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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惊世骇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华裔女星白灵，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自爆她少女时期在中国解放军文工团表演时，被迫为长官提供性服务长达3年之久，期间并曾经怀孕，不得已只好以假名堕胎。白灵说，这段被解放军长官魔爪染指的不堪过往，是连她父母都不知道的秘密。  作风大胆的华裔女星白灵，自爆担任中国解放军文工团艺文兵时为长官提供性服务。曾演出电影《红色角落》、《三更之饺子》、美国影集《大明星小跟班》的女星白灵，是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透露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的她，父亲白玉祥是中国解放军退伍的音乐教师，母亲陈彬彬是舞蹈家，由于家学渊源，她从小热爱表演，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开始在小学参加样板戏的演出。 14岁初中毕业后，白灵进入中国解放军文工团担任艺文兵，她自爆一直到17岁为止，她被迫为多位长官提供性服务，与她一起在西藏林芝表演的女子，也都有相同的命运，被迫为长官提供性服务以及陪酒。白灵说，在为解放军长官提供性服务的这3年期间，她甚至曾经怀孕，逼不得已只好以假名堕胎。 白灵自揭这个疮疤，是连她父母都不知道的祕辛。即使至今，她并不觉得解放军长官的行为是性虐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服从，你不能质疑长官，只能顺从与服从。 白灵说，她在上美国实境电视节目接受治疗时，了解到自己一直隐忍的这段遭遇已在她心灵留下阴影。由于她担心此事曝光会对生活与工作造成困扰，因此只敢谴责对她加害的个别官员而不是中国政府。针对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从未听过报导所提事情，因此不愿评论。

世界探究中共成功秘诀 铸造强国被称“信守承诺” 2011-07-02 10:02环球时报 中国在探索下一代政治制度 美政改任务不比中国轻 本报驻外记者 张金江 纪双城 青木 姚蒙 陶短房 孙秀萍 李珍 本报记者 崔杰通 詹德斌 柳玉鹏 陈一 汪析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这个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红色节日”的到来，勾起世界对中国执政党的最新审视。被他们问得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何能保持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西方政治体制占主导的世界里，“社会主义政党倒台”就像电影里配角被主角战胜一样天经地义，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拒绝这样的剧情，反而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众目睽睽下抢了西方主角的戏。由于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唯一执政党，破解不了这个谜题，就无法真正读懂中国发展奇迹的奥秘。因此，国际舆论近期登出多个版本的“中共成功秘诀”，贴近群众、实用主义等都纳入其中，但在多数媒体眼中，中共永葆青春的秘籍还是在于与时俱进。韩国媒体甚至说，中共的DNA中都融入了学习。尽管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很喜欢大声宣读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但即使在西方舆论场，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尊重也在增多。芬兰记者维拉认为，中共几十年都在信守对国家的承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外媒探寻中共“力量源泉” “本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中国的一周，中国共产党7月1日迎来90岁生日。”本周一，这段话出现在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中，像是为国际媒体本周大量报道中共建党90年吹响“集结号”。在韩国和日本，《首尔新闻》、《京乡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推出“中共建党90周年”专题报道。从建党历史、执政业绩，到对未来的展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似乎都在被国际媒体审视。《印度时报》说，尽管已执政62年，中共在中国仍广受欢迎，每年都吸引两三百万人入党。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说，中共8000万党员的规模比法国总人口还多，“世界上没有多少政党的历史能达到90年，年届九十还能有如此活力就更加凤毛麟角了。” “中共强大的生命力来自何方？”本周，多家国际媒体对此问题的探究像在全球对中国共产党做了次形象调查。一些媒体试图从组织架构中剖析中共的成功，如英国广播公司将中共与全国人大等机构的关系绘成图表，向读者解释中国的权力架构。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麦格雷戈则提出“3P理论”，即认为负责人事工作的中组部（Personnel）、负责宣传的中宣部（Propaganda）和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支柱。 