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庆祝建国62周年 胡锦涛献花 温家宝讲话

庆祝建国62周年 胡锦涛献花 温家宝讲话 作者: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1-10-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2 4:30:25 阅读量:13次     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要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扩大的现象,走共同富裕之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坚决反对腐败,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营造有道德、讲诚信、守秩序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二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2011年9月30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同志们:   在这秋风送爽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二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关心、支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稳物价、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物价较快上涨势头得到控制,城镇就业进一步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回首过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对祖国的前途满怀信心。我们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要大力推动科学发展。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使发展的成果造福当代、惠及子孙。   ——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加强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幸福、安全,更有尊严。   ——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要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扩大的现象,走共同富裕之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坚决反对腐败,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营造有道德、讲诚信、守秩序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福祉。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发展更加科学、民生更加改善、社会更加公正,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来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深化内地与港澳的经贸合作,更好地发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与广大港澳同胞一道,共同维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要坚持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各项方针政策,认真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同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   我们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来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我们的国家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我们的未来前程似锦、充满希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大业而不懈奋斗!   现在,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二周年,   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   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为来宾们、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庆祝建国62周年 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纪念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来到天安门广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10时整,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在军乐队伴奏下,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首都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等分别敬献的9个大花篮一字排开,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每个花篮红色缎带上都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   伴着军乐队奏起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9个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肃立凝视。胡锦涛神情庄重地走上前去,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缎带。随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参加仪式的首都各界代表排着整齐的队列,依次登上纪念碑基座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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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人民日报社论: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人民日报社论: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日期:2011-9-3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 2:22:27 阅读量:10次     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探寻奋斗的足迹就会发现,一百年来,在这个历经磨难的东方古国,争取独立解放、国强民富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始终不变的社会理想,推动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是百年历史最为激昂的雄浑乐章。   (全文)当阳光越过东方的地平线,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六十二个国庆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理由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都满怀期待瞻望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突破5000亿公斤……在共和国62华诞到来之际,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一幅斑斓多彩的现代化图景展现在神州大地。中国发展的态势、复兴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201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间坐标的交汇,历史现实的对比,使我们更能把握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更能明辨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更能看清迈向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探寻奋斗的足迹就会发现,一百年来,在这个历经磨难的东方古国,争取独立解放、国强民富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始终不变的社会理想,推动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是百年历史最为激昂的雄浑乐章。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更把自身锻造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一个千年文明古国、13亿人口大国开创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超过了4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教育、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这些历史性巨变,源于建党90年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篇章。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在人类发展史上都十分罕见。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以百年奋斗走过西方现代化几百年历程,此时此刻,我们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越来越近,我们面临难得机遇和巨大挑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仍然复杂。面向未来,激荡百年的现代化理想仍在路上,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要坚定改革创新的信心勇气,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部铺陈百年、至今仍在书写的壮丽史诗,是一部激荡世纪、至今依然萦绕在所有中华儿女心头的复兴交响曲。让我们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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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从国庆社论看国家巨变

