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特级教师蒙冤 | 岁末年初的几场风波

原文地址: 岁末年初的几场风波 作者: 丁东                      岁末年初的几场风波                           丁东 岁末年初,文宣领域风波迭起,十分热闹。其一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和女博士常艳的纠葛曝光。其二是《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遭到粗暴干预,激引起报社编辑记者的抗议和社会各界声援,继而又引起了《新京报》社长几乎辞职的事件。其三是《炎黄春秋》杂志网站被封,引起舆论批评后,很快起死回生,事态没有闹大。 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人上位,想先打亲民牌、作风牌、民生牌,无意在思想文化和新闻舆论方面重新洗牌。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陈旧的官员自己会弄出这样那样的怪事,让朝野各方不得不去面对。 编译局事件具有某种偶然性。女主角常艳本来不过是按照已经存在的潜规则,想通过金钱和肉体的交易,达到个人进京发展的目的。她未曾想到,衣俊卿官居副部级,权限也不是万能的。自己的付出未能如愿以偿,激愤之下,和盘托出了她和衣的全部交往细节,以及证明这些细节的海量短信。在官方极力掩饰一个月之后,衣俊卿终于被免职。人们从中看到的不光是一个高官和女下属之间的权色交易,更看到了中央主流意识形态机构的日常运作机制,看到了这些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为职业的官僚机构成员真实的物欲追求、精神状态和道德风貌。他们一面高调鼓吹理论自信,一方干着蝇营狗苟的下作勾当。内幕曝光是偶然的,海市蜃楼的破灭是必然的。 《南方周末》的事端则是官员主动挑起的。本来,报社循着每年的通例,由评论员戴志勇撰写了一篇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从习近平不久前在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时的讲话出发,善意地表达改革愿景。但上峰硬是要干预报纸内容编排,导致《新年献词》被改得面目全非,头版甚至改出了严重的硬伤,留下了明显的知识差错。《南方周末》编辑部不堪其辱,公开要求以具有足够公信力的方式成立调查组,彻底调查新年特刊出版事故流程及原因,并公开发布调查报告;解禁和恢复所有因讨论此事被禁言的账号;请勿以任何形式、任何手段,打击和控制讨论、参与此事件的各界人士;并公布了2012年《南方周末》编辑部被改撤稿件共1034篇的真相。上级强迫以《南方周末》编辑部的名义在网上声明,失误与宣传部领导无关,而是编辑部自己的责任。此举进而引发全体编辑罢工抗议。这一事件,已经不是某个新闻工作者勇敢地挑战不良官员,而是一家报纸新闻工作者发出的群体维权诉求。媒体被中共宣传部门长期强奸,屈辱难忍,积蓄已经久的怒火集中爆发。这个勇敢的举动,不但得到本报老员工和实习生的实名支持,而且引起了各地新闻传媒专业在校大学生的声援,引起了知识界人士、法律界人士乃至儒家学者、演艺明星在内的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声援。据说,广东省委新任书记胡春华介入僵局,承诺报社员工结束罢工,不搞秋后算账,报纸发稿今后不搞事前审查,事态逐步平息,该报已经恢复正常出版。 然而南方一波未平,北方一波又起。对于《南方周末》事件,北京的 《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的社评,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门辩解,批评抗议者是“ 瞎闯,损害中国前进的大局”。作为一家之言,不论高下,在众声喧哗中本无不可。然而这篇文章得到了某顶层要人的赞赏,于是下令媒体 编辑、记者和员工不得继续在网络上发言支持《南方周末》的同时,各地媒体、网站必须以显著版面转发《环球时报》的社评。《新京报》不愿转载此文,宣传官员前往监督执行,发出狠话,不上版就封网封报,凡是不服的都要解职、解雇。社长戴自更只好提出口头辞职。一些编采人员闻讯表示,誓与《新京报》共存亡。戴社长辞职,他们也辞职。一些女编辑伤心地哭成一片。胳膊拧不过大腿,《新京报》延迟了一天,只好在 20 版右下角报导此文,但一反常态,未出现签版编辑的署名,曲折地传达了自己的无奈。而另一家被强求转载的《潇湘晨报》,则将《环球时报》社评安排在二版右半部,左半版配发“购除虫灭害服务、杀光为止”的广告,读者不难从中感受讽刺的意味。上海多家报纸则根本不转载。 强制转载《环球时报》的文章,让人联想起 1965 年底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各地党报因不知此文系毛泽东授意,江青组织撰写,所以最初转载并不积极,即使转载,按语口径也不一致。学界多数人感到此文逻辑蛮横,结论霸道,更是不肯接受。但到文革当中,转载姚文是否积极,按语是否旗帜鲜明,竟成为判别各地党政要员对毛泽东是否拥护的标志。如今媒体的理念已经今非昔比。某些高官故伎重演,想让时光倒转,其结果只能是徒增笑柄,给执政者帮倒忙。 岁末年初接连发生的风波表明,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执政党仅仅承诺让老百姓收入翻番,不足以聚拢人心,维系统治。自由、民主、人权是世纪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已经进入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人,不光需要温饱小康,也需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需要享有公民的尊严。民意汹涌,抗议之声对于珍惜乌纱帽的官员可能产生某种警示作用。如不肯告别学朝鲜、学古巴的旧路,走上遵守宪法、顺从民意的新路,起码也应减少对媒体的粗暴打压,否则将会不断地惹出事端,给政局增堵添乱。谓予不信,何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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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民运人士悼念异议科学家许良英