韩国《中央日报》本周推出系列文章，研究“中共长寿的秘密”。其6月29日的文章称，中共的秘诀是“倾听群众的声音，并从群众中得到人才补给”。这层意思被香港《南华早报》表述为：“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领导人懂得回报民众的重要性，而不是只知索取。”6月30日韩国《中央日报》又重点介绍中共成功的另一秘诀———“共产党人的学习DNA”。文章说，中共通过不断学习，在实践中获取了经验和教训。德国《日报》6月30日说，中国全国有2700所党校和2000所行政学院，这些培养共产党干部的摇篮，构成共产党人力量的源泉。 “与时俱进”，这个过去在一些外媒听来“挺口号”的词汇本周却被多家国际媒体认真当做中共成功的最大秘诀。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中共之所以能承受百年来种种战争、社会动荡与危机的冲击，由20世纪20年代一个微型组织，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掌舵者，原因在于它不像有的共产主义政党那样固守教条，而是善于因时而变，以变求胜。中共历史上固然内耗、失误不断，激进与务实、保守与革新时期错综交叠，但从毛泽东时代摆脱苏联与共产国际控制，到邓小平主动修正僵化政策，中共一直表现出强大的顺应形势的能力，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消亡或在国际上被边缘化，唯有中国执政党仍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法国《世界报》6月29日援引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的话说，中共执政的逻辑是“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思想色彩的”，在中国传统中，绝对的黑与白、对与错并不存在。他还说，中国人虽然并非不愿吸收外来文化，但从古到今，这种吸收总是“以我为主”。因此，法国年轻政治家不能以绝对真理自居，更不要“居高临下教育中国”。 2009年中国建国60周年大庆时，国际媒体已在探讨中共成功的秘诀。芬兰记者贾斯汀·维拉当时撰文称，“简单地说，中共成功在于它信守了对国家做出的承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不懂中共，你无法读懂中国” 国际媒体在解读中共建党90年时有一种习惯，那就是按时间顺序“三段式”解析中共。新加坡《联合早报》此前的文章总结说，中共第一个三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靠枪杆子、宣传和统战赢得民心，打败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第二个三十年，闭关锁国，内讧不断，虽然一穷二白，但敢与美国大打出手，对苏联“老大哥”也不惜翻脸；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让中国共产党重生，取得香港回归，加入WTO，成功挑战外太空，挺过汶川地震等成就，不仅安全度过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而且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个成功得可怕的政党，”德国《明镜》周刊对中共的这个评价听上去有些情绪。文章说，苏联共产主义已被归于历史垃圾堆，古巴共产党已名声扫地，共产党患上硬化症，其领导人被视为一群恐龙。实践一再证明社会主义理念行不通。但在中国，这条法则似乎失效了，“恐龙学会了进化和适应环境，北京在经济上接连斩获成功。”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说，虽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存在欠缺民主的问题，但这个90高龄的“政治人”就像他们当年的领袖毛泽东晚年一样，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充满活力。在中国，仍有很多人支持中共的政策。 在一些西方媒体眼中，西方政治体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让西方感觉像被一个不按剧本演戏的配角抢了镜头，因此对中共的贬损也多了起来。当中共党员超过8000万的消息传来，美国“怪物与评论”网站形容中共“浮肿”。日本《产经新闻》6月30日听闻中共此次未邀请外国政党，便称“中共关起门来庆祝”，是“自弹自唱”。但事实上，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执政党，以及加纳大会人民党、“斯里兰卡-中国协会”等多个政党及组织已通过贺电等方式祝贺中共建党90周年。俄《真理报》编辑部不久前还专门举行研讨会，总结中共成功的经验。 英国中国问题专家凯利·布朗对《环球时报》说，在西方一些人眼中，中共的成功很难被看得惯，西方世界中也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像中共这样与国家的命运如此紧紧相扣。他说，虽然西方人对中共褒贬不一，但无人能否认中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也不能忽视中共的声音。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对此就做出过判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不仅会影响13亿中国人，也越来越影响整个世界。 