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

北斗 | <开阳>关于闽粤桂琼四省人民的中国公民身份的理性探究

其实,无论是福佬人,还是广府人,客家人,闽粤桂琼三大族群哪个没有这么一个永远的中原梦呢?我们保留了不同时期的中原古韵,坚持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我们保留了最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都是无比爱国的。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渴望着在中原能过来一个真正属于华人的国度的到来。但是为什么,我们想要等到为什么我们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迁界禁海呢?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么爱国,为中国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和贡献,却还是跟二等公民一样呢? 关于闽粤桂琼四省人民的中国公民身份的理性探究 文/闷骚男一号(清华大学) 一、前言     现在大家说到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喜欢说到“南方沿海地区”是吧。然后到底南方沿海地区是什么样子的呢?     笔者把中国大陆51个沿海的地级市和省管县的海南岛按照201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序,然后把人均GDP大于等于4400美元的城市和海岸线涂成红色,把低于4400美元的城市和海岸线涂成绿色。于是得到这么一幅图:     可以发现,北方一片飘红,仅有连云港和锦州、葫芦岛两小块人均GDP稍低于4400美元。往南到了福建便已经是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交错。等到广东、广西和海南的沿海地区便是一片惨绿,遍地都是萧条,除了珠三角一小块和防城港之外都是欠发达地区。而且注意到当年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人均GDP最低的四个:湛江、北海、海南、汕头。注意到他们都是广东或者曾经是广东的。     闽粤(包括广西和海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闽粤这种人杰地灵的地方经济会如此落后?到底这几十年来闽粤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将一一进行探究。 二、经济     首先我们要探究一下那些惨绿的沿海地区为什么是惨绿嘛~~~ 2.1 改革开放前,海峡西岸     所以一开始我们来看看最北边的贫穷的闽东北的宁德。咦,看这是什么?     这是宁德的三都澳福海关遗址啊。当年福建三个海关管辖了三大通商口岸:厦门(厦海关)、福州(闽海关)、三都澳(福海关)。结果现在厦门和福州经济发达,为何在宁德变成这样子了呢?     原来的三都澳,跟福州厦门青岛大连一样,都是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而现在因为宁德港口条件比较好,又离台湾比较近,三都澳港被海军用作对台战斗的军事基地,于是宁德到现在还是非常贫困的地区啊~~~     其实当时宁德也不是特例。看当年汕头的情况:     原来在改革开放前,并不是简单的“国民经济受破坏”。而是南方的接近港台的南方沿海地区,尤其是海峡西岸被认为是前线,然后直接被牺牲了。 2.2. 九十年代初,海南     然后我们来看看海南经济特区~~~到底海南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最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朱镕基总理在92年的讲话:     朱镕基总理专门叫海南发展什么工业都要请示——不能跟其他的沿海发达省份一样大力发展工业。然后我们看到海南的人均GDP占全国的百分比:     一开始海南跟广大南方地区一样都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后来在80年代末上升迅速。等到94的时候,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海南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都极速下降。之后十年相对平均水平稳步后退,现在是彻彻底底的贫困地区了,只有全国的70%多。     然后我们来看看94年海南发发生了什么。这是来自中宣部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强国之路——几年改革开放重点书系》中的《中国经济特区史论》:     原来,这就是朱镕基所说的遏制海南经济过热的手段啊——把承诺的政策都收回来。海南的经济崩溃被宣传为朱镕基遏制过热的一个重要政绩!注意到海南的银行顺便在当时就破产了。     然后我们看看98年,海南经济已经崩溃的时候朱总理怎么说海南的:     当时海南经济已经低于全国平均值了。在总理的英明指示后,海南经济继续一路走低~~~然后还注意到里面叫海南多发展农业。我们来看现在海南的农业:     原来海南的农民香蕉卖不出去只能烂掉。可是同时我们看到:     非常好。原来中国台湾省农民东西卖不出去中国政府要用国家力量去帮助他们,中国海南省农民东西卖不出去中国政府不仅不帮助,还进台湾香蕉来冲击市场,让农民更加卖不出去香蕉。其实海南的条件可是一点也不比台湾差哟。都是中国的宝岛,两个岛上人民也都是以闽粤移民为主,为什么命运差别这么大呢? 2.3. 90年代,广东     好,看完了福建和海南,我们来看看广东。93年末也就是是海南死掉的前一年,敬爱的朱总理见了广东和海南的领导,为促进广东发展而进行了一个改革: 朱镕基在其中讲到:     非常好。拍胸脯保证《实录》“说真话”的朱总理,在那番言论9天后又发表了一次讲话:     然后里面说到     朱镕基刚刚说过,在广东拿的钱不会变多。过了9天,朱镕基就变成说要拿包括广东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钱来支持中西部。     笔者和朱镕基一样,都是清华大学非经济管理专业出来的非专业人士。所以笔者就不明白到底这个改革是有利于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呢,还是有利于中西部发展呢?我们来看看数据吧。我们在东部地区的华南、华东和华北选择广东、浙江和北京三个省份;在西部地区的西北和西南我们分别选择甘肃和广西。下图是1996年和2010这些省份的GDP占全国比例对比93年的比值:     除了94年直接经济崩溃的海南,分税制改革短期富了谁穷了谁,长期又富了谁穷了谁?一目了然。 2.4 九十年代末,粤西     看完了福建、海南和广东,我们来看看广西的北海和北海旁边的广东湛江。     