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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之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开始将目光转向“民主法治”。中共重庆市委11月4日召开“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座谈会，听取全国法学界知名专家学者意见，进一步加强重庆的民主法治建设。 薄熙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三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理想模式是什么？与西方相比有哪些优越性？如何具体体现？这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重庆要在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大框架下，努力探索地方的操作方案。 薄熙来说，民主与法治紧密相连。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民主都是调动人民积极性、实现科学健康发展的持久动力。这些年来，重庆立足实际，在干部选拔任用、公众知情权、科学决策等方面，不断推进民主进程，凝聚各方智慧，取得了一定效果。 来自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吉林省社科院等的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与今年6月以来相继在重庆举办的“党的执政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等研讨会一样，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赞扬薄熙来的施政方针。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说，重庆高度重视民主法治建设，令人钦佩。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十分必要。一个真正的大国，除了经济实力外，还应当符合两个“软标准”：文化上被向往，制度上可信赖。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完善目标体系，强化制度建设。 围绕“完善地方立法与人大代表作用”，上海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沈国明说，“五个重庆”、“民生10条”、“共富12条”，个个指向明确，件件围绕民生，赢得群众真心拥护。重庆是真的敢于碰问题，碰的都是真问题！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建议围绕户籍制度改革、住房保障制度、农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等，推进地方立法。建议开展“人大代表走百家”活动，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说，重庆此前提出“民生10条”、“共富12条”，现在又提出“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都切中了问题要害，很了不起。要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其核心和关键就是建立法治政府，让政府的行为建立在法律规范之上。重庆在决策程序、听证制度、政务公开等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评价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的优劣，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就能很好地体现“效率、公平、共富”等原则，有助于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法律实施”主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说，判断一个法律体系是否完善的标准，是看体系是否能得到实施，是否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中国传统，充分发挥公民和自治性组织的作用，以化解基层矛盾和群众纠纷。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为“共同富裕、公平正义”，需要民主法治来加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优于西方民主法治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具有“人民性”，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文明，西方与其它》一书作者尼尔 · 弗格森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然而，没有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前景，因为没有法治国家，中国的制度结构不可能长期稳定。 针对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最近关于民主对中国或许并不重要的说法，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予以反驳。他明确表示：“当然，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国家，施密特和基辛格只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解决了什么问题，也不觉得中国的制度结构会长期稳定，因为它不是法治国家。……所以，每个中国富人都会在温哥华或香港购房，人们害怕未来。” 在回答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是否比民主制更有效率的问题时，弗格森强调， 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亚洲的产物，欧洲过去就反复试验过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德国甚于其它国家，结果都失败了。他认为，“没有’制约与平衡’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决策会犯错误。我不接受这种亚洲模式。绝不会有一个全是新加坡式国家的世界。必须抵制特别是美国西海岸知识分子所受的蛊惑，请不要爱上专制！不要简单化地回避绕行。我们必须提醒人们是什么将西方与其它地方区别开来，那就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自由、坦诚和宽容，胜过任何美妙的言辞，这些是在社会演化过程中通过艰苦努力得来的，并非我们遗传基因的一部分。