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自2003年始，范泓研究历史已有10年时间，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5月22日，共识网有幸与范泓先生对话，以下为采访文字稿。 范泓，王梦瑶/摄  　　普世价值就是要回到常识 　　刘一非：人大杨晓青那篇文章您看了吗，那有什么看法？ 　　范泓：大概看了一下，不懂，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宪政，是执政党的必然说法吗？在讯息时代，再也不闭塞，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几乎人人都可以知道，人类是有自己的方向和选择的。那天我和邵建老师去看望108岁的周有光老先生，先生历经几个时代，世道沧桑，慨然于心，老人对我们这样说：历史只有一个轨道，那就是普世价值，哪怕我们曾经从这个轨道掉了下来，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到这个轨道上来的。 　　刘一非：那您认为普世价值包括些什么呢？ 　　范泓：言论的自由、人身的自由、迁徙的自由，这些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自由在骨子里是人性的需要，自由就是普世价值。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些都已成为常识，所以，撇开所谓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回到常识。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遭遇怎样的制度，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公民，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应当得到保障，这是最基本的，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而且，面对公共事务发言，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才是一个正常而又理性的社会。 　　我个人，除渴望免于恐惧的自由外，并不要求更多。爱读书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但从整体上来讲，一个社会要有最基本的价值观，那就是从人性出发、回到常识，不要去违背常识。说宪政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能搞宪政，这是违背人的理性和常识的。既然社会主义不能搞宪政，是否可以把宪法废除，直接党治制呢？我总觉得，知识分子是有人格力量的，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若确有压力，你不说行不行，为什么非要说呢，萨特说过沉默也是一种态度。现在都说要依赖于一个好的制度和路径，不依赖于什么人，那么好的路径，当然在法制前提下。要实现法治，就不能不搞宪政，宪政就是限政，必须有监督的力量，台湾在这方面提供了优质的经验。 　　历史必须得到反思 　　刘一非：还是来谈谈您的书，这本书叫做《历史的复盘》，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书名？ 　　范泓：这是我近年来部分文章的一本结集，与前几年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的《隔代的声音》，可以说是姊妹书，因为大部分内容仍与民国从政学人有关。《历史的复盘》有一副标题＂百年纷争人与事＂，这是我个人的视角，也是对百年中国的某种认知；而内容，是透过具体的人和事，从清末纷争一直写到台湾社会转型，文章是独立的，思绪是连贯的？？为什么最后把视角放在了台湾，实际上，就是对路径问题的思考。 　　给这本书取名《历史的复盘》，就是对历史的反思。借用了围棋的一个术语，即不管谁输谁赢，都要复盘，看究竟哪一步走错了。比方说，当时的清廷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立宪＂的诚意？任何一个政权在危急之下都是要自救的，要么是开放政权，要么是更加紧缩，在这个节点上是最容易出错的；辛亥之后，进入共和，难道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为什么共而不和，民初比清末还要乱？北伐革命，南京政府成立，结果从训政走向党国体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在许多节点上历史是需要反思的，这个书名大体上表达了我对百年历史的某种认知。 　　刘一非：那就是说这本书是在反思历史的若干问题，是为了汲取教训吗？ 　　范泓：历史的经验当然要记取，不仅是为了过去，也是针对当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社会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模样，我总觉得是有内在逻辑的，尽管历史也有偶然因素。我个人对于历史的关注，来自于内心的需要，没有任何功利，说有淑世情怀并不为过，我们这代人有摆脱不尽的时代痕迹，借用杨奎松先生的书名，就是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我个人觉得，在国内，有一批研究近现代历史的学者，都是具有某种情怀的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有所不同，如谢泳、丁东、傅国涌、邵建、智效民、张耀杰、程巢父、陈远……这些人未必不在体制内，许多人本身就在大学或研究部门，但他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以及研究并不固守旧的史学传统，也不囿于意识形态的羁绊，倾向于新史料的实证研究，各自的表述上耳面一新，也拥有自己的读者，我与这些学者有较多的接触，也受到一些影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些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扭曲，或被遮蔽，之前的台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在当时孙文这个人是不能碰的。