这是湛江和北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中国全国水平的比值:     原来邓爷爷说的“北有青岛,南有湛江”的湛江,从原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达地区,自1989这个神奇的年份开始一路走低到现在只有全国水平的60%多呀。至于北海,我们可以看到94年和98年两个坎下降明显哟。至于94年的下降跟广东和海南是同步的,那么98年,北海市的GDP直接下降了8%还要多,这是因为什么呢?试看一份1998年的《汕头日报》     原来朱总理参加了北海、汕头、广州六日游啊。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关税变成了国家税,于是朱总理就来南方旅游了。于是北海的经济就变成了上面所说的这样子。     其实98年除了北海和汕头,我们看到之后的湛江走私案和厦门远华案,也是一系列的活动。朱镕基为了他的国家利益把海岸线变成了新的长城。这是他在六日游倒数第二天在广州的讲话:     打击走私之后,那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停止了,那么北海港啊、湛江港啊汕头港啊国家统计进去的港口吞吐量应该大幅度上升呀。但是我们看一下1993年和2009年苏州、湛江、汕头和北海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分别占这四个港口总和的比重:     原来这就是朱镕基在南方沿海铸造的长城啊~~~ 2.4. 21世纪初,潮汕     非常好,看完了广西和粤西我们来看看粤东地区曾经是中国第三大港口,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的都市,四大经济特区之一的汕头。首先我们来看看2000年朱总理讲了什么:     原来南方沿海的海关变成了长城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整顿国家的退税呀~~~而且是“试点”潮汕呀。我们具体一点,看看国家给地方工业企业退税是怎么回事:     原来国家一方面法律规定了退税的比例,然后竟然每年分配给每个省每个市的退税总额都是确定的,而且还经常不够呢。如果不够了,国家就欠着退税不还了呢。所以骗退税什么的应该不会增加国家的支出呀?也许是因为这些人让一些正经的商人拿不到退税配额,扰乱了汕头的经济秩序,所以这属于国家损失。那么打击后汕头应该经济会更加健康发展啊?我们来看看汕头城镇居民收入和全国水平的差值:     注意数据显示汕头改革初期因汕头作为前线而被落后。还有98年汕头海关变成长城后,汕头人收入相对全国水平便开始下降。然后我们发现,在打击骗退税之后汕头2001年GDP负增长2%,并不是预料中的经济秩序整顿导致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跟全国对比汕头经济一降就是10年。这为什么呢?     如果说是国与国之间的话,这种经济封锁是仅次于宣战的高级别的敌对行动之一了吧。然后那19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怎么可以下令封锁潮汕地区呢?而且我们还注意到,类似于94年海南的银行破产了,01年汕头的银行也非常合作地破产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98年朱总理对广东的香港和江浙的上海发表了一番什么言论:     中国总理朱镕基见到美国企业迪士尼的老板,要求迪士尼不要在中国香港投资建造迪士尼乐园,而要在中国上海投资建造迪士尼乐园。而且他底气十足地炫耀上海的经济腹地的广阔和富庶,说上海比广东前景更加光明。为何他这么自信呢?原来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完整而且稳步实施的计划了呀:     93年末朱镕基会了会海南领导,94年海南GDP负增长;98朱镕基去了北海,98年北海GDP负增长;00年末朱镕基试点潮汕,01年汕头GDP负增长。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始显示的南方的那一片惨绿。朱镕基自信的说“上海周围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江苏和浙江”,自然是因为他知道香港周围(将会)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潮汕、湛江、北海和海南。 三、文化     看完了经济数据,我们再来看文化。 3.1. 语言     首先,一个地方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地方的语言吧。于是我们看到:     原来通过国家控制的教育机构和人才选拔体系,来慢慢侵蚀粤语消灭粤语等语言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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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开阳>关于闽粤桂琼四省人民的中国公民身份的理性探究

其实,无论是福佬人,还是广府人,客家人,闽粤桂琼三大族群哪个没有这么一个永远的中原梦呢?我们保留了不同时期的中原古韵,坚持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我们保留了最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都是无比爱国的。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渴望着在中原能过来一个真正属于华人的国度的到来。但是为什么,我们想要等到为什么我们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迁界禁海呢?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么爱国,为中国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和贡献,却还是跟二等公民一样呢? 关于闽粤桂琼四省人民的中国公民身份的理性探究 文/闷骚男一号(清华大学) 一、前言     现在大家说到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喜欢说到“南方沿海地区”是吧。然后到底南方沿海地区是什么样子的呢?     笔者把中国大陆51个沿海的地级市和省管县的海南岛按照201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序,然后把人均GDP大于等于4400美元的城市和海岸线涂成红色,把低于4400美元的城市和海岸线涂成绿色。于是得到这么一幅图:     可以发现,北方一片飘红,仅有连云港和锦州、葫芦岛两小块人均GDP稍低于4400美元。往南到了福建便已经是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交错。等到广东、广西和海南的沿海地区便是一片惨绿,遍地都是萧条,除了珠三角一小块和防城港之外都是欠发达地区。