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核心提示：在许多方面，陈光诚都是薄熙来的另一极端的反面，他出身贫穷农家，自小双目失明。但是在塑造中国未来的远见上，这种从下至上的推动力却是更强大的力量。对习惯于从上至下统治的中共精英来说，陈光诚提醒他们，推动政改的风险和继续拖延的风险哪个更大？ 原文： Bo Xilai v Chen Guangcheng: Who is the mightier? 作者：《经济学人》R.G. 发表：2012年5月1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这是当下两位最有个人魅力的人物的遭遇。他们分别搅动起政治局和东师古村的漩涡，薄熙来和陈光诚不仅仅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新闻源，也为中国的未来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愿景。谁的故事更重要呢？ 薄熙来所代表的是当今中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合谋，他是高调的”太子党”，其父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他本来希望能在今年秋天进入九人的政治局常委，而如今却梦断官场，等待着自己看似不妙的下场；其妻谷开来则因为涉嫌英商海伍德谋杀案而被拘押。 陈光诚的许多方面看来是薄熙来的反面。陈出身贫穷农村、自小双目失明，他凭借多年自学成为家乡山东省穷苦农民利益的代言律师。陈光诚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但他们为了能有更好的生活、为了自己的权利尔抗争。 过去的30年以来，（或许还可以说在此之前的3000年中），薄熙来这类人最为重要。尽管他们多数时候表现低调，身穿黑色乏味的西装，有着不断变换的名头，这些掌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者”和”工程师”们打造了一台经济增长的超级引擎，足以让世界上的多数人相信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领导人的确在经济上所做非凡。更不要说薄熙来领导的重庆似乎还打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强调国家对经济的介入，回归到社会主义道德，还带着一股大众化的个人风格。实际上，这种模式展示的是在过去多年来中国受到尊崇的从上至下的帝王权力。 但如今，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陈光诚事件展示出了”小人物”坚定的抗争意志，面对从上至下的强权的永不言弃的精神，他代表的是从下至上的推动力。自学法律，然后挑战中共的盲人仍然鲜见。但是工人在寻求更大代表性，这不罕见，家庭教会也在努力争取更大的信仰自由。当去年，乌坎村成功驱逐腐败村官时，这只是全国各地无数的抗议之一。农民正在比以往更主动地挑战腐败和不良治理。乌坎并非唯一一个让党不得不倾听他们的呼声并有所收敛的例子。 还有新生的中产阶级，尽管他们仍然不希望太动荡，毕竟他们从现行体制中受益，但他们也在焦急地期待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经济学家分析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关系时指出，非产油国在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按 购买力平价计算）时，没有一个能够维持一党专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8300美元。中国的中产阶级中有许多人正日益寻求独立司法体系保护其资产和财富。在污染（比如去年发生的大连要求关闭化工厂事件）和公共安全（比如去年的温州动车事故）等问题上他们也愿意走上街头、发出抗议。 中产阶级被压抑了很久，现在他们不吐不快，而今天有了微博。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甚至也出现了裂缝。4月份四家主流报纸报道了陈光诚躲入美使馆后，《新京报》的编辑在深夜发出了一则微博，配图是一位悲哀的小丑，文字说的是：在寂静的深夜，卸下不实的面具，对真正的自己说一声：对不起。更多受欢迎的微博都在批评这些发社论的报纸，而不是陈光诚。 尽管如此，上层权力依然是中国的决定因素。中共18大对于塑造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薄熙出局后，看似权力将可能平稳过渡到”第五代”领导人，薄熙来之前的盟友仍然紧张不安，而讨价还价也在进行。但是这种平稳交接似乎不太会传到草根阶层。当局仍然可以无须顾忌地监禁像陈光诚这样的人的时候，却不能压制一个更加移动和互联的社会带来的参与意识。成功的代价，在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衡量下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来，中国崛起的弊病也正在暴露出来。于此同时，如陈光诚这样的人在从底层向上以一种亘古未有的方式推动中国走向未来。陈光诚事件虽然目前只能说是一个变革的信号，但无疑比薄熙来事件更能体现未来中国的走向。 那些希望改变他们的祖国的人们，尽管必须像陈光诚那样，不仅要对抗共产党的残酷暴力，还必须找到方法与既得利益者斗争，后者从党的现行体制中获利颇丰。 很难证实薄氏家族的巨额财富是否被夸大了。但已知的是，中国各级官员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成为超级富豪，并且制造了当今难以匹敌的超级买办集团。薄赌了一把、失势了、被扫到了一边。但是还有诸多象他这样的太子党、部队和国企领导的家族。他们根深蒂固、融进了体制的各个方面，并毫无退让之心。他们准备着和从下至上的压力一决死战。 20年来，中共想启动政改比继续拖延面临的风险要大。但是，继续拖延的风险也可能大过启动的风险，这一改变的临界点正在到来。而陈光诚可以代表着这种转折。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却并非总是从西方观察家得到了相应的赞美。然而中国领导人要为今后10年提出执政远见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的远见应该不仅仅停留在高速公路、大厦以及高铁上面，更需要凝聚人心。”中国模式”内在的紧张正在质疑中国崛起是否势不可挡。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成功地建设了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国家，但他们对于国家和人民想要成为什么样并无更广阔的视野。 陈光诚只是一名农民活动家，他可能从未想过要涉足高层政治。在谈到如何创造一个政府可以遵守法律，个人生活得到尊重的社会时，一位盲人却有着最清晰的远见，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 相关阅读： 译者时评： 陈光诚的意义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王銘義／北京報導 「我們敢打黑，就像古人說的『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三月九日，當媒體聚焦兩會重慶代表團開放日活動時，薄熙來氣勢已衰，但仍不改其張揚外顯性格：「我感覺到我用人失察，要認真反思和總結」。六天後，薄遭中共中央免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 　九年前在大連訪問薄熙來，薄當時在媒體的普遍形象，就像蓄勢待發的明星。他還以「十年磨一劍」比喻他治理遼寧的心境，媒體即以「大陸的馬英九」，與台北市長馬英九相比擬。然而，十年磨下來，薄熙來自已卻磨成了「嚴重影響國家形象」的落難政治局委員。 　「大連經驗」、「重慶模式」過去常見於媒體，顯見研習新聞專業的薄熙來在「形象工程」塑造與宣傳策略上，確有異於傳統官僚體系的積極表現。