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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小学强制学生喝学生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这个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的孩子正在喝学生奶。我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实验中学是没有强制学生购买的，而且我相信，其他学校大部分也不敢强制学生喝牛奶。 　　孩子从小就不爱喝牛奶，开始我还强迫他喝，但后来读了一位营养学家的文章，说牛奶这个东西不一定适合亚洲人，从亚洲人的生理特点看，喝豆浆比喝牛奶好，也就不大管他了，爱喝不喝。所以当孩子把学生奶的宣传单拿回来并要求购买时，我吃了一惊。我说家里的牛奶你都不喝，干嘛还要在学校买啊，是不是老师估到买的。他说没有，老师还再三强调，愿意买的才报名。我说那你就别买了，反正你也不爱喝。孩子嘟嘟啷啷说大家都报名了，就我一个人不买，同学下课都拿着牛奶，就我没有，人家还以为我家好穷的呢。我哈哈大笑，好好好，满足一下孩子的虚荣心，我老男人再穷也断不至于让孩子在外面表现出一副穷酸相，特别是不能让他在心仪的女同学面前表现得很差劲。 　　这次洪雅各中小学销售的学生奶是蒙牛的，很小的一盒，价格远高于市场价，1.85圆一盒。 　　前几日有朋友到家来坐，他是在新希望乳业做销售的。正好，我就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本土生产的产品不能进入学校，反而让外地牛奶在学校扎根，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你们的销售能力远低于蒙牛?       第二，为什么学生奶的价格会远高于一般牛奶，是不是它的生产成本过高? 　　朋友说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不管是什么奶，婴儿奶、学生奶、军奶、中老年奶等等等等，基本成分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一个罐子出来的，只不过添加的微量元素不一样而已。     我们喝牛奶主要就是吸收它里面的蛋白质，微量元素我们在蔬菜、水果里完全可以吸收，无需专门通过牛奶吸收。而且，在牛奶产品里面，添加微量元素的成本很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学生奶根本谈不上什么生产成本过高。至于它的售价过高，就牵涉到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学生奶没有进入本土学校，和我们的销售能力没有关系。我们根本就不想做!      做学生奶是一个赔钱赚吆喝的买卖。一份学生奶要想实际进入学校，必须要走通两个关节，一个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个是学校领导班子。      所以尽管学生奶的生产成本不高，但它的销售成本很高，这才是决定它价格的主要因素。而且销售学生奶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足以对一个乳品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在解释这个风险的时候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中国乳业的现状。 　　三鹿事件导致了中国第一乳品企业的覆灭，这好像是政府伸张了一盘正义，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三鹿是替死鬼。说乳品企业在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你相信，我不相信。你相信是出自于感性，我不相信是出于理性。加三聚氰胺的目的是提高N含量，从检测结果中推算出蛋白质含量高，从而降低原料成本。三鹿和蒙牛的战略是差不多的，都是着眼于宣传，你看他们的广告铺天盖地，它的产品成本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广告成本，才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假呢。新希望的战略是打成本战，取得价格优势。就是这样它也没有在里面加什么三聚氰胺，你能相信三鹿会这样做吗?三聚氰胺的根子在于奶源而不是生产。乳业的奶源大部分出自于奶农的散户牛奶，牛场的那点奶是满足不了需要的。而散户牛奶就有很多不安全因素，奶农做假的手段层出不穷，很多是无法直接检测出来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掺加尿素。尿素在生产过程中经过高温就会分解出三聚氰胺，这就是三鹿事件的真相。三鹿事件之后对乳业的整顿基本没有效果，缺乏高科技的检测手段，更缺乏高效率的行政监督手段，整顿的结果就是再一次提高了乳业的原料成本，而这个成本必然会转化到消费者身上。唯一的效果就是畜牧局增加了一项收入。当然，乳业的环境卫生搞得要比以前好些了。 　　一般来说，牛奶质量出现问题都是以批量的形势出现的。一个批量的奶出现在市场上它是分散出去了的，即使有顾客投诉，也不过当个案处理，我们的售后机构完全可以摆平。但学生奶不一样，它很集中，一出问题就会产生群体效应，所以风险很大，这是我们不愿做的主要原因。 　　至于蒙牛为什么愿意做这个生意，我不是他们的职工，更不是核心层，不了解，但是，作为业内人员，我可以推测。 牛根生的胆子很大，这个家伙你别看他没什么文化，但他对政局的拿捏很到位。 一般来说，三鹿事件对中国的乳业是一场灾难，但在他眼里，那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     首先，国家机器主动为他清除了一个强硬的竞争对手，在市场蛋糕重新划分的时候他抢了先机;     其次，正因为三鹿对中国政府的形象破坏极大，但政府又没有能力控制 食品安全 ，所以他们只能把重点放在控制食品安全的曝光上，无形中保护了牛根生们。你看后来又出了几起毒奶粉事件，有哪一件不是烟消云散。       蒙牛的胃口很大，它就是要占领全部的市场份额，剿灭所有的竞争对手，往垄断的方向发展。但它的手段不是保证质量，而是宣传。乳品生产是一个低科技含量的企业，没有哪家有什么特别的生产手段，你别看蒙牛搞了个什么无人生产线，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牛根生有天大的本事也保证不了质量， 质量的根子不在生产流程而在奶源上，而奶源是蒙牛无法控制的。        蒙牛的牛场鲜奶占它生产的成品的比例远小于新希望，它的战线拉得太长了，牛根生正在犯拿破仑和希特勒的错误。蒙牛无限扩大生产线，同时投入了海量的广告宣传，在所有的宣传手段里，学生奶是最廉价的也是最有效的宣传。呵呵，我们的中小学生们都在自己掏钱帮蒙牛做宣传。在目前令人堪忧的乳业现状下，敢这样做的也只有他牛根生了。刘永好没有这个魄力，他没有牛根生看得远看得透。他不明白，如果学生奶出了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处罚企业，而是掩盖。 阅读全文 类别： 默认分类   查看评论