用了几个世纪，才让个人自由权利和所有权连在一起。……” 中国主导的世界不会更好 弗格森也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他说，“我们应一再阐明，美国是多么重要。任何反对美国的人都应设想一下后美国的世界，对欧洲的左翼来说，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肯定不是更好的世界。……” 弗格森还指出，“……美国和中国具有帝国的结构。或许它们会在冲突中终结，或许它们作为文明并非注定像亨廷顿断言的那样相互冲撞。这个世界很是激动人心，还有合成的可能性，即东方与西方相聚。我在哈佛发现，我的中国学生想从西方历史中学习，他们想看到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这当然也改变他们的观点。” 中国富人宁愿移居外国 针对胡润和中国银行上周公布的联合调查结果《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日报》（11月4日）认为，中国的富人在全世界寻找投资机会， 他们的行为“与那些欧洲人并无不同”，“然而，更为富裕的中国人越来越不满足于去欧洲或其它地方短暂访问，许多人怀着永远背弃中国的计划。……资产超过1000万元（大约114万欧元）的被调查者将近一半人想移居国外，14%的人已经有了外国护照或者正在争取移民。” 该报指出，“至于有多少党的干部子女已经拥有外国护照，这是北京严守的秘密。众所周知的只是，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女在海外读书。”

19世纪末，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在目睹了“先富阶层”大肆构筑豪宅、疯狂追逐奢侈品、游手好闲、鄙视劳动等言行后，挥笔写就《有闲阶级论》一书，痛批“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和欲望如同原始野蛮人抢夺女人，他预言“有闲阶级”将加重社会两极分化，从而成为整个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们疯狂地追求消闲、享乐，将摧毁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劳动不再是为人赞美的美德，而成为遭人唾弃的对象。 放眼今日之中国，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历经30年改革开放，确实已今非昔比。黄金宴、人乳宴、天价奢侈品、砸汽车、扔钞票的行为层出不穷，而法国人头马在中国的销量更是超过在世界其他地区销量的总和。 在日本，“China Money”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在东京银座狂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随处可见，他们有意无意地脱口而出的“太便宜了！”让日本人瞠目结舌，但这换来的往往不是日本社会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的反感。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犯过诸如此类的“暴发户式的愚蠢”。对中国而言，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是“过来人”。 如今，在日本，路上很少看到欧美豪华汽车、大排量越野车和多用途汽车（MPV），受宠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车及环保动力车。日本人已不将汽车等当作判断人是否事业成功的标志，汽车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虑的是安全节能环保，丰田、三菱的大排量越野车则主要面向中国市场。 可以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当年狂热的“浮躁心理”已从日本社会基本褪去，理性消费的回归恰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在传统思想上，日本深受中国影响。但在引进儒家思想时，日本过滤掉了“易姓革命”的主张，使得“天皇”有别于中国的“皇帝”，得以万世一系。同样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日本也只继承和践行了“均贫富”的部分，而剔除了“仇富心理”和“为富不仁”的观念。 岛国文化决定了日本国民的随众性和集体意识，要保证集体良性运转，相对的“平均主义”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人尊崇平均主义，并能从中获得安全感。日本1.3亿人口，却公认是“一亿中流社会”，典型的橄榄型社会架构，中流阶层比例非常高，社会保障健全，且社会贫富差距极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阶层的5至10倍。富人住宅设计风格简单，昂贵的名牌家具摆满屋子被视为是“俗气的事”。在日本富人之间，流行“三不拥有哲学”，即“不拥有存款（注：辞世前最多留2000万日元）、不拥有房子、不拥有头衔”。戈尔巴乔夫曾感叹：“世界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日本。” 单纯的有钱有势在日本很难赢得尊重，日本社会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么了不起都坚持不奢华、坚持过平常生活的人。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们之所以被誉为“神”，自有其非凡商业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自身令人钦佩的人生哲学。 比如，松下幸之助对财富本身没什么兴趣，他视权力为“痛苦与责任”。当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1961年去采访他时，发现在一座古朴的京都宅邸内，安静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轻的研究员边喝茶边探讨如何为人类创造更大的繁荣与幸福，他穷其一生领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来水哲学”——“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在幸之助看来，企业经营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将肩上的社会责任和大众期望通过数字表现出来。为完成远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业远景规划，以25年为一个阶段，分10个阶段完成。