而且注意到当年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人均GDP最低的四个:湛江、北海、海南、汕头。注意到他们都是广东或者曾经是广东的。     闽粤(包括广西和海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闽粤这种人杰地灵的地方经济会如此落后?到底这几十年来闽粤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将一一进行探究。 二、经济     首先我们要探究一下那些惨绿的沿海地区为什么是惨绿嘛~~~ 2.1 改革开放前,海峡西岸     所以一开始我们来看看最北边的贫穷的闽东北的宁德。咦,看这是什么?     这是宁德的三都澳福海关遗址啊。当年福建三个海关管辖了三大通商口岸:厦门(厦海关)、福州(闽海关)、三都澳(福海关)。结果现在厦门和福州经济发达,为何在宁德变成这样子了呢?     原来的三都澳,跟福州厦门青岛大连一样,都是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而现在因为宁德港口条件比较好,又离台湾比较近,三都澳港被海军用作对台战斗的军事基地,于是宁德到现在还是非常贫困的地区啊~~~     其实当时宁德也不是特例。看当年汕头的情况:     原来在改革开放前,并不是简单的“国民经济受破坏”。而是南方的接近港台的南方沿海地区,尤其是海峡西岸被认为是前线,然后直接被牺牲了。 2.2. 九十年代初,海南     然后我们来看看海南经济特区~~~到底海南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最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朱镕基总理在92年的讲话:     朱镕基总理专门叫海南发展什么工业都要请示——不能跟其他的沿海发达省份一样大力发展工业。然后我们看到海南的人均GDP占全国的百分比:     一开始海南跟广大南方地区一样都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后来在80年代末上升迅速。等到94的时候,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海南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都极速下降。之后十年相对平均水平稳步后退,现在是彻彻底底的贫困地区了,只有全国的70%多。     然后我们来看看94年海南发发生了什么。这是来自中宣部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强国之路——几年改革开放重点书系》中的《中国经济特区史论》:     原来,这就是朱镕基所说的遏制海南经济过热的手段啊——把承诺的政策都收回来。海南的经济崩溃被宣传为朱镕基遏制过热的一个重要政绩!注意到海南的银行顺便在当时就破产了。     然后我们看看98年,海南经济已经崩溃的时候朱总理怎么说海南的:     当时海南经济已经低于全国平均值了。在总理的英明指示后,海南经济继续一路走低~~~然后还注意到里面叫海南多发展农业。我们来看现在海南的农业:     原来海南的农民香蕉卖不出去只能烂掉。可是同时我们看到:     非常好。原来中国台湾省农民东西卖不出去中国政府要用国家力量去帮助他们,中国海南省农民东西卖不出去中国政府不仅不帮助,还进台湾香蕉来冲击市场,让农民更加卖不出去香蕉。其实海南的条件可是一点也不比台湾差哟。都是中国的宝岛,两个岛上人民也都是以闽粤移民为主,为什么命运差别这么大呢? 2.3. 90年代,广东     好,看完了福建和海南,我们来看看广东。93年末也就是是海南死掉的前一年,敬爱的朱总理见了广东和海南的领导,为促进广东发展而进行了一个改革: 朱镕基在其中讲到:     非常好。拍胸脯保证《实录》“说真话”的朱总理,在那番言论9天后又发表了一次讲话:     然后里面说到     朱镕基刚刚说过,在广东拿的钱不会变多。过了9天,朱镕基就变成说要拿包括广东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钱来支持中西部。     笔者和朱镕基一样,都是清华大学非经济管理专业出来的非专业人士。所以笔者就不明白到底这个改革是有利于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呢,还是有利于中西部发展呢?我们来看看数据吧。我们在东部地区的华南、华东和华北选择广东、浙江和北京三个省份;在西部地区的西北和西南我们分别选择甘肃和广西。下图是1996年和2010这些省份的GDP占全国比例对比93年的比值:     除了94年直接经济崩溃的海南,分税制改革短期富了谁穷了谁,长期又富了谁穷了谁?一目了然。 2.4 九十年代末,粤西     看完了福建、海南和广东,我们来看看广西的北海和北海旁边的广东湛江。     这是湛江和北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中国全国水平的比值:     原来邓爷爷说的“北有青岛,南有湛江”的湛江,从原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达地区,自1989这个神奇的年份开始一路走低到现在只有全国水平的60%多呀。至于北海,我们可以看到94年和98年两个坎下降明显哟。至于94年的下降跟广东和海南是同步的,那么98年,北海市的GDP直接下降了8%还要多,这是因为什么呢?试看一份1998年的《汕头日报》     原来朱总理参加了北海、汕头、广州六日游啊。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关税变成了国家税,于是朱总理就来南方旅游了。于是北海的经济就变成了上面所说的这样子。     其实98年除了北海和汕头,我们看到之后的湛江走私案和厦门远华案,也是一系列的活动。朱镕基为了他的国家利益把海岸线变成了新的长城。这是他在六日游倒数第二天在广州的讲话:     打击走私之后,那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停止了,那么北海港啊、湛江港啊汕头港啊国家统计进去的港口吞吐量应该大幅度上升呀。但是我们看一下1993年和2009年苏州、湛江、汕头和北海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分别占这四个港口总和的比重:     原来这就是朱镕基在南方沿海铸造的长城啊~~~ 2.4. 21世纪初,潮汕     非常好,看完了广西和粤西我们来看看粤东地区曾经是中国第三大港口,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的都市,四大经济特区之一的汕头。首先我们来看看2000年朱总理讲了什么:     原来南方沿海的海关变成了长城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整顿国家的退税呀~~~而且是“试点”潮汕呀。我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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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留学美国固然好,交通安全更重要