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皮卡尔对《环球时报》说，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眼光看中国，不理解中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产物，以为中共没有人民的支持，而这是一种历史错误。西方应该踏实下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的这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法国《周刊杂志》6月27日曾在重庆采访一名中国老人，后者对法国记者说，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我们的制度怎能不令人骄傲？” “可以说，不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全面读懂中国。”韩国《中央日报》驻华记者张世政6月30日对《环球时报》这样说。他说，韩国主流媒体“非常重视”报道中共建党90周年，考虑片刻后，他选择用那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对中共的评价。他还表示，对韩国社会而言，了解中国、了解中共“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未来，留给西方去琢磨” “尽管反复打击，但腐败依旧是中国公众愤怒的源泉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一判断，算得上对中共未来执政挑战的一种审视。韩国Edaily网站说，中国如今已向世界展现“外汇储备第一、贸易规模第一”的“超级中华”景象，但“灯光越亮，影子越暗”，贫富差距等问题困扰着中国。 法国《20分钟报》说，中共未来长期执政的挑战还包括，如何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保证社会稳定和谐。文章说，中共有清醒的危机意识，机遇与挑战并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的一贯判断。瑞士《金钱》杂志6月30日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中国在一切方面都有最大的数字，如最大的党组织，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工会，最多的学生等。当然，中国的问题也是最多的，如何解决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当下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唱红歌”运动，西方媒体也评论不一，有媒体嘲笑它像是一场社会运动，但也有媒体说它勾起中国人的怀旧情结。 瑞士日内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维为6月30日对《环球时报》说，西方认可中国经济成功，但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常识告诉我们：巨大的经济成功不可能没有成功的政治制度来支撑。张维为说，“10-15年之后，如果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西方的史学家必然会重新评估1949年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党，否则他们就无法解释得通历史。中国不用急，我们的未来由我们把握，而我们的进步留给西方去琢磨。”

你要哪一种平反？ 张三一言 曾写了一篇《从不认同平反说开去》评论文章，收到澳洲老乐等朋友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为此，我根据老乐等朋友提供的思想观点，再写一篇作进一步分析；若有与老乐思想观点不符的，由我负责。这篇文章版权应为老乐所有。 甚么是平反？平反就是当权者纠正错判之案，恢复被错判者名誉、沉冤昭雪。 [一]、谁是平反之主？ 权力者作主的平反。 权力者在如下两种情况下，会进行平反。产生平反原因，有可能是权力者被迫于道德、正义等软压力而纠正以往有违道德、正义等制造出来的冤错事件。更多的是在民众软压力和组织起来行动起来，特别是要进行革命的硬压力相结合的作用，迫得权力者无法不平反，不管它们愿意或不愿意。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权力者自身地位、立场观点、利益由原先反对被错判者转变为认同，于是为了自身作想，对被错判者平反。共产党统治者平反右派兼具以上两种情况。 无权者作主的平反。 无权者的平反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政权革命，推翻冤错案制造者，由冤错案受害者上台执政进行平反，或由能代表被判冤错案者的政治势力代为平反。多数推翻专制极权后建立的民主政权都会做这些工作，有些还进一步立法惩治冤错案制造者。其二是思想革命，在没有推翻原冤错案制造者条件下，在思想、意识型态领域内判定统治者错误、犯罪；还在台上的原冤错案制造者无法对之实行实力镇压或思想抗衡。社会意识型态由原先的统治者主导演革成为无权的民众主导。这种民间强大意识成为主流时，可以起到还被冤被诬者清白和名誉的效果。现在的地富反资修大体上就如此。 [二]、无权者要求平反的原则 第一种是立志推翻极权统治的民主革命者。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极权统治，所以自身必须拒绝任何由统治者作出的平反。前香港支联会“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口号可作为民主革命者的代表。平反是结束一党专政后由民主政权做的事。正像澳洲老乐说的：民主革命者不能“赢了就把专制一脚踹死，输了就要求专制平反，这是没有血性、没有骨气的表现”。 第二种是非民主革命者的民众。