关于未未大哥，近来总有朋友提醒我应该表示一下立场，在这些他被关进去之后的日子里，我也在替他愤怒，希望他得到公正的对待，所以，我会相当地小心，不想因为我的言论对他造成任何不利。我并强烈抗议这样以非政治的理由来攻击和加害他，如果看不到指证的硬证据，我将一直谴责这种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 我这样谴责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从来不缺钱，无论在艺术圈和社会阶层，他都处于顶端，以他的出身和处境，我认为他根本不会去搞我们左派希望看到的运动和革命，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不会像我们草根阶级那样乱来的。他只是小资产阶级艺术家，想要闹一闹，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扩大他的名望和影响，做出更大的品牌，这无可厚非，是大多数中国艺术家都在玩的。而当局竟将这理解为政治抗议和颠覆，这实在是太傻了。说白了一点，是这样：我还嫌他闹得不够真/不够凶，政治上不能代表更多的人的利益，而当局反而就那么害怕他，将他抓起来，我实在很生气这种拎不清！那么多卖官、贪污和腐败的党内官员不去抓，净忙这种十三点的事儿。 第二是因为，我认为当局和未未大哥都没有认真理解西方的媒体是个什么性质。我们都知道央视恶心中石油恶心，往往不肯承认全世界的大众媒体其实都很恶心。未未兄一定也发现：一开始给他宣传瓜子时，西方媒体很得力很体面，过后，为了有点故事，好有卖点，它们就希望出一点乱子，好有更多报道内容，想炒负面的东西，来拉观众，未未得意一会之后，也就马上恶心了，玩媒体人最后都会得到这种感觉。天下媒体都这样，但西方媒体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总爱留着这样一个例外，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些天打利比亚，那个西方媒体它是怎么说的？光天化日下，白花花的事实，它却像是哑 了一样，你看不明白了吧？卢曼的大众媒体定律：坏的恶心的媒体像央视也只能在二十四小时或五分钟之造遥欺骗，但这反而提醒观众从另外媒体上绕弯去更清楚地知道了真相，所以，央视这样的反而让我们的观众更清醒，反而使造谣和欺骗更难成功。如果不用户口和口粮和工机会来控制，大众媒体的专制宣传本身是永远无法成功的。也就是：如果是要宣传瓜子，通过西方媒体，来将瓜子的轰动影响泵入中国大陆媒体，这是企图用一个不大好的媒体来影响一个坏媒体来出一个好的宣传效果了，谁说这能成功的？请教：下面这条定律能否成立：可以用一个不大好的媒体来渗透一个坏媒体而得到一个好的宣传效果？  这个绕弯，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目前为止还想继续打的小主意，有点像我们去外国读书，总认为在外国的那个学问系统可以遥控的专制我们的国内学问系统。你其实也发现西方媒体恶心，但你却认为它可用来征服大陆媒体，所以，它还是你的首选媒体。我认为未未大哥吃了这个推理的大亏了。要知道，外国的策展人和外国的媒体有时甚至是外国基金会的钱和公关，用的时候方便，但带来的麻烦后来也会很多（下文还要讲这个话题）。   中国的媒体很糟糕，永远不能传达真相？对于我们百姓这事相当不妙，对于艺术家，这我认为这是天大的良机了！这时，艺术品就会受到更大的关注。“后八九”运动的成功，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西方在1989年后不想信我们的媒体甚至知识分子的记述和讨论了，认为专制高压下的艺术家一定会表达得更“真实”，所以，他们将后后八九中国当代艺术当政治文本看了，当政治符号来买和卖了。从艺术角度讲，艺术家、艺术品、美术馆和大众媒体之间应该怎样策略地玩出点东西来，这本身就是艺术家应该去琢磨的任务，甚至是艺术创作的着力点（我在之前讨论过这个事）。未未实际上是玩过了，但我认为，他必须倒过来玩大陆和西方媒体，放出倒钩刺，施拖刀计、原地反击等等，才不会玩了后反而被它玩了。 未未的媒体政治实践总是三天二头将我拖进朋友们这样的论争中：艺术家应该在什么模态上搞政治才最有效、最符合艺术家的社会身份？ 昨天上午我们又掉进这样的新一轮的讨论里了。  我的朋友说，政治太复杂，艺术何必去介入；政治很难说清，艺术想介入也做不到。我却认为，正因为政治这么难开始，这么难介入，艺术反而是得到了大机会，有出风头的可能了。而且，我认为，实际上，艺术家逃开政治也是做不到的，哪怕他躲着不政治时，其实也已政治着了。我们知识分子这样讨论着如何不政治时，其实也是在搞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了。我当然认为，艺术家在做作品哪怕是正在进行中的艺术项目里，他的工作是与政治（实体政治和办公室政治之类不算，这里专指在这个不好的政治上将要开始的新政治）不同的。艺术家的工作是在哪个层上或模态上与政治相关的？他的艺术活动里的政治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呢？恕我用个哲学术语：这种政治是performative的。恕我重新解释一下这个术语：字、句子、意识形态里面好像在内部有某种命令、秩序、程序在其中，是不光不听我们的话，还反过来出手暗暗在指挥和操纵我们的，我们被它玩了后自己还没反应过来（我们从奥斯汀、哈贝马斯那里是从正面来理解这种performative force和performativity的，认为自然句里的这种伦理规范是指导我们的道德和司法规范的更高原则，而我在这里强调了媒体和景观里语言的这种performative方面的坏的恶的力量，艺术家是要帮我们去对抗和战胜来自语言景观宣传的这种performative force/德勒兹这才说，必须将语用学变成政治学，因为奥斯汀和哈贝马斯的这种理解还只是小资政治式的理解）；艺术家的工作不是来改正这些词和句子的内容和形式，而是修改甚至删除这些词背后的命令、秩序和程序，趁我们没发现时！飞机上，劫机犯照例拿出手枪，我们照照例便开始害怕，但这一次其实用不着了，因为艺术家已在弹夹里换成棉花弹了。或者，这一次我们笑了，因为劫机者所用的威胁语言被艺术家抽掉了原义，听上去是一句小沈阳的小品台词了，而且，我们还发现，恐怖分子其实可能能够成为很好的艺术家的。恐怖主义者成为艺术家是太偶然了。但我真的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家不成为恐怖分子，是有点说不过去的了。他们应该是公共黑客，虽然做的是零碎的事，但着着有助于使专制和独裁之宣传和色情（阿甘本认为，像央视这样肉麻的电视台是比下流网站还色情的，宣传是最高级的色情！）失灵：修改和批判它的内容，还不如使这些装置机关表面运行但底下的喷毒装置失灵。艺术家是在performative这个模态、这个档位上来工作来做作品的，而政治运动-事件中的个人政治实践，是在另外的模态上的，做艺术家式的政治，是单挑了这一模态来作茧自缚为工作状态；他做出来的政治也还只是performative的，还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新政治本身！还不是运动中的政治！  