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

卢麒元 | 从OT2到QE3

                                      从 OT2 到 QE3                                                 卢麒元       所谓 OT2 是指 第二次扭曲操作 (Operation Twist 2) ,美聯儲本次扭曲操作的具體措施是,在 2012 年 6 月底之前購買 4000 億美元的 6 年期至 30 年期國債,而同期出售規模相同的 3 年期或更短期國債,該措施將推低長期利率及與之相關的按揭貸款等利率,不會導致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擴大,從而避免了推高通脹,但該舉措可能導致短期利率上揚,因此與 2013 年年中前維持極低利率的承諾有一定沖突,而在長期利率已經處於低位時進一步下跌的空間也可能有限。美聯儲曾在 1961 年時第一次采用扭曲操作 (OT1) 以促進資本流入和美元地位鞏固,同時避免美國政府的黃金流出國門。所谓 QE3 是指第三轮 量化宽松( Quantitative  Easing 3 )。 量化指的是扩大一定数量的 货币 发行,宽松就是减少银行储备必须注资的压力。当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被央行收购时,新发行的钱币便被成功地投入到私有银行体系。美联储实施 QE 政策,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 QE2 )于 2011 年 7 月终止。目前,美联储仍在观察是否有必要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伯南克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推出 OT2 暂缓 QE3 ,资本市场立刻变得昏天黑地。所谓的“市场”似乎在暗示着某种神秘的诉求。 要命的是,伯南克说的话,我国的老百姓根本听不懂。更要命的是,经过我国管理层翻译后,我国的老百姓彻底被搞糊涂了。中国的资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也陷入了凄风苦雨之中。 其实,伯南克是非常坦诚的。他已经清楚地暗示了,明眼人也都已经意会了。从 QE 到 OT ,就是从量化宽松到成本宽松;从 OT 到 QE ,就是从成本宽松再到量化宽松。翻过来,倒过去,就两个字:宽松。 事实上,不宽松不行啊。美国的金融体系需要救助,美国的财政体系需要补贴,不宽松从哪里融资啊?在公元二十一世纪初页,宽松就是最好的融资方式。 宽松何以成为最好的融资方式?因为,在公元二十一世纪初页,有一个伟大的国家爱心大爆棚。她倾尽举国之力,从美国输入通货膨胀,从而确保美国可以创造一个奇迹:疯狂增加通货而绝无通货膨胀。 我国若不疯狂地吸纳美国通货膨胀,美国的 OT 和 QE 根本就玩不下去。非但玩不下去,美国经济早就 N 次探底了。我国管理层在经过中美多轮战略对话后,已经变得非常听话了。我国的央行行长已经被评选为全球最佳的央行行长。稍微还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只能集体无语了。老实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国应该再慷慨一次,将我国的“最佳央行行长”送给美联储,我们更愿意请伯南克来出任我国央行行长。 结果已经越来越清晰了。通过囤积巨额通货(所谓外汇储备),持续输出通货紧缩(所谓廉价商品),协助美国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使我国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并可能在极度扭曲之后彻底崩溃。这难道就是“最佳行长”做出的“最佳选择”吗?真的无语! 我国的主流精英很可爱。他们在关心欧债危机,他们在关心美国衰退。他们很像当年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是一群自命不凡的“世界人”,他们在美国的象牙塔里得到永恒,而他们的祖国却在敌人的刺刀下土崩瓦解。奥地利学派没有祖国,他们抛弃了他们曾经的祖国奥匈帝国。抛弃了祖国的家伙们还能说什么?当然是“自由主义”了!我国的主流学者在做什么?他们根本没有奥地利学派横溢的才华,他们甚至没有办法钻进美国的象牙塔,他们实际上是在模仿利比亚反对派武装。 回到残酷的经济现实中来。从 OT 到 QE ,宽松的结果只有一个,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被升值的同时,我国正在陷入空前的通货膨胀。於是,三大平衡一一被打破。国际收支平衡被打破;财政收支平衡被打破;国民收支平衡被打破。在极度浮躁的繁荣表象下,国民经济逐渐陷入崩溃的边缘。 笔者一再提醒管理层,不要玩弄金融权谋了。所有的金融现象,不过是财政政策的结果。解决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在财政。具体一点儿说,必须改革税政了。很遗憾,管理层正在酒后驾驶,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笔者认为, QE3 已经是美国宽松的极限了。事实上,我国已经无力输入美国通货膨胀了。笔者的担心是,一旦美国结束宽松,美元就会急剧转强,当通货从中国流出,我国的泡沫会猛烈爆破。我国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将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已经被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提前透支光了,我国极有可能会走上滥发货币这条不归路。如果,我国经济真的陷入大萧条,必定会演变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老实说,笔者实在不敢设想管理层倒底要干什么? 笔者提醒我国最高决策者,国内此轮货币紧缩与美国 QE3 存在非常明确的关联性。我国有人在暗中配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中国治理通货膨胀,根本就不能无差别地收紧流动性,这是将微利的中国制造业直接置之死地的卑劣计谋。目前,我国官方的票据贴现利息已经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了,我国民间高利贷更是升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境界了。这是在玩自杀游戏。他们要用自杀的方式,为大洋彼岸推出 QE3 提供充足的借口。笔者说过无数次了,治理中国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税收。当政府向资产持有者和资本利得者征税,通货膨胀立刻就会下降。笔者希望全体国民仔细观察我们的管理层。经济政策表达的不仅仅是水平,更重要的是在表达立场。如果你们使用“美国联邦储备局中国分局”这块牌子,我们对你们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你们仍然使用“人民银行”这块牌子,人民就有权力质疑你们,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大家在焦虑地等待着最高决策者醒来。 很惭愧,不知道该跟从事投资的朋友们说些什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不能远走高飞的话,还是团结一致推动最高决策者觉悟并做出改变。我们仍然有机会改变。我们仍然可以扭转被动局面。越来越让人焦虑了,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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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旧金山发现中国制造美国数州假驾照和身份证(图)