异议科学家许良英遗体告别仪式将于星期三在北京举行。国内媒体低调报道,民主活动人士则纷纷表达深切悼念。 (德国之声中文网)科学史家许良英1月28日下午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月30日(星期三)下午在北京举行。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呼吁当局不要对活动进行干扰。 许良英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享受盛誉的物理学家、科学史家、思想家和民主活动家,也被称为”中国年龄最大的异议人士”。纽约时报1月29日重刊一篇旧文,认为”如果他不是中国年纪最大的异见人士,至少也是中国学问最卓越的异见人士了”。他发表了200多篇论文,编著了六本书。他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后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是爱因斯坦的重要研究者和思想传播者,并发表了很多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著作和文章。 在每一 场 政治 运动 中都犯下 错误 许良英年轻时因受爱因斯坦思想的影响,从事物理学的学习与研究,同时对政治发生兴趣。1946年他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由于他仗义直言,在此后中国的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犯下了错误”。 据《零八宪章论坛》及《纽约时报》报道,1955年,许良英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被审查,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因为质疑共产党”失信于民”,便被打成”极右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发表文章宣扬”科学与民主”,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遭受批判。随后他年底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酝酿开展纪念反右运动30周年活动。1988年底开始,鼓励刘刚、王丹在北大开展”草地沙龙”和”民主沙龙”活动。1989年初,许良英和朋友方励之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政治改革,空前地得到40多位科学家和学者联署签名。 1989年”六四”镇压以后,许良英对香港媒体说:”中国进入了黑暗时期,即使国民党也没有这么狠毒,邓小平对自己人民干了一件世界历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许良英写了《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5年许良英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活动,得到上千名各国知识分子签名。随后,他为”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及其他民主人士公开辩护。 1995年,许英良获美国纽约科学院颁发的汉恩茨·R·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2008年获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 纽约时报引述历史学家梅瀚澜(H. Lyman Miller)著作,称他为”典范人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来形容他,庶不为过”。 低 调报 道与深切悼念 由于他的异议人士身份,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许良英并不像其他高龄的大学问家和科学家那样赫赫有名。北京《新京报》刊发了经过删节的著名学者傅国涌写的悼念文章,介绍了他的科学成就,称颂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民族鼓与呼,秉承的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该报同时发表了一篇报道,引述学者丁东的话说,”许先生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著名科学家的学生,他不仅是一个科学史家,而且是中国少有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深刻性,他的人品风骨都很让人敬佩,他对民主的认识和研究,超过了很多学者”。 中国国内及海外民运人士纷纷表达悼念之情。许良英治丧小组由其子许成钢以及钟沛璋、刘小雁、傅国涌、钱理群、艾晓明、杜光、王书瑶、姚监复、胡佳等人组成,其中多位为敢言的异议作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他就是历史,这些所有的黑暗都经历过。他在跟共产党的较量中,对对手已经了解得非常的透了。我们等于是隔代的交往,他对晚辈的关照,是从思想上关照。” 民运理论家胡平贴出旧文《可以推论的人──写在 出版之际》,文章认为许良英是”老一代知识份子的代表性人物,并为那一代知识份子充满曲折艰辛的生命历程树立了一个人格典范”。 “零八宪章论坛”发表悼念文章,历数许良英一生为民主奋斗的经历,称他的一生”是追求科学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的一生,是为国家进步而努力奋斗的一生”。 作者:张平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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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改革共识倡议书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官僚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 等现象日趋严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步伐却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远远不能让人民满意。更 为根本的是,人民自己虽然痛恨种种社会不公,但是对于如何改革造成不公的制度却并未达成共识,以至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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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蒙冤 | 转载谁在参与屏蔽历史?