最近相距不到两个星期,美国东西两岸各发生了一起涉及中国留学生的恶性交通事故,4名年轻的生命飘忽而去,父母心碎,亲友凄然,同窗惊心,闻者惋惜。 记得20多年前在美国大学学习工作的时候,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车的不是很多。即便如此,当年我们学校的中国校友最早发生的死亡事故之一就是撞车:L君转学在南方某校继续攻读学位,他太太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所大学学习,太太怀孕生产后L君常常往返两地前去照顾,最后一次凌晨在高速公路上越过隔离带,开到反方向的车道上与迎面行驶的汽车相撞,当场身亡。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两起事故。其中一起发生在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当地著名的代顿大学两名中国留学生,苏州籍的吴汉青(音译Hanqing Wu)和南京籍的许忠义(音译Zhongyi Xu)驾驶一辆黑色的三菱轿车,于上个星期日凌晨时分在一条限速35英里的居住区道路上失控,撞上路边的一棵大树,起火燃烧。两人均被困在车上,待救援人员赶到时已经死亡。19岁学习电气工程的吴汉青和18岁学习土木工程的许忠义有多少梦想未能实现,令人扼腕。 在这之前的10月26日,西海岸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市(Corvallis)发生一起类似的事故。科瓦利斯是俄勒冈州立大学所在地,该校有一个专为入学成绩不够理想或英语能力需要提高的国际学生设立的预科(INTO OSU),这次出事的余凡(音译Fan Yu)和董兆轩(音译Zhaoxuan Dong)同为21岁,就是那里的预科学生。当天凌晨4时左右,余凡驾驶一辆2011年宝马335两门轿车,在科瓦利斯西郊农民与住户杂居地区的对开道路上失控,飞出路肩,撞上电线杆落地起火,火势之大,以致近旁一棵一人多粗的松树都被烧焦。余、董二人也是未能逃出汽车而当场死亡。警方研判不排除酒后驾车和超速的可能。 来美国留学或进修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驾驶经验不足,还容易争强好胜,这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中美的交规可能差别不大,但是人们的驾驶习惯却有很多不同。为了尽量避免交通事故,在这里向有意来美留学的同学们做一简单介绍。 不要酒驾。这看起来是个常识,但是年轻人往往不能控制自己,有时还要在同伴或是异性面前逞能,这就种下了出事特别是出大事的种子。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年9月根据国家道路交通安全局资料发布的数据, 2009年在全部3万多起与车辆有关的死亡事故中,驾驶员血液酒精含量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0.08 g/dL)的有10839人,占了几乎三分之一。因此建议同学们第一要少与酒精打交道,实在躲不过去,例如在派对或球赛等场合,要提前安排不喝酒的人负责开车。 不要超速。还是老生常谈,但是这又是恶性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上述两起事故,据我判断,若非超速,不至于在时速通常只有35英里(56公里)的对开道路上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美国公路巡警一般不会截停超速5到10英里以内的车辆,但是这并不等于合法,更不意味着安全驾驶。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为了不让父母亲友在国内惦记,开车不要超速。 不要逞能。美国多数州的交通违规有一条叫做鲁莽驾驶(Reckless Driving),它在我所住的州等同于闯红灯之类的严重交通违规。在美国无论是在普通道路还是高速公路,很少看到人们不停地换道,绝大多数车辆都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车道上行驶,不会因为逞能斗气和别人抢行,不到下路转弯,轻易不换道。顺便提一下,美国人换道时除了打转向灯、查看侧视镜和后视镜之外,驾驶规定还要求快速回头扫视一下镜子看不到的死角,确认没有车才可以转向。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交规是否加上了这一条。 不要疲劳驾驶。开头提到的L君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美国高速公路分收费和不收费两类,绝大多数是不收费的。收费高速公路一般行驶1~2小时甚至更短就会有一个休息站,24小时供应咖啡饮料和快餐。不收费的休息站少一些,但是随时可以找一个出口下来,在那些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或加油站休息一下。特别犯困、又没有人可以替换的时候,切记一定要停下来打个盹。 不闯红灯。有点小儿科是吧。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深夜甚至凌晨才离开实验室回家。街上几乎看不到人,遇上红灯还要等吗?路口的停车标志非得停吗?但是这往往是出事的原因,也是不少中国来的留学生吃的第一张罚单。美国平时很少看到警察,就像中了魔一样,你违规了,他就出现了,不管是下午交通高峰时刻,还是凌晨3点绝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 不要分心。打手机、发短信、吃东西都会造成分心,还有上路之后才设置全球定位也是很不好的习惯。现在不少新车都配置了手机和汽车收音机的同步连接,它比免提有很多优点,应该加以充分利用。即便如此,开车时也应该少通话。 系安全带。不但主驾要系,法律规定副驾也要系,为了你的安全,只要座位配备了安全带就把它系上。中国数学界不少人知道当年数学所的王启明,1989年应丘成桐邀请来美参加数学学会年会,结果因车祸英年早逝,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在头版右下角登了讣告。我一直不清楚车祸细节,最近才知道他就是坐在后排中间,没有系安全带。据吴文俊先生说,他教过的学生中特别欣赏的就是王启明,如果不是车祸去世,应该是中国当代数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能够到美国留学是件好事,但是不要因为忽视交通安全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终身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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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榆栎柊:杨澜还是胡舒立?

