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温家宝处于什么状况 ?
看看这年12月30号的人民日报，温家宝的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新闻，被安排在左下角，在徐才厚参加的颁奖典礼报道的下面，在刘宝瑞追授称号报道的左边。还有陈至立出席陈列馆开馆仪式的报道都比温家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位置重要。 更离谱的是温家宝的名字被打印成温家室。人民日报居然这么排版，校对。这是什么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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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案成中国政改契机？
国内情况确如牛泪观察，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在一片静悄悄中度过，只有南方系报纸网络发了一些纪念文章，国内氛围远没有多维、凤凰、早报等海外媒体讨论的热烈深入。倒是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左”派路线饱受质疑后，中央级官媒突然密集发声，力挺改革。 人民日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部文章算是头炮，已在国内掀起热议，尤其是知识界和媒体圈，言必谈改革。听说汪洋书记在广东的智囊圈子，也刚刚提交了一个报告，供广东”两会“代表团讨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薄熙来开始急剧“右”转，重拾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观旗帜，高调向胡锦涛看齐。与之相对应的，一批曾为重庆鼓吹的喇叭手，像北京大学、社科院等也开始和重庆切割。原来在国内极度喧嚣的极左人士，像孔庆东、乌有之乡等，早已偃旗息鼓。 很显然，王立军案发生，使“左”派路线破产。因“左”派妥协，主张改革的“右”派掌握了舆论主导权，而中共高层也已经达成共识，改革将成为今年“两会”主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十八大也可能继续高举改革旗帜。 牛泪手眼通天，从其消息准确性看，他借 《改革已成中国朝野共识？》 一文力挺改革，应该是从北京得到了确切消息，这对国内改革派来说这是个好兆头。也印证了我得出的高层已就改革达成共识的结论。 但是和牛泪、空等博主见解的不同的是，他们两位认为接下来在改什么、怎么改、向什么方向改等更重要的问题，朝野都还没有达成一致。我却认为中共可能是就这些问题已经达成一致后，才放出声来。 因为在“两会”和十八大召开之前，舆论“维稳“是重中之重。在这样的敏感时点，如果高层只想好了第一步，没有想好第二步，也就是说如果只在“要改革”上达成共识，在更为重要的“改什么、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的话，是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宣传的。 尤其是现在，王立军案一出，这些问题都已不解自破。事实证明，极“左”路线已经破产，温氏、汪氏路线已经成为改革主流。这个主流当然也要从牛泪说的新“左”派那里吸收养分，以完善自己的改革理论体系。这就不得不再次回到王立军案这个话题。 在王立军案上，牛泪援引官方高层消息，称官方主流意见是采用“三分法”：即一把王立军和薄熙来分开，不能因为王立军就完全否定薄熙来；二把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分开，不能因为薄熙来倒霉了，就把他创造的“重庆模式”一棍子打死；三把“重庆模式”中好的和坏的分开。 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是官方高层在替薄熙来开脱，但我却认为中共高层的这个“三分法”是非常冷静公允的。 重庆模式中“极左”的坏东西当然要扔掉。但对于好的方面，比如针对弱势群体的住房建设、农民进城的户籍障碍、官民矛盾的跨前处理等等，这些措施当然值得赞扬和推广。像前阵子王立军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广东在汪洋书记的部署下高调打黑，就说明了中央在这场改革中的扬弃态度。
阅读更多真好汉乌恩巴特尔（zt）