艺术家如果是发动了一次社会运动，发动起来前，他们是提供武器和组织技术的艺术家，发动了，他们还继续在里面，其实这时他们是人民的一员了，他们还去充当什么艺术家来出什么风头，就反而有点不务正业，影响他们一开始对于新政治目标的承诺和形象了。是的，这斗争是你的斗争了，但它也是人民的斗争，干吗分出运动和你的艺术品之间？如果你的作品都已成为运动了，你还想小气地将它展在美术厅？这不是做倒了吗？你还是艺术家吗？  第三个原因听来很蹊跷，但我一直认为是未未的艺术政治或政治艺术的核心所在，需要我们大家来给他理一下思路。 我前面的一些评论听上去在说他不好，其实是很善意和建设性的，如果听上去有太生硬和责备太重的地方，我愿意全部收回。我记得我的批语的重点是：未未没找到他的敌人，他的所谓的敌人也找错了他，这有点像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或《皆大欢喜》的开头了。利比亚一打，我的朋友圈里也炸开了锅，小朋友们也都说我应该表个态，弄得我像个大知识分子似的，我是人在印度，但还是透过外国媒体来了解情况，表了个态：原来不光美国坏，英法也坏，德国和意大利不动手但也不好，连中国老记挂着它在非洲的石油了，也不好了，但卡扎菲也不好，卡扎菲的敌人也是他过去的凶残的死党，也好不到那里去，只有那个抽象的利比亚“人民”，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但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对利比亚人民的道义上的支持其实也是无处下手，下手前，是必须先弄清我们在中国上海和我们自己这个小圈子里的政治处境和政治张力，从那里出发，来开始我们的政治，再政治到使我们认识到如何去支持我们的利比亚兄弟姐妹。听上去挺难了，但是，当初是你自己想要在道义上支持利比亚人民先！谁说政治起来是容易的了？既然你开始了，那你就应该这样去认真。对于大陆人民，对于我们社会中的被污辱与被侵害的人们，我们作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宣布要去理解和帮助他们时，也会掉进上面的这个难局里。而艺术家是不会掉进这个难局，就缠绵其中的了，他们是“总会有办法的”，因为否则他们就不能算作艺术家了，他们是最能就自己的难局和陷阱来设法，反而做出大作品的。 所以，应先找到敌人。所以，我要提醒未未：不光那个D的专制意识形态，那个实际统治我们大陆的政经五百大家族，那个被利益集团完全控制的被大学法学院教授挂在嘴上的公检法装置，而且实际上，还有外国策展人、外国基金会还有未未身边的体面人圈子还包括我这样英语和理论熟练的半知识分子半理论家等等，真正说来，也都是他这样的想搞出真政治的伟大艺术家的敌人—-如果他想要去做他正声称要去做的那种我已理解到的政治或艺术的话。毛泽东称这为划清界线。否则，一边在替联合利华到Tate Modern去做瓜子或饼干或洗衣粉的景观广告拿到大笔的钱，一边在替中国底层人民争权利，太几面不讨好了！你自己背后的利益也太纠缠了！每每都会像我吃一顿早餐一样，会犹豫在要豆浆油条还是面包果汁之间很久很久，做不出清晰的决断。大艺术家和大革命家是不好这样拖泥带水的。也决不应该成为这样的关怀和抗议政治之掮客：给我弄到一大笔钱，我就来替他们大大地漂亮地关怀和抗议一下，这会影响自己的艺术家形象。这不是个政治问题，在我看来这已是个管理问题，要做，就要拿出策略和效率！我再说得赤裸一点：大基金会、大策展人和西方媒体背后的势力，实际上就是今天在中国大陆控制那个专制独裁的政经-文教-公检法装置的那些力量，他们是同样的人，同样的家族、同样的权力和同样的钱！！！！未未你要当心！ 所以，未未被抓起来的那一天，我就与朋友开玩笑说（我没有恶意，还希望那个抓他的当局听到我这个笑话，因为这真的就是一个大误会）：因为事先没打照会，所以，中统抓了军统的人。我自己不认为这是个笑话！！这是未未掉进去的真正的陷阱！我由衷希望他早日走出来！ 或许，是我眼界浅，这次是未未真的清醒了，要主动走进去，不是被抓进去，他是弄清真正的敌人了，要从此主动像甘地那样投身，做个令我佩服的政治艺术家了。而我总是犯目光短浅的错误的。 衷心祝愿他在里面得到正常的医药和卫生待遇，祝愿他能用强健的身体来读写思考，趁这机会构思出令我们民族感到自豪的作品。 类别： 默认分类   查看评论

北京的这行的老点的2万多的月薪应该很正常，假设22000的月薪，原来交税20000*0.2-375=3625，现在交税19000*0.25-975=3775，还多了150呢。        如果没有买房，2万2的收入也只能算一般，除了税、保险等到手的大约也就1万6左右（大概估计可能误差稍微大点），到手的钱5000的房租月租金，小孩赞助费托费等平均3000一个月，养车、家里开销等也到手不了几个钱了。这样算下来交接近4000的税绝对是太高了，因为这样的高薪一个月也很有可能剩不下4000到自己的口袋里了。   中国拟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由9级修改为7级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20日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拟将现行工薪所得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 　　调整后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如下： 　　1，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1500元的，税率为5%。 　　2，全月应纳税额超过1500元至4500元的部分，税率为10%。 　　3，全月应纳税额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税率为20%。 　　4，全月应纳税额超过9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说率为25%。 　　5，全月应纳税额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0%。 　　6，全月应纳税额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5%。 　　7，全月应纳税额超过8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45%。 　　而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9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为： 　　1，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500元的，税率为5%。 　　2，全月应纳税额超过500元至2000元的部分，税率为10%。 　　3，全月应纳税额超过2000元至5000元的部分，税率为15%。 　　4，全月应纳税额超过5000元至2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20%。 　　5，全月应纳税额超过20000元至4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25%。 　　