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

作假总有一天会“血本无归”

利益驱动导致作假 时代周报:“唐骏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经有好几周了,仍在持续发酵。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成功至上,还是诚信至上”。在你看来,社会公众在看待像唐骏这样的“成功人士”时的逻辑是什么? 范以锦:当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存在着种种的制度缺陷,人们的心态普遍浮躁,急功近利思想泛滥。由于很多领域有空子可钻,这就造成了一种“超额利润”空间。学历上造假,经历上欺瞒,背后是有一种强烈的利益追逐力量在驱动。在他们眼中,人生就像是赌场,以假充真,以小博大。另一方面,也有人愿意帮这些人炒作,这样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比如张悟本。但是,作假肯定有风险,社会上有良知的人还是很多。如今,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获取的手段越来越便捷。这样,作假被监督的机会越来越多,机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别以为作假会拿到超额利润,总有一天会血本无归。 时代周报:不过,目前来看,作假的成本和风险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低的。惩罚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严厉,比如三鹿奶粉事件的处理,所以,三聚氰胺奶粉还在屡屡出现。还是拿唐骏作例子吧,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枪打出头鸟,唐骏太成功了,被盯上了才歇菜了。 范以锦:虽然说,唐骏们露馅了,但能不能就此遏制造假的风气,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看是这样的,只要造假者在不断追求“更低的成本,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会搞得非常大,搞得大的话,风险就会非常大。这就会出现某种连环效应,当新的“假”起来之后,它后面的“假”会更大。而且,这种效应引起关注的话,就很容易被揭露出来。但如果是一般性的“小打小闹”,相当部分是没有办法暴露的,也没有人去关注,这些只能靠制度上的不断完善和规范来逐渐地杜绝。 时代周报:在这次的“唐骏事件”中,媒体还是在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唐骏事件”在媒体上的呈现会骤然减少,但其在社会上引发的种种反思和追问,还在继续,还在发酵。你怎么看这种社会心态? 范以锦:大家会去揭露,会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也是希望回归比较正常的社会,为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而共同去努力。《人民日报》也发文表态,认为“好人主义”要不得,对造假要动真格。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舆论还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是非不分的道德相对主义终究还是要破产的。 讲真话也有市场价值 时代周报:一个方面来讲,这个社会在作假方面胆子越来越大。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说真话的勇气也越来越大。比如年轻人中有韩寒,比如媒体人中,您自己也在为历史努力说出真相。回到经济学的语言,那该如何看说真话的成本与风险? 范以锦:社会很浮躁的时候,假话连篇的时候,你能够反其道而行之,能够讲真话,能够脚踏实地地提供真相,那么你能够比别人,在品格方面保持独有的价值,同样你也会得到社会的尊重,你就可以找市场,可以发展起来。当然,我们很难讲它是不是“超额利润”,你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和符合道德的努力得来的,这种生存是很扎实的,而且能够使人尊敬。 当然,目前来看,我们这个社会说真话还是有风险的,但是不能够因为有风险我们就不去做。如果什么风险都没有了,随波逐流,那么从报纸的品格、从人的品格、从长远发展来讲,最终会把媒体搞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社会在不断地进步。这体现在哪里?一方面,国家的高层对媒体是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信息公开的条例也在逐步地推动,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运作上是在朝着开明的方向往前走的。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而且是很难被制止的。如今是一个泛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人人都可有一个麦克风。它会推动人们观念的改变和社会进步。这既是对作假的制约,也会是对讲真话的激励。 媒体的势利眼值得反思 时代周报:刚才谈到了炒作,媒体在舆论的形成中是非常核心的一环。媒体在不断地发掘并塑造这个时代的“成功人物”。事实上,唐骏的影响力也是媒体推上去的。那该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作用? 范以锦:尽管现在有一些人对媒体缺乏信任感,但是毕竟相当多的人还是会从媒体了解信息。反过来,媒体的反复宣传和传播,也就使得这些人相信了它所报道的“事实”。对绝大多数媒体来说,有意作假是不会的。大多数情况是由于没有认真经过调查,为了抢新闻便把信息发布出去。由于媒体求“快”,萝卜快了不洗泥,这个过程有不够专业的地方。 当然了,媒体在价值观上也应该检讨,媒体的势利眼也值得反思。比如说,我们的媒体急功近利,我炒作你,你明年地位提升了,那我们媒体可以得到一个提升,这里面就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社会里面,对自己的地位,应该体现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水准,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品位,这跟价值观有关系,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时代周报:从这十几年的历程来看,媒体在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没什么争议。但是,媒体的负面作用同样值得警惕。我们看看媒体的内容分布就知道,对成功人士对明星的报道,占据了太多的篇幅。而且,其报道取向和语言往往太单一,人性的多元体现不足,也缺少质疑的追问,结果媒体的报道变成了“成功在那儿自说自话”。 范以锦:媒体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在对“成功”的报道上,媒体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这个社会设置了一种成功与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自动地对接上了传统中的“成王败寇”的逻辑。相反,对那些选择自己的道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往上攀登的人,对那些多元的人生榜样,我们的媒体挖掘得不够、报道得不够。如今又在走另一个极端,去追逐包括“凤姐”这些例子。 媒体会为了赢得眼球,在报道的时候突出某些耸动的亮点,却没有考虑到它的传播后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当唐骏这样的事情一次一次地出现,媒体便会丧失其公信力。媒体要成为真正的社会公器,不能够人云亦云,要冷静客观地调查分析研究,坚持媒体相对的独立性,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失误,严格地说,近年来唐骏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时代周报: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很容易受急功近利的思潮所影响,有的人把成功量化为一些物质指标,比如收入多少、是否有房有车等。你怎么看待这种“成功标准”? 范以锦:生活得好一点,要有车子房子,这些都是正常的诉求,而且它们经过努力都是可以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因为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人也有不同的起点。如果一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得到改善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不算成功吗?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就可以算是成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走精英道路。 对于年轻人,首先当然要有理想有追求有信念,其次是脚踏实地,眼光要放长远,把基本功练好,并经过长期磨练,会有成功之日。想要快一点就要更加努力,这种快不是急功近利,而是了解自身条件以及确立自己的价值和理想之后的努力。 http://view.news.qq.com/a/20100723/0000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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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好“守夜人”的政府,当然不是好政府