王立军是蒙古族，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乌恩”意为“太阳升起”，“巴特尔”是“英雄”。1999年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铁血警魂》上映，主人公便叫“乌恩”。 因为当警察，他获得了另一个外号：“王彪子”。在以直白爽朗着称的辽北方言中，“彪子”这个词，带有一股强烈的惊叹和担心。 自从调任重庆以来，王立军确实一直在被惊叹和担心。 2008年7月10日，重庆警方开始“夏季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80天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逮捕9527人； 2009年1月9日，上千名军警乘坐专列携带火箭筒，一举打掉4个地下造枪工厂，抓捕数十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各式枪支58支； 2009年7月21日，重庆市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因涉黑涉恶被抓捕。随后警方向社会公布67名涉黑犯罪嫌疑人照片和罪名； 同年8月7日，曾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落马，再次印证了王立军这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从锦州空降而来的“打黑局长”，并非浪得虚名。 然而，王立军本人的长相，却并非一个符合这类外号的粗蛮之人。 创作《铁血警魂》的公安文学作家周力军回忆：初见王立军时，虽然感觉他很高很壮，不过，走近再看，高大的王立军却给周力军另外的印象，“戴个近视眼镜，脸挺白。说话一点也不高声大嗓的，而是文质彬彬。特别儒雅的感觉。”后来他知道，王立军在书法、美术、音乐等方面都有研究。 “假如我牺牲了，不要落泪” 王立军从警是他自己争取的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后，他成为辽宁省铁岭市下属的铁法市商业局一名职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警方让他担任义务治安员。他把年轻的同事们组织起来，带着他们每天用业余时间巡逻，比真警察还勤奋。这件事让他出了名。1984年4月，铁法市公安局面向社会招聘警察。他如愿以偿。 在铁岭任职近二十年，王立军从一名普通民警成为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局长，打掉了铁岭市的4个黑社会团伙，自己负伤达20余次。那个“妻子女儿惨遭黑社会杀害”的传言，就产生在这一阶段。 至今，王立军的博客开篇语仍是：“战友们，同志们，假如我牺牲了，不要落泪，不要悲伤，警察的职业就意味着牺牲”。 其间，另一场打黑经历令王立军声名远扬：2002年秋天，他奉命奔赴辽宁盘锦，一举打掉6个涉黑涉恶团伙，并将22名充当保护伞的公安民警绳之以法。其中不乏分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 王立军在铁岭任职时，有关部门指定将震动全国的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关押在铁岭；后王立军调任锦州，又指定将刘涌调至锦州关押。后这一经历被传成“刘涌集团就是王立军打掉的”。 2008年6月，王立军从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的位置上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不按常理出牌 让王立军传奇之名日盛的，是他的一些未必通情达理、却富于成效和侠气的举动。 在铁法市任职时，王立军在当地的人力三轮车夫当中拥有无上的威望。这些人有不少是下岗工人，经常被当地地痞欺压、敲诈。王立军下令：下次当场抓到这样的地痞，不但要依法严惩，还要让他把兜里所有的钱掏出来，当场付给三轮车夫做赔偿。 在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是：一天深夜，王立军下班徒步回家，有个车夫看出是他，赶紧蹬过来要送他；王立军一边推辞一边走，结果不出几百米，后边跟上来一串三轮车，足有十几辆。 做主管刑侦的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时，王立军有个口号：“跟我上”。他甚至要求法医在出事现场时，不许戴口罩和手套，理由是会“影响嗅觉和触觉”。他本人曾经亲自跳进齐腰深的水塘，抱出一具腐烂的尸体。 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后，王立军所做的第一件不按常理出牌之事是：破案之后，给警察“扒皮”。 2003年5月31日起，锦州连发五起入室强奸杀人案，先后导致两死两伤。王立军宣布：启动破案后倒查责任机制。历经两个多月的侦查，最终确定一名40岁的无业男子许贵柱为犯罪嫌疑人。此前，他曾有13年服刑历史。 