6，全月应纳税额超过40000元至6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0%。 　　7，全月应纳税额超过60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5%。 　　8，全月应纳税额超过80000元至10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40%。 　　9，全月应纳税额超过10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45%。 　　两个税率表相对照，可以发现，除扩大了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应范围外，草案还扩大了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将现行适用40%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入了45%税率，加大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中.新.网)   阅读全文 类别： 默认分类   查看评论

艾未未与温家宝，政治以及屁股 天行者 艾未未是因为什么进去的？连日来党操控下的香港媒体，连篇累牍地强调艾未未“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警方调查”，并给艾加上“重婚”、“逃税”、“色情”的花边，以证其恶。言外之意，是艾未未的被抓，与政治无关。 但《环球时报》的社论其实早就回答了这个欲盖弥彰的问题：该报4月8日的批艾社论说“搞政治屁股更要干净些” 。明确说明了艾未未进去的主因搞了政治，是搞了政治正好屁股又不干净，给了当政者以把柄。 《环球时报》站在当政者立场上的批艾言论，不仅道出了艾未未因搞政治才获罪这个本质，还无形中把千方百计要艾入狱的当政者，描摹成艾屁股下面的马桶和手纸——因为只有，且只有马桶和厕纸才知道老艾的屁股干净不干净。 作为党报旗下的媒体，《环球时报》这么说，好像搞政治的屁股都很干净。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是一种特权表述。该报的意思其实是说，“屁民们搞政治屁股更要干净些”，显然不包括特权阶层。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屁股都不干净，却仍然在搞政治，而且搞得风生水起，把国有企业都瓜分了好几轮了，把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住不起房，吃不起菜，连喝个奶粉都要中毒，他们不是仍然在台上搞吗。 比如受人爱戴的温家宝，大概是中国总理中面临腐败指责最多的一位。他搞政治，他的夫人搞珠宝，他的儿子搞金融，他的弟弟搞房地产，全家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什么都搞的跨国公司（当然色情除外）。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按照《环球时报》的逻辑，大概属于很不干净的一类。但九年来，房价越涨，物价越翻，他的权力就越大。同样搞政治的艾未未却进去了，只因这个屁民搞的政治，与温家宝们搞的政治，唱的是对台戏，专捡特权屁股不干净的地方搞，结果弄痛了特权，一巴掌打过来，艾就消失了。 所以中国的政治，温家宝搞得而艾未未搞不得，关键不在于屁股，而在于立场。站在特权者一边，《环球时报》就搞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搞得。他们的搞，不外乎是在特权的阶梯上往上爬。艾未未们搞不得，是因为他们只想打碎这个特权者的阶梯。屁民们不能过问，说不了“真话”，是因为政治的工具被特权者牢牢握在手里。 如果非要说搞政治跟屁股有点关系，那反而是越不干净的越要搞政治，越能搞政治。比如他们谈政改，谈要创造条件让老百姓监督政府，谈道德。等等。都是特权者为维护个人特权弄出的障眼法。他们谈得越多，越说明屁股不干净。艾未未的屁股跟他们的比起来，就像蚂蚁的屁股与大象的屁股，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蚂蚁的屁股不干净，大象的臭味早就弥漫五里之外了。《环球时报》的说法，只不过印证了中国那句古话：窃珠者贼，窃国者为诸侯。 所以，温家宝搞政治，第一个跑到灾区，虽然留下了很多问题没有下文，但收尽赞誉。而艾未未搞政治，不过是替温家宝擦屁股，调查一下地震中的死亡人数和豆腐渣工程，就被当局搞了个脑震荡。温家宝搞政治，八年来每年都调控，越调控房价越涨，在西方早就被赶下台了，他却稳坐钓鱼台。艾未未搞政治，维权来维权去，自己却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就被关进了监狱。温家宝搞政治，不愿在调查川震豆腐渣工程上下功夫，却很在意调动国家资源，让人为他寻章摘句一类的事情，只为他在媒体面前秀一下古典名句。艾未未搞政治，一个艺术家个体户，却给自己头上搞出个“霸占艺术资源”的帽子，在监狱里享受了连美院院长、美术家协会主席都不配拥有的能耐。 特权者的屁股，就是老虎的屁股，哪位见过老虎会擦屁股？有屎没屎，老虎就那么明摆着，你爱看不看，能把它怎么着。不仅自己不擦，还不许别人摸。艾未未却不懂这个道理，指着老虎屁股说它有屎且很臭。说得烦了，老虎一发威，艾未未就发现自己的屁股居然不干净了。这就是老虎的厉害之处。 这也是为什么《环球时报》以“喜欢‘玩玄的’人”称呼艾未未了。你摸老虎屁股，能不玄吗？所以说，《环球时报》又一次暴露了艾未未进去的原因：他摸了老虎的屁股，挑战了老虎们的特权。 那么屁民们屁股干净了，就能搞政治吗？也不能。就算艾未未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大抵也逃不过入狱的命运。屁股不干净，只不过是给当局提供了口实，弄起罪名来更方便罢了。 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一项特权。陈光诚干净吧，一个盲人，家徒四壁，穷得连叮当声都没有，不是进去了吗？刘晓波干净吧，一个长期被当局监视居住的人，如果不干净，早就进去了。最终他进去了，不就是因为《零八宪章》吗？ 这类的例子很多，充分说明屁民们在现今特权当道的中国搞政治，注定是要被刻意打击的，不管你的屁股干净不干净。 而特权阶级们，却仍然在那里得了便宜卖乖。温家宝近日在谈到反腐时说，“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特权。”问题是，作为最高的特权者，温自己能率先放弃自己身上的特权吗？不能。不能又要说，又要大家做，是没有人信的。就像颁行一部不能实行的法律反而会破坏其他法律的运行环境一样，温家宝说了一句连他自己都不想做的话，结果是政府的威信更加荡然。 其实早就荡然了，在那个叫艾未未的还没有在天安门玩FUCK以前。作为行为艺术家的艾未未不知道的是，他的进去，其实是因为他遇到一个比他更早更会玩艺术的行为艺术家。那种艺术叫政治，1989年的五月，现今中国最牛的行为艺术家作为一个秘探，曾陪着他的“主子”在艾未未后来FUCK过的天安门搞过一次让世界永记的行为艺术，从此这个邓小平的线人，赵紫阳的“门生”，硬生生接过赵头上民主的政治帽子，至今熠熠生辉。