历史研究其功能之一是要还原真相，或寻找历史的真相，为什么要寻找真相，就是与当下有关。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获得智慧，这就是研究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我在搜狐历史频道开篇时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求真”》，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刘一非：“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是您研究历史的理念吗？ 　　范泓：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也针对某些说法，说要真相不要真理，不明白为何要对立起来，用这一点，去否认另一点。就历史研究，通过史料来呈现某一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乃至拼凑、接近或还原真相，这是应当的。但我还觉得，某些史料固然能勾勒出某一段历史的轮廓，但并不等于就是真相，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存在，包括时间。比如说抗战，过去我们是以中共的叙事为主，现在有了国民党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忆，但日本人的历史记忆我们知道多少呢，美国人的历史记忆又是多少？如果说过去是单一的历史记忆，现在则是多元的历史记忆，史料开放的越多，才能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实际上，谁都知道，新史料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点一点被开放或挖掘出来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试图把所有的历史真相都还原，至少在今天还做不到。就是放到对岸也不能完全做到，他们所占有的史料跟我们不可能是一样，各有各的优势，把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才让人踏实。能否真正做到还原真相，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严格讲，其中变数太多，只能是接近真相。我在书中写到黄远庸一案，原来说是谁谁谁杀的，后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黄季陆又说是谁谁谁杀的，并非毫无史料依据；可事实上都不对，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凶手从美国回台湾定居，临死前，良心发现，才说出是他杀的。此人叫刘北海，当年是林森的卫兵，指使者是林森，刺杀令来自孙文。如果不是当事人把真相说出，当初的＂真相＂就不是真相，都以为是袁世凯干的，或其他人干的。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一个开放的程度。就像东欧解体，很多普通民众能看到当年的有关自己的档案，对那个极权体制才有更准确和更深刻的认识。 　　刘一非：对于历史亲历者来说，会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虽说一些当事人已故去，但这个利益关系一直会延续，牵涉到其他很多事情和人。所以即使到了现在，很多真相还是不能说出来。 　　范泓：我相信，单个历史事件是有真相的，不仅在于当年的史料、文献，也在民间的记忆中。官方的历史叙述并非毫无价值，其实在某些地方，在他们叙述的背后，再走几步，往往就是真相。很多文献、档案应该在很多年后予以解密，但事实上，目前还做不到。我写过一本原中纪委书记李昌的书，当时你们周总还不认识我，他在香港看到这本书后买了很多送人。这本书里面谈到一些往事，如那场风波之后，中顾委有几位老同志不让党员重新登记，最后是陈云发话才得以登记。当时通过中央文献的朋友设法调阅查证，结果朋友告诉我，这个连他们都看不到，知道有陈云的这份谈话，但就是看不到。他们作为体制内、专门研究的人都看不到，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说接近史料的途径还是十分有限。 　　刘一非：在当下研究历史其实还是困难重重的，是不是？ 　　范泓：历史研究不仅需要依赖官方的资料，还有其他历史记忆，如民间的。现在很多人在做民间口述史，这是有价值的，可弥补许多东西。我本人就想做朱厚泽先生的口述，曾对高华先生提起过，他一听，就表示有价值。在许多史料和文献还无法公开的情况下，从民间寻找历史记忆也是途径之一。可以通过历史人物的后人去寻找相关史料，比如陶希圣的资料，书信、日记片断、私家修订的年谱以及相关材料，都是我透过其后人收集来的，这些都是陶氏后人自己珍藏的那部分，官方档案中未必就有，如《苏俄在中国》手稿原件就在陶氏后人手中。当然，就其家人角度来讲，对于他们的叙事应当保持某种警惕，并非不相信，而是为亲人讳、为尊者讳是一种情感惯性，这一点必须加以考虑。他们的表述只能作为叙事的一个方面，我更相信日记、书信、照片等材料，或官方有明确记载的一些文献。比方说某年某月某日什么任命之类，这是不会错的。阮毅成之子阮大仁先生就对我说过，他的父亲有两套日记，一套是工作日记，一套是生活日记，他在台湾《传记文学》只公开了工作日记，很显然，单看工作日记是不够的，即便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或许就是两种语境，出入会很大的。若从史料的角度，一般认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相对要差一点，口述历史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大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人的记忆是会出现偏差的？？但这个不能怪他们，或许不是有意识的，尤其那些在历史上有颇多争议的人物，如汉奸、叛徒，类似这样的，他们的后代在这方面绝对是敏感的，肯定是这样的。如果说我的父亲是历史上的＂大汉奸＂（这只是比方，不代表我个人对＂汉奸＂的看法），你认为我会怎样来叙述呢？或许在某些地方宁可不说，也不会完全赞同那些横议或指责，这种心态，其实是很真实的，大部分情况下会这样。 　　刘一非：嗯，要么不说，要么辩解。 　　