当企业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时,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中的两个县政府的应对及其效果,给我们提供了颇为有趣的样本。 7月3日,位于福建省上杭县的紫金山金铜矿发生污水泄漏,严重危及汀江两岸民众的生活和生产安全。按照上杭官员事后的描述,他们的紧急处置简直完美到无懈可击:接报当日、次日,即向本县、省市属驻上杭各单位以及汀江沿江村镇作出了通报,县政府系统完全调动起来,环保部门负责监测汀江水质,卫生部门负责监测城区饮用水……并通过媒体向全县公开水质信息。对于因江水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则先由政府出钱进行补偿。 但上杭官员的自我表扬,下游永定人听了却是五味杂陈。永定县6号开始出现鱼死亡的不正常情况,但直到12号,才从上杭获得确切的污染信息,从而延误了善后时机。 被延误了善后时机的永定县,善后效果却仍然令人刮目。虽然永定民众至今对自来水水质也不免心存疑虑,但相比于上杭,他们更加心平气和一些。上杭民众对此次事故处理则有太多的质疑和抱怨。比如许多汀江边的养殖户不相信此次污染是由于污水井和排洪洞因降雨量大而意外连通的解释,他们的经验是每年汛期,养的鱼都会出现大量意外死亡的情况,而这证明工厂的排洪洞早就在排放污水了;比如,对于官员在电视上公开饮用自来水,上杭人有着明显的不屑……显然,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后续效应会在上杭继续发酵,而在永定则已基本结束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因为,相比永定县政府,上杭县政府跟肇事企业的利益牵扯太深,已经威胁到它在处理事故时的客观与中立。紫金矿业的大股东是上杭国资委,一个企业就占了当地税收的70%,紫金矿业还是当地诸多政府官员退休的最好去处……面对这种与政府利益直接相关的企业,即使政府不偏袒它,恐怕都很难让人相信政府的公正。 更何况,已经有众多迹象表明,上杭在这样一场重大污染事故发生后,并没有真正把民众放在第一位,比如紫金矿业在发现自己无法控制污染上报后,得到来自政府的最初指示居然是“暂时不要对外公开”;再有,当汀江下游的广东省水质监测部门发现了致癌物六价铬之后,上杭相关机构却悄悄删除了此前对民众公开的这一指标……凡此种种,如果说不是利益关系干扰了上杭的中立性和政策选择,那又会是什么?相比较而言,永定就显得游刃有余多了,比如它发布的水质指标更全;永定官员甚至会和记者聊,应该追究企业的责任。 在每一个企业与普通民众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政府成为企业的利益攸关方,都难免出现政府无论处理好坏都 “里外不是人”的情况。更多的时候,它会损害政府的权威,甚至强行制造出一个对立面。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教训,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受害者的起诉长期得不到回应,就让许多民众把怨愤指向了政府;还有拆迁,原本应该是开发商、拆迁企业与民众之间的民事商业关系,却因为政府与企业利益相勾连并强行介入而造成不少悲剧。 其实,即便纯粹的企业与民众的利益冲突,政府也不该随意表现倾向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功能只是为博弈的双方提供政策、信息和技术支持,为博弈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提供便利而已。无论是为了经济增长的目的扶持企业,还是屈从于不切实际的民意,都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下,政府最该做到的就是避免成为资本的帮凶,大多数情况下,它必须站在更弱势的普通人一侧。 借用那句经典的形容词,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不过是公益的“守夜人”。什么叫“守夜人”?就是平常的时候适时提醒,并在有盗贼上门的时候,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做不好“守夜人”的政府,当然不是好政府。 http://view.news.qq.com/a/20100723/0000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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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习惯之怪现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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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中國父母心

