曾经发生以维稳为名进行的跨区域追捕，像2009年河南的王帅案，2010年陕西谢朝平案，2010年甘肃省王鹏案，或者山东一些地方因为所谓维稳而出现的“被精神病”个案，随后的新闻报道都显示出，在这些案件中，维稳扩大化或者被过度滥用之后确实给真正的法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2011年深圳市政府借着大运会期间“维稳”的旗号，先是“清理八万高危人群”，接着深圳市住建局4月27日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通知其中规定“在严肃处理期间，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政府法规竟然禁止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讨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这还是号称改革前沿的深圳，侵犯人权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痛心无语。在这些事件中，何为“稳定”本身就是一个千人千解的话题，既没有法律基础也不能依法判决，而是由掌握了权力的人决定的，在现在的体制框架下，有权确定稳定与否的是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这些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和稳定价值观，几百万的各级官员各不相同的利益取向和稳定价值观，将是怎样一番混乱景象，这无疑也为人治也为腐败创造了基础，如果有这样的人认为某人或某事是违反了稳定的原则，包括因为侵害了他们个人或部门利益，也可以假违反稳定之名，把相关的人和事都往靠后，甚至打击报复举报妨碍腐败之人，如果地方领导人认为立法或司法判决妨碍了稳定，那他完全可以让已经通过的法律不实行，让已经通过的判决不生效，这本身就是对法治最大的伤害，变成人治复辟和腐败成长的一个土壤。 　　稳定压倒一切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需要 　　“社会不能乱”，如果孤立地看，这话当然没错，社会当然不能乱，社会乱了，经济不能发展，人民不能正常生活，老百姓当然不愿意乱，更害怕战争，乱会带来灾难，这谁都知道，但当“稳定”和“一切”被置于对立的位置时，“稳定”其实就已经不成其为稳定，就如狼群扑向羊群，却要求羊群保持稳定一样，这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的悖论，这时候，少数人的稳定要求正是大多数人不稳定的根源，他们希望剥夺人民对稳定的选择和表达权利。 　　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把绝对的稳定当成追求目标，有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标志，这就像一个好的婚姻里，双方常常发生争论一样，其实是一种交流和沟通，如果婚姻里出现了绝对稳定，那可能就是冷战开始，而冷战几乎意味着婚姻将走向解体，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满了抗争活动。审视“维稳”的口号和做法，也不难发现它同样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词义来看，“维稳”有“保持事物当前状态”的意思，也有“苟且”的意味，给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东西要防止它倒塌下来，从心理上就带给人不稳定和惶惶不可终日感。其次，稳定有积极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稳定和消极的、死气沉沉的稳定。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内因驱动的稳定，才是积极的、动态的、有长久生命力的稳定；靠外加强力“维持”的稳定，虽然暂时掩盖了许多矛盾，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死水一潭，但深层次的矛盾此起彼伏、波涛汹涌，随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在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管理工作，包括经济，教育，司法，社会管理，文化管理等等，都处于政治即维稳的统领之下，没有那个工作是不需要考虑政治大局，考虑稳定的。但问题接踵而来，用维稳来决定如何管理，必定使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它或许能解决官员眼中的某一不稳定问题，却肯定会因为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而产生另一种不稳定，这些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教育行政化，是政府为了控制学校，防止某种不稳定的出现，但现在教育行政化和低效率却招来全民的声讨，已经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司法政治化是为了保证司法在维稳政治的统领之下，而律师却要按司法本来的规则办事，无形中冲击司法政治化，所以打压律师也是一种维稳政治，但打压律师激起律师的反弹和民众的愤怒，也成为一种新的不稳定？如此等等，我们不断的维稳，同时又不断的因维稳而种下了新不稳定的根源，我们解决了短暂的稳定，却带来了长期的不稳定，我们解决了小范围的稳定，却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不稳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岂能是一个科学的治疗原则。 　　稳定压倒一切持续这么久说明问题一直没有有效解决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一些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于是出现了公民维权政府维稳的对立，难道全体公民已经成为政府的公敌。同时，思维狭隘眼光短视，只基于任期短时利益考虑，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不树立法治权威，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已犯有限的错误，只求实现一时之社会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更高层次的如居所、安全、劳动报酬、教育、尊严等诉求是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的。什么是和谐社会？任仲夷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地说法，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和”字可拆成“禾-口”）、个个能说话（“谐”字可拆成“言-皆”）”。这就是说，人长着嘴巴有两个功能，一要吃饭，二要说话。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利益的冲突是理性可调和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难以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司法审判等理性方式解决的，通常是不会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和代言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大大增加成本，而且会严重破坏全社会的法制观、是非观、公正观等极其宝贵的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严重削弱了党和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和堕落，党和政府失信社会失德，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冲击社会稳定，”，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另据（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中国财政部公布2011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这也是维稳开支连续第二年再超军费开支，二十多年的维稳实践以及超越军费开支的天价维稳支出也充分说明了这些。 　　