这些民众没有推翻现政权的实时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在现政权下纠正现政权制造的冤错案。国内维权、上访的民众就是这些人。 第三种是改良主义者。重复一下，中国民间没有改良主义者，即不存在有操作或运动能力的民众改良派，因为改良是权力者的专利，民间没有份改良，只有份鼓吹改良，所以民间只有改良鼓吹者，没有改良操作者。民间改良鼓吹者当然必须接受极权者平反，还应该说只能接受极权者平反。 我上面说的是“民主革命者自身必须拒绝任何由统治者作出的平反”，这个说法不能推广为“反对任何人接受由统治者作出的平反”。相反，作为民主革命者，应该理解谅解中国维权民众、应该容忍改良派的思想和作为。 [三]、接受极权者平反应承受可能的恶果 其一，以奴隶身份接受平反 接受极权者平反，你就必须承认和接受平反的前提：极权统治者是奴隶主阶级，接受平反者是奴隶阶级。所以，你只能乞求平反、跪求平反，不能要求平反，更不能强求平反。你只能得到没有尊严的平反。 其二，平反的条件是接受更多冤错案 你只能得到这个冤错案的平反，不能得到所有冤错案的平反，更不能得到不再制造冤错案的保证，就是不能得到免除无穷无尽的乞求跪求平反。现今共产党已经平反或被要求平反的冤错案与新制造的冤错案比，是微小数目与巨大数目之比；广东话说的是：蚊髀与牛髀。一句话：你要求共产党平反，就得接受共产党为你制造的更多的“要平反”。 [四]、接受共产党极权统治者平反的条件 也不必要把拒绝极权统治者平反绝对化。 如果出现这样情况，共产党顺应民众、民主革命者、民众改良鼓吹者要求作出大幅度让步和实质性承诺，例如，共产党作出定出民主时间表和路线图，而且是可行的、民众愿意接受的。在这样情况下，无权的人民没有理由不接受。（当然，这种情况目前事实没有可能，但是逻辑上是可能的）在这个前提下，民众要求共产党平反冤错案，共产党又顺应民意平反，这样的平反是应该接受的。 谈接受这种平反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滑到改良主义鼓吹者提出的：“极权统治可以在没有压力下自愿自觉进行民主改良”的陷阱。所以，一谈到专制极权向民主过度，必须同时强调这种过只有在足够民众压力下才会出现、才能成事。 所以，以下小结极重要：只有足够的无权者的压力，专制极权者才会被迫向民主，只有统治者事实上向民主过度演变条件下，才应该要求统治者平反冤错案，这样条件下统治者施行的平反才是可以接受的。 张三一言 20110624 香港

中共建党已经九十年了。在中国，“九”为“大数”，而且吉利。命理学，有说：九是集一至八之知识、见识大成之类的话。盘点他们九十年的作为，好像也有这个意思。别的且不说它，仅从中共对外方针的改变上，就能看到其逐渐长大成熟的轨迹。 早期，中共被戏称为“卢布党”。因为她是苏共或曰共产国际一手诱导、组织起来的，主要干部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其生活费用和党务开销，基本仰仗苏联供给。在当时，中共中人并不认为不妥，因为“工人无祖国”，从事的是“世界革命”，此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难自圆其说。所以，遇到国家关系、统一分裂、领土归属类问题，中共的处理原则不是民族利益而是“国际主义”。  比如，那时的一个“内部口号”是“保卫苏联”：苏联刚刚建国，被帝国主义、反动派包围并仇视。因马克思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故需赤化其它国家与之互助帮衬。为此，苏联策动了去意已决的外蒙独立。时值袁世凯当政。老袁惹不起苏俄，于是宣布：搁置、不承认，以后再说。相当于邓小平后来的：相信后人会有足够的智慧，发明妥善的处理方法。国民党掌权，也没有承认这一分裂之举。倒是割据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5年的时候发表过一个“政府声明”，里面有这么几句：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抗大给干部扫盲时也说：现在中国的国境：……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疆的“分离运动”也由来已久。“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承认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看似专供“疆独”援用。蒙、疆都与苏联接壤，如以左倾之姿独立，有助稳固苏联政权。那时的中共，以那样的表示，尽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义务。“民族”意识则在批判之列—–狭獈的民族主义、本位主义！  一遇“国际主义”，“民族利益”就退避三舍的例子还有一个：吉林的长白山与朝鲜接壤，二战中，金日成曾在这一带跨界活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韩向中共要求，把这个地区划一部分给他们，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中共就答应了，据说是刘少奇经手办的。理由也很充分：兄弟的朝鲜劳动党；唇亡齿寒的邻邦。这种做法、包括被沙俄割去的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引得某些百姓天真地问过：为什么不要回来？组织上的标准答案是：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谁、生活在那儿都一样。中越边境迟迟没有划定也有这个“理论背景”。甚至，缅甸曾因出现社会主义倾向，也沾“国际主义”的光，边界模糊了好多年。  放弃领土之外，在“国际主义”旗帜下，牺牲中华儿女、保卫他人家园，至少有三次：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中越边境反击战。这其中，抗美援朝，有预防敌人进驻鸭绿江对岸的意义，算是带有民族观念；在斯大林面前表现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占很大份量。