核心提示：残暴专制不会导致专制解体，相反，残暴专制可能导致专制巩固；是专制的“接班制度”导致“统治能力”跟不上“统治成本”的上升，最终到专制的崩溃。  近日，“选举网”转载了周有光老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拾贝集》中的一篇文章，题为“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我读过文章后，疑问重重，特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能推进对“残暴专制”的“冷酷认识”。   周老先生的文章记述了俄罗斯的历史（从862年的基辅罗斯、1243年的金帐汗国、1547的沙皇帝国，到1917的苏联、1991年的俄罗斯联邦），苏联74年的寿命（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还描述了苏联的经济（高速工业化、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文化（人造卫星、普及教育、禁锢思想、摧残科学）和苏联的政治清洗等等。   文章提出：“苏联模式被人诟病的畸形特点，都是专制制度的表层现象，来源于沙俄奴隶封建专制的帝国。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帝王的光荣。斯大林跟沙皇相比，小巫见大巫。残暴是专制的工具。秘密警察、集中营、大屠杀，是沙皇的传家宝”。“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理论是资本主义结束之后发展社会主义，事实是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发展资本主义”。   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观点，我高举双手赞成。但是，文章并没有展开论证为什么“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文章有一个2003年的版本，题为“苏联历史札记：成功的记录和失败的教训”，《拾贝集》中保留了“苏联历史札记”的原题，还另收录了“三垄断和苏联解体”一文。所以，不能要求该文进行论证，该文的目的不是论证，只是“札记”，而且在我看来是一篇非常好的“札记”。   但是，当原编辑用“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定题，目的不仅是在于吸引读者，而且在于认同这个说法。可这个论断真的能成立吗？   1，“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观点。在苏共亡党十年的祭日，久加诺夫提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所以，“三垄断制度”就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也就是“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   与“西方和平演变（绿色革命）导致苏联解体”的“外因论”相比，“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一个更加接近问题本质的“内因论”观点，它以鲜明的立场获得了许多中国读者的认同。如果只从最朴素的感情出发，我强烈支持这个同“外因论”一样错误的观点。我知道感情是对的，研究历史不可能没有感情，但我更知道“感情用事”肯定是错的，“感情用事”地研究历史只能得出错误结论。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判断非常解恨，可冷静推敲起来，它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就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这样说有意思吗？不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难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如果无视其中的“循环论证”，我们还可以自得其乐地说：这是一个“制度观点”，它看到了制度，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无论如何还像是三岁孩童的同义反复和自言自语。   把“专制”细分成“三垄断”看上去是一个可以避免“循环论证”的出路，可这种“非逻辑的罗列”正好是学术的大忌，“罗列”产生不了“逻辑”。更加致命的是，等到把“三垄断”的罪证罗列清楚，我们发现，“三垄断”已经不是在论证“专制崩溃”，反而倒是在论证“专制巩固”了。原因很简单，“三垄断”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专制最巩固，反倒是“三垄断”最松动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专制才开始崩溃。正如周老先生中肯地说：“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   但是，我们如何调解上面这句话与周老先生的另一句话（“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之间的明显矛盾呢？我们怎么能说“专制是专制解体的深层原因”，同时又说“民主化是专制的催命羹”呢？到底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   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说“三垄断导致老百姓不满，老百姓不满导致专制崩溃”。聪明。可不幸的是，“老百姓不满”本来就是“专制导致专制崩溃”隐含着的观点，把隐含的观点表露出来，并没有改变“专制导致专制崩溃”的内涵，也根本不能使“专制导致专制崩溃”显的更加正确。举个例子，最近中东闹革命，沙特政府也因为“老百姓不满”而惴惴不安，但是，国王阿卜杜拉大打出手、软硬兼施，结果现在依然稳如泰山。“老百姓不满”又能怎样？   有人又提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精辟。可同样不幸的是，这还是大白话，它还是没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早晚崩溃”。是“老百姓不满”还没到极点呢？还是专制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不满还没到极点”。   不用再猜了，如果研究历史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被常识所困的学者跟中学生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什么“不满还没到极点”？ “不满到了极点”又能怎样？斯大林从1930年代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使苏共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有1108名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枪杀，767名陆海军高级军官有512人被镇压；其中，肃反运动前的6名元帅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有110名被杀，220名旅长有186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最后只留下1人。几十年下来，死在斯大林手下的人数以千万计，最后他还不是寿终正寝？谁能拿他怎么样？这也算“不满还没到极点”吗？“不满到极点”了又怎么样了？“敢怒不敢言”难道只是说说而已的废话？   在相反的方面，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不满到极点”，可是，这类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权崩溃还不是接连不断？海地曾经是如此，阿根廷也曾经是如此；不仅拉美，非洲也是这样。结果，根本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满到极点”才导致政权崩溃，相反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不满到极点”。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很明显，方法论有问题，不可能是别的问题。“感情用事”可以“解恨”，却根本不可能“解疑”。专制的历史跟人类本身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这几千年专制去了又来，还要怎么个“早晚”法才有个头？   很明显，不是“老百姓不满”或“不满到没到极点”的问题，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痛恨专制，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希望专制马上玩蛋，你就老觉得“专制快完了”、“专制迟早要导致专制崩溃”了。你和我的愿望都是正确的，但“愿望型学术”却是错误的；只有把你和我的愿望“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才能被打破，“认识型学术”才有可能起飞。   2，“精英转变”导致苏联解体？   与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论”不同，俄罗斯前副总理沙赫赖花了6年的时间（1991-1996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最后在《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中提出，西方的两个流行观点都是错误的，其一是“计划经济崩溃论”，前二是“戈尔巴乔夫促成论”。沙赫赖提出的“精英转变论”认为：苏共上层精英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类似的观点还包括大卫·科兹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沙赫赖相信，计划经济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上比资本主义优越，但是，由一些精英掌权的制度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手中握有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一旦他们认识到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崩溃。这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   沙赫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切身体验，但他的分析却充满了逻辑混乱。关于计划经济，他否定计划经济导致社会主义失败，却不承认纯粹的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持续和有效。关于政治权力，他一方面强调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另一方面又虚幻地认为真正的主权不是民主制度。沙赫赖还把“苏联解体”的“政权崩溃”含义与“联盟解散”含义混同起来，并含糊地以为“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精英转变论”比“三垄断论”更接近了问题的本质，但它还是不能解释类似于下面这两个相关的判断：“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中国经验论”），“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 不可改革论”）。真正的解释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3，苏联解体原因的其它观点   在西方，有许多人曾认真地预言过苏联的崩溃，例如，卡特时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１９６９年的《困境中的苏联政治变革》，安德烈·阿莫尔里克１９７０年的《苏联挺得过１９８４年吗？》，埃马纽埃尔·托德１９７６年的《终极崩溃》，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及奥国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但是，多数的苏联问题专家一般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会崩溃，更不必谈预测何时崩溃。   对此，英国工党政治家凯文·布伦南在2004的“苏联学的失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研究的失败是因为它运作在一个鼓励失败的环境中。各种政治立场的苏联学研究者得到极大的激励去忽视某些事实，把兴趣放到别的方面。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什么阴谋。只不过，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   可见，左的和右的“愿望型学术”到处存在，因为“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在苏联崩溃后，人们联系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见吴恩远：“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结果，苏联解体原因还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依然充满了“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观点。