原文地址: 谁在参与屏蔽历史? 作者: 丁东 谁在参与屏蔽历史? 邢小群 我的一本口述历史新书《我们曾历经沧桑》出版了。做这本书的图书公司让我和读者开个小型座谈会。回答读者感兴趣的问题。 那天,来了十多个读者,年龄大约都在四十岁以里。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文革。当然还有延安整风、反右及其它。大体是自已的爷爷奶奶、父母都不愿意谈这些往事。对于文革,他们所知道的,除了教科书上根据《若干历史决议》上关于文革的那段话外,就是影视上出现的一些今天人们看来很滑稽的镜头。而文革究竟是什么样子,何以亿万人民那么热情高涨地涌上街头干着今天看来侵犯着人权、触犯着法律的事情。大多数人,不愿意告诉后代自己当年干了什么,因为都做过伤害别人和被别人伤害的事。是谁让他们这样去做,为什么他们会去做,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怎样?我一边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一边在想,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之所以有如此混沌的感觉,和历史的屏蔽有着多么大的关系!我的学生曾告诉我,关于文革,他们的政治课老师只让他们背诵决议中的那么一小段。但那小段毕竟也是否定了文革了呀?“右派”也是被平反了呀?几十年来,除了和领导文革一脉相承的当局,及历届按照当局意志掌管宣传的部门外,除了老师,除了家长,还有多少人在自觉地、甚至是已经习惯性地参与着这种屏蔽呢?从我这次出书被删去的内容,即可看出。这种删去的动作,实在是强弩之末之举了。   《李大同:我的蒙古岁月》一文被删内容: 1 、 1943 年,父亲参加了在山西偏关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差不多被整了一年。 邢 :整风中,他的处境如何呢? 李 :托派,马上就成了托派,从白区到延安的嘛。我父亲气死了: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怎么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时年轻气盛,差点把眼睛都气瞎了(后来用针灸治了很久)。 邢 :因为他是来自四川的吗?当时把那边的人打成了“红旗党”。 李 :就因为他是小知识分子,是城市人,就要怀疑你。延安也发过来被迫“揭发”出的材料。父亲气得半死,说我退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脱帽道歉,一风吹了。我父亲要退党的那一句气话,却进入了档案。文革时还被翻出来当作罪证。     2 、 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往延安运鸦片,用骡队往延安送。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你们为延安送来了黑金子。内蒙有种大烟的传统,就在河套地区。     3 、 邢: 中国青年报可打了不少右派。 李 :当时为了保总编辑张黎群和副总编辑陈模,要牺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实事求是。黎群说话冒了,说“党报是传声筒”,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让小平注意上了。亏了毛的大秘书、他的好朋友田家英为他说话,团中央耀邦这边又力保他,没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撤消了团中央常委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职务,发配到了大西南。陈模是小八路,团中央也想保,怎么保?他当过彭真的秘书,就想让彭真出面说一句话。结果,不向彭真汇报还好,一汇报,彭真说:“陈模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这下铁板钉钉了。   3 、 邢 : 文革初,学校斗老师时,你参与了吗? 李 :我没有参与。我们的校长高万春,跳楼自杀了,他是 14 级干部。我没有参加,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点关系。看不惯。相比之下,汇文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有传说,崇文门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一个老太太的头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红卫兵蜂拥去看。但我本人和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们也去看过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万岁”,感到很恶心。我们这类地方干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识特别强,我们当时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还能凑合,林彪、总理出身什么?父亲母亲也是例子,知识分子干部哪有几个出身好的?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不像多数老红军是为了有饭吃参加革命。我父亲去延安时,身上带着一百大洋啊!他对我爷爷说,你给我也走,你不给我也走,爷爷当然得给。我当年插队,带的是高级罗盘——军用指北针。一个罗盘 25 元钱,那时 25 元是什么概念?老太太一边买这买那,一边数落:你们这叫插队吗?我离开北京时也带了 100 “大洋”,人民币,那时也是个不小的数。   4 、 李 : 后来,团中央给北京各个区的中学派了工作组。丁东,你在哪个学校? 丁: 我们师大一附中在宣武区,工作组就是团中央派的。我们学校工作组组长叫勾德元。他好像是团中央部长级的干部。我们学校工作组有刘平平,所以他就直接和刘少奇挂上了钩。 李: 哦,勾德元,我知道这个名字。崇文区是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去的,她是团中央工作组组长。我当时是年级文革组长,所谓“靠得住”的孩子(哈哈)。这时我们是拥护工作组,配合工作组的。文革一开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组进入学校时就转换了。