援越那次，美国人不会跨过北纬十七度线是肯定的，所以，中国的死伤和物资消耗，基本上是配合“世界革命”的战略。“后方变前线”进攻越南，则是为了解救被越南入侵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是中共亲手调教出来的小兄弟，其极端和激进，令老师钦佩。待其被越南进攻，中越已经闹翻，所以才有围魏救赵、教训越南的一箭双雕之役。  人类文明迄今还在“民族国家”阶段，并不适用马克思、列宁等人在书斋里推演出来、超越国家民族利益的理论。国际主义、世界革命不但没有提升人类褔祉，给输出国带来的也只有负担和混乱。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利益观就很强烈，援助兄弟党的力度，视苏联的安危而消长。曾几何时，先是北韩逐渐不提中国为他们而做的牺牲，与中国面和心不和起来；越南也置中国勒紧裤带抗美援越于不顾，对华需索无度还远交近攻。幸而时代转型到“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共才最后一个从“世界革命”的迷梦中苏醒，唤起民族意识，睁开眼睛寻找中国的边界、哪里的资源是属于中国的……。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6月16日发表题为《“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的评论称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 而17日《环球时报》却罕见地在发表题为《妖魔化城管群体是不公正的》社评指责舆论将城管“妖魔化”，并指出否定这个群体既不公平也不理性的。中共北京市委官方媒体《北京日报》17日也发表题为《媒体不该偏好负面情绪表达》的文章指责某些媒体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是在放弃媒体责任，更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由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6月20日在第三版发表题为《理性认识媒体监督》的评论员文章，呼应支持《人民日报》的观点，不点名的批评《环球时报》和《北京日报》的论点，并指责“仍有一些人和个别组织”对媒体监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敌视情绪。 　　文章先是以人民日报评论中的观点作为准绳，维护党报论点：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公众对社会和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批《环球时报》 　　接下来，文章批评指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有一些人和个别组织对媒体监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敌视情绪，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实，理性看待媒体监督，对于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大有裨益。 　　文章批评了6月17日《环球时报》社评文章联系14日重庆解放碑女小贩摔伤事件，认为社评文章据此指责媒体在城管话题上严重失衡、媒体报道存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倾向是对媒体监督的“污名化解读”，无论如何都难以自证其说。 　　因为，每个人的形象，都是在日常的言行之中累积而成的；每个群体的形象，也正是由无数个体塑就的。如果说有谁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形象，答案可能正是城管自己，因为城管粗暴执法的确时有所闻。譬如解放碑小贩摔伤事件，虽然调查认为整个过程中城管人员无殴打、推搡行为，但在小贩杜某摔倒的同时，城管人员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给予及时救助。不要说小贩摔倒与城管执法行动有关联，即使是路过的行人，看到有人摔得鲜血直流，也应施以援手，但城管们恰恰选择了离开。这显然与“人本、规范、文明的执法理念”相违背，也正因如此，重庆渝中区市政部门免去了带队城管干部的队长职务，其他随队人员也被停职检查。 　　 批《北京日报》 　　文章接着指出，上周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媒体过于偏好“负面情绪表达”，习惯于将一些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层层放大，以此制造传播效果。这里是在不点名批评《北京日报》文章。 　　文章认为，我们不否认，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传播效果的需要，的确存在“标题党”横行等乱象；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多数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关联的大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真实声音，它们听上去可能不像正面报道那样欢乐祥和，但往往也是真实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 　　文章指出，记录这些真实的民情表达，避免让它们成为“沉没的声音”，这是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感和责任心的媒体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如果安于表面的平静与和谐，忌讳甚至过分压制这些表达，不为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适当留一些出气口，或许这才是为矛盾冲突埋下隐患。