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10月3日晚，我和李苏滨律师、李方平律师一起出发去临沂，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看望双目失明的维权者陈光诚，他因为举报当地政府在计划生育过程中的野蛮非法行径遭到打击报复，已经被非法拘禁在家一个多月；二是准备代理几个行政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和政府野蛮执法、滥罚款、非法拘禁和打击报复有关。 　　 　　一 道路以目——险恶的双狮谷村 　　 　　10月4日上午，我们到达孟良崮下面一个有旅馆的村庄，这里距陈光诚所在的双狮谷村只有不到三公里。之前我们约好几位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到这里谈法律问题，同时，我们计划去看望陈光诚。鉴于地方政府曾不止一次公开耍过流氓——在北京一个居民小区不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和法律文件公然绑架陈光诚、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把陈光诚非法拘禁在家等等，而且从9月初到现在，为了非法拘禁陈光诚，每天在双狮谷村的“工作人员”达三十多名，因此一个公民看望自己的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法律限制的私人朋友居然成了最危险艰巨的任务。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决定三个人不能全部暴露，由我先到村里探路。11点40，我从旁边村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顺205国道去双狮谷村。 　　 　　远远看见国道岔向双狮谷村的路口有两辆车和四五个人蹲在路边，我知道，那一定是看守陈光诚的人。为避免他们怀疑，我路过的时候装作没看见他们。再往前大约100米是一条河，桥上也有四五个人看守。过了桥大约100多米就到了村东口，村口停着三辆车和七八个人，我也是一路不看他们，直接进了村。 　　 　　这是一个受到强权严重压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看到我这个陌生人的村民眼神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警惕和无奈。在村里骑车转了两圈，一个村民出现在我前面，开始我怀疑他是监视陈光城的线人，但他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偷偷地给我指去陈光城家的路。此刻，我想到了一个古老的成语——道路以目。 　　 　　我骑车顺着一个小胡同来到陈光城家院子大门前，只见他家院子的大铁门紧闭，门口两排坐在小板凳上的大约九个不明身份的人，院子旁边胡同的另一通道处，一个四十多岁的干部模样的女人撑起一把遮阳伞坐在那里，显然也是他们一伙的。 　　 　　他们看我停下来，就问干什么的，我说看一个朋友。没多纠缠，我骑车穿过了胡同。然后，我折回来，准备直接去陈光诚家里。但这时已经引起他们的高度怀疑，几个人把我堵在了胡同里，问我干什么的，从哪里来，我说看望朋友陈光城，从北京来。 　　 　　一个自称宣传部的年轻人过来向我打招呼，问我是哪里的记者，我说不是记者。周围迅速围过来五六个人，要我出去谈。我问面前的几个人，陈光诚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不觉得这样做是坏良心的吗？他们不说话，面露无奈，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后来经村民证实这个个子较矮戴眼镜稍胖的男子叫郭齐，是双堠镇党委书记）低声说，不用再讲了，没有用的。我说，从你们的表情来看，讲良心还是管用的。 　　 　　跟他们一起来到村口，我拒绝再往前走。一些看守和村民围了过来，我继续给他们讲道理，一边电话告诉李方平带我的身份证过来。一些村民也开始质问那些看守，光城到底犯了什么法？凭什么这样对待他？ 　　 　　二 冲突——陈光城冲出了重围 　　 　　陈光城的母亲哭着来到我面前，拉着我去她家。一些村民过来把我围在中间，保护着我往前走，看守们拼命阻挡，其中镇党委书记郭齐拼命地掐着我的脖子拽着我的胳膊，还有人用棍子在下面绊我的腿。 　　 　　事后想起来，真的很难过，一个镇党委书记难道必须表现出流氓黑社会的嘴脸才能显示出其对上级的忠诚？才能有升迁的机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戴眼镜的党委书记充当一个积极的打手？ 　　 　　而我，依然不断地与看守们握手，善良地提醒他们要讲良心，让他们让开，这样拥挤纷乱中我往前走了大约20米。突然，一个恶棍看守冲上来开始殴打村民，显然他是一个负责的干部，是故意要挑起事端，试图制造大规模冲突，以给我罗织罪名。我立刻大声告诉村民，不要拥挤，放弃一切努力。我本人回到原地。 　　 　　一辆增援看守的面包车开过来了，车上跳下七八个男子。一辆警车也开过来了，四名穿制服的警察过来。这时，李方平律师赶过来了，我们给警察看了身份证明，他们做了记录。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陈光诚在家人的搀扶下冲过来了！我大声告诉他我是许志永，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无尽的委屈和愤怒那一刻让我们相对无言。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但此刻，我们紧紧拥抱，他是我受难的兄弟！ 　　 　　陈光城自幼因病双目失明，但他后来读了中医学院，又自学法律，经常帮助村民维护权益，周围村民亲切地称他为陈律师。自从他揭露临沂计划生育过程中野蛮执法的情况以来，他成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控的对象，几十个人看着他的家门和村庄，切断了他家的电话，安装了干扰器使得他家院子里手机没有信号。他原本就看不见这个世界，现在，地方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非法行径，把他与世界彻底隔绝了。