老红卫兵又基本上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班子。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后,老红卫兵被打下去了,到 1966 年底,这时家里也地震沦陷了,父母亲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办公室洗脚,一群造反派冲进来,把袜子往他嘴里一塞,就抬走了,再无音讯。从此我父亲竟然失踪了一个多月。 邢: 实际上弄哪儿去了? 李: 每隔两三天转移一个地方。一开始,我天天陪我母亲站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往里给总理递信,别的也顾不得管了。人在哪儿呢?一个月了,没有音讯,后来我一个人经常去中南海西门口递信。谁都递,主要给总理。我父亲是农林口文革 8 人小组成员,谭震林是组长。总理后来下个命令:必须保证农林口黄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卫戍区部队准备出动搜索了。总理下令后,很快,一天夜里 11 点多,我们家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几下,我们趴在凉台上一看,车没了,老头给送回来了,坐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被打断了,耳朵里流着血,全身衣服哪儿都是血,整个臀部青黑一片(我当时还拍照作为罪证)。放他回来前还强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我父亲就是不洗。父亲太硬,太倔,打游击出身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你不是不下跪吗?造反派就迎面踹过来,那腿还不断?! 文革开始后我听过他和梁步庭(原团中央书记,此时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后任青海、山东省委书记)在我家的一次谈话。步庭说,老黄,走资派就走资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着他(指毛)走的嘛。我父亲说:“那可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谁跟你讲原则呀?那时老头儿如果“中庸”一点,不会遭那么大罪。 邢: 当年腿就被打断过,这次又断了,太残忍了! 李 :老头是条铁汉,可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点湿,说:当年被日本鬼子弄断,这次被娃娃们弄断了。 邢 :不是怨,不是恨,是伤感。 李: 但是父亲和我专门谈了一次话,对我和我弟弟说:“你们要相信,你们的父亲绝对不是走资派,不是反革命。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时团中央机关里,书记王××的孩子已经贴出大字报,声明和他父亲彻底断绝父子关系。某书记,大院里那么多他的大字报,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够,妻子绝望之极,在图书馆上吊自杀了。还有两个书记也跳楼自杀了。我相信父亲的话。那时,我和我弟弟,护着父亲到处转移,带着大口罩、墨镜,今天到一个老朋友家,明天到一个战友家。我们家的实木门,这么厚,三道插销,愣能给踹开,闯进来。天花板撬开,地板撬开,人没有办法呆了。白天不来,经常是夜里一两点,一伙人突然来了! 邢: 冲你们家,主要是农林口的吗? 李: 农大的造反派。这种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逐渐平静下来了。   5 、 李 : 那时中苏边境有些紧张,有点要打仗的意思了。珍宝岛事件是在哪一年? 丁: 1969 年。   6 、 邢: 记得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也是很受震动。 李 :   那是不得了的!就这样,我们脑子里开始装了很多反“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但不能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抵消着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码,我们不再“纯洁”了。我见到毛泽东时,就不会掉眼泪。情感上也发生着变化。记得联动有一伙人,一次冲公安部前,跑到我们大院歇脚说:“我们现在怀疑林彪。”我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就讲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觉得林彪也可以怀疑。江青更不要说,都骂得狗血喷头。那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机,把老画报上江青过去的照片翻拍下来,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这个戏子!当时干部子弟对中央高层的神秘感很快就没有了。也受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影响,比如 1964 年春节讲话,毛泽东说很对嘛,上课看《红楼梦》也好,抄书也是学习,这个学生将来有出息。文革中,我们不参加暴力行为,参加暴力行为的主要是低年级的孩子——初中生。那时六中搞红色恐怖万岁,都是初中生。我虽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曾有一次让我押送两个“地富”回原籍,由于临时取消,也没有送成。 老红卫兵其实很早就边缘化了。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老红卫兵为此还举行过多次长安街游行。整个长安街,十几二十万人带着最原始的红袖章、红领巾浩浩荡荡。这是怀旧示威。我们也去了,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各个学校“老兵”成立合唱队,唱长征组歌。 101 中学有两个女生领唱非常优秀,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四三派”的人还去砸过场子。