范泓：辩解，其实，有些东西，聪明人是不辨的！如果确实你是冤枉的，总有一天，真相大白时，就会得到公正对待，无非是时间问题，时间，对于很多历史的还原来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包括认知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们这代人看历史，和我们这代人看历史不会一样，其中有时代的原因，所接受的教育也不同…… 　　刘一非：我们在形成认识的过程中接触到的资料不一样。 　　范泓：对，还有你们认知历史的方式也不一样，面对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可能得出的结论会不一样。昨天在彼岸书店，邵建和陈丹青对谈胡适与鲁迅，当谈及左翼青年问题时，陈丹青问如果今天有个延安，你们年轻人还会不会去？邵建认为肯定会有不少人去，丹青则根据自己与年轻人的接触认为不会有多少人去，而在场的年轻人大部分表示不会去。由此可见，一代人就是一代人，生长环境不同，时代变了，认知是不同的。 　　刘一非：我觉得这个跟年龄也是有关系的，年轻人总是热血沸腾的。 　　范泓：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相对于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会更加理性一点。我们成长在一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与今天不同的是，我们在当时没有选择，就像陈丹青昨天说，那个年代是不能自己做主的，他们让我们下乡，我们就下乡去了，然后，就整天在盼着毛死，他不死，就不可能回城。 　　我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今天的一代没有经历过，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缺少记忆上的某种体验，对过去所知甚少，有种距离感，思考问题，不受羁绊，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一直认为，

杨天石 丁东：国民党是如何失掉大陆的 进入专题 ： 国民党    ● 杨天石 （ 进入专栏 ）   丁东 （ 进入专栏 ）   　　 　　【要点1】国民党丢掉大陆原因之一：丢掉了农民，中共之所以得到政权、得到农民的拥护，是因为满足了农民求温饱、求土地的基本要求。 　　【要点2】国民党丢掉大陆原因之二：丢掉了民族资产阶级。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中艰难发展。 　　【要点3】国民党丢掉大陆原因之三：大打内战，物价狂涨，经济恶化，丢掉了全民。上海商店每2-3小时就要换一次标签更改价格，上海解放前夕，物价较1948年上涨11万倍。 　　【要点4】国民党丢掉大陆原因之四：贪污腐败，惩治无力。蒋介石国民政府曾经想反贪污，也想惩罚一些贪污的官僚，但碰到孔祥熙和孔令侃，反贪污就反不下去了。 　　【要点5】国民党丢掉大陆原因之五：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与其被人家骂，蒙上一党专政的恶名，何不开放党禁，让各个党派合法竞争？但这只是昙花一现的认识，终其一生，蒋介石未能突破一党专政。 　　【要点6】国共之争，当时至少是五个方面的博弈：国民党、共产党、美国、苏联、还有处于国共中间的其他党派。苏联方面支持毛泽东，但美国人支持蒋介石却有点半心半意。 　　【要点7】为什么在大陆土改不成功，在台湾成功了？国民党中央对台湾当地来说是外来户，是从大陆过去的，跟当地的地主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台湾地主的土地，国民党不心疼，所以土改在台湾搞成功了。 　　【要点8】蒋介石早年学过马克思主义，但后来反对共产党、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跟蒋信仰基督教有关系。他在日记里讲，基督教讲的要“爱人”，马克思讲的是“恨人”。二者间蒋介石选择“爱人”，当然，蒋介石将马克思主义简单的归纳为“恨人”，是不对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什么从如日中天到败退台湾？ 　　 　　杨天石：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很荣幸能够和著名的口述史专家、民间思想研究专家丁东先生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国民党为什么丢掉了大陆，50年代开始美国历史学家就很热烈的讨论这个题目，腾讯网发布消息后我注意到网上有3000多个网友关注这个题目，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今天只能够从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来分析为什么国民党丢掉了大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那时应该是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威望最高的时期，如果我们用一句中国成语语来说的话就是——“如日中天”。那时的国民党、那时的蒋介石就好像太阳到了中午的天空。但就在国民党蒋介石如日中天、威望最高的时候，3年多不到4年，蒋介石和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我想这是历史学家也是广大读者、听众愿意思考、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抗战胜利，蒋介石的威望提升。罗家伦（北大学生，后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僚）写了一首诗《凯歌》：“胜仗！胜仗！日本跪下来投降。祝捷的炮像雷般响。满街炮竹，烟火飞扬。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向东望，看我们百万雄师，配合英勇的盟军，浩浩荡荡，扫残敌，如猛虎驱羊。踏破那小小扶桑，河山再造，日月重光。胜利的大旗，簇拥着蒋委员长。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在紫金山旁。八年血战，千万忠魂，打出这建国的康庄。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不负我们血染沙场。”