2009年国庆社论: 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2010年国庆社论: 书写伟大祖国的光荣 2011年国庆社论: 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第一个10年:“人民”和“国家”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在第二版,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篇开山之作的第一段话是:“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社论中,“民主”是使用频率仅次于“人民”的实词。社论说,新中国实行的民主“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最真正的人民民主,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所绝对不可比拟的”。   1950年和1951年   1950年和1951年人民日报没有国庆社论,版面上倒是有一些政要和知名人士写的赞颂新中国的文章。比如,宋庆龄的《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1951年)等。   1952年   1952年,题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向着和平建设的大道前进》的社论中,形容词较多。比如,敌人“胆战心惊”,朋友“兴高采烈”等。   在这篇社论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明显增多。1949年只在“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出现,但1952年出现了7次。   1953年   1953年,《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的社论中,首次出现了“毛主席”。社论在列举了基层普选、与苏联结盟和抗美援朝等成绩后说,“(此时)在我们的心中是怎样充满着对于旧时代的痛恨,对于新时代的感激和热爱啊!”   1954年   1954年的社论《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五年》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颂扬过去5年的成绩,二是强调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   这篇社论强调,中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但是帝国主义世界里的各国统治阶级却为着自己的私利,在各国人民中间设置各种障碍,制造各种不和。这些障碍和不和的种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间是不再存在了”。   社论中,“帝国主义”迅速升为高频词汇,从上一年的两次增加到13次。   1955年   1955年,《第六届国庆节和我们的任务》除颂扬所取得的成绩外,还首次提出“必须继续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不断地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也是“思想教育”第一次出现在国庆社论中。   1956年   1956年的社论《努力建设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主要是论述国际局势,因此,“世界和平”与“战争”等成为高频词汇。社论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正陷于混乱的境地”。   1957年   1957年,《欢呼国庆八周年》的社论在为取得的经济成绩欢呼后强调,“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却还需要进行严重的努力”。社论中首次出现了“右派”,与此同时,“群众”、“斗争”、“革命”等成为高频词汇。   1958年   1958年的社论中出现了很多以“大”开头的新词汇:“大跃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也是新词汇。   题为《全民的节日,全民的胜利!》的社论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向前大跃进。”这一年社会主义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的”。   事实上,有些词汇只出现在这10年中,而在此后的50年再未提及,包括:不可侵犯、不可限量、主人翁、保卫和平、台湾海峡、忍无可忍等。   此外,还有一些词汇在后面的5个10年中均出现过,而惟独没有出现在这第一个10年中,包括:勤俭建国、各级党委、实事求是、欣欣向荣等。   第二个10年:“革命”和“斗争”   1959年   1959年,《为第二个十年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的国庆社论中,“毛泽东”被称为“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舵手”。   社论说,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已经被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代替了。”与此同时,“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高潮方兴未艾。”社论强调,“国内外形势对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非常有利的……东风正在进一步压倒西风。”   1960年   1960年《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的社论说,今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但与此同时,“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生命力,已经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社论有超过一半的篇幅在论述国际形势和两大阵营的斗争。“在过去一年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巩固和更加强大了。”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情况正在继续恶化。”总之,“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   1961年   1961年,《高举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争取新的胜利!》的社论说,十二年来,特别是过去的三年中,“我国人民意气风发,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实现了大跃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也在经济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   社论强调,“我们的困难主要是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所引起的。”   1962年   1962年,《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的社论中,“困难”一词出现的次数又有了增加;而“斗争”一词则比“困难”更多,但“斗争”的主要是“国内外的敌人”。   社论强调,“国内的残余的反动势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想利用我们的经济困难,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1963年   1963年,题为《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社论说,“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妄想把中国孤立起来,把我们压垮。但是,伟大的、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在反华大合唱的乌烟瘴气里,巍然屹立。我们河里的鱼照样游,我们山上的草照样长,我们林园中的鸟儿照样歌唱。”   1964年   1964年,国庆社论的标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不仅标题是历年最长的,同时全文也是60年中最长的,超过7300字。   社论说,“十五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首次出现在国庆社论中。社论还强调“必须坚持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老根,防止修正主义的侵蚀。”   社论中,“革命”出现了近百次,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并且遥遥领先。“社会主义”一词也达到了68次。   1965年   1965年,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社论强调,“科学技术部门,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国原子弹两次爆炸成功就是重要的标志。”   社论同时说“我们遇到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困难”,但这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行为”不无关系。   “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把革命进行到底。”   “无数事例表明,目前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1966年   1966年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的第一句话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往多是:“今天,我国人民怀着无比欢欣的心情”等。但1966年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七周年了。”   头版也发生重大变化。此前连续7年,在人民日报国庆节头版一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的标准像并排;但1966年国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只剩毛泽东像和一条标语(见下图)。人民日报的刊头则被置于毛泽东像之下,而类似的国庆头版持续了4年。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文化革命的大风暴,正在席卷全国,震动着整个世界。”   1967年   1967年,社论的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从这一年起,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变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两报一刊”)的联合社论,长达十余年。   社论说,“在建国以来的光辉历史中,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社论中,“无产阶级”和“革命”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实词。   1968年   1968年,“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伟大祖国带来的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我们能够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啊!”