在他1989年去世时，创业仅70年的松下电器利润高达420亿美元，几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他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我想探究人性，探询人类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为日本的财富追求者们树立了榜样。时任“日本财界首相”——经团连会长的土光敏光几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鱼干串，而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期间，一直坚持坐电车上下班。 日本作为高度均质化的中流社会，招摇的“炫富”本身是难以容忍的。笔者曾多次参加高层次的宴会，但菜式都很简单，自助餐或日式套餐，基本上没有国内那种动辄一桌山珍海味、鱼翅燕窝的“壮丽景观”。而笔者熟悉的几位国会议员都奉行“十分钟就餐”原则，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吃饭上，够吃就行，不会过于讲究，更不会铺张浪费，“吃完道谢、吃剩道歉”是日本社会的常识。在日本“耻文化”背景中，浪费是不被允许的“耻”。 反观中国的民间“巨富”，正如吴敬琏所言，“很多是来自‘裙带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炫耀凭借如此手段取得的财富，后果将比凡勃伦预测的更加危险。“社会公平正义是阳光，甚至比阳光更有光辉”。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中也传达了一种信仰：“社会贫富不均是上帝决定的，但凭借正当的途径，通过努力可达到社会上层的环境却是可以创造的。” 权贵创富的土壤不除，“劫富济贫”就可能被赋予正义的色彩而为社会广泛接受。进一步讲，财富不等于金钱，“贫且贱焉”固为耻也，但“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

■“新型流感是某个国家为了军事目的施放的细菌武器。”——卡扎菲谈到甲型H1N1流感 ■“如果塔利班要建立一个类似梵蒂冈那样的宗教国家是不错的，有人说梵蒂冈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吗？没有。假如塔利班要建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不应该有人说它是我们的敌人。”——卡扎菲谈阿富汗塔利班 ■“萨达姆是联合国一个成员国的首脑，伊拉克战争打响后他是一名战俘，应该对处死萨达姆事件进行调查。”——卡扎菲对处死萨达姆表示不满 ■“拥有五十多个国家的非盟难道没有一票否决权？”——卡扎菲建议安理会改革应该接纳非盟

说起举世无双的宋家三姐妹，有句评语：“大姐爱财，二姐爱国，三妹爱权。”确实，大姐宋霭龄追随丈夫——晋商理财家孔祥熙，怎能不爱财？二姐宋庆龄追随丈夫——革命家国父孙中山先生，怎能不爱国？三妹宋美龄追随丈夫——民国委员长、大总统蒋介石，怎能不爱权？她们各自走完了特立独行的人生旅程。其中，宋美龄（1897—2003年）寿命最长，跨越了三个世纪。这三姐妹提供给后人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本文讨论的话题是个谜团——宋美龄一生财富知多少？106岁去世的宋美龄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自叙传。生前，常有人劝宋美龄写点文字或口述历史，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宋美龄没有子女，在台湾和美国两地也没有留下产业。晚年伺候她的孔家大小姐孔令仪（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女）表示：“老夫人身后只留下12万美圆存款。”对于孔令仪在宋美龄追思会上所传布的淡泊名利的形象，许多知情者认为不可尽信。但是宋美龄一生各个时期，她的经济状况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1）中年已为千万（银圆）富姐的宋美龄受到父亲宋耀如精明的商人头脑和积聚财富手法的影响，深知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青时即表露强烈的政治进取心，热衷权势并如愿以偿。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后，任蒋介石秘书及英文翻译，活跃于外交场合。她向蒋介石多方面介绍西方文化和政治，推动蒋亲美。婚后，她与蒋介石两人的财务各自独立，一直实行美国式的AA制。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还有一处房产，在法租界霞飞路（即今南京路），是她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这幢房产1949年被新中国政权没收，但是现在还依旧保存着。）宋美龄曾长期在政府及社会上任职，因此她个人是有丰厚职务收入的。如：1929年创办军人遗族学校，又设立“励志社”，以文化活动联络国民党军官。在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她主持“新生活运动妇女顾问会”。1936年宋美龄出任全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积极扩建国民党空军。宋美龄还曾担任“中华妇女联合会”创办人兼主席，之后担任辅仁大学董事会主席，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董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国妇女联合会主任委员。……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登载消息：“国府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银圆，宋美龄3500万银圆……。”当时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如今6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传闻属实的话，宋美龄个人财产已相当于如今的21亿元，是蒋介石的两倍半。这个数据也见于当时的“蔡元培日记”，尚有待证实。不过，估计宋美龄中年时的财产达到千万银圆的数量级，还是可以认同的吧。 （2）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的秘密调查报告《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其中：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1939年法币贬值，1元法币约合今15元人民币；或者如此换算——当时1美圆约合今15美圆。请注意：这时期中国东部大半国土已被日军占领，政府已经迁往重庆。此处宋美龄个人存款只有蒋介石的一半。（但这些具体数据还有待再核实。）