各区篮球高手在东单体育场举行比赛。彭真的儿子,也是篮球高手!那时学校我们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遥派,在家读书。     7 、 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后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   8 、 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 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去了以后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 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人又高头马大的。     9 、 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一帮子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知青盲流,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也有五个人,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甚至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10 、邢: 讲到第一次住蒙古包的心情,也很有意思。你们是不是怕人家钻你的被窝啊? 李 :当时传说草原上人人有性病,我们就怕染上梅毒什么的,吓得根本不敢睡觉。后来到了自己的营地,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个,女的一个。   11 、 邢:后 来你们那里挖“内人党”还搞吗? 李: 滕海清来了,整个内蒙军管了。滕海清原来是军区司令员。他继续挖“内人党”,整当地干部。我们知青是与军代表对着干的。他们以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让我们知青给他们当翻译。 军代表把老乡训得都发抖啊!我们就用蒙古话对老乡说:“你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声色俱厉,看上去也在像在训老乡,其实我们说:“站好,别怕他们,什么也别说!”军代表一看,怎么刚才还吓得腿都打弯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直起来了?就怀疑了我们。后来派别的懂蒙语的人在旁边听,才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反话。说这帮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乡那边,把我们都换了。还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羊群也给剥夺了。 我们曾经一度靠打零工活着。每天骑着马,到人家蒙古包去问:你这儿有活吗?你这儿有活吗?这么凑合活着,生活很不稳定。 邢: 这大概有多长时间? 李: 大概有半年时间。后来军代表撤了。我们才恢复原来的样子。赵紫阳到了内蒙,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政策,还到我们牧场来视察过。其中一条政策是知青可以购买自留畜。我主张买。我们每人可以买 6 到 8 只母羊,一只羊才 10 元钱,可以让它下羔。但是我们那伙人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无产者,不能有私有财产。我说,这不能算私有财产,我们放到老乡的羊群里,羊毛给他,我们只吃肉,可以省下买肉的钱。他们还不干。要是买了,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为羊是成几何数发展。   12 、 李: 但回去一调档案,就黄了,不能要了。其实他是法语老师。他通过听你说蒙语,考察你的学语言的能力。 1974 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去成。 1975 年,还有一次。这一次,招生老师说:你来起草一个给农林部(我父亲单位)的函,只要他们说不影响你升学就行,我们有 1% 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我亲自起草的这份东西,最后一句是:黄天祥的问题审查,是否应不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问题,请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这就违反政策),或者“否”。结果农林部军代表那个坏啊!他们根本不回答你的问题,回函写道:“经查,黄天祥的问题目前没有发现和其子女有关”。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那意思是说,还有可能查出我与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三次受辱,这个大学不能上了。 其实,到了 1974 年我们分场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候感到很孤独。在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对话,梁步庭曾经和我父亲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问他:“以您的政治经验,我爸爸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翻过来?”他想了半天,说:“没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时候,还和耀邦说了这件事。耀邦很生气,质问梁:“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叛徒。”说我父亲是叛徒,是当年父亲被派到土匪组织中工作,感化他们出来打日本,别和八路军作对。结果土匪组织内部哗变,把我父亲捆起来了。他们又不敢惹八路军,就把八路军代表——我父亲给放了。