例如，孙大为和杨增岽在“以史为鉴：苏联解体原因与启示的再思考”中提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叶利钦的党内投机行为，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矛盾、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矛盾是根本原因；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积重难返的弊端是其深层次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反苏战线）是外部因素”（《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好，该说的全被说了。   原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在《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几点思考》中认为：“我们访俄后对苏共失败的原因概括了四句话：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在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苏共党内”。苏共党内的问题是：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党的组织丧失了先进性；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学习与研究》 2008年第3期）。好，该说的全被说了。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在“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也提出：“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居安思危——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绪论，类似的还有许新等人的《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   “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观点是“愿望型学术”的另一种表现，因为什么都说了，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解释”等于是“预测过去”，“解释”对了就能从“预测过去”推到“预测未来”，可面面俱到的“愿望型学术”对未来的实践没有任何“可操作”的意义。至于说“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原因”，这同“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一样空洞，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蜕化变质”？“蜕化变质”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制度的必然？   4，“统治商数论”：一种新的历史观   在周老先生文章的留言里，“选举网”的绝大多数读者认同“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但有两个评论说：“苏联最终解体主要是红军不听党的话，心慈手软”。“长远地看，这样说（专制导致解体）是对的。但是，就某一阶段看，残暴的专制是可以让一个独裁权力苟延残喘的。你看，不是吗？”   应该指出，强调“抢杆子里出政权”和“专制可以苟延残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但是，红军为什么不听党的话？专制又为什么老残喘没完？如果独裁崩溃真的不远了，“不远”到底又有“多远”？类似地，现在都说卡扎菲可恨，可他为什么偏偏当权４１年后还完蛋不了？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   上文提到，专制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所以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希望专制马上玩蛋，你就老觉得“专制是在苟延残喘”；“不是因为老百姓极度不满才导致政权崩溃，而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极度不满”的事实表明，专制延续必有其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强大逻辑，而专制崩溃只是这个强大逻辑的“死穴”。一旦触及这个“死穴”，专制就崩溃，否则，专制就能死灰复燃。   这个“专制的死穴”不是别的，是专制首脑的遴选和继承制度。 “老百姓的极度不满”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它只是制度的需求方面，制度的供给方面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政权寿命”的主导方面是“统治能力”的“制度供给”，不是涉及“统治成本”的“制度需求”。“老百姓的极度不满”能够催生新的“制度需求”，给独裁者带来极高的“统治成本”，但如果独裁者有极强的“统治能力”，“三垄断”的“制度供给”就照样能镇住局面，“独裁崩溃不远”就能变得“很远”。   所以，说斯大林如何滥杀政敌，伊凡雷帝如何杀掉大批异己贵族和亲生的儿子，彼得大帝如何镇压反对改革的贵族以及皇后和皇太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杀掉丈夫彼得三世而登上女皇之位，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说明的恰恰是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   但“专制的死穴”就在于：人终有一死。传统君主制在挑战者的威胁面前通过“家族继承”来解决这个问题，现代独裁制则在民主的威胁面前企图通过“亲族接班”来解决这个问题。“亲族接班”的全部目的是消除“延续统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延续统治”是否成功，取决于“亲族接班”的制度安排是否可靠。   