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

今年中国“两会”最引起争议的政府行为，就是将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中针对国民的“秘密拘捕”条款，引起中国民间各界一致声讨。人们认识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第73条之“人间蒸发”条款将是悬在国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让其“秘密失踪”。 此条款如果通过，将意味着中国进入“秘密警察治国”时期。正巧中国前一向发生了王立军事件。这位在重庆“唱红打黑”中曾以“黑打”著称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当自己有可能成为权力斗争中被牺牲的棋子时，他采用了“冷战”时期苏联间谍的做法，为避免被“黑打”而走避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因此，我想起一本著名的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这是一本与《克格勃全史》侧重点完全不一样的书，《克格勃全史》的重点是讲述该组织的对外功能——间谍情报工作，读后总让人觉得KGB与中情局、军情六处是性质完全相同的同类机构，因而忽视了克格勃那残酷的对内镇压功能。《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通过介绍历任克格勃领导人及其任内工作，披露了苏维埃俄国与苏联历史上那血淋淋的肃反与清除异己运动。该书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描写，带给读者的感觉除了震撼之外，更多的是恐怖感。　 作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特殊组织机构——克格勃，它的前身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其设立初衷是对付大批抵制新政权的旧官吏们，后来其功能演变为清除国内政治异己分子。它与苏联共始终的七十余年历史中，与阴谋、恐怖相伴生。毫无疑问，它绝不仅仅只意味着“令人不寒而栗”或“神秘”、“恐怖”，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鲜明地打上苏共统治这一特定时代的一切特征。可以说，KGB的历史就是一部颠倒黑白、制造冤案、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的历史。直到今天，曾经在KGB中任职少校的普京，仍然娴熟地运用KGB的一些手段对付政治异己。 领导这个部门的人，被视为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对于喜欢玩弄权术、嗜好掌控人们生死那种刺激感的人来说，这个职位颇有吸引力。然而吊诡的是，这个职位往往也会断送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的性命。作者写道：“很多人在掌声中迈进了这座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著名建筑物，在这里获取了权力和奖赏，然而很少有人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职务的提升而离开卢比扬卡的。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者们一般都是由于被撤职或是被赶下台而告别此地的。其中有5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这个职位充满风险，从1917年到 1999年，克格勃的主席、人民委员、部长和局长一共换了23次，但外交人民委员和外交部长更换的次数要比这个数目几乎少一半。一些人在这个部门任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一年。只有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创下了任职最长的记录，他曾任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之久。 无论是在苏维埃俄国还是后来的苏联，肃反扩大化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仅普通民众人人自危，就连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也提心吊胆地度日，苏共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抓，不敢出面相救。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安全机关同样是整治的对象。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然而，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是自然死亡外，其余11位领导人在后来全部被杀。 