2003年7月23日上午，锦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大会表彰破案有功人员。当天下午，锦州市公安局召开案件倒查责任追究处理大会，处分侦破这一系列案件中有失职渎职行为的13名警察。其中，负责许贵柱家所住区域的凌河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副所长及一名民警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东北民间将这种行为称为“扒皮”。该分局副局长也被行政撤职。处分的理由之一是：许贵柱家离派出所仅一百多米，而且完全符合11项对犯罪嫌疑人的推测特征。他们没有将其排查出来。对这一结果，有些警察则不可避免地觉得委屈,普通市民则大声喊好。 现在，网上对王立军铺天盖地的评论中，来自锦州的IP普遍一边倒地对王立军持溢美之词。 四次遭调查两次被立案 2009年8月7日，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前公安局副局长、一级警监文强落马的消息被重庆市纪委证实，标志重庆的打黑行动进入一个高潮。此后，一部分重庆警察涉黑涉案被控制的消息才开始频繁见诸媒体。 文强，并不是第一个与王立军较量的司法局局长。十年前，王立军就和时任铁岭市司法局局长王海洲交过手。 王海洲大王立军15岁，王立军还是普通民警时，王海洲已经是铁岭市下辖的铁法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很长时间里都是王立军的上司。 1999年3月，铁岭市一名人力车夫状告王立军当街动手打人。最后，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王立军无罪。（本刊在后文中选登了当年与此事件相关的《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 “虽赢犹输”，这是王立军对自己这场官司的评价。 4个月后，王立军又被告上法庭，这次的罪名是刑讯逼供致死人命。控告信甚至邮到了中纪委副书记手中。铁岭市纪委与辽宁省公安厅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王立军实施审查。结果是：控告信所反映的问题全部失实。 当年9月30日，已经从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调任市司法局局长的王海洲被逮捕。对他的指控是：王立军遭遇的数次诬告，他是幕后推手。有媒体称：嫉妒，是他这样做的动力。 由于王立军特立独行的风格，对他不满的人并非一个。在这次诬告风波中，另一名资格很老的县公安局长也曾指示手下参与。 当时王立军一家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妻子都不敢在铁岭住了。最后，王海洲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赢了官司，并未给王立军带来多少振奋的情绪。他前后四次被调查、两次被立案侦查。公安部对授予他全国一级英模称号的审批，也被迫拖延到这些调查结束之后。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重庆打黑后来了不少记者。然而，他们都比较失望。 王立军和他手下的警察没有一个正面接受采访，以不具名方式透露的信息也极少。“这几天，不少外地同行来我们这里，收获都不大。”当地一名跑公安的记者说。 这符合王立军从警的风格之一：工作高调，个人低调。他指挥的警队，经常爆出惊人之举，轰动一时；而其中的个人却异常低调，甚至可用“封口”来形容。成名二十多年，王立军鲜有接受媒体访谈。然而，他主政警界的风格仍是那么特立独行而严厉。 2009年7月27日，重庆市彭水县公安局一名治安民警携带私藏的猎枪去打猎，不慎走火造成他人死亡。此事被媒体爆出后，该县公安局局长、治安大队长等一系列负责人全部“下课”。 在警界内部，对王立军特立独行的风格也颇多争议。对威权的控制和使用，是警察这个职业永恒的使命。而对谁用、用到什么程度，则是永恒的难题。 “他（王立军）把警察管得太死太严，见了他像耗子见猫。这样下去，对社会治安的长远不利。”一名老警察张肃（化名）的话，代表了一部分警察的看法。 中国刑警学院刑侦系副教授刘冲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时代，个体民众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公权与私权的界线越来越分明。如何区分守法公民与犯罪分子，对警察的执法要求更加严格和规范，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王立军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代表他对自己所陷争议的态度。 当年那场诬告官司了结后，一位与王立军熟识的记者采访他，他的回答是：“到目前，我什么也不能说。