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

    淡定应对移民潮   最近有关中国精英移民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据说从 2008 年以后，新一波移民潮风生水起，大量社会精英以投资，技术移民等方式移居美加欧澳等发达地区，一时之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个话题让我自然的回顾了身边的人际网络，我惊讶的发现，不经意间，其实身边真是有很多朋友选择了移民。甚至在几天前，我还帮助一个朋友去填写那些复杂的移民签证表格。根据我的印象，除了个别朋友因为追求理想而被迫选择移民之外，大多数朋友移民都是为了一些通用的理由，比如安全感，子女教育，生活质量等等。但是客观的说，语言障碍，漫长的等待期，陌生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感，对大多数人来，移民过程都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过程。   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的社会精英阶层宁愿历经繁琐的移民过程，去换取另外一种身份和保障，这典型的折射了当下社会的某种病症。要准备清晰的诊断这个病症，需要多个社会学科的视角来分析，但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这个情境中，其实根据直觉，我们就可以指出一些普遍性的病症。 以教育为例，公众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可谓汗牛充栋，但是长期以来，教育体系几乎没什么改变，应试教育毒害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对于许多有所成就的中产阶层来说，为了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本身已经是移民的一个充分理由。另外，这些年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代价就是环境污染，被污染的水和空气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而从安全感来说，其实对于大多数选择移民的人士来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安全或者财产受到了威胁，而是贫困的公共服务，频繁的政策变化，和一些众所周知的消费品丑闻（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等在他们心理上形成投射，使得他们对社会风险失去了正常的预期，形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从深层次来说，大规模移民现象的背后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与经济发展不匹配，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中产阶级无法参与公共生活，因此选择了用脚投票，这当然是一种制度竞争的结果。只是在一个转型时代，制度竞争不必是意识形态的角力，而是冷静的利弊分析，对当下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客观的梳理。借助精英移民这个反映制度竞争的话题，人们可以展开各种不同政策的比较分析，才能让公众更加明确的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形成社会压力，让决策层在政策层面做出积极的回应。   当然，除了这种从制度视角来分析精英移民现象的之外，我也注意到一些忧心忡忡的论调，认为移民群体带走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财富，这对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有的分析人士因此呼吁国家出台限制性措施，比如征收特别的移民税之类。   这种带有功利主义的分析其实过于简单和粗糙了。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财富和人力资本本来就是会自由流动的，推出限制性的措施反而会在制度竞争的意义上丢分，从而加速财富的外流。另外，严格来说，精英阶层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社会，只要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只要鼓励竞争，尊重产权和契约，新的精英会不断的产生。一个精英可以自由流动，精英可以反复产生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那种对精英阶层流失忧心忡忡的论调对社会结构的理解过于机械了。   通常来说，移民并不会改变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链接，移民人群的财富和智力仍然直接间接的和中国社会起着复杂的互动。同样曾经有着大规模移民潮的印度，就是最好的证明，移民群体给印度带回了资金，技术和社会资本，为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纵向回顾中国自身的历史，其实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   另外，如果真正在意财富和人力资本的损失，那么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重新吸引这些资源的回流。比如修改某些过时的法律，比如考虑承认双重国籍，降低外国人在华定居的门槛等等。人类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体，民族和国家都是基于个体意义上的某种自愿性的集合，不能替代个体的选择。因此，如果部分社会成员，基于诸多不同的理由，选择移居，国家并没有恰当的理由进行干预。在一个世界越来越平的时代，国家的面孔也应该变得越来越平和，而一个拥有平和面孔的国家，才是所有居民共同的福祉所在。     2010-8-10

质监局为何替问题企业瞒报   请读者记住这家企业名字——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早在今年3月，这家公司生产的茶油被查出致癌物超标6倍。但湖南省质监局正式发布的抽检结果是“合格”。这一消息没有向公众公开，湖南省质监局一位高层表示，粮油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不公开问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致癌产品也没有召回，至今还在热卖，这家公司的产品是“国家免检产品”，公司老板刘翔浩是全国人大代表。 这个消息是我的室友告诉我的，他是一位研究癌症的专家，他对这种消息颇敏感。他告诉我，金浩茶油中的超标物质“苯并芘”具有致癌效果。但我对此丝毫不感到惊讶。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后，国人都应该练就这种淡定自如的平常心态，更要紧的是加强身体锻炼。因为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远不止是个案，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之下，产品质量问题可能仍将层出不穷。 我们看到，在金浩茶油的问题被暴光以后，监管部门的第一反应是掩盖问题。这个现象很好解释。芝加哥学派的大师、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早就发现，监管部门和被监管企业，很容易形成蛇鼠一窝式的相互勾结。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税收，地方政府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考虑，会充当企业的保护伞。这一现象斯蒂格勒称之为“政府俘虏理论”，指的是政府被企业所俘获，尽管监管部门号称他们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但事实上监管部门的具体人员很容易被监管对象买通，从而背离应有的公义立场。据悉“金浩茶油”是当地的“支柱企业”，自然会得到当地政府的百般照应。三鹿事件亦复如此，三鹿奶粉中的问题，三鹿公司早就心知肚明，也很快报告给了政府，但石家庄和河北省政府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是对公众隐瞒了这一事件。那么，此次金浩茶油总算是被媒体曝光了，还有多少类似事件已被内部处理、公众从来就不得而知呢？ 我断然相信，问题茶油绝不只是金浩一家，正如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不只是三鹿一家一样。这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在起作用。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企业来说，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它是竞争不过造假企业的，一旦伪劣产品得不到及时查处，行业中的其他企业都必须跟进，否则就会死掉。于是我们看到，好企业被淘汰出局，造假企业反而在竞争中获胜，造假越厉害优势就越大，呈现可怕的“逆向选择”效应。 产品质量的监管，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美国FDA的经验来看，有效的监管，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等多种力量发挥作用。其中政府力量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发挥实质性监管功能的是各种社会力量。因为产品质量本身只是一个民事问题，是市场中的常态现象，完全可以交给社会力量来履行监督者的职能。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媒体的监督也往往遇到一些所谓“粗人”官员的阻挠，如果社会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话，所有的监管职责就只能是由政府来承担。可是，市场里的产品是如此之多，政府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履行完全监管职能的，这样一旦出现问题，民众就会抱怨政府的失职，这对政府来说，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活。今天政府之所以包揽了社会管理职能，其实是一种权力意识在作怪，把监管当成是一种权力，而不是将其看成是一种责任。然而，当政府被赋予了全部的权力时，却又陷入了政府被俘获的困境，权力被当成寻租活动的工具。这是一个死循环。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政府的权力太大了。 在这起事件中，地方政府扭曲的“维稳”思维也在发挥作用。正如湖南省质监局官员所说，不公开问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论调何其熟悉，在紫金矿业事件中当事人就是这么说的。何谓稳定？当然指的是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在爆发社会问题后有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无疑在官员们眼里，民众被有毒食品毒死是不要紧的，只要自己的乌纱帽稳定就行了。这真是让人无语。看来在良好的监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因陋就简的补救措施，在于首先把监管部门给监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