二○○三年九月間，台北市新聞界在遼寧會見與採訪薄熙來過程，即體驗到薄熙來如何創造「大連神話」的實際經驗。 　採訪之日，薄熙來白天接待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晚間則在大連「棒槌島」接待台灣媒體。宴罷，意猶未盡，還跳上巴士客串「省長級導遊」，帶領台媒夜訪燈火輝煌的大連市。午夜前，薄省長覺得大連的介紹仍不充分，要求隔日上午繼續座談，分享他的「城市經營學」。 　薄說，他用人只有三點原則：聰明、肯幹、忠厚。「聰明的人不一定肯幹，使勁肯幹的人不一定聰明，聰明又肯幹的人還得忠厚，否則，聰明又肯幹的人，可能也會貪汙拿錢！」從薄家與部屬涉及毒殺英商等案件看來，他自已應該就是「聰明又肯幹的人」的反面模型。 　當年問他未來是否爭取出任國家領導人，薄熙來說，「我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在研究遼寧的經濟發展。我在遼寧待了十七年，遼寧已是我的歸宿。十年磨一劍，磨一省也總要十年吧；遼寧這個攤子，只要不出現大批上訪的下崗職工，我就如願以償，謝天謝地嘍！」 　時任省長的薄還說，要做他的工作夥伴，必須出於公心，思想創新，還得經常連滾帶爬，焦頭爛額地投入工作，「我可不想在離開遼寧之後，讓人在背後說薄熙來是個大笨蛋、窩囊廢！」言猶在耳，當年蓄勢待發的共黨明星，如今卻已淪為中國高層政治醜聞的焦點人物。 台灣 中國時報

我要像警惕革命党一样警惕中国当下的右派们 ——小远手记 从言论的角度，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共，比自由派还自由派、比民主派还民主派，他们关于结束一党专政、军队国家化以及对美国的赞美讴歌，即使到了今天，都显得那么高亢、激进甚至肉麻。 随手拈几条下来，以为佐证：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幷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关于人口素质不够的问题，共产党说过，不应因人民素质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解放区的直选，是用各种豆子代表候选人。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面投豆子的，所有一切都公开在露天举行。现在的素质，比那时候好很多吧。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 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 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周恩来《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         —毛泽东1945年答路透社记者问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今天的共产党早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为执政党，他们自己也羞于这种背叛和背离，亦或者，中共这些早期言论只是一种忽悠和广告，夺取政权之后，这些忽悠和广告早已经失效，连他们自己也记不得了。 当下中国的右派们或者一些自以为是右派的人，他们的言论虽然没有半个多世纪前中共的言论炽热又大胆，但是，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这种漂亮言辞总会从他们嘴里说出来，而内心里，他们专制、暴虐、独断专行和野蛮愚昧一点儿也不比当年凭借民主广告和武装斗争夺权上台的人少。如果不警惕这些人，中国的将来，只是一个专制和暴虐的轮回而已！ 小远2012年5月15日星期二 22:50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国际先驱论坛报》星期五（11日）发表文章称，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部分吸引力。 文章说，自从2008年西方经历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开始炫耀“中国模式”的好处。 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集权政治加上政府导向的资本主义。 然而，随着今年初中国发生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以及最近刚刚发生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事件所引发的中美外交危机使得中国模式的至高无上性受到怀疑。 文章指出，尤其今年中国面临10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引发中国政治圈动荡的薄熙来丑闻，经济放缓以及社会群体事件的频发都使得宣扬“中国模式”显得为时过早。 文章引述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的话说，其实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掩盖了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经济性质以及所有权的体制问题等。 文章说，中国虽然是一党专制，但却派系严重，内部存在多种声音。 有人说薄熙来撤职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一种矫正，但也有人争论说，由于高层政治领导人内部的分歧，更多的高官采纳向薄熙来那样的民粹方法也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引用《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的话说，中国没有明确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弊端 文章同时说，“中国模式”的另外一个弊端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所带动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框架。 虽然中国的一些决策人希望推动另外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例如依赖国内的消费需求，鼓励私营企业以及放松银行借贷等，但问题是中国的新老领导人都与国有企业关系密切，并且并不愿意改变现状。 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放缓，中国总理温家宝预计今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为7.5%，而本周四（10日）所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外贸出口下跌。 但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冷却，中国政府只好再回到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性的经济增长。 文章说，“中国模式”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扩大，从而导致社会不稳，抗议事件不断，例如像广东的乌坎抗议等。 而中国目前维稳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军队和警察。但中国公安的暴力又会迫使被压迫者的反抗，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的出逃就证明了这一点。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