我觉得应该让法律去说，让老百姓去说。” 在这种刻意的低调下，那个传言，“王立军的妻子怎么死的”，更加被传得神乎其神。但经过多方查证，此事确属谣传。 王立军的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唯一靠点谱的事实是：在铁岭上小学时，她的确经常因安全考虑而转学，后又由外公陪同去外地上学；王立军的妻子是一位很贤惠的女性，跟丈夫一样雷厉风行。王立军在铁岭时生病住了一次院，她嫌病房的地没擦干净，马上蹲下，蹭蹭地擦起来。/文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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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事变，引申出三个最核心的问题。 问题一：为什么中枪的是薄熙来 十八大的“入常”之争，因为背景是后权威时代，规则的力量薄弱，预计之中，刀光剑影的激烈程度必远甚往日。但是，为什么首先中枪的是薄熙来？ 答案其实很简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存在精英化的趋势。所谓精英，以权贵资本为核心，精英化即由权贵资本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促使社会变化朝有利于精英、权贵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在已经相当精英化的基础上，还有着进一步精英化的趋势。试图改变这种趋势的力量并非没有，而且不少，例如胡锦涛、刘源等，都曾显示出这种努力。但由于社会运动的惯性，由于权贵资本已掌控太多东西，这种扭转十分艰难。从皇储习近平表露的执政理念看，他也赞同“分蛋糕”以扭转趋势。但是，习与胡一样，本身都是因党内游戏规则而上位，上位后也必然遵循党内游戏规则而操作。胡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不超越既有的党内游戏规则，就不可能真正扭转精英独大的局面。唯有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个人，才是有可能带来真正变化的人。 在党内高层，从已有表现看，只有薄熙来有能力不按牌理出牌，而他本人也确实表现了欲推动这种变革的意向。这就是许多人对薄熙来寄予厚望的原因，也是中国最有力量的那个阶层惧怕薄熙来上位，视其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政治炸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至于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风向和口号，只有那些被“运动”起来的人，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为之热血沸腾，或者欢欣鼓舞，或者咬牙切齿。真正“运动”别人的人，都明白这些只不过是道具而已。 被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视为死敌，薄熙来“出事”有其必然。但要打倒薄熙来也非易事，在他把重庆经营成铁桶一般后，“打薄”显然已不能从重庆内部入手，只能从重庆之外寻找破绽。而薄熙来独树一帜已有经年，在四面皆敌的背景下，他的敌人还未能从重庆之外找到称手武器，可见薄熙来对自己的经行之处尤其是辽宁的行迹，必已做过一番清理。这是薄能够挺起腰杆来独树一帜的前提。 薄能如此，他的部下未必也能如此。在去重庆前，王立军不过一处级干部，在全国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底蕴更不如薄远甚，又身处辽宁警界这样的大染缸，他既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也没有能力完全漂白过往，于是被选择作为突破口，逼其内讧。这就是王立军事变的实质——出手者的目的达到了。 问题二：薄熙来伤势几何？ 身在局中，或者在事变突然发生时，总容易让人夸大事变的影响，构思出一种朝某个极端变化的情态，尤其是当这种情态还符合自己的愿望之时。近一段时间，“薄熙来已完蛋”、“被控制”的说法不绝于耳。其实，王立军事变对薄的影响，应该还到不了这一步。按照中共惯例，像薄这种级别的官员，只要没被掌握贪腐方面的确凿证据，就不会被轻易打倒。以王立军当时级别之低，料不能握有薄本人在辽宁的直接不利证据；到重庆后，薄立志“不走寻常路”，更不会留下什么劣迹。而且，薄的分量不轻，站位更微妙：既不在各大派系之内，又与各大派系均有所交集，游离于边缘，别人把他当棋子，他却借此搏上位；虽然谁都感觉到他的威胁，他却又绝不是具体哪一方的敌人，因此，谁都不愿做那个首先扣动扳机的人。