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4月，中国人还没有从数个月前那场风波中缓过神来，《正大综艺》开播了。在此前的一九八十年代，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文明的兴衰。当延续了近十年的文化空气几个月前又骤然凝固，中国人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异国风情通过《正大综艺》扑面而来。来自台湾的女导游迈着轻盈的脚步，在欧美各地悠闲自得地漫步、徜徉，不时向电视观众抛出一个个趣味横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有奖竞猜，以纯娱乐的方式丰富观众的见识，却从不像几个月.前的电视纪录片《河.殇.》那样引发深度思考。《正大综艺》的开播，似乎预示着精英文化的退场，中国从此逐渐踏入了大众消费和娱乐时代。 踩到时代节拍的杨澜，因为《正大综艺》，从原先默默无闻的北外女生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事业从此一帆风顺。在人们看来，杨澜不但幸运，而且极其聪明。在很多重要关头，她总能做出非常明智的决断。当杨澜在央视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断然离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她并没有因此而淡出公众视野，相反，这一出乎常人意料的大胆的举动，却使得她更加受到国人的瞩目。1997年，中国出现了名人出书热潮，杨澜的处女座《凭海临风》也适时出版，销量达到50万册。面对接踵而来的对该书文字水准和内容的如潮的批评，杨澜又很果断地把稿费全部捐给公益事业。2000年，她创建卫星频道“阳光卫视”，不久之后，就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商业上的成功给杨澜带来了政治上的荣耀。2003年，杨澜成为全国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除了事业上的成就，杨澜还拥有疼爱她的丈夫、聪明可爱的孩子、和睦的家庭。总是，幸福的女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她都不缺。 在这个人人罹患成功焦虑症的年代，杨澜无疑为那些渴望速成的人们提供了一夜出名和暴富的经典样板。杨澜的名气为她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她积极地利用这种影响力，为中国慈善事业筹集了大量的捐款，她的名字因此变得更加的响亮。但是，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赋予她足够的勇气去挑战利益集团，正视中国面临的深层困境。作为一个知名媒体人，她更多的时候是在积极地迎合消费时代的受众品位。近年来，她主持的针对中国都市女性观众的大型谈话节目《天下女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电视版的《女友》杂志。这个号称“中国最有智慧的女人”有时更像一个精明的商人。 如果说杨澜代表着智慧，是凭借机遇、能力，并融入社会潮流，才取得辉煌的成就，胡舒立则代表理想主义，她是以韧性、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奠定了自己在新闻界的地位。 1985年，在《工人日报》社工作不到三年的胡舒立以一篇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在新闻界初露锋芒。此后，她便对新闻理想的执着贯穿自己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亲任杂志主编，并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财经杂志成长的十年，是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积重难返，国民深深地陷入消费和娱乐风潮，而知识分子却集体缺席的十年。面对娱乐导向型刊物的冲击，政经类刊物的市场前景十分暗淡。但《财经》顶住了市场压力，在商业效益和新闻理想，在社会正义与特殊利益之间费心周旋，用独特、深入的调查性报道，以自己的行动和业绩为同行树立了典范。2003年，《财经》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获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荣誉提名奖。由于《财经》大胆地揭露和尖锐地批评中国股市的黑幕，不时地引发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震，胡舒立因此被美国《商业周刊》冠以“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我见到杨澜一次。那是2005年初，在厦门对外图书交流中心。那一天，杨澜作为“爱心形象大使”要来签名售书，为慈善事业募捐。我前一天晚上挑灯夜读至凌晨一点多，把《凭海临风》看完。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书店楼下等待她的到来。八点钟，队伍已经排成了长龙。九点还差几分，杨澜在众人的热盼中飘然而至。她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不拒绝任何站在她身边与她合照的请求。我记得那一天签名之后，我和杨澜握了握手，那种感觉随后几天一直都清晰、执拗地留在我的手掌上。2007年，她再次来到厦门，在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庆祝会的做了何谓“成功”的主题演讲，对台下那些如饥似渴，希冀获取成功秘诀的学子们分享自己对成功的定义。听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报告厅，他们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学科背景丝毫不影响他们对杨澜的崇拜。在他们眼中，杨澜的名气就和她那那迅速堆积的财富一样诱人。那一天，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学生。他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吃力地从人头之间的缝隙中窥视明星的风采。 我只在杂志和网站的图片中见过胡舒立。这个“最危险的女人”看去和蔼、普通，毫无明星气质，只是眉宇间透出一股刚毅和决断。2009年，当她的媒体理想遭到资本和权力的阻击之后，她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财经》杂志，从媒体转战学院。在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为这位新来的院长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向在座师生诠释新闻的理想与现实。