社论写道:“让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们,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唯独出现于这10年国庆社论中的词汇有:不可思议、不可想像、举世无双、仇视、兴风作浪、分清敌我、势不两立、卑鄙、客观规律、崇高理想、政治斗争、汹涌澎湃等。   此外,在其他5个时期均出现,唯独没有出现在这10年中的词汇有:决心、拥护、真理、责任等。   第三个10年:“毛主席”和“革命”   1969年   1969年,“两报一刊”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强调,“当前,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国外的困境,正在加紧互相勾结,妄图策划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甚至放出种种空气,对我国进行核讹诈。”但“你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大加速自己的灭亡,决无第二条出路。”   社论中,“无产阶级”仍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而“专政”上升成为第二多的实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由1968年仅出现1次迅速增加到13次。   1970年   1970年,“两报一刊”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强调,“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把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社论中,“革命”又重新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实词,“专政”则大幅下跌。   这一天,林彪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1971年   1971年,没有国庆社论。   1972年   1972年,周恩来要求《人民日报》当年的国庆社论重点讲国际形势和斗争任务。社论起草后的9月23日,周恩来亲自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最后报毛泽东审阅通过。   这篇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首先谈到国际形势,接着论述中国外交,包括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社论说,“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这些伟大成就,使那种梦想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也使那种仍然妄图包围中国的反革命计划正在瓦解。”   社论中,“苏修”成为新的高频词汇,超过“帝国主义”。   1973年   1973年,题目是《认真学习继续前进》,其内容主要与中共十大有关。“我们要学习十大对时代和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胜利……看到当前国际形势特点是天下大乱。”   社论中,“路线”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   1974年   1974年的题目是《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社论说,“毛主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走过的道路,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社论提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并强调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社论说,“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1975年   1975年没有国庆社论。   1976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这一年国庆社论的题目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继承毛主席遗志》。   社论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战胜了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1977年   1977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社论说,“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粉碎了‘四人帮’,紧接着又提出和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局面。”   社论首次承认,“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社论仍然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大好。苏美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社论中,“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等词汇出现的次数迅速增多。   1978年   1978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社论说,“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四人帮’在各方面造成的百孔千疮的严重局面已有根本改变。”   社论要求,“坚决落实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农村经济政策、按劳分配政策在内的党的各项政策。要尽快地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   唯独出现在这10年国庆社论中的词汇有:保卫祖国、又红又专、提高觉悟、改造社会、武装斗争、谴责、谬论、错误思想等。   此外,在其他5个时期均出现,唯独这10年没有提及的词汇有:半殖民地、幸福、爱国主义、理想等。   第四个10年“建设”和“改革”   1979年和1980年   1979年和1980年,人民日报无国庆社论。   1981年   1981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是《迈着更稳健更强劲的步伐前进》。社论说,“现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已经有了令人信服的结论,32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有了实事求是的总结,长时间束缚着我们的左倾错误已经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摆脱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逐步确立了。”   社论中,“祖国统一”取代了以前几十年的“解放台湾”。   1982年   1982年,题为《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的社论说,“放眼中华大地,今天的祖国,一派生机,同十年内乱时期大不相同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那一阶段也大不相同了。”   社论称中国进入了“中兴时期”。   社论要求,“在大力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在这篇1400余字、1949年以来30多年间篇幅最短的社论中,“建设”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成为仅次于“社会主义”的实词。   1983年   1983年,《扎扎实实 奋发向前》的国庆社论中,出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表述。   社论说,“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文选》出版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了一次新的学习理论的热潮。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文选’,对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实现十二大确定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自觉,更加增强了信心。”   1984年   1984年,题为《大鼓劲 大团结 大繁荣》的社论以“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当时的中国,同时借龚自珍的诗句“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称赞过去35年的成就。   社论强调,“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   社论说:“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展望2000年,我们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社论中,“历史”、“现代化”成为高频词汇,“中国特色”也开始出现。   1985年   1985年,题为《中国的优势》的社论说,“鸦片战争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先辈们为了振兴中华,上下求索,可是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中国有那么多优势,却没有一种优势能够救中国……直到有了共产党,中国的历史才一改旧观。”共产党“是中国的真正优势”。   与此同时,社论引述邓小平的话说,“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   在这篇约2500字的社论中,“中国”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紧随其后的是“我们”、“建设”和“马克思主义”;而“优势”一词出现了15次。   社论中,“物质文明”出现3次,但“精神文明”却高达11次,而“理想”一词也多次出现。   1986年   1986年没有国庆社论。   1987年   1987年,题为《让伟大祖国更加生气勃勃》的社论说,“中国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社论强调,“建国以来我们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左’是主要危险,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特别注意防‘左’、反‘左’。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不能再搞。”同时,“越是改革,越要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篇不足1500字的社论中,“改革”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共出现18次,此外,社论还提到“政治体制改革”。   1988年   1988年,题为《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的社论说,“赋予共和国以无穷生机和活力的改革事业,给我们带来了十年的大发展、大前进。”