旧金山湾区最近发现仿真度极高的美国一些州的假驾照和假身份证,这些假证件全部由中国制造。 图片: 探员展示查获的伪造驾照及考卷。 (美国移民执法局/希望之声) 美国加州规定,年满21岁才能进入酒吧喝酒。如果酒吧经营者怀疑进入酒吧的顾客不到年龄,有权要求其出示驾照或者身份证。旧金山湾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一些未满21岁的学生,从中国购买假驾照或者假身份证,进入酒吧喝酒而被警方发现。 据这位警员介绍,这些假驾照或者假身份证,全部由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制造。他说: 你打开一个网站,把自己的一张大头照和签名手迹电邮给他们,然后按照网上指示,通过指定的银行汇去200美元,两个星期后便可收到中国寄来的假驾照或者假身份证。他说:假驾照和假身份证上的资料,除了年龄之外,全部是真的。这些假证件制作精细,质量非常高,浮水印、磁条、全息图,一应俱全,专家也不容易分辨。 邮政局的一位检查员讲述假驾照和假身份证如何从中国寄来,他说: 包裹的邮寄者申报的是小餐具,我们看到的是一只汤匙和一只叉子。藏在下面的才是伪造的驾照或者身份证。显然他们也知道这是非法勾当。 发现的伪造驾照和身份证以亚利桑那州的最多,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州,佛罗里达州的等等。中国的这个网站声称他们能够制造美国二十多个州的假驾照和假身份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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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米中文网 | 郑永年:思维被殖民和中国的知识体系

瘦米网摘导读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陷入如此境地,在于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和指导实践,无论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西方舶来品。他们的缺陷是,并不适用于中国。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共党造就的是一个怪胎中国,而被很多人尊奉的自由主义可能也无法适用。作者认为,必须摆脱这种“ 思维被殖民 ”,要建立自己的独立而系统的知识体系,不依附于西方,不依附于政治,做到“因地制宜”,指导中国的前进。这是一种个人观点,有新意,操作性微乎其微。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丧失话语权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 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来源: 联合早报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朱景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1)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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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学者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细节

    2007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没有公开出版,仅印了300册。我通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有幸得到一本,从中读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细节。   ◇ 苏联人拿走了林彪飞机上的黑匣子   达西达瓦教授在书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的哨兵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碑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的警卫也发现了从东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   2时27分,在贝尔赫矿西南14.8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架大飞机坠毁。   这是首次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的准确时间,过去都是说2时30分。而达西达瓦的这个坠机时间是准确的,后面还要交代。   最早到坠机现场的是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其他还有数人到场。   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他们首先是把火扑灭,同时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白布单盖着的九具尸体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带着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坠机现场时,蒙古人和苏联人已经把重要的物品拿走了。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休养所休养,9月12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13日凌晨2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   这说明林彪专机飞得低,所以声音非常大。   9月13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送他到现场。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用电话向蒙古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9月14日零时,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一百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原来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潘景寅夜间驾机,就是飞到温都尔汗机场上空,也不可能发现简陋的红土跑道。   9月14日这一天,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场。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8直升机也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苏联人刚开始关注的是这架英式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资料,并没有关心飞机上的乘员。   云登副外长回忆,苏联大直升机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台发动机。   苏联人拉走发动机的动机非常可疑,过去人们都说是苏联人想研究英国的先进技术,现在看未必,很可能苏联人想掩盖什么。   达西达瓦说,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   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   林彪专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可至今俄罗斯仍秘而不宣,还大量散布林彪专机飞到苏蒙边境的谎言。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要黑匣子?首先国内没有指示,当时大使许文普、孙一先等并不知道飞机失事首先要找黑匣子。更何况因为中蒙谈判中断,现场所有物品都没有移交中国。   ◇ “林彪手令”和航图也不见了   朝伦?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坠毁飞机的有关物品。他在担任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前,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他应该是看到坠毁的林彪飞机清单的。   达西达瓦说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如飞机低空高度仪的俄文说明书等有关材料。可能是飞机的遗物太多了,达西达瓦并没有详细列举所有物品。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一书中提到,他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Trident-IE(三叉戟IE),据此孙一先估计这是一架专机。