罗家伦这首诗写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写的是当年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而欢呼的场景。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的威望，蒋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和歌颂的情况。 　　我想介绍一下蒋介石在1945年12月北京之行的情况。1945年12月，蒋介石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那时天安门城楼挂的是蒋介石的肖像，他在故宫太和殿前做过一次演讲。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的日记：“北风凛冽，今午为甚。到太和殿对北平全市中学生以上学校学生训话，约二十分时，训毕先往场中巡阅，先时学生尚有秩序，与其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来前围住，不能前进。余仍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而学生拥挤上来以后，围匝时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进拥出，拥在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有试尝之滋味，青年之狂热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这段日记讲的是蒋介石在太和殿前对学生讲话后受到学生包围的情况，蒋介石在人群里被包围得几乎喘不气来，在侍卫的帮助下，他“奋斗”了一小时后才走出人群。 　　下面是1945年12月18日的日记，这一天蒋介石离开北平，他当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他说“回寓已十一时半。沿途见小学生已鹄立道旁，心甚不安，乃展早出发，自安定门起，直至正阳门前之天桥，人民夹道欢送，重叠拥挤，其狂热情态不减于前日之太和殿也。余何人斯，受民众如此爱护，能不自勉以感谢上帝乎？”蒋介石很感动，能够受到民众如此爱护，“能不自勉以感谢上帝乎”？ 　　这两个日记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受到欢迎被人民所拥护的情况。 　　 　　国民党丢掉大陆原因之一：未能满足农民求温饱、求土地的要求，丢掉了农民 　　 　　第二个问题，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国民党丢掉大陆的速度很快，三、四年的光景。其原因很多，可以做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这里只能从国民党的角度来做一点考察。 　　一是丢掉了农民。中国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求温饱，另外一个是求土地。蒋介石和国民党想过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想过减租和土改的问题。“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二五减租”是在1925年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政府曾颁布了一个《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不能超过总量的40%。1930年6月，国民党政府又在《土地法》中规定，地租不能超过千分之375，在历史上通常称之为“三七五减租”。 　　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底，浙江省曾经打算执行“二五减租”政策，然而城乡地主们群起反对，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也建议取消，国民党中央派戴季陶调解，结果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0月通令，减免佃农应缴地租的四分之一，但实际执行的仅江苏吴县等少数县份。国民党也曾经设计过各种土地改革的方案，例如蒋介石曾设想在全国成立土地银行，用“按揭”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所有一切都只能停留在计划、停留在空谈的领域。 　　 　　想学共产党给农民分地，但遭地主反对，不了了之 　　 　　1948年8月，蒋介石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打仗很勇敢，不怕死，而且每战必胜。蒋介石读毛泽东的著作，读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蒋介石说他明白了，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打仗很勇敢，不怕死，是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土地，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就勇敢作战。蒋介石觉得国民党也可以学，所以蒋介石提出来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要在收复区（这个地区原来被共产党掌握，现在国民党打回来了，收复了）学共产党的做法，承认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承认共产党给农民分地的成果，争取农民。蒋介石不仅下了命令，而且在江苏的苏北选择了几个县做试验，做承认共产党土地改革成果的试验。但试验区刚刚成立，地主们就群起反对，这个试验区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再看1949年2月3日蒋介石的日记，这一天蒋介石从南京下野回到故乡浙江奉化，日记里说：“昨游览城乡，可说乡村一切与四十余年以前毫无改革，甚叹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也。