克格勃头目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利亚，他在1945年1953年间出任克格勃最高领导，成为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的核心人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肃反运动中，许多苏联开 国元勋、老革命家和几百万无辜百姓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监狱与劳改营中。但曾将无数人送上黄泉路的贝利亚，自己最后也难逃被清洗之厄运。2008年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认定 1953年苏联最高法院对贝利亚的死刑判决是合法的，拒绝了有人吁请为贝利亚平反的要求。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引出了一段贝利亚死亡之谜的案中案，案卷中既没有贝利亚土葬或火葬的证明，其尸体也去向不明。贝利亚同他的许多受害者一样，神秘地从人间“蒸发”。 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前苏联人民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的尊严荡然无存。“间谍”、“反苏分子”、“破坏分子”、“叛国分子”的帽子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尽管这些被诬以各种罪名的人中的大多数人什么罪也没有犯过，但在重刑之下，他们最后都会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表示甘受惩罚。轻者进劳改营，重者被枪决。克格勃全盛时期，就是苏联人流血最多的时期。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可能朝不保夕的国度里，无疑是最大的悲剧。　　 　 　　　 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比共产党这一组织更热衷于权力，也没有任何组织比共产党更不惜工本地投入资源运用各种恐怖手段巩固权力。出于独裁权力与独占真理的策略考虑，清除任何政治反对派及社会中任何有真实力量的任何人，将一切有组织的力量扼杀于萌芽状态是共产极权政治的必然逻辑。 　　 今天的俄罗斯人已经告别了克格勃这段历史。如果中国将实施含有秘密拘捕条款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必然将中国人置于克格勃统治的政治恐惧之下。当中国人处于来自安全部门的监视、窃听或被秘密逮捕的危险境况之中时，任何人都有可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遑论所谓人格尊严。面对这种危险，那些拥抱中共政权者有什么理由继续歌颂中国的强大与进步？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李惠生、赵志鹏、钟忠、王宪举等译，张志强校）

为了纪念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天公布了新的“互联网的敌人”名单和“监视下的国家”，这份报告更新了无国界记者在2011年公布的名单。 为了纪念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天公布了新的“互联网的敌人”名单和“监视下的国家”，这份报告更新了无国界记者在2011年公布的名单。 两个国家， 巴林 ， 白俄罗斯 ，已从原本“监视下的国家”类别中恶化成为“互联网公敌”。委内瑞拉和利比亚已经脱离了从“监视”名单，而 印度 和 哈萨克斯坦 已被添加到其中。 “这个名单中的变化反映了世界网络信息自由最新的事态发展，”无国界记者说。 “网民在2011年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革的核心，他们和职业记者一道，曾试图抗拒检查报道真相，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人们将牢记2011年发生的，对网民的前所未有的暴力之一。 5人在从事报道活动时死亡。2011年，有200名博客作者和网民因言论原因的被捕；这比2010年增加30％。2012年，因为叙利亚当局对平民的不加区别的滥用暴力，2012年势必将成为前所未有的惨烈一年，目前，在叙利亚有120名网民被关押。” 无国界记者说：“在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我们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和人身自由被剥夺的风险，而通过网络工具，让我们知情普通公民表示敬意，是他们并确保了许多往往是残酷的镇压的真相被揭露，不至于不被外界所知。” 记者无国界补充说：“由于网上审查和内容过滤继续强调着互联网的鸿沟和数字隔离，保卫自由互联网的人民的团结起来则尤为必要，以便维护网民之间的沟通渠道，并确保这些信息可以继续流通。“ 社交网络和网民对抗网络过滤和监视 在2011年3月我们发布的上一份《互联网敌人》的报告中，我们凸显了互联网和在线社交网络在在阿拉伯世界的群众起义中抗议的组织和信心流传的决定性作用。 在报告发表后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专制政权以更强硬的措施回应，他们认为企图动摇他们的权力是不可接受的。 