等到“沉没的声音”经过长时间的累积突破极限爆出“水面”，补救起来事倍功半。近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其实不乏教训。 　　文章进一步分析，当然，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尤其是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效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如果媒体不能客观、审慎地对新闻事实加以报道，其后果可能也将非常恶劣。比如，前一段关于“黄瓜抹避孕药，吃了将绝育”和“西瓜因使用膨大剂而爆炸”“膨大剂会致癌”的报道，就因为不够科学和严谨而对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类似的情况，我们也要更加谨慎。 　　文章最后总结认为，无数的实践都表明，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当然，让更多人理性认识媒体监督的前提，是媒体能够提供更加客观的报道。 　　 附一：环球时报社评：妖魔化城管群体是不公正的 　　环球时报 　　“城管”成了中国互联网上遭到炮轰最多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的形象与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付出极不相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法制和社会缺陷的替罪羊，他们的名声成了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很无奈的牺牲品。 　　14日重庆解放碑附近发生了女小贩摔伤事件，互联网上立刻有大量声音指责城管，很典型地显示了城管处境的尴尬。事发后也有声音呼吁理性思考，不要因为意外事件，就炮制城管打人的谣言。有网民独立调查者前往现场，得出以下五点结论：1.有没有占道经营，有；2.有没有城管出现，有；3.有没有打人，没有；4.人有没有摔，有，而且比较严重；5.有没有救人，有，公家垫钱。但这样的声音被淹没在大量谩骂与指责声中，当地政府被迫举行记者会澄清事实，但效果依然有限。 　　重庆解放碑事件再次显示，舆论在城管话题上已经严重失衡。只要谩骂城管，即使是谣言也会被社会无条件接受，这已成为一种舆论惯性。尽管城管在加强公关，开微博、建美女城管队，试图建立草根、亲民的形象，迄今收效甚微。 　　中国城管的执法领域，是中国人口大迁徙带给城市管理最吃力的那部分，也是官民接触最基层、最日常的那部分，中国流动人口多，就业难，官民关系出现部分紧张，都要由这个群体做第一拨的承受。 　　中国社会少不了城管，在城市秩序与农村秩序的衔接中，在犯罪和不犯罪的临界点上，必须由城管来解决。在工商、交通、卫生等问题上，城管做了大量工作，处理社会的轻微违法和无序状态。十多年来，作为综合执法机关，城管的出现避免了从前多头执法造成的重复执法，有效地解决了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的体制弊端。 　　但与此同时，因为城市管理事无巨细，光靠城管的“正规军”管不过来，现实中存在大量协管、外包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城管“雇佣军”、“伪军”。必须说，这些人总体上也是城市管理的贡献者，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农民工出身，加入了中国城市文明管理的大潮。但他们确实缺乏培训，其中少数人又缺少耐心，造成了管理中的冲突。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管理太严或太松，都有可能导致骚乱。城管的整体素质必须提高，粗暴执法必须受到惩处。但我们应当承认，提高法制观念和行为水平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任务。当企业家群体中有偷漏税的，教授群体中有弄虚作假的时，让全体城管人员都成为依法管理的榜样，尽管那是天大的好事，却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城管的工作是超负荷的，在城市快速发展时，他们的职责边界不可能很清楚，执法依据也不充分，完全由行政主导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这个群体自我管理的漏洞。解决城管问题的最终出路是社会的法制化，社会管理要做到有法可依，这个立法也应是大家讨论参与、知法懂法的过程。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城管和他们的反对者如果彼此零容忍，都是不应该的。有些人提出干脆把城管取缔掉，这完全不现实，说这种话的人是哗众取宠。而城管要想把违法小贩驱逐干净，强势地让社会保持齐整的秩序，遇到占道经营的就一定要没收，在城市化仍然迅猛的当下，大概也行不通。双方需要互相包容，让城市保持常规的、可控的秩序。 　　不要因一些具体事件和极少数不良城管人员而妖魔化城管群体，他们是中国城市里风雨无阻的建设者。否定这个群体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理性的。 　　 附二：媒体不该偏好负面情绪表达 　　北京日报 　　针对宏大的社会问题，得出和渲染一些空泛的、一刀切的、主观色彩浓重的结论，既有违事实，也不合逻辑，尽管这些结论往往能迅速提炼成一个点击率极高的标题。