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接管了上海的外国银行，据说也没收了“国民党政要”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 （3）对于宋美龄个人财产的过高估计我们应该把蒋宋的个人财产跟国民党政府财产，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人民日报》（1990年1月8日）根据历史资料称：国民党1949年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市两，银元1520万元。又据《李宗仁回忆录》称：“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5000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依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1盎司＝31.1030克），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而有些资料称：当时宋美龄的个人财产竟然达到　2.5亿美元（相当于国库库存的一半？）显然是夸大其词，并不可信。 （4）1949年在美国财产 1948年11月宋美龄赴美国求援时，却受到杜鲁门总统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丧失信心和希望，他一直在助手们坦率地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图谋私利；内战期间，再三向美国政府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的前夕，又抢先将财产移向海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宋美龄在1948年末、1949年初赴美求援失败时，也匆忙地在美国处理自己的私产，让她的外甥孔令侃帮助掌管。当时孔家购置一处房产价值150万美圆。 有资料称：孔宋两家（孔祥熙和宋子文为主）40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偷税几千万美圆，告到总统杜鲁门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清查，初步认为，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居然达到　20亿美圆以上，据说要冻结在美非法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但是终于不了了之，成为疑案。 对于以上资料可以做如下分析：（1）应该把国民党政府的资产跟所谓“四大家族”的个人私产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2）1949年对于孔宋两家在美国财产的调查，至今说法不一，真相未明. （5）宋美龄后半生的主要收入从哪里来？蒋介石去世（1975年4月5日）以前，每两三个月就会给宋美龄一笔津贴。蒋经国上台后也如此。1983年10月，应蒋经国邀请返台，发表《我将再起》长文，频频活动协助蒋经国安抚党内元老及军方人士，化解革新阻力，终致开放党禁。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曾参与安排后事，并撤销戒严令。后退出政坛，隐居台北士林官邸。蒋经国去世（1988年）后宋美龄和李登辉见面时，就提出要求：“你知道，经国在时，‘总统府’每月都给我一笔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毕竟宋美龄依法应享有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对宋美龄的要求，李登辉一般都能满足她的愿望。（6）在美定居后的巨额支出靠谁？台湾《时报周刊》报道，宋美龄在美国定居之初，她本人名下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看来这符合实际情况。因她此后的生活依附于姐夫孔家，她不再管钱财。那么此后这些年她都是靠什么生活的？每年大约需要多少钱呢？宋美龄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觉得在维护台美的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作，便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在美国投资于石油、天然气产业。1984年中，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报导说：“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投资五百万美元，与德克萨斯州菲利浦石油公司签订契约，在新墨西哥州附近合作采勘石油天然气……”。事后证明，这是孔令杰以姨妈的名义，“以广招徕”大生意而为。何况孔、宋本就是一家。专心致力于商场，也是宋美龄被迫退出政治领域的无奈选择。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半年后，宋美龄到美国养病。之后又几度到美国滞留。宋美龄第一次（1975）离台赴美，住进纽约长岛蝗虫谷的孔家旧宅。光是行李就分三年、三个架次的飞机才运完；第二次离开台湾时（1991年），行李有97箱。至于蝗虫谷住宅为一座两层楼建筑，外加一层阁楼，于1998年拍卖，共售得300万美元，约合1亿台币。但事后买家却对外表示，他们真正看上的是宅内的书画古董；据保守估计，光是那些书画古董的价值就超过售价。另外，老夫人晚年所住曼哈顿的纽约寓所，亦为孔家所有。蒋介石去世后，台湾当局在1978年5月发布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卸任总统”的配偶除可应邀参加大典外，还可享有交通工具（汽车）2辆及司机2名；处理事项人员3人或4人及相应的事务费；台湾内外医疗包括私人医生与健康检查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视实际情况由“国安局”提供安全警卫。“总统府”根据这些规定，2003年编列了416万元的预算。值得注意的是，按规定，宋美龄无论在台湾还是在海外，所有医疗费用完全由台湾当局支付，都为实报实销，无上限（不封顶）。她虽然人在美国，2003年去世前台湾“总统府”派驻美国的医疗人员，每人每月的薪水至少有5万元，再加上节假日奖金，每年6人至少得600万元。所以为了照顾宋美龄，一年支出至少1000万元新台币（合人民币250万元）. 不过，也有传闻说，宋美龄在美国生活依靠的并不全是台湾方面提供的开支，还有蒋家当年的“秘密资金”云云。香港《明报月刊》2003年12月《特大号》上曾经就宋美龄病逝发表过一个题为《宋美龄跨世纪的情爱》的专辑，其中写道：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以106岁高寿于梦中辞世，多年来一直照顾着姨母宋美龄的孔令仪（孔祥熙女）在接受记者访问说，宋美龄1991年来到纽约后，十二年只问过她一次：‘钱够用吗？’孔令仪答：‘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就再不问钱的事了，而身后亦只留下12万美圆在银行。宋美龄生前并没有遗言，没交托后事，也从不立遗嘱，跟孔祥熙和宋霭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