但“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难免要出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所要解决但一时还难以根本解决的。”   社论强调,“要如实地、生动地、恰如其分地向群众讲够改革十年的巨大成绩”,而且要使人民群众“树立对改革的信心”。   社论警告说,“发生在某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受贿、勒索、倒买倒卖紧俏物资,以及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等现象,深为群众所痛恨。如不及时解决,势必成为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重大破坏因素。”   在这篇2000余字的社论中,“改革”一词不仅稳居实词榜首,而且次数增加到29次(“深化改革”等被作为单独词汇另计);“群众”一词则出现了20次(“人民群众”被作为单独词汇另计)。   唯独在这10年出现过的词汇有:取信于民、唯物主义、喜气洋洋、客观条件、形势教育、新旧体制、水深火热、深入实际、通货膨胀、端正党风、刑事犯罪、经济效益等。   此外,在其他5个时期均出现过,唯独没有出现在这10年的词汇有:旗帜、和平共处、繁荣昌盛、辉煌、高举等。   第五个10年“发展”和“开放”   1989年   1989年,《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的社论频繁提及40年的成就,并以“扬眉吐气”等形容。   社论说,40年巨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社论一再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并且号召要弘扬以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社论同时说“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来谈爱国主义,就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在这篇近3000字的社论中,“社会主义”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并且遥遥领先。   1990年   从1990年起,连续9年,国庆社论的篇幅均在2000字以内,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字数最少的时期。   1990年题为《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的社论强调,“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们”“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社论要求,“继续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鼓舞、团结、激励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而“稳定”则成为高频词汇。   1991年   1991年,在《实干兴邦》的社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是“社会主义”。   当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重大损失”。   1992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当年《看神州大地充满生机》的国庆社论中,“开放”和“改革”迅速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实词。   社论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正蔚成风气。”   社论强调,“我们要牢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993年   1993年,《走向更光辉的未来》的社论中,“市场经济”成为热门词汇,并且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要把市场经济的枝芽嫁接到社会主义的砧木上,培育出一种全新的大树,结出更丰硕更甜美的经济之果、社会之果。”   与此同时,社论还强调“创业精神”。   1994年   1994年,“建设”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明显增加。   社论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这篇《为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而奋斗》社论的最后一段提到“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是多年以来时任总书记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社论结尾部分。   1995年   1995年,“建设”出现的次数约为“社会主义”的一半。   题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的社论谈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同时也提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社论强调,“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自强的伟大旗帜。”   1996年   1996年,“建设”又一次高居实词榜首。   与此同时,社论也再次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题为《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的社论中,“精神”一词成为排名第三的实词;与此同时,还多次出现了“国魂”;社论说,一个国家有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有了国魂。   1997年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   这一年题为《满怀信心开拓前进》的社论说,“放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伟大祖国充满生机与活力”。   社论中有关“十五大”的内容占较大篇幅。也因此,“党”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   1998年   1998年,题为《发扬抗洪精神促进各项工作》的社论中,“抗洪精神”成为仅次于“我们”的实词,紧随其后的是“要”、“伟大”和“发展”等。   唯独出现在这10年国庆社论中的词汇包括:腐败、多党制、动荡、制裁、风风雨雨、自信心、乡镇企业、企业改革、创业、国泰民安、妇女等。   在其余5个时期都出现,而唯独在这10年的社论中没有提及的词汇则是:官僚主义、财富、错误等。   第六个10年:“以人为本”和“和谐”   1999年   1999年,题为《祖国万岁》的社论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这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对中国的前程充满信心。”   社论说,“人民群众从国家巨变和亲身经历中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毫无私利、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党。”   社论的结尾在时隔近30年后,又出现了“万岁”,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   2000年   2000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社论强调,“实践证明,把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我们就能驾驭现代化建设复杂局面,推进各项事业不断前进。”   社论中,“我们”、“发展”、“建设”、“改革”和“现代化”是出现次数最多的5个实词。   2000年2月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也成为这一年国庆社论的新词汇。   2001年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年《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社论说,“中国在变化在进步,综合国力在增强,国际地位在提高,这是每个人都感受到的现实。”   与此同时,社论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时“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以及“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   社论中,“发展”、“建设”和“经济”成为高频词汇。   2002年   2002年,“建设”成为出现最高的实词,“伟大”、“党”和“社会主义”等紧随其后。题为《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美好》的社论说,“伟大祖国取得的辉煌业绩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恢宏壮丽、前程远大的事业。”   社论中也出现了“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等词汇。   2003年   2003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非典疫情,胡锦涛在4月中旬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的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被认为是科学发展观一词的首次出现。   于是,在当年题为《满怀信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庆社论中出现了以下内容:“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论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非典疫情、旱涝灾害等,全国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社论强调,“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社论中,“全面”和“建设”并列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发展”和“小康社会”等紧随其后。   2004年   2004年,题为《祝福你,伟大的祖国》的社论又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社论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时“集中力量解决好关系经济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社论指出,“要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中。   与此同时,“发展”则成为社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事实上,“科学发展观”一词也自此成为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必用词汇。   社论还强调,“55年的辉煌业绩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制度好,改革开放政策好。”   2005年   2005年,“发展”不仅继续名列实词榜首,而且出现的次数又有了明显增加。