在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一些负面情绪的滋生难以避免，如果一些媒体只出于传播考虑，率先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去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那就是在放弃媒体责任，也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本周，两条新闻转载率极高并引发热议。其一是国外媒体报道的“透视中国工薪阶层：涨薪千元不及房价零头”。其二是国内某研究机构发布新版“幸福指数”，称在内地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中，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 　　必须得承认，乍一看，这是两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但读下去，就让人感觉不那么对劲儿了。 　　先看新闻一。外媒记者为我们讲述了京城白领N的故事：原来月薪6000多元，最近涨了15%，N却毫无喜色，原因是：1000元不及1平方米房价的零头，请朋友下三次馆子就没了…… 　　CPI持续走高，钱不那么经花，老百姓感受深刻。但当这种感受跟“买房”、“下馆子”、“包车郊游”、“买演唱会VIP票”等所谓“不寒碜”的需求挂钩的时候，它就变味了。拿“买房”来说，在全世界的大城市，哪里的“1000元”能及得上房价零头呢？说穿了，“涨薪千元不及房价零头”是一种常识，特别强调它，倒让人想起电视剧《蜗居》里的台词：“咱俩加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自己的房子”。对此，当时就有国外学者表示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大城市里大多数年轻人想在35岁前拥有自己的房子都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点上，世界是平的。 　　再看新闻二。它大概能理解为：省会城市的居民大都觉着生活不怎么幸福，这让人迷惑。且不说“幸福”本身是个非常主观且阶段性的感受，就说上个月吧，该研究机构刚刚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称对全国294个城市进行的幸福感调查显示，城镇居民普遍感觉比较幸福，报告同时还推出了十大最幸福城市榜单，其中某省会城市排名第一。 　　幸福是什么？答案参差百态。看来研究机构也在根据自身需要来划定幸与不幸，结论难说客观。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当引发不幸福感的原因从填不饱肚子变为想拥有房产，从搞不到自行车票变为刚买了汽车又遭遇堵车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正在进步，这点即使不上历史课、不吃忆苦饭也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假如一个年轻人对工资袋里的1000元不屑一顾；假如他的幸福标准是35岁前在大城市中心买套不算小的房子，同时过着光鲜生活；假如他认同媒体曾热炒的“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后面笑”，且笃定这就是当下社会普遍认知的话——那他多半会感到不幸福。 　　针对宏大的社会问题，得出和渲染一些空泛的、一刀切的、主观色彩浓重的结论，既有违事实，也不合逻辑，尽管这些结论往往能迅速提炼成一个点击率极高的标题。老实说，时下，那种脱离社会发展现状和人们心理预期变化，不旨在解决具体问题，只为迎合某种公共情绪而出炉的“愤怒体”消息很多，不少媒体对报道和转载这些乐此不疲。如果说部分外媒津津乐道于此有些“见不得别人好”的嫌疑，那么国内一些人亦如此，恐怕就是因为这种“非黑即白”的博眼球方式实在太简单了。 　　有话说得好，要是你手中只有一把锤子，那在你眼里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在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不可否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差，甚至是“茅屋旁边忽然耸立起一座宫殿”式的强烈反差。在现阶段，一些负面情绪的滋生难以避免，比如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不能把这些心态问题归咎为公众“不宽容”、“不理性”、“不淡定”。但在“一切向钱看、向权看”之风渐起，不安全感、焦灼疑虑加重的情况下，如果一些媒体只出于传播考虑，率先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去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那就是在放弃媒体责任，也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如果说媒体有两大作用，一是“表情”，二是“达意”，那么它仅仅当好情绪出口肯定是不够的。多年前，曾有作家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现在看来，中国人需要的绝不只是生气的权力，而是通过理性表达和积极参与助推具体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改革的渐进。最鲜明的例子是：全国人大网15日公布了社会公众对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对该草案，共有82707位网民发表了237684条意见。