一 1990年4月,中国人还没有从数个月前那场风波中缓过神来,《正大综艺》开播了。在此前的一九八十年代,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文明的兴衰。当延续了近十年的文化空气几个月前又骤然凝固,中国人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异国风情通过《正大综艺》扑面而来。来自台湾的女导游迈着轻盈的脚步,在欧美各地悠闲自得地漫步、徜徉,不时向电视观众抛出一个个趣味横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有奖竞猜,以纯娱乐的方式丰富观众的见识,却从不像几个月.前的电视纪录片《河.殇.》那样引发深度思考。《正大综艺》的开播,似乎预示着精英文化的退场,中国从此逐渐踏入了大众消费和娱乐时代。 踩到时代节拍的杨澜,因为《正大综艺》,从原先默默无闻的北外女生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事业从此一帆风顺。在人们看来,杨澜不但幸运,而且极其聪明。在很多重要关头,她总能做出非常明智的决断。当杨澜在央视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断然离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她并没有因此而淡出公众视野,相反,这一出乎常人意料的大胆的举动,却使得她更加受到国人的瞩目。1997年,中国出现了名人出书热潮,杨澜的处女座《凭海临风》也适时出版,销量达到50万册。面对接踵而来的对该书文字水准和内容的如潮的批评,杨澜又很果断地把稿费全部捐给公益事业。2000年,她创建卫星频道“阳光卫视”,不久之后,就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商业上的成功给杨澜带来了政治上的荣耀。2003年,杨澜成为全国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除了事业上的成就,杨澜还拥有疼爱她的丈夫、聪明可爱的孩子、和睦的家庭。总是,幸福的女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她都不缺。 在这个人人罹患成功焦虑症的年代,杨澜无疑为那些渴望速成的人们提供了一夜出名和暴富的经典样板。杨澜的名气为她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她积极地利用这种影响力,为中国慈善事业筹集了大量的捐款,她的名字因此变得更加的响亮。但是,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赋予她足够的勇气去挑战利益集团,正视中国面临的深层困境。作为一个知名媒体人,她更多的时候是在积极地迎合消费时代的受众品位。近年来,她主持的针对中国都市女性观众的大型谈话节目《天下女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电视版的《女友》杂志。这个号称“中国最有智慧的女人”有时更像一个精明的商人。 如果说杨澜代表着智慧,是凭借机遇、能力,并融入社会潮流,才取得辉煌的成就,胡舒立则代表理想主义,她是以韧性、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奠定了自己在新闻界的地位。 1985年,在《工人日报》社工作不到三年的胡舒立以一篇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在新闻界初露锋芒。此后,她便对新闻理想的执着贯穿自己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亲任杂志主编,并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财经杂志成长的十年,是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积重难返,国民深深地陷入消费和娱乐风潮,而知识分子却集体缺席的十年。面对娱乐导向型刊物的冲击,政经类刊物的市场前景十分暗淡。但《财经》顶住了市场压力,在商业效益和新闻理想,在社会正义与特殊利益之间费心周旋,用独特、深入的调查性报道,以自己的行动和业绩为同行树立了典范。2003年,《财经》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获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荣誉提名奖。由于《财经》大胆地揭露和尖锐地批评中国股市的黑幕,不时地引发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震,胡舒立因此被美国《商业周刊》冠以“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我见到杨澜一次。那是2005年初,在厦门对外图书交流中心。那一天,杨澜作为“爱心形象大使”要来签名售书,为慈善事业募捐。我前一天晚上挑灯夜读至凌晨一点多,把《凭海临风》看完。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书店楼下等待她的到来。八点钟,队伍已经排成了长龙。九点还差几分,杨澜在众人的热盼中飘然而至。她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不拒绝任何站在她身边与她合照的请求。我记得那一天签名之后,我和杨澜握了握手,那种感觉随后几天一直都清晰、执拗地留在我的手掌上。2007年,她再次来到厦门,在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庆祝会的做了何谓“成功”的主题演讲,对台下那些如饥似渴,希冀获取成功秘诀的学子们分享自己对成功的定义。听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报告厅,他们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学科背景丝毫不影响他们对杨澜的崇拜。在他们眼中,杨澜的名气就和她那那迅速堆积的财富一样诱人。那一天,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学生。他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吃力地从人头之间的缝隙中窥视明星的风采。 我只在杂志和网站的图片中见过胡舒立。这个“最危险的女人”看去和蔼、普通,毫无明星气质,只是眉宇间透出一股刚毅和决断。2009年,当她的媒体理想遭到资本和权力的阻击之后,她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财经》杂志,从媒体转战学院。在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为这位新来的院长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向在座师生诠释新闻的理想与现实。那一天的场面可远远没有杨澜的讲座那么壮观,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和老师。和中国其他大学一样,新闻系之外的学生,除了那些平时心系国运的极少数人,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胡舒立是谁。她的专业精神固然在精英圈子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在企业家受到追逐和热捧的时代,她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经常是大众冷落甚至揶揄的对象。这足以解释杨澜和胡舒立两个媒体人在大学生当中的知名度何以存在巨大的落差。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再加上僵化的管理体制,大学已经不再是培养精英的场所,尽管从这里走出来的“大众”几乎个个都把自己当做精英。 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时代的关键词悄悄地变了,“创业”成了大学校园中最闪光的字眼。