社论中出现了“政治建设”。   题为《光辉的事业崇高的事业》的社论强调,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活力,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国家振兴之路、民族强盛之路。”与此同时,“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繁重,前进路上的考验很多。”   社论中,“经济”一词出现的次数大幅增加。   2006年   2006年,“建设”追上了“发展”,两词并列第一。题为《书写伟大祖国更加壮丽的篇章》的社论强调,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社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社论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社论说,“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同时要“努力化解不和谐因素,创造全社会更加和谐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良好气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也成为社论强调的内容。   2007年   2007年,在题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社论中,“社会主义”一词在时隔十几年后,重新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在1300余字的社论中,“社会主义”出现了18次;紧随其后的是“建设”和“发展”;位居第四的是“中国特色”,共出现10次,排序和出现次数均为历史最高;“党”则出现8次,位居第五。   2008年   2008年,题为《祖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社论说,2008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社论提到了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等。   社论强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社论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   在这篇历史上篇幅最短,仅1200余字的社论中,出现次数最多的3个实词为“中国人民”、“伟大”、“中国”。   唯独出现在这10年社论中的词汇主要有:发达国家、台独、国际化、大变革、弄虚作假、生态环境、艰苦创业、走向世界、顺应潮流等。   而过去5个时期均提及,最近10年却再未出现的词汇有:专政、企图、生气勃勃、繁荣、资产阶级等。 2009年国庆社论: 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2010年国庆社论: 书写伟大祖国的光荣 2011年国庆社论: 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责任编辑:宁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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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 | 袁刚:改革阻力来自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是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连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也表达过这种意见。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   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 “ 社 ” 姓 “ 资 ”“ 不争论 ” , 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 “ 真理标准讨论 ” 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 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 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 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 “ 东风压倒西风 ” 。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 “ 东风不与周郎便 ” ,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 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 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 “ 假、大、空 ” 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 “ 走俄国人的路 ” ,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 “ 是没有出路的 ”!!!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 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 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 “ 大彻大悟 ” 。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 ! 渡尽劫 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 GTP 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 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 “ 资本主义复辟 ” 。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 “ 杀开一条血路来 ” 。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 “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 ” 。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 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 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 WTO ,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 “ 还政于民 ” 。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 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 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 “ 十三大 ” 曾作出 “ 党政分开 ” 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 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 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 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 ! 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 黑白,硬说其具有 “ 先进性 ” , “ 规律性 ” ,且 “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 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 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 “ 偷听敌台 ” 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 “ 竹幕 ” 。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 “ 训政 ” 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 于是又有了 “ 唱红歌 ” 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 “ 禁区 ” 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 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 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 52% 以 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 “ 三公消费 ” 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 “ 维稳 ” 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 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 2009 年度全国 “ 维稳 ” 经费达 5140 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 4806.86 亿元。世界多数 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 “ 先进性 ” 。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 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 “ 三垄断 ” 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 “ 主体思想 ” ,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   那么出路何在呢 ? 就在改革开放 ! 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 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 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 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 “ 把马 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 !” 那一声 “ 炮响 ” 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 “ 维稳 ” 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 ! 