同时，一般认为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却在网络自由领域树立了坏榜样，制定了禁止网络盗版法案（ SOPA ），我们认为，这是屈服于安全的诱惑凌驾于其他顾虑之上，并采取不成比例的措施，以保护网络版权。 网络技术服务供应商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被压迫要扮演互联网的警察的角色。专门从事在线监视的技术公司成为新的网络军备竞赛的雇佣军。网络公司提供的技术被压制性国家用来追踪网民，外交官们甚至参与其中，与比以往更显著的，网上表达自由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和国内政策问题。 互联网的两个新的敌人 – 巴林 和 白俄罗斯 在今年的“互联网敌人”的名单中，巴林和白俄罗斯成为这一榜单的新人，与 缅甸 ， 中国 ， 古巴 ， 伊朗 ， 朝鲜 ， 沙特阿拉伯 ， 叙利亚 ， 土库曼斯坦 ， 乌兹别克斯坦 和 越南 一起，一道被认为是“互联网公敌”。 这些国家，有严厉的网络内容过滤、追踪定位并骚扰和抓捕网络异议者，并往往还进行网络“五毛”宣传。 巴林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新闻封锁体制的样本，他基于一系列的压制性措施：例如：驱逐和限制国际媒体，骚扰人权活动分子，逮捕博客和网民（其中一人在拘留期间死亡），抹黑和起诉言论自由活动家，干扰通信，尤其在重大的示威期间。 随着白俄罗斯进一步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停滞，卢卡申科总统政权抨击了互联网，认为政敌试图“通过社会媒体进行革命。” 在该国系列“无声的抗议”期间，互联网被封锁。在该国无法访问的网站越来越多，一些则是被官方的网络攻击的对象。白俄罗斯的网民和博客作者被警方逮捕，或被邀请做“预防性对话”，官方企图让他们停止示威或不要报道示威。该国的317-3号法律，在2012年6月1日起生效，给卢卡申科政权额外的互联网监视和控制的权力。 印度和哈萨克斯坦被加入到“监视”名单 2008年孟买爆炸案以来，印度当局加强了互联网监控，并对互联网技术服务提供商施加压力，但仍公开拒绝外界对其互联网审查的指责。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政策，破坏了网上言论自由和互联网用户的个人数据的保护。 哈萨克斯坦 ，在2010年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后，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区域模式，现在却似乎要放弃它优良的承诺，而选择网络审查的道路。 该国2011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石油工人罢工，让政府更加紧张，并试图对信息加强管控。哈沙克斯坦当局封锁新闻网站，在骚乱的Zhanaozen宣布紧急状态后，当局切断Zhanaozen城市的周围的通信，并制定了新的压制性的互联网法规。 委内瑞拉和利比亚的被从“监视名单”撤下 我们认为，虽然在利比亚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但推翻卡扎菲政权已经结束了一个时代的审查。在卡扎菲下台和死亡，他曾试图强行通过禁止上网等进行新闻封锁。 在委内瑞拉，上网的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在该国，网络自我审查水平难以评估。2011年，该国制定的法律，可能潜在地对互联网自由有所限制，但现在看来还没有在实际中对其造成损害。 无国界记者仍保持警觉，尤其是该国政府和媒体的批评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即将改变的地方： 泰国 和缅甸 如果泰国继续朝向内容过滤和在“lèse-majesté（犯上）案”监禁网民的方向继续滑落，该国很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从“监视”一类，进入网络自由方面，全世界最专制的国家的俱乐部。 另一方面，如果采取必要措施，缅甸可能很快离开“互联网公敌”名单。缅甸已经开始的改革，包括释放记者和博客和恢复访问封锁的网站上，我们认为这开启了有希望的时期。 现在，它必须更进一步，知道完全放弃审查，释放仍在牢狱中的记者和博客作者，解散互联网监控机构并废除限制网络自由的“电子法”。 其他方面的的关注 在一些国家，抓捕和监禁网民已经成为互联网审查控制的一种方式。这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最近，该国正在邀请投标，以建立该国的 互联网过滤系统 ，该国将创建自己的电子长城以过滤互联网内容。 虽然这些国家没有在“互联网敌人”或者“监视下的国家”的名单上，无国界记者组织仍将继续密切监察这些国家的网络信息自由的，如阿塞拜疆，摩洛哥和塔吉克斯坦。