多年前那些披头散发、举止怪异的诗人和带着黑框眼镜,整天若有所思的“尼采”和“叔本华”们从象牙塔中消失了,或是,已经换上了职业套装,穿梭在俱乐部和沙龙之中,要把自己打造成创业者或职场金领。现在,走进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你感受到的肯定不会是科学探索或指点江山的激情,而是对成功的过度渴求和焦虑,处处都弥漫着浮躁的气息。留意搜索一下校园各处的海报栏,看到最多的词汇一定是“企业家”、“公务员”、“出国”和“培训”。再随便走访几个学生寝室,保证能发现《人性的弱点》或类似的“成功学”著作。有些寝室甚至人手一本,却很少能看到胡舒立的《财经》杂志和《南方周末》。就和校内随处可见的各路成功人士的名牌小车一样,它们时刻都在提醒着你:这里俨然是一个中年人的世界。 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由于工科过于强势,文科氛围过于稀薄,这些问题因此更加突出。 “这份报纸讲的都是中国的阴暗面。中国难道没有好的一面吗?人生短暂,我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痛苦。再说,我们要相信党和政府能把社会治理好嘛。”当我向研究生A推荐《南方周末》时,她显得十分委屈。她仰慕杨澜和大小S。每天,她几乎都是在实验室和寝室的两点一线中度过。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很少超出“康熙来了”、银乐迪KTV和周末银泰百货的“买五百送两百”。毕业之前,她很幸运地被杭州的华为录用。现在,就要离校了,她正在忙碌地学习广场舞。工作之后,她要靠这个来保持身材。她打算毕业后的三年之内嫁给一个有事业基础的,爱她的老公。然后,买车买房。成为像杨澜一样幸福的女人是她最大的梦想。 原来只读《体坛周报》的读工科的研究生B倒是很痛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南方周末》他几乎每期都看,只是,从来都不是出于对该报信念和原则上的认同。他高中就入了预备党员。在不少老师和很多同学眼中,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抬头就是笑脸,开口就是夸人。他崇拜胡雪岩,渴望将来成为又一个红顶商人。为此,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人脉,紧紧抓住每一个在他看来对他将来的事业或许有帮助的“潜力股”。读《南方周末》,《财经》杂志就和他书桌上摆放着的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样,仅仅是为了在社交场所中给个人形象提供点缀。他真正感兴趣并从头看到尾的只有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他太聪明了,以至于身上看不到一点学生时代的纯真。 在这个由于过度渴望成功而极度推崇生存智慧的时代,成功难免被简化成一套算术公式。为了成功,我们可以不顾原则和底线,可以放弃责任、收敛锐气,一切成败得失都可以用金钱来换算。胡舒立和《财经》获得国内外同行高度认可,这当然也足够的风光,只是这条路路途艰难,风险莫测,有可能落个遍体鳞伤的下场;丘成桐、余英时所到达的学术高度作为成功的另一种定义,同样让人极其的向往,但是,那属于长线投资,收益没有保证。生存智慧提醒大家:要抓住短平快的东西;要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要磨去棱角,削尖脑袋,以机会主义为策略,积极地迎合现实。这些才是实现成功梦想,通向财富的最稳妥的捷径。既然是捷径,像曾宪梓那样从推销领带起家的,前网络时代的路径自然不是特别值得效仿,李开复、马云、李彦宏这类通过互联网迅速敛财的创业模式才倍受推崇。 生存智慧传授的仅仅是办公室政治。它教你如何琢磨别人的心理,如何使自己讨人喜欢。然而,有了它并不能保证成功的道路从来就一马平川,还必须学会如何在焦灼的期待中或在面对挫折时,给自己做做心理按摩。于是,“心灵鸡汤”热构成了当下大学校园的另一道景观。每天,只要轻轻点击一下QQ空间的好友动态,喷涌而出的信息当中,总少不了几条心理健康日志。它们要么高屋建瓴,要么以舒缓的语气谆谆地告诫你:“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任何决定……”,“记住这二十条,人生就会改变。” 这两股热潮间接推动了国学的复兴。每到周末,很多大学校园都要迎来一道盛况——各路精英和风云人物开着各自的名牌小车,齐聚周末国学班。那适时推出的一个个国学讲座是大学与市场合作无间的又一个范例。我们的祖先虽然缺乏向未知世界进行智力探索的热情,却给他们的后人留下了充沛的生存智慧。如今,这些智慧既可以用来帮助企业家赚钱,帮助官员升迁,还可以帮助大学利用学术资源敛财。不是吗?绝大多数翘首聆听讲座的CEO、政府官员和年轻的创业者们,除了借国学附庸风雅外,真正感兴趣的从来都不是儒家的济世情怀,而是从《孙子兵法》中提炼出的驭人术和大学里的于丹们假借《庄子》开出的心理调适药方。 也许,《正大综艺》开播的意义被我过度解读了。或许,我对杨澜的评价有失公允,但我绝对无意贬低创业者和商界精英。我相信,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精神能给缺乏商业传统的中国社会注入创新的元素。当代大学生们对成功的渴望同样无可厚非,每一代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所担心的是,我们的心灵被“成功学”格式化,导致精神的维度过于单一。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应该具有超然于世俗的精神气质,而不仅仅是钱挣得比别人多。如此多的创业明星讲座、未来企业家俱乐部、商界精英沙龙或许能造就更多马云、李开复之类的商界巨子,但是,绝对培养不出若干年后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这难道不是大学的真正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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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杨振宁

记者_陈祥 北京报道     摄影 _刘浚 杨振宁来了,89岁的他,无须旁人搀扶。他思维敏锐,虽然听力有所衰退。戴上助听器后,交流无大碍。一张娃娃脸,使他看上去年轻许多了。 服务员递上一杯咖啡,杨振宁利索地撕开糖包,加糖、搅拌,不见颤颤巍巍。时值午后两点,北京万圣醒客有点嘈杂,但随着讲话展开,四周人声逐渐稀疏。最终,全场只有杨振宁一人的声音,茶客们意识到这位老人正是杨振宁。 今年五月,由江才健撰写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正式出版。这是得到杨振宁个人首肯的一本传记。 传记追述了杨振宁的一生,但当日贯穿始末的采访话题,却绕不开杨振宁对中国模式不遗余力的赞赏。从中国传统到现代化政治治理,杨振宁无不一一表示佩服,并且认为压倒了他曾生活过的另一个国度—美国。 这当然不是杨振宁第一次如此显山露水地表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但正是这种情怀下的某些言论,让他近年来饱受批评。 对杨振宁提出诟病的,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批评者者搬出以邓稼先、钱学森为代表的老科学家,指责杨振宁爱国晚矣,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后才回国安享特殊待遇;另一边则批评他在各个公开场合的学术发言之外,不忘维护政权,替政府说话。 关于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杨振宁在文集《曙光集》中,提到一件往事。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见父母,父亲告诉儿子,“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了冷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杨振宁认为父母的这两种观察并不矛盾,他将其归因于国家的诞生如同婴儿分娩,必会有阵痛。好与坏,都是中国模式成长中的一部分。 