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也。”到1949年蒋介石下野回老家看，发现奉化乡村跟20年前没有变化，这时蒋介石才反省他当年由于国民党的守旧、腐化，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相反中共在农村重视农民要求，满足农民要求，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提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继续进行土改。由于共产党采取了这些政策和方针，所以农民参军、支前，保卫胜利、翻身的果实。解放军实际上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 　　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一点，在中国2000多年历史里，中国历代强大的王朝大都是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被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西汉王朝被绿林和赤眉（起义军把自己的眉毛涂红）农民起义推翻；东汉王朝被黄巾军起义推翻；唐王朝被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推翻；元朝被红巾军农民起义推翻；明朝被李自成、张献忠推翻。历史上秦、西汉、东汉、唐、元、明都是强大的王朝，但都被农民起义推翻，只有两个王朝不在此列，一个是宋王朝，败于北方少数民族，清朝亡于革命党。所以国民党失权丢掉大陆的第一个原因是丢掉了农民，共产党之所以得到政权、得到农民的拥护，是因为满足了农民求温饱、求土地的基本要求。 　　 　　国民党丢掉大陆原因之二：丢掉了民族资产阶级 　　 　　是丢掉了民族资产阶级。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中艰难发展，战后中国资本总值约142亿元，国家包括官僚资本占54%（抗战之前只占32%）。在产业资本里，官僚资本占64.13%，民族资本占24.66%。刚才讲到在战后资产里，一种属于官僚私人资本，我们可以称为豪门资本。例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还有一种是国家资本，如资源委员会所属各企业，在生产量方面，电力占50%，石油占100%，钢铁占80%，中国纺织公司下属的85家企业棉布产量占全国74%。从这个数字来看，抗战胜利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是外国资本，另外一种是官僚资本，中国民族企业是处在被挤压的狭小天地里。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讲：“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资本困难，当时有这样两句话：“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到1948年，上海工业长期下降。 　　国民党当时有一个政策——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外币。国民党政府规定老百姓包括资本家在内，私人不能够保存黄金、白银，也不能保存外币，所有保存的黄金、白银、外币都要卖给国家。这个政策首先打击的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比如陈光甫，陈光甫在中国近代近代史上创办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企业：一个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二个是中国旅行社。这两个民族企业都是陈光甫创办的。我们也可以看陈光甫的一段日记，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官员谷正纲受蒋介石委派到上海，召集上海资本家开座谈会，那时国民党政权已风雨飘摇，所以谷正纲提出“拼命保命，破产保产”——要求资本家拿出钱支持国民党，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溺亡。陈光甫日记写道：“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可以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没有帮助、没有好处）于工商业。”陈光甫总结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民族资产阶级做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会开得很冷清，说话人不多。这是第二个原因，国民党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丢了。 　　 　　国民党丢掉大陆原因之三：大打内战、经济恶化、丢掉了全民 　　 　　三是大打内战，经济恶化，丢掉了全民。第一，滥发货币，由于要打内战所以发了大量的货币支持军费的支出。如果说1947年军费占国家计划60%的话，到了1948年就发展到68.5%，这还是一个虚假的数字，实际军费占到80%。所以到1947年国民党法币发行额已经是战前的3430倍。 　　第二，物价狂涨。上海商店每2-3小时就要换一次标签，更改价格。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说：“开了十天会，上海物价波动极大。十天比过去三个月涨得令人惊心。如米价，过去三个月涨了四倍，而这十天就涨了1/3。”上海解放前夕，物价较1948年上涨11万倍。1949年6月金圆券5亿元才能兑换1块大洋。（官价） 　　第三，增加税收。有人讲：“物质方面的生活，简直是无一不捐，无一不税。现在大家都说：中华民国万税，我想即使没有万税，千税是有的。”所以由于经济上的恶化，把整个社会、全民都丢掉了。我们看一段蒋经国的日记，蒋经国说“一般的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农因为小菜、蔬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很快就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