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 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 “ 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 ” ,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 “ 还政于民 ” ,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 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 期有如清末 “ 预备立宪 ” ,国民党的 “ 训政 ” ,最后要 “ 普选 ” ,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 “ 三垄断 ” 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 “ 威权政体 ” ,确切说应是 “ 开明专制 ” 。 开明专制的 “ 开明 ” 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 “ 宗教裁判 ” 和文革时的 “ 全面专政 ” ,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 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 “ 邓小平理论 ” ,提出 “ 三个代表 ” ,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 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 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 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 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 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 ? 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 “ 预备立宪 ” 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 “ 普选 ” 后的政体又如 何 ? 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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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正:社会诚信缺失首责在政府

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   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那么,当前中国诚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键是政府诚信   《瞭望》: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你觉得对吗?   周孝正: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或是说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就以政务诚信为例,比如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   《瞭望》:社会诚信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方面,其中哪个起到主导作用?   周孝正: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具体而言,又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瞭望》:请你分析一下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才能政令畅通,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诚信意识淡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等,招商引资的时候承诺得很好,又是开发项目奖励,又是政策性奖励,但这些承诺经常不能如约兑现,或根本不兑现。   当前,各级政府如何更好地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去执法很重要。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可是,在每个地方政府尽力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让地方政府将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泽社会。    加大社会成本   《瞭望》: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周孝正: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之一,诚信缺失加大了社会运转成本,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沦丧,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严重污染社会环境,进而迫使一些诚实守信者改变初衷、失贞、丢节,乃至同流合污,等等。   《瞭望》:近年来,企业失信相当普遍,而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国家埋单,企业负责人很少担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周孝正: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问题。   以央企海外投资为例:近年来,央企海外投资渐成风潮,因为风险控制不到位,或者是责任心的缺位,一些项目产生了亏损。这些投资很多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在过去,亏损几乎都是由国家埋单,由于缺少刚性的问责制度,央企领导人很少为此承担责任,往往不了了之,或者是一走了之。由此互为因果、循环往复,风控制度往往形同虚设。   《瞭望》:近年来中国学校、家庭对孩子个人诚信的教育有什么失误?   周孝正:教育诚信在塑造诚信中具有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教育是培养亿万青少年的巨大社会基础工程。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不但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而且学校本身诚信缺失的问题就由来已久。比如,高考移民事件、教育官员腐败、违规收费、顶考事件、考试作弊、择校过程中的金钱交易   在教育过程中,有不少诚信丧失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些人脑海里多了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比如,屡禁不止的补课行为,某些中小学校长吃校服回扣行为,一些学校不顾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赶走成绩落后学生的行为,教师拿教辅回扣行为   如果教育者的身上丧失了诚信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内涵,丧失了用制度维护现代社会平等、公正的基本理念,将给教育本身带来巨大伤害。    寻找诚信遗产   《瞭望》:其实,中国自古不缺诚信,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   周孝正: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一个民族不讲“诚信”是站不住脚的。   在《论语·颜回》中就有一段说明孔子对“信”特别重视的话: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三者而已。”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难免一死,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生存。”   我认为,孔子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已说到了极致。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讲“诚信”的民族,自古以来有所谓“五常”,把“信”与“仁”、“义”、“礼”、“智”平列,称作做人的五种常道或常规。可见古人把“诚信”看得非常重要。   《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   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在目前中国,舆论监督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务诚信的缺失,也对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产生不良影响。   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    重建诚信中国   《瞭望》: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哪几方面重建?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周孝正: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建。   在政务诚信方面,一方面,要加大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在商务诚信方面,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   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瞭望》:在诚信方面,政务诚信必然起主导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终有效解决政务诚信问题?   周孝正: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自2010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至今,作为主管党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谈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到位,有着鲜明的指向和现实针对性。   “权为民所赋”,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权为民所用”要解决的是权力的目的和归宿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两者关系互为因果,前者是前提,决定和约束着后者,后者是结果,体现权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前者。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这是因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这一过程中实施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靠牺牲无数英烈,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警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历史选择了党,不等于历史永远会选择党。   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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