1971年,去国26年的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回美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大加赞扬,尤其是四次访问中国后所作的谈话《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影响深远。多年以后,杨振宁对当年的言论失察作出过反省: “我那时没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 2004年,叶落归根的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作演讲《归根的反思》时强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未能看到中国崛起的可能,是他无缘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 之后,风光无限的他,开始频繁公开发言,论调皆是强调在中外对比中,中国模式胜于西方。大谈中国学生的勤奋扎实,是杨振宁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以为然,在国际上享誉名声的数学家丘成桐,就指出,认为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我麻醉。 杨振宁只字未提外界对自己争议的看法,更多时候,他沉浸在自己的话语氛围里。采访一结束,茶客们旋即围上来,拿着本子要他签名。签完第一批后,杨振宁挥挥手拒绝了第二批上前者。 南都周刊×杨振宁 “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中国前沿科学前景乐观 南都周刊:国内外写你的传记有好些,为什么你独独认可这部? 杨振宁: 比较实在,不浮华,少用形容词。这部书,跟中国过去出现的科学家的传记,形成一个极端的对比,江先生(江才健)在台湾做了很多年记者之后,写了一本《吴健雄传》,是按照西方写科学家传记的方法写的。他这样才认识我。后来他决定写这本传记,他的办法是遵循务实的原则,材料尽量要从实际出发,访问了很多人,我没统计,至少有上百人。花了相当长时间写出来,务求每句话都有根据,把我的方方面面都折射出来。 我认为这传记,比起绝大多数传记,不要说中国的,包括西方写得很好的传记,我觉得是毫不逊色的,置于国际标准下,也是非常好的。我说他是开了用中文写科学工作者的新纪元。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的传记有什么期待? 杨振宁: 讲得不好听的话,中国方面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传记文学。根据我的了解,很多作者认为既然是文学,可以渲染,渲染的程度,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结果不一样,但都有渲染。这个观念我认为是不好,要如实道来。 南都周刊:就私人生活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杨振宁: 我确实很幸运,从我的身体讲起来,到今天89岁了,还可以有很多种活动,多半89岁的人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了。学术活动,我还可以参与。比如过去两天在南开大学,他们组织了一个学术前沿研讨会,我参加了,见了好多年轻的朋友。好些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作了演讲,对我有很大的好处,知道了年轻的一代热衷于作什么研究方向。莎士比亚说人到了年纪大时,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我远远超过这些。 我在1983年出了一本英文的选集,主要选了学术论文的三分之一,写一篇后记。至今快有30年了,30年里我陆续出了学术论文、科学史论文,还有一些别的文章。现在正在计划出“杨振宁论文选集与后记”续,正在做,希望在两年之内可以出版,也是英文的,这是我当前主要在做的工作。现在年纪大了,效率比较低,已经做了一年半,猜想至少还需要一年半。 南都周刊:刚才你说到与南开大学的年轻学子交流,觉得这一代人和你们当年西南联大一代人有什么差别和共通之处? 杨振宁: 学术前沿改变很快。今天在全世界、在中国,物理学前沿的研究,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我总体感觉,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前沿科技发展很落后,甚至有人说中国政府每年几百亿地把钱撒到这上面,没出什么最重要的成果。 我认为这是对科技前沿发展的性质不够了解,科技前沿发展当然需要有钱撒上面,但绝对不是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传统,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大家都知道剑桥的物理是非常成功的,但它是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今天的中国,我听到四五十岁杰出物理学家作的报告,觉得中国今天达到的水准比起20年前,进步很多,不用说比起我做研究生时,进步更多。很显然的是,现在能够念研究院的人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物理学、数学前沿非常非常落后,今天完全是不一样了。这两天我听到几个新的领域,都做了相当好的工作。从长远立场讲,我采取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南都周刊:清华大学刚过完百年校庆,你也在清华教书,做项目,谈谈在清华的经历? 杨振宁: 七八年以前,我教过大一的物理。刚回清华的时候,校长说你能不能教大一物理,那时候我八十几岁,可以教,我说勉力为之。教了一学期课,有130个学生。这段经历对我很有用处,使我了解到清华大一的学生程度怎么样,学习态度怎么样。 我后来说,清华大一的学生比起美国大一的学生,学习经验和知识都更扎实。美国教育方法不一样,学生浮躁,讲起来好像都知道,但是仔细多问几句,就不行了。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很多的习题,或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个班的清华学生都很成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孩了,不再对于社会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回事没有任何了解。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大一学生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都是非常不成熟的。 之后,教大一这么多学生太累,我就没教了。主要是一方面帮清华捐赠一些钱,现在有两个基金会,对清华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这个小研究中心也有很大帮助。现在叫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很小的机构,目的是希望这里做出来的研究工作要在世界第一流杂志上发表。另外,我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通常有一个或两个研究生合作。 我对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发展相当满意,今天跟十年以前比,清华毕业的学生,去外国念博士学位,念完博士学位后变成博士后,他们在各个不同专业里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了。我们特别注重的一个领域,叫凝聚态物理,或者叫固体物理,这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半导体是其中的,是现代物理的主流领域之一。