                                    可憐中國父母心                             阮永松   小紅在女兒進入初中以後,便辭掉工作,專心做家庭主婦。從此,小紅的工作便是:清早做飯,送孩子上學;中午接孩子回家吃飯午睡,午睡後護送孩子上學;準備晚飯,接女兒回家睡覺。默默無聞面壁六年,只為了孩子成龍成風。今年高考完畢,小紅的女兒成績平平,只進了一個普通大學。親友來電詢問時,失望的小紅在電話裏泣不成聲:自己六年來幾乎與世隔絕下來,丈夫一回家就叫打開電視,找不到人交流,她覺得自己有時幾乎連話都不會說了。   另外一位母親阿潔的兒子考上了千里之外的藝術院後。三年來幾乎每天叮囑兒子夜間不要外出,不要喝酒;不要喝牛奶,三聚氰胺又重出江湖了;不要在外面吃飯,地溝油可怕;不要 …… 。見到親朋好友,機會都是兒女情長,嘮叨沒完。   可憐中國父母心。中國人對子女所作的犧牲恐怕是舉世無雙。   前一個母親阿紅為孩子,徹底放棄了工作,幾乎完全失去自我。孩子在家就餐,營養可能比學校好一點,但是如果讓孩子中午在學校食堂將就一頓,難道孩子就考不上大學嗎?難道就沒有其他的平衡做法?後一位母親阿潔每天的話題都是兒子長兒子短,現在又在夢想兒子結婚時的榮耀。這些母親們幾乎都完全犧牲了自己的事業,卻也給孩子帶來極大的精神壓力,以至於孩子們在選擇報考大學志願時,清一色的選擇離家最遠的學校。看到孩子們“希望越遠越好”,母親們不禁黯然淚下。這些家長們不明白,孩子也是一個平等、獨立的靈魂,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產,也不是父母實現個人理想和欲望的工具。將自己的一切希望和榮譽全部寄託在孩子身上,子貴親榮則反映了中國父母本身也缺少獨立的人格。孩子們需要自己的空間,而父母也需要有自己的工作和情趣,不必一門心思全撲倒在孩子身上,包辦子女的一切瑣事。父母無暇吸收新知,不能與時俱進,也難與子女進行有效的交流。   一位澳洲朋友告訴我說,中國家長望子成龍,一般只關心自己孩子的考試成績,而澳洲家長還關心孩子所在學校周邊的治安,關心校舍的安全。我聽了羞愧不已。我們中國人的愛心僅限於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卻不太關注社區和鄰人。   我對類似阿紅的家長建議:如果學校食堂伙食太差,你們家長可以集體站出來,要求學校改善伙食,你們自己出錢,不讓學校虧本就是了。我對擔心地溝油的母親建議:在自己在外出吃飯前,不妨先進飯店的廚房看一看,發現有地溝油,馬上出去舉報,讓舉報投訴成為風氣。不要忘記自己是消費者,飯店多的是,我們為什麼不學會用腳投票、互相聲援?我平時走進飯店都是直截了當地對老闆說:如果發現地溝油,我會馬上舉報;如果合格,我會向熟人積極推薦你們。雖然結社自由受到了限制,公共討論的平臺也很奇缺,但是在互聯網時代,通過 QQ 、 MSN 、 twitter 、 facebook 聯合抵制一些廠家,抬舉一些廠家,讓喪盡天良的廠家關門,讓正當經營業者出頭,這點事情還是辦得到的。只有當大家的孩子都有安全的時候,才有我們自己孩子的安全。沉默、逃避、移民都不是好辦法。看來,中國父母還必須將自己的愛心與視野放大一點。愛如果過於自私、狹窄和短視,世界也會更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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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习惯的五十个异常现象

来自: 中国报道周刊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1日,  已有 5 人推荐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國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國。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國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國。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國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國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黨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國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國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國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國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國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國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國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國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國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國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國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國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17、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國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黨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國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國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23、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國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中國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24、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國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國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國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國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被”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國。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国庆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听证会成“涨价会”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32、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用“XX后”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 王小东 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iPed.   事实上,中國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國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38、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视频。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國网民也手足无措。   40、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國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國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唐骏、 朱学勤 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70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國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國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國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國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國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國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43、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國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 龙应台 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國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國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盲道“失明”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國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國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國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國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國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國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国际名牌中國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國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國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國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國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國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晓德 中国报道周刊 , 201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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