结束语 　　二十多年的维稳实践和现实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相反其社会冲突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大问题，持续这样持久还在延续的错误，我认为更多的是缺乏决断力，也说明我们的执政者改革精神不足，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需要即时反思更正，今天的“稳定压倒一切”和三十多年前的“两个凡是”从僵化性上看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稳定可以压倒民生民权的主张，但稳定却不能压倒腐败和贫富分化的扩大，要长期稳定压倒一切只是一些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是违法腐败巧取豪夺的遮羞衣，我们要清晰认识到，规范化、可控制的、有代言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远远小于不规范、不可控制的、无代言的方式。因此，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建立必要的代言人制度，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并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敢于创新和开拓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主体之一，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我们先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今天应当怎样实践我们的复兴，已经刻不容缓摆在我们的面前，历史不会无限制地把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去选择历史，历史就会选择我们。 　　放眼未来，只有建立健全以民主为基础公正高效的的法制管理体系，才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择。

吴鹏森：中国应改‘维稳’为‘维安’ （2011-11-25）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蔡逸儒：战况惨烈的台湾选情 [中国早点] 人情有多重 [新中关系] 新加坡浙江出现新合作商机 [时事漫画] 法德要修条约加强欧元区一体化 ● 吴鹏森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生活中大量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并累积，使得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日益加重，各级政府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大，以致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行为变形扭曲，导致“越维稳越不稳”的复杂局面。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什么是社会稳定，怎样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缺乏科学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解决这一问题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难题，但当前可以从一个概念入手，这就是将“维稳”改为“维安”。通过这一概念的调整，可以避免误导，使得各级政府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工作方向和施政理念。 　　“维稳”还是“维安”，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但其理论内涵与社会影响却有天壤之别。“维稳”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维安”就是维护公共安全。从本质来看，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从过程、手段和形式来看，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公共安全却有许多不同。“维稳”容易造成一种静态思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在于“防乱”；而“维安”是一种功能思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在于“保境安民”。 在“维稳”思维下，人们特别看重的是“信访”、“上访”。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动用警察力量强行“截访”，甚至出现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这种维稳措施根本不是“源头治理”，而是害怕“信访”多了，“上访”多了，影响地方政府的“形象”。而在“维安”思维下，人们更看重的是其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是否威胁到“公共安全”。人民群众利益受损了，或只是“感觉”自己利益受损了，要去“上访”或“信访”，但只要他没有采取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举动，就没有必要过于敏感和紧张，更不能以“信访量”和“上访量”来衡量社会稳定与否的核心指标。即使是对一些“缠信”、“缠访”行为，也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来解决。 　　甚至对最为敏感的“群体性事件”，“维稳”、“维安”两种思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维稳”思维中，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群体性”，关注的是人群聚集的数量和规模，关心的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而在“维安”思维中，需要关注的是这种人群聚集的动机与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不危害公共安全，不威胁社会基本秩序，就没有必要过于敏感。相反，对那些个人极端行为，如近年来发生的砍杀小学生案等，虽然只是一个人，但却需要特别加以防范。 一“公”一“私”之间 　　“维稳”与“维安”的工作重点也有很大不同。“维稳”的工作重点通常是“盯”着社会弱势群体，防止他们在利益受损或“感觉”自己利益受损时采取影响社会稳定的极端行为。但真正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却是社会强势群体，如强制拆迁、暴力执法、有错不纠、行政不作为等，是导致大量“信访”、“上访”的主要原因。而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如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保健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污染等公共安全事件的背后，更多的是强势群体造成的。在近年来发生的广东“丰田事件”、多地发生的出租车司机停运事件，上海“集卡”司机罢运事件中，根本原因还是“资强劳弱”结构下的产物。因此，“维安”的工作重点是要更多的“盯”住社会强势群体，这才是“源头”治理和“治本”之策。 　　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维稳”难以涵盖“维安”的方方面面，而“维安”却可以包含“维稳”的主要内容。即使是针对边疆地区“三种势力”的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和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冲击地方政府行为，以“维安”名义进行管治和以“维稳”名义进行管治，其意义和效果也完全不同。英国伦敦发生的街头暴乱，英国政府和警察部门逮捕三千人之多，却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发生暴乱和恐怖主义事件后，采取必要的“平乱”措施，却在国际上引起“抗议”和“非议”，其原因固然有国际反华反共等敌对势力根深蒂固的“偏见”，但与“维安”还是“维稳”的名义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在国际舆论界看来，“维稳”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是源于一党之“私”；而“维安”是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是源于天下之“公”。一“公”一“私”之间，其道德制高点有天地之别，舆论同情的对象当然完全不同。 　　总之，无论是从国内维护社会秩序的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国际“惯例”出发，中国将“维稳”改为“维安”都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