　　 《明鏡月刊》何頻 　　一年多以前，2010年12月出版的《明鏡月刊》最突出的封面要目，是“中國形勢大逆轉”，我們主要是披露了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內容，分析了整個中國形勢都會左轉。 　　今年以來的中國局勢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印證了《明鏡月刊》的預測：抓捕、壓制異議人士，是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嚴厲，連藝術家艾未未這樣的人都不放過，採取的手段既低劣也卑鄙：不僅剝奪他的人身自由，而且通過官方控制的媒體，進行人格上的侮辱和摧毀，這與“文革”時期有什麽差別？全國各地暴亂四起，“唱紅”唱得“全國山河一片紅”；經濟上國進民退，當局拼命印鈔票，讓軍人、老幹部、在職官員和國企職工都得到補助，民營企業就更加艱難，這就是持續性地打壓私有企業，普通百姓更是飽受通貨膨脹之苦，平均收入是美國的三十四分之一，物價比美國還貴；而中共為慶祝九十週年推出的文藝作品，左得離譜，《建黨偉業》雖然有多名明星爭先恐後地湧來在銀幕上一閃而過，但整個影片，不客氣地說，就是乾嚎鬧劇。 　　中共不敢真的全面左轉 　　在這種氣氛下，很多人為中國的前途擔憂就不奇怪了。不過，我希望我的一些觀察和看法，能够給大家帶來一些信心，不致於如此悲觀。如果形勢真的出現向左“大逆轉”，對中國也未必是一件壞事。以中國現在百姓的水準，反彈的幾率會大大提升。逆轉越大，反彈越大，變革的可能性會提早、速度會加快。 　　在我看來，中共是得了晚年絕症的老人，眼下既想根治絕症，病急亂投醫；更想長命百歲，四處尋覓靈丹妙藥，這兩者同時進行，但都並非激進方式，下藥不會太狠，而是微調、亂調，過頭了再調回來……口頭叫得兇，紅歌唱得響，私底下的資本主義行爲一點也沒有放棄。 　　按照胡錦濤的性格，實際上就是拖，他繼承了鄧小平的一個核心思路：把問題、麻煩，交給下一任、下一代（鄧小平說，後代比我們更聰明），讓自己能够避過去、活下去。這樣，哪怕胡錦濤自己左得要命，他也不敢真正左轉！ 　　胡錦濤其實不是左或右的問題，是他腦子里空空如也，能記得的只是空話、套話、大話。人們總是喜歡神化獨裁者，其實多數豐功偉績是胡編、想象的，因為沒有一個標準。但你看看毛澤東、鄧小平選的接班人是些什麼人？鄧小平選了胡這樣的人，說明他鄧小平並不神奇，胡當政看來是對中共體制的報應。 　　有兩點很清楚：第一，中共一黨獨裁是絕症，無藥可醫；第二，如果中共膽敢全面左轉，中國政治變革必將大大加速。這兩點不管從哪一點來看，都讓人覺得對中國的形勢不應該那麽悲觀——當然也沒有理由樂觀，不過，過份悲觀，會讓我們無所作爲，對中國的前途反而不利。 　　我想再討論一下最近大家議論得比較多的幾個問題。 　　唱紅走黑煽動窮人再鬧革命 　　第一個我想討論一下大家擔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唱紅歌、演紅劇、刷紅標語、發紅短信……一時間，毛式語言又彌漫了全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就反對強制且用納稅人的錢唱紅，他說：“重慶累計唱紅10.4萬次場，參與人數8000萬，場地費服裝道具一人150元，共計2.1億元，每人次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2700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什麼不用來搞醫保？！” 　　“唱紅”，大家都知道是政治上很有野心的薄熙來爲了突破自己仕途困境而搞出來的。但是，爲什麽會在全國全面鋪開呢？是不是中央的决定？ 　　根據我們現在得到的信息，並不是：中央並沒有發文推動全國“唱紅”。薄熙來帶著“唱紅”大隊到北京去，並沒有得到最高層的熱烈回應。這就說明，最高層並不願意貿然支持——雖然口頭上說些不要錢的漂亮話鼓勵一番，作爲個人，也不妨與民同樂跟著唱幾聲，但是並沒有發出中央號令。 　　那麽爲什麽各地會紛紛仿效呢？我認爲有幾個觀察的角度： 　　我在一些講話中說過，老權威離去，中國未來必將群雄並起，要想爭取自己的權力，就得通過自己的努力，表現獨特的個性，而不能坐等、服從中央的安排——除非對中央的安排自己覺得很滿意；如果不滿意，就得自己想辦法爭取更好的前途。薄熙來就這樣做了，雖然有人有時為他捏一把汗，覺得他做得太過頭，但是他確實通過“唱紅打黑”，塑造了自己的獨特形象，贏得了口碑。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信號，鼓勵更多官員來推出自己的個性舉措。但是，中國大部分官員畢竟都是從崇尚平庸、泯滅個性的官場文化中逆勢淘汰出來的，很多官員並不具備這樣的眼光、素質和膽略，就只能跟著薄熙來閙一閙、唱一唱了，即便沒有中央的令箭。這就反映了中國官員的思想基礎——他們感知到：若向左，輸的幾率小，贏的幾率大，而中共黨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大部分時候都是左得了好處。所以他們就押寶，東施效顰、寧左勿右。 　　這就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和官員的真實心態，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們人格分裂：口頭上“唱紅”，行動上“走黑”。 　　“唱紅”的荒唐，有目共睹。但是在我看來，“唱紅”有正面作用。不管人們怎麽指責其“荒唐可笑”，是回到“文革”時期，它畢竟反映了人們內心深處對公平、正義的向往；而對中國現實政治，“唱紅”則既是諷刺，也是反抗。它讓人們回想起中共聲稱追求的公平、正義，並與中共九十年來實際作爲進行對比。前三十年，奪命：中共既殺敵人，更殺自己人；中間三十年，奪魂：是掏空人們的靈魂；後三十年，奪錢：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和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 　　大家不僅要“唱紅”，而且要品味紅歌的內涵。共産黨之所以能崛起，就是因爲標榜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而今卻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會之一。