无论是看条数，还是梳理内容，我们都必须承认，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大事上，公众轻易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媒体意识不到这点，还偏好“有噱头没内容”，浪费大量资源去跟风炒作，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附三：理性认识媒体监督 　　新华每日电讯 　　上周四，人民日报发评论《“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公众对社会和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文章还指出，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有一些人和个别组织对媒体监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敌视情绪，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实，理性看待媒体监督，对于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大有裨益。 　　6月14日开始，一组重庆小贩摔伤的照片开始在网上流传：在解放碑九尺坎，一名中年妇女摔倒在地，面部和手臂都被鲜血染红，身下有一摊水，所挑的两筐水果散落一地，鞋子也掉了一只。发帖者称，城管在追卖水果的小贩，双方拉扯时小贩从梯坎跌下去，城管一看出事就跑了。 　　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这其中不乏一些反思和探讨城管体制的声音。蹊跷的是，有人据此认为媒体在城管话题上严重失衡，媒体报道存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倾向。 　　对媒体监督做出这种污名化解读，无论如何都难以自证其说。每个人的形象，都是在日常的言行之中累积而成的；每个群体的形象，也正是由无数个体塑就的。如果说有谁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形象，答案可能正是城管自己，因为城管粗暴执法的确时有所闻。譬如解放碑小贩摔伤事件，虽然调查认为整个过程中城管人员无殴打、推搡行为，但在小贩杜某摔倒的同时，城管人员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给予及时救助。不要说小贩摔倒与城管执法行动有关联，即使是路过的行人，看到有人摔得鲜血直流，也应施以援手，但城管们恰恰选择了离开。这显然与“人本、规范、文明的执法理念”相违背，也正因如此，重庆渝中区市政部门免去了带队城管干部的队长职务，其他随队人员也被停职检查。 　　形象是自己挣的。比如，合肥城管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开通微博，除了第一时间受理网友投诉之外，还及时发布城管系统的重点工作动态，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知识，发布讨论话题等。这一“亲民”活动受到市民热捧，开通仅半个月，粉丝已飙升至4万余人。 　　上周，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媒体过于偏好“负面情绪表达”，习惯于将一些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层层放大，以此制造传播效果。 　　我们不否认，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传播效果的需要，的确存在“标题党”横行等乱象；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多数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关联的大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真实声音，它们听上去可能不像正面报道那样欢乐祥和，但往往也是真实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 　　记录这些真实的民情表达，避免让它们成为“沉没的声音”，这是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感和责任心的媒体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如果安于表面的平静与和谐，忌讳甚至过分压制这些表达，不为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适当留一些出气口，或许这才是为矛盾冲突埋下隐患。等到“沉没的声音”经过长时间的累积突破极限爆出“水面”，补救起来事倍功半。近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其实不乏教训。 　　当然，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尤其是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效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如果媒体不能客观、审慎地对新闻事实加以报道，其后果可能也将非常恶劣。比如，前一段关于“黄瓜抹避孕药，吃了将绝育”和“西瓜因使用膨大剂而爆炸”“膨大剂会致癌”的报道，就因为不够科学和严谨而对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类似的情况，我们也要更加谨慎。 　　无数的实践都表明，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当然，让更多人理性认识媒体监督的前提，是媒体能够提供更加客观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