那一天的场面可远远没有杨澜的讲座那么壮观，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和老师。和中国其他大学一样，新闻系之外的学生，除了那些平时心系国运的极少数人，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胡舒立是谁。她的专业精神固然在精英圈子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在企业家受到追逐和热捧的时代，她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经常是大众冷落甚至揶揄的对象。这足以解释杨澜和胡舒立两个媒体人在大学生当中的知名度何以存在巨大的落差。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再加上僵化的管理体制，大学已经不再是培养精英的场所，尽管从这里走出来的“大众”几乎个个都把自己当做精英。 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时代的关键词悄悄地变了，“创业”成了大学校园中最闪光的字眼。多年前那些披头散发、举止怪异的诗人和带着黑框眼镜，整天若有所思的“尼采”和“叔本华”们从象牙塔中消失了，或是，已经换上了职业套装，穿梭在俱乐部和沙龙之中，要把自己打造成创业者或职场金领。现在，走进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你感受到的肯定不会是科学探索或指点江山的激情，而是对成功的过度渴求和焦虑，处处都弥漫着浮躁的气息。留意搜索一下校园各处的海报栏，看到最多的词汇一定是“企业家”、“公务员”、“出国”和“培训”。再随便走访几个学生寝室，保证能发现《人性的弱点》或类似的“成功学”著作。有些寝室甚至人手一本，却很少能看到胡舒立的《财经》杂志和《南方周末》。就和校内随处可见的各路成功人士的名牌小车一样，它们时刻都在提醒着你：这里俨然是一个中年人的世界。 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由于工科过于强势，文科氛围过于稀薄，这些问题因此更加突出。 “这份报纸讲的都是中国的阴暗面。中国难道没有好的一面吗？人生短暂，我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痛苦。再说，我们要相信党和政府能把社会治理好嘛。”当我向研究生A推荐《南方周末》时，她显得十分委屈。她仰慕杨澜和大小S。每天，她几乎都是在实验室和寝室的两点一线中度过。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很少超出“康熙来了”、银乐迪KTV和周末银泰百货的“买五百送两百”。毕业之前，她很幸运地被杭州的华为录用。现在，就要离校了，她正在忙碌地学习广场舞。工作之后，她要靠这个来保持身材。她打算毕业后的三年之内嫁给一个有事业基础的，爱她的老公。然后，买车买房。成为像杨澜一样幸福的女人是她最大的梦想。 原来只读《体坛周报》的读工科的研究生B倒是很痛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南方周末》他几乎每期都看，只是，从来都不是出于对该报信念和原则上的认同。他高中就入了预备党员。在不少老师和很多同学眼中，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抬头就是笑脸，开口就是夸人。他崇拜胡雪岩，渴望将来成为又一个红顶商人。为此，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人脉，紧紧抓住每一个在他看来对他将来的事业或许有帮助的“潜力股”。读《南方周末》，《财经》杂志就和他书桌上摆放着的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样，仅仅是为了在社交场所中给个人形象提供点缀。他真正感兴趣并从头看到尾的只有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他太聪明了，以至于身上看不到一点学生时代的纯真。 在这个由于过度渴望成功而极度推崇生存智慧的时代，成功难免被简化成一套算术公式。为了成功，我们可以不顾原则和底线，可以放弃责任、收敛锐气，一切成败得失都可以用金钱来换算。胡舒立和《财经》获得国内外同行高度认可，这当然也足够的风光，只是这条路路途艰难，风险莫测，有可能落个遍体鳞伤的下场；丘成桐、余英时所到达的学术高度作为成功的另一种定义，同样让人极其的向往，但是，那属于长线投资，收益没有保证。生存智慧提醒大家：要抓住短平快的东西；要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要磨去棱角，削尖脑袋，以机会主义为策略，积极地迎合现实。这些才是实现成功梦想，通向财富的最稳妥的捷径。既然是捷径，像曾宪梓那样从推销领带起家的，前网络时代的路径自然不是特别值得效仿，李开复、马云、李彦宏这类通过互联网迅速敛财的创业模式才倍受推崇。 生存智慧传授的仅仅是办公室政治。它教你如何琢磨别人的心理，如何使自己讨人喜欢。然而，有了它并不能保证成功的道路从来就一马平川，还必须学会如何在焦灼的期待中或在面对挫折时，给自己做做心理按摩。于是，“心灵鸡汤”热构成了当下大学校园的另一道景观。每天，只要轻轻点击一下QQ空间的好友动态，喷涌而出的信息当中，总少不了几条心理健康日志。它们要么高屋建瓴，要么以舒缓的语气谆谆地告诫你：“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任何决定……”，“记住这二十条，人生就会改变。” 这两股热潮间接推动了国学的复兴。每到周末，很多大学校园都要迎来一道盛况——各路精英和风云人物开着各自的名牌小车，齐聚周末国学班。那适时推出的一个个国学讲座是大学与市场合作无间的又一个范例。我们的祖先虽然缺乏向未知世界进行智力探索的热情，却给他们的后人留下了充沛的生存智慧。如今，这些智慧既可以用来帮助企业家赚钱，帮助官员升迁，还可以帮助大学利用学术资源敛财。不是吗？绝大多数翘首聆听讲座的CEO、政府官员和年轻的创业者们，除了借国学附庸风雅外，真正感兴趣的从来都不是儒家的济世情怀，而是从《孙子兵法》中提炼出的驭人术和大学里的于丹们假借《庄子》开出的心理调适药方。 也许，《正大综艺》开播的意义被我过度解读了。或许，我对杨澜的评价有失公允，但我绝对无意贬低创业者和商界精英。我相信，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精神能给缺乏商业传统的中国社会注入创新的元素。当代大学生们对成功的渴望同样无可厚非，每一代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所担心的是，我们的心灵被“成功学”格式化，导致精神的维度过于单一。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应该具有超然于世俗的精神气质，而不仅仅是钱挣得比别人多。如此多的创业明星讲座、未来企业家俱乐部、商界精英沙龙或许能造就更多马云、李开复之类的商界巨子，但是，绝对培养不出若干年后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这难道不是大学的真正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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