紅歌的內涵，是對權力者的警告，對官僚資本家的警告，喚醒老百姓的追求公平的願望，起來造反，奮臂革命，抗爭不合理的現實。 　　就連賺了大錢的資本家，也紛紛要拿着錢逃跑到國外去。他們已經從“唱紅”聞到了味道：這麽唱下去，不就要重新清算他們、打倒他們、瓜分他們的財産嗎？中國現在有幾個不是官僚資本家？不靠向官員行賄、不跟權力勾結，在中國豈能成爲大資本家？從中央政治局，到最基層的鄉長、村長，哪一個層次的官員不是自己、子女親屬都大肆斂財，為霸一方？ 　　光是講中共用暴力手段推翻了國民黨合法政權，將社會各階層的精英殺、關、管，摧毀了傳統民間社會……等等，我看不公平。應該承認，中共中有一批人是有追求公平合理社會的理想的。那麽，通過“唱紅”，通過中共紀念九十年活動，我們應該看一看，這些人的理想，到底實現了沒有？如果沒有實現，是被誰玷污、被誰篡改、被誰阻攔？ 　　唱紅歌，想涵義，看現實，以紅歌為標準，若不是人格分裂，就是良心覺醒：對比一下共産黨中國與國民黨中國，四大家族與十大、百大家族，想想共産黨比國民黨是更清廉了，還是更腐敗了？是更民主了，還是更獨裁了？難道不應該學習紅歌所頌揚的共産黨員不怕流血犧牲、不畏艱難險阻、暴動革命，前赴後繼，去推翻獨裁腐敗政權，建立合理美好社會的理想和精神嗎？難道今天的人民，反而沒有九十年之前人們擁有的權利了？ 　　《建黨偉業》告訴人們，中共是為了讓中國更公平而建立的，那麽，今天人們不也可以建黨嗎？中共當年既然可以在這一名義下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那麽今天人們為何不能起來推翻比國民黨更腐敗的政府？ 　　共產黨為什麼不能下台？“因為江山是老子打下來的！”按照這個邏輯，我問你，你是不是說搶來的就是合理的？這一種強盜邏輯到今天還在講，你不等於在鼓勵天下人造反嗎？ 　　還有人說，中共還在台上是因為它不是個人獨裁，是集體領導。其實，剝奪人民選舉領導人的權利就是獨裁，而且集團獨裁對人民傷害更大，非法侵佔人民的財產更多。 　　其實，共產黨在台上對老百姓靠的是兩點，野蠻、不講理。野蠻，就是槍杆子，抓你、殺你！不講理，就是中宣部，只讓你接受宣傳，不讓你新聞自由，踫上這樣的黨，你能做什麼？只能編段子，諷刺挖苦！ 　　紅歌也是一種段子，一種冷幽默，一種諷刺挖苦，看起來好像是麻醉劑，實際上是興奮劑。我敢打賭：紅歌是唱不下去的。每天的央視“新聞聯播”節目之前放一段紅歌才好呢，讓民衆品味歌詞，再直觀地看看領導人如何跟資本家把盞言歡。 　　各地當局跟風推動“唱紅”，那都是假唱，紅歌唱下去，人格更分裂；紅歌唱下去，更鼓動暴動；紅歌唱下去，社會更不穩定——弄得不好，薄熙來自己都危險了，被紅海洋的驚濤駭浪所吞沒。 　　若起訴茅于軾辛子陵，公審的是毛澤東 　　人們還擔心毛派分子復活。 　　現在毛派分子聲勢最大的網站，是“烏有之鄉”， 看的人超過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網站，毛派分子以“烏有之鄉”為平台，對經濟學家茅于軾、黨史專家辛子陵發起所謂“公訴”。人們擔心，薄熙來大搞“唱紅”，而胡錦濤總書記又是政治輔導員出身，那麽毛派是否會以此為支點，不僅在政治理論領域，而且在政治操作領域也捲土重來？ 　　但我觀察，毛派分子的言行，還是在一個正常社會可以容忍的限度以內，他們的思想還不像德國納粹那樣必須通過法律斷然制止。我更注意到，在毛派分子中，有一些人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的主張，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對目前的社會不公的憤怒反彈。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應該包容他們這樣的思潮，應該保留其存在的空間。對於中國逐漸形成健康、多元的社會，有正面的作用。 　　起訴茅于軾、辛子陵，很多人提出法理方面的批評，我沒有仔細從法理上推敲其依據，我覺得，他們訴諸司法訴訟，要求法律追究茅、辛的所謂誹謗毛澤東等等“犯罪行爲”，認爲茅、辛許多叙述並不符合事實，這些也還沒有偏離正確的方式。若能通過審判，雙方通過舉證、法庭辯論，不難分辨真假。通過這一個案，不是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對於毛澤東功罪、毛澤東時代優劣等等問題的公開討論麼——而這種公開討論，過去從來沒有准許老百姓在公開的媒體平台上進行，都是中共自己通過决議來做出評價，也可以看得更清楚，當今領導人，是繼承了毛澤東，還是背離了毛澤東？繼承得對不對，背離得對不對？ 　　我相信，如果法院受理他們的“公訴”，將對中國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我倒是擔心，可能中共並不敢真正受理，失去一個對中共過去的歷程、未來的道路大辯論的極好機會！（未完待續。根據何頻2011年7月3日談話記錄整理。《明鏡月刊》第18期）