现在美国要在这个领域上找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助教授,每年到了春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二十个重要的大学有空缺的话,都希望找最好的学生。每年通常都有最优秀的学生在那里筛选,看最近几年,一二十个最好的人里头,有三分之一是清华出去的。 我们现在有个学生,美国给他助教授的职位,清华也给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能够跟他们抢人的地步。从这个发展趋势看,五年、十年后,中国在前沿科学的领域内没有问题,越来越有重要的人才出现。 放弃一党执政,对科技发展不利 南都周刊:你另一篇文章里提到中国学生缺乏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有限。中国企业有个独特现象,山寨产品、廉价加工、贴牌生产特别多。对此,你看待中国的科研环境、政府的相关政策,有什么建议? 杨振宁: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讨论,不能随便采取一个单一的态度。假如你问中国的教育哲学,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到大学,教育哲学和教育体制跟美国、欧洲有没有分别?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人,都立刻会讲有很大的分别。这个分别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出来的。 最主要的分别在于,中国哲学是一个训导式的,尤其是对小学中学的孩子,训导为主;美国是启发为主;欧洲是介乎两者之间。美国把启发的观念推到极端。 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人大骂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层面,都竞相大骂。我可以了解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层层压力下,小学生、中学生简直透不过气来,回家写这个算那个,不准看电视,周末还去补习,到高考了全家都跟着紧张。你看美国多好,小孩快快乐乐的。 他们这些话有道理吗?有些道理。但是他们没看到美国中学生不念完书,就走上社会,你知道美国的中学校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整天关心的是我这个学校的学生有几个能毕业,美国全部中学加气来,平均只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能毕业,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就不毕业了。这变成了校长的学校指标,校长们到中国一看,羡慕极了。 南都周刊:那么你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杨振宁: 这是两个社会不一样,基本问题是中国人均收入太低,中国的小孩不进大学,他将来工作的收入要比大学毕业的人差三到十倍。可是美国只差1.5到2倍。所以很多美国人觉得何必读书读得那么苦,不继续深造下去,我照样可以买车买房子,好好生活,于是就丢下书不干了。中国高考下层层压力的问题,不是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是要等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问题自动解决了,这不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年轻人不敢创新,这不完全有道理。在学术竞争、在企业竞争上,创新的概念有不一样之处。美国人比较敢创新,但是创新这事,百分之二十是失败的,所以太着重于创新是不稳妥的事。 同样是在国外最优秀的研究中心里,中国的学生很扎实,问问题都是有根据的,而美国学生常常是凭空提问,我想这与学术传统、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学术方面认为是很成功的,但我在创新上,跟美国同领域的科学家有差别。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学家,他在一篇演讲中说我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因为我怀疑当时大家都认为正确的东西。我是比较保守一点,不敢大胆。 对于中国比较保守的教育政策,我并不认为一定是不好的。在美国鼓励创新,使得国家很成功,这个回答是肯定的。最好不要把美国跟中国比,应该跟欧洲、日本比,比如英国在生物科学的基础研究上非常成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双螺旋结构非常有名,但英国人之后发问,为什么我们的生物科学应用无法跟美国相提并论? 这回答是有前提的,美国的投资环境比任何国家都好,这是美国尖端技术成功的道理。它有三个元素:拼命鼓励年轻人创新;有足够多的风险投资的经验和成熟的环境;尖端人才容易在美国找到机会容纳自己的发展,所以重要人才很多不是美国自己培养的,是从外面吸收来的。 南都周刊:2011年6月7日,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上,当你被问及民主与科学的关系时,你以苏联为例,认为苏联虽然不民主,但科学仍然蓬勃发展。所以你提出观点,民主并非科学发展的元素,虽然民主有助发掘新的人才。 杨振宁: 在专制的体制下,能不能有科研的发展,我说苏联当时是很专制的,可是它的科技发展有些方向是非常成功的。那记者又问我,一党执政是不是对科技发展不利,到了这个程度,我就知道他是《苹果日报》的了。中国要是现在放弃一党执政的话,我认为对科技发展不利。 南都周刊:是不是因为你们那一代西南联大学人,成长于战乱之中,家国情怀因此比较重? 杨振宁: 那个有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关系。你看现在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例子很多,中国能有今天的样子,我活了八十多岁,你没看到我小时候中国的样子,中国能够从那时到现在,这里头最重要的贡献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 我不是党员,可是这是看得很清楚的,你如果去问基辛格,他一定同意。现在大家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从科学证据、数字证据都可以看出来,可是总体讲,有今天的样子,还是靠了共产党。 你问我五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只敢讲,在五年、十年之内,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最好还是维持一党执政。十年、二十年之后是什么样子,现在不敢讲。 杨氏语录 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 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诺贝尔奖,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 21世纪后半叶,中国会变成世界上一大强国。这种乐观态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过去100年自力更生的惊人成就,这些成就背后有本质的、文化传统中的长远的道理:韧性。 传统中国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中国在20世纪能够崛起的基本原因。 100年以后,假如要讨论20世纪里最重要、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也不是苏联的大革命与解体,而是,一、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加了生产力;二,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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