为了生他养他的山村和百姓，为了心中不泯的良知，他再一次成了受难者。 　　 　　他给我看了他受伤的牙齿和双腿，他的面部遭到了拳击，他的双腿有青紫块和新鲜的挫伤，那是他冲出重围冲出来的过程中被打伤的。这是他熟悉的家，可流氓恶棍把他的家变成了监狱，这一刻，当他要冲出监狱的时候，他受到了那些灭绝人性的流氓恶棍们的毒打。 　　 　　我说，光诚，保重！如果有人敢给你罗列罪名，我们绝对不会不管的！李方平律师也和陈光城拥抱握手，这时，警察过来把他们扯开了。 　　 　　为了避免恶棍们制造事端，我们只得离开这纷乱的村庄。一个镇干部和一个司法局的干部带我们来到镇里。 　　 　　三 先“礼”——谈判以及我们理性的立场 　　 　　两个干部请我们吃饭，我们也想和他们沟通，表明我们的立场。 　　 　　他们的意图是劝我们离开，大概这叫“先礼”吧，后面才是“兵”。 　　 　　我们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并不认同一些基督教背景的国家的理念——把计划生育本身看成严重的人权事件，相反，我们很能理解地方政府的难处。事实上，只要地方政府把自己过去的一些违法行为纠正了就好了，临沂完全可以改正错误，变成一个依法行政的典范，完全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第二，关于陈光城的人身自由问题。这样长时间拘禁陈光城既非法也不合情理，双方都应该做出让步，使得这个事情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我们甚至主动提出和陈光城谈谈，劝说他尊重中国国情，某些话先不要讲，劝他平静下来。同时，地方政府不要总是用如此敌意的态度看待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也应该理解他，要放松对他的限制。 　　 　　第三，我们二人此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看望朋友，其实如果我们看望了陈光城，和他谈谈，对地方政府也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地方政府非要仰仗着暴力不去认真解决问题，我们也只得认真对待法律——拘禁陈光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们作为合法公民去看望一个私人朋友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政府没有任何理由阻拦我们。我们要去看望陈光诚，一次见不到就再去，直到陈光诚的朋友能够见到他为止。 　　 　　两位干部很认同我们的立场，他们出去请示领导，但没有结果。 　　 　　我们说不能一直这样等待下去，我们要去陈光诚所在的村庄。他们答应我们去叫有关官员，但最后也只叫来了一个镇党委副书记。交谈之后，副书记也很认同我们的立场，他们又反复请示领导，但对方还是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 　　 　　三点半，我们告辞，要去陈光诚所在的村庄看望他。三位了解我们立场的干部心情沉重，最后一次劝我们不要去村庄，并说原谅他们不能送我们了。从他们的语气里可以感到他们的无奈以及我们可能的遭遇。 　　 　　四 后“兵”——遭遇有组织的流氓黑社会殴打 　　 　　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双狮谷村，后面一辆汽车尾随。 　　 　　下公共汽车，看到路口处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有农民模样的，更多的是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堵住了通往村庄的道路。路口两边停着五六辆汽车，其中有两辆警车。看来他们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刚走到路边，几个自称村民的人拦住了去路，其中两个表现最积极的满身酒气，一边嚷嚷着不让进村，一边往外推我们。 　　 　　我们站在那里给他们讲道理，我说良心比命令更重要，他们听了一会儿没说话。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们不能堵住路，我们就站到一边。僵持一会，我们按原计划暂时撤退。满身酒气的人跟上来推搡我们。我们向路边警车旁边的两个警察报警，一个说他是交警，不管这事，另一个干脆装作没听见，背过脸去。 　　 　　我们离开路口往南走，一辆白色小汽车走在我们前面，一辆黑色小汽车跟在后面，那些推搡我们的地痞流氓远远地跟着，其中一个喝过酒的矮个子不断接电话，显然是在接受指示。 　　 　　走出几百米远我们也未能打到车。这时滕彪打来电话，我正接电话，突然那群地痞流氓追上来对我们拳打脚踢，我们被打到河谷底，几乎到了水里。当对方再次冲过来的时候，李方平突然站起来冲他们大喊：过来打，有种把我们打到河里去！对方住手。 　　 　　我们沿着205国道继续往前走，走出几百米到后崖子村的时候，那群流氓又追上来，分别围着我们打。在后崖子村众目睽睽之下，我看见四个流氓把李方平律师按倒在地，一只脚踩在他身上，残暴殴打。我也被四个人野蛮殴打，其中两个留着短发的看得出明显是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察。他们几次试图把我打到在地，但我都没有倒下。我突然站直了说，你们打吧，我拒绝任何反抗！他们又朝我的前胸后背打了几下，停止了。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样的殴打是由预谋有计划的，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程度，都是有有人指挥的。而且很可能的是，前面那辆白色面包车就是现场指挥车。 　　 　　我们的心情依然平静，向路边店铺里旁观的村民挥手致意，然后继续往前走。一辆公共汽车迎面开过来，我们上车，准备向相反的蒙阴方向去。但地痞流氓马上拦住车，逼迫司机让我们下来。司机很为难，害怕凶恶的流氓，我们只得下车。看来，我们是走不了的。 …