核心提示：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 原文： Et si la démocratie perçait en Chine… 发表：2012年3月6日 作者：Jean-Marc VITTORI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人上周末投票选举了。在把上一届腐败的领导班子赶下台之后，他们推选出一位退休的商人作为新的领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到了投票选举的机会。因为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个只有1.2万人、距北京150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乌坎村。不过，这个故事表明，独裁已不能再在中国为所欲为。当然，我们必须清楚一点：这一切离民主还很远。中国虽然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但人民却不能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共产党的领导已被写入了宪法。司法也得听从党的命令。没有言论自由。一些人会神秘失踪。然而，一些新生的芽苗在共产党这块混凝土的压制下正破土而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坦率而言，中国出现向民主靠拢的迹象丝毫不会令经济学家们感到诧异：事实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例如，熊彼特就曾说过，”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必然的联系。当一个社会变得极为复杂的时候，个人所做的不仅仅是模仿，而且他还必须能够创新。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要靠上层领导来决策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法国两位年轻的学者Fabrice Murtin和Romain Wacziarg在2011年出版的《民主的转型》（见文末译注）一书中，证实了熊彼特的这一推断：在对70个国家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进行分析总结后，他们认同了民主与教育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人均收入、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与民主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反过来这种关系却不成立。然而，中国的教育的确取得了发展，而且人们也更有钱了——30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13倍。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的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民主项目协调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强调，中国的收入到明年很可能会超过1987-1988年时的韩国——而这正是韩国开始民主转型的时间。另一位研究员亨利·罗恩认为，中国到2025年将相当于马来西亚今天的水平或者阿根廷2007年的水平。 当然，富裕了并不一定导致自由。不过，经济增长预期的放缓将迫使中共开启民主游戏。世界银行在上周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连续30年保持10%的增幅之后，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从2015年开始将降至5%到6%。然而，正如拉里·戴蒙德所说，”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生活不能持续提高，共产党就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这方面的失败不仅可能使共产党丧失部分权力，而且可能引起突发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危机”。类似的情况人们在过去的东欧以及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已经看到过了。世界银行呼吁中国给个人更多的权力，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中国的5万名网络警察很难管得住人数高达5亿的网民：他们已经开始用暗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比如用”被和谐”来代表”被镇压”。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比如，在乌坎征地问题（它导致了上一届村委会的下台）上的软化处理、在温州动车事故后突然叫停高铁计划以及使农村人口更容易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等。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民主已经老化。这种民主最害怕的是全民公决这种全体民众表达意愿的形式，而且它也难于决策。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民主的经验教训。 译注：《民主的转型》这篇论文的英文版，如果你有一个中国为主域名的邮件地址，则可以享受剑桥的”国家经济研究所”的免费下载，地址在 这里 。 相关阅读： 拉里·戴蒙德：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