可靠的“接班制度”解决最关键的“新首脑三大问题”：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新首脑的执政能力是政权“统治能力”的保障，新首脑的执政时间决定政治预期、政权独裁性质、统治风险等重要方面，新首脑的观念偏向则决定政权对民主威胁的认识。   “苏联模式”的“接班制度”恰恰是一个在这三方面都有大漏洞的制度。如周老先生在文章里给我们归纳的：列宁在职7年，斯大林29年，赫鲁晓夫11年（政变下台），勃列日涅夫18年，安德罗波夫2年，契尔年科1年，戈尔巴乔夫6年（政变下台）。总共74年，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斯大林在职最长，有29年，树立苏联模式，被称斯大林主义。   这是一种“要么政变要么死掉才换人”的“终身制”，保证“统治延续”的“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根本无法在这个“终身制”中得到可靠的落实。实际上，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上任，不是因为苏共元老们不知道此人有“观念偏向”的风险，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再选一个“老朽”而像安德罗波夫（2年）和契尔年科（1年）那样很快死去。   表面上，苏联的崩溃是戈尔巴乔夫“观念偏向”出了问题，其“公开性、透明度”的政治改革，使他和新制度的“统治能力”远远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疾速上升；可实际上，却完全是因为“接班制度”出了“一旦上坡便无法不往下滑”的致命问题。其要点在于，非限任的“终身制”滋生了巨大的“统治能力”风险： 第一，“终身制”导致了个人独断而非集体领导的政治文化，削弱了政权发挥集体智慧、共进共退、协调意志的“统治能力”。   第二，个人终身独断，容易放大个人能力的缺陷和意识形态的偏向，前者可以因为“昏庸无能”而降低“统治能力”，后者可以因为“自由化”和“统治成本”失控而摧毁“统治能力”，两者或者两者的某种结合，都可以导致政权崩溃。苏联的崩溃就主要属于后者。   所以，本文第二节分析的“精英转变论”中的“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正如吉拉斯所论述的“新阶级”一样，事实完全可以是“符合精英利益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权贵完全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来给任何“主义”下定义。所以，“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也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问题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这个政治改革是有害还是有利于强化“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如此看来，“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的“不可改革论”也不彻底，因为任何制度都有“可改革性”，关键依然是“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   我把“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定义为“统治商数”，简称“治商”（有别于众所周知的“智商”）。“治商”即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是“统治能力”除以“统治成本”之后得到的商数。只要一个政权制度的“治商”高，只要其“统治能力”能超过其“统治成本”，再高的“统治成本”或“社会不满”都不能导致任何政权的崩溃。   传统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的“制度死穴”就在于，“家族继承”或“亲族接班”制度不能克服一种致命的“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只有既能保持政权首脑、又能保障集体领导的“首脑限任制”能够彻底克服“基因悲剧”。   这就是苏联崩溃的真正而又根本的原因：斯大林主义的现代独裁制，由于其领导终身制无法避免“基因悲剧”，结果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或“治商”的急剧下降，最终使苏共和苏联全面崩溃。   苏联崩溃的这个“统治商数论”（ “治商论”），逻辑上用“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来解释“治商” ，又用“基因悲剧”来解释主导政权稳定性的制度“统治能力”，并用“接班制度”来解释“基因悲剧”的产生，而“接班制度”确定的，正是首脑的“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或制度的“统治能力”。 “治商论”可以用等式表述如下：   “统治商数”=（统治能力）/（统治成本）   “统治能力”=（统治成本）/（基因悲剧）   “基因悲剧”=（德能需求）／（德能供给）＝Ｆ（接班制度、高层制度）   详细解释“统治商数论”并把它运用到其他政权制度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都说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复辙，可即便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无法保证不重蹈复辙，因为历史并不是随机地重复着自己，只有制度才是种种历史重复的主要根据。“接班制度”就是专制崩溃不断重复的根据。   ５，结语：“残暴专制导致专制解体”是善良的幻想   在类似“苏联模式”的现代独裁制里（如卡扎菲政权），“基因悲剧”的潜在威胁，要求统治者竭力降低“统治成本”，降低“统治成本”的最好方法是维系政治忠诚，维系政治忠诚必须通过“施舍私人物品”，以收买“民心”的福利政策和以收买“官心”的政治腐败来巩固自己的政治生存，并不惜用对大众坏的政策来实现对自己好的政治，最后实现“长治久安”或“长治于不安”的政权延续。   “统治商数论”有很多政治含义，但最大的一个政治含义是：“残暴专制导致专制解体”是一种善良的幻想。只有“抛弃幻想”，才能“轻装前进”，“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也才能终结。如果读了本文的“统治商数论”后，有人对专制的崩溃还心存幻想，建议再去读读“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为什么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化？”两文。   方绍伟 201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