再往前走孙一先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这些达西达瓦都没有提到。   沈庆沂在坠机现场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讲到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还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用照相机把这几页拍了下来,心中奇怪为什么蒙方没有拿走?   当时孙一先、沈庆沂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据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回忆: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西郊机场,下飞机时他曾出示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看,以后林立果又给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   沈庆沂和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翻过这本小册子,想拿走,但被现场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他们注意到小册子里面并没有夹着“林彪手令”。   难道是蒙古或苏联人把讲用报告扔下,把里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庆沂注意到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堆集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图囊,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蓝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不语。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沈庆沂看到手枪有六支,一支苏制AK型,五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 坠毁飞机上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记录的坠机现场物品:   六支枪(蒙古和苏联的联合调查报告中说是八支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中国纸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还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五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   这个时间准确说明了林彪飞机坠毁的时间。因为飞行人员的手表必须准时。而叶群、林立果等人要跑,也需要准确对时。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确定了蒙古政府官员到达坠机现场的时间。   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四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在这些地图中,应该有达西达瓦没有提到的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图。   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事后回忆,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   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现场也发现同样的航图。就像“林彪手令”有横竖两个一样,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也应该有两个。不知道为什么,达西达瓦没有提到这张标有伊尔库茨克的航图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及讲用报告里面的“林彪手令”。很可能这张航图同三叉戟主发动机、黑匣子一起,被到坠机现场的苏联人拿走了。   在这些物品中,孙一先和沈庆沂见到了林立果出入证,没有贴照片,但写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岁,干部。沈庆沂让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   孙一先和沈庆沂还见到达西达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   至于白色女鞋,达西达瓦说见到一只,而沈庆沂和孙一先则见到了两只,是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迫降前,机上所有人已经脱掉了鞋。也就是说,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   ◇ 关于林彪专机的有关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朝伦?达西达瓦披露了林彪专机坠毁现场发现的“飞行登记本”的内容。   从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飞行6至50次,共飞270次;1971年9月,飞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别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飞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苏联边界12个城市飞过。   从华中8个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吗?   林彪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解释说:加油本应该是256号三叉戟的。加油63492升,并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吨以上的油。   至于“飞行登记本”,不是256号三叉戟的,而是某飞行员个人的,与256号三叉戟无关。因为专机机组成员是临时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在某一架专机上。   也就是说,达西达瓦公布的飞行记录是飞行员个人的飞行记录,不是256号三叉戟的飞行记录。   256号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沈宝发回忆:此前256号三叉戟一直在改装,拖得我们都烦了。   据沈宝发讲,本来林彪专机是要用254号三叉戟的,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显然不适合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用作林彪专机。四架三叉戟进口时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原则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换给256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九·一三事件”后进驻空军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专机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256号三叉戟,就机毁人亡。   ◇ 蒙古政府关于林彪专机的现场调查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披露,蒙古政府调查人员从林彪专机坠落地点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九具尸体散布面积为50米×20米,尸体之间相隔3米至15米。烧伤程度1至2度。   蒙古政府调查人员开始只拍了八具尸体,没发现第九具(飞行员潘景寅),后来才发现,他爬远了。   