2011年10月08日 08:35:32 　　 如何防止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张千帆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当主要官员将自我牟利作为执政目标的时候，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黑社会，而且是没有其它黑社会组织能够与之抗衡的黑社会老大。在黑社会运营过程中形成诸多黑色利益链，主要官员的亲朋好友及各类关系户成为利益链的上游，利用公权垄断并疯狂瓜分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也就不足为怪了。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自然而然成为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主要对象；攫取当地人民的土地并高价变卖不仅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官员个人黑钱的创收之道。在一个地方民主选举不发挥作用、地方官员不对当地人民负责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是十分自然的现象。   　　河北香河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县党委主要成员和人大主任公然利用职权以超低价抢地，并自办公司或转手亲属使用，甚至制作“列强瓜分”该县土地的“规划图”，看似何其荒唐！但是在一个多数人民保持沉默、任人宰割的地方，一切皆有可能，任何荒唐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事实上，这幕荒唐的闹剧早在人大主任出手抢地这件见怪不怪的事情上就以命定，而且和后者相比小巫见大巫。按宪法规定，地方人大本来应该由选民选举产生，地方人大选举产生同级人大常委会及其主任，因而人大主任理应代表当地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该县人大主任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一己私利剥夺了当地最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土地利益，可见当地的人大选举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至于三强公司老总因为父亲的关系成为暴发户，已经是香河县黑色利益链中的“第二等级”，但是这个“第二等级”不仅通过贿赂村干部等手段低价夺取大量土地，自行开发并高价倒卖县建设局、水利局、老干部局、城市综合执法局、火葬场等多块地皮，垄断该县热力供暖、城市和周边供水和猪肉检疫，而且通过贿选控制乡村干部并大量使用黑恶势力为强拆，甚至让县建设局长、信访局长、执法局长、水利局长和老干部事业局长退休后在公司担任副总，俨然一个自成一体的政府部门，足见其能量之大。这些退休老干部出面代三强公司办理手续并镇压失地农民，显然是在为黑社会办事。然而，既然县政府已经黑社会化，他们的身份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异，只是从表面上的“白道”正式进入“黑道”而已。   　　大凡涉及用地，无非遵循两类原则。如果是私人（如企业）需要用地，须遵循市场自愿原则，用地人和土地所有权人在自愿协商基础上达成交易，断无强迫之理，否则就成了抢劫；如果是政府需要用地，则用途须符合公共利益，因为公权力只能为多数人而非特定的少数人服务，而且政府也有义务首先和土地所有权人谈判协商，只有在不能达成一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强制征收权，并和市场交易一样按公平市价支付公正补偿。中国1982年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并给予补偿。然而，一旦公权可以私用，诸如三强公司之类私营性质的企业可以动用政府力量强征土地，那么公权和私权就发生了致命的混淆；公权力被私人劫持后必然变质，成为犯罪团伙明抢暗夺、侵吞私产的凶器。香河县之蜕变为“三强县”本身即已说明，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是那里发生的一切土地侵权的总根源。   　　从表面看，香河县的黑官员和黑企业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征地制度不完善；在公正补偿原则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低价强征、高价倒卖自然成为各级各地官员的生财之道。虽然2004年修宪并没有明确要求“公正”补偿，但是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已经明确了这一原则，可以视为对宪法的一种补充，而农村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的公正补偿在原则上也不再是什么问题。一旦失地农民获得了充足的补偿，他们自然不会给政府添任何麻烦，中国就真的实现和谐社会了，政府官员也就不用成天为“接访”、“截访”以及各类群体性事件发愁……不过那样一来，政府也就没得钱赚了，至多只能靠人为开发造成的地价上扬赚点利润，但是寻租空间必定大大压缩；甚至干脆，这个买卖不来钱就不做了，广大人民也能因此而免于盲目“发展”带来的强征滥拆之苦。   　　因此，为什么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的宪法原则得不到落实呢？众所周知，“徒法不足以自行”，再“牛”的原则都不可能自我实现；任何原则之所以成其为原则，都是人自觉实施的结果。但是谁来实施公正补偿原则？实施宪法或法律的权力当然掌握在政府手里——事实上，这是他们的宪法和法律义务。然而，如果他们的法律义务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悖，他们自然不会自觉履行义务；多给失地农民一块钱，官员或开发商就少得一块钱。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强迫官员履行他们不愿意履行的义务呢？当然只有广大选民，因为他们才是公正补偿的真正受益者。