这样,我父亲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说:你要不叛变,怎么会放你呢?其实档案中早已经甄别清楚了。梁步庭说:“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说话就是态度”。在干校时,梁步庭与我父亲在厕所见面都不敢说话。开斗争大会时,我父亲太硬,雄辩滔滔,散会时人们说也不知道谁斗谁!他连走资派都不承认。太不知道妥协!   13 、 其实,她过来以后才知道,她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       《贺延光:从兵团到北京》一文被删内容   1 、 贺:     我曾经参与抄一个数学老师(姓张)的家,我去的时候,他家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记得他家有不少胶木的电唱片,那东西,我们家没有,就印象很深。后来,我还跟着学校一批人到天津造反,晚上没有地方住,就去澡堂子住。一进去,才发现那里已经有不少北京来的红卫兵了。当时我们带的红袖章,是没有字的,而他们的袖章已经有了“红卫兵”三个字。我们参加了砸天津的一个教堂,也弄不清是天主教堂,还基督教堂。记得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摆满了高脚酒杯。我拿起酒杯就往地上砸,那玻璃杯摔到地上的声音很好听,觉得很开心。当时砸教堂也不止我们一家红卫兵,北京、天津,哪儿的都有。红卫兵把神职人员赶出来,让他们穿上神父的衣服,低下头。又把神职人员们的宗教服装,堆起来,一座小山包似的,用火烧。外面工人们敲锣打鼓,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另外,我们在街道居民的引导下,还去抄资本家的家。有的资本家不知是因为没什么家底,还是因为有了些准备,也没抄出什么惊人的像样东西。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们终于在一个人家的箱子里,发现了几个核桃那么大的金元宝,是用烂棉花什么的包裹着的。我们把这些战利品清理造册后,上交了。那时,红卫兵多数是以革命行动自居,抄是抄,都上交。但不久,就听到有红卫兵贪污查抄物品的事了。      回到北京,已经有打死人的情况发生。比如,崇文区栏杆市街道打死了一个妇女。打死人的是女 15 中的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打死人的事。后来,还听说大兴县有满门抄斩的事,地富家庭,男女老幼,一个不留。      我们学校打人的事也升级了。开始是给所谓的黑帮们——校长、书记剔光头,让他们低头在操场游街示众,唱黑帮歌,唱什么:“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 ”。后来,我亲眼看到一起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别的学校红卫兵参与打死人的事,是在校外。等我听说了这事,赶到那儿时,那个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的儿子我认识, 30 多岁,是我们附近安乐林文化站的站长。那个文化站很小,我和几个同学以前放学常去那儿打乒乓球,一次收几毛钱。那个站长很少说话,脸上也很少有笑容,总是端个脸盆什么的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此时,被打的是他母亲。罪名据说是这个地主婆给红卫兵下了毒,说她招待红卫兵的茶水,放了汞啊什么的。我记得当时她儿子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敢说,等于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皮带、乱棍一点点打死。这件事让我心惊肉跳,印象太深了。回家告诉了我的父亲,这时他还没有靠边站。他还是那句话,打人的事绝对不能参与!现在是运动高潮,运动一定是会过去的,打人一定是要尝命的。又对我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 当时,文化革命还在搞。我们去了不久,晚上 8 点钟还要听有线广播,听场部——也是团部,如何斗争原来的党委书记李再仁。有线广播,是听现场,我们可以听到造反派用皮带抽打他的响声,还有别人疼得叫唤的声音。但怎么打他、斗他,喇叭里传过来的,就是一句话,山东口音——“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你是不是反革命?你是不是反党分子?”他就这么一句:“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我作为十五里以外的一个听众,觉得这老头挺棒!虽然,我也反对走资派,特务。但两年来的文革,也知道所谓的“走资派”——到我家避难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好人啊!我父亲不是依然把他们当战友吗?所以,这时斗争所谓的“走资派”,我已经不把他们全当成“走资派”看了。那时我们知青还没有参与到当地的阶级斗争中去。后来,在我们的生产队也开始斗争人了。变成兵团以后,生产队里有两个军代表,穿着军装,他们来这里,就是搞阶级斗争的,领着我们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夺权。夺原生产队支部书记的权。支部书记叫梁可学,是五八年转业的军人。但那时,只是开批判会,没有武斗。我其实挺敬重他的。但我们知青与军代表是一派,与他不算一派。   3 、 我担任排长,指导员叫邓灿,湖南人,是 60 年代的转业军人,很有文化。他曾经给农垦总局局长、后来是黑龙江省的副省长当秘书。副省长打倒了,他就下放到我们这里。   我后来被借调到兵团司令部的直属工作处,我的工作是在档案室,地点在带岭地区的山林里,那里保存着营以上干部档案,他们都是现役军人。我在那里的多半年中,上面调过两个人的档案——一个是 16 团团长的,一个是参谋长的,后来他们都被枪毙了。据说,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都拍了桌子——枪毙!为什么?就是强奸女知青。         邢: 你能看档案吗?         贺: 我哪儿能看。这事没有公开,但兵团人人皆知,枪毙是开了大会公审的。据我知道,建设兵团营以上干部,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受处分的有 300 多人。上至老红军,下至现役军人干部。         