十八大前夕，各方博弈激烈，也不可能形成针对薄的合力，顺风朝下推一把大有人在（例如放开微博讨论王立军事件），要出老力却谁也不干。这就是薄能够在夹缝和激流中不断壮大的原因。 这种情势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这一回薄熙来应该是只伤不死。那些对薄心怀畏惧的人，畏惧的也只是薄上位，只要堵绝了上位之路，目的也就达到了，不一定非要一棍子打死。 王立军事变对薄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王立军本人是重庆“打黑”的标志，“唱红、打黑、民生”是“重庆模式”的三驾马车，分别对应于精神环境、安全环境和物质生活的建设。王立军落马，三驾马车去其一，“重庆模式”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都大受质疑。 二，任何光鲜的背后都隐藏破烂，强大内部必有虚弱，“重庆模式”也不例外。王立军熟知重庆的一切，可以把内部的破烂和虚弱轻松揭开。这种揭示，或许不会为普通老百姓所知（也不一定，美国方面可披露，高层有人也可能会故意放料），但一定会到达所有想知道的高层耳中。薄熙来最虚弱的一面，将裸露在众敌环伺之下。在政敌面前，他就是一个被拆除了城墙的堡垒。 三，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审讯机关有办法让受审者说出想要他说出的一切。王立军已处在薄熙来以外的势力控制之下，对方可以让王立军“供出”一些微妙的内容，例如薄熙来说过什么话、有过什么打算，对某某大佬做过什么评价，上位后准备把谁怎么怎么样，等等。这些“供状”，由于不需要真枪实弹，火力可以无穷无尽，能够指哪打哪，令人防不胜防；而且还可以延时射击，根据情势的变化调节攻击的重点和方向。听的人尽管未必真信，但心结毕竟已经种下。 问题三：薄熙来怎么办？ 既然伤不至命，薄熙来必有一番回应。正像民变四起逼出汪洋的“乌坎模式”一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情此境下，薄熙来能够怎么办？ 再造新的政绩？且不说创造政绩需要时间，从现在到十八大，已没有这个时间；也不说现在的重庆人心惶惶，薄对内部的掌控必然出现问题，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得心应手；有王立军“打黑”之例在前，即使重庆再出什么政绩，也难取信于外。 以牙还牙，对政敌反戈一击？毫无疑问，薄手中掌握有不少其他高官的“炸弹”，这是他的生存手段之一。但这些东西，引而不发时才最有威力；一旦放出来，没有那种风助火势，作用其实有限，很可能一下子就被踩灭了。而且，现在薄的对手并非具体哪一个，而是举国皆敌、举世皆敌，“世人皆欲杀”，撩倒一个、两个，无济于事。 排除这两种选择后，薄的可选项就只剩上中下三策： 下策：改弦易辙，在意识形态上向右转；偃旗息鼓，不再独树一帜，而是死心塌地投入某一阵营。此时投入，身价当然不会高，比之什么都不干其实也好得有限，只是在安全上更加稳当。平庸之辈往往会作此抉择，但以薄之性格、心气，料不取此。 中策：更激烈地向左，稳固基本盘。在此之前，虽然薄熙来被视为左翼旗手，其实他左得并不彻底，而是留有余地，可左可右、可进可退，随时可以抽身转向。但是，无论在党内还是民间，左翼无疑是他最坚定的支持力量，是他的基本阵地。虽然此前薄熙来在“入常”有望的情况下，有意淡化了一些左翼色彩，尝试建立统一战线，谋求成为多派“共主”，但在此风雨飘摇之际，仍然对薄抱有期待的，无疑只有左翼。只要薄放下对“共主”的执念，专心经营一翼，更坚定地站在左面，就可将这一部分力量牢牢掌握在手中。此时此刻，这是薄难得的本钱。左翼虽在当下中国政坛势弱，不足以支撑薄进军十八大，但即使十八大铩羽后，薄亦可凭此在政坛内外形成一股力量，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时势之力，甚至可以以待来日变数。这种选择，有利于改善当下中国左右势力极不均衡之局，可说是国家之福。只不过，薄出身世家，又久历宦海，对权势食髓知味，不易作出这种抉择。 上策：上策代表着最好的前景，也意味着最难走的路。一个人最虚弱的地方，往往是他最可以进步的地方；最失败之处，即其致胜之机。薄熙来善于从跌倒处爬起，当年被发配西南，“入常”无望后，他自己就硬生生杀出一条生路来。新的生机仍然在跌倒之处，出路还是要靠打破规则，出奇招不按牌理出牌。以薄之经验和智慧，不难找到突破的切入点与关键所在。只是这种抉择需要极大的胆魄，薄并不缺胆魄，现在他的胆子只会更大。在当下，只有一个因素还能阻止他痛下决心，那就是他自己心存侥幸，自以为循正常之途“入常”仍有望——其他人会不会利用这一点，让薄始终感觉到还有希望，直至最后时刻才令其绝望呢？ 大争之世，不止是某两方演义，而是多方在演义，想伸进来浑水摸鱼的手太多了。如此混沌，既考验薄的胆魄，也考验其他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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