而据孙一先拍的潘景寅的尸体照片,潘景寅仰面朝天,两臂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他的两脚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孙一先说:看来潘景寅生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他的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难道潘景寅在飞机爆炸时还活着,并在火中爬行了一段,然后挣扎翻身想蹬地站起来?但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谈判的蒙方人员认为,中国这架256号三叉戟在蒙古坠毁,可能有特殊任务。蒙方要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提供飞机乘员名单,中国方面没有正式答复。蒙方认为: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认为,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和人员死亡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克里夫达说: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   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因为通信员陈松鹤没有上去,潘景寅不会发求救信号,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   林彪专机在坠毁时决不止2吨半油。   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飞机必须照亮降落地点。   如此说,林彪专机迫降时没有打开飞机翅膀上的灯,那蒙古目击者再老眼昏花,又怎么可能把灯光看成火光。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林彪专机在迫降时确实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林彪专机是以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飞机。   从九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看,他们是做了迫降准备的。   如果我们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从九具尸体的最后动作看,至少潘景寅和林立果在被飞机甩出时还活着。因为他们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挣扎过。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苏联克格勃派来的人员住在乌兰巴托大天口(蒙古国宾馆)。这个小组到现场工作,是取得蒙古有关部门批准的。派给他们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场。   为了蒙古这些工作组,在苏布拉嘎盆地,搭了五个蒙古包。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   1994年4月17日《红星报》提到,1971年10月19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取走了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林彪尸骨的右肺有钙化点。   ◇ 林彪飞机因机内发生争斗而坠毁   朝伦?达西达瓦说,蒙古政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后,于11月20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关于“九?一三事件”,有三个国家的人到过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蒙古、苏联和中国。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官最后到坠机现场,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苏联虽然比蒙古晚到坠机现场,却拆走了飞机的主发动机和黑匣子。后来为了证实是不是林彪,苏联人又第二次、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坟墓,取走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并检查林彪的肺部钙化点。   关于林彪飞机坠毁原因,1972年,中国空军专家组根据坠机现场的照片,结论是“油料不够”。   2006年9月13日,日本共同社驻乌兰巴托记者获得了蒙古政府1971年11月20日关于林彪坠机的调查报告——《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这份调查报告共有16页,包括现场照片。蒙古的调查报告否定了林彪飞机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坠毁的说法,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蒙古国家检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最高长官的奥特根扎尔嘎勒。   调查报告说:1971年10月8日至18日,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共同进行了林彪飞机失事调查。排除了林彪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在气候良好时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接到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中国解释说这架飞机犯航线错误是说不通的。调查报告还对燃油不足表示了怀疑,说坠机引发的大火,在极广的范围(975米×321米)内燃烧了很长时间。   调查报告说林彪飞机的发动机是正常的。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作出了降落的决定。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机内发生了争斗,一方想去苏联,另一方想返回中国。在发现的八支枪中,有一支已经上膛。但机上是否发生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还是一个谜。   据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苏联合调查报告中,说在林彪尸体上没有发现弹孔。   蒙古和苏联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不提苏联拿走的黑匣子?苏联人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最积极,但却始终缄默,更只字不提林彪专机上的黑匣子。只有一位采访过苏联知情者的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在报道中披露,黑匣子里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还说林彪的死因(苏联)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   至于林彪专机的残骸,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在坠机现场,我看见有些很好看的残留小地毯、餐具碎片,当地人作为纪念品拿走了。还有到当地旅游的人找金属碎片做刀子。当地人说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废铁运动,飞机金属片完全没有了。有中国国旗和飞机标志的飞机尾部,曾存放在贝尔赫萤石矿的一个院子里,90年代初把它作为废铁出口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发动机,“雄鹰”公司经理、历史学家思赫赛汗在乌兰巴托西南26公里处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游点,用吊车、货车把林彪出逃时坠毁的飞机发动机残骸拉到旅游点的空地展览。(此文得到沈庆沂、孙一先老师的大力协助,并经他们逐一审稿,特向他们和朝伦?达西达瓦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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