邢: 受到处分的人欺侮女知青恐怕不只一次。          贺: 要是一两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调动了工作完事。一般都是弄出了事,又有人告发。没人告,也拉倒了。那时候,知识青年那么思家,都在考虑提干、入党、上学、回家,改变自己命运。这慢慢形成了一种利益问题,使权力在兵团突显出来。所以,有一批干部凭借权力为所欲为。那次枪毙团长和参谋长是公审大会啊!是要杀一警百了。尽管那时的媒体不报道,但对社会的震动、对知青的震动,对家长的震动,非常大!     4 、 贺: “批邓”虽然还是以毛的名义,以中央的名义去推动的,但是,毛泽东和中央的权威在这时已和过去大不一样了。那时,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非常愤恨江青。王洪文,我们不把他当一碟菜,他不就是个工人嘛。我私下说,如果这时主席把江青揪出来,他的威望只能高不会低。而且,在我认识的老同志当中,提起江青,那真是千夫所指!那时经常追查谣言。所谓有谣言,都是讽刺王、张、江、姚的。现在不是还有流言吗?我的经验是所谓流言,一定得是有共鸣才会流传。如是没有共鸣,谣言也是传不开的。     《灰娃:美丽与传奇》一文被删内容 1 、 “你他妈的才是特务!”   灰娃: 整风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整风时,我记得,青委先是发了些文件,让大家学习。我也不知道那是整风文件,就知道是有字的东西。然后就提出:什么是主观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上级做报告说,要整顿“三风”。就是指: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人家说什么,我们只有听,不懂。 整着整着,就搞起了抢救运动。先是搭了个台子,开大会,有很多单位参加。领导讲话说:国民党大兵压境,有人要里应外合。国民党进攻边区,后来我从爷台山战役体会到了。当时我们到河里给伤兵洗染血的衣服。回到单位后,感到了一种严肃的气氛,听到人们都在议论特务问题。我很不懂。记得来延安时,看到一些大标语,落款是 XX 特务营、特务连宣。这时,又听说有复兴社会、 CC 团、日本人的什么组织 ….. 军统、中统的特务很多。我原来并不明白什么统什么统的,后来才知道是指这两方面的国民党特务。我们单位也有了“特务”。这时,已经把我的音乐老师、戏剧老师当特务抓走了。我的戏剧老师叫胡沙,新中国成立后是北京平剧院的负责人,后来写了《金沙江畔》一些作品。当时我很害怕。谁承认是特务,就要追究你的上线是谁,你的横的关系是谁?下线是谁?都得说出名子来。那“特务”被追问得无奈,就指着周围的人乱说。说到谁,还不敢言语,不敢说“我不是”。如果说了“我不是”,群起而攻之,就被千夫所指了。那是多可怕呀!被人说成什么,就得承认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都是瞎编的。康生毛主席他们太欺负人了。他们常常用这个办法——说:“你的事情党是非常清楚的。党不给你指出来,是因为党要给你机会。让你自新。”意思就是让你坦白自新,看你对党忠诚不忠诚?有人说,我忠诚,但我不是特务啊!“不是?你信不信?你的资料党都掌握。”党都有了材料,还不承认啊?只好胡编胡说。说了也不安,因为“他”不知道说得对得上对不上党的那个口。如果你说横的关系是李四,党掌握的是王麻子怎么办?坦白承认了,还是心惊肉跳。人们都很痛苦:心想:最信任的就是党,党说的关于我的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可怕!有的人胆子小,就小声音坦白;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进步,就站起来指着和他“有联系的人”大声说: XXX ,不是你和我说什么什么了吗?不是你让我怎么怎么做了吗?你还点了烟来和我对火,是你来和我接上关系的。 也有不承认的,像张仃、陈其通、陈戈都不承认。整风时文抗解散了。把文抗的人都分散开了,如果让他们在一起整风,会整成什么样子?张仃原来就与青年剧院有关系,被分到了我们青年剧院。后来,把不承认的、或承认了又翻供了的人都关在了一起。 也有人咬张仃是特务,张仃就指着咬他的人说:“你他妈的才是特务!”见张仃死不承认,专案组的人很恼火,想了很多办法。他们把他关到山顶上的一个窑洞,严加看守。张仃后来才知道,他所以能解脱,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信起了很大作用。 有一次,不知道谁拉了肚子,有人说,我也拉肚子了。于是又查起是不是特务下的药。后来,我们的炊事班班长、那个长征老头,也成了“特务”。把他关起来后,我总是隔着窗子远远地看看他。心里特别可怜他,他那么老了,不识字,老给我一块南瓜吃。他看我的时候也很无奈。把他关了很久。 我们青年剧院 90% 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 上厕所必须三个人一块去。有一次,我憋不得不行,一开完了会,马上往厕所跑。负责人看见,叫住我,我说:“上厕所!”他说:不行!马上派了两个人跟上了我。特别烦! 到了后期,康生派到我们青年剧院一个人。我亲眼看他打过人。第一次打的是一个姓高的同志;第二次打的人,总爱唱高尔基写的一首旧俄时代的歌:“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我虽然不自由, ……. ”仅仅是唱歌,为什么打他?因为他总唱监狱永远是黑暗。他就是奸细!因为他告诉我们,这里的监狱永远是黑暗。有一天,那个打人的人把我叫去。站在窑洞门口我不敢往里走。他见了我说:“小孩子,你把问题说清楚。”一口山东口音。我说:“我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你没有开会?”我说:“开了。”那你不知道什么是特务?我说:“不就是对烟、点烟、对火就接上特务关系了吗?”他说:“对啊!社会上人人都可能是特务。有没有人找你接关系啊?”我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在操场玩双杠时,有人拍拍我的头说:“小公主,你怎么自己出来了?你的保姆呢?你的琴师呢?”他是指我演的话剧《公主旅行》。我说:“他的手拍了我的头,就是接上了关系了吧?”他说:“你认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他就挥挥手说:“去吧,去吧!”我赶紧就跑。后来到了北京,我和张先生说起这段事,他说:“你这个特务当的是又可笑,又丢脸。”现在想起来是太恐怖了! 