如果他们缺位，那么无论何方神仙大佬都无法迫使各级官员落实和自己利益冲突的原则。   　　在有着数千年自上而下集权传统的中国，上级命令应该是很管用的；近年来，中央也确实出台了不少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问题在于，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存在三个方面的根本局限——意愿、信息和执行能力。首先，县官们显然不会傻到给自己惹麻烦，去征收决定自己命运的上级官员的房子；事实上，后者住的省城根本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换言之，征地这件事和上级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感受不到农民失地之痛；既如此，他们为何要管这茬闲事呢？即便“上访”诉状递到他们那里，也很容易被县官们收买摆平。其次，更可能发生的是，高高在上的上级领导根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基本情况都不知道，至少不清楚，也不容易弄清楚，让领导怎么管？最后，即便上级知道了并愿意管，也存在上级命令是否能有效执行下去的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更何况法不责众——如果全国上下都在违法征地，中央政令很容易流于形式。   　　既然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成效极其有限，就只有依靠自下而上的民主控制，而民主机制万变不离其宗——真正的选举。选举搞好了，各级人大真正发挥作用，人大代表和村官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下次改选就得面临下台，地方官员巴结选民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有那么多胡作非为？如此，则政府政策和官员行为都大体符合人民利益，根本就不会发生在“发展”的幌子下强征滥拆、侵占民利的现象。反之，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公权力成为官员私人寻租的工具，那么今日上演在神州大地的一幕幕悲剧或闹剧就不可避免了。固然，除了民主之外，法治也能对控制官员行为发挥一定作用；如果法院能恪守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强力施行公正补偿原则，也能还失地农民一个公道。然而，中国现实告诉我们，既然盲目“发展”本身就是民主缺位的结果，那么任何力量都无力阻止征收拆迁的泛滥，更何况独立性严重欠缺的中国法院根本无力抵制行政干预；事实上，许多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作用恰恰是为黑势力的暴力拆迁保驾护航。在民主缺位的制度环境下，即便相对独立的法院也很容易沦为维护少数人既得利益的帮凶。   　　在这个意义上，选举是甄别一个合法政府和黑社会的基本标准。其实结社是公民基本权利，任何社团或组织都有在合法范围内争取自身利益的自由，但是任何团体都无权使用暴力手段强行将自己的诉求强加在整个社会之上。所谓“黑社会”，本质上就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自身利益和诉求的组织；无论这种利益或诉求是否正当，使用暴力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因为目标正当与否本来见仁见智，因而任何私人都没有权利用暴力实现任何目标，除非是在迫不得已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人类之所以建立国家，就是为了防止私人暴力，让政府垄断合法的暴力；政府的暴力之所以合法，不仅是因为政府在行使暴力（如拘押罪犯）过程中必须遵循基本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而且因为政府暴力的目标本身是正当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但政府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官员构成的，每个官员都是理性自私的个体，而选举正是连接官员个体理性和社会集体理性的纽带；通过选举和周期性竞选压力，官员不得不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一旦缺少这根纽带，一切决定都由官员自决自定，一切执行都由官员自执自行，那么政府实际上就是官员假借公权名义、利用国家暴力牟取私人利益的组织，也就是一个侵犯多数人利益的地地道道的黑社会。   　　如果民主选举不能一步到位，公民参与可以部分缓解特定领域的公权私用。如果地方在决定征收之前能广泛征求民意，尤其是被征地人的意见，或至少补偿标准的确定要求多数被征收者的同意，那么民意或许多少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考虑。即便如此，如果像香河县这样的地方政府已经蜕变为根深叶茂、势力庞大的黑社会，那么民意很可能在各种黑势力打压下销声匿迹。更重要的是，如果民主制度不能确立，那么公民参与只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挂一漏万；既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黑社会性质，自然也就遏制不住体制自动生成源源不绝的恶果。即便哪一天地被征完了、房子被拆光了，政府也必然早已盯上其它扰民的生财行当取而代之。和黑社会在一起，人民不可能过安稳日子；而要治理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还是绕不过选举这道关。   　　        　　 上一篇： 《宪法学讲义》序言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88)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