文革后,我记得有个领导人说,建国以后,我们没有接受延安整风的教训。什么没有接受延安整风的教训?他们是很好地接受了延安整风时整治知识分子的经验。他们明明知道你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热血青年,还要用残忍的手段打击迫害好同志,说你是反革命;知道你不会到那边阵营中当叛徒,知道你不会背叛自己的理想和主义,就是要迫害你,让你害怕,从此对他们服服帖帖。以后,他们说什么,你就像奴才似的听着吧。我曾和年青人说,如果让我们当奴隶,那是我们的命运;如果让我们当奴才,那我们是做不到的。可新中国以后,就是让你当奴才。明知不对,也得这样做;明知对的,不敢说,也不敢做。否则就给你扣上帽子。   我们做口述历史工作的人,就是在千方百计地挖掘着历史的细节和它的本来面貌,让它成为历史大叙述的印证;成为历史空白的补充。让每个历史亲历者的真实感受和个体的认知与复杂的社会历史层面构成一个具体的、生态性的活的历史。以史为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我也能够理解出版方的小心,谨慎,怕被当局砸了饭碗。但除了饭碗,我们出版方对年青人、对下一代是不是也应该有着良心和责任呢?我很痛心,希望不要在主动参对历史的屏蔽了。   2012 年 12 月 20 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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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丁东:一个大学校长遭遇的车厢事件

   1981年夏天,48岁的刘道玉担任了武汉大学校长。他敢为天下先,推行了一系改革,深受师生欢迎,珞珈山成了全国青年学子向往的圣地。1988年夏天,刘道玉突然被免职,其背后原因,成了一个谜团。可以推测,一个重点大学的校长,在年龄不到线的情况下突然去职,原因不在省里,就在部里。   刘道玉和当地领导确实发生过不愉快。1986年10月9日,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官贵民贱》的文章,谈到一件奇事:“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   在海外,名牌大学校长比行政官员受到社会更高的尊敬。大陆校长竟然遭遇这等尴尬,自然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十分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   当时省里给刘道玉传话,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希望刘道玉出面申明:香港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刘道玉认为,虽然那则消息与事实有出入,但“车厢事件”的确存在。他不愿意作假证。省里的领导人又说,这件事是刘道玉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于是,派调查组到武汉大学,找了与刘道玉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又到财务处查他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才向刘道玉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省里后来怎样向中央报告,人们不得而知。关于这起事件的发生经过,刘道玉是这样回忆的:   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拢?嵋驳冒幔?话嵋驳冒幔?凑??遣荒苡谜饬礁銎涛唬?rdquo;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这件事本身,谁是谁非,一清二楚。且不说,买了火车票就形成了契约关系。以年龄而论,刘道玉与省长同龄,梁教授是长者,省长随行人员比他们年轻,就是讲中国传统伦理,也不该做出这种滥用权力的举动。我想,强行更换卧铺未必是省长本人的决定,更多的可能是随行人员的主意。他们身居一省权力中枢,习惯于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有考虑到伤害的对象是什么人,有多高的社会声望。如果放在今天,不论是省长还是校长,选择一个飞机头等舱位都是寻常之事,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但当时中国交通条件差得很多,火车软席卧铺是非常紧俏的交通资源。不是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或教授级的专业人员,即使有钱也坐不进去。有资格乘坐软席卧铺的少数人里,还是有等级的差别。这件事表明了这种差别背后的官本位。如果党政高级官员注意自律,本可不发生这样的摩擦。但摩擦还是发生了,并且不愿意自省,竟然成为一个优秀大学校长去职的导火线。   本来,刘道玉有出任省部级高官的机会,出于对教育的热爱,他谢绝了中央有关机构的提名,一心只想当好大学校长。正是因为这份对教育的热爱,使他在校长的岗位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同时因为校长的去留不取决于治校是成功,不取决于师生是否欢迎,而是取决于权力机构的好恶,他以54岁的盛年中断了校长人生。   近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日益充盈,但真正在国内外有口皆碑的大学校长却很少出现。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大学校长,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竺可桢、司徒雷登,还是刘道玉、罗征启、江平这些人。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很好的愿望,能不能实现,还要看能不能营造一个让真正的教育家充分施展教育理想的环境。如果体制不能保证大学校长的人格独立和尊严,在党政官员面前总是矮三分,一流大学是建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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